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初步的尝试·第十一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改革的前奏

　　我还将不止一次地回到公开性的话题。它既是目的本身，也是在各个生活领域进行改革的强有力的手段。而在这些领域之中，经济更是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之行(1987年2月)归来，我决定作一次短暂的休假，便于3月9日前往皮聪达。临行前向政治局交待了召开讨论经济改革的中央全会的问题，请雷日科夫、斯柳尼科夫、梅德韦杰夫提出这方面的设想，自己则着手阅览与经济有关的各种材料。

　　我的思绪不由得又回到了从前，当初奉安德罗波夫之命，我同雷日科夫一起，并吸收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参与。曾试图以评论的态度客观地对国民经济状况作一分析。结构改革的必要性当时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但要开始实施，全国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改变。

　　如上所述，全国只有两三个人可以接触军工综合体的数据资料。当然，我们都明白不堪重负的军费开支对经济的影响是多么严重。但直到当了总书记之后，我才了解了国家军国主义化的真正规模。最终我们还是克服了来自军工综合体头头们的阻力，公布了这些资料。原来，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16%，而是40%！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个亿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200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

　　经济仍然沿着粗放的道路运行，明显表现出高消耗的特征。每件产品的劳力、燃料、原料平均消耗量比发达国家高出1—1.5倍，农业尤甚。我们所生产的煤炭、石油、金属、水泥等材料，除人造与合成者而外，数量比美国多，而最终产品的数量却比人家少一半以上。汽车，尤其是农业技术装备，给消费者发货时并未配套成龙，装配十分马虎，运输途中便散了架，到达目的地后几乎都得重新组装：纪律涣散现象甚至蔓延到运输这样的重要部门。备用道和尽头线上成月地停放着数十辆甩下的列车，上面装载着全国急需的商品，任凭损坏盗窃。

　　1982—1984年我们所进行的分析工作并不是要查明国民经济中的种种灾难。我们是在力求查明危机现象不断增长的原因，确定改善经济形势的途径。当时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决定了今后数年领导层的实际行动。

　　或许，只在一点上没有分歧，就是大家都承认对经济的领导已普遍削弱并招致了种种不良后果：生产部门和各级管理部门中普遍纪律涣散、工作不负责任。在这个基础上就产生了安德罗波夫那起初获得了一致支持的整顿秩序政策。但单纯采取纪律措施并未能延缓那些有损总方针威信的极其危险的情况发生。事情已经很清楚，单单依靠纪律解决不了大问题，需要采取更带根本性的方法。

　　后来意见就有分歧了。与当局没有利害关系的学者认为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实质上错过了科技革命的新阶段，在此期间西方世界已远远走到了前面，无论在经济的结构改革或者工艺更新方面都是如此。持这种观点(彼此略有差别)的有：古·伊·马尔丘克、彼·尼·费多谢耶夫、亚·伊·安奇什金、格·阿·阿尔巴托夫、阿·格·阿甘别吉扬、奥·季·博戈莫洛夫、塔·伊·扎斯拉夫斯卡娅、叶·马·普里马科夫、瓦·安·梅德韦杰夫、斯·阿·西塔梁、P.A.别洛乌索夫、伊·伊·卢基诺夫、弗·亚·吉洪诺夫以及其他一些参加讨论的学者。他们证明说，问题不仅在于屡犯错误、对科技进步的作用估计不足，而且也在于经济机制陈旧过时、管理硬性集中、计划铺得太宽、缺少真正的经济刺激：不过对改善经济机制必要性的认可程度，当时仍未超过“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力”这种套话的程度。

　　从前，每当对经济中的困难和失误进行批评剖析时，总是责怪学者们。当然这些人也有一定的责任。大部分经济学家的确已不再进行严肃客观的调查研究，却将很多时间用于注解(主要是吹捧)党的决议和领袖的讲话、论证官方的思想教条。对我国最著名的经济学者(H.Д.孔德拉季耶夫，A.B.查亚诺夫等)的镇压，对经济数学学派内部产生的先进思想的粗暴攻击，对“商品学派”的周期性清洗，所有这一切也都起了危害极大的作用：但尽管如此，经济科学中的创造性思想并未销声匿迹，批判性的、建设性的材料不断积累。这些材料在后来确定改革的思路时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方向的选择

