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与思考·第十三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总书记的假期怎么过

　　8月1日我去休假，像往常一样去克里米亚。经常有人问我，我是怎样休息的？在空闲时间干些什么？这里试着用1988年夏季作例子，来展示一下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假期是怎么过的。其实，当我处在这个职位上时和其他人区别不大。

　　夏日在海边与冬季不同(我记起了一月的皮聪达 [ 译者注：格鲁吉亚境内黑海沿岸疗养胜地。 ] ，不怎么想安排工作。灼热的阳光，秀美的大海。我喜欢游泳，而且要游很长时间，往往要游得筋疲力尽，暂时把一大堆牵挂弃之脑后。随后，坐在岸上，可以连续几个小时脑子里一片空白，望着平静的海面，听着波浪懒洋洋地冲刷岸边卵石的簌簌声。

　　这样过了一天、两天，到第三天就会产生时间在白白浪费掉的感觉，于是就要设法去弥补了。这一次，我在考虑，首先应该做什么呢。

　　我开始口授改组党的机构的想法。我把向全会提交的有关民族政策的建议书分送雅科夫列夫、斯柳尼科夫、马斯柳科夫、拉祖莫夫斯基、卢基扬诺夫，请他们多做些工作。我又请尼科诺夫、马斯柳科夫、穆拉霍夫斯基、马尔丘克和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A.尼科诺夫介绍一下全会对农业问题的构想。

　　但所有这些都是日常事务，把仅有的一个月时间花费在这上面实在是一种浪费，因为这时候没有什么硬性的规章束缚你，你可以脱离开局部性的细节，如敖德萨 [ 译者注：乌克兰境内港口，黑海舰队驻地之一。 ] 人所说的去“思考生活”。实际上，每次例行的假期我都事先计划好要做一件对自己说来很重要的思想性的工作，做这类工作必须理解社会主义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题目。由于这个题目的争辩在代表会议之后具有广泛性，我起初想写一本小册子，但这本书一直没有问世。不过，回忆一下当时我是怎样理解这些问题的倒也很有意思。下面从笔录中摘取一些片断。

　　“据我设想，如今这本小册子比之其他许多东西来重要得多。为什么呢？现在改革在许多方面显得很凌乱。起初，有过一系列首尾相接的步骤。实施公开性，着手搞社会民主化，通过试点为中央六月全会做准备，大家意识到必须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但道德问题变得相当严重，这就是说，并不是一下子什么都齐备了，都配套了，都考虑得很周到了。现实生活提出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就得设法去解决。要想找到作为停滞状态特征的诸多现象的根子，就得返回到过去，对其做出分析，从中汲取教训。

　　“所有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阶段，因为假使我们在1985年4月也像在代表大会上，然后在1987年的一月全会、六月全会上，1988年的二月全会，乃至这次党的代表会议上那样去提出问题，那么会有人支持我们吗？我们会成为众矢之的，会很容易地被撵出领导层了事。

　　“总之，在已经进行的多方面工作的基础上，包括借助于公开性和民主化，以及精神文明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全体人民都在思考国家大事，思考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已经能够表达清楚改革的理论和改革的政策，更确切些说，我们已经建立起改革的理论和改革的政策。

　　“改革的核心是让人作为主角回到政治进程中去，回到经济中去，回到社会精神领域的发展中去。把业已开始的为克服使人失去生产资料、失去权力、失去文化的变革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

　　“我所设想的那本小册子的大致计划如下：

　　“第一，社会主义性质问题。如今，当一些社会经济和政治性质的重大措施陆续出台之际，在党内，乃至全社会对于我们的某些决定、政治措施、经济措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争论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尖锐了。对这个问题增加透明度具有现实意义。为此，必须‘清理一下’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观念，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做出评估(哪怕是在主要方面)。这一部分应当以改革进程中就这一问题已取得的理论成果的概括为结语。

　　“第二，改造经济关系。

　　“1.克服人与财产的异化。

　　“2.生产民主化。计划和管理的改革，合作社等等。

　　“3.商品货币关系，市场。

　　“4.经济权力下放。

　　“5.社会公正问题。

　　“第三，民主和社会主义。

　　“1.政治体制改革。三权分立、权力下放、新的选送制度、司法独立。

　　“2.在一党制条件下保障居民多种利益得以兑现的机制(公开性、自由选举、监督系统、批评和自我批评、社会组织的新的作用等等)。

　　“3.法治国家。

　　“4.多民族国家的民主主义。

　　“第四，社会的精神领域，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实施改革。”

　　……现在，我练达得多了，能对小册子的计划作一些重要的补充，使其更加精确。谁知道呢，也许有朝一日我会有‘精力’再回到这个尚未实现的计划上来。如果真有这一天，那我将把这个题目拓展到‘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方向’上去。我此生得出的结论之一是，未来是由各种不同的伟大思想和相应于这些思想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民主、自由主义制度等)与共同的分母——人道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

　　经常有一批批资料送来，这使我分心，无法专事理论思考。坦率地说，真正使我放心不下的是利加乔夫8月5日在高尔基市和31日在图拉市的两次讲话。他的讲话中有许多地方对党的代表会议的结论表示怀疑，像对市场、商品货币关系、社会主义条件下财产的性质等问题的说法，听起来大有改革前那种教条主义的口吻。而对待新思维，利加乔夫的口气是不可调和的，是斩钉截铁的：“我们的出发点是国际关系的阶级性质。不这样提出问题，只能给苏联人和我们的外国朋友造成思想混乱。”

　　乍听起来，这番话是对外交部长的答复，但利加乔夫瞄准的目标却是总书记。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7月底，已是全会召开在即之时，外交部举行一次主题为“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对外政策和外交”的科学实践讨论会。谢瓦尔德纳泽在报告中声称：“在全人类价值优先的思想指导下，和平共处作为国际关系普遍适用的哲学有着非常丰富的新内容。新思维认为它与核时代的现实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它不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态。”

　　应当说，这份报告思想内容很丰富，在当时听起来也很激进。关于两种制度的对抗不可能成为现时代的主导倾向的提法，在道貌岸然的意识形态专家眼里已是名副其实的“大逆不道”了。

　　对此，利加乔夫自然不会没有反应。雅科夫列夫对这场争论也不取袖手旁观的态度。8月10日，他在里加发表讲话，没有点利加乔夫的名，但驳斥了他关于市场作用的论断。

　　电话铃声响了，我担心领导成员观点上出现分歧一事得到了证实。就谢瓦尔德纳泽和利加乔夫两人讲话打来电话的有切布里科夫、卢基扬诺夫、雷日科夫。利加乔夫的“改革前的”立场在西方也已引起注意。美国大使梅特洛克从我国的国际问题专家那里查清了利氏在高尔基市讲话的“真实含意”。

