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第十四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选举
如果想简要地说明政治改革的意义，它是怎样构思的，又是怎样实施的，可以说，就是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因此，完全可以理解，改革的成败，尤其在初始阶段，完全取决于苏共对待改革的态度，因为实际上苏共本应自动舍弃原来的独裁专制。这是一场极其复杂、痛苦而又特别严重的政治战役，可以说对于党内的高官阶层来说，那是“致命的结局”。“退位”，意味着这批人将逐步失去他们原先所享有的特权，意味着他们将从当今世界强者地位下降为平民百姓。
不难理解，党政官僚阶层肯定对这些新政措施极端仇视。当时，政权的关键部门还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因而只有两种办法才能使改革取得成功：组织社会上大多数坚决主张彻底变革的力量，对党政官僚阶层施加强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运用策略手段削弱上层的抵制，孤立其中最保守的部分，广招具有新思维的人士一起参与改革。不采取策略手段应对，已经形成总体体系的强大的官僚阶层是永远不会拱手让出权力的。
我想提醒读者注意这一点，因为正是这种情况构成了民主派不断对我进行无情批评的根据。而且也不只是民主派，就连我身边极亲近的人也不例外：不管人家怎么指责我，说我内心深处仍然是一个党僚，无法从心底里摆脱对党内那些上层人物的依恋，我在他们中间度过了许多年有意识的生活，无法摆脱受他们所固有的思维准则的影响。我本人对此持另外的看法。我未曾迅速处理干部问题的原因，在许多情况下是我力求避免那种“船主骚乱”：这很可能会在早期就把政治改革葬送掉。
也许，整个话题在所谓的百人党团这件事上显露得最清晰不过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确信苏共有100个席位正好提出100名候选人的做法是正确的。要让当时党领导的某些成员落选是不能允许的。这样做会立即把这些人推到改革事业隐蔽的或公开的敌人营垒中去，使形势严重复杂化。要是不让已被列入表决名单的钦基兹·艾特马托夫、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以及其他曾积极支持过改革的搞创作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当选，那肯定会带来更加消极的后果。
我的估计是：如果候选人名单中列入比如说103—105人，获“黑球” [ 译者注：投票时投的反对票。 ] 数最多的可能便是利加乔夫、乌里扬诺夫和雅科夫列夫。假设这张名单再增加10个候选人，那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像斯柳尼科夫、尼科诺夫、梅德韦杰夫、扎伊科夫、普里马科夫，以及和他们一起的著名的作家钦基兹·艾特马托夫、达尼尔·格拉宁等人都很可能通不过。继而被排斥在外的将是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再说一句，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必花大力气就能找到一个保证选民能善待他们的地方。不过这将会与按党的名单选出的那100名代表所代表的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党的意图相左了。我得承认，起先我自己也曾动摇过。该怎么办呢？经过深思之后，我得出结论：总书记应当到议会去，不是以个人的身份，而是以党的领导人的身份。
还有，中央一月全会(1989年)的选举程序不排除还会有某个候选人落选或当选的可能。因而，民主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丝毫没有受到践踏。
既然已经提到红色百人党团，在某些民主派的出版物里恶毒地给它打上了叉，我就不能不谈谈关于社会组织在议会中的直接代表制问题，何况长期以来它早已成为大众议论的话题，就此展开的批评有时相当尖锐，我们的反对派并没有花精力真正去思考这一决定的理由。我当时就认为这一项决定是必要的，现在仍坚持这样的看法。
从形式主义的观点出发，事先确定名额的“社团代表制”是无可指摘的。在这种情况下，当选代表不大会获得人民大众的核准。应当注意到，这样一来真正能得到当选代表证书的，只是代表整体中比较少的一部分人。这种方去从一开始就想到了只是一次性做法。后来，相应的提法已在宪法中做了修正。
所以，谈不上什么违反。可是，采用这种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多么重要的问题啊！我们应当有清晰的概念：在当时那些钦定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以及他们手中握有无限权力的情况下，许多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尤其是那些从事科技工作和搞创作的知识分子当选的机会是很少的。这就是说，新一届议会所面临的，不是社会的政治观点迅速向前的威胁，而是向后倒退的威胁；不是成为改革之动力的威胁，而是成为改革之阻力的威胁。社会团体的直接代表制，可以使代表整体中进入一批人数虽然较少、但对于未来议会的形成却是相当重要的有影响的民主派活动家，他们是通过工会、共青团、妇联、创作协会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提供的名单进入议会的。为了增强直观性，我举了一个例子。其实也未必要再谈萨哈罗夫院士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所起的作用了。他是由科学工作者联合会选出的。那里还有某些著名的科学家，也是按科学院提供的基本名单通过后取得当选代表证书的。
除去这一主要的情况之外，为社会团体确定的限额还有着另一层重要的意义。在我们还没有接近多党制的情况下，这一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还能“架构”起未来的议会呢。当然，社会团体的代表组合不能替代议会，但在起始阶段，主张、情绪、这一或那一社会阶层的意志，都会同它们有关联。而随着跨地区议员团的形成，也会开始出现许多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未来的政党，正是它们将与苏共进行角逐。
选举运动的进程表明，我们已处在一种完全陌生的局面之中。一场为争取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为争夺电视节目的播送时间而展开的斗争显得很残酷。而在报刊上，在与选民会见时，争辩相当激烈，有时甚至表现得失态。从表面看来，有许多事情令人伤心，也有许多事情是先前所不知道的。某些领导成员对这一切感到气愤、不安，情绪上有点张皇失措。我倒觉得高兴，这说明我们确已把社会唤醒过来了，确已做到了我们前几年搞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让人民参与政治。自由选举发现了许多人才，弄清了社会各阶层的立场，我们过去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
代表中，苏共党员占85%(在过去的最高苏维埃里约占一半)，而党的高层领导把选举的这一结果竟看成是党的失败，这岂非怪事？选民们“竟敢”去厚爱“别的人”，把选票投给诸如彼得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尤索洛维约夫那样的人，这种情况竟然会使某些人气得休克，似乎世界已到了末日。统治者圈里的精英们竟会如此“稳坐”在发号施令的安乐椅里，以至自信到不允许出现不符合他们意愿的投票结果。
选举结束之后，我们召集了一次政治局会议(1989年3月28日)。大多数人的情绪很压抑，一派天快塌下来的气氛。我的看法是，这次选举在实施政治改革中迈出了极其重大的一步。搞政治改革是我们自己作出的决议。通过选举，社会将步上一个新的层次，会消除宪法规范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脱节。政权将获得充分的合法性，这本身便是巨大的成就。
在说这些话时，我感觉得到我的同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有些人“像是心脏病发作一般”，在我讲话过程中已无法控制自己。我语气平和地提醒说：“要是谁觉得在这里难受，可以退场。”我不是说要会议室里鸦雀无声，但会议的气氛顿时安静了下来。党的纪律起了作用，尽管许多人依然还是一脸的阴沉。
我继续作分析，指出凡是人们体会到改革的现实成果的地方，选举对党来说进行得比较顺利，损失也较小。在北高加索，在斯塔夫罗波尔、在中部黑钙土各州，都有90%的选民支持由当地党组织提名的候选人。对领导人的态度也是这样：谁平素关心人们的疾苦，认真处置消极现象，就会受到尊重，当选就有保证。
总的情景并不简单。我们应当根据选举的结果来评价党和经济干部的活动状况，特别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居民们对改革进行情况，对生活问题的解决多有不满。对于政府和党中央来说，这就是一个严重的信号，更不用说市委和区委了。
我们无权将选举运动中对领导提出的批评拒之门外。这种批评在许多方面都是有道理的。经济领域的困难境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巨大的开支造成的，而这些开支又是为了消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亚美尼亚地震、并非我们有意要干的阿富汗冒险行径等的后果所必不可少的。同时，也是由于我们不善于选择最佳的经济政策，加深了市场上、财政领域内的紧张形势的缘故，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在各个方面有了点头绪。
人们的情绪不好并不是因为《星火》杂志、《莫斯科新闻》或者叶利钦耍了什么阴谋诡计。要是党和政权机构真正地精简了，能够更加贴近群众，更加关心他们的疾苦，那么许多方面就会大为改观。我们在所有方面都掉在了后头，人民走到了我们的前面，党只有以一切都是它开的头来为自己辩解了。
当时，党的处境并非毫无指望。要克服因告别牢固的权力垄断而引发的精神压抑症的机会是有的，时间也是有的。要赢得人民的支持，已经不能靠吃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的老本了，而是要靠能够保障民主、公民权、高水平和高质量的生活的有效政策。我相信，苏共改变自身面貌是有可能的，那么，我那些担任党内领导工作的同志们，他们的情绪究竟怎么样，他们更多地关心的是什么呢？
“雷日科夫：在莫斯科，并不是因为肉类供应紧张才使叶利钦获得90%的选票的，首都的肉类有的是。我们继承了一份可怕的遗产，而且自己也犯有错误。现在，谈不上失去了什么。我们有强大的党，有强大的国家……我要请政冶局委员们注意，中央的报纸是在反对中央。
“沃罗特尼科夫：不能让那些没有选上的积极分子产生动摇，不要使他们觉得对待他们的态度变了。选举法需要修订。地方上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做法也很气愤，媒体对党的干部的态度很坏。有14个军区司令员没有选上。
“谢尔皮茨基：应当从党的制度上研究一下那些在选举中站在反党立场上的苏共党员的情况。
“谢瓦尔德纳泽：应该向所有当选的人表示祝贺。要与过去划清界线，舍此不能挽救党的威望。这次选举是在过渡时期进行的。人民还没有获得改革的物质成果，而对其他一些已经到手的极具价值的成果，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我们还不会利用改革中已经到手的成果，特别是对外政策方面的成果。人们担心各加盟共和国的选举结果。
“利加乔夫：我们犯下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指的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那里当选的不是理想中人。改革在社会上引发反对反应，由此选票都是反对党的干部、经济工作干部和军事干部的。主要原因是大众传播媒介对党的历史、党的工作持怎样的观点。在人们的意识中已经积淀起否定的观点。这非常危险。我们应当牢记，1968年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切都是从大众传播媒介开始的……大众传播媒介把批评的火力集中在滥用权力、索贿受贿上面，这是对的。但同时打了全体领导干部的板子。现在，党内的纪律比非党人士还差。
“梅德韦杰夫：许多事情放任自流。州委书记和区委书记为争代表席位相互冲突。大多数批评的矛头不是针对改革的总体，而是指向进展的状况。我们狠批了过去的一切，但并没有克服行政命令体制的弊病：很难设想，报界想的是一回事，而人民想的却是另一回事。匈牙利也好，捷克斯洛伐克也好，都存在总的危机，这样就出现了反对派的刊物。不过，我同意报界不应该屈从于不健康的情绪，需要对它做工作。
“索洛维约夫：彼得格勒七名党的领导人、行政系统和军区的代表全部落选。我们有对立面，但对他们估计不足。他们按居住地做工作，而我们只局限在单位内部：不仅某些大众传播媒介，甚至连《真理报》和《消息报》都对党的领导人给予打击，办事带成见。党被从头到脚泼了一身的脏水，而且一代又一代全都绕了进去，无一幸免。这不能不对选民的情绪产生影响。选举运动表明，这是一场夺权斗争。