　　如上所述，1985年4月，我们采取了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路线。这一目标成了6月份召开的科技进步问题讨论会上的主旋律，党及其新领导班子都围绕着这个主题开展工作。直至苏共二十七大及其以后一段时间都是如此。仅仅从1986年春开始，“加速”这一表述才开始与“改革”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这就授人口实，说什么戈尔巴乔夫起初也是打算用老一套方法提高生产增长速度，并不希望认真进行体制的改革。这类说法的可信程度究竟能有多大？

　　我决不想美化当时的经济政策，其范围的局限和深度的不足很快就已变得十分明显。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确实也曾希望依靠诸如计划加动员的方法、组织工作、劳动者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之类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去改变停滞状态。

　　读者可以提出疑问：您刚刚说过，早在1984年就已经认识到了结构改革的必要性，那为什么却将其搁置一旁，仍然去搞老的一套呢？问题在于，前任给新的领导遗留下来的令人极为担心的经济形势要求采取应急的措施。当时我们觉得：暂且先做做整顿工作，用老办法对付一阵子，然后就立即着手进行深入的改革。很可能，这样做是错误的，结果浪费了时间。但当时我们的确是那样考虑的。

　　若能将全社会在期待中积蓄起来的能量导向“井然有序”的轨道，而又不致破坏现有的各种规章制度，这自然是使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感到有利的事情。在领导层中，明确表示这种意图的有利加乔夫、索洛缅采夫，切布里科夫、沃罗特尼科夫也大体上与他们一样。雷日科夫、马斯柳科夫、塔雷津着重强调科技进步，支持他们的则是实业界领导人的庞大队伍：部长们、企业经理们。而领导层中的梅德韦杰夫和雅科夫列夫则主张毫不迟疑地对各种经济关系进行改革。

　　我很清楚经济改革的重要意义，所以认为首先应当争取使经济现代化，以便为90年代初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创造条件。全苏科技进步讨论会也以此为目标。这里我要说明的是，这些设想在一定程度上与邓小平在中国实行改革的方法颇为近似。

　　根据那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制定了一个本国机器制造业现代化的规划，规定90年代初要达到世界水平。

　　我对《科学技术发展目标规划》中的下列项目寄予了特别的希望：信息技术与计算技术，转动与转动传输作业线，机器人技术，生物工程学，基因工程技术等等。顺带说一句，这些规划已规定了投资政策的重大改革、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广泛合作、与西方公司(特别是德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规划被各级领导干部视作盼望了多年的大转折。这种心情在科技进步讨论会与会者的发言中也反映了出来。公开性的时期开始了。人们变得乐观开朗起来，言谈举止也无拘无束了。

　　教人怎能不想起伊戈尔·谢韦里亚宁 [ 译者注：伊戈尔·谢韦里亚宁(1887—1942)：俄国诗人，原名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洛塔列夫。 ] 的诗句：

　　什么？真是如此？纵有万般心思——

　　自今而后，都可以诉之于言辞？

　　我们当时都是些空想家吗？就某种程度而言的确是的。但也不能把这些计划称作马尼洛夫习气 [ 译者注：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果戈理长篇小说《死魂灵》中的人物，性好脱离实际地幻想。 ] 。我国所具有的潜力，即便不说可以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至少也足以消除我国大大落后于世界中等水准的局面。

　　围绕着机械制造业的规划，大家的热情空前高涨，急需筹措资金来加以实现。我建议采取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依靠削减那些使用机械制造产品的部门的投资。既然它们等着用最好的机器设备，那就让出一部分已经分配给它们的投资吧。

　　有关部门对此表现得很不痛快。至今我还记得当初多尔吉赫拼命争取增加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投资的情形，光是报告就打了一大堆。目睹这些部门今天的糟糕状况，人们可能会以为他做得很对。可是，这种状况的产生首先是由于技术基础落后。一味增加开采量而不考虑资源保护的工艺和机器设备，这就无异于将事情引进了死胡同。

　　最后之所以各方达成协议，不能不说与我所施加的压力有关。对整个机械制造部门的投资决定追加80%。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特别是建立了苏联部长会议机械制造工业局。

