苏美关系的转折、核裁军的开端·第十九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第一步：日内瓦——1985
我本人和我的一些国际事务中的同道，都认为应当从美国着手。美国既是一个超级大国，又是公认的西方世界领袖，没有它的首肯，任何企图求得东西方关系突破的尝试都将无果而终，甚至会被看成是“阴谋”、“离间”等等。罗纳德·里根不同于社会民主党人帕尔梅或社会党人密特朗，他曾经把苏联称为“罪恶的帝国”，由于实行“里根经济学”、入侵格林纳达以及其他种种劣迹而遭到我国宣传界的痛斥。同这样一个人寻求共同语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经过漫长的谈判，我们才在1985年深秋日内瓦会晤中达成协议。
苏联代表团下榻在苏联代表处大楼，部分谈判、招待罗纳德·里根和南希·里根的宴会也在这里举行。美国总统住进了距日内瓦五公里的一所二层楼房，美国人还在日内瓦湖畔租了一幢名为“弗莱尔德奥”的别墅供谈判用。
苏美首脑最近一次会晤是在1979年夏天，距今已有六年半之久。国际形势已经极度白热化，北大西洋公约和华沙条约两个强大的集团，各自筑起核弹头导弹的篱笆，彼此对峙，闹得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无怪乎全世界都把眼睛“盯住”了日内瓦，为了报道这次会晤，有3500名记者云集于此。
11月19日10时，我乘“吉尔”牌汽车抵达“弗莱德奥”别墅。里根出来迎接，走下台阶。我们初次见面就很自然随意，无拘无束。旁观者甚至觉得我们立刻用双方都懂得的英语或世界语交谈了起来。里根邀我与他合影，我们便走进楼里。和我在一起的有谢瓦尔德纳泽，我当时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雅科夫列夫，副外长格·科尔尼延科，驻美大使阿·多勃雷宁，党中央部长列·扎米亚京。美国方面参加谈判的有国务卿舒尔茨，白宫机关领导人里根，驻苏大使哈特曼、安全助理麦克法伦、白宫和国务院工作人员尼采、里奇威、梅特洛克。
对日内瓦会议，我们的态度很现实，不指望达成重大的协议，只希望为进行严肃的对话创造一些前提条件。不无重要的是，让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彼此“端详”对方，就当今世界和本国所起的作用交换看法，思考一下为缓和敌对情绪、建立合作关系可以做些什么。后来我得知，美国人曾经想要弄清楚，撒切尔夫人赞扬戈尔巴乔夫的话究竟有几分道理，戈尔巴乔夫究竟是不是“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我认为这是他们对之感兴趣的最重要的方面。第一次会晤的任务是十分明确的。
按照几十年来形成的惯例，在出行之前，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制定、审议、批准一份给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指示。这份指示是在我直接参与下由外交部、党中央国际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同起草的。人所共知，指示有各式各样。如果就政治对话而言，那么这仅仅意味着阐述应告知对手的立场观点，并要求弄清对方对所讨论的问题的看法。如果是指具体问题谈判而言，指示则含有硬性的规定：我们提出什么，以及我们准备采纳什么。我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和现在都有人在发表许多浅薄无知的议论，包括一些无中生有的臆测，说什么总书记凡事都独断专行，竟然做出了得不偿失的让步，如此等等。
除了基本观点外，还准备了一些备用观点。这些观点可在接受得失相当的妥协时做应急之用。如果意见达不成一致，一项议题便被搁置下来，这意味着此项议题必须由某方作进一步的分析。我就以削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个最具思辨意义的题目为例，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研究议题的工作通常由相关部门准备建议开始。准备阶段的协调人角色，最初几年照例留给外交部。后来，由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在政治局下属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其职责是在主管部门提交了指示草稿或总结性文件之后协调准备工作。该委员会多次开会，听取外交部、国防部、科研院所、国家计委、军工联合体委员会、包括科学院院士在内的著名专家学者的意见，并为他们之间必然会发生的分歧寻求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案。有关最重要的结论和有争议的问题，都向总书记汇报，后来则向苏联总统汇报。这件事通常由扎伊科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两人来做，有时有亚佐夫或阿赫罗梅耶夫，切布里科夫或克留奇科夫等人在场。这种在提交政治局之前的讨论，具有定期性质。
经过多次协商和我的指示之后，大家选定某一个方案。这个方案要汇报给政治局，同时也把那些不同的意见报上去，也就是说，最高领导的成员能够得到关于辩论情况的通报，有机会了解可供选择的观点。
政治局的这个专门委员会长期以来由扎伊科夫领导。军备问题中有两个方面，一是某种武器的用途，一是该武器的生产。扎伊科夫对这两个方面都十分精通。凭他在军工领域的工作经验和对技术的通晓，想欺骗他可没那么容易。更何况他一身兼备高级专家的品质和排难解纷、协调议案的本事。他善于息事宁人，调解部门之间的冲突，防止外交部在纯专业问题上造成失误。与此同时，他还善于“敲打”国防部，揭穿军工联合体的保守主义和狭隘的部门主义观点。
顺便提一句，国防部明明知道军备竞赛使国家不堪其苦，我在莫斯科工作期间他们却一次也没有提过裁减军队和压缩武器生产方面的建议。
国防部的代表们在研讨重大裁军倡议时，常常把脾气火暴的高加索人谢瓦尔德纳泽 [ 译者注：时任苏联外长的谢瓦德纳泽是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人。苏联解体后，谢瓦尔德纳泽担任格鲁吉亚总统至2004年底。 ] 搞得怒不可遏。他有时找到我，扬言说：“我再也无法跟他们一起共事了！”我总是对他好言相劝，吸收扎伊科夫参加，当我了解到他们已经争论得不可开交时，便亲自参与。有时我请谢瓦尔德纳泽和国防部长索科洛夫一起过来，后来再请他和亚佐夫、阿赫罗梅耶夫一起或者他和亚佐夫、莫伊谢耶夫一起过来，大家坐下来，对全部情况进行详尽的分析。
当然，制定原则问题方面的政策基础，确定符合国家利益和国际形势实际情况的立场，这都是政治局、总书记的权力。所以这项工作是集体做的，而且做得极其扎实。我们的公文包里当时装了不少主张和具体建议，正因为如此，在和美国总统第一次会晤时就开始探求当时最迫切的核裁军问题的解决途径了。
在日内瓦，谈判及其他会晤总共占去大约15个小时。有五、六次我们是单独会晤的，而且每一次都违背了“时间表”的规定。仅此一点足以说明，会谈绝不是礼仪性的，绝不是与会者把更多的时间用来看手表而不用来做事情的那种。我和罗纳德·里根的会谈是时间紧凑、内容丰富的，有时候还是感情冲动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谈话很坦率，而且彼此越是增进了解，谈话也就更加友好。当人权、地区冲突、臭名昭著的战略防御计划成为辩论题目时，双方都慷慨激昂。不过，在会谈结束时我感觉到和里根是“可以打交道”的。
现在让我顺序叙述。第一天是从单独会谈开始的，本来应该谈15分钟，却谈了一个多小时。我翻看记录，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交谈双方“极端意识形态化的态度”。起初这更像是“头号共产党人”和“头号帝国主义者”的大辩论，而不是两个最大强国的领导人务实的对话。我竭尽所能地回击关于侵犯人权的指控，不过我并不是一直都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他则反驳我对军界和工业界集团在美国所起的作用和这个集团在建立一个从事反苏工作的强大宣传机器方面所起的作用所作的评价。而对于把世界推向灾难边缘的疯狂的军备竞赛，我们两人则言词激烈地相互推卸责任。
当时我们两人既各有各的道理，又都没有道理。事实是，世界的分裂、战争威胁的加剧，苏美关系的极度紧张，两国都负有责任。但是，这种相互认错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在日内瓦峰会上。还需要假以时日，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思考，需要认识。至于说到我，早在就任总统时我就说过，苏联和美国错过了战胜法西斯后出现的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机遇。我们的美国伙伴目前还只是向着承认事实这个目标前进。干扰仍然来自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有人试图把“冷战”的结束说成“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是明证。
可见我们在日内瓦从会晤的最初几分钟起就在进行可谓实质性的会谈了。我在那时就说过(虽然只是笼统地)：我们不打算滞留在阿富汗，我们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阿富汗冲突。
第一轮谈判就表现出了对抗、互不信任、政治上的冷漠规模是巨大的，性质是尖锐的。当我们开始讨论地区冲突时，这种印象则有增无减。里根长时间谈到我们对第三世界事务的干涉，抱怨说这种干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紧张关系。我在一次有双方代表团参加的大范围会谈中做了如下的答复：我们是在帮助各国人民争取自由，我们没有在任何地方建立军事基地的计划，也不打算“输出革命”。在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行动和美国在它的切身利益所在的区域所采取的行动并无不同，只是美国把这个区域实际上扩展到整个世界。
午休时间我们回到住处，我在那里和同事们谈了和里根单独会谈的印象，并指出，在政治层面上里根不仅仅是个保守派，而且还是一条“恐龙”。大家一致认为，对话必须坚持下去，但是不能偏离目标，不要放过达成理智协议的一次小小的机会。
吃过午饭后我们又返回“弗莱德奥”别墅，开始谈武器监督问题。我的对手显然“急欲投入战斗”。我后来才得知个中原因：美国人按照他们既定的策略，企图先发制人，公开已准备好的主张，以便迫使我们加入他们的游戏。于是他们旁征博引，大谈坚决削减进攻性武器和同时建立防御系统的好处。总统义愤填膺地把威慑政策驳得体无完肤，正是这个威慑政策导致了军备竞赛，为人类生存造成了威胁。里根在他建议的最后说了一句充满激情的话：这是一条“最好的出路”，苏联不必害怕战略防御计划。这位总统想尽量把话和盘托出，提出了“实验室开放”的主张，最后声称一旦这项技术开发成功，他将力主与我们分享这项技术。
他们对宇宙空间战略创意提出的种种辩护理由，使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印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想象力的驰骋，而且其用意是使苏联在谈判中变得易于被说服吗？或者不过是一种不太高明的计谋：稳住苏联，而他们自己把疯狂的“主张”推行到底，建立起一道屏障，可以有恃无恐地施行先发制人呢？我手头上有专家学者们的评价，里根提出的一连串论据并没有陷我于措手不及的境地。回应是激烈的，果断的。
我说，从总统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对战略防御计划是很执著的，而这无非是想通过一个宇宙空间系统为施行先发制人而建立一道屏障。在这方面发表的泛泛的议论，做出的种种“保证”，不会使我们被迷惑。这只能证明美国不相信我们。那么为什么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就必须超过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呢？
战略防御计划是军备竞争的继续，只不过是在另一个领域，一个更加危险的领域。怀疑和不安将不断增强，每一方都担心被对手超过。苏联反对把军备竞赛转移到宇宙空间，但是，如果美国听不进去理性的论据，不肯响应寻求停止军备竞赛和削减现有核武器的途径的呼吁，那我们别无选择，只得给以回击。我应当说明，在原则上我们的回击手段已经有了。这种回击手段是很有效的，造价较低，可在较短时间内实现。
国务活动家不能把他们凭着“地位”的原因所了解的一切都张扬出去。即使到了今天我也不能把某些细节透露给读者。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声明：这绝不是虚张声势，研究结果表明，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回击手段的确会像我们警告的那样。
我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像我们走进了死胡同……”沉默，一阵紧张而沉重的沉默开始了，漫长的沉默。
“为什么我们不出去走走呢？”总统问。
“我看这倒是一个好主意，”我表示赞同。
我们两人从桌旁站起来，在几位译员的陪同下走进一个内院。我们朝一幢建筑物走去。这是一个游泳池。那里面的会客室——如果可以这样称呼我们进去的那间小屋子的话——点着壁炉。散步、新的环境、薪柴燃烧发出的毕剥声，顿使紧张气氛消散。我们刚刚在椅子上落座，里根便又急忙推行他的策略上的“锦囊妙计”了。他担心我们现在已经是单独在一起，我又要谈战略防御计划这个题目，便决定抢在我前头，从衣袋里掏出武器监督建议递给了我。而且，照我的理解，这不是供讨论用的，而是供采纳的，并作为指令发给我们的谈判人员的。
这是用英俄两种文字写成的、含有9个项目的一组建议。其中有多东西由双方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讨论过，但是未能达成协议。里根强调指出，美方正是把这些建议看做是一揽子建议。
我不慌不忙地看了一遍之后说，读第一遍时就发现我们不能接受的东西很抢眼，首先一点就是，如果全部采纳这些建议，美国就能够继续推行战略防御计划。里根点了点头。我回答说：“这正是我们不同意的原因。”后来的辩论表明，我们不过是在原地兜圈子罢了。谈话结束了。炉火熊熊，房间里温馨而舒适，可是说心里话，这次交谈没有使心情好转。我们走出房间，我感觉外面很冷：不知是因为离开了壁炉的缘故，还是经历了一场热烈争论的缘故。这时里根突然邀请我访问美国，我则以邀请他访问苏联作为回答。
“我接受邀请，”总统说。
“我接受您的邀请。”我说。
这就是说，在那个艰难的一天里，我们两人身上毕竟发生了某种重要的情况。我认为有两个因素起了作用：一个是责任感，一个是直觉。中午的时候我的想法还不同，就是傍晚分手时，我们仍然坚持着对立的立场。但是，“人性因素”在不知不觉中开始起作用。敏感的嗅觉暗示我们两人不要走向决裂，要继续进行接触。在意识深层的某个地方，对可能达成协议萌发了希望。
第二天，苏联代表团是接待方。我作为主方，在苏联代表处门口迎接了里根。我们登上楼梯，停下来等拍照，然后谈判人员再一次面对面坐了下来。大家的情绪有所转变，彼此相互“适应”的结果显现出来了，而且昨天关于互访的协议也令人产生一定的期望。
我再一次和总统单独会谈，这次谈的是人权。里根有他自己的打算：单独谈这个题目可使会谈以非对抗方式进行下去。我想他是在摸底，看我有什么反应，可又不愿意当着同事们的面这么做。
从他的话里我没有听到什么新鲜东西。早在会谈筹备期间美方就把人权问题提到了首位。他们不仅通过外交途径这样做，而且还通过新闻界这样做。里根一开场就声称，苏联如果想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就必须改正它在人身自由方面的声誉。总统用下面这个事实作为他的论据：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它对这个问题极端敏感，没有一位政治领导者能够忽视这个问题。
我则阐述了我自己对人身自由的观点。而且首先强调了一点：美国不应把它自己的标准和生活方式强加于人。
接下去，谈话在代表团成员中继续进行。我对总统和他的同事们说，削减百分之五十武器的谈判因战略防御计划而受阻，美国政府必须对之采取某种行动，否则削减核武器就无法实现。里根坚持他的那一套，我们也不打算让步。漫长的、有时变得很激动的辩论暴露了不可克服的分歧。可以想象到(关于这一点好像有人写过)，美国代表团和我们的代表一样，也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结束这次峰会呢？
看来，只有一件事还给人带来希望：无论哪一方都不愿意让日内瓦会谈无果而终。因为那样一来，就会被人看做是超级大国领导人的个人失败，而更重要的是，那样一来就会在广大的舆论界造成失望，使千千万万人对我们的会谈所抱的希望化为泡影。那种把失败归罪于另一方不肯让步的屡试不爽的做法，这一次也不会很灵验了。最起码也必须宣布会谈将会继续进行。
我们午饭后碰面时商定责成谢瓦尔德纳泽和舒尔茨两人研究一下，是否可能搞出一个协议。这一段时间我和总统一直呆在苏联代表处，等待结果。到了17点才明确，在许多条款上分歧十分严重，达成协议的希望微乎其微。我们于是分手，相约在代表团范围内寻求摆脱窘境的可能。
接下去，由我和里根委托有关人员继续协作，并在傍晚报告结果。我开玩笑地补充了一句：“但愿他们不会败坏我们的好心情。”