　　8月14—15日，我继续口授关于改组党的机构的札记。这件事不能拖延，因为党的基层组织的选举已经开始。我在札记中提及，早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已经提出党应该“通过苏维埃巧妙地、策略地贯彻自己的路线，而不能老去冒犯人民委员会和其他机关”。瞧，1988年必须解决的那些问题可真是源远流长呀！我们好像又在着手进行极权制度条件下已经中断了几十年的事情。

　　我认为，应当把直接管理经济的全部职能统统转到政府手里。但有些事情也不得不后退一步，尤其在过渡阶段，当苏维埃和政府机关，农业政策部门和国防部门都还在加强力量的时候，还是要留有余地的。组建法制部门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这样做能够保证对执法机构和实权部门施行可靠的监督。

　　休假期间，我想去一趟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那里，经济形势不太好，对于改革速度迟缓的不满情绪在增长，跨上平民主义向权力猛冲的激进派已经开始以此进行投机。当然，平民主义的危害性还只是初露端倪，但我已经感觉到了这种危害的存在，并认为有责任向人们敲敲警钟。应当告诉大家，常常有这种事情，经过颇有吸引力的包装的东西呀，关于很快就会改变的诺言呀，其实是想达到完全另外的目的。严肃的问题是不能仓促地用唯意志论的方法去解决的。我们知道，这样做会导致什么结果。

　　在克里米亚，本子上写下的工作日志是我每天跟领导成员谈话的见证。

　　关于报纸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苏关系问题的文章，跟雅科夫列夫有过几次谈话。其中专门谈到了刊登在《文学报》上的列昂尼德·波奇瓦洛夫的文章《德国人和我们》。此文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国外都引起了很大的共鸣。当时我向雅科夫列夫建议到拉脱维亚去走一遭，他在8月13日就给我讲述了此行的结果。然后我们又就雅鲁泽尔斯基有关卡廷事件的要求谈了一次。重又谈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形势。在附注里有一处涉及我请求与Ю.H.阿法纳西耶夫交谈一次，要告诉他我们关于切不可拿严肃的东西开玩笑的意见。

　　拉祖莫夫斯基来过几次电话，就起草“政治之秋”的文件提出建议。他说，在地方上对苏共的选举运动还有许多事情搞不清楚，应该在《真理报》上对这些不清楚的事情给以答复。我同意了。在一次交谈时拉祖莫夫斯基还抱怨说：“书记处里笼罩着30年前的气氛。”

　　跟雷日科夫讨论过购买粮食的问题；他对利加乔夫和尼科诺夫关于农工综合体的片面立场颇有微词。他也不放过机会再次谈及留在中央的只能是全局性的政治机构和关乎全党的机构的道理。我同意我们将处理这件事。但是眼前使国防和农业政策不受党的监督是冒险的。

　　这时，正在全速准备布拉格华沙条约各国国防部长委员会的会议和我出访古巴这两件大事。为此我曾多次与梅德韦杰夫进行交谈。此外，我还请他加强同经济学家的接触，作好改革价格形成的理论准备。

　　8月16日，是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米洛什·雅克什会谈。他希望建立一个能吸收创作力量参加的委员会，以活跃一下“官僚气十足的”中央的工作。会谈的大部分内容涉及即将举行的布拉格会议。

　　休假的时间很快就结束了……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印象记

　　9月5日，我返抵莫斯科，12日即动身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真是一次奇妙的出行，给我留下了如此多的印象！不管在隐没于人迹罕至的萨彦岭山脚下的小村西扎亚，还是在位于北极圈以内的诺里尔斯克境内的全球最大的有色金属联合企业，所到之处与人们的相见实在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当大家谈起生活时是那样少有的坦诚。

　　我一踏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土地，从叶梅利扬诺沃小镇(从机场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途中曾在那里作短暂的停留)的居民口中听到的东西，实质上也就是边疆区民众共同的呼声，他们说：“改革是需要的，但很遗憾，当官的改革得很差劲，什么都是老样子。”总之，我一来就成了众矢之的，电视全都播了，沸沸扬扬的何止是国内，国外也一样，他们说：“西伯利亚人把戈尔巴乔夫痛骂了一顿”。

　　规划又搞得过头了，老是贪大求全，而把社会的基础设施“推到以后再说”。对这种大而全、却没有人的机构有什么办法呢？过去，许多事情都是靠犯人去做，现在这类人的数目大大减少了，时代不同了。在社会事务方面地方官们总是在中央政府各部面前畏葸不前，不能据理力争，而这样做的后果却极其严重。

　　在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分部举行座谈时，我问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阿巴库莫夫：

　　“事情怎么会搞成这样呢？边疆区执委会干什么来着？”

　　“我们厮杀来着，”他开玩笑地说。

　　“既然你们一个‘阵亡者’也没有，那算什么厮杀？”我接着他的玩笑话说。

　　当会场上笑声和活跃景象平静下来之后，我最后说：

　　“你们这场厮杀完全输掉了。出路只有一条，要毫不含糊地把问题提到部里去，直至停产。如果现在还不能断然改变态度，去关心人的利益，几十个亿的投资也就打水漂了。”

　　在那次会见时，我还有机会同纳扎罗夫斯基国营农场的场长阿尔卡季·菲利莫诺维奇·韦普列夫就农村的新的管理形式进行过一次对话。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但在地方官看来却极不顺眼。他们之所以不喜欢他，只是因为他公开地讲了边疆区农业领导综合体无能的话。这一次，他又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搞成什么样了？工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可往往不知道建设为了什么。把农业引上了绝路。像我们这样的国营农场是凤毛麟角。不过这些农场，现在也开始衰败了，什么都在往下滑落。这些问题早就提过，至今结果只有一个：给你扣上待不同政见者的帽子。”

　　还在柯西金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时候，不知什么人头脑里突发奇想，要在边疆区南部搞一个能源、电子、铝业等工业部门的联合企业。在巴掌大那么一小块地方集中十几家工厂，建设起来会很困难，而且从当地原有的工艺水准来讲也属考虑不周。另一方面，这样安排还需要吸纳大量的劳动力，而这里人口稀少，岂不要冒很大风险吗？再说，工业如此集中必然会给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负担。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像殖民主义者，把这个地区搞得疮痍满目。可这又是多么美丽的一块宝地呀！有时候我真的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也不仅仅在西伯利亚：为什么危害最大的那些生产项目偏偏都要争着放到景色如画的自然环境里去呢？