　　随后的发展过程表明，那个时期我们的一些决定终归是片面的，带有种种习惯观念的印记：根据这些观念也可能获得经济方面的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但那主要靠的是采取强制行动。

　　1985年11月，政治局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农工综合体的管理决定》。管理权集中在国家农工综合体管理局的手中，这是一个通过联合近10个部建立起来的、由政府第一副主席领导的超级机关。在各共和国和地方上也设立了类似的机构。
无疑，这是对高度集权万能的传统信念的迁就。消极的后果迅即显露出来。一整套力图决定和监督一切的庞大的官僚机构高踞于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头上。不久就爆发了对农工综合体各级机关的猛烈批评，大多数都说得很有道理。这一切都是实情，“木已成舟”。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明显落后于中央四月全会和科技进步会议所宣布的意图。而且许多方面都不符合这些意图，依然停留在老一套行政手法的轨道上。思考问题时的因循守旧和领导层的人员构成情况都产生了影响。就连领导人中的改革派也不是全都看得很清楚，决心下得不够。

　　反酗酒运动：高尚的意图，可悲的结局

　　1985年5月通过的反酗酒计划，至今仍然是个不解之谜：为什么要冒着使推行改革的可能性复杂化的危险，决定率先采取这一措施？怎么可以允许本来良好的开端却演变成了对社会的不小损害？

　　俄国的酗酒自中世纪以来就是一大祸患，这已并非什么秘密。也曾不时宣布与之进行斗争：尽可能限制酒类贩卖，不断加重处罚，教堂讲经时严加痛斥。革命前施行《禁酒法令》，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仍然加以遵守。1958年赫鲁晓夫花了很大的力气企图根除这一恶习，提高酒价，限制出售。但是渐渐地也就偃旗息鼓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问题曾数次在书记处进行过讨论，还建立了一个以阿·雅·佩尔谢为首的专门委员会，然而不久他就去世了，委员会也被忘得一干二净。

　　酗酒已成为尖锐的社会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此羞于启齿：醉汉被说成是“道德畸形人”，宣传中反复宣称社会主义不存在产生这种现象的客观原因。

　　而与此同时，灾难性的局势已经酿成。全国登记在册的酗酒者即有500万之多。根据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统计资料，酗酒给国民经济所造成的损失高达800—1000亿卢布。按包括婴儿在内的全国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每年要喝掉纯酒精10.6公升！(1941年俄罗斯实行《禁酒法令》时是1.8公升，伟大卫国战争后是2公升。)寿命不断缩短，在世的和未来的几代人健康遭受损害。

　　普遍酗酒的原因何在呢？原因很多：千百万群众的生活条件很差，日子过得不够顺心，文化水平低下等等。还有许多人嗜酒成性是因为怀才不遇，无处宣泄满腹的心事。压抑的社会氛围驱使意志薄弱的人们借酒“浇灭”惘然若失的心情和身处艰难世道的恐惧。高官显贵们纵欲无度沉湎醉乡的事例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社会上已经形成了对酗酒现象漠然视之、迁就容忍的环境。将醉鬼拘留15天，在醒酒所关关禁闭，罚他们扫扫大街，这已经成了笑话中耳熟能详的情节。有个故事广为流传，说的是扎夏德科是怎样当上煤炭工业部长的。有一次他出席斯大林的节日宴会，席间都用大高脚杯喝酒，斯大林喝葡萄酒，扎夏德科喝伏特加。酒过数巡，轮到扎夏德科祝酒之时，他开言道：

　　“没关系，斯大林同志，我可知道自己有多大的量。”

　　就这样，在人们给斯大林呈报煤炭部长任职候选人名单时，他便选中了扎夏德科。有人提出，干部是个好干部，就是好像爱喝酒，斯大林回答说：“他喝酒是喝酒，可知道自己有多大的量。”

　　也许最可悲之处还在于，在消费品普遍短缺的条件下，国家想不出货币流通的其他方法，只好让老百姓大喝特喝成为酒鬼。数量惊人的货币与极度匮乏的供应之间的缺口全靠酒来弥补，而且不断增加有害健康的各种劣质酒的产量，这类东西通称低档果酒。作家B.别洛夫指出：“用财经专家的话来说，如今的货币正在以地球每昼夜自转的速度进行周转：工厂出纳处——劳动者腰包——酒杯子——钱柜，再重新回到工厂出纳处。总而言之，又发现了一条新的经济‘规律’。”

