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点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要在经济领域和政治体制中实行彻底的改革，就必须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否则是不可能的，这个道理大概不证自明。作为开头，至少也得把“冷战”的积雪扫除干净，把由于我们被卷入世界各地的冲突、参加糜费精力的军备竞赛而带来的种种问题所造成的压力缓解下来。必须认识到，无论就国内而言，还是就国际而言，“长此下去是不行了”。

　　此时日益逼近的危机已经有目共睹。增长速度的减慢，技术和工艺落后于发达国家，人民生活质量水准低下，这些都说明一场重大的改革势在必行。早在我当选总书记之前，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关于对外政策必须进行重大改革的一些想法就在头脑中形成了。我并不是要说我的文件包里此时已装着一份详尽的行动计划，而是说此时已经有了一个相当明确的目标和关于头几个步骤的大体设想。所以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的改革开始齐头并进，一个方面的成功推动着另一个方面的改革，而挫折则会使两个方面的改革同时受阻。

　　但是，无论“第一把手”的思维方式和意图多么重要，总书记也不能独自统揽对外政策。况且这里所谈的并不是什么小事，而几乎是180度的大转舵。当时必须让国家集体领导班子认识到这个必要性，对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则必须予以更换。这项工作由我做了，读者对此已经了解。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领导班子。党中央、外交部、国家安全委员会 [ 译者注：俄文简称“克格勃”。 ] 、外贸机构中国际部门的机关人员，总体上是保守的，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受到的“训练”并不亚于那些内务部门的官僚，很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在“国际战线”上确有不少向往变革的分析研究人员和专家。把这些人提拔到外交领导岗位上来，是我的最初的几项任务之一。

　　然而在这之后，事态仍然进展缓慢，党的二十七大决议和向无核世界推进计划已经通过，人事方面已经做了调整，可是“外交马车”依然墨守成规，步履维艰地走着老路。

　　1986年5月底，关于苏联外交新作用的问题提交外交部的会议讨论，驻各国的使节、在莫斯科的“外交界精英”全都应邀到会。会议先听取并讨论了部长的报告，后来(5月28日)我也向这些国际问题专家们发表了讲话。讲话的主题是：外交机构跟不上步子，滞后于政治领导班子的构想和实际步骤。我把这次会晤看做是全面贯彻新思维工作的开端。

　　很难说当时世界上的事态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因为我们在新政策框架内采取的步骤一开头就因为西方各个政治中心不理解、不接受而屡屡碰壁。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广大公众能否认识到：世界正濒临深渊，不能听任事态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了。政治家们不能不正视这一事实。

　　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最重要的不是获得同情、怜悯，而是获得理解。为了首先求得理解，我努力把自己对必须进行的变革的看法写进《改革与新思维》一书。该书列举了我认为取代战后国际秩序的新国际秩序应该赖以构建的理论公设。这就是：各国和各民族相互依存、利益均衡、选择自由、连带责任、共同解决当代全球性问题。

　　我们认识到了必须破除对外部世界的扭曲观念，它几十年来使我们和外部世界对立，这不仅仅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对社会意识，对科学和文化，对国家的知识潜力，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当代相互依存的世界，一个闭关锁国、思想封闭、与全球的发展隔绝的社会，是不可能进步的。今天，任何一个社会，只有在和其他社会互动而又保持本色时，才能够得到充分发展。

　　我们认识到，不顾及他国的安全利益，就无法保障本国的安全，而在核时代不可能用军事手段建立起可靠的安全。这促使我们提出了全新的全方位安全观念。全方位安全囊括民族间关系和国家间关系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人权。

　　如今这些论点已广为人知。讲话、文章、学术专著中都千百万次提到它们。在那个时候，这些论点在国内外都是很难一下子被接受的，在实际中贯彻这些论点的尝试更谈何容易。我记得我于1986年1月15日发表声明，提出了使人类全面摆脱核威胁的建议。这项建议遭到了怀疑和讥讽，被说成是苏联司空见惯的“和平斗争”中又一个宣传花招。没有多少人相信在几年之内能够使核裁军事业获得切实的进展，能够结束“冷战”，能够填平使东西方隔离的鸿沟，能够妥善地而不是唐突地解决世界政治中的其他难题。

　　其中最“棘手”的难题，无疑是超级大国的军事竞争。通过对话和理智的妥协，苏美关系得到了改善，这使整个国际气氛出现转机。

　　承认所犯过的错误，吁求睦邻友好，从而消除了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不和。苏联和日本开始了富有成效的对话。符拉迪沃斯托克 [ 法郎注：既我国的海参崴，被俄国占领。 ] 倡议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倡议，使面向幅员辽阔、前程远大的亚太地区的窗子化掉了冰霜。

　　同欧洲各国领导人的会晤，就降低军事对抗水平所采取的重大措施，东欧国家摆脱“超级大国的束缚”，全欧进程获得的新动力，所有这一切促进了欧洲作为全球积极变革因素所起的作用得到了恢复。

　　谈判过程尽管遇到了重重阻力，却初见成效，为调解区域冲突和不断改善国际气候奠定了基础。如果说以前“苏联威胁”这个概念左右着我国同西方的关系，那么到了1989年初只有那些抱残守缺的顽固派还把这个可怕的词句挂在嘴上。几十年来对苏联有增无减的恐惧开始消散。“反苏堡垒”对亚美尼亚地震做出的反应成为令人惊奇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坦诚和感激之情接受了同情和援助，这是国际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的象征。

　　新的对外政策开辟了与当代世界西方、南方、东方的各种不同力量进行接触和交流的可能。就在不久前似乎和我们毫无共同之处的一些集团，原来他们的代表人物也可以和我们找到共同语言并相互谅解。

　　战后年代第一次，恐怕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国家的安全增强了，但不是靠扩充军事实力，不是靠追加数额本来就巨大的国防开支。正相反，我们可以按照单纯防御的观念修改我们的军事学说，开始削减武装力量和武器，着手将军工生产转为民用生产。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考虑到了北约国家的回应行动将无损于苏联的安全。

　　从1994年的“高度”回顾过去几年，必须承认，尽管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我们国家和国际社会遇到的麻烦依然有增无减。新的问题取代了先前的问题。必须继续走下去，根据已经取得的经验更新“新思维”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历史记载着今天提出的许多问题的答案。例如，成功的协议，其原因何在？这些协议又是用什么方式达成的？从另一方面说，那些至今仍令人伤脑筋的国际问题，妨碍它们解决的障碍在什么地方？

　　下面我将对这些情况做出如实的阐述，决无隐瞒和矫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