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性的一步·第十二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史学家们酷爱在归属他们的“天地”里保持一种有条不紊的秩序。如今他们正在就改革的分期问题展开争论：这改革该是始于1985年的3月呢，还是某个稍晚一些的日期？我曾经讲过，我之所以执掌权力是因为我意识到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而且竭力表明，事情不能只局限于发表“意向性的声明”。1985—1988年间，为了使国家摆脱停滞状态，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有所起色，人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进行了从根本上改革经济的第一次尝试。
实际上，直到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才出现真正的转折，此后改革才开始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采取这一决定性步骤，既有经济改革明显受阻的缘由，也为社会舆论激化所驱动。
对改革的信念
大家都迫切感到需要对过去所经历的一切进行认真的反思，哪怕做出一个过渡性的结论也好，主要是应该对未来有明晰的构想。渐渐地我想写一部有关改革的书的意念成熟起来了。起初，我竭力驱赶这一想法，但它反反复复地显现于我的脑际，而且轮廓越来越清晰。这部未来之作的总体结构，它的章节已经勾勒出来，我的笔记本上也已写满了各种素材，包括怎样陈述某一个命题的构思。最终，我决定把自己的构想向我身边的同事们作一番倾诉。
应当说，这一构想并未得到热诚的支持。弗罗洛夫建议不必出书，写一组演讲材料足矣。多勃雷宁和雅科夫列夫认为，可以交出版社印一本我的文集。对这些意见我不反对，但总觉得就具体问题写就的一些零零星星的材料无法替代我跟同事们议论的大题目，其中还有我跟外国政治家谈话的内容；要是不出书，诸如改革的思想是怎样产生的，我对这一概念注入了哪些内容，都将为广大群众所不知：梅德韦杰夫提出的意见最富实质性，基本上我都接受了。其他人则以溢美之辞居多。
我的第一本书非常成功。它赢得了广泛的反响，许多国家竞相出版。我把稿酬用于慈善事业，包括捐献给为援助亚美尼亚和塔吉克斯坦遭地震的难民而设的基金会。再补充一句，我将所得的诺贝尔奖和菲乌吉奖的款项(总额在一百万美元以上)均作了捐赠。我还为俄罗斯联邦卫生部所属的儿童医院，为布良斯克、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斯坦的医院捐过数目可观的款项，那些医院里都有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受害人在作治疗；还有一部分稿酬我交了党费。
对这本书的反应实可谓是一张石蕊试纸。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世界变得成熟起来了，在朝好的方向转化，人们期待着变革。虽然外国的某些爱挑剔的职业评论家批评此书在叙述材料时“不经心”，对某些题材的论述言犹未尽，但总的来说，它还是被认可了。当然，对待这本书的态度不会等同于一般的出版物：它毕竟是改革首创人的宣言嘛。
为纪念日准备的一份非纪念性的报告
早在1987年1月，我们就对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的准备事宜进行了议论，议题是用什么标准去评价革命后所走过的道路以及改革年代所作出的选择？按照惯例，大家都在等待总书记就重大问题做出评估。
当时，党内、学术界以及广大舆论界正热烈争论着关于刚刚起步的改革的内容问题。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中没有人公开站出来反对社会主义的选择，但已经有人相当尖锐地提出有关我国社会的性质问题，社会主义思想性的标准问题。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前夕出版的《别无选择》一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部著作的大多数作者都是激进的民主派人士。
我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在我还没有搞清楚议题的内在逻辑之前，我是不会作推断，不会表态，不会写文章的。我的思维方式是严格遵循循序渐进的方法。当着手起草这份报告时，我深感必须从头开始，即回归到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以求更深入地理解当时所发生的各种倾向。我又一次细读了列宁当时的著作。
大家都知道，《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是在革命胜利后一段短暂的和平时期写就的。从这本小册子中可以看出，列宁对于建设新社会是怎样设想的，改造的涵义是什么，他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在列宁随后的著作中可以感觉到国内战争的气氛，感觉到国家分裂成敌对营垒的气氛。再后，1922—1923年的文章里对革命前途的忧虑加重了。使列宁感到不安的是在革命转折时或者在同反革命殊死搏斗的条件下所采用的方法已经根深蒂固。因为“无产阶级官僚”染上了“极端行径”，推崇暴力的风气，这些东西成了新制度不可分割的要素。
沿用国内战争的一套来治理国家的做法遭到否定，与“重新理解社会主义”的强烈愿望有关。作为这一理解之基础的便是对革命化的否定，对信仰暴力方法万能的否定，以及相信民主，相信改革。应当运用传统的，为人民群众所理解、所适应的方式办事，再逐步地将这些方式更新，充实社会主义的内容。
病魔使列宁无法完成这一重大的再认知过程，该过程的结果，本应出现一种发展的构想，这种构想与斯大林后来用以武装全党的构想大相径庭。十月革命的领袖用尽最后的意志力才勉强使党实实在在地接受了新经济政策，就是那套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适用的治本的经济改革政策。可是，大权在握的党僚们并没有坚持这样做。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市场因素和民营企业、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多元化被彻底铲除。主宰一切的便是国家社会主义或者军营式的社会主义。
尽管新经济政策有许多明显的长处，但还是失败了，这怎么解释呢？我想，布尔什维克不具备实施转轨的能力；这时候需要的是另外的方法，另外的政策，可他们还在那里搞“政治委员中心制”那一套。快速发展工业化要求加大投资，增加外汇储备，进口设备，这就形成了对农民实施强硬路线的结果：强制性剥夺农产品，强迫推行集体化。建立起了一种只能驯从的机制，实质上便是农奴制，是一套“供养”官僚、建立军事实力和低水准地满足社会需求的保障机制。行政命令的办法，镇压不同观点，严惩重罚，这些做法起初在遭受资本主义包围的特殊条件下被认为是正确的，后来就成了整个制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国内形成了一套以全民所有制、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专制统治和一党制政权为依靠的极权制度。
正式起草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的报告一事，始于1987年4月29日在小范围内的一次会议。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与会者都记住了我的那句玩笑话：
“知道吗，我以为如今领导人的命运无非两条：除了死路，就是搞改革。”
以往，当我们庆祝这类日子时，作报告就要历数所取得的各项胜利，当然也会点到一两处问题，做些假意的批评。这一次重点不一样了：应当利用周年纪念日，以求在发展社会意识、在理解我们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以及回答“做什么？”的问题方面能够再登上几个台阶。
我们的议论是开放式的，吐露的思想就当时而言还是相当大胆的。如果说这些思想并没有全部揉进报告中去，那也仅仅是考虑到时间未到罢了。大家认为，应当给我国历史上那些悲剧情节、给那些被宣布为“人民敌人”的党的活动家做出充分而明确的评价。其间也涉及了布哈林。
在十月革命七十周年来临之前，我从休假地返回，在9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就摸准了领导层的情绪。因写书和构思那份报告而引起的思考，媒体上的争论，由各地传来的信息，促使我进行一次严肃而开诚布公的谈话。西方世界关于戈尔巴乔夫的健康状况，关于他和利加乔夫之间，利加乔夫与雅科夫列夫、雷日科夫以及别的什么人之间的分歧的飞短流长犹若火上浇油。我长期不在莫斯科，那段时间我同外界没有直接接触，只是通过电话交谈，这就要求我尽快将舵把抓在手里。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直到傍晚七点半才结束。主旨是审核改革的进程。我的结论是我们已进入一个危机阶段。我们已拥有中央一月全会和七月全会的决议，这些决议之执行应当大大推进民主化的过程。社会上日益加剧的紧张气氛说明人们对改革的前途忧心如焚。
的确，1987年的结果比上一年差了许多。因工业随意改制为经济核算制、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而出现的混乱局面使人们的忧虑加重了。害怕变革的人开始利用国家的困难进行投机。“这就是你们的民主化呀！”(指经济核算制、承包制、合作社等等)的呼声越来越响亮。很难分辨这其中哪些是真正的民众的不安，哪些是蛊惑分子的幸灾乐祸和阴谋诡计。
看来，这时候党的中央机关和基层组织之间开始疏远起来了。由于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经济领域中又改行新的工作方式，便形成了一种氛围；大多数基层组织并没有准备好在这样的氛围中工作。在会见时你可以听到雷同的声音：“请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你就下达指令吧。”这是一种不祥的征兆，是党濒临危机的征兆，这同我们建党的目的完全是南辕北辙。在三年的改革期间，我们在严格的选拔范围内对干部作了重大的更新。但是，新选上的干部同样背着历史的包袱，除去个别例外，他们的工作依然本着原有的精神，采用原有的方法。
我越来越尖锐地感觉到，急切地期待着变革的社会已经远远地走在了党的前头，党受到大大落后于“时代车轮”的挑战。怎样才能克服这一危险呢？我们都在寻找答案。
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审查与30年代及其以后镇压有关的案件(成员有：索洛缅采夫(主任)、雅科夫列夫、切布里科夫、卢基扬诺夫、拉祖莫夫斯基、博尔金、格·卢·斯米尔诺夫)。如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中断了的为无辜受审的人平反、恢复公正和历史真实的工作又重新开展起来了。
到10月中旬，纪念报告的初稿己准备就绪，主导部分篇幅约占120页，按常规程序我们对其进行了讨论。大家提出的意见很有益，但多数属于措辞如何更加确切的问题。