“切布里科夫：对失败者要保护，要支持。在亚美尼亚，牌掌握在选区，有人还编有黑名单。波罗的海沿岸人走遍全国，宣传鼓动反对党的候选人，足迹甚至抵达了雅库茨克 [ 译者注：俄罗斯雅库特自治共和国首府，在远东地区。 ] 。
“扎伊科夫：莫斯科大学和区委遭贬斥。谁只要表示支持党的立场，就立即会输掉。这就是说，实际上情绪是反对当局的。区委已无法工作。应当要求大众传播媒介停止歧视党的机构。有人蓄意诋毁国旗、国歌，还出现了三色旗。共产党员要求召开苏共代表大会。
“普戈：对党的攻击很多。危险在于人们开始认为选举的结果是苏共的失败。应当不让这样的评价流传开去。党组织得不到加强，反而出现了退党现象。多党制的问题，有人在渲染。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人民阵线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我们面临的将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八月。
“雅科夫列夫：关于失败的说法不能成立，也不应当成立：84%的选民参加了投票，85%的共产党员当选了。这是一次支持改革的全民公决。我们多少有点恐惧。事实上，苏联人民投票反对停滞，反对行政命令体制，反对经营不善和玩忽职守。选举是相信民主社会主义的表现，也是在一党制的条件下同样有可能实现民主的证明。当然存在敌对势力。我不认为投票就是反对党本身。我们对报界的态度有点感情用事。我觉得，如果同一件事报纸登了10次，而党的机构和其他组织没有任何反应，那才是值得担心的。
“拉祖莫夫斯基：有30名州委和市委书记没有选上。在200多个区里要重新选举。
“斯柳尼科夫：情况属正常。有些损失，为党担心。我们提供了让人家把事情描绘得党各方面都有罪过的机会。大众传播媒介很少正面报道改革过程中取得的成绩。选举前还拖欠工资，那些日子商品供应特别差劲。
“米罗年科：不能搞抱怨自己人民的政策。许多党委根本没有准备通过广泛的阵线开展工作。大多还是习惯于按组织系统发号施令，还是停留在采用区委直接领导共青团的方法的水平上。
“卢基扬诺夫：五分之一的党组织书记落选了。平均主义的情绪明显抬头。蛊惑家们混在这个浪潮里面，加上媒体对党的领导发动猛烈攻击，现在有人议论，说是中央似乎让各级党组织，让党委书记、州委书记听凭蛊惑家随意摆布。实质上，大多数军人投票反对党的书记。应当支持那些落选的人。
“马斯柳科夫：应当让人们知道，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粮食困难、拖欠工资都是难以避免的。为了健全财政制度，应该采取严厉的措施。即使各类商品，哪怕达到500亿也不妨。机器制造和国防工业增加了40%民用商品生产。一至一年半后应当按商品类别逐项解决这个问题，可以照此向人民许愿。”
我想，摘录这么几段已足以对当时的领导干部的情绪有一个概念了。在领导层中已经可以分出左翼和右翼，不过离直接冲突和公开分裂还很远。一部分人认为选举中民主赢得了胜利，另一些人则以为党失败了。前者竭力要使改革推向前进，后者则越来越强烈地怀念过去的那种秩序。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报界的批评意见是实行公开性的正常表现，是用以反思所犯错误的根据所在，另一些人则认为，那是反党、反苏维埃分子发动的不能容忍的一意孤行的做法和诬陷运动。
我只从我的结语中摘录出以下一段文字：“党通过改革政策培植自己的威信，不是用威胁和恐吓，而是采取公开贴近人民而且号召大家对自己提出批评的方法。现在应当去争取另一个阶段的威望了，这是一个办实事的阶段，‘堵住人家的嘴巴’是得不到威信的。选举表明，改革需要维护，但维护的办法只能是深化和发展。现在，主要的就是办实事。不能光围绕自我分析转圈子，也不能成天陷于内疚自责。我们应该让人们感觉到，对于他们所批评的那些弊端，我们是会做出回应的。我们准备满怀信心地、平稳地行动起来，并将以此去迎接代表大会的召开。”
先锋队倒退为后卫队
选举反映出新的现实，苏联共产党跟不上生活的节奏而党内的达官贵人成了改革的阻力，这种看法已经在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
的确，我在出行中也愈益感觉到管理部门和党的机构正在加紧阻挠活动。他们认为，变革使他们受到被排挤出权力结构的威胁，因而竭尽所能地要去拦阻。实际上这主意打错了：本来应当改变作风，多办实事，多接触群众。可他们却依然坐在办公室里，做官当老爷，这不是积恨吗？我曾经向全国公开讲过(在一些非公开的场合讲得更多)，谁不想改革，不想跟着生活的节奏齐步走，那就得靠边站。选举表明，敲起了警钟。
我承认，暴露出来的党的“小毛病”已演变成不治之症，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作为改革的倡导者，我看到，现实中主要的事业就是实现我国社会的民主化；同时我又是苏共总书记，我有责任、也衷心希望党能够领导这一过程，不要做这一过程的反对派。为此我还真是做了不少的工作。
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区委和市委的班子曾变动过三次，实际上苏维埃的机构也已彻底更新过了。1987年中央一月全会之后，经过差额选举已经换掉了一批第一书记，许多“老人儿”退休了。掌舵把的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是第四“梯队”的人马，可事情一如既往，一切仍在按老规矩办。酵母的作用竟如此之大，经斯大林作过简单化诠释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在人们头脑中竟如此根深蒂固。
选举显示，只要人们不再害怕党，并且相信党的统治再也无法用暴力来维持，党的威望就马上一落千丈。从这时起，人们对共产党人表示信任，但那已经不是把他们当成强大的政权机构的代表，而是当成个人。你是个好人，作风正派，会做工作，我们支持你。普通党员开始与党的官僚分离开来。结果令人震惊：地方领导手里掌握了所有的报纸、电台、电视、交通运输、宣传大军、政府机关、文化设施……却屡屡败在昨天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手下。
我讲了政治局委员几乎一致的意见：对党的领导人选举失利一事不作组织结论。但从党内的同志友谊和仁慈之心考虑，总不能长久抵抗严峻的现实生活吧。选民的抉择对许多人来说是终极的，不得向中央申诉。甚至在莫斯科也没有要求选举中落选的党的干部立即下台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倒是根据共产党员的要求，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从自我保护的感情出发，一个个相继被迫离开了。
这时，关于认真更新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的问题又提出来了。二十七大过后不久，许多中央委员已经不再参与活动，退休在家(303名中央委员中有84人已退休，157名候补中央委员中也已有27名退休)。从另一方面讲，许多提拔到领导岗位的人，并没有进入苏共中央的最高机构。
由候补委员递补以及采用增补新委员的办法更新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是明智之举。起先，我同原政治局委员(他们仍是中央委员)谈话，然后又会见所有已退休的中央委员，给他们讲述当前的形势，委婉地、用商量的口气请他们理解需要把路让给新上台的党的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应当说，“老人们”都很庄重地接受了这一点，谁一也没有怨言。他们自己也都意识到是退下来的时候了。而我们根本就不想剥夺这些曾经为国家做过许多工作的人参与工作的机会。曾打算让一些人进入中央成立的各个委员会，让另一些人当顾问，以便利用他们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并从精神上给予支持。
总的来说，一共退下去了一百多人，这就可以使一大批候补委员转为中央委员。增补新委员一事毫无进展。利加乔夫劝我说，这办法无法接受，在民主日益发展的条件下理应严格遵循原则，共产党员会反对这样做的，如此等等。说实在的，我对这种做法也缺乏信心，我们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吗？政治局内会开始争吵，每人都竭力要提拔自己的亲信。
一句话，决定不增补新委员，这当然是一个错误。当时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吸纳一些原则性强的深化改革方针的支持者到中央委员会中来，这样即可向党自身的改革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无论如何，党的最高机关内的进步力量与保守力量对比就会大变，全体会议上气氛也会为之一新。
全会召开之前，曾经讨论过政治局随着即将选举新领导而集体辞职是否适宜一事。雷日科夫不只是赞同这样的建议，而且直接提出警告：这个问题很可能会提上日程，总书记应该有所准备。我认为现在不是做冒险试验的时候，就当时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来看，十之八九会选出一个比较保守的政治局。其中将不会有雅科夫利夫、梅德韦杰夫，而且一定没有谢瓦尔德纳泽，也不排除连总书记也会落选的可能性。
全会于4月25日召开。
有关政治局辞职的问题，全会上没有提及，可党内达官贵人的恐慌情绪则表现得淋漓尽致。会上发言的直接或间接的话题自然是选举。一部分人干脆以为，选举结果对党和他们自己都糟透了。另一些人谈及此事时明显带有指责领导的语气，觉得是上面要进行民主实验而“把事情搞到了如此不成体统的地步”。最为激烈的也许要数亚历山大·梅利尼科夫的发言，他是中央建设部部长。我对他的看法：这是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热爱新事物的人。也许，这样的评价从当时一般公认的人事标准来说是正确的，可是在那剧烈变动的局势中就没有什么用了。
确实也有不少党的其他领导人，在70年代看起来属于富于冒险精神的革新者。因此，勃列日涅夫和卡皮托诺夫宁肯把他们“发配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去，而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一上台，这些“扰乱安定的分子”又陆续被召回来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但渐渐地发现他们的革新，怎么说呢，具有限于在制度范围之内的性质，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置清醒理智于教条之上。
说老实话，我听梅利尼科夫的发言，感到惊奇和恼怒，那恰巧是因为我没有料到他会如此(恕我出言不逊)顽固不化。诚然，他还没有勇气指责我和我的战友背信弃义，后来我们的原教旨主义者便在这方面小试身手。但他还是毫不掩饰地指责领导，说他们把党引向崩溃，说他们脱离人民，搞特务监控，不知道国家靠什么在过日子，地方上在干些什么。这简直是(恰好是)跟利加乔夫在政治局里相互呼应。后来我认为，就连梅利尼科夫的发言稿起草恐怕也少不了利加乔夫的参与。后来，他扎扎实实干起了这事(按照极坏的老传统)，以策划对总书记的“自下而上”的批评。
全会召开之前，政治局会议决定要比通常更加详尽地提供其工作状况的信息。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一个念头，正是现在应当让社会完全了解党的领导层内部“各种力量的分布状况”，让人们知道谁是怎样的人。这不是一时的冲动，我有意揭开致使当局脱离人民的那层神秘的帷幕的想法由来已久。在现时的情形下，中央委员会里顽固派的立场促使我全部公开全会上的争论状况的建议。
我听到赞同的声音，但很明显，大多数人对这项建议缺乏热情。不仅因为作挑衅性发言的书记们很不情愿成为民主派报纸评头论足的目标。对于许多人说来，这无异于放弃党内高层人士所享有的最重要的特权之一。但谁也无胆量站出来反对。诚然，作过一些修正：公布时加上评论。我表示反对说，不行，不加任何评论，让人们自己去思考。我的想法并没有错；社会上看到了苏共中央内部的真情实况，看到了总书记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工作的。
按照惯例，全会的结果在政治局会上进行了讨论，大家都对这终结果作了肯定的评估，不过很明显，领导层里各派所表示的赞同，其含义并不相同，甚至彼此对立。利加乔夫甚至建议在党内搞一次讨论全会结果的运动，显然他是想给支持“民主立场”的人制造困难，是想加强纪律。而所谓的纪律，主要是必须无条件地听从党的领袖和党的机构。谢瓦尔德纳泽对“全会上所展开的直接对话”表示满意，并补充说，他离开会场时，感到忧心忡忡。“我们没有培养出一批具有新的思想观念的干部。党的积极分子的情绪让人警觉起来，这需要改变。我们没有听到认真的、有效的行动纲领。除去一两个发言人以外，没有人提出什么建设性的计划。把责任推给中央，推在改革头上。非正式组织成员走到我们干部的前面去了，他们同中学生、大学生、甚至民族主义者一起做具体工作。一场现实的政治斗争正在进行。而我们的人却在同假积极分子一起工作。如今社会上很激进。应当开展争论，拿出事实来证明或者定下心来干实事。人们要求开除那些表现不良的人，可这样的人成千上万呀……”