在谈判期间还有一些其他活动，包括相互之间的宴请。我们都携夫人和直接参加谈判的人员出席宴会，围坐在一张张小桌前进餐。除此之外，根据议定的礼仪规定，夫人们还举行了两次茶话会。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来日内瓦时带了一些苏联儿童的画。这些儿童都是1984年国际儿童绘画比赛的优胜者。他们的画在苏联代表处展出，引起了很大兴趣——它们充满了善良、天真、友好。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便邀请南希做一次短暂的参观，这使得两人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刻。
后来她们又一道参加了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博物馆大厦奠基典礼。她们和弗格莱尔女士把一封由她们签名的信装进密封盒放在基石下面，信的内容如下：“奠定这块基石是希望本博物馆将有助于增进理解，加强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鼓舞全世界的后代为全人类去寻求和平和和谐。”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活动安排还有访问一个农民家庭、世界卫生组织、一所大学和一所图书馆。
当我们来到为里根夫妇租赁的那幢楼房时，为了使谈话不受拘束，这一次我们仍被安排坐在点燃的壁炉旁。报刊上登出了一条新闻，标题为《壁炉旁的会谈》。的确，壁炉起了一定作用：谈话的气氛变得温和，言词不再那么咄咄逼人，焦躁让位给沉思，大家更愿意理解对方了。
早在第一次会谈时我就发觉里根不喜欢过问具体问题。有人对我说过，送交到里根办公桌上的信息资料一般只有一、两页，最多也只有三页。一份文件如果超过这个篇幅，就是不严肃，而被退回。摆到我桌子上的文件可就不能相比了——有日常情况通报，有一摞摞的资料、决议草案。我不喜欢收到那种规范化的简报，但我说不准，这究竟是优点还是缺点。像我们那种向上级发送文件的做法，简直是一种耗费大量时间的陋习。看来这种事情也和任何其他事情一样，都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度。
里根比较喜欢那种有助于互相了解的一般性政治话题。在代表团范围内，每当舒尔茨、谢瓦尔德纳泽等人在场时，谈判总是具有单纯的具体性质。
专家们在接受我和总统的委托之后，都“开足马力”干起来了。举世都在期待着某种政治结果。美国人不排除两种方案：发表一份经过协商一致同意的共同文件或者由每一方发表一份单独的声明。我们坚持发表共同文件，否则就会失利：如果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在间隔多年之后举行会谈，只是交换交换意见，各自单方面发表一纸声明，然后各奔东西，人们是无法理解的。
这份文件由一个工作小组起草，我方有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和当时外交部主管美洲工作的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两人参加这个小组。他们本来干得就很卖力，在接受我和总统的委托之后，就更加卖力了。
但是，此后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总统举行的宴会快要结束了，可是协议草案仍然没有写出来。我们离开餐桌，来到旁边的一间会客室。我和里根坐着，其他人都站着。谈判人员出现了，科尔尼延科在做汇报。舒尔茨对我们的这位副部长的讲话做出很强烈的反应，他们两人之间展开了舌战。科尔尼延科简直是把身子贴着我的脑后，说话言词生硬、语调气愤。一向沉稳持重的舒尔茨此时简直是大发雷霆：“总书记先生，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进行的。我们这样能够做成什么事呢？”
我和里根都目睹了这个场面的全部。总统说：“让我们用拳头捶桌子吧。”我说：“那我们就捶吧。”说完就急忙分手了。我把自己人请了过来问道“怎么回事”？从科尔尼延科说话的声调和他的表现来看，好像这事关系到根本分歧，关系到我们的利益有可能遭到严重损害。别斯梅尔特内赫做了汇报，原来这不过是一场词句之争。问题排除了。
还有什么？在恢复苏联民航飞机飞往美国的航班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我国民航部反对某些条文，所以这些条文没法写上去。我立即拿起政府专用电话话筒，和民航部长布加耶夫通话。他说：一切都进行得很好，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我们正在解决。我对这位部长说：那你们就把它解决了吧。
还有什么吗？没有了。就这样只用了15分钟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我甚至不能不在这里给这个词加上引号。我们的外交工作就是这么一个作风。主要的是显示不屈不挠。为了强硬而强硬。一味死硬，只顾全面子，既不考虑到政治的需要，也不考虑到实际的需要。
总结文件的定稿工作于夜间结束，第二天早晨举行了会谈闭幕式。大厅里装点着苏美两国国旗，我和总统当着无数新闻界人士，从两个不同的角落走上一个高台，那里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文件夹。我们相互迎着对方走过去，相互握手。这当然正是经过多年激烈的意识形态战争之后举世满怀希望所期盼的场面。
我们签署了一份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认定，“核战争是不能允许的，在这种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既然这个道理得到承认并将转变为实际政策，进行核军备竞赛，积累和改进核武器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其次，“双方将不寻求超越对方的军事优势。”这也是原则上的事实认定，而且这一次绝不是拿来安慰公众的空泛词句。我和总统已经做出保证，给参加日内瓦核武器谈判代表团发出相应的指示。
文件表达了双方关于双边关系，特别是人文领域的交流、两国青年的接触、恢复空运等方面的愿望。
我们每个人都对着自己面前的麦克风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我强调指出，已经结束的会谈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以致无法借助简单化的概念对它进行评价。会谈使得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了我们的分歧的性质，消除了积累下来的部分偏见。
信任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个艰巨的过程。我们高度评价美国总统关于美国不寻求军事优势的保证，并且指望这种保证将从行动上得到证实。里根说，政治对话将扩大，将在各个层次上举行。他还谈到就最高级互访达成的协议。两国将发展双边合作，继续并扩大就地区问题进行的磋商。这些词句以及说出这些词句所用的语气，很早以前就从苏美两国国务活动家的词汇中消失了。当时还是一些很老练的评论家都不敢冒险写出“苏美关系和世界政治开创了新纪元”这样的字句——他们过去曾不止一次“栽”在这上面。但是，人人都感觉得出来，第一个突破口已经打开，如果双方谁也不从中作梗，即将出现使世界摆脱核威胁的机遇。
可是日内瓦会谈对我们自己的政策有什么意义呢？
我可以这样回答：制定优先考虑的政策工作自此加大了力度。这几个月以来，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大会报告中的对外政策部分由党中央国际部、外交部、科研中心负责起草。我们搞出了一个走向无核世界的纲领，而且不是像以前那样只在宣传层面提出这个问题，而是倡议共同拿出实际行动来。
这个纲领经过政治局讨论后，在1986年1月15日的声明中公之于世。毫无疑问，这样一份文件之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我们走上了进行深化改革的道路，是由于加强了对外交往，对国际政治采取了新的态度。1985年的对外交往，对国际局势所做的客观分析，使我们确信国际社会已经成熟到了能够接受这种思想的程度。至少现在就应当干起来了，而且要干得很有胆略，要干得非同凡响。就苏联的领导层而言，我没有遇到他们的反对，有些人也许在内心深处还抱有某种疑虑。至于那些无耻之徒，他们多半是这样议论：2000年还很遥远，“冷战”当中使用什么手段都行，来点蛊惑又有何妨？但是，各主管部门、科研中心的专业人员以及其他方面的专家，都在认真地为文件做论证准备，对文件中提出的各项措施将在国内外产生的后果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
我应当说明，谢瓦尔德纳泽为准备这份文件花了大量心血。在他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后不久，我和他在一次谈话中一致认为必须采取这个步骤。到了秋天我们就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这就是对形势所做的科学分析，对几个月以来的交往和会谈的评估意见。就在那时我们决定把我们的构想编写成长远的纲领，用来作为继续“和平攻势”的基础。
当这个纲领的准确工作完成时，在一次碰头会上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最好在什么时间发表出去呢？起初我曾设想，这个纲领应当成为苏共二十七大报告的组成部分。这里起作用的是以往的老经验，更确切地说，是以往的老框框——重大的主张不可“浪费”，要节省下来，用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至少也要用在中央全会上或者重要纪念日的活动上。但是，经过考虑后我们认定，如果把这个纲领纳入党代会的报告中，就会贬低它作为一个独立行为的意义。而且，提前公布这个纲领并不妨碍对所提出的宏伟创议的讨论。事实也的确如此。代表大会不仅支持了新政策的哲学，并且具体地支持了纲领本身，这个纲领其实已经成为国家纲领了。
我再补充一点，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个纲领，这不仅仅表现了自斯大林时代起形成的党员对领导的传统式的忠诚：不管党中央提出什么建议，都会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一致通过。不，这一次开始显现出社会风气的变化，这是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初步的、小小的成果。那时候党内的状况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许多事情还因循旧例，陈旧的机制，虽然是很勉强地，但仍然在为最高当局服务。与此同时，人们也感到宽松一些了，越来越敢于说心里话了。他们对于使国家和全世界摆脱核威胁的坚定决心感到很亲切，很容易理解。
日内瓦会谈以后美国“开倒车”
苏共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新思维概念引起了世界公众的极大兴趣。1月15日的声明受到了特别热情的欢迎。但是政界人士的反应却不然。诚然有一些政治家由于奉行审慎原则，没有当下就对声明表示反对，而是声称有必要对声明进行仔细分析。然而悲观论调还是占了上风，许多人说这个文件是例行的宣传。对于在西方定调子的华盛顿上层人士，这个文件竟然引起他们的明显不满。他们不仅不认为声明是认真的，还担心我们走出的这一步会提高莫斯科的威信，会使美国的军国主义政策受到更猛烈的抨击。
结果西方各国政府选择了过去屡试不爽的策略——保持沉默。为了封锁苏联爱好和平政策日益增长的业绩，他们为意识形态战争推波助澜。而且在这次反共歇斯特里大发作中唱主角的仍旧是里根，他又老调重弹，对“罪恶的帝国”发出诅咒。为了诋毁我们的创议，无所不用其极，硬把这个创议描绘成乌托邦，而不是真诚的裁军倡议。他们还利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悲剧，说它似乎可以证明我们依然不打算“开放”，依然用心险恶，不值得信赖。他们使出了全身的功夫，一心想要削弱“戈尔巴乔夫现象”。
一句话，这是从日内瓦会晤开倒车。美国人口头上肯定他们愿望进行认真的谈判，愿意实行裁军，实际上却又恢复了对谈判的悍然抵制。同时他还在通过新的扩军计划。
我当时曾反复思考这件“怪事”：我们刚刚从日内瓦回来，可以说我们在这个给人带来这么多希望的文件上的签字还墨迹未干，他们居然如此肆无忌惮地背弃了所作出的保证。是不是整个美国的军工界都一齐向里根发难了呢？是不是那些顾问们放风说总统在日内瓦倾倒在“戈尔巴乔夫的魅力”之下了，从而把他搞得狼狈不堪呢？是不是里根自己由于在“向苏联让步”方面走得太远而吓破了胆呢？因为早在日内瓦会谈开始以前就公布了卡·怀因贝格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恳求自己的总统切不可同意削弱美国的立场。
我终于确信不疑：事实上人家又在怂恿我们做出激烈的回应，逼我们回到“针锋相对”的政策上去，从而使我们背离1985年4月以后采取的方针。西方的右翼集团害怕一个向别国人民提出和平与合作建议的、更加民主的、富有活力的新苏联。根据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战略理念，这样的苏联是不合他们的胃口的。我和苏联领导层的同事们谈了这些意见，并提出不要“迷恋”以对抗对待挑衅的做法(那会正中“鹰派”的下怀)，而要坚持不懈地把西方引向对话，争取实现积极的对策。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在那一段日子里，我和议长奥尼尔率领的美国国会议员举行了会谈。他回避了对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讨论，说政策是由政府执行的，他没有被授权干预政府职权范围的事务，但是他愿意听听我的意见，并向总统汇报。于是，当时我向美国国会议员们坦言了我所想的一切，并且附加了一句：我准备把这一切告诉我的人民。
我在去古比雪夫和陶里亚蒂两地旅行期间兑现了自己的许诺。我讲话的中心内容如下。我用很强硬的方式说到美国在日内瓦会谈之后变本加厉地开展了一场反苏运动，这场运动充斥着谎言和污蔑。他们要求苏联把驻在纽约的外交人员数量减少百分之四十。美国的一支舰队出现在克里米亚沿岸海域，而且是经过最高当局批准开到那里去的。美国进攻了利比亚。这一切都是为了显示美国的强大，为了证明它可以为所欲为。在我们的暂停试验期期满的前一天，美国抱着明目张胆的挑衅目的在内华达进行了一次强大的核爆炸，而对于我们提出的关于就一项紧迫问题(核试验问题)由我紧急会见里根的建议，华盛顿却做出了否定的答复。在华盛顿有人以为他们是和一些神经脆弱的人打交道，他们认为现在可以像赌博那样行事，认为我们看不出他们正在利用已经开始的苏美对话掩盖新的军事计划。西欧追随着美国的政策，西欧的政治家们无视欧洲公众的要求，试图证明美国的导弹不能撤出欧洲，因为苏联拥有更多的常规武器，虽然我们的一月声明毫不含糊地建议削减核武器和军队。西欧各国的政府和西欧各国的大资本家一样，都以种种借口越来越深地卷入一项毁灭性的计划，从而沦为更加危险的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同谋。某些集团，不要说苏美关系出现缓和，哪怕就是稍稍变暖，都不合他们的心意。他们寻找各种借口来破坏在日内瓦萌芽的国际局势改善的进程。
我说了这番话之后，认为有必要把我们遵循二十七大方针的坚定决心告知苏联公民和世界各国公众。
我们就是从这个立场出发，在1986年继续推行我们的新对外政策。
雷克雅未克思想
1986年夏天我在克里米亚休假，大约在假期过了一半的时候，我收到了里根的一封来信。正如我当时感觉到的那样，这是试图制造对话仍在继续的假象，是美国领导玩弄的两面把戏中的又一招棋。
谢瓦尔德纳泽在电话里告诉我，复信草稿已经发往克里米亚，还说里根的来信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因而无须长篇大论地复信。不过，置之不理也不行。
第二天，切尔尼亚耶夫(他随我一起来到克里米亚)在通常的时间给我送来每日的报告，然后让我看了我给美国总统的复信草稿。这是一篇老古板式的短文，读它时我想得更多的是有人在试图把别人的行为逻辑强加于我。这和我们在日内瓦已经打下基础的对世界的新看法，是背道而驰的。更主要的是，它和人们的期望是背道而驰的。我经过思索得出结论：这样的信不能签发，于是我把最近一个时期始终萦绕在我心头的想法告诉了谢瓦尔德纳泽。最后我决定和里根说点真格的，也就是说，提出立即会见总统的建议，因为日内瓦的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实际上已走进了死胡同，这个谈判正在变成掩饰无所作为的幌子。我们必须会面，讨论一下形势，提供新的动力。地点可选在英国或冰岛。
我当即打电话给谢瓦尔德纳泽，接着又打电话给葛罗米柯、雷日科夫、利加乔夫，谈了自己的建议。他们大家都同意我的建议。于是起草了一封给里根总统的信，并尽快发了出去。过了一些时候，收到了复信。里根同意会晤，他选定了雷克雅未克(“距离我们两国同样遥远”)。和冰岛政府进行了接触，得到了肯定的答复。随后传出消息，苏美将举行新的高峰会谈，这一次是在雷克雅未克。
这一切发生得出人意料地迅速，我不禁暗暗问自己：为什么里根这么快接受了我的建议呢？在度假回来之后，我把我对这个题目的思考在政治局会议上谈了。大概在华盛顿有人不排除这种可能：我们将导演一场“临阵脱逃”的戏。就是说，戈尔巴乔夫建议紧急会见，而里根却避而不见。这会使他里根陷入复杂的境地，他必须对此做出解释，历届美国总统对这种事都是很敏感的。
另一方面，里根可能会说，最高级会晤不久前举行过一次了。总的说来，关键不在于会谈的次数多少嘛。
里根可能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他用自己的那种强硬的、不肯退让的政策会逼使戈尔巴乔夫接受符合美国利益的重大让步。美国的一些分析家认为苏联已被军备竞赛弄得疲惫不堪，需要休养生息。这个国家提出了宏伟的目标，必须使形势缓和下来，才可以把更多的资金转移到实现这些目标上来。由此得出结论：戈尔巴乔夫去雷克雅未克可能携带着深远的、有利于美国的建议。