　　我们一开始就面临这个难题。自杀材料摆到了政治局的桌面上，件件都在证实着百姓的不幸。那些要求严格纪律性和高度责任感的成千上万的人们、企业和整个整个的系统，竟然成了酒鬼们的人质。我至今还记得，葛罗米柯到了最高苏维埃，读了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来信和其他材料后，曾对我表示过他的气愤：“你想想看，全国各地到处都在酗酒——生产和休息的时间全要喝，政治组织和文艺组织，实验室，大中小学，幼儿园到处都喝！”他还因此回忆起了为酗酒的事与勃列日涅夫的一次谈话。那天他们从扎维多沃回来，俩人同坐一辆汽车，由总书记开车。葛罗米柯列举他听掌握的材料，提出意见说：全苏联的酗酒现象已经达到了灾难性的规模，影响着整个社会生活。勃列日涅夫听罢他的议论，久久默不作声，后来才开言道：“你知道吗，安德烈，俄国人离了这个玩意儿根本不行……”葛罗米柯只好顺着他的意思把话题岔开了。

　　现在仍然常常有人问起，1985年5月7日党中央和政府通过关于克服酗酒现象处理办法的决定，苏联最高苏维埃也发布相应的命令(5月16日)，最早提出这个倡议的究竟是谁？贫嘴薄舌的人说，都是那些早就过足了酒瘾的政治局委员们干的。实际上，提出这个倡议的是社会舆论。当时党政机关受到很大的压力，数不清的信件纷至沓来，主要是当妻子和母亲的人写的；信中列举了酗酒引发的家庭悲剧、工伤，刑事犯罪的大量事例。文学家和医学家对这个问题更是提得异乎寻常的尖锐。

　　另一种近乎神话的说法是：似乎是我们制订了《禁酒法令》。这种说法根本就不值一提，因为它纯属虚构。

　　这里我还想驳斥一些人的说法，他们认为我们没有慎重考虑过减少酒类销售后拿什么去弥补国家预算收入的缺口。曾经进行过专项经济核算，统计了由于酗酒对生产所造成的损失的严重程度。当时打算逐步地(这里我要强调提出：是逐步地)压缩酒的产量，幅度则根据它在商品流通和预算收入中由其他商品取代的情况而定。

　　一开始，社会各界(我可不是说那些十足的酒鬼)都赞成这个决定，但是随着它的贯彻实施，却产生了疑惑，还夹杂着激动和不满，最后甚至变成了大发雷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提出一种设想和将其变为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我想说，在讨论和通过那个决定的阶段既表现出了理想主义，也表现出了负责精神，而一旦到了事情的实行阶段，便开始“毛脚毛手”，搞得过火，结果断送了一个有益的好心的倡议。

　　监督执行决定的任务当时交给了利加乔夫和索洛缅采夫。他们干劲冲大地着手进行工作，直到把事情搞到荒谬的地步。先是要求地方各级党的领导、各部部长和企业领导“超额完成”压缩酒类生产的计划，代之以柠檬汽水。随后又对“落后分子”进行严厉斥责，直到撤职和开除党籍。还号召向那些“提前完成进度”的人看齐，甚至不惜付出给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的代价。

　　在我们这个社会，人们更多的是习惯于“革命的跃进”，而不是长时间地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很遗憾，反酗酒运动成了一个可悲的例证，证明了迷信强迫命令万能、迷信马克思主义和行政人员的狂热只能毁坏设想正确的好事情。当时仓促地着手关闭商店和酒厂，有的地方还大砍所种植的葡萄。干葡萄酒的生产也被压缩了，而这在决定中并无规定。从捷克斯洛伐克购进的昂贵的啤酒生产设备任其锈烂。手工酿酒成风，食糖从市场逐渐消失。而糖的短缺又引发了糖果糕点花色品种的急剧减少。随后店铺里的各种廉价花露水也不见了，都用来代替了酒精。而五花八门的“替代品”的滥用又导致了患病率的上升。一条不祥的锁链就这样延伸了开来。遇到什么喜庆事情时，一连排几个小时的长队也很难指望搞到一瓶白酒或葡萄酒，这种情况愈来愈使人们感到愤怒。虽说各级官员都挨尽了臭骂，但总书记挨的骂比所有的人都多，因为根据惯例，人们总是认为他应当为一切事情负责。就这样我得了一个浑号：“矿泉水书记”。