我也作了一次详尽的结论性发言。因为面临着就是要同这个领导班子一起筹备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就要求即使达不到“令人愉快的”思想上的一致(这样的一致从来也不曾有过，现在更无从谈起)，至少也要对近一时期的行动纲领取得共同的看法吧。我还是尽力把这个纲领的总的轮廓表述了一下，主要是筹备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计划已经过认真细致的酝酿。我又强调指出，对于党来说，当前主要的就是帮助解决具体问题，掌握新方法，“到人民中间去”，到群众大会上去，不要光坐在办公室里，要学习在民主条件下工作。
“越过了”全会这一步之后，应当继续向前推进，为国家生活中的一件非凡的大事做准备，这大事便是第一次自由选举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局会议开过两天之后，4月27日，我召集了一次“小范围”的碰头会，以便再一次把所有的细节都考虑透。这下子可不是起草发言稿的事，应当提出建立新政权的构想。也不是简单地着手准备一份像过去那种干巴巴的由“守纪律的代表们”一致通过的法律草案。我们从一开始就会遇到强硬的反对派，他们因这次选举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而精神大振，并急切地要投入战斗。而大多数代表会怎样行动，还不完全清楚。
我已经不记得，是谁首先说过这样的话，但大家都很支持这个说法。他说：从今往后，决定国家生活的主要的政治中心是人民代表的代表大会，而不是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了。这是一次急转弯，一次真正的大转折，随之而来的应该是逐步取代旧的政权体制以及这一政权的各种象征性的标志。
议会之诞生
1989年5月25日。上午10点。克里姆林宫会议室里座无虚席。舞台上像往常一样，布置着带有列宁像的大幅覆墙画。池座里很多熟悉的脸孔，包厢则是留给外交官和记者的。电视摄像机哩哩作响，一切都是老一套，所以也习惯了。有一个新气象：政治局委员的坐位排在当选人民代表中间，而代表之中没有拿到当选证书的人则坐在来宾中间，就像普通人一般。宣布代表大会开幕的，不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或者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而是中央选举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弗·帕·奥尔洛夫。但总的来说，暂且变化不大。
奥尔洛夫的讲话加强了这一印象。他谈了许多新现象，用的却是老话。听到了不少标准的、“拔高了的”表述，诸如：“广泛的、迄今从未见过的公开性”、“劳动人民的政治积极性蓬勃高涨”、“改革成了全民的事业，苏联人都支持进一步深化改革”、“选举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步骤，使我国社会按照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和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指明的道路向前迈进”、“人民把列宁的党看做能够团结苏维埃社会的力量”、“从有利于共产党、有利于党的革新方针来讲，我们还没有比全民投票更强有力的措施”。
我坐在第一排，后面是莫斯科代表的席位。我听到沙沙声、窃窃私语声，人们显然开始恼怒了，他们所期待的代表大会开幕式不是这样的开法；我责怪自己疏忽了这一非同小可的细节。但过于纠缠这些事也不必要。只要一宣布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它的进程就未必会按照原先安排的方案实施了。第一个自由发言来自里加的医生B.Ф.托尔佩日尼科夫，他登上讲台，全场起立，为第比利斯的殉难死者默哀。激动的场面马上将政治时针拨到了新的刻盘上。现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我们国家这艘大船多年来一直滞留在同一个码头，如今已经启航，要去作一次未曾体验过的航行。
为大船开辟航线的不仅有老广场和克里姆林宫的领航员。这在讨论议事日程时已经可以看出来。反对派通过他们的领袖萨哈罗夫之口要求变更原先已经提出的讨论程序：先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作总结报告，讨论国内局势，然后再选举新的国家元首和最高苏维埃的组成人员。请看萨哈罗夫是怎么说的吧。他说：
“我在我的发言中曾多次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作候选人。我至今仍然持这一立场，因为我看不到还有什么人能够领导我们国家。这一点我现在没有看到。我的支持是有条件的。我认为，必须展开讨论，必须有候选人的报告，因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有的选举我们都应该支持差额提名的原则，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在内。我在这里讲候选人时用的是‘复数’，尽管我认为很可能不会有其他的候选人出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是改革的创始人，他的名字是与改革过程的起始，与在四年时间内领导着国家这一事实，应当说与这四年内我们国内所发生的一切都分不开的。他应当既讲讲成绩，也讲讲错误，以自我批评的态度，讲讲这一切。而且我们也将据此决定我们的立场。
显而易见的矛盾惹人注目：一方面，萨哈罗夫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别的候选人不大可能产生，而另一方面却又坚持先要听我的报告，再对之做出评价。起先，我倒是想，这是力求从一开始就把法制机构的工作引上坚定的民主程序的轨道，但在对我们的激进派的立场再作一番深入的思考之后，我得出结论，这里另一个动机要关键得多，那就是将他们的行动纲领强加在大家头上。
据我猜想，不久以前还只是改革这块工地上的小工头的民主运动的奠基人，在选举首战获胜之后处于一种兴高采烈的状态，他们对于我没有回应他们的呼吁感到气愤，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觉得受了污辱。也许，他们曾作过近乎这样的考虑：“他只有作第一冲刺的本事，到此为止了。”无论如何，他们对我表示的拒绝是不会原谅的。不久我就从有理无理都对我进行尖刻而粗鲁的攻击中感觉到了这一点。
其实，问题当然不在于我的纲领的局限性或者我本人作为政治家的犹豫不决。在面临最剧烈的变革时，我一刻也不能允许由“白色分子”统治来取代“红色分子”的统治。我认为改革的全部意义，正是要结束阶级专政这一原则本身，要彻底结束我国社会70年来的分裂局面。要拔除公民之间深刻冲突的根子，建立一种宪法机制，在这种机制下社会各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靠打耳光、流血，而是通过政治来弄清。
此外，不能忘却，我是共产党中央的总书记。千百万人把这个岗位托付给我，我要是跑到另一个阵营中去，那是不像样的、不诚实的，甚至可以说是犯罪。当时，我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来是总统，我认为不用社会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施行暴力的方法，而是通过协议的方法推动改革，是个原则性的问题。至少也要采用主要的各派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都可以接受的妥协的办法。
代表大会上这种自发的“政党结构形成”，早在大会开始之前很久，实际上在选举之后就已经出现了。一方面，激进的知识界，主要是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知识界代表联合起来了。这一有组织的议会党团雏形就是“纪念碑”，随后叫做跨地区议员团，再后来发展成了“民主俄罗斯”。这个党公认的领袖，在初创阶段是萨哈罗夫，其主要的思想家则是加夫里尔·波波夫。如果说，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头几天，跨地区议员团的成员在回答能干的记者们有关他们的纲领目标时还有些支吾搪塞的话，那么据我记忆，不久之后波波夫就公然承认他们把自己当成反对派了。诚然，这时他们还没有宣布这反对派具体是针对何人而言，但已不难猜透，因为苏联共产党当时还是执政党嘛。
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参与跨地区议员团的、或倾向于这一组织的大多数代表，参加这个组织的会议，却不办理正式加入手续，依然留在苏共内部。除了萨哈罗夫之外，跨地区议员团的所有领导人实际上都是党员：像波波夫、阿法纳西耶夫等等。所以，执政党内的大多数和议会中的反对派之间的界限就显得很“模糊”了，这也就带来了诸多不便。中央机构，以及大多数领导成员都未立即意识到，我们必须在全新的情况下行动，需要重新学习，坚决摒弃以往的游戏规则。某些人还是从“共产党人同非党人士的联盟”的传统观念出发。他们认为，苏共党员在代表中间占压倒多数。既然如此，只需规定严格的党的纪律即可贯彻中央委员会的任何决议。党中央各部经过短时间酝酿，建议将从各地来到莫斯科的代表召集起来，深入细致地引导并提醒大家：党员的职责就是按中央的指示投票表决。
事与愿违。早在代表们前往莫斯科之前，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各州委就曾经试图引导他们而遭致失败。在与“官方候选人”对抗中当选的苏共党员，干脆拒绝当地党的领导人在代表们出发之前让他们去“对对表”的邀请。类似的措施在加盟共和国一级还稍有成效。5月3日，我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见首都的代表。陪同我一起参加会见的还有扎伊科夫、利加乔夫、沃罗特尼科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代表们提出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过，召集苏共议会党团的试图显然没有成功。，应当承认，这种主意一开始就有缺陷。因为假定我们在代表大会会议的同时把苏共党团召集起来，国家最高机关的工作就会具有纯表面文章的性质，不过是确认一下中央和政治局制定的指令而已。
因此，我开始将这种想法“压下去”。诚然，当时还不排除以后组织某种像共产党人议员俱乐部一类机构的可能性。作过这样的尝试，却同样毫无结果。问题全在于我们这个党从来也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志同道合者的集体。当改革带来的自由之风刚刚吹起的时候，就轰动一时，有时甚至是气势汹汹地冒出了各种各样的、包括十分对立的政治流派。
但代表大会上展开的斗争的核心，倒并不是“顺从而又有敌意的多数派”(据Ю.阿法纳西耶夫估计约有五分之四的代表)和以“跨地区议员团为首的民主主义的少数派”之间的对立。
来自新西伯利亚的代表、病理学和血液循环科学研究所所长E.H.梅沙尔金，对萨哈罗夫提出的议事日程的建议作了答复。他说他本人以及战友们都认为除了戈尔巴乔夫之外没有其他的候选人，建议先选举最高苏维埃主席，然后再听主席的报告。于是开始讨论这一职位的候选人选问题并立即将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两个职务集于一身的可能性问题提到首位。如今，这个题目已经谈不上什么紧迫性了，可当时还是相当重要的。国家好不容易摆脱了极权制度的统治，除了顽固不化的斯大林分子以外，人人都害怕发生权力再次集中到一个人的手里去。许多人并非毫无根据地说，了解戈尔巴乔夫这个人，知道不会做出令他亲自培育的年轻的民主派觉得意外的事情来。不过最好还是采取保险措施，明天谁都可能来当领导。
简而言之，当时担任《莫斯科真理报》副总编的B.A.洛古诺夫，建议我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他同时指出，竞选运动中报纸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和群众来信都很支持这样的决定。他的建议遭到安加尔斯克建筑师B.П.赫梅利的反对。赫梅利的意见是，“投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票，并且赞成集总书记和最高苏维埃主席于一身”。继之又有许多简短的发言，其中除了表示支持改革政策和对我的赞扬之外，也有批评意见、建议和表达心愿的。后来，不少人对钦吉兹·艾特马托夫的发言有议论。某些创作界的知识分子从他的言语中似乎发觉有再度唤起那臭名昭著的颂扬首长的传统。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好像我曾读到了马雅可夫斯基这样的诗句：“有人害怕别人叫他马屁精，于是用粗话骂上司。”我们现在也那样，大家都讨厌给勃列日涅夫唱赞歌，以致诅咒领导反倒成了美妙的音调。不过我尽量不让大家注意这个。
我还是要引用艾特马托夫发言中的一段话，说实在的，完全不是为了自我陶醉。我只是觉得，他以他那作家的天赋能找到表述我国所发生的事情的确切用语。他提到最高苏维埃从它成立之初起在我国就处于“专横制度过重的压迫下，这种制度把这一最高立法机构的作用贬低到党组织的实际上的附庸”，接着他又说：
