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进入市场·第十八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加深了改革力量和保守势力之间的分野。我们成功地维护了改革路线，肯定了既定方针，包括市场改革的方针。在进一步分清党和国家的职能方面又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政府首脑、各政治性部委的领导不进政治局。但与此同时，正统派人士的团结一也有所加强：他们得到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的支持。即使在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各书记中间也有不少持传统的保守观点的人。
1990年春季举行的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选举，是对国内政治局势颇有影响的重大事件。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主权法获得通过，引起了独特的连锁反应。从此以后，离开联盟和各共和国的相互关系的背景，任何问题都将难以得到解决。
经济改革重又提到首要地位。现在，斗争已经不是在进入市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进行，这个问题已经解决。看样子，没有任何稍有名气的政治力量再会公开站出来反对市场经济了。焦点已经转移到选择怎样的途径和方式向市场关系转轨。有两个选择方案：一个是雷日科夫—阿巴尔金的政府方案；另一个是有“500天”之称的沙塔林—亚夫林斯基方案。两个方案之间的一场极其尖锐的争论成了改革事业最富戏剧性的一幕。
关于这个问题，人们谈论得很多，写文章的也不少。但我觉得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表述出来的一些见解基本上都是涉及利害攸关的问题，有主观性，还常常带点偏见。政府方案支持者的看法是：假如他们的方案能获得通过，国家将平稳地进入市场经济，不会发生动荡，能够排除目前的危机。而主张沙塔林—亚夫林斯基方案的人则认为，要是戈尔巴乔夫采纳这一方案，他会赢得民主力量的强大支持，而且可以成为“跨越危机”、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市场经济的有力的强化剂。
双方都对我提出不少要求：让我把雷日科夫的政府作为牺牲品；让我放弃同叶利钦达成的协议；开始时支持，随后再抛弃“500天方案”，如此等等。诚然，到1994年，力量的配置已大不相同：扮演激进派角色的已是盖达尔和他那班人马；沙塔林和阿巴尔金提醒要防止走到货币主义 [ 译者注：重商主义的早期形式。 ] 的极端；亚夫林斯基似乎处在这两种“新的极端”之间；而政府的政策，犹如在各党派的方案和处于日益严重的停滞状态的经济现实之间滑雪时的大回转 [ 译者注：滑雪时按旗门规定的路线急速下滑，滑雪路线500—700米。 ] 一般。但在所有这些搅和中，争执的逻辑和所列举的依据在许多方面都不过是1990—1991年那场辩论的翻版罢了，而那次辩论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很可惜我们不善于吸取以往的教训。
“500天方案”之前
1990年春季的政府方案发端于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
大会通过了《关于苏联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的决定，提出了实施新的经济模式的任务，包括：彻底更新所有制关系、确立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使国家摆脱直接干预管理经济单位业务的职能。当时还决定成立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雷日科夫提议由列·伊·阿巴尔金院士出任委员会主席。这位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很早便得了个“市场经济鼓吹者”的雅号，正因为如此，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他曾惹过不少麻烦。我赞赏这一选择，因为我对阿巴尔金已经有所了解：他有很高的职业技能，而且性格相当坚定。我得承认，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那篇尖锐的发言引起我的气愤。但很快我就明白了，院士对形势的评估是正确的。
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分量的原因也有利于他的任命。早在制订经济改革方案的第一阶段(我指的是1987年的中央六月全会)就已使人相信，在这类工作中没有权力和学术之间的紧密联盟是不行的。要知道，过去也常有科学院被邀请来参与制订各种各样的方案计划之类的事。各研究所都写有不少呈文报告、向中央提出的草案；学者们自己和机关干部一起好几个月呆在郊外的别墅里为首长起草报告。但高官们的“机要处所”，主宰别人命运的那些人的办公地点，知识分子是严禁“入内”的，可能也有个别例外。
现在，我们已决定要加强“科学化”管理了。雷日科夫曾不止一次自豪地说过，他的政府里有3—4名院士和通讯院士，有数十位博士，而副博士几乎已达到每二人中有一个的比例。人们会讥讽地说，科学未能挽救那届政府，但吸纳有才华的理论家同有经验的实际工作者一起来实施管理，这一构想本身未必能驳得倒吧。阿巴尔金成了副总理，这在某种程度上不也体现了上面提及的那种联盟吗？
除软件而外，又在起草1990年度的计划和预算。应当马上制止居民的货币收入和他们的商品抵偿之间的不符日趋严重的趋势。根据阿巴尔金的建议，从1989年10月1日起，要用15个月的时间对工资基金增长额征收超过百分之三的累进税。政府里的学者居然也着手解决重大的实际问题了。但委员会主要操心的还是改革的方案。一共提出了三种方案供审定。
第一种方案，即所谓的演进式方案，意在对现行经济管理模式实施逐步改造，适度地推进结构改革。首先要关注的是改变行政性方法，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去损害价格形成的改革。
第二种方案，激进式方案，内容包括同时取消对市场机制的一切限制、完全撤消对价格和收入的监控、大刀阔斧地向新的所有制形式转轨。实质上，这也就是盖达尔那个班子自1992年初起在“休克疗法”的口号下开始实施的那个方案。说实在的，即在当时就已经有人论述过，在我国的条件下，这样做预示着货币流通的紊乱和通货迅速膨胀、生产急剧下降、大批人员失业、社会紧张程度加剧。这就是人们今天十分熟悉的景象。
最后一种是适度激进方案，提出了一些综合性的预设措施：为向新的机制转轨创造起步的条件；发展市场关系，但同时保留国家的调控作用，以及对价格、收入、通货膨胀的监管；强有力的社会援助，尤其是对缺少保障的居民阶层的援助。
阿巴尔金的委员会建议选择第三种方案。11月中旬，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召集了一次有主要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经济部门的领导人、政治局委员和政府成员参加的会议。我和雷日科夫也曾到会。会上，阿巴尔金做了报告。虽然大家对报告提了一些重要的意见，但他所提出的计划方案整个来说还是受到赞同的；后来，该方案经过补充修改，在雷日科夫于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有所反映。
在尖锐而热烈的争辩中讨论并通过了就总理报告作出的决定。叶利钦、波波夫和当时被称之为“跨地区议员团”的其他人等反对这份报告。阿尔巴托夫院士也持反对立场。菲利申代表要求“利用我们的权利对政府表示不信任，政府则可以利用它的权利辞职”。同时建议将雷日科夫的报告告知各地，而不计对报告持何种态度。最后，代表大会支持政府的方案：1532票赞成，419票反对，44票弃权。
经济改革方案规定在1990年要实施一些重大的措施，以利于满足市场的消费需求，否则就不可能再进一步发展了。而这样做必须确立对商品总量和居民货币收入的周转状况实施监控。国家计委将主要的赌注下在商品和服务的市场资源增长上；而“捆住”剩余货币量、使其不再流通的任务，则被置于次要的地位。
谈到经济改革本身，有一个重要情况值得注意。无论是
雷日科夫的书面报告还是口头发言都没有对上一阶段改革的结果做出分析，也没有提及1987年通过的那些重大决议。那么，使这些决议停留在纸面上究竟是谁的过错呢？如果决议不完善，甚至是错误的，那也应当讲清楚，问题出在哪里，应该吸取教训；如果是出于某些别的原因，那也要谈谈这些原因。而这里却装作好像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就阿巴尔金而言，这多少还说得过去。他只是现在才执掌经济改革的舵把；不过，说真的，应当指出，他确也曾积极参与过1987年方案的制订工作，那是以学者的身份参与的。可对于政府来说……出现了含混的说法，而一谈到1987年拟定的改革的失败，一谈到中央和部长会议为此应负的责任，则雄辩之辞，滔滔不绝。