叶利钦的意见比较冗长。他认为，报告的口气要改。现在的口气有利于二月革命，而于十月革命有损；对列宁及其亲密战友的作用展示得不突出；国内战争这一段给抹去了；有关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材料提供得不充分；对著名的革命活动家的评价过早了(政治局所属的那个委员会尚未做出结论)；改革进程的分期问题和起草新宪法的问题以回避为好，最后，他用全力强调党在发展苏维埃社会中的作用。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一些小心谨慎和充满保守精神的意见，当时的叶利钦就是如此。
1987年11月2日，我在克里姆林宫的庆祝会上发表了题为《十月革命和改革：革命在延续》的报告。这份报告被认为是从我国历史上清除掉神话、恢复实事求是作风的重大步骤。当然，报告本身也自有其局限性：我们决定有意对某些问题保持缄默；我们自己也还有许多事情值得反思，要克服心理障碍；还有不少的“空白”，需要开展研究。在这些事情上正如大家所说，要超越自我谈何容易呀。
报告经过反复推敲，真可谓字斟句酌，有些地方我敢说落笔十分慎重，但还是无法令左右两边的“极端人士”都满意。一部分人把对过去的批评性分析看做“抹黑”、“不尊重自己的人民”，看做是动摇国家的根基、全面否定苏联人民历史的预兆。另一些人则以为，只要发表一些恶意伤人的政论短文便足以“洞悉真相”，他们强调应当期望的更多，而戈尔巴乔夫只在原地踏步，必须跟过去彻底决裂。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样的反应原在我预料之中。正因为如此，报告对许多问题未作最后的定论。在开始背离二十大路线的年代，在提及“个人崇拜”时通常都要补上一句，这是“我们党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没有必要再旧事重提”。我并不主张封闭，我主张对过去的各个方面放开来研究，鼓励大家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实际上，在此之前媒体曾发表过大量有关历史题材的材料，如今更是铺天盖地了。不弄点虚的，不假造点事实，不闹点带倾向性的成见，那是不行的。但我能辨明，对十月革命后的事件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进行认真的分析，做出“无憎亦无爱”的评价是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渴望。
有关历史的争论常常会澄清对改革策略中的一些当前大家都关心的问题的态度：这一点我早在讨论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的政治局会议上就注意到了。举例来说，当时利加乔夫在这方面的观点就颇有意思，他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提出的实现工业化的期限太缓慢，太拖沓，这就有可能束缚全国向社会主义的推进。而后来叶利钦所谓戈尔巴乔夫缺乏“坚定性”的说法岂不也同出一辙吗？在他和利加乔夫看来，“坚定性”并不取决于改造的深度和效果，而是取决于时限……
时限，这是我们永恒的和伤脑筋的主题，实质上它是：与后来有关改革速度的争论息息相关的。俄罗斯目前的惨状就直接由我们在某个阶段上舍弃了稳步演进所致。我们否定了这一行动准则，采用的是“急风骤雨和强攻的方法”，损害社会，毁坏一切，包括人的命运在内，并从而开辟了通向新的“自由王国”的道路。
叶利钦事件
10月21日，在讨论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的中央全会上，发生了一起与叶利钦有关的事件。通常，周年纪念日的报告是不用召集全会讨论的。从会场的反应看，与会者的情绪也都认为这一次同样没有必要就此展开争论。全会由利加乔夫主持，他把这事交付大会表决。叶利钦举手，但利加乔夫没有理睬，我觉得其实他是看到的。我只得干预，我轻声地对他说：“我看叶利钦有话要说……”于是，利加乔夫让他发言。
起初，叶利钦说，七十周年的那份报告，政治局已经讨论过多次了，他也提过建议，其中有些意见受到重视，因此他今天没有什么好说了(“我完全支持这份报告”)。随后他转到“当前形势”上来。他的论断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分析了十月革命后的历史，看到社会经受了何等的悲剧，这些情状确实是发生了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民主，由于个人崇拜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所造成的。而之所以会出现崇拜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是集体领导的体制逐步遭到破坏的缘故。全部权力只在一个人手里，他不受任何批评，这一教训我们应当记取。目前，政治局里还没有这类现象，但某些同志已在开始吹捧总书记。当我们正在党内营造同志式的民主作风的时刻，这是尤其不能容许的。应当防止坏风气的蔓延。
接着，叶利钦提到了改革遇到的诸多困难问题。他表示关于必须在最近二三年内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提法值得怀疑。他说，这种大肆渲染而又毫无根据的许诺尔后会使人失望和愤恨的。最后，他发表了一则耸人听闻的声明：由于各种原因，他在政治局里没有得到工作。这说明他经验不足，还有其他的情况，但主要原因是得不到支持，尤其得不到利加乔夫的支持。根据这些原因，他请求解除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对此能说些什么呢？要说叶利钦当时提出的问题涉及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工作中的“不健康现象”，这样的问题当然可以展开来认真讨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但他那最后通牒式的做法和整个发言的口气招致了激烈的反响，于是开始了并非事先安排的争论。发言都是自发的，事先没有准备，说话带情绪，很尖锐，可也真够这位“反专制战士”受的。
许多看法大体上都是一致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了”，“虚荣心太强了”。工人扎通斯基登上讲台，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在这里干嘛要故弄玄虚呢？叶利钦这样提出问题是没有道理的。他太自负了，受委屈啦，以为人家瞧不起他。我说句工人爱说的实在话，无非自己想进政治局当官”。
话当然很难听，不过也不无道理。我曾经听到过有关叶利钦的感受的一些说法，说戈尔巴乔夫让首都党组织的第一把手呆在澡堂的脱衣间(政治局候补委员)，说这种安排会影响他工作中的权威性和坚定性。而且，据说当时政治局内部还保留着过去遗留下来的“乳齿象和大恐龙” [ 译者注：乳齿象和恐龙都是古生物，这里意指党内那些有权势的大人物。 ] ，关于将这些庞然大物请走一事，叶利钦曾于9月12日给我写过一封信，那时我正在克里米亚休假。
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早先我对叶利钦颇有好感。他的麻利、泼辣给我留有深刻印象，尽管当时我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个言行激进的人只有在他能够恪守分寸、有自知之明、并善于自我控制的情况下才称得上优秀分子。
我再重复一遍，他完全有权提出更新政治局的人员和书记处工作不力的问题，也完全有权关注对总书记进行“吹捧”的问题，如果正如他所说，确有事实依据的话。我们可以讨论，改革究竟给了人民什么好处，改革应该保持怎样的速度，实际上围绕这些问题眼下不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争论吗？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而且也应该本着追求真理的精神开展争论，而如果他只是以追求真理为出发点，我们是完全可以达成一致的。
可是，在他内心自尊受过刺激。有人在全会上指出，他的虚荣心和对权力的嗜求已经严重地膨胀。时间会证实这一说法。还有另一个原因促使他迈出这一步。我曾经说过，叶利钦在莫斯科一定会遇到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想象不到的困难。他觉得，关键是要控制住权力的新阵地，用自己的亲信去巩固这些阵地，然后像我们这里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再以强有力的手段去建立起秩序！
可事与愿违。在中央一月全会和六月全会之后，我们的高层领导意识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开始受到触犯，于是起来抵制，而且方法十分巧妙，手段相当狡黠。而叶利钦，在我看处在了这场斗争的中心，因为旧体制的庞杂结构在各城市、各共和国、各加盟共和国的种种利益正是在首都盘根错地交织在一起的。
为了对付这些人，他准备起用党的组织和莫斯科本地人，我觉得他这么做是对的。但他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采用的方法从一开始就带有平民党的性质。他一会儿突然出现在工厂里，带上企业领导人，把他领到工人食堂，就在那里搞一场当众分发活动，自己扮演保护神的角色，而企业领导人就成了恶魔。一会儿乘上公共汽车或者电车，跑到商店或者门诊部，于是第二天这条新闻在莫斯科闹得满城风雨。在莫斯科人欣喜若狂的掌声中，他许诺大家要在最短时间内解决住房、商业、医疗和日常服务问题。他向人们展示在首都周围要兴建肉类加工厂和乳品生产厂的美丽图景，这些企业的建成将一劳永逸地解决香肠和酸奶长期短缺的老大难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被莫斯科的报刊、广播和电视炒作得沸沸扬扬。对党务工作的新的形式的探索也带有做给人看的性质，比如，市委召集会议往往会安排在夜间11点或者12点。
他作为莫斯科市委书记应当汇报工作结果。离要求写出这份报告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而实际上局面却毫无改观，所有的许愿都是空中楼阁。我们竭尽全力支持他，政治局、政府、党的中央委员会都做出决定，从财政、粮食、干部等方面给莫斯科以支援，但首都的状况未见多少改善。
叶利钦焦躁起来了，显得张皇失措，行政事务杂乱无章。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成天都在训斥人，把他号召过的发展民主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也许，主要的结论应该是当时的叶利钦已经不是什么改革家了。日常事务缠身，抱残守缺，尤其是很难同他齐心共事。就个人的素质而言，像他这样的人更适合于“急风骤雨和强攻式”的时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出于他的职业环境，出于那些永无休止的会战式的工作惯例。我们的建筑人员会不惜任何代价把某项工程交付出去，可往往还留下隐患，有时甚至根本就没有竣工，完全是蒙混哄骗的勾当。也许深感在莫斯科拿不出什么政绩而使人们不满情绪日盛一日，而面对这种局面他又无能为力，这种感觉使他的心态失去平衡，整日如坐针毡。