“喔，来了一个人，把正处在睡梦之中的王国惊醒了。他并非从某个外地来到这里，而就土生土长于这个体制内部，也许这是以革新求生存的一个机会，因为从历史状态的角度出发，停滞时期犹如一个雪团，它在自身内部聚积的惯性的和保守主义的破坏力越来越大，这种破坏力无论对社会自身内部，还是对外部周围世界都是很危险的。此人听从命运的意志登上领导岗位，真是再及时不过了。当然，他也可以踩着前任的脚印，无须劳累自己，可以堂而皇之地端坐在主席团的席位上，在讲台上宣读秘书写好的稿子，一切都会照老一套继续下去。可他敢做敢当，立志要办看来是办不到的事：在保存社会的社会主义结构的条件下让人们的头脑来一次革命……他敢做敢当，立志要步上一条社会革新之路，并乘着改革的疾风屹立在这条大道上。”
关于“疾风”，艾特马托夫竟是那样的洞察秋毫，更何况，当时还只是刚刚吹起阵阵微风而已。我的报告顺利通过，大家都投票赞成，只有四票弃权。根本没有发现什么像样的竞争对手，自我提名的A.M.奥博连斯基没有得到大多数代表认可，他多半是事先得到跨地区议员团投他的票的许诺。应当说，这个插曲并未给反对派添彩增色。如果说他们提名萨哈罗夫或者叶利钦作竞选人，至少也得让当时有点名气的波波夫和阿法纳西耶夫出山，这些活动家的知名度总要高一些，那还可以理解。而要投票选举一个绝对是谁都不认识的人来担任国家最高职务，那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总而言之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反对派当时决定不来争夺主席这把交椅，因为这样的做法明摆着是要落空的。因此，叶利钦在其候选人资格由布尔布利斯提议后就放弃候选人资格了。顺便提一句，是代表A.克赖科坚决要求他这么做的。
诚然，叶利钦的发言有两重含义。他提到了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关于两种职务合一的决议，以及中央五月全会上提名戈尔巴乔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事。他还说，他本人在对我的提名进行表决时弃权，暗示他将执行全会的决议，“因为他支持改革者”。他最后说，从昨天起他已是个失业者，因而会“在认真工作和尊重改革的同时，赞成某种建议。
计票委员会主席尤·安·奥西皮扬院士公布了投票结果：戈尔巴乔夫得赞成票2123张，反对票87张。这样，我以参加投票人数的95.6%的票数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
我对代表大会表示衷心感谢，随后返回自己在老广场的办公室，我的助手们已在那里等候，以便商讨一下报告。自然，先表示了祝贺。但大家以为，我们在国家机关内的地位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原先是主席团主席，如今“干脆”就是主席了。我本人对于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是颇为理解的。
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没有带来特别的意外。整个说来，这次选举是最适宜的。最高苏维埃的组成内增加了不少职业议员。他们有能力做好立法工作。从这一观点出发，联盟的最高苏维埃比俄罗斯的最高苏维埃强得多。至少，正是这一组成创建了我国新议会的传统，并奠定了实施彻底改革的基础。
诚然，代表大会取消了某些代表的代表资格，他们曾是“改革的工头”。这使跨地区议员团的人怒不可遏，于是便从他们监管的出版物上发动粗暴的攻击。他们认为，这是达官贵人的阴谋诡计使然，是过去那种围绕苏维埃指挥棒打转的实践的再现，如此等等。但是，这些根本不符合事实，即便是党的机构想照过去的方法行事，也未必能够成功。代表们的心绪大不一样了。要是他们不投跨地区议员团的“嗓门最大的”代表的票，那首先是因为他们受不了那种趾高气扬和毫无顾忌的粗暴态度“这个组织的某些活动家，正是以这样的态度傲视从外省、从地区一级，从机床边，从农田里前来参加大会的代表的。
还说什么外省人，连我这个新当选的最高苏维埃主席也够受。有人责备我“操纵大多数”，就因为我主持会议时尽量让所有的人都有说话的机会，尽量使议会辩论不演变成对骂。
阿法纳西耶夫对此发出一个信号，他作了题为《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的最高苏维埃》的发言。继他之后，波波夫、阿达莫维奇的发言也是同一个调子；许多蒙受侮辱的代表相当激动地起来反击。双方都列举了重大的很有分量的论据，不过在一时的冲动之下又添上了各式各样的粗鲁话。我一面开导火气十足的发言者，一面要求注意跨地区议员团成员发言中所包涵的很有内容的理由。至于他们之所以会使用挑衅性的口吻，还是那个梅沙尔金说的最好。他说是阿法纳西耶夫和波波夫的发言反映出对其在代表大会上的地位不满意，说明他们处于少数，而本来的预期是“他们能够像在卢日尼基群众大会上那样，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鼓动起来，将妨碍他们成为代表大会主宰的一切立即扫除掉”。
坦率地说，我认为把叶利钦选进最高苏维埃是有利的。在五月全会上，他讲过许多我本来准备签字的事情。至于对于政治纲领寄予了过分的奢望，那又另当别论。无记名投票的结果，叶利钦还是落选了。当时，鄂木斯克的代表阿列克谢·卡赞尼克律师表示要把他在最高苏维埃的席位让给叶利钦。顿时引起了一场相当活跃的争论，从法律角度看，这一做法非比寻常。最后，“王车易位”还是易成了。
新气象
在代表大会忙忙碌碌和乱哄哄的环境中，不可能举行政治局会议，但在间隙时间，我们还是非正式地短时间碰碰头。在与舞台毗连的一个房间里有茶、咖啡供应，在那里可以随便交换意见。大家都感觉到已成习惯的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早先，在边用茶点边交谈之后大家鱼贯地跟着总书记上台；如今是主席上台，其他人一律去大厅入座。作为守纪律的人，政治局同仁不会流露出不满的意思，但我可以体察到他们的心情不佳。既然大家都清楚，一党专政的时代已成过眼烟云，新的政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那还能怎样呢？
其实，这也正是我那关于苏联内外政策基本方向的报告的主题思想：报告的第一部分并无新意：对国民经济、社会环境、财政状况等等做出评估。而在其他部分我试图勾勒出深化改革的计划。
经济方面，提出了必须彻底更新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形成活跃的市场之间的关系。讲了这样一种意见，就是在经济中唱主角的应该是企业、康采恩、股份公司和合作社。“为了解决共同的问题并协调各方面的力量，看来它们要走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联社和协会联合公司的路子，把目前仍由各部掌管的经济管理职能转到这些联合公司手里，……这样的做法并不意味着降低国家的作用，当然不能把国家和各部相混淆，也不能把经济管理和国家领导相混淆。各部要逐步摆脱直接干预经济实体的业务管理，集中精力建立总的标准界限，并为它们的活动创造条件。”
我把政治改革的主要涵义规定为：兑现重新提出“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历史性口号。把政权和管理的实权归还苏维埃的首要条件是改组代表制机构、尽一切努力扩大其权力和权能。
这些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更有甚者，在以所谓苏维埃形式的人民代表制从根本上说就存在缺陷并且只与党的集权专政有关这一人为的借口，叶利钦在1993年10月不单是摧毁了全国范围内的具体的苏维埃——从最高苏维埃到地区和城镇的苏维埃；他摧毁了代表制政权本身，或者换句话说，摧毁了人民政权。他强加给人民的宪法，对于地方代表机构和联邦会议的权利规定，是内容贫乏、残缺不全，显然是拙劣可笑的民主赝品。在国内，在总统制共和政体的外表下，事实上正在复辟的甚至算不上立宪共和制，而是绝对的君主制。无需猜度，这样的体制在20世纪末，在已经达到的政治文化水平的条件下，是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的。它不一可避免地会引发日益强烈的反抗，直到人民重新建立起正常的民主共和国。上帝保佑，但愿这事能像1917年二月革命那样，不致出现人员伤亡。
至于民族关系方面，则应当承认，当时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提出真正深入的改革方案，包括改变单一制的国家为事实上的联邦制国家。但总的方向已经确定下来了。那就是要实质性地扩大各加盟共和国和民族共和国的权利，协调它们与联盟之间的关系。
在叙述对外政策方面重申了源于新政治思维的原则：确定销毁核武器的方针，不容许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主张以确立利益平衡为目的的对话和谈判作为解决国际问题的惟一方法。
在就报告展开的争论中，对我所叙述的计划草案提出了不少建议和补充。不能说对这一草案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异议。不过代表们集中火力猛烈攻击的还是当权派的实际活动。他们的意思大体上可以概述如下：“你们给我们提出了一份不错的计划，对这份计划我们不能不同意，可这些话，这些任务和号召，我们已经听过许多遍了，而改革的进展却十分缓慢，眼下国内的事情越来越糟。现在我们确立了新的政治体制，让我们一起加速推进改革，首先解决迫切的经济问题和民族问题。
代表大会把这份给执政当局、党、人民，以及它自己的“寄语”写进了许多决议之中。
根据我的推荐，任命了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司法系统的高级负责人员，组成了宪法委员会。看来，当时已经具备了必要的条件真正地大刀阔斧地把改革事业推向前进，扭转事态的消极进程。那么，为什么没有取得那样的成果呢？为什么我们的运动没能加速前进，而在某些方面还出现了原地踏步的现象呢？
我想，原因在于分崩离析的过程赶到新的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形成的过程前面去了。’而还在扩充实力的激进民主反对派，经过反对中央和中央集权制的斗争之后，开始不断地采用可耻的平民主义和煽动民族主义投机的途径破坏政权的基础。我还会多次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两位经典人物：列昂诺夫和萨哈罗夫
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紧张的日子里，列昂尼德·马克西莫维奇·列昂诺夫年满九十岁。我请准获邀，驱车前往他的住所，好像是在赫尔岑大街上。那里准备着一席小型的酒宴，聚集着家庭成员和亲近的人。这是我第二次和列昂诺戈会晤。
那天，我去时适逢他精神甚佳。使我感到惊异的是，他竟能如此专心地关注代表大会上所发生的事情，对于他以前参与过的争论了如指掌，包括那些连我也不知道的细节，因为这需要读遍所有的报章杂志或者不间断地坐在电视机前。他的见解极有深度，兼具哲学上的广度。
“我一直试图搞清楚，”列昂诺夫说，“我们的困难缘何发生：你看我得出什么想法：你想放到改革这个框框里去的，都是要社会向新的形态前进的东西。这是决定国家近几百年来生存的东西。而人们今天要过日子，他们遇到许许多多尖锐的问题。那么，在遥远的构想和当今的现实之间存在的这个矛盾，便造成这样的气氛。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你也无处可躲。不要失去目标，但只靠光明的未来还是对付不了的”。
这和我的想法近似。我们在党的代表会议上也说过，到长远的目标很重要，但不能忘记迫切的现实问题，不能为未来而牺牲现在，许多革命者和改革者都曾栽在这上面。
我真心诚意地对列昂诺夫说，我和他的担心有同感，我本人对此想得很多，我们要尽力不离开地面。当然，从哲学谈话到政治实践之间距离很远。
列昂诺夫说，对于我们的文化来说，公开性的意义很大。当然，出现了不少胡扯瞎诌(他是否用了这个词，我记得不确切，但他说的意思我可以保证不会有出入)，但应当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会各就各位，理智会占上风。他对于所谓的大众文化特别反感，持批判态度，认为简直是庸俗无聊和低级趣味入侵了报界和电视屏幕。
有人散布谣言说，似乎列昂诺夫这位公认的俄罗斯作家学派的泰斗，是持有极端保守主义、甚至沙文主义立场的“斯拉夫派伙伴们”的鼓舞者。可从我们的谈话中我得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印象。这么聪明、文化素质这么高的人，是不会堕落到粗俗的民族主义那种地步的，他的全部见地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但即使这样，他也并不回避对不良现象做出尖锐的抨击，不管是生活中，政治上或者文学方面的，概无例外。
的确，在斯拉夫派人士中确有诅咒改革、实质上是否定一切变革的分子。而列昂诺夫不仅以自己的威望促进改革，而且还协助认清必须加以排除的困难和矛盾。说心里话，经典作家的支持使我受到鼓舞。
我在他那里呆了一个半小时才离去，走到街上，在连接沃罗夫斯基大街和赫尔岑大街的一条胡同里有许多人聚在一起。这是一次亲切的会见，人们探问代表大会的情况，交换看法，有人甚至对我提出忠告：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无论对右派还是左派都不要退让，他们只会把我们引向灾难。”
我讲了讲有关第一届代表大会工作的主要情节及其在政治改革中的地位。但我也不能不谈到这届代表大会的终场所引起的情感上的紧张状况。这与一个人有关，此人无疑是这次代表大会上最耀眼的人物——萨哈罗夫院士。