谁又能保证这样的情况不会再现呢？我想，这一想法在每个人的头脑里都会闪过，并引起对雷日科夫政府的不信任。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有责任，我没有把这些问题摊开来，正像人们所说的，没有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
1990年提出来的改革思路，在许多方面与1987年的初期方案相比，没有多大进展，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有所后退。比如，尽管附有条件，但还是保留了国家订购的做法。价格和价格形成的改革，自1991年起被悄悄地制订并以实行批发价和收购价来取代，至于零售价则避而不谈了。本应由集中分配资源转轨成批发贸易，也被确定为：增加由企业按自由价格或调控价格出售超过国家订购的那部分产品。
总之，特拉夫金有理由在代表大会上宣称，“第一次代表大会给国家规定的目标——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已经失去它的激进性，失去了速度。改革重新像不慌不忙地修补经济中的小窟窿一般”。他又补充说，“甚至两个月之前，政府向我们提出了一份比较具体的规划，行动更革命的、更彻底的规划”。
第二次代表大会支持这个规划，实际上就是对政府投了信任票，但并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只是责成对规划作进一步完善，并“将结果报最高苏维埃”。于是，我们又一次浪费了时间。自1989年底到1990年初，国内的经济危机开始进入紧张阶段。早在12月间，工业生产已呈绝对下降趋势，消费品市场加速瓦解，卢布迅速贬值。很明显，经济面临着严重动荡。
1990年1月底，我给政治局委员们分送中央经济政策部的一件呈文，建议就健全财政和消费市场的措施问题进行讨论。雷日科夫所作的一个小时的报告显得含糊不清，对于发生的问题没有做出明确而清晰的答复。他没有隐瞒对呈文的不满，尖锐地批评了报纸、电视和广播。
接着发言的斯柳尼科夫焦虑不安地谈起了财务金融和市场方面的状况。梅德韦杰夫支持他的意见，并强调形势要求采取非常措施；需要的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价格形成改革，而且刻不容缓，即：1990年中进行批发价和收购价的改革，而1991年初则进行零售价的改革。
梅德韦杰夫和雅科夫列夫反对不加区别地责备大众传播媒介。而对政府工作中“停滞不前”的弊病，谢瓦尔德纳泽、克留奇科夫和利加乔夫都曾提及过。
我记得，我在闭幕词中是这样说的：
“尽管形势在恶化，政府的行动却依然无效。老在原地踏步，两只脚都麻木了。人民将不再理解我们，不再相信我们有能力处理好现在的问题。
“时间因素具有决定意义：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不能这样办事呀。这涉及所有的人，而不光是政府。如果我们还是像1988—1989年那样去行动，那我们注定会灭亡，人民将把我们撵走。到时候会有别的力量来占据首位的，他们将执行另外的政策。
“需要的是综合性的经济改革，而不是零零碎碎的措施。应当结束管理乏力的局面。在过渡阶段，在那些需要的地方不实行行政性措施是不行的。但愿不要做过头。要知道，在目前形势下，最简单不过的便是施加压力、逼一逼、来点禁令。在这方面，我们不是大能人吗？克服管理乏力，首先应当以经济方法为基础，以发展市场形式为基础。那就行动起来吧，行动起来吧！……”
那么，政府对迅速恶化的形势以及政治局如此激烈地讨论市场问题有些什么反应呢？他们那里一如既往，两种主要倾向，也可以说两派：传统的技术专家统治派和力主市场改革的经济派。拔河比赛总不能无休无止地僵持下去吧。应该做出选择，要靠到某个岸上去：要么回到原先的中央集权体制，要么坚定地实施新的市场机制。说实在的，事到如今选择的余地已经很少，因为要回到过去，那是谁也无能为力的了。
首先理解这一点的还是那位阿巴尔金，以及来自军事工业综合体“腹地”的技术官僚马斯柳科夫。据我所知，在2月下半月，他们在给雷日科夫的一份报告中建议实行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折，缩短在向市场转轨的道路上采取实际步骤，实在也是别无他途呀。3月，通过了关于制订“向计划市场经济转轨”的决定，不过，尽管这是1989年秋季就应该办的。
为什么不利用我们的影响力，以求结束在最高苏维埃的争论，并通过能够以其为基础行动起来的文件呢？这不也是形势所要求的吗？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想，对其他人也一样，但我不希望随随便便地解释一下，敷衍了事。
我想起主要作用的是当时对于意料中议会通过的决议很快便能使经济形势好转这一点已发生动摇，失去信心。请设想一下，几乎每天都有各生产部门和文化机构的领导人跑来要求接见，他们提出警告，反对仓促从事。报纸充斥着耸人听闻的评论和预测：工人周期性地举行罢工，以此暗示他们不会容忍自己本来就不高的生活水平受到侵害。激进分子咬牙切齿，预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必定失败。而政府本身消极地等待着议会各委员会了结仍在进行的争论，看起来似乎乐于延长“间歇的时间”，以免卷入这件有风险的事情。
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曾两度在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进行过讨论(4月14日一次，5月22日一次)。院士们和各研究所的所长都反对对集中领导的作用估计不足的说法。这些“狂热的市场鼓吹家”受到了社会氛围的压力，而当时的社会气氛充满着对于那莫名的怪物——自由市场的恐惧。即使那些最胆大妄为的市场支持者也要设法为自己搞一个“证明自己当时不在现场”之类的东西以防万一。一旦真的受挫，要寻找替死鬼了，也可以证实自己是对的：“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
政府里的激烈争论首先再度围绕重新研究零售价格展开。至今我仍感到困惑，很难解释，为什么雷日科夫要在离提价足有半年多的时候便决定在电视上宣布这一消息。显然，神经错乱了。对于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和领导人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失误，它给通过市场方案、乃至实施这一方案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商店柜台上空无一物，不满浪潮遍布全国，实在很难能够平息一下社会舆论。
最后，5月份，就雷日科夫关于国内的经济状况和向受调控的市场转轨的看法的报告进行讨论。这场马拉松式的讨论持续了几个星期。而最高苏维埃再次，也不知道已经是第几次了，推迟通过最终决议，建议到1990年9月1日前再提出这份方案，并建议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和地方苏维埃在各自的例会上讨论这一构思。
围绕向市场转轨的斗争如火如荼。
“亚夫林斯基现象向人民显现……”
市场方案之难产不仅由于问题本身极其复杂，而且也因为来自民主派反对派及部分社会人士对政府的日益严重的排斥。政府的任何措施都会受到强烈的反对，遭到报界的攻击和嘲弄。而眼下又出现一个新的因素——各共和国的主权问题，如今不考虑主权根本无法指望顺利推进经济改革。再加上俄罗斯新领导竭力要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竞争中抢头功。于是，打起了一场狂热的探索新思想、物色新人才之战，因为有了这两条就能满足他们对“期货”的渴望。这就是“亚夫林斯基现象向人民显现”的基础。
究竟是谁的倡议，是谁发现了谁，我难以判断。这位鲜为人知的年青经济学家，是阿巴尔金吸纳进苏联部长会议经济改革委员会机关的，他参与了拟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政府方案的工作。亚夫林斯基为委员会提供了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其特点是思想激进，强调采用货币主义的方法。委员会从他的成果中吸取了某些东西，也舍弃了一些东西，主要是那些缺乏现实意义的东西。但这里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也没有超出工作中争论的范围。
可是，亚夫林斯基收到了西拉耶夫 [ 译者注：西拉耶夫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理。 ] 的邀请，让他入阁出任主管经济改革问题的副总理。当时，这个问题没有让我过问，我对此简直是一无所知。后来，有人告诉我，亚夫林斯基曾同阿巴尔金和雷日科夫商量过，而且得到他们同意的。也有人估计，经济学家这类“个人合流”会扩大联邦政府和俄罗斯政府之间合作的机会。可实际状况并非如此。亚夫林斯基把自己的方案交给了俄罗斯领导人。这个方案有别于联邦政府所提出的规划，加之这些差别被人为地突出了，目的是强调俄罗斯方法，强调其气势之优越性。