不过，关于所有这一切，后来我又反复寻思过。经过仔细琢磨我终于看清了叶利钦是自己选择走这条路的。十月全会对他来说是一条界线，当时他所作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了他后来的发展。
我从全会的主席团位置上观察叶利钦，看出他内心的变化。从他脸上也能读到一种奇异的混合体：顽强固执、犹豫动摇、懊悔沮丧，这便是所有喜怒无常者独具的性格特征。发言者，包括昨天还在对他阿谀奉承的那些人，都在猛烈地、无情地敲打他，我们这里长于此道者的确大有人在。形势有点紧张。有人提出要求，不仅要免除他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要立即将他清除出中央委员会。当时我说：
“让我们来听听叶利钦本人的意见吧。希望他能讲讲他对中央委员们的发言抱什么态度。”
“不需要了，一切都已明朗。”会场上响起一片喊声。但我坚持要给叶利钦讲话的机会。我觉得既然已经在党内实行民主化，那就应当从中央委员会做起。叶利钦走上讲台，开始讲话，但话讲得不连贯，他承认自己有错误。我抛给他一只“救生圈”，建议他再作考虑并撤销退休声明。他不接受帮助，而且非常神经质地说：
“不，我仍然请求解除我的职务。”
全会通过的决议有两点内容。第一点是对叶利钦的发言做出评价；第二点责成政治局同市委一起分析一下形势，并解决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问题。
全会到此结束。事隔10天，10月31日，叶利钦来参加政治局会议，讨论十月革命七十周年报告的最后一稿。当请他发言时，他侃侃而谈，说在改革的最初阶段，我们加快了速度，而现在这样的速度已经失掉了。那时，人民对转轨的准备是很充分的，但我们承担得太多，有些方面是失算了。1986年中“又有了相当的进展，而我出于自负，出于自尊心(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回避了同利加乔夫、拉祖莫夫斯基、雅科夫列夫的正常合作。但市委的同志们没有抛弃我，尽管他们也指摘我的做法，但还是请我留下来”。
他请求市委书记们在他不出席的情况下开会。市委会认为，叶利钦的做法和他的发言是错误的，他的这些言行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书记们抱怨他并不认为遇事应当先与同志们商量，并建议他撤回辞职声明，继续工作。
11月3日，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他给我寄来一封短信，信中写了市委上述的意见；同时请求给他机会继续工作，担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根本无法理解他的行为逻辑。谁也无权撤销全会的决议。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西方媒体有人伪造叶利钦发言的版本，这一伪制品的各种翻版在我们这里广泛流传。叶利钦本人对此不作任何驳斥。他显然已经开始自诩为“人民英雄”了。在这种条件下，试图侥幸地解决问题，至少是奇怪的想法。
我把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全都召集到一起，给他们讲了叶利钦的信，所有到场的人一致表示：必须按全会决定办。随后我打电话给叶利钦，告诉他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是把问题提到市委全会去。谈话中我把这几天积累起来的全部内容都告诉了他。
11月9日，记得好像是上午，我得到报告，说莫斯科市委发生一起重大事故：在休息室发现叶利钦满身是血。此刻一个以恰佐夫为首的医生小组正在那里救护。很快事情明朗化了。叶利钦用办公室的剪刀假装自杀，他的这些做法不可能有别的解释。照医生的意见，伤势对生命不构成任何危险，剪刀顺肋骨划了一下，留下一道血痕。叶利钦已经送医院了。医生尽心竭力，以求不让这不算什么趣闻的轶事张扬开去。还有一种说法：叶利钦坐在休息室一张桌子旁，突然失去知觉，倒在桌子上，极偶然地被拿在他手上的一把剪子划破了。这则神话，叶利钦本人也感到不满意。大约二年以后，又有一则神话流传开来，说是有一天夜间他在马路上遭到未遂谋害。有两个流氓手握芬兰刀，向他冲来，他当然用力推开他们，就像扔掉两只小猫一般，但还是受到了剪伤。这则神话听起来多么英雄呀。在此以前我已经领教过叶利钦编故事的能耐了。
11月9日，我又得把政治局委员紧急召集起来：医生再次确认伤势对生命和健康无任何危险。他的状况已经平静下来。在讨论过整个情况之后，决定应该即刻提出叶利钦的工作问题。我亲自打电话同他谈话。为了避免对他说来不太愉快的那个话题，我开门见山地说，全部情节我都已了解，对事情的原委也清楚了。所以要定个日子，开一次莫斯科市委的全体会议。
我觉得，他多少有些失态。他说：
“干吗这么仓促？医生还给我开了一大堆药呢……”
“医生给你开药是让你稳定下来，也是对你的鼓励。拖延不开全会是没有道理的：就这样莫斯科也已经谣言满天飞了，有关于你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也有关于你的身体状况的。”
“那以后我干什么呢？”
“我们会考虑的。”
“要不我干脆退休吧？”
“我不这么想，你还不到年龄嘛。你还应该工作，再工作。”我答道。
在我们刚开始谈话时，我觉得叶利钦竭力想赢得时间，他拼命在寻找下一步行动的预案。后来，当我们谈及他有可能去国家建委任职、按部长级作安排时，谈话就具有务实性了。
“这是退出政治舞台吗？”他自问自答地这么说。
我说，“现在不能让你回到大政治的圈子里去，可部长是政府成员，你还是苏共中央委员嘛。往后我们再看一段时间。生活仍在继续。你就准备召开市委全体会议吧”。
莫斯科市委全会于11月12日召开。跟我一起去出席会议的有利加乔夫和扎伊科夫。会议的气氛很沉重。叶利钦在凌辱他的同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方面是个大行家。他奚落起人来又凶狠，又歹毒，多数还是受冤枉的。而这会儿可轮到他得报应了。许多发言人的动机很明显带有报复和幸灾乐祸的成分。我记得普罗科菲耶夫的发言极其尖锐，他讲得很长，讲他在市执行委员会工作期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一切给人留下了沉重的感觉。在全会上叶利钦表现得很克制，据我看，像个男子汉。
从一开始我就力求不要使“叶利钦事件”成为丑闻，按照正在中央、党内、国内逐渐形成的新的气氛来解决。因此，在政治局提出公布莫斯科市委全会上的发言包括我的发言时，我建议：在会上谈到叶利钦个人问题时，话应当说得准确些，不要把他的一生和他的活动完全否定。
我的意见受到支持，会场上“对！对！就该这么办……”响成一片。
全会委托雅科夫列夫、拉祖莫夫斯基和博尔金根据这一精神审定一份由市委起草的供发表的文稿。可后来谣言传开了，把整个这个情节描写成对人民捍卫者的迫害：应该认为这些谣言与叶利钦本人有关，也与已经将他吹捧为民主派领袖的那些人有关。
莫斯科市委全会之后，有一段时间叶利钦继续作治疗，接着便去休假。1988年1月14日，他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按部长级待遇)。他依旧是政冶局候补委员，还参加过若干次政治局会议。直到二月全会才解除他的这项职务。后来，同事们曾多次责怪我，说我没有把事情做彻底。他们说：“应该把他清除出中央委员会，把他流放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越远越好。既然你那么怜悯他，那就派他去海外当大使。这样他也就到头了。”有多少次人们这样说我：“您得承认，这可是您最大的失算啊！”
我没有这样的想法。整人不符合我的性格，更何况这样做是违背我竭力要在党内推行的那种人际关系的精神的。对叶利钦做出重新任命的决定，我的出发点是确信我们的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同志关系的基础之上。对于他，我一点也不反感，更谈不上什么仇恨之心。即使到了他在政治斗争过程中开始用最低级的言词指责我，侮辱我，他也没能把我拖进这类叫骂争吵中去。
二月全会
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活动的筹备和举行，报刊上关于激动人心、范围广泛的各种问题的文章，使国家的社会生活大大活跃起来：11月4日、5日两天，克里姆林宫里举行各种社会力量和运动的代表的会见，这些代表都是从全国各地前来参加七十周年庆典的。会见成了就历史发展问题展开很有意思的争论的舞台。当时，我第一次提出历史进程多元化的思想。我宣称，两种制度的矛盾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苏共中央总书记亲口承认必须放弃对真理的垄断，这犹如对异端思想的呼唤，简直是“大逆不道”了。
无论就思想之纷呈，交往的氛围和特点来看，这都是一次成功的盛会。它展示了各种社会力量和运动之间进行合作的巨大契机，大家都是以建立全人类的新的文明为目标。所有的来客都对我国在政治改革范围内所发生的变化表示热烈祝贺。
11月下半月，在党的工作人员会议上，以及12月1日，在与大众媒体的领导人、科技文化界的活动家会见时，就他们在改革新阶段的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这次座谈的主题便是社会的民主化和彻底的经济改革。大家兴致勃勃地读到了弗·尼·库德里亚夫采夫院士发表在《苏维埃国家与法》杂志11月号上的文章，文章提出了建立法治国家的有力论据。总的说来，1987—1988年的“过渡期”是以社会科学各流派的分析研究工作的深化为特征的。从档案馆和图书馆特种资料珍藏室里借走了思想家、艺术家的大量著作，其中许多人的名字早先连提都不敢提起的。正陶醉于自由之中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们都在尽力清理自己所从事的知识领域中由斯大林主义造成的一切可能的歪曲和谬误，并努力客观地评估我国社会的实际状况。
早在那时，由于公开了一大批新的事实和资料，可以看清，以往我们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认识显然是片面的，也太简单化了。既然我们的制度最先进，既然我们代表了未来，那为什么我们无论在生活水准方面、还是劳动生产率方面都会长期落后于其他国家呢？既然我们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那为什么人民会被剥夺精神自由、无权对政治进程和采取的各项决定施加影响呢？
这些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尖锐问题现在都公开地提出来了。新一代青年人不怕被扣上“反苏宣传”的帽子。显然，我国思想家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基础”、后来又是社会主义的“完全的最终的胜利”以及最后提出“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论断，带有十足的寓言性和食古不化性。这些论断对谁都不再起作用了。