不用说，我曾经听说过这位失宠的学者，他从年轻时起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而后来“滑落”到持不同政见和反苏维埃的境地。我和所有的人一样，曾因他如报纸所说向美国人提议不要同意我国关于承担不使用核武器义务的建议而义愤填膺。宣传部门利用萨哈罗夫某一次讲话横加在他头上的其他“叛卖性”行为难道还少吗？
报界对于取消他院士称号的企图和他的同行反对这个做法一事保持缄默。在党的高层领导中，有人谴责同行的行为，说这是“互相包庇”的表现。言谈中对上面的持久耐心表示惊讶，上面居然能够容忍反叛院士的卑鄙声明，“仅仅只”把他遣送去高尔基市，而本该驱逐出境的。不过，有一人提醒说，萨哈罗夫手上掌握着超级珍贵的情报资料，这些怒气未消的人才开始平静下来。他们压根没有想过，要是他决定把这超级情报交给西方，他是能找到办法的。
有时候我会产生怀疑：也许问题在于中央“管科学”的干部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不善于讲明他的立场错在哪里。这可是个大科学家，必须让他为国家工作，这些人是要争取的，就像十月革命之后的最初几年争取巴甫洛夫、谢切诺夫、季米尼亚泽夫等俄罗斯科学巨擎一样。
其实，这都不过是一些随意的想法，我同谁都没有交换过，而且当时对我的这些意见谁也不感兴趣。关于萨哈罗夫的第一次认真的谈话是在我与彼得·列昂尼多维奇·卡皮察之间进行的。我同他在位于基斯洛沃茨克的奥尔忠尼启则疗养院见过两次或者三次面，当时他偕夫人在那里度假。每次相见对我来说简直都是过节。卡皮察院士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对话者，在交往中，他自然、真诚、善解人意。
有一天晚上，我对卡皮察夫妇作了一次“礼节性拜访”，进行了一般性的谈活。由于那一阵子报界正在热烈讨论萨哈罗夫的示威行动，我们也就谈到了这个题目。我居然从卡皮察，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世界上最富权威的一位科学家那里听到了出乎意料的见解。他说，围绕萨哈罗夫的种种议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上面的不当反应挑起来的。而在物理学方面，那他无疑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影响极大的人物。但政治上他缺乏经验，又远离现实生活。除此之外，一些与秘密课题有关的人士，往往犯有一种独特的缺陷综合症，他们觉得，他们的才干、思想、观点好像为社会所遗忘，“束之高阁”了。
简单些说，萨哈罗夫给上面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遭到冷遇，好像是批给了科学部门审理。据卡皮察判断，这就引起委屈，人为地生出了“萨哈罗夫问题”。
应当说，卡皮察既向如此轻慢地对待非常著名的学者的领导人提出批评，也指责萨哈罗夫过分自负，虚荣心重。我担任总书记之后，认为结束院士的流放状态是我应该急办的要事之一，并且终于解决了这起不公正的处置。可我直到一次开代表大会时才跟他初次见面。那次会上成立了由E.И.韦利霍夫主持的争取生存和发展基金会。顺便提一句，到1991年时它又成了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创办人之一。
韦利霍夫和他的同事们坐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里的圆桌周围。我跟所有的人握了手，坐下了，而就在我旁边，或者只隔一个人便坐着萨哈罗夫。他趁着这次见面的机会，又在有西方学者出席的情况下重复了自己的要求：停止迫害持不同政见者，释放政治信仰犯，他交给我一份呼吁书和一张名单。我收下了，并保证一定会以最善意的方式进行研究。我还通报说，在我和他的电话交谈之后，已经责成切布里科夫立即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在萨哈罗夫返回首都之后，科学院院长阿·亚历山德罗夫在我的鼓励下不仅尽力为他创造了正常地开展科研活动的条件，而且保证了他在科学界中占有与他的功绩相应的地位。也就是有关萨哈罗夫进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问题。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学者们一方面不同意将他开除出科学院，主要原因是不能开创这样的先例。而另一方面，他们中有许多人指摘他的政治观点和发言。他们还想不让他当人民代表。但“在第二次尝试之后”，他终于当选了。
至于萨哈罗夫在我们议会中的立场，我认为多半是建设性的。他也支持戈尔巴乔夫本人，不过，他自己也说了，“是有条件的”。这说明，他始终按改革的道路前进，对右派决不让步。同时，萨哈罗夫遵照最高尚的意向，他是个“按灵感办事的”政治家，理想主义者，对于现实的可能性以及自身行动的后果并非任何时候都能做出准确的估量。他表示自己忠于社会主义、忠于清除了极权主义的苏维埃政权。
萨哈罗夫周围的人对他也有影响，这些人中除了真诚的景仰者和信徒外，还有一些直接来寻找庇护的人士。有人企图利用民主派公认的领袖的威望，为某个派别谋利。但很难怀疑他是某些人手中的一杆枪。在这方面，顺便提一下，他自己就曾讲他讨厌叶利钦，但又认为没有叶利钦民主派还真不行。
至于萨哈罗夫在代表大会上的作用，我想提出三点。首先，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他要求通过关于代表大会应掌握全部权力的宣言，其目的是取消、割断、剥夺一切现存机构，首先是党的机构的庄严的权力和职能。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要向体制清账，进而一举结束苏联共产党垄断统治的意图。
这次行动带有某些矫揉造作的成分，使人不禁要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作个类比，那次大会通过了著名的权力宣言。但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萨哈罗夫会有意去作什么历史姿态的想法。也许，他的顾问的头脑里有这个打算。
萨哈罗夫的建议一开始就没有获得通过的可能。而且从法律角度来看，它也不合逻辑。按照经过修改的宪法，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已经获得了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再宣告一次这一事实有什么意义呢？
尽管宣告“代表大会接管权力”的要求未获通过，我并不觉得提出要求这一事实本身有何不好。它既提醒党、也提醒社会，一个新的世纪开始了。宪法的规范将不再是空话，而各级苏维埃应该切实地肩负起管理国家的责任。萨哈罗夫后来在代表大会上积极性很高，这又开始引起懊丧，首先是为他自己。他老是上讲台，含糊不清地为一些毫无意思的问题浪费自己的威望。有时产生一种印象：有人在有意识地让他处于容易受到攻击的地位，以求降低他的作用。
我对他怀有极大的善意。看上去，这已经是一个“新的萨哈罗夫”，他同戈尔巴乔夫不可分割地连在了一起，一起成了改革的体现。既然如此，贬低他的威望，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贬低我们的改革政策。当然，我不应当无条件地接受从“民主角”里发出的一切声音，但我也不想拒绝从那边来的一波又一波脉冲。这可能使人觉得我不客观，觉得我这位主席倾向于落后顽固分子一方。老天有眼，我是千方百计要展示出不偏不倚的原则，可萨哈罗夫每每会“把自己放在易受攻击的地位上去”，我是越来越难以使喧嚣的会场平静下来了。
代表大会期间，有一天，会后我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工作了很久，就应该讨论的问题、次日的行动计划交换意见。正往外走，卫队军官说：“萨哈罗夫在会议大厅里等您。”这时已是晚上十点钟了。真的，在与舞台毗连的地方，在半明不暗之中，在已经熄灭了的吊灯下面，伫立着一个熟悉的佝偻的身影。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 [ 译者注：指萨哈罗夫。 ] ，这是怎么啦，已经很晚了，我不知道您在这儿……”
“没关系，我决心等到胜利那一天。”
我们开始谈话，详细情形已难以复原，不过整个说来谈话还是不错的。我们交换对代表大会进程的看法。我说，在有许多困难的条件下事业在前进，决议正在议论中。他的评价是要批评的东西还得更多一些：在代表大会上保守派的恶势力反映着社会状况，但民主派行动很积极，他们会完成自己的使命。
“我担心高官们复仇的危险，”院士接着说，“他们也会对你下手的。有人断言，他们手里有材料，以公布这些材料相威胁，迫使你做他们所吩咐的事情。”
“什么材料，您指的是什么材料？”
“说您受贿。”
“那您自己怎么想呢，相信吗？”
“我不相信，可他们说……”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着我。
这一切都是叶利钦、格德利亚诺夫的影响，这样的消息正是从这个角落里抛出来的。他也不愿意相信，但内心总觉得不安：这戈尔巴乔夫实际上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所以，他决定留下来，要冒险直截了当地问我，直视着我的双眼。很显然，这是他个人的愿望，而不是什么人的“全权代表”。
在随后几天的时间里，我曾因各种由头不止一次地同他接触。我一直设法让他有机会发表意见。看到他在话筒前面排着队，我觉得不舒服。满头白发的老人，出类拔萃的学者，我无法摆脱有人在指挥着萨哈罗夫的印象，因为不断有人把他叫到大厅外面去。
第三个插曲与萨哈罗夫在代表大会闭幕时出现在讲台上有关。
代表们很恼火，反对他的情绪很强烈。尤其是因为他关于我国军人在阿富汗的行动的讲话。他周围的人抛给他一堆“热门材料”，而他也不下功夫核实，就在一次答记者闷时用上了，于是引起大会激烈的反应。这下他显然是惊惶失措了。虽然照我看来他的最后一次发言是试图恢复他约威信，除了这一个人动机之外，其中还有他周围那批人的政治用意：萨哈罗夫应该以他的祝词来结束这次代表大会，就是所谓的“跨地区议员团成员们的策略手法”。
可他登上讲台的意向招致了代表们的强烈抵制。我还是坚持要给他五分钟的时间。代表大会只是在我的压力下才同意了。他开始讲话，显然还是重复10天前已经讲过约那些话。过了五六分钟，我提醒萨哈罗夫：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时间到了。”
萨哈罗夫不听，还在继续说。我再三请他结束他的发言。而当把话筒最终关掉时，萨哈罗夫向天上高高举起双手，活脱儿一个受到恣意迫害的牺牲者。一阵疯狂的噪音，部分代表和公众热烈地向他祝贺，并对主席表示愤怒。总之，这场表演得十分巧妙的活剧要向全国展示当局对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人的做法是何等地无耻。此后他们还会玩什么花样呀！
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所有这些事件，是由于萨哈罗夫周围的那些十分注意细节的人对他的影响。最后，我还是开头的那句话：他对第一届代表大会的工作、对确立我国的国会制度是做出了建设性贡献的。
难道他对俄罗斯的功绩仅限于此吗！他是为争取民主和自由，争取革新社会主义和真正的苏维埃政权而奋起行动的第一批人士之一。这也就是他所创立的、后来又是他将其交给了宪法委员会的宪法草案的实质所在。我们很想利用许多精确的公式，顺便说一句，可那不是出自法学家的手笔，而是出自物理学家的手笔书写出来的公式。
于是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两位杰出的同胞——作家列昂诺夫和学者萨哈罗夫紧紧地联系了起来。他们是很不相同的人，仿佛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两种身份，两副容颜。如果用习以为常的头衔说他们一个是国家主义者、另一个是民主主义者，那就荒唐而且简单化了：他们两人都是各自本门事业中的经典人物，两人都是民主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爱国者。但每个人又有自己的特色，每人有自己的主导思想，自己的偏见，自己的视角。两人都应该受到我们的敬重，而主要的是理解。
党在思考
过了几天，6月19日，我们在政治局讨论代表大会的结果。发言都很务实，都想认真地思考所经历的事。大家觉得应当警觉：对党的压力加重了。像往常一样，对大众传播媒介，包括对党的报刊，抱怨之声不绝；还谈及了关于族际关系激化的问题。
大概这次会议的不寻常之处就是会上表现出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双方立场的靠拢。此前，他们之间在关于权力问题上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总理雷日科夫强烈反对党中央机关事无巨细都介入他的教区的做法，对于老广场的顾问们未经他同意就给部长们下指示感到愤怒。而中央委员会书记利加乔夫则引用列宁的话说：“任何一个问题都不能不经中央委员会的批准而获得解决。”因为他们分别坐在我的左右两侧，有时我感到有一种特殊的电弧，便呼吁大家保持镇静。