在新的条件下，没有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的积极参与，已经无法实施任何重大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只在某一个共和国，即使是俄罗斯联邦也好，要推行这样的改革也是办不到的。“白宫” [ 译者注：指俄罗斯联邦政府。 ] 理解这一点，因而希望“推动”联盟加速改革。这一做法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便宜：见效了，显示出俄罗斯当局的首创精神和坚定性；一旦出现障碍，那是表明中央无能。
过了一段时间，亚夫林斯基请求我接见他。我不知道，这是受托于叶利钦，还是出于他自身的主动。看样子是前者。我仔细地听了他的见解，这些见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承认在全苏联范围内实施改革必须采用统一的方法这一点。
事情看来很清楚：一方面，政府的转轨方案应当在9月初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另一方面，按俄罗斯联邦的路线，范围宽广的一项工作已经展开。中央和俄罗斯之间出现了对立的危险。其他共和国的态度还不明朗，不能排除出于政治考虑它们会支持俄罗斯方案。
当时产生了将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来制订市场方案的想法。很快便拟就了一份由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雷日科夫和西拉耶夫签署的文件。根据这一文件组成了一个工作班子，参加的人员有：沙塔林、彼得拉科夫、阿巴尔金、亚夫林斯基等经济学家，以及各加盟共和国政府的全权代表。共同方案的准备工作要求不迟于9月1日就绪。
这个文件是7月27日签署的。起初，叶利钦提出文件由两个人签署就行了。西拉耶夫的签名，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而让雷日科夫签名，那是难以接受的。雷日科夫也较起劲儿来了，但最后还是让步了，他解释说，那是“不愿意妨碍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初步形成的合作关系”。
在受命拟制共同方案的工作班子中列在首位的是沙塔林院士。按传统习惯，这意味着他也就是这个班子的领导人了。
1988年底到1989年初，沙塔林院士成了我在经济问题、也不仅限于经济方面的非正式的顾问。亚夫林斯基主张的出笼，同沙塔林没有直接的关系。他是中途被吸收参与这项工作的。他对于这项新任务非常热心。从这一点讲，把“500天方案”称作沙塔林—亚夫林斯基方案是完全有理由的。沙塔林把自己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宣传形象紧紧地同方案联系了起来，这一方案之未能照样被接受下来，自然会觉得是一场近乎个人的悲剧了。
这怎样解释呢？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而且据我的观察和沙塔林同事们的证实，“500天方案”的意思并非有机地来自院士平素所持有的那些见解。他并不赞赏货币主义的观点，他应该明白，建立在市场极度自发基础之上，没有一定的国家调控的职能、没有各共和国的经济联盟、没有各加盟共和国的政治结构和国家结构的经济，不可能是有效的经济。
我相信，沙塔林是力主革新苏联、而不是要瓦解苏联的人。只有一点。他觉得他的“光辉成就的时刻”就要来临。要知道，采纳沙塔林—亚夫林斯基方案和摒弃雷日科夫—阿巴尔金方案，必然引出责成谁来实施纲领的选择这一合乎逻辑的后果。由此便对作为政府首脑的雷日科夫没有好感；由此也同阿巴尔金发生分歧，阿巴尔金是他在科学院的同事，是按国家路线监管市场改革并领导着这方面的政府委员会的人物。无怪乎沙塔林不止一次有时开玩笑，有时挺严肃地说，要是他的方案被接受，他将使之付诸实施，但同时准备扮演神风特别攻击队员 [ 译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军中驾机撞击敌方军舰、坦克和其他目标的志愿敢死队员。 ] 的角色。
我去度假了。同这个班子的联系便通过我的助手彼得拉科夫来进行。从莫斯科传来的消息相互矛盾，而且愈来愈令人不安。班子工作得很紧张，他们会见了各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可同联盟部长会议却没有任何合作。彼此都不乐意的情绪在增长。
根据我的建议，工作班子同雷日科夫和阿巴尔金在有西拉耶夫参加的情况下，举行了一次会见。但谈话很生硬，实质上无法和解。双方合作共同搞好方案的工作始终没有起动。沙塔林—亚夫林斯基的班子继续脱离联邦政府，独自工作。而雷日科夫—阿巴尔金的政府，则根据最高苏维埃的委托在拟定自己的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方案。
他们之间的争论被报界广泛炒作。许多报纸开始实实在在地非难联邦政府及其领导人。形势极度紧张，我决定提前结束休假，返回莫斯科。8月30—31日召集了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以讨论眼前的形势。应邀前来最高苏维埃议会大厅出席会议的有经济部门的领导人、学者、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人民代表，总共约200人。
不出所料，各共和国领导人纷纷表示偏爱沙塔林—亚夫林斯基方案，并强调如果忽视各共和国的作用，有关经济改革的谈话可能也就只是清谈而己。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对的。不过，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出来直接反对雷日科夫政府、要求他辞职的。
叶利钦援引我同他进行的5个小时谈话的结果说，“我们走到一起了，要坚定而彻底地执行共同的政策，对立是不能允许的”。照他的意见，国内的混乱之所以加剧并不是由通过各共和国主权宣言造成的，而是过去的管理体制总的危机的反映。他承认，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在试图拟订自己的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方案之后确信，要想在一个共和国实施这一方案也是办不到的。
“为此，就得应当瓦解苏联，”他补充说，“我们否定了这个方案，并建议国家总统利用自身拟订全苏方案的机会，这也就是沙塔林—亚夫林斯基协调委员会活动的对象”。叶利钦表示相信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赞同这一规定各共和国之间签订经济联盟的方案，也决定了自己对联邦政府的态度。但要实施共同方案，他认为应该由受总统领导的专门委员会，而不是苏联政府来进行。
从这些言论中可以明确地得知，俄罗斯领导人不让雷日科夫的政府在今后实施经济改革方案的工作中占有一席之地。关于这一层意思，西拉耶夫也谈到了。
于是，重新挑起了关于联邦政府的争论。哈斯布拉托夫以其固有的直来直去的粗鲁风格表达了要求这届政府辞职的主张，其他共和国的代表反对他的意见。雷日科夫万分激动，他声称，归根到底问题不在政府，而在某些共和国的领导人反对中央的斗争，这个说法总的来说比较接近真实情况。他朝我宣称：
“您亲自来掌管政府职能吧，不过下一次的打击对象将轮到您了。”
尽管绝大多数意见有利于沙塔林—亚夫林斯基方案，但许多发言人都提出了批评意见，谈到了这个方案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总统委员会委员尤·安·奥西皮扬院士 [ 译者注：奥西皮扬(生于1931年)苏联物理学家，科学院院士，著有固体物理学(主要是位移物理学)方面的著作。发现半导体光敏电阻效应。 ] 指出，方案中缺少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是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都必然会有的特征，即应该有联邦政府捐税这一项内容。
梅德韦杰夫在发言中，总的说来做出了肯定的评价，但对于方案在谈论经济联盟的同时回避各共和国的政治联盟问题，表示不能苟同。他问道：
“那么，谁应当来具体实施在联盟一级整顿经济、并向市场转轨的方案呢？回答很明确：当然是政府。如果政府被排除在这一职能之外，那它整个儿就无事可干了。这样的政府压根儿也就不需要了。可政府却是任何一个委员会都代替不了的”。
1990年春季，雷日科夫，特别是马斯柳科夫的情绪发生了有利于市场的转折，我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并希望政府能够实行改革。主要是如果政府辞职的话，势必会把我们拖进又一轮政治斗争中去。这是强硬派的立场，不过我周围的人中有一些相当权威的人士持另一种观点。