与此同时，经济改革已稍有进展。从1988年1月1日起，所有企业都正式转轨为经济核算制。企业的财政独立、国家银行的改革、建立专门的信贷机构等法律开始生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了有关精神病学支援的条件和程序的规定，以避免这方面的滥用权力的现象。为了答复群众的呼吁，在全国许多地区通过了密切关注保护自然环境的决定。社会舆论要求修改关于永久纪念勃列日涅夫的规定；1月7日公告恢复了以前的许多旧名称——卡马河畔切尔内市，莫斯科切廖穆什金区，彼得格勒赤卫队广场等；废除了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广场的名称；2月，苏联最高法院召开全体会议，撤销了1938年布哈林、李可夫、拉柯夫斯基等人因所谓的“反苏托洛茨基右派集团”而被追究的刑事责任，并取消了判决。
2月8日，公布了苏共中央、政府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关于劳动者集体选举管委会的程序及企业和联合体实施领导人选举的共同决议。次日，我就阿富汗问题发表声明，提出了政治解决的具体措施，包括10个月内撤军的建议。只要回忆一下，我们为这场持续达10年之久的战争付出了多少生命，这场战争使多少年轻人永远成为残废，它给阿富汗人民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害和苦难，我们就会理解人们对消除冲突的期望会有多么强烈。制造这场冲突使我们国家蒙受了耻辱。
无论怎么说，我内心无法平静。1月间，我再次(也不知道已是第几次了！)会见大众媒体、意识形态部门和创作协会的领导人，号召他们集中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大事，帮助克服那种对什么都无动于衷、漠不关心以及畏首畏尾的作风，为企业家发挥主动精神的活动创造了条件：有了经济核算制、租赁制、合作社、银行。而改革的大规模的转折却尚未出现。
我把我的担心告诉大家：民主化会在意识形态领域、民族关系方面、在社会的其他范围内引发出各种各样的矛盾；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开始之前已越来越经常地发生争吵，因由便是报刊、广播和电视上的内容。这种争吵竟会不顾议事日程一直延续到会议上去，有时甚至会挤掉本该立即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议决。
开会时情绪高涨、亢奋。每一次都有一部分政治局委员，首先是利加乔夫，重弹老调；我们对报刊已经失控，已无任何监管可言，对此雅科夫列夫理应承担责任。可是，利加乔夫很清楚，事情是符合我们所定政策的原则立场的。由于当时还没有发展到直接攻击总书记的地步，他们只是指责我耐心过了头，敦促我采取某种措施，“结束这种局面”。再后来，索洛缅采夫、切布里科夫和亚佐夫也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地唱起这个调子，接着雷日科夫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事情很明显，需要在中央全会上认真地议一议了。本应于2月举行的全会例会，是“研究”学校改革的，利加乔夫就这个问题的报告已准备了很长时间。议事日程有点不大符合当时形势的要求，但更改议程为时已晚，于是我决定在全会上就意识形态问题发表讲话。
对利加乔夫报告的起草工作，我力避干预。
中央全会于1988年2月17—18日举行。利加乔夫作了题为《关于中学和高等学校改革进程和党在实施改革方面的任务》的报告。他很清楚，除去我们两份报告已宣布的题目之外，许多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讲会有交叉，人们会对之做出比较。因此，作为“预防措施”，他决定离开主题，就重大的意识形态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他讲到了阶级教育问题，思想性问题，必须提高意识形态方面的警惕性，他说教学过程不仅是培养、也是教育的问题，而学校是形成一个人世界观基础的场所。所有这一切听起来相当地传统，最终使人觉得他的报告的总的倾向和我的发言有着明显的分歧。
发言在《使革命化的改革具有革新思想》这个严肃的标题下发表出来。其中心思想是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和彻底的经济改革要求党和社会思考新的现实，思考进一步行动的前景。
社会意识对这一新的现实有着各种不同的、有时是十分离奇的理解。由于公开性揭示出我国实际中的种种弊端，对改革的必要性已经很少有人持否定态度了。“再不能这样过下去了！”这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到1988年已成了普通百姓家的口头禅。可是，在表面上统一的背后却有着各种各样、有时是截然相反的观念。党政机关的上层认为，现行体制实在“太松散了”，不过应该做的不是去取代它，可千万别去取代它！而只需要作些小的调整。我想要澄清一下，这“小调整”是什么涵义，他们说，这是很特殊的一项装修工程，就像节日前夕我们要在市中心大街上粉饰门面一样。
大家都知道，极端的保守主义只能给轻率的激进派提供养料。其支持者为昨日的持不同政见者，一部分搞创作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这些人思想上竭力要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想闯进大政治的圈子。他们鲁莽地、迫不及待地去拓宽“准入区的范围”。他们昨天还在论文中讴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转过身就将其贬为糟糠，要求全面而迅速地拆除原有的体制。这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复辟，因为这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暴力和社会的动荡。但要复辟的究竟是怎样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却不得而知。
我在讲话中警示大家要防止对我们的过去和我们所建立的社会做出庸俗愚昧的评估。不能只看到祖国历史中那些血腥罪行的一面，不能嘲弄人民的记忆，应当懂得我们父辈和祖辈是怎样和依靠什么生活过来的，他们工作的目标，千百万人的信仰，懂得胜利和失败、成功和失利、创新和谬误、光明和悲剧是怎样浑然成为一体的。
我讲到，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既是我们以往发展的结果，也是一个独特的“否定之否定”的时期，这时候我们开始排除阻挠我们前进的一切因素。由于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实施，社会主义正在摆脱扭曲变形的羁绊，返回到肇始时的本原，而且已经步上了一个新的历史的革新阶段。
今天，当我重读在二月全会上的讲话稿时，发现其中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我是绝对真诚的，诚心诚意要维护改革的主要方向：公开性、民主化、经济改革。当我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展现社会主义的潜力时，真像是在赌咒发誓一般。我们的确觉得国家的灾难无论如何不能跟某些制度内部的规律性联系起来，而经济中、政治中、精神范围内累积起来的矛盾可以在制度的框框之内加以解决。简而言之，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变革将具有怎样的规模，也没有理解到我们所面临并非局部性的危机，而是全面的，制度性的危机。
与此同时，当时我已明白，改革的逻辑所要求的已经不是简单地使这个制度完善起来，而是要深入到它的根基里去。我们明明是在讲着不同的事情，可使用的却是那同一套老话。
无疑，社会思维是与理想分不开的，社会主义理想要比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古老得多。其中体现着千百年来人们对于正义和幸福的幻想，每一个新的时代都会有新的内容去充实这一幻想。所以，现在我觉得根据我国及全世界所形成的现实状况，更新社会主义概念已迫在眉睫。正像列宁当时曾说过的那样，需要再来一次“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的彻底变革”。
我已开始谈到当代对社会主义的深刻认识这一全人类价值观念的首要意义。对于我来说，另一个问题总有一天会变得明朗起来，那就是：任何发展只有在其内部具有多样性时才有可能。由于某一种倾向获致完全的胜利而实现了“理想”，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新建立的制度走向内部危机和灭亡。因此，建立一个只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社会，这种提法未必合理，也未必会有灿烂的前程。我们的思维不仅局限于形态的范畴，而且是有文明的范畴，比如说创建21世纪的新社会、创建新文明的标准的问题。
在任何一个发达的、日新月异的社会里存在着保守派和激进派、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成分，如果没有这些成分(特别是当今，在核威胁和生态失衡的条件下)，国际社会本身也不可能存在。正是探求这些成分和倾向之间的对立的统一及其最佳的相互作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的人民中各不相同)，才是推动人类走向新的文明的保证，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谈论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价值观这一全球性的总体现象，这一人类紧张而繁重的精神探索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丝毫也不会贬低自由主义价值观念或者民主主义价值观念的作用。
可见，当从根本上改变了对社会主义性的标准的看法之后，我们先是承认了解决发展问题、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然后又认同了新的历史哲学。不过，我是后来才得出这一结论的。我在二月全会上曾经说过，正是人，他的知识程度和政治面貌、创作技巧和才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将处于生存的中心，而且最终决定社会改造的成就。这些话里有许多东西听起来不大习惯，其最高价值观念并不像过去我们接受教育时所学到的那样：什么党的领导作用啦，国家所有制啦，经济发展的计划性啦，或者，再说白一些，无非是多少吨钢材和多少普特粮食，修了多少公里铁路，生产了多少米纺织品。
而当我说就连党的领导作用也“并非上面某人赐予且永世不变的”，我的同事们立时十分地警觉起来：“怎么会这样，那党的领导上哪儿去啦？”其实，他们要是更坦率一些，他们的问题也就简单得多了：“我们的权力呢？”说穿了，在意识形态方面搞平衡只不过是高层实施统治的一种障眼术罢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行政指挥系统使他们这些人感到满意，出现一批职业性的吹嘘发达社会主义的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狂热的捍卫者。
我在中央二月全会上的整篇慷慨陈词，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再一次给所有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尚存疑虑的人说明，要是不实行民主化，转轨便成了空话，改革也将停滞不前。而舍此我们国家将无法摆脱日益逼近的危机。