我把自己摆在里根的位置上设身处地地思考，越想越得出这样的结论：总统认定他去雷克雅未克必须带上一个大篮子，他将往那里面装戈尔巴乔夫种植的果子——那是他用自己的行动从我身上“逼”出来的。果然被我言中，雷克雅未克会谈表明，我的对手来到这里并没有对务实的谈判做“充分的”准备，虽然会谈的任务很明确——推动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
我还想到了另外一点。里根不愿意让戈尔巴乔夫绕开美国、绕开美国总统去单独启动国际事态的进程。因为对我国新的对外政策观念的兴趣毕竟在与日俱增。苏共代表大会的思想在全国逐渐传播开来，引起日益强烈的反应。华盛顿对此心知肚明。那边也许会想，既然如此，还不如加入这个进程、投身其中呢。
我在10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述了我的观点：我们应当带上大胆而又完全现实的建议去参加这次会谈。如果这些建议被采纳了，这将表明裁减军备和世界局势正常化进程确实开始了。如果这些建议遭到拒绝，我们就将此公之于世，揭露美国政府的政策。这次会谈将是非常艰巨的，也不排除失败的可能。
当全世界知道了即将举行的这次会谈时，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就连美国本国的政界人士也都参加了这个问题的讨论。右派恐吓里根，不择手段地对他施加压力。当人类出现了防止核灾难的机遇时，“鹰派”对此的回应是继续宣扬美国是肩负着“扩展自由疆界”责任的惟一的一支力量，并叫嚷着要发动一次“十字军远征”。总统明白，人家强加给他的这条路线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对外界的压力很敏感，便发表了一些强硬的声明，仿佛用这种办法来“换取”人们对他去雷克雅未克的同意。
但是，我们也考虑到了这样一个情况：世人期望会谈会有一个建设性的结果，里根对世人的期望是很难悍然不顾的，因此，即使是为了维护他个人的形象，他也需要雷克雅未克会谈出现积极的结果。据说，他的政府前四年在稳定经济和“弘扬美国精神”方面有许多建树。但是还有一个诱惑，那就是以一个“和平总统”的身份名垂史册。况且大选又日益临近。
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雷克雅未克会谈将改善我国对外政策的面貌，将再次显示我们要求制止新的一轮军备竞赛的决心。可是那些将军们，外交部里、日内瓦谈判小组里的人们，却心存疑虑。他们太“迷恋”对抗了，军人的小团体利益也显露出来。有些谈判人员却觉得这种局面很称心如意：拿着外汇俸禄的“旧子很美好”，谈判谈得越久越好。
当领导层通过了政治决议之后，扎实的准备工作就开始了。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我们的主张，批准了代表团的成员：谢瓦尔德纳泽、阿赫罗梅耶夫、雅科夫列夫、多勃雷宁、切尔尼亚耶夫。此外还拟派一些记者、社会活动家、学者、专家。帕维尔·鲁斯拉诺维奇·帕拉日琴科第一次以译员身份陪同我前往，自那时起他参加了多次重大的会谈和谈判。他不仅精通英语，还是一名职业外交家，一个忠于事业的人。我高度评价帕拉日琴科的道义立场——他在我离开总统职位以后仍旧跟随着我，继续忘我地劳动。
雷克雅未克的戏剧性事件
我们于1986年10月10日下午抵达冰岛。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神奇陌生的世界：这里没有任何植物，遍地是岩石。每隔30分钟下一场雨。天空一直飘着乌云，太阳时隐时现，雨忽下忽停。雷克雅未克译成俄语意思相当于“青烟缭绕的地方”。它的确隐没在青烟之中。但那种看似青烟的东西其实是间歇喷泉喷出的蒸气。雷克雅未克是一个巨大的海港。我的随行人员都下榻在专程从塔林来到这里的“格奥尔格·奥斯特号”轮船上。
我很想更深入地了解这个独一无二的国度，可惜我什么也没能看见。可是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看到了，人家为她安排了特别活动项目。
当然，最要紧的是苏美两国领导人的谈判。
切尔诺贝利和雷克雅未克是两个不同的戏剧性事件。但是，就战后世界赖以建立的根基受到震撼的程度而言，二者是可以对比的。切尔诺贝利之后，我们明白了我们生活在怎样一个世界里——我们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我们的价值如何，我们应当思考什么。雷克雅未克之后，人人都看清楚了：世界也许处在最后一道关口，再往前人类不是得救，就是毁灭。
一开头是两个人单独交谈。里根向我致意，并对我倡议在雷克雅未克会晤表示感谢，“这会使我们下一次在美国的会晤极其富有成效”。总统似乎是在强调，雷克雅未克不是终点，只不过是通往华盛顿的道路上的一个中间站而已。
我也向总统致意，并且说苏联领导层对他同意关于会晤的建议做出了应有的评价。
随后我们开始交换意见。但其内容令我失望，因为我谈了自己的看法和自己的意见，从总统的口里竟然没有听到一句言之有物的话。而我谈的都是重要的问题——世界局势持续走向紧张，双边关系中出现了从日内瓦会谈倒退，这种现状很危险，不能继续下去了。我概要地谈了谈我们的建议，并且说明，根据我们的看法，实现这些建议会促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
里根对这一切都毫无反应，只是一味宣读事先准备好的稿子。我试图把他引到刚才我谈过的那些话题上来，可就是办不到。我决定转到具体问题上来，可是仍然谈不拢。里根翻阅着他的那些写着字的卡片。卡片搅乱了，有一些掉到了桌子下面。他开始整理那些卡片，寻找对我的建议的答案，但找不到答案。那里怎么会有答案呢：总统和他的助手们并没有为这样的会谈做准备嘛。
我理解他的焦急心情，便说：“也好，我们已经谈到了具体问题，我提议把我们的部长们请过来。”当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两人加入我们的谈话时，我把我们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建议又详细地谈了一遍。这些建议的主要内容如下，谈判已陷入无休止的辩论之中，争来争去在原地兜圈子，毫无结果。必须采取新的态度。当前核对峙是由地基战略导弹、潜艇战略导弹和战略空军这个三元组合构成的。由于我们两国的特点不同，武器装备虽然实力相当，但各自的结构不同。我们建议把三元组合的各个部分都减少百分之五十。
对于地基战略导弹，苏联第一次采取这种做法。这种导弹是我国最强大的战略武器，当时所谓的“潜在敌人”正是把这种武器看做是他们的主要威胁。但是我们情愿这样做，以便使得因数十年毫无收获的谈判而布满了“垃圾”的裁军过程摆脱僵局。不过不是无偿的：美国也必须把他们最强大的打击力量——核潜艇以及遥遥领先于我们的战略飞机削减百分之五十。
这样一来，道理变得很简单明了：把核对峙降到另一个低得很多的水平上来。对于我们提出的深远的建议，里根总统起初的反应近乎慌乱，虽然他也听说过美国一向向我们谋求的正是彻底削减洲际弹道导弹。然而，当这个内容和其他内容联系在一起提出时，总统显然产生了怀疑：是不是人家设计了圈套让他去钻呢？还是国务卿给解了围。他加入了谈话之后说我们的这个主张基本上可以接受。在以后的交换意见过程中，就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百分之五十达成了原则性协议。
美国代表团从总体上说，对这样的转折显然没有准备。他们不得不频繁地提出休会，以便在“自己人”当中交换意见。休会时间经常是拖得很久。看样子，里根带在身边的那些专家还要额外征询意见。美国代表团一直和华盛顿保持着联系，并得到那边对他们所咨询问题作出的结论。
由于这个创议是我方提出的，所以我们的代表团以及以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率领的专家都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当然，在把总的协议具体化的时候也发生了许多问题。其中大多数应当拿到日内瓦谈判中进一步加以讨论，而有些问题则要求在雷克雅未克予以澄清。为了排除障碍，我们动用了备用的立场，即撤销了关于布置在前沿阵地的装备问题，还撤回了关于把西方的中程导弹列入战略武器类的要求。
我们的第二项建议要求彻底削减中程导弹。我们放弃了把这个要求与英、法两国的核潜力联系起来的做法，建议回到美国方案上去，即销毁欧洲的这一级别的全部导弹。同时还建议开始亚洲的相关谈判，冻结射程在1000公里以下的远程导弹。
然而却出了件怪事，美国人在雷克雅未克不同意他们自己的方案。我认为，其中的原因与其说是担心会引起他们的欧洲盟国的负面反应，不如说是不愿意让导弹生产厂商受到损失。这就需要妥协，虽然不无周折，却总算成功地摸索到了妥协的途径。岂料最大的考验还在前面等待着我们呢。
的确，无论是参加谈判的人员，还是新闻界都明白核军备竞赛的怪圈被冲破的可能性已近在眼前。但是，恰恰就在双方似乎已经达成协议的当口儿，一种不可知的力量阻止了美国总统。
人所共知，美国人在此前的历次谈判中总是把监测问题提到首位，如今他们偏偏在这个问题上突然耍起花招来了。我们的立场很明确：既然很快就要销毁核武器了，就必须从严进行监督，才不至于使某一方有可能瞒过对方谋取军事上的优势。由此可见，现有的军备竞赛的监督机制和控制机制，首先是《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决不可以放松。恰恰相反，最好是每一方都做出保证，在10年内(销毁核潜力的期限)不行使否决这个协议的权利。
考虑到里根对战略防御计划“情有独钟”这一情况，我们提议只限于在实验室内对这项计划进行研究和试验。但总统始终坚持美国有权对有关战略防御计划的一切进行试验，实际上就是毫无限制地进行试验。
于是乎在遥远的雷克雅未克演出了莎士比亚式的悲喜剧。我们忽而休会，忽而重新聚集在一起继续辩论，忽而又散开，回到各处的代表团中去。距离胜利的结局总共只有一步之遥，可是战略防御计划却成了一块绊脚石。
我读了1993年2月普林斯顿会议的辩论记录，参加那次会议的有许多我们终于与之共同开辟了结束“冷战”道路的许多美国人士，如舒尔茨、尼采、梅特洛克、里奇威、卡尔卢契。其中梅特洛克谈到了他和麦克法伦关于雷克雅未克会谈的一次谈话。这位前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对于里根拒绝接受我们的建议感到震惊：“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提出的建议，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们在达成(关于削减洲际弹道导弹)协议之后，完全可以同意(将战略防御计划试验)推迟10年。拒绝这个建议是丧失理智的行为。”对于我而言，另一点更重要：总统最亲密的同事承认了我们的行为是合乎逻辑的。
顺便提一句，我和麦克法伦还是在日内瓦认识的。这是海军陆战队里的一条“硬汉子”，参加过越南战争。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行动自主、内心充实的人。还有一点也不能不引起注意；他是那么专注地审视我们，努力澄清许多事实。在一次宴会上，他在结束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谈话时说了这么一句话：“难道您真的就是我所了解的这样吗？”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回答说：“让我们彼此更加信任吧。”
会谈快要结束了，可是已经发生的分歧竟然还没有消除。谈判陷入了僵局，变得莫名其妙。里根索性开始讨价还价了：您要是让我一步，您就会感受得到美国在和贵国合作中能够做些什么。我则继续开导他说，只差一步他就可以作为一位维护和平的总统永垂青史了。还有一条也是针对美国精神提出的理由：“如果您要求向美国再额外购买500万或800万吨粮食以支持贵国农民，我们会尽可能满足您的这个愿望，更何况苏联目前还不得不进口粮食。然而当问题涉及安全时，我无权要求您同意有损于美国安全的安排，而您也无权要求我对我的国家做出类似的事情。”
双方谈判人员都明白，失败正在走近，这是一场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失败。但一切尝试都毫无结果，里根把他自己和战略防御计划捆绑得太紧了。
雷克雅未克会谈结束了。我们走出了大楼。黄昏已经降临。我们站在汽车旁，心绪坏极了。里根对我提出责难：“您一开始就打算到这里使我陷入这种境地！”我反驳说：“不，总统先生，只要您放弃宇宙空间军事化计划，我愿意马上就回到房里，就我们已经协商过的所有问题签署一份文件。”
“非常抱歉，”他回答说。他与我告别后坐进了汽车。
一次举世闻名的记者招待会
再过40分钟就是记者招待会。里根去了军事基地，以便从那里飞回国内。这时我头脑中产生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想把美国的立场痛斥一番，就是说实施早在莫斯科就定了的那个计划——如果他们不肯达成协议，不肯为了和平而接受妥协，就揭露美国政府，揭露它那给所有人都带来威胁的立场。
在离开谈判楼这段路上(大约400米)，我急急忙忙地思考着这一切。有一个想法始终挥之不去：我们毕竟就战略导弹、中程导弹达成了协议，这是一个新的局面嘛。难道就为了眼前的一点点宣传上的好处把这一切都葬送了吗？内心的感觉在提示我，不应该急躁，要全面思考。我还没有彻底想清楚，就已经走进了宽阔的新闻中心大厅，那里有将近1000名新闻记者在等候代表团。我一露面，记者们都离开了座位，默默地站在那里。这个残酷的、常常是厚颜无耻、甚至是放肆无礼的新闻界默默地看着我，大厅里是一种令人惴惴不安的气氛。一种深切的激动袭扰我的心头，也许不止于此……我被震撼了。从我面前这些人的脸上，我仿佛看到了整个人类在等待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到来。
就在这刹那间我才真正感悟到了雷克雅未克发生了什么以及我们今后该如何行动。
我的讲话发表在报刊上，数以千计的新闻记者、政治学家、政治家对它发表了评论。我在这里不打算详细复述讲话的内容。其中最具有关键意义的一句话是：“尽管充满了戏剧性，雷克雅未克会谈并不是失败，而是突破，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地平线。”这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会场仿佛从麻木中惊醒过来了。一位记者在描述这次记者招待会时写道：“当总书记把雷克雅未克会谈的失败说成是一次胜利的时候，坐在会场内的赖莎·戈尔巴乔娃兴奋地望着丈夫，泪珠从她的脸上滚滚而下。”
当时我们准确地捕捉到了主宰世界的情绪，因而挽救了变革的进程，并且指明了前景：在雷克雅未克之后还有新的里程碑接踵而来。
不久之后我得到通报，说舒尔茨在军事基地对记者发表谈话时宣布雷克雅未克会谈失败。然而，当他回到美国后了解了我对会谈的评价以及世界上对我的评价做出的反应时，便很快“改弦更张”，开始谈论“突破”，谈论今后要做的工作。我对此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个人是可以与之共事的。
雷克雅未克会谈表明，协议是可以达成的，新的苏联不打算搞宣传，而是想真正解决裁军问题，各国领导人现在有可能判断出他们与之打交道的戈尔巴乔夫是什么样的人了。一些人因此受到鼓舞，产生希望，另一些人则惶惶不安。我下面将谈到的撒切尔夫人由于一时冲动而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决不允许再出现第二个雷克雅未克。”
雷克雅未克使我们更加确信所选定的方针是正确的。我在1986年10月22日那次电视讲话中谈到了这一点：“和美国总统会谈的结果在全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所发生的事态的全部重要意义。但我们一定会搞清楚，如果不是在今天，那么明天也一定会搞清楚。我们会了解雷克雅未克会谈的全部意义，会对那次会谈的得与失做出应有的评价的。虽然雷克雅未克谈判的结局充满了戏剧性，但是在它的推动下，探索核裁军途径的工作几十年来也许是第一次走得这么远。”
在冰岛首都举行的这次高峰会议，给我国的外交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由于有了这次峰会，人们开始对国际政策的任务进行重新评价，再也没有人能够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地行事了。美国人看到了全世界对雷克雅未克会谈做出了怎样的反应之后，迅速而又步调一致地由对它进行诅咒转向了对它进行赞赏和颂扬。掀起了一场好不热闹的运动。美国政府需要“雷克雅未克的成功”，否则它的政策会让人看上去不可预测，而大选正在逼近。宣传部门的主力被调动起来，为大出其丑的战略防御计划进行辩护。
我们也到了应该思考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了，我试图预测出美国可能采取的步骤。在会谈中我明白了，里根不能自主地作出决定，但是，他和美国国会毕竟得用新的目光审视自己政策中的许多方面。也许还需要再做一次尝试，才能冲破我们之间的隔阂，我们可以等待。
两周以后我会见了伊塞克湖论坛的与会者。该论坛是由钦吉兹·艾特马托夫发起召开的。对文明面临的威胁深感忧虑的世界文化杰出代表、社会活动家、学者相聚在莫斯科。我认为这次会见对我来说是阶段性的。会见时发表的许多见解在现在看来可能会显得平庸，而在当时却见证了我们思维的演进。
“就拿整个世界来说，我们大家都各不相同。难道这是缺陷吗？这是现实。也就是说，必须学会在这种多元化中生活，学会尊重每一个民族的选择。”
“政治如果不从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中汲取生命力，这种政治不是好政治，而是违背道义的政治，不值得尊重。因此我同意各位发言中所表达的见解：政治家和当代的文化界代表必须通力合作，必须经常交换意见。