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的联席会议没有通过正式的决议，因为没有两个方案的全文。会议只是交换了一下意见；闭幕时重申：应该继续两个方案的拟订工作，并尽力找到使两者趋近的途径，直至可以正式将两个方案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议决。
很遗憾，关于延期将方案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协议未能遵守。9月3日，“500天方案”分发下去了，这是意欲对中央施加压力，反对拟订共同方案，让我们面对既成事实。
就在次日，尽管我非常忙(这一天举行俄罗斯共产党代表大会开幕式，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还是请来了它们的作者、各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人、学者，对两个方案进行讨论，做出比较。但这已经不是广泛的政治会议，而是范围相对说来较窄的业务会。亚夫林斯基提出了“500天方案”，并作了介绍。他讲得相当清晰，阿巴尔金对他进行反驳。
两个方案的作者，这一次下决心要搞一点大动作：千方百计地突出按他们的观点看两个文件之间的原则区别，突出“互不相容性”。而各共和国代表则更多地倾向于支持“500天方案”，大家还总认为，双方有可能、也有必要相互接近起来。
此前，在各研究所和我的办事机构里，对两个方案都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从而使我对它们也就有了更充分的了解。这一点并没有动摇对于“500天方案”有更好的评价，而两者分歧和差异的主要之点似在经济领域之外，应该说属于我国社会未来模式之选择。政府方案的出发点不仅定在各共和国之间的经济联盟上，而且也考虑到要保留统一的联盟国家及其对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制度之基础的调控职能。
而沙塔林—亚夫林斯基方案，虽然承认各共和国经济联盟的必要性，但对于保留它们的政治联盟这个问题却是放在括号里的，是没有确切的社会内容的；其中甚至没有提及新的联盟条约。
作者们是以这一方案似乎根本未曾涉及政治问题来加以证明的。可这里面也施了那么一点“小小的”花招。不带偏见的分析表明，方案事实上是从中止苏联作为统一国家之存在的前景出发的。只需举出一个例子就足以看清：方案规定实行的，是单一渠道的税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全部税收统归各共和国所有，随后再按它们所确定的定额将提成划至联盟预算中去。没有联邦税收，联邦国家之存在便无法想象。
事实上，“500天方案”似乎已预先确定了原则性的决定，这些决定也就是按新的联盟条约进行谈判的议题。以这样的条件为前提通过这个方案，就能够极有力地推动首先是政治领域中的破坏性肢解过程；而这一点也必然会在经济方面得到反映。
在决定两种方案是否可能结合起来的时候，正是政治问题成了绊脚石，至于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倒并不存在不可克服的障碍。与向市场转轨有关的许多其他的问题基本上也是如此。只是就转轨的方法提出了不同的建议：“500天方案”中所提方法比较急，很坚定；政府方案中所列的方法较多斟酌，要平稳些。
至于价格形成，雷日科夫和阿巴尔金建议，在实施一次性价格改革之后，也就是确定了批发价、收购价、零售价和税率的论据充分的水平之后，再逐步取消对价格的限制。而沙塔林以及亚夫林斯基则认为，自1991年初起，在采取了某些稳定措施之后，即可放开物价。
简言之，不管叶利钦曾经怎样挖苦批评(说“戈尔巴乔夫想让刺猬和游蛇婚配”)，协商一致的原则还是存在的。同时，不久就发现，俄罗斯领导人虽然口头上那么热衷于坚持“500天方案”的原则，实际上他们在当时决非有意要去遵循这些原则。于是，俄罗斯政府从1月1日起便大幅度提高了肉类的收购价格(高于1991年1月1日起物价改革规定的价格)。我不想说这是不对的、无理的做法。不，在目前这种形势下，这样做不无必要。
问题在于，此前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政府大幅度提高了肉类价格，它们这样做的理由是粮食和复合饲料的价格上涨了。结果，成群的牲畜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出售到波罗的海沿岸去。所以，是应该采取一些措施的。糟糕的是他们的行动都是单独进行的，这就会产生某种类似于贸易战的现象，而不是在联盟一级通过协商一致的办法解决问题。
顺便说一下，提高肉类收购价格引起了“500天方案”作者的强烈反映。亚夫林斯基发表了激动的声明，直至以辞职相威胁。但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木已成舟，要取消这项决定已经办不到了。
批发价在某些方面好像也有类似情况。众所周知，新的价格将从1991年初起开始执行，各类物品的价目表已经分发下去。忽然，西拉耶夫宣布提高石油价格(从原来的25卢布/吨调高到120卢布/吨，而在新的价目表中的标价是70卢布/吨)，这就将全部协议一笔勾销了。
无疑，“500天方案”以其向市场经济转轨提出的问题之新奇性、独到性，及其具体的、实际的研究工作而受到青睐。可这些长处在一定条件下却会转化成缺陷。正如某些批评家所指出的，这上面多少留有经济浪漫主义的痕迹，说简单一些，便是方案不够现实。显然，作者们有着明显的愿望，把方案想象成一张火车时刻表，上面标出在多少时限之内应该到达什么点位，精确度要达到天。当时就有人表示怀疑，而现在则完全明朗化了：像沙塔林和亚夫林斯基方案里所设想地那样在100天之内达到国民经济的财政和货币平稳的愿望是无法实现的。
从另一角度看，政府方案尽管传统、平稳、表述和任务都带有不确定性，但总也有着某些突出的优点：这一方案所制定的向市场经济转轨时对居民的社会保障措施就比较可靠，而且有分量。
最后，我深信，现在所提出的两个方案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样接受下来。政府的支持者，即便是雷日科夫本人都是在用一种掩饰得并不高明的怨气暗示，甚至直接宣称，戈尔巴乔夫不保护自己的政府，在新出现的民主派人士的压力下几乎把政府给出卖了。
同时开始指责，说戈尔巴乔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压力下已经背弃了改革的立场，他好像被传唤到政治局去过，在那里受到严厉申斥，并逼迫他拒绝“500天方案”。这一切全是臆断推测。我再说一次：我的决定是源于一种追求，即：拥有一个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现实的方案，不容许使国家蒙受叶利钦和盖达尔1992—1993年“外科休克疗法”所带来的灾难。
试用综合法
在9月4日的会议上，我宣布了我的决定：请两个组的成员在阿甘别吉扬的“仲裁下”坐到一起，起草一份一体化的文件。
我知道，把两个方案捏合到一块的工作进行起来很难，主要是阿巴尔金不愿意参与这项工作。但最终还是完成了，而且也送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领导人手上。应当讲，这份新文件是以沙塔林—亚夫林斯基的方案为基础的，但删除了预料在未来决定联盟条约中的问题时会牵涉到的一些原则：取消关于各共和国立法的最高地位的论点，规定以联邦政府捐税的形式建立苏联自身的财政基础，等等。
9月1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开幕；次日，雷日科夫在会上作了有关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报告。他和卢基扬诺夫都说明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讨论了“500天方案”。的确，俄罗斯人破坏了协定，但为什么对于不忠实的做法还要用同样不忠实的行为去回答呢？讨论只好中断。
9月17日，重新恢复讨论。阿甘别吉扬发了言，很详尽，作了颇有分量的评价，但明显地倾向于“500天方案”。在他之后发言的是沙塔林和阿巴尔金。争论整个说来属于业务性，不过也免不了发生冲突。最后，最高苏维埃于9月24日通过决定，承认必须在总统提出的草案以及两个可供选择的文件和其他在讨论过程中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起草一份稳定国民经济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统一的方案。
苏联总统被授予落实这些措施的额外权力。
9月27日和10月1日，我在胡桃木房间就如何完成这份文件、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构筑一座桥梁”的问题举行了两次开诚布公的座谈。出席座谈的有：雷日科夫、阿巴尔金、马斯柳科夫、梅德韦杰夫、普里马科夫、彼得拉科夫、帕夫洛夫、博尔金、西塔良、谢尔巴科夫。沙塔林9月27日来了一会儿，10月1日没有到会；据说他去美国看病了。
在自由辩论的气氛中大家都表示，应当有一份更紧凑的、主题思想更突出的文件。雷日科夫抱怨1991年的计划很难制定出来：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什么也不给中央，哈萨克斯坦不提供他们的计划，俄罗斯也不好好地制定计划。