二月全会开过之后，许多人的头脑依然如故，毫无清醒的表现。相反，分化加剧了。对于那些自开始实行民主化以来便感觉到他脚下那点根基在日渐消失的人来说，国内的变迁是和他们自身地位的丧失密切相关的。我仔细观察这些人，越来越相信在他们那紊乱模糊的感情、难以克制的情绪、或者简直就是充满愤恨的心态后面隐藏着的，与其说是对人民的关怀，不如说是对丧失他们自身原有地位的恐惧。
可是，谁也不会冒险面对社会发表一通利己主义的纲领。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只得用似乎是无私的、为崇高理想和坚定原则的服务，用极端革命的语言伪装起来。不过，一旦对有关商品有了“社会需求”的时候，那商品就会立即出现在市场上。
反改革势力的信条
3月13日，我去南斯拉夫进行国事访问。在飞机上跟平时一样有人给我送当天的报纸。沙赫纳扎罗夫已经看过报，他说，有一篇文章值得我一读。他指的是尼娜·安德列耶娃那篇刊载于《苏维埃俄罗斯报》上的《不能放弃原则》的文章。
从南斯拉夫回来之后，我们在全苏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堂的侧厅里利用一次中间休息的机会，就那篇文章初步交换了意见。我们在主席团办公室里用茶点的时候，沃罗特尼科夫说，安德列耶娃的文章可以作为一杆“标尺”，其他人异口同声地支持他的说法。我不赞成这样的评价，建议到政治局会上去继续讨论。会议于3月24日和25日举行，一共开了两天，讨论的简要记录有75页。我来摘录一些颇有意思的片断。
“戈尔巴乔夫：我认为有必要继续昨天开了个头的那次谈话。我指的是《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尼娜·安德列耶娃的那篇文章。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就像常言所说，要对对表，搞明白改革中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之所以要这样做，还因为我们面前摆着重要的任务，应当做出重大的决定。尼娜·安德列那娃的文章能够出笼有赖于改革和公开性：不排除今后还会再刊印出类似的材料：奇怪的并不是刊印这一事实。使我感到震惊的是我们政治局的某些同志居然把这篇文章看做一杆标尺，看做当代经过改革的政论文体的典范。我不认同这样的评价，这会引起某些人的不解：因此，我认为对所出现的问题理应认真地进行讨论：这样的讨论之所以必要，还因为实际上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已经在中央委员会二月全会上研究过的，我想，我在全会上的讲话中也曾经着重强调过的，讲话对中央委员会执行的政治路线提出的概念是很明确的。
“安德列耶娃的文章步及内容非常广泛，没有遗漏实际上为今天社会所担心的任何一个问题。这篇文章应该被视为反对改革的行动纲领。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某些同事号召其他报纸都来转载这篇文章，就很令人费解了。总之，我们在对该文的评价上存在着分歧；看来，对于我国所发生的事情应该如何看待，看法也不一致。安德列耶娃作为一名工艺学院的化学老师怎么能有这么些材料供她阐述，这一点值得怀疑。这是可以推论出来的，有些信息是她无法接触到的，她的知名度并不高，她的圈子还是比较窄的。
“需要表明我们的立场。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召开在即，这次会议要做出若干对党和整个国家都非常重要的决定。所以我要请大家在同志式的氛围中来交换意见，并就听提到的问题说出自己的见解。”
“沃罗特尼科夫：这篇文章不寻常。对于许多出版物用诽谤中伤的手段玷污列宁和他的战友，给别人抹黑，我有自己的见解。看来，试图恢复事实真相的做法使人们对《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刊出的这篇文章发生了兴趣。我觉得，该文给了诽谤者以驳斥，因此它给我留下了正面的印象。当然，我不会拿它作武器，因为不管怎么说，我身上没有反对派的意向。看来，对许多事情心态还是应该更加平和一些。”
“雅科夫列夫：对这篇文章的反应是矛盾的：有的人讨它倍加赞许，但基本上许多人对它的发表感到气愤。那么，我怎么看待它的性质呢？我想，它是反改革的，从标题到所有的论点和前提都是反改革的。就口气而言，文章显然自以为具有某种纲领的性质。而就其内容、口气以至慷慨激昂的程度看来，文章的目标不是为了我国社会在坚持改革的基础上得到加强和团结，而是要使其分裂、分离，使其各团体、各阶层相互对立。”
“葛罗米柯：我认为，对于目前正在讨论的问题，我们应该相互理解。我们有责任维护团结。改革的实质，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准备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都是已经确定了的。这一切都包含在代表大会和全会的决议中，在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会的报告里。我们讨论过这份报告，而且讨它的评价是一致的。如果在这些问题上产生裂痕，那很快就会延及到各个方面。
“利加乔夫：我们有一切根据说，今天政治局的团结不是虚假的，而是真正的团结。我把这一点归功于戈尔巴乔夫，是他让我们对所有的问题畅所欲言。我们能够做到怎么想就怎么说，而当我们离开会场的时候，大家都对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决定的正确性信心十足，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政治局委员、党员，跟全国人民一样都需要改革。毋庸置疑，我们是拥护苏共中央四月全会(1985年)的路线的。今天，有什么东西使我担心呢？那就是许多历史事实搞得不准确，有时甚至被歪曲了。我国历史上的英雄事迹或者悲剧情节，并不是都能得到客观的反映。有些出版部门容许歪曲事实，成天收集消极面，把过去说成一片漆黑。即使是在我国人民创建伟大功勋的年代，有些作家、电影艺术家也总想给它故意抹黑。《苏维埃俄罗斯报》对这类事实有所评价。这是对故意抹黑做法的一种反应。”
“雷日科夫：《苏维埃俄罗斯报》上的安德列耶娃的文章涉及到我国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从文章中可能得出的结论之一是：我们需不需要改革？还可能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已经跨过了公开性这道门坎？我以为，没有。不搞公开性，党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只有报道，对过去和现在完全说真话，才能揭示出缺点，克服我们所遇到的种种障碍。不仅政治、历史、文化问题的解决需要公开性，就是经济领域也需要公开性，这方面还有着许多长期搞不清楚的、被掩盖着的东西。
“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对意识形态要抱市慎的态度，这很重要。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有两位政治局委员去管意识形态工作。我指的是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
“切布里科夫：团结是我们的财富。不团结，何来1985年三月全会和四月全会，也就没有我们在国内和对外政策中所取得的那些变迁。因此，我把今天的座谈理解为加强我们团结的一个步骤。对大众传播媒介要求具有很强的责任心，严肃认真，彼此理解。”
“扎伊科夫：这次座谈很有必要。实质上，问题关乎改革的进程。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所学校。我不想再重复了。完全同意雅科夫列夫所说的那些看法。
“戈尔巴乔夫：市委谁下指示要学习这篇文章的？
“扎伊科夫：市委没有人下达过这样的指示。至少我不知道。整个说来《苏维埃俄罗斯报》的做法表现出教条主义的保守势力的强硬立场，他们对改革不感兴趣，持批判态度。”
“谢尔比茨基：文章所述不是个别的事实和个别的人，而是有关改革、有关个人崇拜、有关我国社会状况的原则问题。提出了反革命民族的说法。这个提法会使不止一个民族受到侮辱。更何况这是《苏维埃俄罗斯报》，苏共中央机关报干的事。文章实际上对改革持否定态度。改革过程中发生争论是正常的，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这种争论还会继续下去。但这篇文章不像是具有争论的性质。应当认为，与其说这是安德列耶娃一个人在干，倒不如说有某个在阐明某种立场的集团在背后支撑着，但这显然不是我们的立场。”
“索洛缅采夫：文章发表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这可是件怪事。昨天我又读了一遍。显然，写得很片面，没有揭示出我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展示我们在复杂的改革条件下已经取得的正面的东西。对待改革的态度，我们没有分歧。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我们大家都应该严格去贯彻执行。”
“谢瓦尔德纳泽：文章不怀好意，观点庸俗。这是一个狡猾地收集谣言的庸夫俗子，是改革和革新的敌人。我认为你们的问题提得很对。假如这是一般性的出版物，个人的感受，那就毫不足怪。而如果是某种社会性的授意之作，是中央委员会、政府、某一个别的机构或者党的州委里的某些同志的意见，那就另当别论了。当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团结，我同意这种看法，但也不是不惜任何代价。我始终认为，团结应该由原则基础作保障。我们必须回答许多问题，包括人们越来越经常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在一党制条件下能有真正的民主吗？安德列那娃文章的危害就在于她对我们国内所发生的一切过程都持怀疑态度，而这些过程恰巧正是我们能够拯救社会主义的基础。”
“卢基扬诺夫：坦率地说，在政治局会议上这样交换意见使我深受感动。我们能够自由地讨论任何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真不错。在这种情况下，倡导者是总书记本人，这很好。
“我完全同意，用不着歇斯底里大发作，也不要把形势搞成戏剧化，但不能错过时机，不能交出舵把，不能放松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们正处在运动的初始阶段，无论是民主化还是公开性都只是刚接触到最表面的一层，对许多事情我们的理解、处理还都很肤浅。我想，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将会使这一切再往深处推进一步。必须放弃许多陈规陋习。民主，这是一条双向行驶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不应该一条车道太宽，另一条车道过窄。这里面要注意分寸，要深思熟虑，而要说怎样调整这些车道，那就得靠党了。”