　　给大自然造成史无前例的损害同样也反映在那些小民族的命运上，世世代代以来这些小民族一直认为这里的土地是属于他们的。

　　在诺里尔斯克巨大的联合企业周围，边疆区土著的居住环境实际上已遭破坏。不仅踩坏了他们的土地，而且践踏了当地人世代相传下来的生活准则，使他们成为丧失根基的人。祖先留下的那块土地，如今已是一片荒芜，就像是经过可怕的自然灾害一般。联合企业的利润达到11亿卢布，从这个当时简直可以说是神话一般的数字中，从未拿出过一百万卢布去为人数很少的人民建造过什么生活设施，这实在令人吃惊。这就不难理解天才的埃文基 [ 译者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中部一自治区，埃文基人以前称通古斯人，在我国境内称鄂温克族。 ] 作家阿利捷特·涅姆图什金在与劳动者会见时所发表的讲话了，他说：“把大自然留给我们吧，没有大自然，我们是无法生存的。”他甚至请求仿照美国的实例建立一个保护土著和他们生存环境的居住区。

　　这不是一次平常的出行，但它使我感到心痛。不久前才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奥列格·舍宁成天陪着我。我在诺里尔斯克会见纳杰日金冶金联合企业的工人时提及了管理机构的问题。我说，全国有工作的人数是1.25亿～1.27亿，有1800万名干部。其中250万在各部和机关，其余的在企业。出席这次会见的有些人情绪激动起来，坚决地要与官员们开展斗争。当我说起，有一个工人曾给我写过一封信建议发出“炮打司令部！”的号令时，场内响起一片“对！”的喊声。

　　“对什么？”我问道。“我们进行改革，要解决不使国家分裂成敌对营垒、不使人们互相冲突的问题。大家也知道，‘炮打司令部’在中国导致了什么结果：整整15年对所发生的事情无法搞清楚。今天的问题我们不能用1937年的办法来解决。应该通过选举，应该运用公开性。大家的愿望只有一个：想尽快使事情变得好起来。但是不能干一大堆蠢事。”

　　这次出行的首先一个、也是最主要的一个结论是：人们在变化，对改革的信心坚定起来了。能够公开地表示自己的支持了。在诺里尔斯克，年轻的、坦率的、富进取精神的人民倾城而出，欢迎总书记。那些不久前头儿们可以逍遥法外的事情，现在也照样得挨批评了。

　　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群众来信不寄到边疆区委、而要寄到中央去。老百姓一趟一趟跑，踏破了办事机构的门槛，当官的蛮横无理，芝麻大的事就是拖着不给办。在党的市委，在地方政权机构尽是些当官做老爷的。眼见着这一幅幅的情景人们会有些什么感觉呢？诺里尔斯克给国家创造了数十亿利润，但市内的市政建设、交通运输状况简直不堪入目。在凯耶尔坎(与诺里尔斯克相邻的市镇)连澡堂都没有一个。这还是在北方呢！最伤人心的是什么？是大多数地方干部的所作所为，跟3年、5年、10年前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满不在乎。难怪在选举中竟有一半的党组织书记榜上无名。

　　在那些日子里，我听到不少对粮食供应的批评意见那些本地的老住户还记着米努辛斯克 [ 译者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南部一城市，位于叶尼塞河右岸地区的米努辛斯克森林草原，系重要农业区。 ] 的苹果、西瓜、西红柿、蜂蜜，西伯利亚的面包。历史上记载有这样一件事：西伯利亚的粮食运到中央地区去规定要提高税率，因为这里的农民在俄罗斯中部竞争力太强了。

　　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返回途中，有值得我思考的问题。有个问题萦绕脑际：既然边疆区平均每人耕地比全国平均数多一倍，出产的农产品反而要少三分之二，我们是怎么搞的呢？百姓外流西伯利亚，你有这么强的实力，应当开发，一定要开发！应当要增加当地的农产品生产。为什么一件事情投入巨资数十个亿，而另一件关系到老百姓生活好坏的事情却只投入一星半点儿呢？

　　改组党的中央机关

　　在去西伯利亚之前，就曾讨论过我的关于改组党的机构的报告。担任国家职务的政治局委员都赞成让中央委员会机关坚决摆脱不该兼管的职能(监护国防、对外政策等工作)，而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和梅德韦杰夫除外)却竭力保留自己的“领地”。在原有的指挥班子内进行着权力再分配。我的计划则走得更远，要搞政治改革。

　　我采取委婉的方式提出在新形势下领导力量的部署问题，并暗示准备就此提出若干建议。会上还有这样的记录：责成总书记就中央的干部部署问题子以考虑。

　　我认为，干部的变化应当从领导成员的年轻化开始。尽管自我当权以来进了许多新人，但中央机关里还是以年长者居多数。

　　干部的重新调配，无论对于被调整的人，还是从人情的角度对总书记而言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我决定亲自同每一位轮到变动的人交谈。几乎所有要退休的人都能很好地理解当时的形势，但他们所关心的是今后的命运，首先是物质保证方面的事宜。

　　至于葛罗米柯，最近一段时间明显地衰弱了，开会时常打瞌睡，越来越经常地落在生活潮流之后了，说话颠三倒四，往往引起别人不快，并遭致他人诙谐的耻笑。这种情况也常出现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

　　杰米契夫的问题早已水到渠成了。原则上，他是应该由我的前任就加以解决的，但由于不可理解的原因，他自动地从一个班子跳到另一个班子。我跟他的谈话是同志式的，我们互相了解已经很有些时日了。

　　还有一位，多尔吉赫。无论在中央的各委员会还是在机关里都再也没有他早先主管的问题，因此我认为他应该退休了。尽管对他的敬业品质有一定的评价，但我还是想说，多尔吉赫的立场在改革年代一直带有调和的性质，与其说他全力支持改革，还不如说他在试图适应新的条件。我以为甚至把他转到政府职位上去也并不恰当，何况对他并没有“需求”。这个人就其作风、理论观念来看也不合新时代的潮流。

　　索洛缅采夫如果退休，就能请鲍里斯·卡尔洛维奇·普戈来莫斯科出任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在高层领导层中没有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代表，而我觉得当时在那里工作的领导人中他是最合适的。还在他当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在自己的共和国似乎是经历了所有的阶梯，先在共青团内，后在党内，甚至在国家安全机构内都呆过。这是一个完整的、正派的人。

　　普戈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一如既往坚持进步立场。他严于律己，喜欢秩序，但并不热衷于暴力措施。