有几位出席会议的人应我的邀请就范围更广的一般性政治问题谈了他们的看法。主题是强化总统制的中央权力。阿巴尔金主张，在更加广泛的一般政治的基础上改组政府和总统委员会。梅德韦杰夫和帕夫洛夫主张即使在当前情况下没有政府不行，也要将全部执行权直接集中到总统手里。对我来说，这些说法都很重要，因为就连我本人这时也越来越多地在考虑总统权力的结构问题了。
起初，关于拟订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新的总统方案一事仍委托原定的几位人士——沙塔林、阿巴尔金、彼得拉科夫、阿甘别吉扬——去做。但我说过，当时沙塔林已经出国，而且由于院士们之间存在分歧，一般说来合作共事实际上已无可能。应当首先有某个人独自来抓这件事。阿巴尔金自告奋勇担此大任，我表示同意，但他所提出的方案过于依恋政府方案。于是，又吸收阿甘别吉扬和彼得拉科夫参与工作。我也用了好几天时间停止所有别的事情，亲自抓这件事。结果，总算在限定的时间之内(10月15日)将一份60页的文件送达最高苏维埃。各共和国理应有权决定在何时采取和采取哪些具体措施，而中央则应当保证在贯彻改革路线中做好整体的协调工作。这份文件起名《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基本方针》，即是以此为依据的。
为这份《基本方针》的文本紧张地工作了三个星期。表面上看，似乎围绕市场纲领的激情平息下去了，但这表面的印象是靠不住的。实际上各方的立场都更加分明了。
10月8日和9日，中央全会讨论了国内形势和在经济转型为市场关系条件下苏共的任务。这次我的开场白很短，以免别人说戈尔巴乔夫要把自己的方案强加给全会。伊瓦什科的报告里有详细的统计数字。全会上的发言开始时不像代表大会前几次全会上那么吵吵嚷嚷。看来，新的中央委员都在相互观望，但总的气氛还是偏保守的：吉达斯波夫认为，在签订联盟条约之前就要向市场转轨是错误的；波洛兹科夫反对排挤共产党员的部长会议主席；在讨论决议草案时激情昂扬；事先准备好的初稿被废弃了。不过，最后通过的方案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全会的决议，乃至整个会议的工作，当然不能不反映出党内的保守势力及其领导的手脚受到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束缚。1990年中期，广大党员群众和全体人民已经能够理解市场改革的必要性和不可逆转性了。
争论已转到向市场转轨的速度、形式、方法这个层面上来了。发言者有不少批评是针对“500天方案”的。旧事物的维护者无论如何不能容忍改变党的作用、改变其决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每一具体步骤的权力。他们不理解、也不愿理解中央政治局已经不能发挥以前曾发挥过的那种作用了。许多发言的主题之确定绝不是偶然的。比如：为什么中央研究市场改革的方案要在最高苏维埃讨论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没完没了地指责总统，说他似乎在党内逐级提出改革的基本问题上行动迟缓，说党被排斥在重大问题研究之外，党面对的是已经作出的决定。
我在答复中断然否认对我的指责，因为没有根据，因为向市场转轨的政策是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定下来的。说到底，属于总统和政府权限范围之内的具体步骤和做法，那是不能由党的各级组织来决定的，顺便提一下，这一点也有党的决议可循。
请看，在中央全会上会遇到一些怎样的情绪，有相当一部分代表也带有这种情绪，这些人都是与党的机关有紧密联系，而且也是倾心于“联盟议员团”的。这一点在相当程度上预示着随后几个月最高苏维埃范围内各种事态的发展。渐渐地卢基扬诺夫便成了这类情绪的代表人物(尽管他表现得极其谨慎！)。先是在侧厅里，随后便公开地开始散布流言，说是总统不再重视最高代表机构了，他宁愿依靠自己的班子，依靠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依靠与叶利钦的直接接触来处理国家事务。
我觉得，雷日科夫越来越反复无常了。一方面，他对于中央不再无谓地干预政府的活动感到满意，他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之后曾为此作过斗争。但另一方面，对于有人批评总统，说总统“不尊重”政治局，他却似乎毫无反应。而且党的领导人对总统和他的“班子”的攻击是同他们保护政府不受市场经济鼓吹者和激进派人士的攻击相辅相成的。雷日科夫和卢基扬诺夫在全会上一言不发。直觉提醒说，如果说他们没有同党内的保守派合流，那么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同情他们的。当时我把这看做是我的同事们所持立场的可以容许的差异。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证实了关于雷日科夫和卢基扬诺夫业已开始“对接”的印象。
1990年秋季的日子里有许多事情需要深思熟虑。确立总统的权力只是跨出去的第一步，真正履行最高执行职能和管理职能的可能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已。要解决问题只有建立一个可与政府相比的强有力的管理机构，可这一来反倒可能在国家权力的高层内部引起更大的混乱局面。说到总统委员会，它是不可能成为有效的管理机构的，更何况它现在已成为大众传播媒介作为“新政治局”来攻击的目标了。至于总统在地方上的相应的权力机构业已丧失殆尽，自不必说了。
建立一个完整的行政管理权力体制已成为头等大事。我委托法学家们对此提出建议。但正如常言所道，说来容易干着难。编制一张表格，在纸面上画出一幅“垂直的”政权结构图倒也不犯什么难。可要就这个方案展开讨论，要获得最高苏维埃和各共和国的同意、通过法律、实行选举、继而任命干部——所有这一切，可不知要复杂多少倍。就拿政治改革中的那些大项目来说，哪一项不得花上两三年功夫。冒冒失失开张、慌里慌张上马，那就必然导致错误百出、惹人耻笑的结果。
应当注意到，各共和国的主权化使建立“总统的垂直领导体制”变得复杂起来，它们生怕危及已经取得的自主性，因而不愿意与中央分享自己特有的权利。总之，长时间的谈判是不可避免的，而时间已经相当紧了。使当局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无异于丧失责任心。惟一的出路便是请求立法者赋予额外的权力。
这时，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里形势在继续恶化。有利于“500天方案”的各种最后通牒式的言论接二连三，直至号召举行罢工，如果联盟不通过这一方案的话。10月16日傍晚叶利钦讲话了。他的讲话保持着一种尖锐对立的神态，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央对共和国实行强硬路线、竭力限制俄罗斯联邦的主权、破坏向市场关系的转轨、保持行政命令体制的统治。他甚至还愚蠢地责备有人消极怠工(不过，这矛头指向谁，并不很明确)，并提出某种类似于最后的通牒：要么接受他的要求，要么分权、分财产、分武装力量。还赤裸裸地号召人们上街。
同一天，《莫斯科新闻》刊出加夫里尔·波波戈的一篇谈话，稍稍地露出了一点民主俄罗斯通过决议的内幕，其中提到假如“500天方案”得不到通过，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将采取怎样的强硬步骤。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以个人的辞职相威胁。于是，所有的“火炮”协调一致地对准克里姆林宫开火了。
次日，我召集总统委员会开会。克留奇科夫、卢基扬诺夫、列文科表示要给予“应有的反击”。谢瓦尔纳泽和梅德韦杰夫主张采取更灵活的立场：对攻击做出回应，但不以牙还牙地对抗。
起先，有一个想法，由我就市场方案发表一次谈话，包括对叶利钦的答复。经过反复思考，决定要表现出克制，并于10月19日向最高苏维埃提出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基本方针》 [ 译者注：这份文件的全名是上面曾提及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基本方针》。 ] 这一文件时，发表讲话。
应该讲，叶利钦讲话的效果出人意料，与本来的预期适反。任何街头游行和罢工一类事全未发生。演说家铿锵有力的语调和威严骇人的气派令人纳闷：围绕这么个问题何必如此声色俱厉呢？根据整个情况判断，这次越轨行动即使在跨地区议员团内也没有得到一致的支持。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第二天一早召开大会，若无其事地继续讨论当前的问题。
在联盟议会讨论《基本方针》时，也很平静。激进民主派人士的发言语气和缓，我甚至觉得有一种歉意的表示。在我报告之后立即通过了方案草稿可以作为基础的议案，在约400名最高苏维埃代表中只有12票反对，26票弃权。
当然也不能把事情全归结为叶利钦过分尖刻的刺耳的发言。文件本身相当有分量，而且不用说在可能范围内考虑了各派主要政治力量的立场。