“人所共知，列宁观察任何事物都从阶级立场出发，然而他也曾不止一次地发表这样的见解：社会发展的利益，人类普遍的价值，应当优先于这个或那个阶级的利益。在今天，在核导弹时代，这一见解的重要意义尤显突出。非常希望在世界另一部分的人们也能够理解人类普遍价值优先的命题，并接受它。
“必须大讲特讲我们这个时代的忧患，必须共同为了和平的今天和和平的明天寻找到所需要的解决办法，必须唤起每个人的良知和对世界命运的责任心。要为生命、为人类保护好文明，尽管这个文明还充满种种困难和矛盾。只要人类还存在，那些矛盾总会解决的。”
我这篇和伊塞克湖论坛参加者的谈话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引起了众说纷纭，可是对于我来说，从这一刻起开始重新评价迄今为止我据以构建关于社会和当代世界观念的那些价值。
一揽子“松绑”了
——我和乔治·舒尔茨的谈话
1987年对于我们来说是做出艰难选择的一年，是有着许多发现和突破的一年。这一年也出现了新的障碍。改革思想在国内各个方面举步维艰。中央一月全会带来的活力开始衰落。中央六月全会针对彻底的经济改革所做的各项决议，遭到了各级管理机构的抵制。
在外交方面，这一年也是多事之秋。乍看上去，这一年也做了许多事：举行了日内瓦会谈，签订了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原则协议，同法国领导层进行了内容丰富的对话，访问了印度，发表了德里宣言，发表了关于分阶段走向无核世界和削减一切武器的声明。最后，举行了雷克雅未克会谈，开创了新的局面。
从另一方面看，紧张局势连续发生，为了消除1986年取得的成就，有人不断挑起事端。我无法摆脱这样一个想法：当时世界遭遇了各种势力、主要是同军工集团有关系的势力破坏苏美关系改善进程的图谋。这些势力被雷克雅未克会谈吓破了胆。
报刊上掀起了一场运动，目的是想让美国人相信，似乎在改革和新思维框架内产生的外交创议取得成功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有人开始以道地的牛仔方式显示武力，指控苏联犯了种种滔天大罪。
美国人，而且不仅仅是他们，通过大众传媒、通过对舆论的操纵，试图夺取国际事务中的主动权，把按照他们自己的规则所做的“游戏”强加于人。我们就这些问题在自己的圈子里进行了多次磋商。意见是一致的：不能放弃主动权。
决定采取行动，向世人证明我们不是在做游戏，而是准备结束“冷战”。经过周密分析之后认定，给在雷克雅未克所宣布的一揽子 [ 译者注：指一揽子建议。所谓一揽子建议就是要求对方全部接受或者全部拒绝的建议。 ] “松绑”，将有助于这样做。
一揽子问题早在为雷克雅未克会谈做准备时就曾经讨论过。政治局授权我根据谈判进程相机对此问题做出决定。当时的形势决定必须坚持一点：一揽子，只要一揽子。而现在必须从反对裁军的人手中夺过最后的几张王牌。政治局支持了我的建议。第一个构想在1987年3月1日我的电视讲话中发表了。在重申苏联热衷裁军事业的同时，我们把欧洲的中程导弹问题从核武器总体考虑中分离出来。我们用这一招棋迫使美国人做出回应。
1987年4月14日我在莫斯科接见了乔治·舒尔茨，我认为这次会见是具有转折意义的那一种。
这位国务卿把中程导弹问题、继续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问题作为谈话的中心内容。但谈话的规模、所涉及的问题远远超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方案。它第一次上升到新政策的哲学角度的层面上来，上升到我们两国的作用和责任的层面上来。
顺便提一句，我非常重视这类会谈的准备工作。如果主导思想明确，具体问题研究透彻了，其他一切自是一场生动谈话的内容。策略具有重大意义，例如何处该加压，何处该让步，何时该宣布自己的建议，何时该让会谈顺利前进。
其实这篇谈话稿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我根据速记稿把谈话内容整理出来，并略作删节，抄录如下：
“在谈话开始时，舒尔茨转交了美国总统里根的一封私人信件。
“戈尔巴乔夫：我大致了解了信的内容。我对它表示欢迎。根据我的理解，这是一封所谓‘邀请’性质的信。”
“舒尔茨：是的，而且这封信还反映了个人之间的交往，总统认为他和您已经建立了个人之间的交往。”
“戈尔巴乔夫：我想说，虽然存在着种种困难，我们还是继续力争与里根政府合作。我们和你们都积累了一定的交往经验，而且也有了一些成果。更重要的是，无论哪个政党或哪个政府执政，美国依然是美国。美国仍然是一个有着本国利益的国家。这是我们的出发点。
“舒尔茨：这是一个明智的态度。”
“戈尔巴乔夫：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发展的那个新思维的一部分。我们呼吁你们加入推广新思维的运动。”
“舒尔茨：正像我曾经对贵国外交部长说过的那样，我肩负着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协调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既要做到有利于其发展，又要考虑到有时会发生一些造成很大麻烦的事件。必须力争把这种消极现象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同时还要探索积极发展关系的途径。”
“戈尔巴乔夫：遗憾的是，我们两国关系当中明显地缺乏信任，这妨碍我们寻找重大国际问题以及双边问题的解决办法。我认为，如果把经贸关系切实地发展起来，如果把文化领域虽然还不十分迅速、但毕竟展开的进程继续下去，我们本来是能够增强我们两国之间的信任的。然而，即使在经济领域，你们也制造了成堆的障碍，要想清除这些障碍，不仅仅需要苏联的推土机，还需要美国的推土机。”
“舒尔茨：这话无疑是正确的。我想举出一个时不时爆发而又很难调解的问题作为例子。我们曾经抗议你们的情报部门针对我们的各个代表处搞了过分的活动，抗议在我们的建筑物里安装窃听装置。我曾对贵国外长说，我们的情报机构很钦佩你们的情报部门所表现出来的才能。”
“戈尔巴乔夫：既然如此，也许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合作喽。(笑声)我认为，当政治家会见和交谈时，大家没有必要装成怕羞的姑娘。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要设立中央情报局，都知道它是千什么的。你们对我们搞情报，我们也做同样的事。我还可以说得更进一层：你们对我们所知甚多，这样反而增加了稳定的因素。相互之间了解得更多，比了解得少要好些。所知甚少，就不会有必要的稳定、必要的信任，就会产生风险因素。情报就其普遍公认的意义而言是起着建设性作用的，有助于防止轻率的政治行动或军事行动。
“我们所期待的杜比宁大使的，你们所期待的梅特洛克大使的，说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是充实的、全面的情报，因为切合实际的政策只能建立在这种情报的基础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我们的‘主要情报员’，惟其如此才更应该谢天谢地，当然他们的职能并不局限于这一点。”
“舒尔茨：我同意您的意见，更好地了解对方发生的情况是有益的，这可以稳定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双方将力求做到这一点。但我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认定，最好的情报是公开的情报，只要驻在这个国家就能搜集公开的情报，而无须搞秘密活动。”
“戈尔巴乔夫：现在请您谈谈，我们今后怎么办？我们已经拥有与美国现政府打交道的一定经验。但这两年来形成的印象是，美国我行我素，好像苏联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好像它看不见苏联为使苏美关系正常化、为了我们两国在国际事务中进行合作所做的一切。
“……最近数十年来，哪一届美国政府都不如美国本届政府拥有这么好的同苏联合作、改善局势的机遇。可是你们不去利用它，而时光在流逝。当然，我们可以等到下一届政府上任，或许它会干得更好。但我们还是更愿意同本届美国政府达成协议。我们和你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对话，有了个人的交往，有了相互谅解的尺度。我们认为，创造一个正常的氛围很重要，在这种氛围中终将有可能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跨出一步。但是，我们看不出你方有这种愿望。更糟糕的是，每当我们向你们做出某种让步时，你们只是考虑如何把事情搞得复杂化，如何把可望达成的协议断送掉。
“……时间所剩不多了。要么我们在剩下的几个月之内就某些问题达成协议，要么就是无所作为……我的意思是想直接了当地问您：您带来了什么？咱们该怎么办，是空谈一通，并无多大收获就各奔东西呢，还是美国政府准备在它所剩下的时间里达成协议呢？
“我们就中程导弹提出了一些建议，在这些建议中我们尽可能地迎合你们的愿望，其中恰恰也考虑到了贵国当前的国内局势。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得出了一个政治结论：美国政府和我们自己都需要创造良好的条件，才能跨出最重大的一步，也许是最艰巨的一步，启动削减核武器的实际进程。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我们已经超过了我们应走的那段路程，因为这一步是必要的。”
“舒尔茨：我们准备就中程导弹达成协议。我们认为我们大家已经很接近这个协议的基础了。我们现在拥有主要数字参数方面的协议，即全球保留100枚弹头，也就是说你们在亚洲拥有33枚SS—20导弹，我们在美国境内拥有同样数量。我们准备赞同这一点，虽然正像我对贵国外长说过的那样，我们认为，由于一系列重大原因，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最好做得干脆彻底，把其余的导弹销毁。尽管如此，我们准备赞同保留100枚弹头的方案。”
“戈尔巴乔夫：当然，因为早在雷克雅未克我们在这一点上已经达成协议。”
“舒尔茨：是的。此外，您和总统都曾经强调监督的意义。我曾不止一次地引用您在雷克雅未克对这一问题发表的言论，还提到您在布拉格的讲话。我们提出了条约的草案，其中包括了关于监督的详细建议……我们认为，从监督的角度看，中程导弹条约应当成为未来的典范。
“我们希望，随后这将导致就战略武器问题达成协议，正如您在星期五的讲话中所说，战略武器是问题的根源……
“但我再说一遍，就协议中的两个中心问题而言，我们显然即将达成一致。发生问题的是短程导弹。我了解了你们的建议，贵国外长昨天对我作了详细的说明。我想谈谈我们认为应该确定问题解决办法的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这种导弹必须有一个极限作为依据。”
“戈尔巴乔夫：最好的极限就是零。”
“舒尔茨：我们注意到了，您打算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撤出你们的导弹，并把它们销毁。”
“戈尔巴乔夫：这件事我们准备在签订中程导弹条约时就做，而不等待短程导弹问题的彻底解决。”
“舒尔茨：我明白。会留下一定的数量，这个数量就是极限。这个水平应当看作是全球范围的水平，因为这种导弹和中程导弹一样机动灵活，甚至比中程导弹更加机动灵活。只用一架飞机就可以很轻松地运送两枚这样的导弹。因此有可能涉及全球解决方案，而照我的理解，您对这一点是同意的。
“第三个原则是平等。您一向坚持这一点，我们也同样如此。我们现在没有这种导弹。但是，在任何一份协议中，我们都应当享有与你们保持相同数量的权利，而无论我们是否行使这一权利。”
戈尔巴乔夫：先说第一个原则——极限。如果我们销毁了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撤出的短程导弹，然后准备再销毁这个级别的其余的导弹，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是我们裁减军备，而你们增加军备吗？为了武装起来而裁减军备，这不是无稽之谈嘛。我们准备接受零点方案，销毁欧洲的短程导弹。不但如此，我们准备更进一步，解决战术导弹的削减和销毁问题。可是正当我们提出这些建议的时候，你们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就像猫儿围着一盘热粥一样，围着这些建议转圈子，怎么也不肯下决心达成协议。但归根结底，总得做出决定，而且现在就得做出决定。如果达不成协议，我们也总算搞清楚了我们是在同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打交道。
“……在西方常常有人说，对戈尔巴乔夫你就得抓住他的话迫使他兑现。我认为，抓住别人的话迫使人家兑现是不应该的。不过我这些很现实的建议，你们倒是可以把它们利用起来，如果你们所说的抓住别人的话迫使其兑现就是这个意思的话。
“活动家有两类。一类人只满足于参加谈判，谈成谈不成都无所谓。
“……我希望我们和你们属于另外一类，属于能够预见世界发展趋势、能够看见我们正在走向何处和将要发生什么、能够理解自己肩负着什么责任的那一类人，而且这种理解还必须体现为达成协议。这条道路更为艰巨。但这是一条切合实际的政治所遵循的道路，要想建设一个更安全的世界，切合实际的政治是必不可少的。”
“舒尔茨：总统和我本人都想要达成协议，因为我们两人和您一样，都认为世界上曾经有过核武器大量猛增的情况，因此，为了人类的未来、为了我们各自国家的未来，必须使这一进程逆转，开始削减核武器，凡是有机遇的地方，都应加以利用。
“我再回到近程导弹这个问题上来。我想，从我们的谈话中可以明确这一点，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几项原则上是能够协商一致的，只有在磋商这一协议的数量参数方面还须做一些补充的工作……”
戈尔巴乔夫：我认为，应当找到一个公式。如果我们销毁我们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导弹，而对其余的导弹在协议中注明将于最短期限之内销毁，那么你们真的还想增加军备、发展新的导弹吗？我简直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有什么道理。这简直是胡闹！”
“舒尔茨：我理解您。但这里涉及对等原则。况且在这方面不仅仅涉及美国的利益。我们有盟国。你们的建议是新的。我知道，有一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不愿意接受这类导弹的零点水平，他们打算接受零点以上的水平。我们必须和盟国讨论这个问题。”
“戈尔巴乔夫：我得到的情报说，您和盟国磋商过了，并且认定您的使命将具有可谓刺探情报的性质，您只须听苏联方面讲话，‘既不反对什么，也不赞同什么’，只要保留经过补充审议之后做出答复的可能就行。暂时不要把您的立场讲出来，并用盟国来为此辩解。我们也有盟国，也有友邦，也有它们的安全问题。看来您此行带来的果真不是建议，而是刺探情报的使命。假如是这样，您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而我们将等候您的答复。我把我对这个问题想说的话都说了。我认为，大概我说得比您预期的还要多。我指的是战术导弹。可是您害怕达成协议。您怕的是什么呢？”
“舒尔茨：我觉得我们已经接近目标的百分之九十，我们很想实现这个目标。”
“戈尔巴乔夫：我想概括一下苏联对中、短程导弹的立场。关于中程导弹，我们是以雷克雅未克方案为出发点的。我完全同意您关于目前有可能达成实事求是的协议的意见，以及关于监督应优先考虑的意见。我们同意关于中程导弹协议中有关监督的决议应当成为典型并为今后处理其他类型导弹提供经验的意见。对于监督不应当设置任何障碍。要为检查生产企业(私营企业或国有企业)、基地(包括设在第三国的基地)、存放场所、工厂、仓库等地方提供方便，无论这个或那个公司是否与五角大楼有合同关系。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条文应当成为谈判的内容。
“谈谈与此有关的短程导弹问题。我们准备开始这种导弹的谈判，并且和中程导弹谈判同时进行。如果您认为中程导弹协议会在防御性战术导弹协议之前达成，那么可以把有关短程导弹的原则写进中程导弹协议中去。此外，我们将根据中程导弹协议撤出部分这类导弹，并将它们销毁。与此同时可以进行有关其余导弹的谈判。而且我们主张把它们销毁，这样处理就会使对等、全球性、极限等问题迎刃而解，也就是说使你们的原则得到满足。亚洲的问题也就可以按照中程导弹问题的方式解决了。”
“舒尔茨：您指什么而言？”
“戈尔巴乔夫：我们就可以使苏美两国在欧洲以外保持对等的水平，或者是零点水平。这也就是说，我们赞成全球解决方案。”
“舒尔茨：我们认为，对于这种导弹来说，讨论地理位置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具有高度的机动性。”
“戈尔巴乔夫：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赞成全球零点水平。”
“舒尔茨：我觉得，达成可能的协议是有基础的。首先，短程武器问题将在中间射程导弹条约中得到反映。我这里指的是什么武器，我想我们大家心里都明白。”
“戈尔巴乔夫：照我们的理解是指SS—23导弹和这一级别的其他导弹。”
“舒尔茨：短程导弹问题将在全球极限这个基础上加以解决。初始极限的计算方法是从你们现有的水平减去目前部署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导弹数量。然后再就余下的导弹举行补充谈判。在这个期间，美国有权拥有与苏联对等水平的这类导弹。与此同时，苏联最好宣布(不过这要由你们决定)它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的立场将要求销毁其余的导弹。我们还没有决定我们在这次谈判中将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不过，所涉及的是一定的数量，我现在还不能说出是多少。由此可见，最后的对等水平究竟是多少，是零点水平还是其他什么水平，这个问题将在谈判中解决。”