　　调任沃罗特尼科夫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是由代表会议的决议定下的。

　　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里没有给比留科娃留下位子。比留科娃在她那个年代，曾是一位勇敢、精明能干、事业性强的女性。作为“三山派”培养出来的爱将，她在工会运动中享有相当高的威望。有人推荐她出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但由于政治局里没有任何女性委员，在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决定选举她为中央委员会书记。现在，比留科娃被推荐担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主持社会文化方面的工作。

　　拟将卢基扬诺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解除其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

　　鉴于切布里科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出现了由谁来接班的问题。我曾不止一次地解释，克留奇科夫怎么会当上克格勃主任的。的确，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其他的候选人，其他机关也有。可我仍然认为他更合适。为什么？这样做甚至并不是出于业务能力的考虑，因为这个系统里强手林立，有些人无疑更强于他。在这里起作用的是：克留奇科夫多年来一直是安德罗波夫所亲近的人。

　　我提议由克留奇科夫为候选人的意见得到了切布里科夫、特别是雅科夫列夫的支持。他们几个人是老相识了，那段时间关系尤其密切。

　　改组机构在许多情况下还不得不做出选择。比如，由谁来主持国际部的工作，是多勃雷宁、雅科夫列夫，还是梅德韦杰夫就是一个问题。当时我倾向于雅科夫列夫，因为他对党的新的职能比较熟悉，与他过去的工作也比较接近，他曾是国际关系领域中主要科研机构的领导人。至于梅德韦杰夫，我是想赋予他领导意识形态部门的重任。

　　9月30日，在中央全会上，我宣读了葛罗米柯请求退休、不再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政治局委员的声明。我说了一些热情的话，并表示了善意的祝愿。葛罗米阿表现得很庄重。他说，年岁是不饶人，不服老不行。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一席话是对未来的一番独特的嘱咐，他说他始终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是真理，改革是应由领导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团结一致予以保证的惟一正确的政策。真是一位保持晚节、忠诚于他那个时代的非凡人物。

　　全会支持由我提出干部重新部署的建议。利加乔夫发言推荐我出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理由是“无论内政外交，总书记都代表我们的国家”。在中央委员们热热闹闹地表示支持的一阵喧嚣之后，我只好向大家表示感谢，并简要地说了说自己的意图。

　　当天，9月30日，举行了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鉴于卡皮托诺夫已退休，也就解除了他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10月1日，召集了一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临时会议。葛罗米柯发表了告别辞。接着，扎伊科夫就全会关于主席问题的建议作了说明。通过了“选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同志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决议。

　　根据我的建议，选举卢基扬诺夫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以替代杰米契夫。会议批准了政府中的一系列人事变动，其中包括任命克留奇科夫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

　　这次重大的人事调整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这意味着什么呢？利加乔夫去领导农业政策委员会了，并由尼科诺夫在这方面协助他。雅科夫列夫提升到国际事务部门，而梅德韦杰夫则回到意识形态部门。这不是简单的王车易位 [ 译者注：在国际象棋中，王和车同时从原来的位置移动。 ] 。一部分社会舆论认为利加乔夫这位意识形态领域总监无法接受，应当对此作出反应。同时对于另外一部分社会舆论也要作出反应，那是表现十分强烈的(党内尤甚)对雅科夫列夫的恶感作出反应。需要运用策略以缓和紧张局势。

　　如今有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时不就应该跟利加乔夫分道扬镳吗？当时这样的决定很可能在代表会议之后立即使政治改革实施前夕的局势发生不必要的激化。的确，有一部分社会舆论不接受利加乔夫，认为他是右翼的头儿，实质上也就是改革的隐蔽的敌人。但是，随便哪个民主政党内部都不可能是“单一思想”。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我们的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在这届大会上将决定这种或那种派别的命运。总之，利加乔夫应该调离意识形态工作，但应该留在领导班子内。实际上也就是这样安排的。

　　在新的中央机构中书记处的地位有所削弱，书记处原来实际上起着“小人民委员会”的作用。现在，它专事解决党内问题。我听到过一些说法，变更书记处的作用似乎出于戈尔巴乔夫剥夺利加乔夫权力的需要。不对，摆在第一位的是改变机关职能的任务，机关过去把政治局和政府的职能都交叉重叠了。

　　工作治百病

　　为了不致因受气而沮丧，而疑窦丛生，应当不让自己有喘息的机会。根据多年的经验，我深知工作能治百病：应当让所有的人有事干，那时个人的一些感受也就会退居次要地位了。

　　写过这段话，我想起来，在我的政治仕途中有这样一个颇有趣的规律：由于某些情况我担任某一个职位是出乎人的意料：我本人也常常感到意外。我举几个例子。我是1946年2月加入共青团的。我被选为普里沃利诺耶中学的团组织书记。后来，我转到区中心继续学习，在赤卫队中学。那座学校的师资力量很强。我清楚地记得1948年秋的一次共青团会议。礼堂里坐满了人，大家都想加入共青团。区委代表推荐我为书记候选人。礼堂里有人喊道：“谁是戈尔巴乔夫？让他站起来，我们瞧瞧。”我站了起来。“啊！”我准备坐下，这时候不知是谁把我的椅子抽掉了，我一屁股坐到了地板上，周围响起一片笑声，这是通常的学生的捉弄。选举是无记名投票，实际上我是全票当选的。

　　在斯塔夫罗波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市委机关里，我可以说是不速之客，很少有人认识我。我却当选为书记。这既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大家的意料。事隔10年，我被从休假地召回，有人推荐我担任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这会儿可已经是市党委的第一书记了。

　　不过，最出乎意料的是选举我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随后又是第一书记。按当时的标准，这样的职务总得要37—39岁的人来干，我太年轻了。我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和书记处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个。

　　当时，我就暗下决心：要尽快规定工作的进度，不对人讲大道理，不听告密者的小报告，不去调查谁对我说了什么，一心一意把工作做好。工作使人全神贯注。一切都会水落石出，谁优谁劣，不辨自明。

　　基础已经奠定

　　准备召开以政治改革为主题的全会的时机到了。10月22日、23日公布了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以及关于选举的法案。法案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猛烈批评。这时充分表现出了党的高层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软弱无力，与群众进行交谈、同反对派展开争论中的无能。在群情激奋的广场上，市委和区委的干部根本不敢露面。他们是在另一种氛围中成长起来，在“保温箱”里受的教育，一遇公众辩论或公开的政治冲突便显得张皇失措、心惊胆战。这一点与民主派人士掀起的宣传活动相比，反差尤其明显。在法案公布之后过了两三天，民主派人士尚未十分熟悉其内容，便开始了抗议活动。他们的行动很自信，甚至可以说有些放肆无礼。