“亚佐夫：我想报告一下，武装力量内部的团结是他们惟一的财富。军队应当同人民团结一致，应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军队中的改革进行得不轻松，挺费劲的，官很多，他们只习惯发号施令。我不能说电视和报纸上的所有内容对于教育人都有好的影响。可以多发表一些在阿富汗表现出色的英雄的材料。电视上总共用了4天时间报道维索茨基 [ 译者注：维索茨基系著名歌手。 ] 的事迹，还播发了他的笔记。这维索旋基干了些什么值得用4天时间去谈论他呢？不管我到哪个部队去，人们都会惊奇地问我，他究竟有些什么功劳呀？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 译者注：指戈尔巴乔夫。 ] ，我的意见是我们应当对出版事业加强领导……”
所有的人都发了言，他们是：尼科诺夫、斯柳尼科夫、杰米契夫、塔雷津、多尔吉赫、比留科娃、拉祖莫夫斯基、巴克拉诺夫、马斯柳科夫。
“戈尔巴乔夫：这篇文章发表在二月全会之后，是企图修正总书记的讲话，修正中央全会的决议的一次尝试。《真理报》会作出答复的，一份严肃而有原则的答复：那篇文章的主旨在于为与个人崇拜有关的一切“粉刷辩白”。于是，会产生一个问题：何必要搞改革呢？
“我赞成同志们从对待改革的态度这个角度去评价那篇文章。背离改革的路线，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发生的最大的背叛行为。我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制止了消极趋势，开始引导国家走上新的轨道。这是一项极其伟大的事业。今后将怎样进一步解决改革的诸多课题呢？说实话，过去也曾作过不少改革的尝试，但有的半途而废了，有的只是提出一些不彻底的决议。寄予过希望，但终而无果，不了了之。照我的观点看，主要原因是没有把人动员起来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去。只有通过公开性，扩大民主化，取得胜利才有可能。
“我们已经摸索出具有决定意义的方向，现在应当照着坚持下去。今天，谁要是在某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下对公开性和民主化发起攻击，那他就会给改革事业帮倒忙。
“我们有些人已经无法再参与改革了，但不能将他们弃之不顾。即使是在出现形势紧张的地方，也不应该胡作非为，胡乱树敌。不然，就会酿成内战。在民主化过程这口大熔炉中，一切都会得到熔解，一切都会变得熨帖的。”
我最后说道，我们是应该进行这次座谈的。对这篇文章的反应应当是平和的，但又是严肃的。
当我回家之后，久久无法入睡。思索着这次争论的结果，那些最精彩的细节。一方面，每个人都声称忠于改革，又都发誓要坚持团结。这当然很重要，会有助于较少麻烦地通过当前这一段改革的路程。而另一方面，也再次显现出存在于高层领导之间的那种虚幻莫测的所谓团结一致。从某些同事的见解中可以隐隐地察觉出一些抚今追昔的怀旧情愫，这与我们的许多创新之举不相协调。有些同志步调已经不一致了，他们很勉强地在拖着脚步走，很吃力，同时还要压抑内心的“跃动欲望”。只是他们还没有失去权力，没有失去和权力相关联的福利。但这总不能无限期地沿袭下去吧。分裂将不可避免。问题仅在于何时分裂。
筹备党的代表会议
召开全苏党的代表会议的想法在1987年中央一月全会上最先提出，同年的六月全会就此做出正式决定。在总结这项工作时，我说过：“对于我们共产党来说，这项工作实质上是对我国生活中的主要课题——改革的一场政治考核。我们的整个政治工作……应当围绕如何出色地通过这场考核来展开，要向会议送上好的实际经验，实实在在的成果，提出供未来借鉴的教训。”
临近1988年春季时已经能看清，对改革的抵制愈演愈烈，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不会是“闲庭信步”，而将成为党内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一次实力较量。由于国家的整个政治精英集中在党内，这场较量也就具有了全国的性质。由此，会议的准备工作将在什么样的纲领指导下进行、提出怎样的最高任务才能使会议的决议富有生气的问题，便具有了更其重大的意义。
一切都在暗中骚动着。我的论敌在二月全会上感觉出总书记“意图之后”，受惊不小，接着便忙碌起来。什么地方只要一忙乱，就准会出岔儿。他们就这样露出了马脚。尽管安德列耶娃不愿意，但她还是从客观上帮了我们的忙。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给她发奖，至少得发给她一块奖牌，写上：“立场鲜明有功”。
《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和他的同仁受托起草一篇编辑部文章，以答复《苏维埃俄罗斯报》刊出的那篇奇文。文章初稿出来了，但没有击中“要害”，视野欠缺广度，结论又少深度。于是，只好请雅科夫列夫和梅德韦杰夫出山，和我的几位助手一起参与其事。修改稿在很小范围内分发。到最后阶段我也参加了文稿的审定。4月5日，《真理报》刊出了这篇编辑部文章。好像就在同一天，利加乔夫来看我。他自我感觉不适。一开始就说，他没有参与写作安德列耶娃那篇文章的事，应该进行一次调查。我打断他的话，说：
“你放心好了，不必进行任何侦查。我们总不能亲手造成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分裂吧……”
应该提醒一句，中央委员会甚至可以取消这次代表会议，按照党章这是在它的权力范围之内的。如果真有人要掀起“海船骚乱”，改革派肯定会吃亏的，因为毕竟大多数人不站到他们一边。这个话现在可以公开讲了：这里有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雷日科夫、斯柳尼科夫。还有谁呢？扎伊科夫、拉祖莫夫斯基，但很难说……总书记地位的巨大权威性，加上改革的方针得到社会上日益强有力的支持，这些都有助于控制局势。必须充分利用这一点。于是，我们认真地着手筹备代表会议。当时离会议开幕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了。
那时，我是到处听，到处说，又是做说服别人的工作，又是做坚定自己信念的工作。在全苏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上，在同报界和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会见时，在党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的协商会上(3月28日)，我到处力求解决两位一体的任务。一方面，要更好地了解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动态；另一方面，要让尽可能广泛的读者、听众、观众了解我的设想，理解未来，使人们积极地投身到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去。
我尤其重视4月11—18日与党的“第一把手”进行的“多层次”的座谈。在三次接见中，我竭力营造一种自然的相互信任的氛围，我跟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委书记都谈了话，书记的总人数超过150人。党的代表会议的命运，其实就连整个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这些人。我竭力要同党内最具影响的这一层人士找到共同语言，事先得到他们的支持，至少也要让他们保持善意的中立态度。
在那些座谈会上，我都听到了什么呢？有些发言很有道理，令人难忘，像当时任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的鲍·卡·普戈、克麦罗沃州委书记B.B.巴卡京、基辅市委书记Г.И.列文科等。有些发言则单调乏味，难以捉摸。会见时还反映出那种所谓忠于总书记的惯例做法。但对于有些中央委员，这已经不再是什么威慑因素了。这一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书记Ю.B.彼得罗夫的发言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他说：“我很喜欢安德列耶娃的文章，我下令在州的报纸上予以转载。不用再为我们的过去偿付什么代价了。工人集体提出问题：要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呀？！而当我表示我的看法后，给了我一句反驳：‘你们不是要求怎么想就怎么说嘛。所以我才这么说的……’”
“当我们不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还情有可原。当我们得知的情况越来越多时，那就不能有两种意见。斯大林是丧失了一切道德的罪人。我可以对你们说：有100万党的积极分子遭枪杀，300万人被关进集中营。而这还没有算上因集体化而遭害的人数，要是也算上，那就还得增加100万。如果按照安德列耶娃的逻辑，她要把我们引到又一个1937年去。你们这些中央委员愿意这样吗？我们应该考虑国家的命运。赞成社会主义吗？赞成！但赞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像斯大林当政时的那种社会主义，我们不要。”
在会见过程中，我表示支持在党政分家(第一书记和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权分离)的基础上加强团结的思想，其中属于政这一方的职位当然应由选举产生。即使我们是一党统治，至少也得让它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照我的设想，这样的做法能使权力转交给苏维埃的过程比较平稳，较少出问题。另一方面，实行选举也可以衡量党的领导人的威信，如果当选，就会信心倍增，如果落选，那就请另图高就吧。
应该说，这种想法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一部分人强调在两种职能重合的情况下苏维埃又得受党的书记指挥。另一些人则相反，担心这样一来会削弱、以至取消苏共党的领导作用。持有这种观点的，尤以那些深感自己对选举的结局毫无把握之辈为甚，这当然也不是没有道理。我号召他们积极投身到选举运动中去，努力争取不要发生类似的情况。可这并没有调动他们的热情，因为迄今为止他们得到职位或者失去职位完全凭上级领导的规定，而这些人在那块“天赐的领地”里是说一不二的。何必把这一切都当成问题呢！更何况有些地方举行的是差额选举，以致有些自以为当选绝无问题的人，在无记名投票的情况下得了个落选的结果。
有些人对于担任领导职务的期限以两届为限的建议感到特别恼火。接着就有了问题：“从什么时候算起？”许多人惧怕失去不久前才得到的地位，这点从他们的面部表情即可看出。
经过多次坦率的座谈，可以这样说，大多数人对我们意欲拿到会议上去的那些想法实际上是支持的，但我仍然感觉得到，并非所有的书记都能理解新的形势，都能教育党委和共产党员去适应在自由选举和权力分开的条件下做工作。的确，他们中的许多人本都是不错的专家和管理人员，但他们“不适应民主化的环境”。有什么办法呢？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不改变人们的命运。我竭力要将这些个人的悲剧降到最低限度。
当时流传甚广的说法是这次代表会议要对干部进行一次严格的筛选。但我反对在目前阶段解决这个干部问题。干部问题必将成为代表们关注的中心，其实倒是可以向后推迟一步的，否则甚至会影响到一些重大的政治决议获得通过，这效果也可称得上属“一次性的”。可我的意图是另有所求，我是想通过这次会议开辟一条政治改革之路，通过政治改革今后解决这些问题时必须有人民的参与，而且更经过自由的选举。后来，事情果真也就是照此发展的。