“戈尔巴乔夫：看来您是在坚持您带到这里来的立场，这个立场是您在我们提出销毁全部短程导弹，即不仅仅销毁布置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而且也销毁其余的短程导弹的建议之前确定的。您在确定这个立场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将不是建议冻结短程导弹，而是建议举行谈判，然后在最后的期限内销毁这种导弹。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有什么必要增加军备，我真不明白。这种做法没有任何道理，除非对平等的权利可能抱有纯司法观念。可是我认为这简直是诡辩。
“不管怎么说，我们提出一项新的原则性建议，并且对它做了说明。我请您考虑一下这个建议。的确，您想想看，在我们裁减军备的时候，你们为何要增加军备呢。你们在世人的眼里将是一副什么样子呢？”
“舒尔茨：我将很高兴考虑您的建议。对此我已经有了明确的看法。说到对等原则，这可不是诡辩，维护这个原则确实很重要。因为肯定由我，显然是在尼采大使的协助下，在未来的协议批准过程中向参议院做出对它的答辩。”
“戈尔巴乔夫：要不要由我们派出我们的人去协助您呢？”
“舒尔茨：只要他们说这个协议对苏联不利就行。(笑声)这样也许会有帮助。
“所以万分重要的是不要出现不对等现象。如果我们不得不说出苏联在一段时间内将拥有多少多少导弹，而我国没有这个权利，参议员们会说国务卿的头脑有毛病。如果是下面这种情况就另当别论：我告诉他们苏联拥有若干枚导弹，但将会举行谈判，苏获在谈判过程中将赞同零点解决方案。而在协议达成之前，我国将有权拥有与苏联对等的水平。所以，如果参议员们准备投资建造这种导弹，美国享有相应的权利。不如此我们就会出现很大的麻烦。”
“戈尔巴乔夫：我认为，成功还是有可能取得的，当然啦，如果您的意愿不是让协议落空的话。我们准备达成协议，现在就看您的了。坦率地说，您并没能够消除我对于美国政府是否愿意达成协议的全部疑虑。不过，这种疑虑减少了。”
“舒尔茨：我认为，应当把这些写成一份书面的文件。我觉得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东西。我承认，你们在近程导弹问题解决程序方面提出了新的建议，该由我们做出答复。我们会做出答复的。”
“戈尔巴乔夫：很好。”
“舒尔茨：我想问一下尼采大使，看他对这一点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尼采：我只能重复一下我昨天说过的话。如果要看双方现有的武器总量的话，就不该忘记射程比近程导弹还小的那些短程武器的问题。战术射程武器方面的对比，对你们有利。你们在常规力量方面，拥有相当大的优势。我们听说，您曾建议在另外一个什么会上讨论这个问题。不过这个总量是我们必须审议的。当然我们也要与盟国磋商。”
“舒尔茨：我倒是认为，有关中程和短程导弹的一组问题是一个整体，其他问题则构成另外一个单元。”
“戈尔巴乔夫：我不主张把战术导弹和中、短程导弹联系在一起。我们以后再讨论它们。”
休息之后我们开始讨论进攻性战略武器。由于舒尔茨事先和谢瓦尔德纳泽交换了意见，我建议简要地介绍一下双方的立场。
“舒尔茨：坦率地说，我有些失望。我觉得我们在雷克雅未克进展得很顺利，然而此后并无进展。我们现在同意，就像在雷克雅未克商定的那样，进攻性战略武器弹头极限数量为6000枚，战略运载工具1600个。我们也同意裁减应涉及双方核潜力的全部主要组成部分，即整个三元组合。我还记得在赫弗迪 [ 作者注：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在雷克雅未克举行会谈的场所。 ] 那次会谈时您曾经做了一个把现有数量劈成两半的手势。”
“戈尔巴乔夫：我们那次达成了一个很好的协议——把一切要素都减少一半。尼采先生对这一点好像不太同意，因为这项协议是他不在场的情况下达成的。”
“舒尔茨：这个共同思想后来移交给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和尼采率领的一个小组审议，该小组制定了一些数量参数，商定了重型轰炸机的计算规则。后来他又试图确定一些亚水平，有了这些亚水平就可以对战略力量的所有组成部分进行削减。我们的出发点是坚持对等水平观念，同时又是承认你们的力量结构和我们的力量结构各不相同。因此强迫你们或我们去模仿对方的兵力结构是错误的……在尼采和阿赫罗梅耶夫小组的讨论过程中以及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们同意了对自己的立场做重大的修改，以迎合你们的想法。我们原以为我们在前进，可是昨天晚上我却觉得，如果说有某种运动的话，那么这更像是倒退。”
“戈尔巴乔夫：是在哪些组成部分上？”
“舒尔茨：看来你们正在背离亚水平观念。这使我们感到惊讶。要知道，即使实行纯机械式的裁军(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结果也要得出一些亚水平。我们认为，特别是在6000枚弹头这一水平的范围内，必须对弹道导弹的数量规定出亚水平，因为弹道导弹与飞机不同，速度快，精度高，又不可回收，是最具有威胁性的核武器。因此我们建议，在削减百分之五十的情况下，为全部弹道导弹规定的弹头水平应为4800枚。从我国空军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相当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对携带空基飞航式导弹飞机的数量而言。这种飞航式导弹的数目一定要限制在1200枚这个水平上，要不然，一旦超过这个水平，就必须减少弹道导弹的数量，而我国空军的计划是极其深远的。他们认为他们拥有良好的制造‘斯特尔斯’、飞航式导弹等等的技术。我们提出的这个方案也限制可以拥有的潜艇弹道导弹的数量，而我国现在拥有相当多的这种导弹。
“此外，如果我们的现代化类型洲际弹道导弹保留下来，则潜艇弹道导弹的数量会受到更大的限制。所以让我们满足所有这些限制谈何容易，但我们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们觉得你们在原则上也可以接受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在总水平6000枚弹头的范围内亚水平为4800枚是很重要的。”
“戈尔巴乔夫：但是我们在雷克雅未克不恰恰放弃了所有这些亚水平嘛。您还记得，我们在那里曾经说过，每一方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结构都有它历史上形成的特点。三元组合中各个组成部分的比重，我们和你们各不相同。我觉得，当时我们就达成了共识，认识到问题的症结、谈判陷入僵局的原因，恰恰就在这种亚水平上。因为在讨论这种亚水平时，每一方都力争保障自己的安全利益，坚持一些另一方不能接受的东西。于是就出现了僵局。因此我们才提出以三元组合的现状为准，在五年之内，将全部三元组合减少二分之一。三元组合将保留下来，但在另一个水平上，即减少二分之一的水平上。这个公式简单明了。但是我现在开始怀疑，你们并不愿意遵循国务卿先生本人在雷克雅未克称之为可以接受的那些东西。也许尼采先生不喜欢这个公式，然而它是简单而又符合实际的。”
“舒尔茨：根据我们的看法，这个公式是无效的，因为它不能保证稳定和对等。总的设想是要把三元组合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加以削减，同时又要考虑到另一方的某些忧虑。”
“戈尔巴乔夫：您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目前存在着战略均势的说法公正吗？”
“舒尔茨：你们的弹道导弹数量超过了我们，……总的说来，我们认为，你们拥有相当多的军火。”
“戈尔巴乔夫：这么说我们两国之间不存在战略均势吗？”
“舒尔茨：当然，我倒是非常愿意在这方面感到放心，并且也愿意认为我们这里一切都没问题。但是，我们亲眼目睹了你们军队实行现代化、发展、增加导弹和弹头数量的强大势头，这种情况令我们十分担忧。正因为如此，在里根总统任期内美国开始在这个方面奋起直追。
“戈尔巴乔夫：但是，我们两国的战略力量在数量上、在实力和潜力上存在着大体上的对等、均势，这毕竟也是事实。虽然这种均势是建立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上，因而需要裁减军备，但稳定目前还是存在的。您说，你们感觉到来自我们洲际导弹的威胁特别大。我们感觉你们的潜艇弹道导弹的威胁甚至更大，因为它们比较不容易受到攻击，装备有分离式弹头，准确度非常高。虽然你们破坏了限制战略武器竞赛的最后一个机制——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我们却在遵守它的规定。既然在现有结构范围内战略均势得到了保证，那么在削减百分之五十的情况下均势仍将得到保证，但那是在减少二分之一的水平上。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种种的计划、纠缠、相互猜疑、相互指责对方心存不良，而每当谈到亚水平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在雷克雅未克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简单而又明了的机制，而且我曾认为您，国务卿先生，您本人对此是同意的。因此我今天感到很惊奇。”
“谢瓦尔德纳泽：在昨天的谈话过程中使我感到有些不安的是，你们现在竟然提议修改削减的期限。以前你们说期限为5年，现在你们却又提出7年。这就是说，美国在进攻性战略武器方面的立场更加严厉了。而且在宇宙空间方面的立场也同样。”
“阿赫罗梅耶夫：我们和尼采大使在雷克雅未克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美方确实提出过进攻性战略武器的亚水平问题。然而苏联同意了把装备着‘斯拉姆’ [ 译者注：美国的一种近程攻击空对地导弹。 ] 和自由降落炸弹 [ 译者注：指非可控的炸弹。 ] 的重型轰炸机当作运送工具和弹头单独计算。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曾经探索了多年，而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重大的举动。尼采大使当时对我说，这样一来关于亚水平的问题也就撤消了，只有重型导弹的亚水平除外，苏联同意把这种导弹削减百分之五十。”
“尼采：我想澄清一下。我们和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第一次从晚上8点到午夜两点的谈话，并没有能够达成协议，因为阿赫罗梅耶夫坚持把三元组合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减少百分之五十。我不同意这个方案，而且任何对最终对等水平不加以规定的方案，我都不同意。当我们的谈话于午夜3点恢复时，阿赫罗梅耶夫说，他可以同意对等的水平，结果我们就运载工具水平和弹头水平达成了协议：前者为1600个，后者为6000个，包括潜艇弹道导弹和洲际弹道导弹，还包括空基飞航式导弹。这时又出现了不携带飞航式导弹的轰炸机如何计算的问题。阿赫罗梅耶夫提议把携带炸弹和斯拉姆的重型轰炸机当作一个运送工具和一个弹头计算。我认为这是一个能够解决棘手问题的明智建议。在这之后我提议就4800枚弹道导弹弹头的亚水平来达成协议。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不同意。他说他只有权同意削减百分之五十的重型导弹。时间已接近清晨6点，于是我们开始起草一段由三点组成的条文，把达成的协议记载下来。我提议把每一方在以后的谈判中都可以提出亚水平的问题这句话写进去。他请求不把这个句子写上去，因为按照他的说法，根本不需要这句话，每一方在以后的谈判中不是可以随便提出任何问题吗。我又问元帅他是否能够保证他的确是这个意思，并且让我可以信赖这一点。他做了肯定的回答，于是我们同意了不把这个建议写进条文中去。”
“阿赫罗梅耶夫：原则上他说的都对，只有一点除外。我当时说，我同意把装备有炸弹和斯拉姆的重型轰炸机当作一个单位加以计算，但前提是撤销亚水平问题。我说过，如果美国重提亚水平问题，我们就撤回我们对于把重型轰炸机当作一个单位计算所表示的同意。”
“尼采：我不记得有这个附加条件。也许是有过这个附加条件，但也有过一致的意见，那就是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亚水平这个问题上来，我们后来也正是这么做的。”
“戈尔巴乔夫：是的，你们曾经有过长时间的争论，在夜里开会。但是后来我会见了总统，就削减二分之一战略导弹和重型轰炸机达成了协议，并且就把重型轰炸机当作一个单位计算也达成了协议。在这项协议中并没有提到什么亚水平。我当时说：这个解决办法很简单，我们将把全部进攻性战略武器减掉二分之一。此外我们在轰炸机方面还对你们做出了让步。你们的轰炸机比我们多两倍。所以说形势对美国较为有利，我们之所以对你们做出让步，是为了换取一项可以避免出现僵局和相互猜疑的解决方案。我们记录在案的正是这项协议。至于最后我们谈不下去了，倒不是卡在这几个问题上，反弹道导弹防御问题、战略防御计划问题成了绊脚石。
“我看到，现在有人试图动摇雷克雅未克 [ 译者注：指苏美在雷克雅未克会谈中就裁军问题达成的协议。 ] 。这我们不能同意。我们不打算谋求对美国的优势，不打算超过你们。在解决轰炸机问题方面我们对你们做出让步就是一个例证。是什么妨碍了我们达成协议呢？我记得很清楚，总统说过，我们就所有问题达成了协议，只剩下一个战略防御计划问题了，为什么苏联不在这个问题上也做出让步。
“现在我谈谈《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贵国政府在限制武器方面还毫无建树，却已经葬送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其次，1983年以前的历届美国政府，包括你们这一届政府，在每年向国会提出的报告中都是对《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作出惟一的、决不模棱两可的解释。可是你们突然冒出来一个计划——带着武器闯入宇宙空间，从那里对苏联施加点压力。这件事恰恰发生在战略武器有可能被削减的时候。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当然引起我们怀疑。从战略防御计划的角度看，《反导弹道弹防御条约》规定的限制使你们感到太局促了。因此就有一些著名的法律专家出面，杜撰出对条约的‘宽泛’解释。你们甚至无法说服全体美国人相信这种解释是正确的。显然，你们之所以需要这种解释，只是为了能够带着武器闯入宇宙空间。
“你们自己想想看，我们和你们有时要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十分费时而又艰难的讨论，往往还很难找到解决办法。突然又冒出了把军备竞赛转移到太空的问题，而您认为我们应该对此处之泰然，把这当作一场小雨，今天下下，明天就停了。可这是对战略均势思想的破坏呀。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指望我们会削减我们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吗？难道让我们帮助你们吗？如果你们走这条路，我们就根本无法信任你们。
“因此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临近进攻性战略武器发展过程中极其关键的时刻。今天我对您讲的这番话，是经我们十分认真研究过的，因为这些问题很重要，不是什么手枪或大炮的小事。如果你们敢于开发宇宙空间反导弹防御设施，我们甚至连减少百分之五十进攻性战略武器都不会同意。
“请不要期望我们将会给你们帮忙。你们逼我们采取对策，而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只不过我们主张采取另一种途径——我们主张裁军，从而使得战略防御计划不再有必要。但我们看得见，你们很热衷于这个主意，正在设法谋求对苏联的优势。这是一个十分有害的想法。我们会找到对付办法的，这个办法并不是对应的，并不一定是宇宙空间的，也并不是价值如此昂贵的……
“富有责任感的政治家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呢？在真正出现了大规模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可能性的时候，去破坏裁军过程吗？我认为美国政府这一次是掉进了它自己给自己设下的陷阱。大批量的定货已经分配下去，许多工业行业已经开工投产，你们指望着在信息系统领域取得突破。你们的政策立足于严重的谬误之上，这无论是对于你们，对于我们以及全世界，都很不妙。
“我在雷克雅未克曾经说过，既然美国政府对战略防御计划如此热衷，我们可以同意继续进行实验室研究，这样你们就可以说战略防御计划作为计划保留下来了。我们再一次考虑了为解开美国政府制造的难题可以做些什么……什么是不违反《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的实验室研究呢？这里所说的“实验室”又是什么呢？我们第一次只对你们作出解释：这里所指的是在地面实验室、研究机构、制造厂、试验场、靶场进行的试验。如果抱着这种态度，我们也许可以找到妥协方案。在谈判中可以讨论具体有哪些装置禁止送上宇宙空间。
“这些就是我们所能提出的建议。坦率地说，我们正在作出可谓‘最后的努力’。因为美国政府的立场是地地道道的讹诈行为，是对对手的不尊重。这样做事是不行的。请想想看，我们的后代将会怎样追念我们。他们会说，曾经有那么两伙政治活动家，他们什么事也谈不拢。