　　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及其支持者认为法案不过是一种迷彩，说什么因为党仍将是体制的领导核心。对于兼职。社会组织的选举也作了这样的解释。各加盟共和国，尤其是波罗的海沿岸各国都出现了不满情绪。宪法修正案在那里被认为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的领导。人民阵线出现了，其行动越来越富进攻性。分离主义的情绪在加剧。

　　所有这一切都为改革的敌人提供了论据。这样，领导层当然也就神经质起来了。我从一次全会讲到另一次全会，反反复复号召大家要学习在民主化的条件下工作，但始终没有引起人们重视。

　　我翻看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那一页页文字充满着不安。我尚未作好恰当地接受反对派的思考准备，我们甚至不知反对派为何物，他们是怎样活动的。我们这儿可是破天荒第一遭出现实实在在的反对派，而且还是相当激进的反对派。仅这一点就已经有理由高声叫喊：“救命呀，失火啦，烧起来啦！”结果是：我们开辟了民主化的道路，自己却由于强大氧气流的突袭而感到憋闷。

　　在11月28日的全会上我作了《关于在国家建设领域内实施政治改革的措施》的报告，接着全会展开讨论。发言人竞相敲警钟。谢尔比茨基指出，过激的民族主义行为带有越来越有组织的性质。福捷耶夫(车臣—印古什州党委书记)说，起初“面对公开性，非常感动”，现在则是六神无主了。门德巴耶夫(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表示各加盟共和国应有更大的自主性；当涉及非正式联合组织各成员这个题目时，他声称，不能对某些成员的反社会的主张和做法坐视不管。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洛古诺夫院士通报说，在“大学的共青团代表会议上，出现了激进派，他们的要求遭到否决，而代表们把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代表轰下了讲台”。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米罗年科发表意见，说全体党员是从战壕里一跃而起的时候了，因为事态就在你身旁发生，而你却还在苟且偷生。当过半年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韦济罗夫把问题提得很尖锐：“既然我们所说的是革命，那么也应该看得见反革命。”

　　总之，提出警示的道理很充分，在许多方面也确有重要的根据。但整个说来，全会没有陷入恐慌，充其量作了些预警而已。无论如何，我们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未经修改就实际上获得了可以通过的票数。当然，它们完全符合党代表会议的决议精神，这一点也起了作用。

　　我在全会闭幕时说，必须准备好在新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开展斗争。各种各样的势力都已登台亮相，我们不能认为所有的人一无例外都是破坏分子。要紧的是保卫改革，既要防止保守分子阻挠民主进程，又要反对过激分子和煽风点火的人。

　　民主新纪元的曙光已在我国上空升起。

　　我的思索，思索……

　　改革的又一年快结束了。这一年，工作忙碌至极，各种各样的事件层出不穷，有欢乐的，也有悲伤的。我记得，12月9日，在一家外国报纸上见到一则大标题：《戈尔巴乔夫：胜利与痛苦》。指的是我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成功的演说，12月7日，其破坏力异乎寻常的亚美尼亚大地震，都发生在同一天。

　　很遗憾，时间的流逝比之我们所设想的改革要快得多。有个念头始终让我不得安宁，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期望的结果一直达不到，阻力是什么，加速改造的潜力在哪里？

　　现实生活在催促党，社会整体领会新思想的能力比“先锋队”要强。人民的积极性越是高涨，这种落后了的感触也就越加强烈。我依然相信苏联共产党有可能获得新生，但它眼看着在失去一块又一块阵地。党的机构内部有点失魂落魄，已经公开地表现出对改革核心力量的不满。

　　我们一直在谈论遏制机制，但从未提到过党。当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这个机制就在党内，党不仅落后了，而且还在抵制将会触及体制的变革。因为党正是这个体制的支柱。遏制基本上是通过机关去实施的，通过党的机构、国家机关、经济部门。机关又是什么呢？机关里非党人士就那么几员，屈指可数。要想毁坏迄今为止尚相当牢固的这一大堆人数达到1800万官员的根基，开始实施精简，我意识到，这是捅了怎样的一个马蜂窝呀。我也知道，这些人是无论如何不会善罢甘休的。

　　在与行政指挥体制的斗争中，我所依靠的是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但这方面，我也相当地担心。有时我会想起表面上看来不怎么起眼的一件小事，那是发生在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时候。在诺里尔斯克的大街上有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对我说：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 译者注：指戈尔巴乔夫。 ] ，我不想去说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没有意思。不过，很遗憾，不说还真不行。这已是六年前的事了，我们家房于周围堆着一堆垃圾；里头有好多金属刨屑，现在还原封未动。鞋子划破了，都不敢放孩子们到院子里去呀。”

　　像这样的事已经见怪不怪了。典型的事件。可怕就可怕在这典型二字。这就是体制，真是丑陋至极！为了把房子周围的地方打扫清理，竟然还要向总书记、向国家最高领导叩求，向稍低一点的领导反映就无济于事！使我震惊的还有别的事：一个普通人在无所不能的官员面前竟命中注定是如此的孤立无援。到底还需要多少时间才能使人们获得内心的自由和尊严呢？做不到这一点，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改革。

　　我建议诺里尔斯克人要“更加坚定地去对付自己的上司，因为没有他们这些普通的平民百姓，我是永远也无法将官僚主义者从安乐椅里拉下来的”。但他们怎么才能在公民的行为方面尽快地成熟起来呢？难道说驯顺的屈从会永远盘踞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吗？不，这不可能。我相信民主化的进程将唤醒人民的觉悟。

　　代表会议之后我觉得社会上政治和公众的积极性在增长。这一点首先可以从成百上千个按各种不同的问题(可注意区域特点)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的小组和它们所从事的活动中看出来。

　　反对派的势力越来越巩固了。3月间公开宣布成立了保守的反对派。也有激进的反对派，我认为，我们在十一月全会上对他们的建设性估计过高了。

　　正好是那年的秋季，当国内的政治形势尖锐起来的时候，叶利钦返回了积极的政治活动。11月，他在高级团校发表讲话之后又接受记者的采访，又大吹大擂地声称要批判宪法和选举法两个法律草案。他已经开始试戴反对派领袖这顶帽子，用雷鸣般的嗓音和武断的语气为未来民主俄罗斯的思想家们的研究配音了。

　　11月7日，我收到了他发来的贺电：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请接受我对我国伟大的节日——十月革命七十一周年的祝贺！我深信改革会胜利，祝愿您通过由您领导的党和全体人民的努力，在我国完全实现列宁所打算并期望达到的目标。

鲍·叶利钦”