但当我们开始把话题转到政治改革时，两人之间的冲突即刻消逝了。我顺便注意到，这两人不再相互刺激了。我甚至感到高兴，也没有用脑子想一想，这是怎么回事。忽然，一幅情景映入眼帘：彼此没有好感的两个人说话都一个腔调了。于是，尽管我渐渐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争夺经济领域里的领导权已经退居到次要地位，政治改革使这个问题的解决对总理有利。不过，一贯的改革者和党内的“捍卫者”之间的争论，却变得越来越尖锐了。雷日科夫从气质上讲不是保守派，我已经讲过，我和他最初是“同心协力”的。但在一定的阶段，他有疑虑，胆怯了。民主派对政府发动猛烈攻击，加之报界的非难，把他推向了右边。他也就在这片土壤上开始与自己昨日的对手握手言欢了。他们齐心一致地咒骂报界、民主派、分离主义者，提出警告说，党正在失去权力。别人也跟着他们吵吵嚷嚷。
老实说，我同样有矛盾的感觉。一方面，改革“已在进行”，建立了新的议会，这不是为党的绝对统治权装装门面，而是真正的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的会议。另一方面，激进派过分的要求，他们那种疯狂的强攻，拼命地要立即获取一切，以及首先要把党撵出权力机构等的种种表现，不能不令人严加戒备。消除苏共独裁统治，或者说消除党和国家的机关的独裁统治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但策略上把政权交给苏维埃不能采取突击的办法，而是要平稳地、有步骤地实现。这样更合理些，也不致失去对国家的控制，从而可以避免给“党阀”提供从各方面指责改革的口实。
我用这些想法呼吁同事们丢开因个人地位的变迁而引起的感受，要从改革作为革命过程的广袤立场出发去面对发生的事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是一次重大的成功：建立了有活力的最高权力机构，取得了下一阶段在基本政治方向上的一致。
我建议在第一书记会议上讨论代表大会的结果。为了摆脱病态的反应，不陷入灰心沮丧的状态，这样做很重要。代表大会标志着在高层已实现权力的移交，接着这一过程将延伸至各共和国和地方一级，到时候也少不了会有病态反应。需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些问题，帮助苏维埃站稳脚跟。应当对这次选举做出整体分析，对选举法提出新的建议。我们的经济纲要应该进一步充实，并最后定稿。在这里也必须要通过改革来推进工作，而不是去约束改革。要脚踏实地去解决民族问题和族际关系问题。
我最后说，要维持党，只有靠党自己，靠改革党的工作。决定召开书记会议，并向党的组织作总结。在那些需要撤换领导干部的地方就撤换，加紧筹备召开关于民族政策问题的全会，筹备召开非常代表大会。
书记会议于1989年7月8日开幕。实际上研究了已引起国内激情奔腾的所有问题：既有第比利斯事件，也有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1939年签署的苏德公约的秘密记录稿，这份记录稿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影响。但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自始至终都还是党的问题，党在社会和国家中的作用以及对过去和现在应该承担的责任问题。
不能装出一副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与会者自然而然地对一系列与党的改革工作有关的问题展开一场认真的谈话。大家都很清楚，这次会议是苏共、甚至也是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一条具有决定意义的分界线。党仍然在国家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我向会议作了一个严厉的批判性的报告，提出了有关党在新形势下的活动的建议。我想复述一下其中的若干要点，然后再谈我现在的想法。
“代表大会是在改革道路上的巨大进步。现在已经奠定了将全部国家权力实际转交给苏维埃、建立新的民主模式、使人民群众能够参与决定全国性问题的基础。我国社会的政治改革正在从思想领域、研究、计划转变为实践，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代表大会争论的焦点是党的问题：此中有其自身的逻辑，因为如果党在社会中的作用不改变，那么政治体制的改革、由苏维埃来掌握全权就是无法想象的。没有党自身的革新，社会的革新就不可能实现。党这次成了批判火力的集中对象不是偶然的。人民代表的选举表明，党因制定革新的革命纲领而赢得的信任威望不是无限的。社会意识之转为对党持尖锐批判的态度的原因何在？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意见，说是这与批判的潮流、与我国报界片面报道有关，与揭露过去的错误和歪由事实真相有关。但社会舆论的变化，不能仅仅归结于这个原因，或者说主要原因并不在此。
“这里我要谈谈依我之见，问题的实质在哪里。党内的改革大大落后于社会沿着民主化道路前进的速度。于是，便出现了党在社会上的领导作用行将丧失的现实威胁。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中间出现了张皇失措，对自己的行动缺乏信心，不善于迅速判明形势，惧怕表现出主动精神。这些表现说明什么，是党的危机吗？不是党的危机，而是其原有的职能、陈旧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造成的危机。党已嵌入管理社会的行政指挥体制，并按这一体制的规律来生活。而且还不是简简单单地嵌入了，事情的实质是她要凌驾于一切之上，监控国家生活、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中的一切过程，包办一切，压倒一切，给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社会团体下达不容争议的指令和命令。这样的体制不需要政治的方式，宁愿采用命令的方式。党委和党的干部不去学习怎样同人们对话，取得他们的信任，依靠信仰的力量、证据的力量去办事。
“现在社会情势不同了。不是对国家机关、经济部门、社会团体发号施令，而是要到群众中去，同他们一起工作，提出大胆的思想，向人们讲明这些思想，办事要公开化，要勇敢地超前于事态之发生，——这就是今天对党委的要求。
“常常会听到激进人士圈子里发出来这样的声音，说是党似乎应该放弃权力，变成一个封闭的宗派或者争辩启蒙俱乐部。两种说法都不适合苏联共产党的情况，苏共是执政党，是政治组织。
“党的改革本身应当在民主的基础上实施。不同意见之争是必要的，这种必要性正是提出多党制的理由所在，而这种争论应当在党自身范围之内得到保障。这需要创造一切条件，包括规章条例在内。在原则问题、战略目标上保持统一的条件下，必须保证不同观点之间能够进行广泛的比较，保证可以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解决某个问题的多种方法。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有人提出苏维埃要高于苏共中央的想法、这种使党与苏维埃实际上对立起来的提法是不合法的。事实上，苏维埃和党，从它们在苏联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来看处于不同的层面。如果说苏维埃属于国家体制的话，苏联共产党则是社会政治组织。因此，要断定两者谁高谁低，那就是无视问题提法的严肃性。党是党，议会是议会。
“形势的变化促使更加清楚地说明党委书记和苏维埃主席两项职务集于一身问题上的立场。请大家在各自的共和国、州、城市、区里面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苏维埃主席可以是拥有社会公认的威望的任何一位代表，无论其现在的职务如何，也无论他属于哪个党。”
最后，我表示赞成苏共非常代表大会提前召开，这次大会要修改党纲，通过新的党章，讨论下一个五年计划发展的基本方向。我建议准备就苏共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展开全党范围的辩论。
只要具有工作能力和良好的工作态度就行的时代已成过去。如果党希望保持影响力甚至在民主化的条件下依旧握有权力，与其说需要机敏的行政官员，倒不如说需要政治活动家。应当说，这样的人物已经脱颖而出。有些过去的书记现正作为民主派的领袖人物，领导着州和共和国，这就是给那些对此感到惊奇万分的人的答复。这里起作用的不是高官们的阴谋诡计(尽管这种情况时有发生)，而是领导者的智慧、才干，自然还有把握新生活的现实的能力。
在最高苏维埃里的头几遭较量
任何一个写回忆录的人(如今写回忆录的人几乎占了一半)都知道，在按年序还是按问题的写法之间做出选择是很难的。现在，好像每个人大体上都是按第二种方式在写。对此我也深感头痛。真去按顺序写。这样也简单一些。还可能求简从略，那样一来就会只剩下一些“孤立的结尾”。这只得违反材料的逻辑经常中途打断，从一个问题跳到另一个问题。
尤其难写的是经济和政治。两者往往融合一体，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不可分割。难得遇到有个什么政治决定是没有经济底蕴的，反之亦然。可是，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得将围绕经济改革的争论暂且搁置一旁，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要专门来谈。我还是先继续讲政治改革吧。
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新的最高苏维埃。这是在建立议会制的道路上迈出的基础性的一步。但在基础之上，众所周知，应该建造大厦。而我们既无明晰的计划，也无足够数量的“构件”。条例、程序、议会和各委员会的机构、主席团的权利和责任、主席的作用、代表的地位、起草和通过法案的程序——所有这一切好像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秘密可言，却需要学会。开始了一项困难的工作，有时觉得枯燥乏味，其实更多的是组织方面的杂务，而不是什么政治工作。
尽管我一生中用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时间不算少，现在，当我们创立了新的、敢说是真正的议会时，还真得要从头学起呢。
实际上，我们的工作还恰巧是从选举两院的主席开始的。韦利霍夫以各代表团联席会议的名义提名普里马科夫为联盟院主席。要是我说这个问题事先已经过政治局讨论，也算不得公开什么大的秘密。这不仅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放弃老一套做法，任何一项重大的干部任免，首先必须经党的高层领导认可。而且还由于普里马科夫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很自然，至少应当征得他本人对这项新任命的同意。我请他上台来回答问题。从他的简短的开场白里，我想请大家注意这样一席话：“最高苏维埃和我们的议会，应当无条件地捍卫苏联人在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在这里，实质在于两院要对执行机构的活动实施切实的监督。这些职能自然是先前的最高苏维埃所不曾担当过的。现在我们要建成一个新的最高苏维埃，建成一个理应按照新的方式开展工作的新的议会。”
我们大家当时就是这样理解政治改革的任务的：保证代表机构对政府实施切实的监督。即使这样，自然这时候还不算发现新大陆。
对普里马科夫提出了许多问题，与其说那是涉及他个人的问题，还不如说是最高苏维埃所面临的工作问题，诸如首先应当通过哪些法案，各委员会将怎样开展工作。他的回答很有条理，信心十足。接着便有几位代表对他给予好评。还对选出一位院士来当议会主席一事表示祝贺。结果，他的当选几乎得到一致同意，只有三票弃权。我就此给他让位，由他来主持会议。开始讨论各种委员会的问题：究竟要设多少委员会，怎样最合理地分划它们之间对不同领域的活动实施监督的职能。也许，在辩论深化并从法律角度保护公开性的必要性问题时，会场上显得特别活跃。几乎是从我们联盟议会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出现了后来1993年成为激战起因的同样的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A.A.索布恰克还记得自己当时的发言吗？他说：“现在正需要代表们对大众传播媒介实施特别的监督。”彼得格勒《涅瓦河》杂志的主编B.H.尼科利斯基请大家注意有人建议赋予代表大会或者最高苏维埃任命《消息报》主编和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的权力。而事隔三年之后，代表们希望把《消息报》的创办权归还给最高苏维埃或者借助监察委员会对电视的政策施加一点影响的想法便遭到猛烈抨击，并被宣布为“企图侵犯言论自由”。而总统 [ 译者注：指叶利钦。 ] 和他的班子把大众传播媒介搞成了自己那个党的喇叭筒，千方百计地压制反对派的出版物，那倒是无所谓的，那倒是正常的。
6月6日选出了民族院主席。根据党中央决定提名的候选人拉·尼·尼沙诺夫，原先是乌兹别克共产党的第一书记，总的来说还是受欢迎的。但他还不得不对此前不久正好在费尔干纳同土耳其麦斯赫基人发生的一起冲突事件进行解释。
我对尼沙诺夫有好感。我欣赏他那始终保持的镇静、诙谐、对生活中的小事像哲学家似的不予理会的风度，以及一般以为同东方人的睿智相关的一切品质。善于与人相处，善于平息争吵，这使他很适合于民族院主席的职位。我甚至觉得，尼沙诺夫生来就是当议长的料，要是他不欠缺一种素质的活。那种素质就是坚定性，就是那种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快刀斩乱麻地解决难题的本事。在他身上外交家的资质要胜过政治家。于是有时，在我们“民族院”的会议上争论持续了好几天，其中包括程序问题，而此时全国有几个点上民族冲突的气焰极盛。代表团组是能够(也有责任！)积极协助把冲突平息下去的。我不愿意味着良心：有的委员会和个别代表表现得很主动，他们驱车前往“热点地区”。但民族院及其主席，作为负责这个领域的最高权力机构，这方面却没有表现。