不管怎么说，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方案通过了，改革之戏剧性的又一页总算翻过去了。
经济是政治的抵押品吗？
在投票表决《基本方针》这份联合文件时，似乎出现了持不同立场的代表的联合。但无论哪一边的人，对结果都并不十分满意。政府的威望受到损害。由于激进派报纸不遗余力，人们开始把政府看做是一帮反对能救命的市场的顽固派，而政府自己又摆出一副备受委屈的架势，并声称造成经济领域混乱局面的首要原因，是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和无人管理状态；若追究责任，则理当由反对派和政治领导人，也就是，总统来承担。
当时，实施所通过的方案，首先要求同各共和国协调建设性关系、重组并加强总统的权力、提拔新人。关于这些问题在10月31日的总统委员会上都谈了。会议气氛沉闷。
我说，至于形势，即使作最危急的估计也是不够的，因而不要再在这方面下工夫了。我们大家都在左顾右盼。当前需要的是刚强地行动起来。集中力量贯彻《基本方针》，加速新的联盟条约的工作，重组权力结构。不要再去谋划在各个环节上像走马灯似地调换干部了，不过提拔新人无疑还是需要的。至于怀疑我们行动的正确性、并因而对其不认同的人，则应该离开。
我同意委员会里那些主张与反对派对话，主张与俄罗斯领导人、与各共和国同心协力的成员的意见。
11月2日，联邦委员会仔细地研究了联盟条约的草案，并责成加紧其起草工作。总统委员会会议(11月5日)讨论了向市场转轨的计划措施。一场一般性的政治辩论再度激烈掀起。
雷日科夫断言经济之所以出现困难，是政府因反对派和各共和国的所作所为而受到削弱所致；他还暗示最高政治领导人犹豫不决。对此，雅科夫列夫说，出现困难的缘由不在政治方面，而在经济和经济管理方面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在于经济改革受阻。梅德韦杰夫也批评政府。他说“加紧实行代价高昂的社会方案，闭眼不见生产绝对减少的情况下货币收入不受遏制地的上涨，这简直是发疯。”雷日科夫和马斯柳科夫的回应十分强烈。
领导层里的紧张气氛十分严重，甚至在我周围的最亲近的人员中也出现了动摇和犹豫。雅科夫列夫的态度意味深长，他对于我武断地不接受“500天方案”表示不满。此外，也不赞成我对待反对派、对待党及其领导层的态度，不赞成维护经过革新的各共和国联盟的路线。
谢瓦尔德纳泽过分敏感地承受着来自原教旨主义分子、军界人民代表向对外政策发起的越来越频繁的攻击。
我决定会见叶利钦，开诚布公地同他讨论目前形势及摆脱这种局面的可能的出路。
会见安排在十月的节日之后，是一次很不简单的会见。他抱怨“忽视俄罗斯的利益”，“损害俄罗斯当局的权利”等等。而我对他说，正是由于他削弱并伤害联盟的意图，把好事尽往自己脸上贴，这才使我们走到了国家开始瓦解的境地。这次会见时，我建议叶利钦要明确而毫不含糊地宣布他支持保留各共和国的联盟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放弃片面强调各共和国主权的主张，转而去关注维持并革新联盟的必要性。因为很难将国家解体的过程阻止在俄罗斯联邦疆界之外。主权化的弊病也已开始在侵蚀各自治共和国了。那种以为我们想在同加盟共和国斗争中抽打抽打他们的疑虑是可笑的。无论对联盟，还是对俄罗斯联邦的统一，我们都坚持原则性的立场。这两者之间彼此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还讨论了其他问题，包括如何看待市场问题。总的来说，尽管争论非常激烈，但还是多少能缓和联盟中央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
当时也不过是“摸到了”与叶利钦更多地相互协作的途径，那就是不得不顶住“联盟议员团”的人民代表的攻击。这个议员团实际上是党内观点保守的反对派的合法的议会掩蔽体。11月14日，最高苏维埃例会开幕时代表们拒绝讨论议程，而是展开了对于时局的辩论。在激烈的、达到歇斯底里程度的发言中，对国内形势、对政府和总统的做法提出批评。
大家一致要求邀请总统到会进行一般性的辩论。1月16日，我对代表们发表讲话，提出了我的看法和建议，但并没有使会议平静下来。辩论好比兜售物品一般，简直把政府，也把总统批得体无完肤。在盛怒的批评声中开始探讨原教旨主义者和激进派人士两个极端之间相互接近的问题。
傍晚时分，纳扎尔巴耶夫、卡里莫夫以及各共和国的其他领导人，除叶利钦之外，来到与议会大厅相毗邻的一个房间里。他们认为，必须采取坚决的紧急措施，否则局面有可能失控。首先必须加强总统的权力及其与各共和国更有效的相互协同的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纳扎尔巴耶夫等人开始明确地表述了他们的建议；我则回去准备次日上午的发言。
我不得不利用有关改组国家高层管理机构的一些原有的预想，这些预想已经写成文字，并在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的工作会议和日常例会上，包括在讨论联盟条约草案时作过审定。这是改组政府，将其转变成直接在总统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内阁；加强联邦委员会的作用，赋予它更明确的正式的地位；建立安全委员会；停止总统委员会的工作。
直到凌晨四点，我才结束工作。上午，我给雷日科夫打电话，简短地向他通报了建议在国家机关的结构中，包括对政府的地位作哪些变动。原则上，这些变动对雷日科夫而言并不是新闻。更何况，雷日科夫本人就提出过改组执行机构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讲得很详细，因为当时和现在对这个问题流传着许多臆测，其中主要一则又是：戈尔巴乔夫迈上这一步似乎是受政治局逼迫的。
最高苏维埃上午的会议一开始就由我发言。我的发言总共不超过20分钟，但对它的反应跟两天前截然不同。会场上响起友善的、我相信是真诚的掌声，这便是对我的发言中所提出的建议的答复。从完全是可以说不友好急剧地转而成为热诚的支持，这实在是一种意义非凡的罕见景象。我想，这里面起作用的是浮悬于国内的那种混乱局面，外加那不可预见的、不可预言的结局之危险性。保守派方面的代表发现，联盟保住了，一个完整的总统政权得到了加强。他们争得了某些东西，批评了一下，“痛斥了一顿”总统。同时还发现，要是激进民主派得以推倒政府，捣毁中央，那就走得太远了。当然，他们还是想争得更多的东西，想改变政策，迫使我放弃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但看来，他们知道，这是不可能如愿以偿的。
激进民主派，至少他们中间能不带成见地理解所发生的事态的那些人不能不看到，戈尔巴乔夫要把改革进程推向前进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他们也感觉到，虽然已经取得某种结果，但他们的主要目标——推倒政府，是不可能达到的。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政府了，但可以为应该是怎样的政府斗争一番。
各共和国的代表看来也懂得，对中央的批评眼看着就要越过界限，一旦越界，中央就开始受到破坏，引起后果无法预料的反作用。而在戈尔巴乔夫的建议里各共和国在联盟体系中的作用将会得到提高。
总之，由我提出并得到最高苏维埃友善地赞同的建议，缓解了在此之前出现于国内和政治领导人中的紧张气氛，但并未消除主要的社会政治力量之间在立场观点方面的深刻矛盾。这一点不久便在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表现出来了。只要回想一下“联盟议员团”在12月17日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所搞的那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就行了。我所指的是乌马拉托娃的“完全是自发性的”发言，她建议将对总统的信任案列为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投票表决的结果十分有趣：在400位投支持票的代表中，既有跨地区议员团的，也有“联盟议员团”的极端分子。叶利钦、波波夫、斯坦克维奇和他们的许多支持者投了反对票。
讨论我的关于时局的报告以及根据政府机构变动而修改宪法的问题时，气氛紧张。谢瓦尔德纳泽提出辞职的示威性声明使整个会场大为惊愕；这份声明，他是在代表大会上直接提出来的，事先同我没有任何交谈。通过关于新联盟条约时争论得非常激烈。事情发展到要用记名投票的办法，对苏联是否作为一个经过革新的、各主权国家一律平等的联邦保留下来进行表决。按照我的建议，代表大会通过了举行全民公决的决议，大家已经知道，这次全民公决于次年的3月17日举行。
11—12月政治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基本方针》的实施。这些问题政府是不能放开手脚去张罗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政府已不会再像过去的样子了。鉴于即将成立内阁，我开始考虑并与同事们一起讨论其职能、结构和组成人员。