　　有时候，我觉得对于改革的意义，国外比国内理解得更好。规模空前的国际上对亚美尼亚地震遇难的声援便是明证。给人的印象是所有国家都在争先恐后地急于提供援助。这何啻是人类同情心理的表现，也是一种反映政治意志的行动。

　　这里，我也纠正了自己的看法，责怪自己不能公正地对待国人。难道我的每次出行还不足以说明，我国人民是全力支持改革的吗？他们的不满，那种仍然难以克服的冷漠，是由他们对各地并未进行认真的改革而气愤难消所致。这说明，我们应当毫不懈怠地努力工作。

　　于是，我经常督促我的战友们，自己也竭力利用党和国家“头号人物”的一切机会，催促中央各部门，最高苏维部长会议各机关，报刊……请看1988年底我的工作日志上的几段文字。

　　10月12日，主持中央委员会商议租赁承包问题的会议。24日，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七十周年，会见莫斯科和莫斯科郊区的青年。11月4日，出席第一家创新商业银行在莫斯科的揭幕式。12月1日，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苏联最高法院代表就稳定地区形势问题进行座谈。7日，在联合国发表演说。10日，到达亚美尼亚地震地区的基罗瓦坎，斯皮塔克，在埃里温召开会议……

　　自然灾害给即将过去的一年的年终添上了一层凄惨的印痕。但我总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当1989年新的一年来临时，我在向苏联人民发表的贺词中特别说到：“不可指望即将来临的一年是没有问题的一年。严重的事情和需要关注的问题不少。我们要看到，今天应当更加坚定地行动起来，千万不可耍花招，玩小聪明，逃避困难，苟且偷安。我们并不指望，也不许诺会有‘天赐食物’ [ 译者注：犹太教、基督教圣经故事中的“天赐食物”。 ] 降临。我们知道，亟待解决的问题成堆，前进的道路上荆棘丛生。但选择已经做出，改革的航程已经绘定。苏联人民是支持改革的，这正是我们国家这艘航船将愈加信心百倍地加速前进的最可靠的保证。”

　　距离第一次自由选举苏联人民代表还剩下85天了。

　　家庭

　　我们的家随着我政治仕途的变迁，而主要是随着国家生活的变迁，似乎处于另外一个需要不小的安全系数和道德力量的坐标系内。这个家庭经受住了命运的变化不定以及各种各样的打击，实属不易。

　　起初，说实在的，我们觉得什么超乎寻常的事情也不会发生，没有必要毁坏已经形成了的家庭生活方式。早在初期大家就已经这么说定了，也都表示了同意。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对家庭、对维系我们的那个内在世界怀有极其忠诚的感情。记得，她曾经说过，“我的家何啻是我的堡垒，更是我的世界，我的星系”。

　　莫斯科上层社会那根深蒂固的人际关系网，我们于1978年重返首都之后，始终没有再认可它。我们对此的观念有所不同。至少对人际关系的理解没有因为市侩气和所谓“莫斯科外省主义”而变得累赘起来。我所指的当然是我们所处的那个圈子，那个环境。在人们中间我们始终看重的是真诚、自然、彼此尊重和善解人意。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同事们最珍惜的莫过于同志情谊以及你的工作态度，你怎样“干苦差事”，你怎样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如果需要救助某个同事，则应无一例外。这些“道德准则”传给了伊琳娜，其实这些准则同女儿、女婿的个人信念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有自己的最高任务：成为本身事业中的职业行家。在这里，众所周知，任何徇私情都是帮不上忙的。得到职位，得到提升，这是一回事；成为一个业务素质高超的专家，则是另一回事。

　　所以说，他们的气质是良好的、健康的。对此我们非常庆幸，而且还希望他们无论如何不要中断英语学习。

　　大家一致同意：什么都不改变，我们依然如故……

　　什么都不改变？生活始终不会容忍刻板的模式。在我们的情况下，家里的新的生活方式每天都开始带来新的问题。

　　我们仍然住在1981年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所住的那幢别墅里。当选为总书记之后，这也成了问题。因为别墅是不能安排与保证国家元首的活动有关的服务设施的，而在我国苏共中央总书记就是实质上的国家元首。读者也许会问：不是还有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乃至契尔年科曾经住过和工作过的一些别墅吗？对，这些别墅并没有消失，但根据政治局的决议，已故的总书记的家属还都继续住在那里。

　　切布里科夫建议将正在拉兹多雷村一带兴建的一批别墅中的一幢改建成总书记的府邸。对原有的设计作了些变更，增加了“保安室”、“战略通信枢纽”、“直升机起降坪”、“交通和专门技术室”。在主楼里还增设了接待宾客的房间、必要时可举行政治局会议或其他会议的会议室、为医务人员设置的房间。全家迁进新居已是事隔一年之后了。如今那里是俄罗斯联邦总统的郊外官邸。

　　对医务和食品服务的监督加强了，实际上进入这个家庭的一切，以至与这个家庭有联系的人都在受监督之列。总而言之，开始了一种真正的“与世隔绝的生活”；而另一方面，报界的关注升温了。且这不仅关乎我，也波及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波及到家里的全体成员。我们常常甚至在深夜会聚在一起，简短地谈谈所发生的一些紧迫的事情、事态、各人的感受。就连保护自己、只接待最亲近的人、保持家庭的温馨，都颇非易事。

　　早在我就任总书记的最初几个月，到伊琳娜和阿纳托利工作单位去找他们提出各种问题的人就络绎不绝，其中有莫斯科人，也有从外地甚至从国外前来的人。他们谈到了关于地方政府滥用职权、受到迫害、因批评而遭打击、请求赦免、分配住房、帮助治疗重病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事宜。冒出来不少被我“抛弃的”妻子、母亲、孩子。还有一些怪人，有的是满脑子的胡思乱想，有的是一大堆不切实际的空想。

　　显然，伊琳娜和阿纳托利没有任何权利解决问题。有时为了回应这些请求，建议人们应当去找哪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当事情到了紧急关头，就打电话到中央总务部，帮助他们去找也许能办某些事的相关人士。

　　这时，我们家关心年迈双亲的事情越来越多了。那时候，我母亲依旧一直住在普里沃利诺耶，常常患病。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双亲身体也开始衰弱了，他们住在克拉斯诺达尔。是后辈理应把他们接出来的时候了。1986年6月，我们经受了沉重的悲痛，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父亲故世了。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父亲是一位罕见的善人，谦恭、勤快、热爱生活。即使退休了，也不愿意像别人那样成天坐在板凳上，“掷殷子”，闲扯。找了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每天都去找点活儿干，虽然也不是什么大活儿。有一天，他自己和我们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他的心脏突然衰弱了。我们把他送进克里姆林宫医院，给他安装了起搏器，马克西姆·安德列耶维奇 [ 译者注：指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父亲。 ] 的自我感觉有改善。病情好转了，他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说：“谢谢你，女儿，你给了我又一次生命。”看起来，一切都挺顺利，但不久他就去世了；一次他散步回来，走到家门口，猝然故世。所有亲近的人都来参加了葬礼。