也许，我应该把这一批评首先归到我这个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头上。
在选举时，尼沙诺夫大概比普里马科夫还“忙碌”。代表们对他也进行了“考核”，弄清他对于民族平等、使用本族语言的可能性、调解族际冲突的方式等问题的想法。但提出问题与其说是要得到你的答复，倒不如说是要求阐明你对这些尖锐的问题所持的立场。而某些热衷于激烈辩论的代表，则对尼沙诺夫的冷静的、稳重的见解，乃至他那心平气和的语调明显地表示不满。
最后，尼沙诺夫还是以令人信服的多数票当选为民族院主席。
次日，在两院联席会议上，我宣布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卸去权力的声明。这件事本身是因循守旧的表现，但在我国的条件下，这种做法则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因素。它强调了丝毫不差地遵循宪法标准的意向，而且从实质上讲也是要从一开始就将政府置于议会监督之下的意向。
我在开场白里就对作为国务活动家、改革的倡导者之一的雷日科夫不单单作了肯定的评价，而且热忱地赞扬他的道德品质、民主作风和创新意识。这一切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当时，我深信雷日科夫的创造才能还有很大潜力，其改革热情在当时已经相当尖锐了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影响下依然没有消减。其实这些问题在我的开场白中是以最笼统的形式提及的：我们所设想的并非全都做到了，有过重大的失误。
这句话想不到会留下奇异的后果。事情是这样的，有个代表从席位上请雷日科夫解释一下，这所谓的“重大失误”是指什么。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开始这样回答，照他的意见，“原则上，部长会议在贯彻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和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制订的我国经济战略时并没有什么失误。至于说到为了发展这一战略而制定的个别规定，那么今天，当我们来评价所走过的道路时，的确看到了某些失误，在发展国民经济以及加深我国的社会紧张程度的某些过程中，这些失误有负面影响。”
可见，我说的是重大失误，雷日科夫则宁愿否定有过原则性的失误。这里公开的分歧似乎没有。但它却在酝酿之中。有关对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评价的不同看法，我已经联系1987年中央六月全会及其所通过的决议讲过了。对此，雷日科夫不会不知情。但显然，政府首脑的地位，以及这位出众的领导人所特具的过于敏感的自尊心和受不得委屈的心态，容不得较严厉地对所犯的错误作出反应。其实，所有重大经济问题的决定都是政治局集体作出的，参加讨论的还有部长们、著名的专家、学者，以及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几乎全体人员。更何况起初这些决定还受到社会各界的一热情欢迎。
我提起这些情况，并不是想为经济改革初始阶段所犯的错误哪怕稍微推卸一下责任。不，我只是想，我们大家脑子里都存在的旧思维使我们无法预见我们所采取的新的独特决定的一切后果。我们仿佛从窗子探出头来朝前望去，但躯体却仍然留在“老房子”里。这就是说，视野依旧是很受局限的。可是到1989年年中，尤其是下一个年度，1990年，许多事情就明朗了。现在已经有可能、也有必要不是通过摸索的办法、不是采用试验和犯错误的办法，而是制订并通过整套的经济改革的纲领，把事业推向前进了。
批准雷日科夫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职，演变成了一场就经济战略问题展开的长时间的很有内容的辩论。国民经济的状况相当复杂，不过距深刻的危机，说得更确切一些，距后来按内科休克疗法、或者甚至外科休克疗法进行试验使之陷入的泥潭，当然还很遥远。各地区、各社会阶层和职业群体日益看涨的要求，当时与其说与生活水平的下降有关，还不如说与对经济状况迅速提高的巨大期望有关。“期待的革命”引起了独特的需求风潮。大家都急于向当局提出过去根本不敢提出的要求。而当局自然也无力满足他们的要求。当时，即使是头脑最清醒、最谨慎的经济学家也还没有得出悲观的结论：为了进行经济结构改革，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不是需要1—2年，而是需要15—20年。
许多代表参与了雷日科夫报告的讨论。几乎所有的共和国和州都争先恐后地描述了一番他们那边的灾难，而且申请得到国家赐予的那份馅饼。除去传统的、原先的最高苏维埃十分熟悉的请求和愿望之外，又提出不少千奇百怪的提案。尽管经济改革还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实惠，但已经开始在社会意识中提供了某些红利，使好些富于创造精神、有思想、有发明才干的人崭露头角。
雷日科夫以9票反对、31票弃权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
提名Г.B.科尔宾出任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以替代C.И.马尼亚金。这里有一段颇有意思的情节。Д.H.苏霍夫代表发问，叶利钦是不是适合担当这个角色。此前，我曾同叶利钦有过一次谈话，我建议他去领导最高苏维埃的建设和建筑委员会。他答应考虑。但实际上他宁肯去发挥议会里反对派头头的职能。我也不必详述其中的细节，因为叶利钦本人支持对科尔宾的提名。E.A.斯莫连采夫当选为最高法院院长，苏联国家大法官是Ю.Г.马特维耶夫，苏联总检察长是A.R.苏哈列夫。向他们提出的问题很“尖刻”。整个说来，他们的回答是成功的。
接下来是选举各委员会主任，制订议程和条例。与此同时，开始了对政府组成的漫长的马拉松式的讨论。先讨论的是部长会议副主席的人选，有：马斯柳科夫、沃罗宁、阿巴尔金、比留科娃、古雪夫、多古日耶夫、卡缅采夫、拉韦罗夫。随后，谢瓦尔德纳泽公布了一张长长的各部部长、检察院、最高法院各院务委员会委员、以及其他苏联最高苏维埃所属各部门的高级负责人员的名单。
这项议程从6月底一直延续到8月的最后几天，坦率地说，真把我们大家弄得精疲力竭。雷日科夫在政治局里抱怨，说他根本无法办公，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干坐在议会的会议上，在那里(“很少办实事，老是在电视里作自我表演或者装腔作势自我吹嘘一通”)某一位过分有教养的代表竭力要让经验丰富的部长出洋相。另一方面，许多代表抱怨说，领导就是不愿意把那些“木头人儿”撤换下来，还固执地硬把许多官员拉到议会来听会，其实这些官员早已是江郎才尽，无法按新的方式工作了。
我想，合理的内核双方都有。也许，我们在更换干部、提拔当时涌现出来的新人方面做得不够坚决。另一方面，代表们也确实没有能够很在行地对被提名的候选人进行考核。至于说实际上确定部长会议整个组成成员的议程本身是否合适，尽管花了不少时间，伤了不少脑筋，但我还是深信，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这是我国第一次建立真正对议会负责的经过合法程序的政府。
人民代表(阿巴尔金、拉韦罗夫、莫斯托沃伊、马特维耶夫)在被核准担任政府职务之后，立即提出放弃代表权力的申请书。这是符合苏联宪法第96款的。想到这一情节，我不由自主地要将其同俄罗斯总统的一项命令作对比，该命令允许拥有代表称号者在执政当局的机构中担任部长以及其他职务。面对老百姓困惑不解的问题，为总统效力的律师解释说，这里没有任何值得大惊小怪的东西，在某些国家这是被允许的，因为这样一来就能更好地强调政府对议会的隶属关系。可是，他们却“忘记了”，根据俄罗斯新宪法建立的并不是议会制共和国，而是总统制共和国。政府成员系由国家元首任命，是完全对他负责的。
其实，主要问题不在这里。我们刚刚从极权体制的泥潭里摆脱出来，在那个体制下政治局和依附于它的范围很窄的一些人控制着党的、政府的和议会的最高权力。这种完全的汇合形成了一批独特的显贵，正是这批人构成了“王位”、也就是总书记的职位的支柱。这也就是为什么对我们国家来说，实行分权，禁止同时在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以及当然与此有关的任职带有根本性的意义。现在，一切又都重新回到了原地。我们只有希望这种情况不要持续得太久。
矿工和大政治
最高苏维埃结束了组建政府的工作之后，便通过了立法工作的计划。首先应该起草和通过的是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的法案，以便为一系列重大的所谓基本法和整个的议会活动奠定法律基础。
继之而来的是有关审理稳定国家的经济状况、实施改革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包括通过有关租赁和租赁关系、苏联统一的税收制度、共和国和地区经济核算等各种法律。起草所有制法和修订土地和土地使用法，则是最复杂、规模最宏大的两项目标。
用以确定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新关系、切实保障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保障思想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的法律，理当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包括：出版法和有关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法律、苏联公民的社会组织法、工会权利法、信仰自由和宗教团体法。7月14日，这张法律清单中又增添了一份政府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提交的草案——解决集体劳动争执的程序法案。到最后一刻，实际生活又做出了修订。实际上，有些方面的问题暂时放缓一些也无妨，眼下刻不容缓、必须加快起草的是处理罢工事宜的法律。
在波兰，当西里西亚的矿工支持格但斯克的码头工人，开始罢工、同盟歇业、绝食时，原有的体制便发生动摇了。我想，我们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存在了整整70年的社会结构迅速毁坏也是始于矿工的风潮。矿工是苏维埃政权从理念上讲所依靠的工人阶级中最庞大、也最具战斗力的队伍之一。不过，在波兰和苏联两国事件的发展，也存在着本质的差别。那边，矿山工人奋起反对党和国家的达官贵人，他们还没有考虑过改革的事。而我国，工人的抗议之所以能搞起来，是由于自上而下开始改革的结果，而强有力的打击却间接地落在了改革者们的身上。
在1989年7月19日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立陶宛工会主席卡泽米拉斯·约卡递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立陶宛工会也反对破坏稳定的罢工，但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工人们有条件组织起来；要想和当地的黑社会分子斗争没有别的办法。应当让工人们组织起来，罢工就会减少。
当时，我说，我支持这个观点。“我们应当在整个工作中依靠我国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主导力量——工人阶级，依靠他们的组织性、责任感、对社会主义和对我们如今在改革范围内实施的政策的忠诚。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近来工人向我们尖锐地提出了问题……也许，是到了成立某种委员会，以协助改革、反对改革的怠工者的时候了？
在当时罢工运动的主要策源地克麦罗沃，工人的行动很负责，他们按照罢工委员会的指令关闭出售酒类的商店。工人阶级表现出高度的组织性，同时也表现出有严格的要求。他们完全是有根有据的。按照中央和政府的方针派到采煤区的委员会报告说，年复一年，一个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有关建设住房、改善城镇的公用设施、居民的供给等的决定始终没有执行。
采煤技术，尤其是竖井式采煤技术已很陈旧，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在经常处于险境的条件下，极端沉重的劳动得不到奖励。应当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带着这一目的，斯柳尼科夫根据我的委托去库兹巴斯，与矿工领袖进行会谈，并带去了详尽的建议。
总之，我很理解迫使矿工们采取极端方式保护自身利益的原因，并且从来不敢为此去责备他们。但事实是工人们的不满往往会被激进分子巧妙地用来进行夺权斗争。即使采煤大区停产好几个月，国家损失几百万吨珍贵的能源资源，许多协作部门、首先是冶金工业的工作受到威胁，这些人也并不在乎。所有这一切对人们的日常生活都造成了极其有害的影响。那些实际上已经与党内人士串通一气的跨地区议员团的密使在全国各地穿梭串连，唆使铁路员工和其他行业的工人参加罢工。这是不折不扣的背后砍你一刀，这一刀对改革的命运起着致命的作用。