　　不能说所采取的措施完全没有效果，招来的只是反感。外伤事故减少了，人们的死亡率、工作时间的损失、流氓行为、因为酗酒而引起的离婚率等等都降低了。也并非什么事情全都属于禁止之列。至少，破天荒地披露了酒类的生产和消费情况，公布了先前保密的统计资料。但这场禁酒运动的不良后果还是大大超过了它的优点。

　　好吧，我应当表示歉疚：这次失败的部分过错在我身上。我不应当假手他人去执行所通过的决定。无论如何，在刚刚出现偏差的时候就应加以干预。何况我曾经听到过事情搞得不对头的令人不安的消息，而且许多正直耿介之士在与我私下交谈中也曾提醒要注意这种情况。

　　需要我处理的国内外事务堆积如山，忙得焦头烂额，加之在某种程度上过分碍于情面，这些都妨碍了我对此事的处理。

　　还有一点可以作为辩解的理由：我们力求战胜这场可怕灾难的愿望太急切了。我们被运动的不良后果吓坏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来了个彻底转向。如今节制酗酒无度的闸门悉数洞开，结果我们的处境却是何等的可悲！再想摆脱这种状况，已不知要困难多少倍！

　　改革的准备阶段

　　为了对经济体制改革做好准备，我们对几起经济试验曾寄予不小的期望。试验早在1983年即已在两个全苏直属企业和三个共和国部属企业进行，内容是扩大企业权利和强化其对工作后果所负的责任。试验结果还不错，于是1985年7月便决定从1986年起将这套制度推广到所有的企业和联合公司，涉及的部门包括机械制造业、轻工业、食品业、肉奶制品业，渔业、地方工业和生活服务行业。而自1987年1月起，则在整个工业部门全面施行。

　　但是很快我们就感觉到了，这套试行制度的范围太窄，其强大威力受到了限制。苏共二十七大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不能局限于部分的改良，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1986年就已经通过了一系列实质性的决定。

　　按照规定，在制定计划和工作评定的核心内容中，轻工企业应有通过批发市场获得的定货数额，而商贸、公共餐饮的企业和组织则应有纯利润额；允许各个工业部经营公司。宣布工业企业经营活动成果评定的主要标准，应是百分之百地完成它们所签合同规定的供货量。建筑、道路和通用机器制造企业以及一系列非生产性部委的材料供应，改为试行取消储备和限额。通过了一系列有关产品质量问题的文件，规定由国家验收部门执行。集体承包和租赁这样的生产组织形式受到鼓励。最后，还做出了一些从根本上改变对外经济活动方式的决定：数十年来首次将面向市场的直接出口权授予20个部委、70家大型联合企业，并允许所有的企业和组织直接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者打交道。

　　我已意识到，上面所列举的种种事情可能给人以摘录总结报告的印象，使读者感到枯燥乏味。而且现在全国的经济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初的步伐不可避免地显得极为胆怯，只有勤奋的历史学家和档案专家才会加以注意。但有什么办法呢，这可是我当年生活和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围绕每一个具体问题发生了多少次激烈的争论，为草拟文件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又曾经有多少的希望和失望啊。
启动经济改革的艰巨行动看来已经成功。但也仅此而已！一开始所采取的那些措施带有零敲碎打的性质，这实际上是一种“点式战略”，并没有通盘解决问题。加之这里所说的某些措施还带着传统方法的痕迹，最后不得不加以摒弃。这首先是指国家验收制度的整个实施过程；当时一心想更快地提高产品质量，不管采取什么手段都行。而眼前就有一个不错的实例：国防企业中由军方代表进行产品验收(后来经过仔细了解才知道，即使在那个部门事情也并不都很理想)。于是，1986年春天便决定对国民经济最重要的产品实行国家验收，由专门为此设立的跨部门机构执行。