　　老人的骨灰安葬在克拉斯诺达尔，他那长久的劳动的一生就是在这儿结束的。几个月之后，按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要求，在墓地上方塑了一座雕像。心地善良的人们常来墓地照看，为此我们对他们无限感激。

　　真所谓祸不单行：1986年8月，阿纳托利的父亲去世了，这是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亲家。他是死于脑瘤。曾经为他提供了最高水准的医护，请来了神经外科专家亚历山大·科诺瓦洛夫院士，但也无济于事。

　　1987年，我们家遇到这么几件事。1月份，伊琳娜满30岁。3月间，她又生了个女儿；而到9月，克谢尼娅上学了。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记中摘几则这个孩子的议论：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去华沙继续会谈。克休莎去送他的时候请求道：‘外公，你到安娜·盖尔曼的墓地去一次吧，一定得去。

　　“外公，你在克里姆林宫里算什么人呀？”

　　“在讲舞蹈艺术课：‘您都不知道他们都说些什么：收腹，收屁股。肚子可以收起来，那屁股怎么收呀？’”

　　“玛鲁夏奶奶和舒拉奶奶都要来我们这儿长期做客？”

　　“那又怎么样啦？”“要是我有了小孩，那他在餐桌上坐哪儿呀？”

　　这一年的大事还是要数第二个外孙女的出生。伊琳娜本想要个男孩，准备给他起名叫米哈伊尔，可结果生了个女儿。取名阿纳斯塔西娅。这个怪机灵的小不点儿给全家带来了多少幸福啊。

　　1988年，1989年，1990年，事情接踵而来，有悲痛的，也有欢快的，就像每个家庭一样悲欢离合相交而至。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每时每刻都会有与我所处的地位相关的事情发生。我本人的感受、烦恼、忧虑都会落在全家头上，他们对所发生的一切，不管是与我有关，还是与国家有关，都会有一切肤之感。

　　总书记夫人

　　什么都不改变？许多东西还是得改变得做一些以前可以不去做的事情。这首先涉及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我们自身依然如故，包括已经形成的观点、我们两人的关系、生活的格调都没有变。到1985年，我们的婚姻已有31年的历史。我们双方在大学年代就做出了选择，并由此决定一切。使我们结合在一起的首先是夫妻关系，同时也有对生活的共同的观点。两人信守平等的原则。生活中忧患与共，始终如一，并在各个方面彼此帮助。当然，我并不代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去讲哲学课，同样她也不越俎代庖替我工作。我们都知道对方的工作状况，为胜利一起欢欣，为失败共同分忧。

　　我们的生活绝不轻松，但很充实，兴味盎然，与人们的接触甚多，交谊广泛。自从来到莫斯科后，接触到“上层中”一些持不同的世界观、许多方面与我们志趣不同的人，但我们不在此中扎堆，也不骤然改变自我，好在首都既能接受也能提供实现人们各种不同的喜好和需求的机会。而我们在莫斯科的气候条件下自我感觉还不错。“戈尔巴乔夫夫妇”面对自己的祖国，面对世界就是以这样的姿态，这样的观点去看待巨细事物的。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对于选举我为总书记的看法很明确，她认为尽她所能地给我以支持是她的责任。我们觉得这样做不仅是极自然的，而且也是很有必要的。在这个对我们说来是转折的关头，应当遵循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必须在一起。

　　总书记和他的夫人同时出现在人群中在社会上引起了不亚于改革政策所引起的反响。

　　可是实际上什么超乎寻常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一切都很简单，很平凡。无论是在国内出行，去国外访问，还是一些礼节性的场合，各类庆祝活动，以至在某座剧院的演出或者在艺术展览会上，在总书记身旁总有他的夫人陪伴着。只要从健康正派的角度出发，这一切本来是极其自然的。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这样的镜头会使人们震惊，当然正反两面的震惊都有。

　　中央委员会收到不少来信，其中绝大多数是表示赞赏和支持的。但也有人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我一起出现在包括出行在内的各种场合表示困惑不解，甚至愤慨。他们写道：“她算什么，政治局委员吗？！”最直接了当的答复是：“不是，是夫人！”但怎么向这些既受到治家传统、又受到“反对家庭观念”的人们作解释呢？甚至在我周围也有些人在撇嘴，尽管他们还是尽量忍着。某些与大众传播媒介有关系的人建议最大限度地限制、最好是完全去掉有关他夫人的报道(当然，那是为总书记本人着想)。

　　西方心理战中心在嗅到焦味之后全力加强了对这件事的渲染，以求损伤苏联领导人的声誉。西方的无线电中心声称，戈尔巴乔夫夫人企图发挥独立作用，使戈尔巴乔夫面临重重困难。然后散布谣言说莫斯科正在放映一部暗地拍摄的有关总书记夫人奇闻轶事和她的嗜好的影片。莫斯科、乌拉尔、西伯利亚的一些政治败类参与了这出肮脏的闹剧。这次中伤丑剧的组织者的意图在于煽起鄙俗的情感，掀起人们不接受变革、不相信总书记和他的改革的浪潮。

　　我目睹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横遭如此诽谤之后的心理感受，力劝她对此不屑介意。她勇敢地顶住了重负，驮着“自己的十字架”，一如既往地做了许多在那些极度艰难的年代意在给我以支持的善事。她并不是简单的配角，也不是总统的影子。相反，只要哪里有机会，她就会十分机巧地去做那些我根本没有时间而且也无法做得像她那样完美的善事。

　　我每一次出行国内，都要花很多时间去会见平民百姓，同他们座谈。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常常一起参加，其他时间则用于她自己的安排。尽管她酷爱名胜古迹、文物遗址，但她总要特别留出时间去接触百姓，了解民情。几乎每次出行，她都要去访问工人的家庭和农民的房舍，去访问新老小区，去体察医务机构、生活服务部门、商店的工作状况，去看看城市和农村的市场。这都说明她那种天生的求知欲和社会学家的职业兴趣，因为她的全部工作岁月都在把高校的教学与对人们生活条件的研究结合起来。她的论文也以探索农民的家庭关系和生活关系为题目。