“还有一个核试验问题。如果你方同意，我们愿意启动《停止核试验条约》起草过程，但必须达成一项谅解：首先讨论1974年和1976年的两个未经批准的条约问题，然后还要讨论对核爆炸强度和次数的限定。
“归纳一下我就裁军问题所讲的话，我想说明我们愿意就进攻性战略武器、宇宙空间、核试验等问题制定‘关键性条款’。我认为，如果我们就这些‘关键性条款’取得一致意见，再加上《中程导弹条约》，这些可能成为今秋或年底我们两国的最高层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和成果。然后，通过谈判使苏美两国就上述三个问题达成的协议，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文。”
“舒尔茨：我们热衷于实现同你们就这三个方面达成协议这一目标，虽然这样说，但经过几场辩论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实现这一目标将是多么艰难。……我们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但正如我昨天对部长所说，没有一项建议从你们那里得到反响。因此我们现在提出另一个建议。这个建议要求进行大幅度削减，不过并没有我们先前提出的、被你们拒绝的建议中的幅度那么大。我们很希望就削减百分之五十达成协议。这可是很振奋人心啊。”
“戈尔巴乔夫：我同意。”
“舒尔茨：其次，不用亚水平这个称谓，找一个别的名词当然也可以，不过我们很想保留关于6000枚弹头和1600个运载工具的协议，关于重型导弹削减二分之一的协议，关于重型轰炸机计算方法的协定。无论如何总要考虑一下如何才能使三元组合的各个部分都符合要求，同时又能达到对等水平和一定程度的稳定。说到底，4800这个数字(弹道导弹的数目)恰恰相当于你们的弹道导弹被削减二分之一的结果。这仅仅是一个例子。无论这个问题从原则上如何解决，结果必须掌握一些明确的数字。之所以需要这些数字，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之外，是为了我们能够顺利地进行检查。我想，将要制定的检查项目是十分庞杂的。经过这样一番检查，我们两国可以引起情报部门兴趣的东西恐怕也就所剩无几了。(笑声)。”
“戈尔巴乔夫：那岂不更好。”
世界政局中对抗的温度
这次会谈中对区域性问题的讨论其内容是很丰富的，并且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戈尔巴乔夫：美国给人的印象是，它把区域性问题看做是操纵对抗水平，强权政治水平、反苏宣传水平所需要的永久性后备力量。果真如此，我们两国的关系注定要受到严重的考验。不要把区域性冲突变成两种制度对抗的舞台，特别是不要把它们变成苏美两国对抗的舞台。我们当然并不是在把发展中世界的形势加以简单化。那里积累了大量的严重问题。但是，我们本来可以合作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们并没有破坏美国国家利益的意图，但世界上不仅仅只有美国利益或苏联利益，其他国家也有自己的利益。目前他们看不出你方真正愿意探索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比如调解中东问题。”
“舒尔茨：我是很愿意讨论这个问题的。我对这方面有些看法。”
“戈尔巴乔夫：您知道，在日内瓦会谈后，我们曾有一段时间觉得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愿意在调节阿富汗问题方面合作。现在我们的印象变了。对于那里已经启动的进程，你们其实是在从中作梗。总之，我跟你这么说吧，不能死抱着这样的陋规：对美国来说越好，对苏联来说就是越糟，反之亦然。”
“舒尔茨：我同意。”
“戈尔巴乔夫：要超越陈腐之见。我们主张同你们进行更富有建设性的协作，主张顾及合法权益，但也希望互利。我们愿意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建设苏美关系。有人说当今世界上一切灾祸和冲突的根源就是两种制度的存在，这种说法不正确嘛。1917年以前世界上只有一种制度，然而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发生了别的战争。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代表不同制度的国家却相互结盟，共同抗击法西斯。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两种制度的冲突，而更在于存在着各国的国家利益。然而不仅美国、苏联和英国有国家利益。别的国家也有。必须寻求这种利益的平衡。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新的平衡，新的态度。利益变了，平衡也随之改变。
“我曾对撒切尔夫人说过，在20世纪末，不要把政策建立在以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和杜鲁门主义为基础的立场上。我们敦请美国考虑一下，重建苏美关系的时机已到。我们并不想暗算你们，也请你们不要这么做。让我们最好还是考虑一下今后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改善我们的关系，怎么样携手合作使国际形势走向健康化。请您把这些话转告给里根总统，并请转达我对他的敬意和最良好的祝愿。”
“舒尔茨：您谈到的问题非常重要，我很想同你方的什么人讨论这些问题。的确，我们看到世界上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它在发展、壮大，它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无关，与苏联和美国无关。然而我们都感受到这股势力的威力，感受到它对世界形势变化的影响。我想，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可能获得巨大好处……这里隐藏着许多潜在的冲突，我们至少也应该学会遏制它们，把它们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我们应当遵循这样的信条：对于疾病哪怕只做一点点预防，也胜过大量服药。”
“戈尔巴乔夫：我经常强调，我们这些参与国际关系的人应当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是这些解决办法既不是我们的，也不是你们的。它们只能是我们大家的解决办法。”
“舒尔茨：我同意。”
“戈尔巴乔夫：目前情况并非如此。让我们来思考思考这些问题吧。这倒是应当考虑的，而不应该绞尽脑汁相互搞阴谋。这方面阿赫罗梅耶夫有事可做，尼采也有事可做，大家都有事可做。
“我想说，同您会面，恢复和您的对话，我很高兴。虽然我对你们会谈的结果高兴不起来，但我们交换了意见也是好的。我们现在在一些问题上情况更明了了。在中程导弹方面也许可以做些什么。在别的问题上，恐怕就很难了。”
“舒尔茨：但并非不可能。”
“戈尔巴乔夫：我说的是我对当前形势的看法。”
“舒尔茨：我认为在核试验问题上也可以做些什么。我将转告总统说您曾经提到访美的可能性，比如说在秋天。如果是这样，我和谢瓦尔德纳泽先生也许应当利用剩下这段时间举行一次会谈。我们虽然工作很忙，但我们愿意接待贵国的部长。我们继续本着这种精神：高级会谈应当谈实质性问题，应当谈得有成效。为了会谈成功，必须对会谈进行很好的准备。”
“戈尔巴乔夫：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一如既往主张举行富有成效的高层会谈。为了事情的成功，我愿意前去美国。但是，最好还是由您和谢瓦尔德纳泽事先把一切都准备好，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让我们不要再把一切都揽在日内瓦会谈身上了。坦白地说，我对它产生了一种反感。”
这就是谈话的内容。和舒尔茨的会谈表明，美国人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搞清楚我们的立场和意图。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接踵而来的将是什么呢？是又一轮宣传高潮，又一场争取世界舆论的战斗吗？也或者在摸底行为的后面还隐藏某种现实的政治意图？
我应当说明，我们也有这样一个任务——搞清楚美国政府除了它自己和它的御用文人说给世人听的、措词考究的门面话之外，还有没有实际的东西。换句话说，吃透华盛顿的构想，摸清发展新型关系是否有前途。哪怕只有愿望也好嘛。
因此就连谈话的语气都是激发着对手敞开胸怀，披露舒尔茨带来的“备用物资”，即他的受权范围。
我认为在这方面双方的意图不约而同。门面话归门面话，彼此间的一番“客套”，包括相互指责对方从事“间谍活动”这种老生常谈——这些都只是一个方面。但谈话表明，大家还有着更为严肃的想法和意图。当我对有关具体问题的谈话表示不满意时舒尔茨作出的反应使我对这一点确信不疑。正如舒尔茨此后的活动所表明的那样，他的确是愿意继续对话。这一点显然表现在整个美国政府的立场上，也表现在总统的情绪上。
我再说一遍，我们的对话远远超出了双方预先准备的范围。这也许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面对的是一位抱有现实观点、崇尚严肃政治的人士。后来他的潜质越发地显露出来——这是一位政治家，一位儒雅之士，一位具有创造性想象力、善于高瞻远瞩的人。
相信还是不相信戈尔巴乔夫？
1987年4月和舒尔茨的一次会谈表明，美国政府以及整个西方根本就不理解国际政治中当前局势的重要意义，不理解实行彻底变革的必要性。因此，他们无法恰如其分地评价来自苏联领导方面的各项创议。对以往的模式过分地执著，因而对我们的诚意心存疑虑，不相信。当时占上风的观点认为苏联新领导的政策无非是为了赢得时间、捞取最大限度的好处并利用这些来加强它在世界上的影响而施展的惯用伎俩。
总之，美国以及整个西方都在犹豫不决、裹足不前，就这一点而言，舒尔茨在普林斯顿那次会议上的自白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说，1987年美国人对苏联要加快改善苏美关系进程的努力没能做出适当的响应，他们也失掉了时机，虽然他们也觉察到戈尔巴乔夫的意向十分认真并愿意走得很远。
舒尔茨本人为了把我和他达成的协议转移到富有成效的合作方面来，做了很多工作。他把总统和他身边人员以及盟国都吸引到这个工作当中来了。政府各部、军队各总部之间的接触、协作更加频繁，日内瓦谈判更加活跃了。
我国代表在日内瓦和斯德哥尔摩进行的谈判进程是今年春天政治局专题讨论的内容。关于谈判程序陈旧过时的问题，关于某些外交官员因循惯例、热衷于诡辩的问题，被尖锐地提出来了。会上做出了切合实际的结论，把谈判升到谢瓦尔德纳泽、阿赫罗梅耶夫这一级。由于克服了一些障碍，将局势置于苏美两国领导人的直接控制之下，我们的进展速度大大加快了。
1987年初秋谢瓦尔德纳泽前去华盛顿，10月美国国务卿率领他的班底再次来到莫斯科。这次新的会谈表明签订《欧洲中型导弹条约》有了实际的可能。4月同舒尔茨达成的协议“起了作用”。
10月23日我们在克里姆林宫会面时，集中精力讨论了彻底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过去几个月里，在这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美国人感到忧虑的仍然是我们的重型导弹，而我们感到忧虑的则仍然是战略防御计划和战略飞机。机动灵活的陆基战略导弹也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详尽而又全面地审议了关于遵守《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至少在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签订后10年之内不退出《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的问题。
第二次会见舒尔茨同前次一样，也不是只谈裁军问题。我们曾讨论了苏美关系，并且不仅仅从哲学、概念角度，而是从实际角度加以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就两伊战争和美国的表现而展开的辩论很有代表性。
当时我对舒尔茨说：“也许会使人感到，我们有时向美国方面提出过高的要求。但在两伊冲突这件事上，有两点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点，我们把握不准，你们是否做过精确的计算，你们是否了解你们的方针会给你们、我们以至全世界带来什么后果。第二点，就其重要性而言也许是首要之点。我们认为我们在海湾的协作是一个最新的实例，它证明我们之间的合作导致安理会通过了一些著名的文件。我们认为，而且以前我们曾经公开声明过，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必须充分利用598号决议中经过协商达成一致的条款。然而美国显然因为我们没有支持它在安理会第二个决议中关于制裁的要求而产生了怨恨，所以决定像在‘过去的好时光’那样单枪匹马地干了。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我现在不去谈它。我想再说一遍，你们不愿意与我们合作很是令人失望。”
舒尔茨向我保证说，美国本来并不想单干，更愿意在联合国框架内工作。但他指出了美国在海湾的“朋友们”、即石油供应国受到了威胁，而石油是西方国家的主要能源。
这个例子证明，尽管苏美关系出现了松动，美国有权势的政治集团内部对苏联及其改革和新思维还没有明确自己的态度。他们也嫉妒我们的新外交方针对欧洲、对世界舆论、以至于对美国人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被鹰派看做是要不得的事。
我在和舒尔茨谈话时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在这次谈话前不久我手上有了一份美国国务院在国务卿知情的情况下公布的文件，该文件题为《保障苏联影响活动：关于1986年至1987年的积极措施和宣传的报告》。
舒尔茨想把这一切归结为一句玩笑，他说这份报告如果确实出自于国务院，那它肯定是一份权威性的报告。大家笑了一阵，而我决定决不就此罢休。
“戈尔巴乔夫：报告的内容介绍令人触目惊心。原来我们在日内瓦所达成的一切协议，您和谢瓦尔德纳泽签署的有关文化和其他方面交流的协定，不过是苏联用来误导美国舆论的一条渠道而已……那上面还说，改革只是一种欺骗西方、为苏联进一步扩张而阴险地准备土壤的手段。
“我们是认真地希望从安全问题到经贸、文化、人道主义合作的一切领域改善时美关系。我们苏联对美国没有偏见，我们也不培植这种偏见。可是你们呢，要不把苏联描绘成敌人，你们就无法生存，是吗？
“当威克先生说改革是骗局时，我并不太在意，他毕竟是一位新闻界人士。但是，当国务院的文件发出时，问题可就大了。既然你们把我们当成敌人，既然你们告诫本国人不要和苏联人接触，为什么还和我们进行这种谈判呢？我请您认真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舒尔茨：谋求关系改善，是我们和你们的共同愿望。许多人对苏联仍然抱有悲观看法，这反映了对你们的一些行动的切身体验。这种体验令许多人不安。”
“戈尔巴乔夫：看来你们惟恐这种悲观看法变得少了。”
“舒尔茨：我并不想在这个话题上耽搁太久，不过我还是要举出几个令我们不安的事例。可怜的卡特总统，他一心只想做善事。可是你们偏偏在卡特的任期内入侵阿富汗，他对此惊奇不已。他说他在一昼夜之间对苏联了解之多，胜过了他整个前半生。这对他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另一个问题是韩国的飞机……”
“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你们现在还在散发这类文件？你们这样做实际上岂不是使我们的会谈变得毫无价值了吗？”
“舒尔茨：无论是在政府之内还是在政府之外，我的立场都是认为改善我们两国关系是我国外交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鉴于我们两国贮存了堆积如山的武器，世界上没有比这更重要的课题了。我们知道这个课题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历史决定了我们的关系有起有落。”
“戈尔巴乔夫：我们并不强求改变你们的制度。你们要怎么样生活，这是你们的事。”
“舒尔茨：我们也不强求你们这样做。我们看得见，你们国家正在发生变革，我们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这些变革。我个人对此非常感兴趣。但你们要怎样生活，不是由我来决定，而是由你们决定。我并不是就应该如何生活向你们提出忠告。我只是在说，我十分关注你们的变革。”
“戈尔巴乔夫：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为什么你们要印发这种报告呢？”
“舒尔茨：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报告。”
“戈尔巴乔夫：或许这份报告也是克格勃假造出来的？”
“舒尔茨：或许是吧。(笑声)”
“戈尔巴乔夫：我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这份报告是旧观点、旧思维卷土重来，而我们必须具有新的观点才能解决新的问题。如果我们囿于这种思维定式，就不会树立起新的观点。
“总统曾经大谈增进信任的必要性。有了信任，其他一切就都好办了。但这哪里是通向信任的道路呢？在我们的关系中开始出现变化——电视中转、妇女联谊、儿童交往，我们对这些变化表示欢迎。你们却把这些几乎看做是对美国的威胁。美国竟然如此虚弱，它招架不住！我想用我开头说的那一句话结束这次激烈的意见交换：我们愿意发展我们之间的关系，愿意使我们的关系变得更积极、更友好。在我们的社会里和你们的社会里都有这种民意，我们政治家们应当把这种民意表达出来。”