叶利钦和他的战友们知道，也不会不知道，政府不可能在矿工们的最后通牒限定的短时间内满足他们的全部要求，无论这些要求有多么的合理。最明显的证明是：1993—1994年之交的冬季，那是激进派掌握全权的两年之后，采煤区又重新起来罢工，是因为叶利钦之流给矿工们许下的诺言和条件几乎全都没有兑现造成的。工会和罢工委员会并没有忘记贝拉·杰尼先科和其他鼓动者给他们留下的教训。因此，当人们在提出经济要求的同时，又提出了政治要求，要求政府辞职、提前重选总统，也就不足为奇了。确实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这样说没有丝毫的恶意。因为1993—1994年同1989年一样，罢工使国家和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不过还是回过头来说1989年吧。7月24日，我有机会向最高苏维埃通报了斯柳尼科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沃罗宁和全苏中央工会理事会主席沙拉耶夫同库兹巴斯罢工委员会主席阿瓦利阿尼和他的副手们一起签署的议定书。政府准备把这份协议散发到其他采煤区。当然，首先是顿巴斯、沃尔库塔。
我们很艰难地摆脱深重的危机，也许这是改革整整四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考验。
矿工罢工是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会议讨论中关注的中心，工人们来到会场，参加辩论。罗斯托夫铁道运输工程师学院教研室主任B.H.科列斯尼科夫在最高苏维埃发言时说：“我们说工人在我国是主人，但请您告诉我，历史上有没有主人罢工的事情？没有。这就说明，这里总有点儿事是不对头的。”新古比雪夫石油化工联合公司钳工组长B.A.列昂切夫这样认定问题的实质：“工人们再也无法也不愿意容忍管理我们生产的奴役制度、劳动制度了。长期以来，我们沉默不语，我们忍气吞声，受尽官僚命令体制的压迫。可是已经到头了。矿工的罢工运动是体制倾覆的先兆。”
最后，让我不揣冒昧，在这里复述一遍因塔和沃尔库塔两市罢工委员会呼吁书中的片断。“矿工的罢工具有客观性和改革性，它是不能满足劳动者利益的行政命令体制面临危机的证明。我们认为，矿工的行动是对改革的支持，是对那些一切都想按老规矩办的人的警告”。事实再明显不过地证明，工人阶级已不再认为现有体制是他们自己的体制，并坚决抛弃它。这个信号首先发给了党，因为党仍然在以工人阶级的名义统治着国家。而我们的原教旨主义者至今也弄不清楚这个信号的含义，一味天真地为工人怎么会对苏共的命运如此漠不关心而深感惊奇。而在新一轮政治分权中，其不小的一部分人将选票甚至不是投给重新出现的社会主义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和流派，而是投给了右翼政党和流派。
接着，呼吁书写道：“我们知道，在提出经济要求时，应当记住：国家经济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今天国家很难找到满足我们全部要求所需的资金。但经济的自主权我们还是应该得到的……我们等待解决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一个五年计划等到又一个五年计划，都等得疲惫不堪了。正因为这样才逼得我们采取极端措施——罢工：现在已经到了解决所有这些紧迫要求的时候，一秒钟也不能再施了。”
我再引用一段伯朝拉矿区的矿工们提出的要求(也是由那位卢什尼科夫讲述的)：“1.真正做到把政权归还苏维埃，土地交给农民，工厂交给工人。2.取消社会组织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3.取消苏联宪法中关于党的领导作用和指导作用的条文。4.在差额选举的基础上，实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地方苏维埃主席、内务部所属各市和区的部门首长的直接的、无记名的选举。5.停止采用以表决方式剥夺代表在苏联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的做法。每一个代表都有权不按大多数人的意见投票。”一个个完全相同的要求在重复着激进派的纲领，在莫斯科，这些要求在他们的口授下书写成文字。
苏维埃
激进派在1991年秋季夺得政权之后，对苏维埃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他们宣称苏维埃是极权体制的堡垒。随后，他们利用1993年3—4月事件，实际上彻底摧垮了整个苏维埃制度，捣毁了所有的代表机构。有些地方苏维埃拒绝自动解体，但最终还是被暴力逼迫着走向了这样的结局。
问题出在哪里呢？苏维埃的形式难道真的不适合于民主制度吗？这种假设早已被那时激进派对苏维埃已无任何意见这一事实驳倒了。相反，萨哈罗夫在他的宪法草案里保留着这一形式，而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还建议通过把一切权力转交给苏维埃的法令。更何况，波波夫之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索布恰克之为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以及叶利钦之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主席，不恰巧全都是通过苏维埃当选的吗？当时，这个阵营并未对苏维埃的民主化形式进行任何指责。既然代表们不顾及后果，驯服地、甚至是热诚地通过了破坏联盟共和国的俄罗斯独立宣言，批准了别洛韦日协议，授予总统实施经济改革的额外的权力，同意由他领导政府并完全按照他个人的见解去组成政府，那么叶利钦还会对最高苏维埃有什么意见呢？
当议会代表们，至少其中的大多数人确信“外科休克疗法”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后果，并开始先是羞羞答答地、随后便越来越大胆地表达出不同意这种所谓的疗法时，不满的因由也就产生了。正是这个时候，便对苏维埃仇视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执政当局和人民代表机构之间的冲突，结果是人民代表机构全军覆没。
但是，有一个问题：这种形式和议会形式是否可以相容并存呢？如果把问题提得更加具体一些，那便是：苏维埃的原则能否同作为议会体制基础的分权原则并行不悖呢？答复应该是肯定的。至少我国新的议会成立以来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证明，国家体制的这两种原则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对立面通常会提出这样的论据：苏维埃大权独揽，无论如何不可能和分权制并行不悖。这要么是不明事理，要么是对事情实质的有意歪曲。在相当程度上，它与概念本身的不够完善有关。事实上，最高权力的确是无法分割的。它应该是完整的、统一的，否则你可以设想，一个国家之内便将有两个政权、三个政权，于是便可能同时推行若干种政治方针。这就是短暂的混乱时期所独具的特征，并一定会以一种制度之毁灭和另一种制度之确立而告终。
从来就应当存在一个被公认为最高当局的机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全部意义正在于此，也就是说，他们从君主手里夺取了最高权力，把它赋予作为人民代表机构的立法会议。在民主国家里，议会才是最高权力的载体，这条规则当然也延伸到我国的最高苏维埃。
但承认在人民代表机构之外存在最高当局，并不排除政权职能的分立的可能性。议会集中解决管理国家的主要任务——立法；日常的管理工作由政府实施；至于司法和解决法律争执，则由法院承担；而现实中涉及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涉及公民的权利(如宣布战争状态、签订和约、预算、税收)等重大问题，仍由议会负责。
因此，苏维埃的全权无论如何也不会妨碍政权职能的分立，或者像通常所谓的权力的分立。而激进派如此粗暴地迫害苏维埃，是由于他们得不到代表们对他们的政策的支持所致。
批评苏维埃制度的人有一部分道理，那么这道理何在呢？苏维埃作为整个说来是人民大会，即市民大会 [ 译者注：古代和中世纪罗斯某些城市的最高权力机关。 ] ，为光开会讨论而不实践提供了机会，这就使通过和执行决议的过程复杂化，甚至陷于瘫痪。这个弊端，议会也免不了，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轻蔑地戏称它为清谈馆吗？我倒要说，这个毛病是治得好的。解毒剂便是选举机构的工作务必要按精确的程序和章程去办，主要是代表的高度职业化。
关于这一点我在闭幕词里说过：“我们曾试图使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工作做到最大程度的职业化，这不会削弱与群众的联系，而是为了结束群众大会式讨论问题的方式。我倒是觉得，这一点基本上也是成功的。找到了政权的最高常务立法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的方案……这种办法自然也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但日复一日，在注视着它的工作状况的千百万人眼里，它加快了周转，提高了素质，展示出解决问题颇有深度的能耐。”
我有根据指出，有一项重要的革新措施与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例会有关，即将对外政策置于议会的监督之下。因为以往这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办到。起初，还顾不上国际问题，主要是讨论国内的问题。但现在已经开始有代表在质询对外政策的某些方面，经过辩论已批准了若干份有关国际关系方面的法令。
让我来揭示一个秘密。当我们就裁军问题与美国人谈判时，常常会听到对方援引他们在国会中处境困难的话：他们政府已经准备了一个方案，可是到参议院，就是通不过。据此，便要求苏方做出让步。于是，我们就在内部像模像样地严肃认真地展开讨论：是否有必要给美国人提出一个类似的理由，组织一次在最高苏维埃针对已经准备好了的协议的批评性发言。后来，这个想法遭到否决，因为反正不会有人相信这确乎是严肃认真的、而不是一部戏剧的改编本。关键在于，有人担心搞了个“愚蠢的实例”：怕是真有人对此来了兴趣，开始严肃认真地批判起我们的对外政策来了。
现在，议会已开始将国际政策纳入它的监督之下了。不久，对根据新思维实行的重大外交措施的观点守旧的反应也表露出来了。有人越来越多地要求谢瓦尔德纳泽作出答复，我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他说，你脑子里要引进点民主思想呀。
某些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至今还在责怪我，说我在第一次会议的闭幕词里对成立跨地区议员团做出了不良的反应，我当时说：“实际上，是想对社会发展问题的观点和方法的自然差异赋予某种组织形式。这种人为的划分是否会导致在我们最高苏维埃必须解决的具体问题上彼此对立，从而使选民们、苏联社会期待我们去履行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呢？……既然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既然我们大家都把使国家摆脱改革道路上的危机、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革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挖掘它那丰富的潜力看做自己崇高的责任，既然我们在这方面都完全一致，那么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谈得拢的了。我想，代表们会同意我们应该走的正是这条路，也就是各种力量统一起来并加强相互信任的道路。这丝毫不否定坚持原则立场的可能性。最高苏维埃这些日子以来的工作日已能令人信服地证明：意见的多元化不会成为行动统一的障碍。”
可以谈得拢的说法受到鼓掌欢迎。当国家正经历着困难阶段的时候，最好是齐心协力工作的想法未必能驳倒。当然，这样就会产生某种不愿接受政治多元化的反作用；那些已经参与了跨地区议员团的代表，则早已有了与别人不同的目的；剩下来的许多代表明显地在分化。这是社会上存在着多种利益的反映。这一点在极权制度下是绝对不会承认的，随着这一制度的逐步消亡，不可避免地会有所表现。而在各种集团(或者说阶级)利益浮现出来之后，便会形成各种运动和政党。实际上，跨地区议员团的建立也就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我应该为自己辩护一下，我从未有过要禁止或取缔跨地区议员团的意图，或者想通过某种阴谋诡计把这个集团搞垮。不仅如此，我跟他们中间许多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用不了多久，从产生激进派的政党这一雏形的事实中，便可以做出正确的结论。我们开始考虑，要提高新议会的活动效率，不能靠去争取所有代表的人为统一，那是不会有什么成效的，而要成立集团和党团，需要它们务实的协作。当然，还谈不到议会的政党结构。在这方面要跨出头几步，那已是下一次会议上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