　　妇女的社会地位是引起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最大关注的课题之一。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乌兹别克斯坦、摩尔曼斯克以及其他地方的城市里，她都曾与当地的妇女委员会和妇女组织有过许多接触，其结果就是随后经常不断的托办各种事务。职业素养和生活经验使她不是简简单单地给我转交事实和印象的清单，而是与我分享她的思考成果，而且时时提出某些具体的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对我来说实在是不可替代的“社会学原理顾问”。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人们所珍惜的。

　　在她的社会活动中，诞生于改革初期的苏联文化基金会占有特殊的地位。创建这个基金会的思想发物于雅科夫列夫。对此我也是支持的，我建议他们去找我国最有权威的学者、作家、艺术家，甚至还点出了某些人的名字。雅科夫列夫的意思是如果基金会由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领导，可在使基金会开门大吉方面起决定性作用。我答应去跟她谈谈，她坚决拒绝，但同时表示准备积极地为基金会干一些公益工作。

　　基金会正式成立了。利哈乔夫院士当选为主席，总书记夫人、文化界的许多著名活动家参与工作，使这个基金会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了解利哈乔夫是一位古俄罗斯文学专家，与他有书信往来，她热情支持请他出来领导基金会。

　　基金会全力开展工作，对发展本国文化、拓展与境外文化中心的联系发挥了有益的影响。它的口号是“保护积累文化，通过文化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道化”、学。在口号庇护下定出了许多目标明确的题目：《方志学上罕见的历史地域》、《被遗忘的旧名复原》、《伟大的丝绸之路》、《新名字》、《保护和发展人数偏少的民族的文化》，以及《文化是通向健康和仁慈的桥梁》。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基金会的活动中投入了许多精力。她竭尽全力支持利哈乔夫的工作。而在八月政变之后，利哈乔夫突然投向俄罗斯总统，建议将苏联文化基金会转归俄罗斯联邦管辖，并在其基础上成立俄罗斯文化基金会。这事发生在正当国家特别需要维护文化空间完整的时候，我们实在无法理解，院士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直到不久前，当读到他发表在《共青团真理报》上的报道时，才在他的字里行间找到了答案，原来：“诗人应当时时置身君侧。”真是奇谈！看来，他所做过的事、他至今所说过的话、我国整个历史都可证明，诗人，而且也不只是诗人，应当同人民在一起。可到他这里，却成了君王。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怀着特殊的感情致力于在莫斯科成立廖里赫 [ 译者注：斯维亚托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廖里赫(生于1904年)：俄国画家，在印度工作。作品风格与20年代即移居印度的父亲(尼·康·廖里赫夕的晚期作品近似。 ] 文化基金会。我们同斯维亚托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和他的妻子杰维卡即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 译者注：印度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用孟加拉文写作。 ] 的侄女见了面。我们谈论我们两个国家，谈论两国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当然也免不了讨论哲学问题。我们这位杰出的同胞居然十分专注地留意着苏联境内发生的变化。并热烈地祝贺这些变化。现在，我们这些善良的朋友都已经不在世了，他们永远留存在我们心中。

　　慈善事业这一概念重返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功劳应归文化基金会。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为此也出过许多力。她特别关注的对象是中央共和国的儿童医院，在那里治疗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区的重病儿童患者。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访问过切尔诺贝利、白俄罗斯那些受辐射污染的地区之后负责管理我们成立的一个名为“世界血液学为孩子服务”的协会，协会的宗旨是为患白血病的孩子作治疗。让我来摘录一段亚历山大·鲁缅采夫教授的话：“三年前，当时苏联还存在，我给总统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谈及了儿童血液学的状况，在这一医疗领域中的惨祸，并提出了具体计划……三天之后，我应邀去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那里，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12月，来了第一笔款项。计有10万美元。”这是我的稿费所得，此事我已通报了全苏版权协会。情况还刚起了个头。

　　后来，当我已经离开总统职位之后，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与那些同我们一起开始从事具有重大意义的人道主义事业的人没有中断联系。通过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我们和许多国家的公民有了接触，请他们为孩子提供援助。对此做出回应的有美国、德国、奥地利、加拿大、荷兰等国的社会人士。结果是1993年初在莫斯科开办了一家骨髓移植分院，现在这里治疗的孩子达到白血病儿童患者的近70%。

　　我已说过，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所研究的是妇女问题。她常常会见《女工》和《农妇》两家杂志编辑部的人员。参加会晤国际妇女界人士，包括参加莫斯科代表会议，她曾接触过的女界名士有：卓娅·普霍娃、加林娜·谢苗诺娃，普希金博物馆馆长伊林娜·安东诺娃、娜塔利娅·萨茨、叶连娜·罗曼诺娃、奥莉加·列佩申斯卡娅、纳尼·布列格瓦泽，院士科学家娜塔利娅·别赫捷列娃和柳博芙·马拉，医学博士马林娜，拉赫曼诺娃，音乐指挥加林娜·伏尔切克等等。至今还保留着好几十只公文夹，里面装的都是给她的来信。我准备把这一切全部整理出来，但什么时候能开始干，我也说不清楚。

　　作为党和国家首脑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理应为国际妇女的节日举行国家级规格的招待会。她竭力要使这成为应邀妇女的真正的节日，那天的活动有音乐会、展览、颇有意义的会晤。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礼节性事务、参加接待外国领导人方面耗费的时间不少。应当使我国至今仍带有老传统格调的礼仪工作现代化起来。这当然是属于外交部的事情，但即使在这方面她的监督也总是有益的。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陪伴我正式出访各国时，总是以极大的责任感尽力做好代表国家的工作。她和我一样，都把力求庄重尊严地去完成命运赋予我们的使命放在第一位。

　　因此，我们不能不惊奇地甚至是气愤地拒绝接受对我们的关系、行动、生活方式的任何臆测。某些人对于我们俩形影不离觉得奇怪，感到吃惊。可这是我们整个一生的行动准则。我们的命运、勃勃生机、甚至外貌也会引起某些人的病态的阴暗的忌妒。是大自然把我们“钻成”这个样子的。有人以为，我们的生活似乎是一则神话，是十十足足的享受。然而，这是一种沉重的、但又是幸福的劳动，因为我们深受崇高目标所鼓舞。

　　1994年秋，我们的婚期满41年了。这正好与俄罗斯事件的悲剧性发展相重合。时间不让我们去庆祝。我们就坐一坐，说说话。我们回忆起婚后我们在圆柱大厅迎接1954年新年的情景。音乐奏着，我们的感觉异常美妙；周围似乎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忽然，在某个时刻华尔兹竟如此使我们醉心，以致我们居然没有发觉，大厅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是呀，现在我感到的是忧伤：岁月在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