有关准备工作的组织事宜，我们在书记处会议(4月23日)上已经商定：两天以后，我把斯柳尼科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卢基扬诺夫、沙赫纳扎罗夫、弗罗洛夫、切尔尼亚耶夫、博尔金、西塔良、中央经济处处长莫任、比克宁等人召集到一起，我们就提纲的性质进行了一次详细的座谈。这次座谈的内容，我在5月7日会见记者和创作界时，向他们详细作了介绍。那几天我的事情很多，但排在首位的还数准备纲要和报告。实际上，我每天都驱车前往沃沦斯科耶2号 [ 作者注：政府别墅，隔壁沃伦斯科耶1号是斯大林的郊外府邸。 ] ，有一个写作班子在那儿工作。
5月23日纲要即已提交给了中央全会。讨论时有20人发言，对文件作了肯定，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好的征兆。在逐一处理了一些实质性意见之后，《真理报》于5月27日公布了有关文件，这时离会议开幕正好还有一个月。
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舆论的大爆炸，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大。所有的大众传播媒介都参与了讨论，各大报纸纷纷开辟专栏。在此之前，社会总还处在某种期待之中：“最高领导”究竟什么时候和朝哪个方向把门打开呢。现在人们开始相信整个事态并非无缘无故，问题不是一般地织补一下带窟窿的筛子，而是要从根本上对筛子加以改造，是要转轨到完全不同的政策上去。一派自由气氛。
在争论的同时，人们紧张地注视着代表们在会上的选举状况。由于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选举已不像过去那样全体代表团成员实际上都由中央组织部门指定了。这一次，共产党员可真是行使了选举权，在这方面警惕性颇高的报界起了不小的作用。其实，什么也不需要多设想，只要严格遵守苏共党章的规定就行。
报告的准备是在某种潜在的不安状态下进行的，这反映出领导层中、党内、以至全社会在观点上壁垒森严，也反映出改革派力量的担心。他们担心高层中那批人这一次也会从私利出发把事情扭转过去，把自己的亲信安插进代表团，而这些人是会葬送掉改革的。
6月7日，在新奥加廖沃我会见了工作小组，同他们商讨报告的初稿。雅科夫列夫把150页纸放到我面前。我谁都不愿意得罪，不慌不忙地翻动着这厚厚的一大本东西，忍不住又开起了玩笑：“实实在在的一部激情年代的小说。诚然小说是有的，可激情却没了，报告也没有了。”这份材料，给人一种尚未完成、风格不一致的印象。
符合我的设想的一份报告，最终还是在困难重重和长时间的争执中诞生了。
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
代表会议于6月28日在克里姆林宫代表大会厅开幕。代表们接受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听取了中央总书记就会议议程的头两个问题所作的报告。这两个问题是：《关于苏共中央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前半期的基本总结和党组织在深化改革中的任务》和《关于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进一步民主化的措施》。
报告的开头有点哈姆雷特式的味道：“该怎样深化由党倡导、并在其领导下在我国展开的这场革命性的改革，并使其成为不可逆转，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根本问题……党能否在苏维埃社会发展的新阶段起到政治先锋队的作用，取决于我们能否对上述问题做出正确的回答。
这样提出问题是受制于当时的现实。改革的政策已成为千百万人的事业，人们从无动于衷和冷漠中苏醒过来，于是清理受长期停滞状态毒害的社会气氛的过程顿时力度大增。但这仅仅是一部分实情，否则报告也无须用这样悲怆的调子起头了。实情的另一部分，是更新的机制实际上并没有运转起来，争取自由的激情遭到官位制度的封杀。我们的转轨经验，也像先驱的改革家们的经验一样，都只是停留在通过若干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决议上面。
关于过去，报告指出，我们对过去几年曲折和停滞的深刻程度估计不足，社会情况比之于先前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主要问题集中在对转轨三年来的结果的分析上：情景堪忧，但依我看，出路不在中止改革或者从既定方针后退，出路在于深化改革。
基本任务应该表述为：实现彻底的经济改革，发挥社会精神潜力的积极作用，政治体制要改革，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一立场已为党的代表会议所接受，这也证实了已作出的那些决定的性质。争论引起了代表们的极大关注，许多人丢开在家时准备好的稿子，冲上讲坛作自发性的发言和即兴插话。看来，从革命后最初几次代表大会以来，如此坦率、如此尖锐的辩论在党内真还不曾有过。再加上实况转播。全国城乡的百姓都被吸引到收音机和电视机旁来了。
至于我，可以说，成了一艘航行在未来大洋之中的轮船上的船长。“代表会议号轮船”一会儿转向左舷，一会儿转向右舷。有时候船体忽然会倒竖起来，觉得舵盘眼看着就要从手中滑落。坦率地说，单纯作为一个人，我感觉十分满意，因为我确实把握住了局势，没有偏离既定的航向。
就巴卡京的报告展开了一场辩论。他的发言很有分量，包含着关于经济领域中的民主化问题等实质性的思想内容。他颇有根据地支持党的和苏维埃的高层职位应该兼任的想法。某个时候，代表会议上出现过很独特的一种竞争：看谁能更严厉地去冲撞那些在等级阶梯上居于更高地位的人。科米州州委第一书记梅利尼科夫的说法无异于号召惩处和新设一种迫害法：“那些过去起劲地推行过停滞政策的人，现在，在改革时期，不能呆在党和苏维埃的中央机构里，更不能在那里工作。这些人应该对一切负责，包括承担个人责任。”他就这样提出问题。这想法似乎也对，但已经很有点近乎疯狂了。我问他：“也许，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吧？否则，我们光坐着，也不知道你指的是谁。”梅利尼科夫答道，他指的是索洛缅采夫、葛罗米柯、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阿尔巴托夫等人。
有人写了一张纸条递交主席团，是保护葛罗米柯的，纸条上这样写着：“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是一个在人民中和党内备受尊敬的人。他的一生和事业都奉献给了我们。‘谁拉车，就嫁祸谁’的原则这会儿真起作用了。我们可把他闹了个‘精疲力竭’。而今天葛罗米柯同志掉队了。他做完了自己的事情，他做的那些好事会留在人民的记忆中。不能这样无端地侮辱人。人民是敬重他、爱戴他的。”纸条一宣读，大厅里便响起一阵友好的掌声。
许多发言语意明确，感情色彩浓重。“今天的确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道分界线。”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的发言是这样开头的。“要么是代表会议将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夙愿，人民强烈地盼望已久地想在拥有一整套表述精确的法律的国家内生活和工作，这些法律能反映人民的利益，被人民的意志所确认，任何人都不能随意修改、撤销；要么我们又会因听到指挥的吼叫声而战栗，没有丝毫的保障免遭任何当地模式的、或者是什么别的模式的强制命令的查封、没收、惩罚、违法乱纪等的迫害，免遭官僚层胡作非为、党政机构独裁统治之苦，这些人直到不久前还在奉行商人的原则生活：我想要，我就拿。
“……要么我们将建立这样一种局面，其中民主将像氧气之于人那样不可或缺，受尊重的是人才，是劳动，而不是官位和和事佬，生活本身将推举出那些实干的、有头脑的、独立性强、在没有督促和催逼的情况下照样能好好工作的人；要么又将为了设法活下去，出卖我们的资源，搜捕罪人，禁止任何自由思想……”
关于报界的问题，他提得很尖锐，我也参与了谈话。于是，展开了一场很独特的对话。我提请大家注意关于公开性。是实质性的、没有“文学的浅薄轻狂”的谈话的著名思想。应当提供机会，让报刊畅谈不同的观点，这样才能使各种各样的思潮、问题更加明朗化，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可不能用一种垄断去取代另一种垄断，用一种似是而非去取代另一种似是而非。我们需要的是全盘的真实。……报章杂志能够轻易地、有时是捎带着就可以侮辱某个人。难道这是可以容许的吗？类似现象应当在代表会议上受到坚决谴责。与此同时，要保护公开性和批评，保护时时起作用的积极的社会舆论。舍此，便无法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课题。过去的主要祸害就在于人民长期被排除在社会生活、制定并做出决定的过程之外……
有些发言人未能避免自我汇报的俗套。对莫斯科市委书记别利亚尼诺夫的发言，会场的反应是字条像雪片似地传向主席团，大厅里时不时还鼓起掌来，可那是喝倒彩的掌声。忽然，有一个莫斯科的工人“一个箭步窜上”讲台，说道：“我不是要发言，说白了，是从座位上跳起来的，因为我坐不住了，我不能光瞧着某些发言人把时间全给浪费了……”
接着，他只用两分钟时间提出了很宝贵的建议。我支持他。大多数党的干部的真实情绪在两位作家“决斗”时表露得很充分，这两位作家是：尤里·邦达列夫和格里戈里·巴克拉诺夫。对两人的发言都鼓了掌。第一篇发言受到的是赞许的掌声，第二篇则是要他离开讲台的“捣乱”的掌声。
对邦达列夫保守悲观的观点，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稍后做出了反应，他说：“当邦达列夫同志说，我们升空了，但不知道在哪儿降落，他也许真的不知道，因为他是作家，比如说我就知道。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我们应当把自己的飞机降落到那个美丽的机场。”
在巴克拉诺夫发言时，我不得不两次进行干预，一面让会场安静下来，一面耐心地作解释：民主化的前提就是要善于听取每个人的意见。会场上有一种不能容忍另一种立场的极度的表现，是大部分代表思想偏执的表现。在结束语中我强调，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讲究人道化的当口，学习批评文化，学习争辩文化实属当务之急。
在代表会议上出现了第一批逐步在形成的右翼保守主义反对派的迹象。许多党内干部的强硬发言足以证明这一点。包括叶利钦在内的情绪激进的代表的意见也十分坚定。整个说来，他的发言在所有的具体问题上都是支持改革进程的，除去职务兼任，因而不具对抗的性质。他特别关注社会公正的题目，还非常注意特权问题，声称应当彻底废除为“饥饿的达官贵人”供应的那份配给粮，应当把“特”这个字从形式到实质从词汇里取消掉(什么特供商店、特别门诊部、特别疗养院等等)，因为我们这里没有特殊的共产党员嘛。
后来，叶利钦拼命抓住这个题目，这也是咄咄怪事，但在政治史上倒也并不鲜见。尽管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克服了达官贵人的反抗，一步一步地取消了没有根据的各种优惠待遇，可他倒巧妙地把所有的桂冠都戴到了自己头上，为自己树起了反特权主将的形象。他穿上这双溜冰鞋进入了大政治圈，登上权力宝座，霎时间就忘掉了他那些反“特殊待遇”、反滥用职权的义愤填膺的演说，也忘掉了他可能确立共产党的高官做梦都想不到的特权。