“舒尔茨：我不仅同意这一点，并且按照这些原则生活，维护这些原则，很早以前就一直在这样行事，虽然这并不总是很容易做到。”
“戈尔巴乔夫：我说这些话的目的，绝不是想要改变我们这次会谈的性质，绝不是要贬低它的意义。我只是想强调必须把这一类东西从我们的关系当中清除出去……让我们把这件事做起来吧。”
虽然有了这样一番措词激烈的解释，我们这样一次谈话和上一次即春天那次一样，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就其结果而言，这是一次十分具有建设性的谈话。它实际上是新的一次苏美“峰会”的预备会。当我问到舒尔茨我们将用什么来结束这次谈话时，他说美国愿意在所有问题上，如人权、武器监督、双边事务、两伊冲突、柬埔寨等问题上，都取得进展。
这些话出自舒尔茨这样人之口，肯定是认真的，因为他从不丧失自控能力，从不放过谈话主要线索，一向举止得当，富有责任心，甚至可以说小心谨慎。这却不妨碍他在需要“超越”自我时成为一个果敢坚定的人。
访美公式
舒尔茨在这样的气氛中完成了上司交办的事：“总统希望您将愿意前往美国。他将以礼相待，在适合这种场合的友好气氛中接待您。
最佳时间是11月底。我们欢迎您来访，把这看做是一次事务性访问，也是一次隆重接待您、向您表示敬意的机会。这就是说您将与总统、我本人、国会议员在私下进行交往，如果有可能，还将与美国各地区、各行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在私下进行交往。”
听了国务卿这番话之后我发现美国方面从4月份就日程安排达成的协议上倒退下来了。我们当时的出发点是，在这次会晤期间将签订《中程导弹条约》，在对待进攻性战略武器和宇宙空间的关键性立场上取得一致，并且对核试验谈判加以推动。我提请舒尔茨注意这些分歧，并表示如果这样不成，最高层会晤的意义就成了问题。在自己国家面前，在全世界面前，我们将是赢家还是输家呢？参加第一次会晤比较容易，但是在已经举行了两次峰会的现在，对于是否应该参加一次“打了折扣的”会谈，就会产生怀疑。
舒尔茨试图“抬高”新的会谈的身价，主张《中短程导弹条约》不要由双方代表团团长在日内瓦签字，而由我和里根两人签字。据他说，这样做可增加条约的分量。
我们都更倾向于采纳我的主张：把会晤时间不定在11月底，而定在12月中，定在年底，最重要的是要举行一次实质性的会谈。
我这里说句后话，这种安排给各个级别的谈判都增添了活力，首先是保证各部部长和“第一把手”本人有了更大的参与性，这在我们两国关系的实践中是没有先例的。当然，我把加强各项工作同美国总统即将访问莫斯科这件事联系在一起。要为总统访问莫斯科和我访问华盛顿打下良好的基础。
总之，苏联和美国走过了初步摸索、哲学推理、一般评价、同时又“唇枪舌剑”相互攻击、指责的阶段。我们的美国对手终于承认：现在是时候了，应该放弃陈旧的办事方式，放弃“冷战”时期使用的术语。
总之，苏联的外交方针开始了明显地转变。
我们开始逐渐远离一种思维定式，按照这种思维定式，把“帝国主义的西方”说得一无是处，把自己的外交政策、外交行为说成全是对的，是惟一公正的。这种转变并未湮没无闻，成了提示可以并应当和苏联进行建设性对话的信号。
扩大和活跃我们同“第三世界”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这样一些有影响的国家的交往，同瑞典、奥地利、芬兰这几个中立国家的交往，具有不小的意义。在世界政治格局中，这一切仍然被看做是“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然而这已经是在另一种基础上、为了另一种目的而进行的竞争了。
我们对于所会见的“左派”也好，“右派”也好，一律毫不隐瞒地告诉他们，我们十分重视同美国建立有效的合作，达成相互谅解。然而我们的政策并不只是面对这一个方面。美国人看到了我们的活动并估计到了它可能带来的后果，从而明白了他们对我们敦请合作作出的负面反应最终可能影响到它作为西方主要大国的威望。可见这里面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
世界上围绕着苏联改革展开的辩论越是广泛，同其他国家政治家、有影响的社会团体的交往越是频繁，就越是突出地感觉到需要新的思想、新的看问题方法，需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必须结束军事政治集团之间的对抗，提高国际组织首先是联合国的作用。在一个分裂的世界里，在“冷战”年代，联合国无法有效地履行建立之初赋予它的并写入其宪章的职责。是否到了应该充分发挥这个世界组织的能力的时候了呢？1987年9月我在《真理报》上谈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访问华盛顿第一个《核裁军条约》
1987年12月7日我们乘坐的“伊尔—62”在空军基地安德鲁斯着陆。在机场上，我、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随行人员受到了乔治·舒尔茨及夫人的欢迎。他致了简短的欢迎词，我致了答词，然后我们的车队便驶往华盛顿。我和舒尔茨国务卿同车，他的心情很好，谈话围绕着访问日程安排进行。这是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我将向读者谈谈我此次访美的印象。但我要先谈一谈这次访问的顶点——第一个《核裁军条约》。以后会有第一阶段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和第二阶段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但是一切都始于《中短程导弹条约》。如果没有这个条约，恐怕也不会有以后的条约。况且世界上有许多事物很可能是另一番模样了，因为《中短程导弹条约》本身是变化了的形势结出来的第一颗成熟的果实，是走出“冷战”的开端。
签字仪式是在庄严的气氛中举行的。所有参与者无不激情满怀。签字开始之前我和总统单独呆在一起，在礼宾官员的示意下走向签字仪式大厅。电视开始转播，在场的人起立欢迎我们。签字的程序只用了几分钟。我们交换了条约的俄、英两种文本和为这个仪式特制的钢笔。两个男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然后里根和我分别向美苏两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发表了讲话。
总统说：“今天我代表美国，总书记代表苏联，签署了历史上第一个关于销毁美苏两国整整一个等级的核武器的协定。这件事将载入史册。有许多所谓的智囊不止一次地预言说这样的协定是无法达成的。反对的势力和因素太多了。我们锲而不舍，从未服输。我希望总书记会谅解我，如果我承认在协议似乎真的无望达成的最沮丧的时刻，我曾经用俄国伟人托尔斯泰的名言鼓舞自己，他曾写道：‘最坚强的战士乃是时间和耐力。’”
我在讲话中说了我认为该说的话：可以引以为荣的是，我们栽下的树苗将会长成和平的参天大树。不过现在就相互赠送桂冠大概还为时过早。伟大的美国诗人和哲学家爱默生说过：“对于一件做得很漂亮的事的最佳奖赏就是做成这件事”。让我们把事情做起来，奖赏我们自己吧。让1987年12月8日这个日子被写进历史教科书吧，让它成为核威胁增长的时代和人类生活非军事化的时代的分水岭吧。
我认为在这里说几句题外话是适当的，更何况时隔不久，正像我们预料的那样，对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批评。一些性情急躁的人和玩弄政治的公众开始扬言说《中短程导弹条约》给苏联的安全造成了损失，打破了利益均势，说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接受这个条约，只是为了给他那个“新思维”张目。
在欧洲部署SS—20导弹，反映了当时领导的政治风格和给国家带来严重后果的决策方式。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得出了并不令人宽慰的结论。这个不仅涉及我国利益、而且涉及欧洲和全世界利益的重要决策，实际上是在没有分析政治和战略方面后果的情况下作出的。
根据我的考查，情况大致是这样的。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向勃列日涅夫报告说：部署在苏联欧洲部分的近程导弹已陈旧过时，需要更换。但实际原因不是“陈旧过时”。改进武器的研究工作发现，有可能研制出SS—20导弹，这种导弹在射程、准确度、制导性方面，在所有的参数方面都大大超过以前的型号。实际上，它具备了战略性能。无论在什么借口下作出的部署SS—20导弹的决定，无论利用什么论据来加以论证，像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这样的人，同样还有柯西金这样的人，对这个决定会带来怎样的危险是很清楚的。但是却没有人认真地估计一下西方可能作出的反应。我就直说吧：这是在军工联合体的压力下作出的一桩不可原谅的冒险行为。或许是下面这个理由影响了政治领导班子：咱们先把导弹安装起来，在西方和平战士们决不容许采取反措施。如果真的这样想，那可是超级天真。
赫尔姆特·施密特后来见到我时，一直反复谈到这个问题，并流露出无法掩饰的惊奇。他回忆说，担任总理期间，一次出访日本或某一个远东国家途经莫斯科在舍列梅季耶沃机场作短暂停留时，曾和柯西金的一位副手谈话。他警告说，如果苏联方面实施SS—20计划，就会引起严重的反措施，因为部薯这种导弹会改变整个军事政治形势。
坦率地说，我们这个决定倒是符合了美国在“冷战”中的利益。但不仅仅如此，或者说不完全如此。由于北约采取了反措施，苏联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因为我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正处在“潘兴—2” [ 译者注：“潘兴—2”是美国的地对地弹道导弹。 ] 的打击之下。这种导弹只用5分钟就可抵达目标，我国实际上没有防御它的设施。
通过签订《中短程导弹条约》，我们实际上打掉了抵在我国太阳穴上的一枝手枪。且不要说生产和维护“SS—20”所需要的巨大的、得不偿失的物质投入了，这些费用都用来满足军工联合体这个贪得无厌的莫洛赫大神 [ 译者注：又译莫洛克神，即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火神，以儿童作为祭品。 ] 了。
顺便指出，我国军事专家都十分清楚地了解，部署“SS—20”是冒险，我们没有抵御“潘兴—2”的能力。在这里我可以举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为例。这位为人耿直、忠厚的大军事家从不隐瞒他对这一有害的想法持否定的态度，并且在消除我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危险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我曾有机会亲眼看到这种危险有多大，那是在我访问莫斯科郊区一个国防项目并会见了高级专家的那次。我实际上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听取关于已出现的形势的报告(和我在一起的有政治领导机关、军工联合体、苏联部长会议的代表们)。我“追根究底”地询问我们是否掌握击败“潘兴”进攻的手段。我得到的答复是没有这种手段(当然是指当时的情况)。
总而言之，要赶在美国中程导弹安装计划还未完全实现之前加紧行动。如果木已成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未必肯放弃已经到手的优势。我倒也不是把话说绝，但至少在这种情况下《中短程导弹条约》是很难签成的了。
所以我当时认为自己有责任使国家脱离致命的危险，纠正70年代中期苏联领导犯下的巨大错误。从一定意义上说，我认为这是可与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等量齐观的成就。但这一点不仅仅是我们需要，全体欧洲人都需要。
《中短程导弹条约》除了它的基本功能外，还具有许多有益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不久以后起草进攻性战略武器协定时就会用得到。这尤其与监督问题有关。我们在对美关系中已经进入一个新的信任阶段，正在启动现实的裁军进程，建立安全体系，这种安全体系再也不是立足于你死我活的威胁，而是立足于全方位的合作了。
还有一个短程和近程导弹问题。国防部，外交部，总参谋部属下的专家都一致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根据的。短程导弹就技术性能而言，实际上达到了“SS—20”的下限水平，稍加现代化，减少其重量，就可以发射到更远的距离。由于坚持要保留这种导弹，我们当时曾冒着有可能出现与部署“SS—20”和“潘兴—2”所造成的局面相类似的局面。更何况当时美国已经有了对类似的导弹实行现代化的计划。
这一次谈判的最重要的主题还是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在有关亚水平、舰基飞航式导弹、遥测等具体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我们双方正在彼此逐步接近。然而一切又在战略防御计划和反弹道导弹防御问题上搁浅了。
《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对战略防御计划规定哪些限制，这个协定的“不退出期限”结束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些问题直到最后时刻一直是激烈争论的题目。美国人谋求通过一份联合声明，约定双方有权在10年期满后启动防御系统研制。(试想：如果我们同意了这个条件，1997年地球的上空就会悬挂起具有杀伤力的核设施和激光设施了！)我们则坚持主张《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自动继续生效，每一方都必须提前半年以上通知自己想退出该条约的意图。
我又重复了一遍我多次对美国总统和国际社会说过的话：把军备竞赛转移到宇宙空间的做法，会使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变得毫无意义。
就进攻性战略武器展开的辩论在整个访问期间都在继续着，而有关《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的条文起草工作直到我和总统应该到白宫前草坪上参加访问结束仪式的时候才告完成。应该到外面去了，可是文件还没有出来。天下着小雨。应邀的客人已经到齐，参加隆重欢送仪式的乐队和仪仗队已准备就绪。我和里根站在白宫的前厅里等候结果。阿赫罗梅耶夫再一次来到我身边，我们讨论了谈判人员找到的妥协提法。最后双方同意了这个提法：各方将不折不扣地执行1972年签订的《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即研究、开发、试验都不可违反本条约，美国和苏联在一定期限内将不退出条约。
联合声明显然并未消除分歧，而且在一开始对访问结果作介绍时，分歧就显露出来了。
我再一次谈到前面已提到过的1993年2月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那次会议。前国防部长卡尔卢奇在讲话中承认，他本人从不相信战略防御计划，干脆称它为“总统心爱的宝宝”。然而他又说苏联领导过高地估计了战略防御计划的意义。但我认为并没有估计过高，我们是从原则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出于战略考虑，出于认真负责的考虑，不愿意把军备竞赛搞到宇宙空间去。那样会使已经启动的裁军进程中断。我当时是这样想的，现在依然这样想。
和美国对话
对我访美日程安排的结果是，我恐怕不得走出首都一步。原因不仅仅是时间不够，而是因为美方人员和苏方人员都对第一次访问抱有这种看法。多半是因为自1974年以来一直没有过这种访问的缘故。就因为这个，双方对于用什么样的“规格”安排这次访问，都存在着太多的担心。诚然，里根总统当着我的面和在信中都说过，他希望我能访问美国的各个地区。但是谈到日程安排时，人们竟然把这话抛在脑后。安全机关，首先是苏联的安全机关，也不希望出现麻烦，力主第一次访问应把活动范围仅限于首都为好。
然而，说得通俗些，访问日程把我和代表团成员“锁”在了华盛顿。因此我开始考虑，在这个范围内，在官方活动之外，如何才能和美国人见面。成功地安排了同美国公众代表、主要的出版商、编辑人员、生意人的会面。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程安排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游览华盛顿市容，参观国家美术陈列馆，出席由帕梅拉·哈里曼主持、邀请杰出的美国妇女参加的茶话会。
总的来说，我们对第一次美国之行是满意的，满载着观感回到莫斯科。此后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又曾多次去美国，访问过这个国家西部和东部的许多地方，了解了美国的中部，只是未能到过最南端的几个州。
我喜欢美国人和他们那种自然、大方、民主、坚强的性格。当然还有他们对自由的崇尚。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差别太大，别人要想适应它谈何容易。这里也许是一些规范和标准在起作用，这些规范和标准系由美国是个移民国家这一点所派生出来的。
我承认，在1992年和1993年两次访问中，我对美国人如何关注我的讲话感到惊喜。例如在富尔顿，我曾在露天场地对15000人发表讲话；在斯坦福有12000人听我讲话；在弗吉尼亚大学杰弗逊诞生二百五十周年纪念会上有25000人听我讲话，在埃莫利大学有35000人听我讲话。以前我认为听讲话不是美国人的兴趣所在。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使我感到欣慰。说来是我的看法错了，要么就是美国人自己变了(也许正在变！)。