也许最大的难处是解决总理的人选问题。在代表大会上我没有跟雷日科夫谈过此事。不过，从他的言行可以看出，他并不想谋求这个职位。看来也不大可能就此与联邦委员会协调起来，而这样的程序在修正以后的宪法中却是有规定的。这事后来因雷日科夫身患重病而不再成为问题了。12月25日深夜，他出现大面积心肌梗塞，疾病使他长期不能工作。
我们所有曾经跟他共过事的人无不为他的病况感到震惊，大家都关切地为雷日科夫感到惋惜。他跟我一起为实现改革曾风雨同舟，同甘共苦。我们之间有过分歧，尤其是近几年，但我还是很尊重他；我力求了解他的立场，万一我认为他有了失误或者屈从于某个人的影响，我就反复地做说服工作。我不仅清楚他的长处和难能可贵的人品，而且也了解他的缺点；我从来不愿把他推向敌对营垒，疏远他，不再与之来往。
在联邦委员会进行的就雷日科夫的接班人问题进行的事先探试也好，交换意见也好，都表明最受欢迎的候选人要数B.C.帕夫洛夫。他是一位职业的理财专家，这一点起了决定作用。在执行当局由总统领导的条件下，所需要的就正是这样一位内阁首脑。各共和国的领导人都了解他，和他合作过，这一点也使他博得众人的好感，因为内阁总理首先要同他们共事。我跟雷日科夫和马斯柳科夫商量过，两人都表示支持这位候选人。叶利钦并不高兴，但说他不会反对。
也有人谈到一些疑虑，尤其在小范围内。帕夫洛夫作为一名政治活动家没有什么特色，在这方面他的观点不明朗。自主性不足，有时会过分去适应形势。偶尔还表现得容易冲动，对个人言行的影响考虑欠周。雷日科夫说，他耳闻过财政部长还有好酒贪杯的缺点，这一点知情者不少。
我觉得，当时我对帕夫洛夫的优点看得过头了，犯下了没有重视有关他的消极品质的信息的错误。也许，总统委员会的成员都很友善地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有一定的影响。
1月11日，我签署了任命总理和他的几位副总理的命令。1月14日，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并得到批准。随后几天，最高苏维埃又批准了各强力部的领导人、外交部长以及别的部长。最高苏维埃不同意卡缅采夫出任对外经济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提名。还有另外一些异议，但最终内阁还是组建起来了。这是在总统提名、经与联邦委员会协商的基础上产生的第一届政府。
帕夫洛夫内阁
组建内阁又拖延了好几个星期。有一段时间要求组建安全委员会，并将其转归总统管辖之下。我采取了一切措施，以求不致发生管理方面的意外故障。由自发性的主权化、经济联系遭破坏而引起的失控和各自为政的局面，已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1991年1、2两个月创造的国民收入比1990年同期下降了10%，工业生产总量下降4.5%，畜产品的收购下降13%。衰退现象不仅波及第一部类产品，而且还涉及近年来一直处于上升态势的各类消费品。经济迅速陷入危机时期。
我再重复一遍：危机看来不可避免。但达到如此尖锐的形态，不仅受客观原因所制约，而且也与我们的做法不当以及经济政策和管理工作中的失误有关。挥霍滥用货币收入的势头一直未能得到遏制(1991年1—2月间居民的现金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19%)。而这是在生产减缩的条件下发生的，现在这种减缩也已波及消费部门。市场的不平衡性已体现于计划之中。隐性通货膨胀有所加剧。国家预算开始滑坡。先是俄罗斯，其他共和国紧随其后，都在实行将税收通过单一渠道进入联盟预算的制度。
1991年新年来临之际，俄罗斯领导决定扣除给联盟的款额1000亿卢布。此后叶利钦立即去了雅库茨克，而我是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那里，以及从报纸的报道中获知这一信息的。其实，叶利钦是经常这样干的，一旦做了什么不体面的事，立即就会出行外地。
谈到危机的原因，不能不提及自1991年起，我们在与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不再承认多边划拨清算的制度，而是实行世界市场价格和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进行结算的办法。从未来角度出发，逐步向国际市场条件过渡是必然趋势，但一次性解决这个问题的做法不足取，无论对我们自己还是对我们的伙伴，这都是有损害的。
新年前夕，根据政府的建议，我签发了好几份财政方面的命令；以后看来，其中有些有严重缺陷。比如，建立预算外的稳定经济基金即是。问题在于这笔钱没有“来源”，它们不具备现实的抵补款额，因而会加剧通货膨胀。
1月20日，在刚确定内阁总理的职位之后没过几天，帕夫洛夫又实行了一项引起社会剧烈反响的举措：大面额的50卢布和100卢布要换新钞。这样做的依据是这类纸币大量集中在投机商、影子经济领域中的犯罪分子手里，出境外流了。这种想法是虚幻的。总理企图为这一总的来说是枉然的、但却是响亮的行动找到证据，于2月中旬在《劳动报》的专访中耸人听闻地通报说，西方银行界似乎有一项旨在破坏苏联的货币流通的阴谋。
最初，我尽力支持帕夫洛夫的自主性和坚定性，设法维护他。可到这时候，我对于他是否真具有高超的职业技能也不免心存疑虑起来。后来，我越来越确信，这里又出了差错。无论从阅历、从对问题的理解深度、甚至就是在职业的品格方面，帕夫洛夫要担当起如今的角色，尤其在1991年形成的那种错综复杂、矛盾百出的形势下，也实在是力不从心。
零售价格的改革是最急迫的课题之一，已经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大好时机(1988—1990年)业已错过，现在就只好在复杂得多的情况下来实施了。
说实在的，向价格的新体制过渡已经开始：已经实行了粮食和肉类的新的收购价，在工业内部的周转中批发价已按新的价目表执行。应当限期实行新的零售价格，以使出产最终产品的企业摆脱困境。整个经济活动放慢了。中央收到了警示性的质询。我记得，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从彼得格勒、加夫里尔·波波夫从莫斯科都给我发来了灾难将至的信号。
这时，内阁还至少需要几周时间，准备若干周密的决定。在这里，走错任何一步都是极其危险的。政治上也出现了引起大众关心的事态。立陶宛的一月事件、叶利钦要求我辞职的最后通牒、3月17日的全民公决，所有这一切都迫使价格改革推迟。
为了实施价格改革，还应该克服一个“高大的”障碍：争得各共和国的赞同。这个问题在2月12日的联邦委员会会议上进行讨论，并得出了统一的意见：应该毫不迟疑地、迅速地、协调一致地行动起来。接着，便开始就提高零售价格的基本原则和参数、社会保护问题，以及有关建立用以帮助居民的、联盟和各共和国都同意的基金问题，同各共和国进行谈判。问题在于各共和国国民经济结构不同，便出现因提高价格而带来的资金收入和用于社会补偿的支出之间的不一致。有9个共和国应当支付这项基金的数目约800亿卢布，其中包括俄罗斯应支付的款项560亿在内；而其余6个共和国则提供160亿卢布作为补偿。此外，还要拿出600亿卢布补偿在国家公务系统中供职的人员的收入。谈判进行得很艰难。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根本不来参加签署协议，走上了天马行空的道路。
俄罗斯方面也有一定的困难，具体的研究工作还是协调的，协议由哈斯布拉托夫和西拉耶夫签了字，看来两人这么做也是得到叶利钦同意的。但叶利钦突然又变卦了，声称改革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看样子，某一位顾问又出了什么点子。于是，协议上其他共和国都由最高领导人签字，惟独代表俄罗斯签字的是最高苏维埃的一位副主席。
最后，3月19日，内阁通过决定，随后几天便公布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内容丰富的材料。
拖了这么久的价格改革的结果究竟怎样呢？市场多少正常化了一些。商店的柜台上前一阶段总是空空如也，如今摆上了肉类、牛奶、糖果点心，以及许多日用消费品。诚然，这种稳定还只是初步的，很脆弱。这里应当指出，中央政府已无法好好地控制经济形势和财政杠杆，因为杠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到各共和国手里。一直未能建立对货币收入无节制增长的有效监督，也未能建立对因价格上涨而得到的收入的使用情况的有效监督。
各共和国中断了向居民的社会援助基金和稳定经济的预算外基金的资金划拨。问题不在于各共和国当局不愿意划拨，而是这些资金中的相当一部分都被企业和机构用于意外地提高工资。于是，大家开始自行其是，中央调控的任何意图都有可能失去意义。
应当说，当时的改革与“休克疗法”毫无共同之处。药品、某些纺织品、鞋类、针织品、玩具、汽油、煤油、电力、煤气、煤，以及伏特加酒都还保持着现行价格。对大部分人民生活必需的主要商品规定了价格上浮的极限。按调整后的零售价和议价(自由价格)出售给居民的商品种类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到1991年中期以前，按议价的商品约占商品流转额的40%)。这就减轻了未来向自由的价格形成过渡的难度。国家如果能坚持执行整理财政、健全币制的上述措施，那就能避免一次性放开价格的弊病。