最后，叶利钦想向代表会议提出请求为他“政治平反”。起先，会场上发出一些不赞同的声音。我不得不进行干预，建议让他谈谈想法，以便揭开此事的秘密，关于此事已在党内出现种种相互矛盾的传闻。
利加乔夫的发言很气愤，调子是保守的，但受到会场欢迎。正是这次发言中的那句“鲍里斯 [ 译者注：指叶利钦。 ] ，你错了”，后来成了名言广为流传。
随着会议的进展，在党的干部和大众媒体的代表之间横亘起了一道分水岭。对报章杂志的批评一般都会受到鼓掌欢迎。许多发言充满着对过去好时光的怀恋，那时的出版物是多么平静，多么温驯呀。
对几份文件草案的讨论十分热烈。《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关于苏联社会的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两份决议的起草委员会由我主持。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决议初稿委员会的主持人经选举由利加乔夫担任，《关于国际关系》由雷日科夫担任，《关于公开性》由雅科夫列夫担任，《关于法制改革》由葛罗米柯担任。无论在各起草委员会还是在代表会议上，尤其在争辩党的机构和国家机关之间的职能区分问题时，更是群情激昂。
许多人都明白，问题的实质就是把实权转交给苏维埃，党的机关的编制预定到年底会有变动，要撤消一些部门机构。早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秋季例会上已经研究过与改组苏维埃有关的许多问题。建议在1989年4月举行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年底举行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选举。
从职位兼任、把党委书记提拔为苏维埃主席的建议中，许多人看出了旨在保住党委书记的领率作用的“绝招儿”。我不得不两次就这个问题出来说话，最后还是成功地说服了大多数代表。实际上也没有别的原因，无非就是希望尽可能保证平稳地、顺畅地从一种政治体制转换成另一种政治体制。时至今日，人们还在就这个题目争吵不休，有人怀疑是戈尔巴乔夫企图拯救党内那些达官贵人。一派胡言乱语！除了愿意推进改革之外，我没有别的企望。至于党的机构怎样把握自己，这使我非常担心，时间已经证明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不过，事情已经这样了，要把时针向后倒拨，那是谁也做不到的。
在讨论《关于公开性》这份决议时引起了不小的争执。争论围绕《真理报》的地位展开。有人建议报纸的编辑班子应引进选举机制，并在苏共代表大会上报告工作，认为《真理报》是党的机关报，而不仅是中央的机关报。在权衡了简单地表态“支持”和“反对”的后果之后(其实这是危险的想法，因为在此急转弯的关口，我们可能立即会陷入分裂的处境)，会议没有采取新的措施。
决议里有一个问题得到了反映，这就是在许多人的发言中都提到的，关于报界对发表不可靠的或者有损公民荣誉和尊严的材料所应承担的责任问题。与此同时，决议还毫不含糊地宣称决不容许压制大众传播媒体的批评意见，绝不容许迫害批评者。规定在出版物上要定期公布党的收支情况的详尽的信息。我支持这样的建议。
在会议工作期间，曾多次发出过更加详细地披露党内高层机关的活动情况的要求。所引用的根据很有力：为了消除重犯个人崇拜的错误，不使蜕化变质分子窃取领导职位，共产党员应该知道政治局里发生了什么，某些领导成员有什么野心。大家要求必需解释清楚，为什么会选举一个身患绝症、在党内又没有什么声望的契尔年科来当总书记，关于格里申和罗曼诺夫的情况也应“讲清真相”。
我在评估代表会议的结论时，内部分化在加剧，自己得出一个看去：苏共一定要了解有人对改革持批判态度的事实。后来，我们遇到了来自“书记班子”和党的机关里相当一部分人可以说是公开的消极怠工现象。代表会议的结论的意义越来越显著；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似乎在节节拔高。会议极具权威地强固了改革的方针，实际上使我们提出的所有想法都被“奉为准则”，赋予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以合法的地位。可以公正地说：我们的一切改革都是来自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
代表会议以自身的坦诚率直和自由思想不仅使国内受到震动，而且也使西方惊诧不已。它表明，今后我国人民的声音不再是无足轻重的空话，人民的意志将决定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和建立怎样的权力结构。所有真诚的民主改革的捍卫者无不精神抖擞，情绪高涨。
我谈些个人的体会：党的这次代表会议，对我来说就仿佛出现了一道界限，它可以告诉你“此前”怎么样，“此后”又该怎么样。在“此前”的范围内，余下的只是摇摆不定，害怕离开虽已熬尽年头、但尚未失去光晕的思想公理(“神像已经倾塌，但总还是神抵”，这是莱蒙托夫的话)，出海远航，而又对“船上骚乱”胆战心惊。而在“此后”项下，该当付出巨大的精力，以求充分利用代表会议所提供的我国历史上少有的良机去推行现在的改革。一天、一个小时也不能虚度，因为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十分地有限了。
“让……成为我们共同的纪念碑吧”
在两次政治局会议上(7月4日和21日)，讨论了与贯彻党的代表会议的决议相关的若干问题。
会议开始时，我说，如果我们不关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表露出来的对经济改革进展、对各部的活动、对商业和运输业的状况、尤其是对粮食供应等方面的不满，我们将犯大错误。我们的宣传工作促使人们心中产生巨大的期望，可这些期望都落空了。排队现象在社会上正引起何等的紧张！全国都在排队：在商店里、在等车的时候、在各办事机构、在办签证的时候、咨询的时候。人们为了解决一个简单的问题得花费好多时间，人被搞得筋疲力尽，还要忍气吞声。难道这就是改革！因此结论是：最积极的办法莫过于立即展开彻底的经济改革，并解决人民生活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在一系列措施当中，应当继续抓好废除达官贵人在服务方面享有特权的工作。
要特别注意政府部门，注意它们在解决这些问题中的拖拉作风和不负责任的表现。但这里又出现了中央各部门和苏维埃各部委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坚决支持雷日科夫有关应当放弃各级党委对苏维埃机构的庇护的意见。决定到年底前改组党的机构。
就农业政策问题举行了一次大型的座谈。无论是1965年还是1982年都未能解决农业问题。组织措施、对农业的巨额投资，都没有带来应有的回报。我主张在农业政策方面采用新的方法。
“农业需要进行根本改造，不仅是那些荒芜了的庄园，亏损的集体农庄，而且整个农村都需要改造。只要不把一切障碍都扫除掉，便将一事无成。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 译者注：指雷日科夫。 ] 所设想的在遥远的将来要做的事，今天就应该干起来。有人愿意租赁一家农场，谁也无权拒绝他。任何征购等类‘任务’都只能以自愿为基础，以某种交换为条件才被允许，也就是说，凡事都必须考虑经济利益。不是靠命令，而是靠谈判。官僚主义者是到不了这种境地的。应当设想怎样更快地推进租赁制，实施个体劳动。但愿人们能赚钱，在涅切尔诺泽米那、在斯塔夫罗波尔能赚钱，无论到哪里都能赚到钱。尼科诺夫总在想，只要上面下达命令、调拨资金和技术，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再有，要形成社会舆论，因为迄今为止，我们这儿往往把实干的人看做贪图私利的人。在中国，很简单，把土地分给大家，说：你想要什么，你就干吧。就在他们十分贫困的情况下，四年间就增产了一亿吨粮食。如果我们光是高喊：应当、应当、应当！那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只要我们能调整好新的经济关系，产品就会涌现出来，农民也会满意，农村也就要不了那么多人。我们在这里冥思苦想的计划并不中用：这样的计划早就该退休了。曾给人们许诺，说粮食要充足，还需经过10—15年！不，应当在2—3年内改变农村的劳动方式。当然，农业、食品工业需要机器、化肥、资金。这些东西应该想办法去搞到，包括到国防部门去发掘。在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我们听到了人民的评判，谁也不能小看这一评判：在粮食问题上我国的国家安全已受到损害。”
当我重读我的这些主张时，我坚定了这样的想法，千万不能错误地甚至是犯罪地仅仅用单一的国防和逮捕外国间谍去衡量国家的安全状况。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实例：武装到牙齿的国家，由于人民、特别是农民被苛捐杂税搞得极度贫困而毁于一旦。
为实施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召开了一次中央特别全会。在讨论政治局报告时，突然发生了一次激烈的辩论，起因是雷日科夫的一篇保护管理机构的激昂的发言。据他所说，这些机构遭到了报界的“镇压”。
戈尔巴乔夫：我们只是刚刚开始改革，我们的进展不够快。社会舆论还没有形成，因而难免会有一些干扰和挫折。但对于批评，包括针对我们的批评都不能加以压制。
利加乔夫：批评可以继续，但应该更多地展示发生变化的积极的一面，在这一点上局面已有所改观。
沃罗特尼科夫：批评，但不应该损害尊严。
索洛缅采夫：开展批评，与官僚主义做斗争，谈论成绩，不必吵吵嚷嚷。
雷日科夫：我不反对公开性，不属于给巴克拉诺夫鼓倒掌的那伙人。不反对批评。但反对在国家机关周围制造不健康气氛。现在应当保护管理机构。
全会(7月29日)上，我在报告一开始请大家注意在代表会议上发出的一项要求：不要犹豫不决，要坚决行动。党的机关和管理部门里的许多人，都害怕表现出来的社会政治积极性。他们口头上支持改革，但只要“口袋里的民主”：口头上支持公开性，但只要适量的批评；口头上支持革新，但要求事关他们个人的方面一切照旧。阻挠机制虽然消沉下去了，但实力犹存。
辩论过程中，对于必须改革党的机构，谁也不提出异议，似乎认可了这已是大势所趋。但许多人还是感到不安：党会失去原有的地位吗？党的领导作用会不会已到了尽头？这可实在糟透了：在党内将军眼里这种作用不就是直接发号施令的同义词嘛。许多人发言中都蕴涵着强烈的愿望：在精简机构时一定要关心干部。全会作出决议，在中央和地方进行党的机构改革，成立一个由总书记主持的委员会，来起草改革苏维埃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建议书。
在这次全会的报告中，我表示支持起草一份关于划分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权限的建议书。虽然晚了些，但我们还是开始认真地抓了这个问题，因为这对于加盟共和国的命运会即刻发生关键性的作用。当时还做出决定，要在中央全会上讨论民族政策和农业问题。
在全会闭幕时，我是这样说的：
“现在还有人总想要清点一下：这次代表会议上谁赢谁输了：我看还是让贯彻执行会议的决议成为我们‘共同的纪念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