　　有些学者专家在当时就提出意见说，这样做最多在短期内有些效果，惟一可靠的质量监督员只能是消费者。但为此必须消除经济中的短缺现象，而我们的时间却十分紧迫。国家验收制首先在1500家企业推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其中许多企业工资降低了，奖金也停发了，有人开始指责国家验收制破坏计划，告状的人找到党委机关、国家计委和政府部门，要求“放宽质量专制”。更为灵活、精明的领导人则跑去同国家质检人员协调“关系”(我帮你，你帮我)，好在这些人通常都是他们往日的同事或下级。

　　国家验收制只搞了两三年即“寿终正寝”，这是又一个清楚的信号，表明解决问题不能依靠行政与组织手段，而要靠经济机制的改革。

　　将一批企业转为通过批发商业获得供给形成了饶有兴味的局面。受到触动的人将其视作国家拒绝保障供给。到处是一片埋怨与反对之声。科学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保住了老模式，而其他部门虽已屈服，暗地里却认为什么都不会真正改变。果然不出所料！人们不免会怀疑：那些经验极为丰富的生产计划制定人员和供应机构工作人员恰恰没有考虑到这样一种结果吧。而这些人仿佛是在向我们宣布：“你们真以为离开我们能行？请吧，把你们的批发商业拿去吧，不过各单位谁也不会要这玩意儿，生产肯定要完蛋。”

　　关于私人副业、集体果园和菜园、个体劳务活动也通过了一些决议，其整个过程颇富教益。这从各个角度看来都有好处：可以成为群众的补充收入来源，丰富市场商品供应，发展服务行业，退休和伤残人员也可以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民主德国、匈牙利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都取得了有益的经验。而在我们国家，依然将家庭手工业视作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尽管那原来就是本国的传统。在俄罗斯，能工巧匠始终为人们所器重，他们会砌炉灶，会打水井，会修理生活用品，也会修整各种器械。本世纪初已经陆续出现了各种合作社和劳动组合，革命后尤其是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更形成了网点遍布的手工业合作系统。

　　随后一切都被国有化所粉碎，喜欢操持此类营生的人开始被痛斥为私有本能的代表。当时的普遍心态是这样：给我一个为伟大目标做贡献的工作吧。从事个体劳动多挣些钱是有失体面的，于是凑凑合合在大企业和机关中“忙活”也就理所当然了。

　　最先取消的是对水果蔬菜合作社的限制。原先随处都会遇到一些荒唐事情：小屋里不许安炉子，盖房的规格也有严格限制，“违者”受到惩罚，直至将建筑物拆除。现在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很快就大量划拨土地用于开办果园和菜园，向居民大批出售建筑材料。领导成员们一致支持这些措施。而消除对个体劳务活动的偏见，转变党政机关特别是地方苏维埃对它的态度，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当时还发生了一场关于放开私有制和私有经济的争论呢！

　　雷日科夫是最先支持我的立场的人之一。主要的阻力来自财务人员，他们总想对“私人”所得征收额度过高的税金。我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对财政部长戈斯捷夫说：

　　“怎么样，鲍里斯·伊万诺维奇，我们是像过去那样扼杀人们的主动精神呢，还是让人家生活和工作？如果有人靠自己的劳动发了财，您可别吓坏了呀！”

　　反对改革的人精心施展的另一个手法是：给所通过的决定附加上主管部门或地方当局的种种实施细则或者“说明”，而这些人总是阉割甚至完全歪曲决定的原意。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干脆对这些决定置之不理：收到文件，装入卷宗，就完事大吉，仿佛根本就没有收到一样。

　　为了公正起见，应当说在某些情况下执行的人要贯彻落实来自中央的自相矛盾的种种规定也着实不易。发生矛盾的原因仍然是认识上的分歧。一方面，都懂得必须让一个人有发挥主动性的广袤空间，而另一方面，又担心这会破坏社会制度的基础。而且那些热心维护“纯洁性”的人也虎视眈眈，稍有风吹草动便搞得沸沸扬扬。总之，就像荡秋千一般：来回反复，一会儿行一会儿又不行。