可是第一次访问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矛盾的。早在安排访问日程的时候，总统本人也好，那些协助他的人也好，个个都表现得缩手缩脚，为了把日程安排得让来访者没有“得分”机会而不遗余力。关于我在国会演讲问题的讨论无果而终，我无法用别的理由解释这件事。除了这个原因，里根还不得不相机行事。照我的理解，民主党人不愿意让外交成就的荣耀完全归共和党总统占有。这个题目在报刊上曾经讨论过，因此最后决定我只和国会的头面人物会见。
在法国也有类似的经历，我没有在议会上讲话，而是对下院议员们讲了话，虽然主要的“出场人物”都在场。在英国也同样如此。美国人显然是如法炮制。
不管怎么说，我对和国会领袖人物的会见是很满意的。我和许多国会议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且至今仍保持着这种关系。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程安排却发生了一些怪事。按照原来安排，她不仅有机会坐在轿车里观赏华盛顿的名胜，而且还可以在几个点停留。然而车队以不可思议的车速从规定的参观地点飞驰而过，而那些地方的美国人本来期待着和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夫人会见呢。他们只能满足于观看汽车疾驶而过的情景。大家都感到莫名其妙，首先是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怎么搞的，为什么没有停车？！她得到的解释是：这是安全机关的要求。
新闻界一时鼎沸，对总书记夫人的行为纷纷表示惊奇，因为组织者不仅仅是旁敲侧击，而是公然宣称这是她的主意。但事情还不止于此。在整个访问期间，美国报刊上连篇累牍地登载以第一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南希·里根之间的“冷战”为题目的文章。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南希·里根两人，从生活经历来说，从专业兴趣来说，都是极其不同的人。南希是演员，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是个科学工作者。再加上我们两国各自的传统也十分独特，特别是在有关国家元首夫人的地位问题上。
承认“第一夫人”的特定地位，并不符合我国社会的惯例。况且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来说，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从另一方面说，她对我当选为总书记，对我开始从事的事业很重视，抱有极大的责任心。她从各个方面给我以力所能及的帮助。尤其是在我出国访问期间和在莫斯科接见外国人士的时候，她帮助我安排一些生动有趣的人际交往活动。所以说，她不曾和什么人“战斗”过，正相反，她为相互理解做了许多工作。
在讨论此次来访的主题——裁军的过程中都克服了哪些困难，姑且不去谈它。我和里根当时发生了几场小小的“顶撞”，无非也是那种意识形态对峙的余波。在一次会谈中总统开始对我横加“斥责”。我不得不打断他的话，并心平气和地说：
“总统先生，您不是法官，我不是被告。我和您一样，也代表一个伟大的国家，我希望我们的对话将在互惠、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否则我们就根本谈不下去了。”
相互怀疑、讽刺挖苦的场面也见于其他几次会晤。但这种情况逐渐减少。对手在彼此熟悉对方，不再话刚说半句就“发火”，凡是不合胃口的话都“予以反击”。如果在谈判过程中万一发生了激烈冲突(这从来都是难以避免的)，大家都尽量用开玩笑方式缓和气氛。美国人偏爱幽默，可以说是民族性格的特征。我想，就在我的访问过程中，里根本人曾思考了许多事物，超越了他早已形成的思维定式，在这个意义上舒尔茨比所有的人走得都远。
美国人把大量的信函寄到苏联大使馆——我的临时官邸。报纸不惜版面，电视公司不惜时间，报道访问的详细情况。应我的邀请前来参加招待会的有：万斯、基辛格、凯南；各个反战团体和友好协会总会的代表；宗教界人士伯纳迪恩、格雷姆、斯奈德、施奈厄尔；学者比阿勒、亚当姆斯、托克、布拉德马斯、维兹纳、汉堡、加尔布雷思、德莱尔、科恩、劳恩、辛普森、舒尔曼、沃德、斯通；文化界人士维达尔、鲍杜因、丹纳维、德·奈罗、兰克斯特、密勒、纽曼、欧诺、奥茨、佩克、斯特利普。
我只是列举了在使馆椭圆形大厅聚会的数十位美国杰出人物的部分名单。我方也有学术界和文化界名流出席这次集会。这次聚会在美国和在我国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我以美国来信(仅1987年我就收到8万多封)为切入点，开始了我的讲话。我谈了读过这些令人激动的信件之后的感想。对于我们两国公民已经意识到的东西，已经感受到的东西，政治家们和智囊们却跟不上。看来是时候了，我们应当想方设法去了解民意，应当提倡顺应民意。世界变了。在座的有“战争边缘平衡论”、“遏制论”、“反击论”的首创者和拥护者，等等。但这种理论的对象正在消失。我们如果不把这一点搞明白，就无法走上一条使国际关系健康化和建立合作的道路。
当然，和我交谈的人都对我如何评价苏联正在发生的一切很感兴趣。当时，即1987年12月，是第一次提出：“我们已开始把自己的构想和实际生活结合起来。这将涉及千百万人的利益。今后两三年将是最为痛苦的几年。一切都应该改变。”
我当时确信，而且至今仍然确信，没有经济往来，就不可能建立富有成效的合作。而苏联和美国之间，除了我们购买粮食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上的往来。我们用政治决议，用旨在防止技术流失的规定，把我们自己相互隔绝起来。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臭名昭著的清单，不仅使得美国自己，而且使得许多其他国家无法和我们在现代经济技术层次上进行合作。贸易和人权挂钩使那些真正愿意与我们做生意的人陷于困境。只有极个别的美国商人进入我们的市场。
在与美国实业界人士会晤时，我把这些问题谈了出来。会晤时在座的有实业界各方面的代表，诸如埃克、安德鲁斯、哈默、希尔顿、肯德尔、克恩斯、肯尼迪、劳德、马霍尼、马克斯韦尔、墨菲、彼得森、佩蒂、洛克菲勒、罗哈延、斯宾塞、特纳、伍德、克劳曾、鲁宾逊、美国商业部长维里蒂。
我是围绕着下面这个主题和美国出版界头面人物谈话的：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会在一个新的世界生活。报刊在评论这次会晤时强调我和出版商们相互对骂。也许我表现得不冷静，我对此表示遗憾。但从会晤一开始就劈头盖脸地提出挑衅性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我已回答了不下数十遍。座谈会演变成一次普通的记者招待会，这令人懊恼。我们渐渐地平静下来，才找到了共同语言。
我们对华盛顿的“入侵”之所以很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并不抱有任何“破坏性”目的。所谓“入侵”，并不仅指我自己、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代表团成员中亲密的战友，而是指所有和我一起访美的人。这里有学术界和艺术界的名流，有记者大军。他们先期赴美，开始了与美国同行的接触，参加各种讨论会，多次接受记者采访。
原来我们真的有话可说，我们的人也很善于把“冷战”年代积累的尖锐问题谈得头头是道。他们在说话时摆脱了先前那种套话和教条。他们获得了思想自由，并且证明了他们善于富有责任感地、毫不懒惰地、毫无蛊惑人心之嫌地利用这种自由。这是公开性取得的初步成就。
许多辩论会的中心内容已经不再是顽固地坚持意识形态公设了，而是努力聆听和理解对方。这是一个不亚于签订条约的成绩。
那些频繁参加会谈的日子给人留下的富有感情色彩的印象，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在白宫的一次招待会上我见到了范·克里贝恩。在我们的记忆中，他还是那个因为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协奏曲而在莫斯科第一次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 [ 译者注：第一次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于1958年在莫斯科举行。 ] 中荣获一等奖的青年人。在充满友好之情的拥抱之后，范·克里贝恩再一次坐到钢琴前，轻声地演奏并哼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是献给苏联客人的礼物。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为1957年莫斯科青年联欢节写作的这支歌几乎是我国的民间国歌。我们忍不住了，激情满怀地跟着唱了起来，于是这支歌被用两种语言演唱着。
招待会和音乐会结束了。我们和美国人都兴致很好地走在白宫的走廊上。我们走到林肯肖像前时，翻译悄声对我说：“您看见了，那边走着两位将军……一个将军指着肖像对另一个说：应该让林肯老先生看看所发生的一切——白宫外面飘扬着镰刀和锤子的红旗，里面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在国务院举行的招待会上，我见到了充当殷勤好客的东道主的乔治·舒尔茨。他很善于制造温馨友好的气氛。来自美国各个角落的人们，所谓社会精英，济济一堂。舒尔茨把他的前任——历届国务卿全部邀请来赴宴。
我认为我在这次聚会上的讲话，是我整个访美期间最成功的一次讲话。我理所当然地谈到了《中短程导弹条约》和这件事的意义。但我讲话的主题却另有所指。
“现在千千万万的人们开始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随着20世纪的结束，文明正在接近这样一条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与其说是各种制度、各种意识形态的分界线，不如说是以健全的头脑、人类自我保护意识为一方和以不负责任、民族自私主义、种种偏见为另一方的分界线。人类开始意识到他们仗已经打够了，应该一劳永逸地消除战争了。两次世界大战，耗费人力物力的‘冷战’，再加上已经夺去和正在夺走千百万条生命的小规模战争，是因为冒险、野心、藐视他人权益而付出的极其高昂的代价。是因为不愿意和不善于正视现实，不愿意和不善于正视各国人民拥有做出选择、生存在世界上的正当权利，而付出的代价。
当代世界并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国家集团的独霸天下，无论这些国家多么强大。世界是众人共有的天下。凡是有众人相互交流的地方，就离不开互惠和妥协。一个立足于强权的世界，无论怎么说，也是外强中干。就其实质而言，这样一个世界是建立在公开或隐蔽的对峙上，建立在累卵之危上，建立在使用武力的野心上。
人类多少个世纪以来不得不容忍这个糟糕透顶的世界。我们不能再让自己这样下去了。有些人认为，在起草条约时苏联方面让步过多，另一些人又说美国方面做出了许多让步。我认为，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为了启动裁军进程，为了建立起码的相互信任而又不损害任何一方的安全，双方都做出了适当的让步……用普通的人类交际语言，无论是用俄语还是用英语来说，我们取得的成绩都意味着希望重现。”
汽车里的谈话
按照礼仪规定，布什副总统送我到机场。我和他在汽车里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可以认为我们当时已经建立了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基础。这次谈话成了交往中的一种暗号。后来，在讨论某一问题时，由于有其他人在场而说话必须小心谨慎，我或者布什都曾多次说过：“我重申我们在汽车里达成的协议”或者“看法仍旧和在汽车里谈过的一样”。
下面是1987年12月10日那次谈话的摘要。
“布什：我和妻子几乎收看了您的记者招待会的全部情况。招待会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访问成功地结束了。”
“戈尔巴乔夫：我们显然正在进入我们两国关系的新阶段。新的机遇就在眼前，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它。”
“布什：我同意，现在有这种条件。您本人在这件事上干得很漂亮。在我的竞选活动范围内，我今天参加‘问答’直播电视节目，同我国内地中西部各州居民进行了交谈。对您的访问作出的反应简直是近于狂热。……我应当说，您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所提的问题回答得很成功。有些问题是很不容易回答的。比如有人问：您和总统的会谈是否符合您对裁军的期望？您在回答时提到您的开场白，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开场白里的确都谈到了。”
“戈尔巴乔夫：正因为如此，它显得相当冗长。但我的主要思路是：今后几个月内将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布什：我想谈谈未来几个月。我的未来几个月相当多的时间将用来从事竞选活动。大约到3月中至3月末，情况将明朗化。如果我的情况照现在这样发展下去，——根据民意测验结果，我现在的情况很好——如果我能够在初级选举中取得重大成就，那么我的共和党提名问题将获得解决。如果失败，多尔将被提名。其他如杜邦、鲁宾逊……都没有多大希望。我赞成改善苏美关系。如果我当选，我将把开创的事业继续下去。顺便说一句，多尔也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总统，包括在发展苏美关系方面。
“当然，在和我们打交道时，你们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这并不重要。当年需要里查德·尼克松去访问中国。现在需要罗纳德·里根来签署并确保批准《削减核武器条约》。这都是保守派的角色。在美国没有人比里根更右了，他右得不能再右。再右就是极端主义帮派了，对他们可以不加考虑。范围很广的人都赞成这个条约。
“在和民主党人打交道时你们的情况总的来说是会不错的，但他们正像我们这里人们常说的那样‘不保证送货’。他们无法保证重大的协议得到支持，不过得承认，你们和今天的任何一位民主党候选人的关系都将会一帆风顺。今后几个月我虽然忙于竞选，但我愿意在必要时，在解决某些苏美问题、消除可能产生的麻烦方面给予协助。”
“戈尔巴乔夫：我很钦佩您的这番话，我很钦佩您讲这些话的方式，我也认为您所建议的交往很可能是有益的。您不是向多勃雷宁表达了这个想法嘛，他对我说过。这我支持。既然注定由您来领导国家，我希望我们将继续保持相互关系。您谈出这样的意图，这很好。”
我们两人把刚才讲的话反复思考一阵子之后，谈话又重新开始。
“布什：据您的看法，苏中关系、中国的政策将如何发展？”
“戈尔巴乔夫：我们做过分析，并且得出一个坚定不移的结论：中国将永远实行独立的政策。我们认为这是好事。我们将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当然，中国人将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将维护我们的利益。但可以找到平衡。我们认为，苏中关系很有前途。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打算损害美中关系。”
“布什：我同意您的看法。我看不出发展苏中关系对美国有什么威胁。人们常常向我问这个问题，我每次都回答说我看不出有危险。”
“戈尔巴乔夫：中国将越来越积极地活动。”
“布什：不过这种活动已经在它的邻国——亚太国家、东盟国家引起不安。”
“戈尔巴乔夫：是的，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
“布什：特别是在印度尼西亚。”
“戈尔巴乔夫：显然中国将更加积极地开展对外联系，特别是在亚太地区。苏联也在这样做。我们也属于这个地区嘛。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 译者注：即海参崴。 ] 曾谈过一个想法，我也很愿意把这个想法通报给美国领导。这就是：苏联面向亚太地区，决不打算破坏谁的利益，包括美国的利益。我们承认这个地区对你们国家以及整个西方的意义。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意图，除了希望与该地区的国家建立相互关系和合作之外，别无其他。”
“布什：这也符合我的观念。”
我已经说过，后来布什出任总统时，我们还常常引用这次谈话内容。我高度评价了副总统在苏美关系发生转折的时刻做出的表白。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依然对他以诚相待，完全负责地与他进行充满信任的对话，我认为这对我们两个国家、对世界政治，都具有重大意义。
1988年12月我去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期间，我们再次见面，他已经当选，里根总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时我当着里根的面说，我对于和布什副总统在汽车里那次谈话记忆犹新(由译员记录下来了)，我很珍重我们当时思路之广、彼此间的信任、对里根任期开创的事业的忠诚。布什做出了相应的反应，并重申他信守当时讲过的话。这一点有多么重要，我和他将如何打交道，我在下文将会谈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