也许，1991年改革价格形成的主要缺点，似乎与这次改革没有在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研究和实施有关。起步的、实施的倒像是单独的一项重大措施，可干的却是另外的事情。这就表现出了作为总理的帕夫洛夫的思维方式：他抓的事很多，但行动上忽高忽低，显得零乱，不成体统。因此，我早在2月份便提出政府必须制定出一份“最低纲要”来。这里不是说要对《基本方针》实施监督，而是要为执行《基本方针》创造条件。实际上，这本应是一份反危机的纲要。在1991年3月27日召集的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曾着重谈到过这个问题。
读者应当注意到，经济工作中的每一步，在此之前都是以巨大的政治努力为代价的。真的，这世上的一切都成了角逐的对象，而其背后潜藏着的乃是夺权之争。经济改革自然也逃脱不了这般命运。不仅如此，它还是激进派掀起的“战斗行动”的主战场呢。
4月22日，帕夫洛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介绍了这份反危机的纲要，这一次他做得相当成功。
我不能不谈一谈我的观察。我越是深入地把联盟的经济纲要和俄罗斯的经济纲要加以比较，就越发相信，它们之间有着不少的共同点。这是双方求同存异，把狭隘的党派目的、狭隘的政治目的，乃至个人的自负置于次要地位的又一个理由。
最近几个月和几个星期的实践表明，使用对抗的手段、强力的压制，以至最后通牒的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它们只能加剧形势之紧张，增大国家解体的危险性，使其深陷内讧倾轧之渊薮。我在4月8—9日召开的联邦委员会会议上强调指出，现在再没有比制止解体过程更加重大的事情了；同时又明确了反危机纲要的特殊意义。这项工作，尤其随着新奥加廖沃进程 [ 作者注：1991年4月23日，在莫斯科近郊的新奥加廖沃，举行了一次苏联总统和9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会见(9+1)，会见时讨论了当前的国内形势。会见参加者发表声明，就迫切的发展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并表示立即着手制订新联盟条约的主张。这就奠定了新奥加廖沃进程的基础。 ] 的推进，已在加紧展开，各共和国积极参与。尽管还有不少困难，工作还是顺利完成了。7月5日，我作为苏联总统，批准了关于纲要文本，并以《苏联部长会议和各主权共和国政府就国家经济摆脱向市场转轨条件下的危机的共同行动纲领》为题予以发表。
“七月行动”
在准备反危机纲领的收尾阶段，苏联最高苏维埃里发生了一出由帕夫洛夫和几位“强力”部长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所挑起的闹剧。
帕夫洛夫宣称，内阁无权雷厉风行地、务实地解决各种问题。这话是指诸如收割庄稼一类的重大事务；这话又是指拟订1992年的计划方案问题。
总理要求赋予1991年度的政府以立法的主动权和广泛的权力；他还说明，赋予这等权力并不意味着内阁便能摆脱立法和总统两大权力机构的监督。内阁还是得毫不迟延地把通过的决议禀报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总统。
这时，会场上接二连三地提出问题，代表们开始追问：“如果总统手里握有这样的权力，而你们又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那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些权力呢？”；“你们是代表内阁发表这种建议，还是这样做已和总统协商过？”；“你们要求这些权力，总统的态度怎样，这是不是由你们同总统有分歧而被迫提出来的呢？”。惟一可以捉摸到的是，关于内阁权力的问题不是什么新问题，总理以前就提出过的，但这一次并没有和总统商量过。
在预算计划委员会主任库切连科以矫揉造作的腔调发言之后，激动情绪更加升腾起来。这正是“联盟议员团”里的鹰派人物所期待的。阿尔克斯尼斯、布洛欣、科甘、切霍耶夫、苏霍夫等人一个接一个地鱼贯登台。他们感觉到，将最高苏维埃秋季会议和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还没有炒作够的老题材再炒一把的机会来了。这岂不是利用总理和总统的对立，支持有独立行动和强硬作风情绪的总理的大好时机吗？
卢基扬诺夫模棱两可的说法实属火上浇油，他说，“应当将内阁的业务管理活动与总统自身的活动，与他的指令区分开来。这一点是我们要首先关注的。而这也是在我们赋予苏联总统权力范围之内可以去做的事”。这已不是什么暗示，而是直接表态赞成最高苏维埃有权，而且似乎还有责任响应总理的呼吁，剥夺总统的部分权力了。
讨论不仅局限于经济问题，且已转向政治层面。布洛欣要求倾听国防部、内务部和克格勃领导人的意见，说这是他们事先经过商议的。可卢基扬诺夫连忙声明，没有收到这样的提案，不过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部长们可以即席作出答复。当天下午，在最高苏维埃的秘密会议上商量了做法。但当下午四点会议开始时，上述几位部长都作了经过充分准备的详尽的发言，尤其是克留奇科夫。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使用了一个所谓“有权势的间谍”的术语，以来自西方特工机关的强大压力吓唬代表们。其实，克格勃主任的任何一次发言都是不能缺少这个题目的。
那么，民主派的感觉如何，又怎样行动呢？激进派因总统再度受挤压、受攻击而体验到了一定程度的快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宁愿保持沉默。但总还是有些人尽管有些吞吞吐吐，还是反对扩大总理的权限。其中立场鲜明的要数里亚布琴科、卢边琴科、尤金。
民主派开始活跃起来，可他们的领导人只是在那几位强力部长发言之后才有所行动。
直到这些事件过去两年之后，从加夫里尔·波波夫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才得知，他曾紧急会见过美国大使梅特洛克，并通过他好像是给当时正在美国的叶利钦转达过反动势力开始在莫斯科搞阴谋的信息。而且还明显暗示，这些事件是从上面下来的，几乎还是由戈尔巴乔夫亲自策划并在他领导下引发的。当然，这则信息首先是为布什而发的，按波波夫的说法，当时是为了防止这起阴谋的发生。
6月17日，最高苏维埃那次不幸的会议我没有出席。我认为总理的报告没有什么意义，我也不知道他会提出扩大内阁权限的意图。上午，我参加了农民联盟成立大会；下午，召集了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会上预定要签署联盟条约的草案，以便将其提交给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各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我事先曾同卢基扬诺夫有过关于这些情况的一次谈话，而他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向代表们作了传达，还说戈尔巴乔夫将找时间出席最高苏维埃的会议。
傍晚，我同亚纳耶夫、帕夫洛夫和卢基扬诺夫就他们所捅的娄子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帕夫洛夫承认犯了错误，但对其行为作了解释，他说那些问题不是什么新问题，他在同我谈话时也曾多次提出过。他又解释说，这是因为他被经济崩溃、预算无着落、税收制度杂乱无章闹得十分紧张，一切都已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不过，他自己在报告中还保证说，无论是经济形势，还是社会状况全都在政府的监控之中。
我同时提醒亚纳耶夫注意他在最高苏维埃的消极表现。遗憾的是，当时我未能对卢基扬诺夫提出具体的意见，因为我对他脑子里的想法和口头上的言论之间的细微差别还缺少了解。只是后来，在仔细研读过会议的速记记录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他是在玩两面手法。总的来说，应当设法把这一出气焰嚣张的闹剧平息下去才是。
6月21日，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我在会上作了说明。总理的表现不佳，但我不想使形势尖锐化。我认为他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但也不提要做出某种制裁的问题。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评价6月11日和12日之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所发生的事情呢？显而易见，这是复仇势力对总统及其政策的又一次攻击。卢基扬诺夫对“联盟议员团”是抱有同情态度的，实际上是鼓励他们向总统发起攻击，这一点也很清楚。据此，可以感觉到，他们这些人的言论和行动策略是协调一致、蓄谋已久的。
复仇分子的攻击被击退了，但整个这次事件却使国内的局势变得愈来愈尖锐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