　　1986年5月通过了关于加强与非劳动所得进行斗争的几个决定，由此而引发的过激行为最为明显。按其本意，这些决定是用来反对贪污盗窃、收受贿赂、敲诈勒索分子的，可实际上主要打击了个体劳动阶层、手工业者、手艺匠人、小经纪人。影响恶劣的是，指令性文件中并未言明要支持个体劳务活动，关于满足居民需要的措施也仅仅提到要改善商业和生活服务企业的工作。可是却起劲地大谈什么“同生活不够节俭的人做斗争”，“制止投机倒把分子和二道贩子的活动”等等。这就暴露了不理解领导层路线的部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立场。而我们完全忽略了那些片面决定的制定和颁布工作，事后才不得不加以纠正。

　　为了消除产生各种相互矛盾的解释的根源，制定了一部关于个体劳务活动的法律。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草案送到苏联最高苏维埃，1986年11月19日获得通过；它尽管还不够完善、彻底，却在经济关系的改革中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1985—1986年国内的经济形势略有改善。工业生产增长4.4%，农业增长3%。两年间用于社会领域的投入较五年计划的规定增加了将近400个亿。

　　成绩喜人，但在某种程度上却也使人扫兴，因为它同时造成了认真改革的错觉。不久大家也就清醒了过来。1987年初经济产生了严重的波动：工业生产比1986年12月下降了6%。这首先涉及机械制造业和轻工业。冶金业、化学工业也遭遇了不小的困难。出现了1987年计划可能像纸牌搭成的房子般垮掉的危险。

　　2月12日政治局里为此进行了一场尖锐的谈话：塔雷津和沃罗宁的解释归结到三点：全都怪冬天、国家验收制、供应人员的拖拉作风(滚珠轴承和工业橡胶制品临时断档)。随后滑坡现象的确得到了遏止，有两年时间国民经济都免于陷入危机。但这也是一记响亮的“警钟”，一个信号，表明经济处于不稳定状态，其复苏过程进展缓慢。一些部委死死按兵不动，不愿意与联合公司和企业分权。最重要的部门的发展规划未能保证加速科技进步，机械制造现代化的种种规划归于失败。我们在许多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都化作了泡影。

　　分娩的阵痛

　　1987年3月，我们终于逐渐懂得了筹划和推行经济改革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考虑到了以往历次尝试尤其是“柯西金式改革”的痛苦教训。那次改革是在60年代后期进行的，在当时可谓相当大胆，这首先表现在扩大企业自主权和企业彼此之间的商品货币交换自主权方面。我还清楚地记得，改革使整个社会何等地群情振奋，给人们带来了何等巨大的期望，这些都对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那可能是战后年代最为成功的一个五年计划。

　　当年的改革主要是推行专家治国，并不具备应有的政治基础，此外，它脱离了社会发展的大环境：社会当时的趋向并不是民主化、而是“拧紧螺丝帽”，尤其是在“布拉格之春”遭到镇压之后。

　　根据我的观察，还有一种情况也起了不小的作用。那就是：勃列日涅夫及其背后的整个党内当权派对改革方案的制订和实施持袖手旁观态度，他们密切注视着政府首脑柯西金的行动，对他的成就不太高兴，对他的失败也不很伤心，有时还从中作梗。毫无疑问，我们也必定会遭遇同样的阻力甚至公开的抵制。

　　终归还得从中央全会开始，必须通过这个最高的权力级别进行一系列原则性的安排。当时决定向全会参加者分发提纲式的材料以供提前思考。提纲和报告都由一个工作小组草拟，小组成员除我以外，还有雷日科夫、斯柳尼科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一批学者和专家(阿甘别吉扬、阿巴尔金、安奇什金、彼特拉科夫、西塔良、莫任)；也吸收了加·波波夫和B.C.帕夫洛夫参与其事。我参加了所有原则问题的讨论，有时雷日科夫也同我一道去沃伦斯科耶“打草稿”。此外，党中央各部和政府也在草拟需要分送各共和国批准的各种决定草案。同时起草的还有规定加强管理的民主原则的企业法。它被设想成新的经济体制的“顶梁柱”，我们在全会之前即将其公布供全民进行讨论，我们得到劳动集体的强有力支持，它们已成为经济改革的合作者和民主基石。

　　最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与会者有各地第一书记、工厂厂长、工人、专家、学者，目的是让社会各界正确对待改革。

　　我现在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仍然忍不住要对一些人进行驳斥，他们企图使人相信我们当时所进行的改革过于仓促，考虑不周，是强加于社会的。纯属一派胡言！那些改革不折不扣是改革派、科学界、全社会集体努力的结果，表示反对的只是领导机关中的死硬派。实施改革的轻重缓急并非出于什么人随心所欲的选择，而是根据社会对变革的准备程度确定的。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长达数月的过程中，中央全会的准备工作使国家领导人一直处于日益加剧的紧张情绪之中。这段时间国内外都发生了不少重大事件。工会和共青团召开了例行的代表大会，我自然也参与其事。我还视察了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哈萨克斯坦，出访了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民主德国。为鲁斯特驾机在红场着陆那桩使人丢脸的丑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得不撤换国防部长，解除另外一批对此事负有责任的军事官员的职务，对一向习惯认为万无一失的安全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

　　不过无论就必须付出的努力而言，或者就其戏剧性的紧张情节而言，这件事都无法与中央六月全会的准备过程相提并论。其间的各种事件也确实是按戏剧规律展开的：起始，几条线索同时展开，主人公们的内心活动和公开交锋，高潮，结局。所有的当事人既是作者也是表演者。纠葛与冲突时而隐藏在观众的视线之外，时而显露于表面，造成某种强烈的印象。

　　如果说早些时候基本的争论是在改革拥护者与武断决定的支持者之间进行的话，那么如今的分界线则是在经济体制应改革到何种深度的问题上了。对我们的设想的反抗主要来自各部委和主管部门的领导机构，首先是公共经济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物资设备供应委员会、财政部、政府机关。后来这股反对势力与党内官僚阶层的立场完全合拍。谁也不敢公开宣布反对改革，大家全都投“赞成”票，但是往往做出一些模棱两可、语义双关的决定，留下大量可钻的空子，抑或为倒退回过去大开方便之门。

　　很遗憾，这一阶段我和雷日科夫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冲突。我眼见他经受着来自实力雄厚的经理阶层中他往日的同僚们的强大压力。他们不断向他偷偷灌输一种用心险恶的思想；有人要求政府高效率地领导国民经济，又大肆破坏计划体制，剥夺其实际的管理手段。于是他有时候便表现出举棋不定，前后矛盾。除此之外，还应当补充一句：他对书记处、中央委员会各部、尤其是利加乔夫一再干预政府职能的做法的反应，许多时候是有道理的，但做得太过分了，结果适得其反。

　　我一再努力让雷日科夫坚持改革立场，今天看来，这一点基本上做到了。但正如俗话所说，纸包不住火。就在这个时候，舆论界逐渐产生了一些看法，说政府首脑是保守观点的信徒。

　　第一次意见冲突发生在4月3日召开的讨论提纲和报告起草问题的预备会议上：这是一次从容不迫、毫无拘束的非正式的意见交换，延续了将近四个小时。

　　我不能说雷日科夫的思想与大家的态度不协调。但是某些论调令人警觉。他极力强调不能“超出社会主义的规范”(记得我对此是这样反驳的：“我们是要在社会主义的规范之内进行改革，但绝不是那些禁锢社会、窒息群众主动精神和参与热情的规范”)。他还埋怨沃罗宁对物资设备供应的管理乱了套。

　　当事情牵涉到轻工业的高额指标时，谈话明显地尖锐了起来。计划给轻工部门投入750亿，而它与商贸部门所签合约仅720亿。按国家计委和政府的意见，必须加强轻工业，以便为计划积累经营和预算所需的资金。但是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在计划中增加商业部门并未提出需求的这30亿卢布？

　　整个4月和5月上旬全在忙于准备提纲的工作。我定期与工作小组成员们进行讨论，尽可能不要忽略与此有关的哪怕最微小的细节，实际上我每天都要去沃伦斯科耶或者把同事们请到我那里。一部分一部分地阅读、争论、寻求适合的基调和准确的表述。初稿的特点是过分咄咄逼人，疾言厉色。这是针对国家计委和其他经济主管部门的态度所作出的理所当然的反应。但我指出，提供给中央委员的提纲应当以庄重性和说服力而不是以情绪化和政论性取胜。报告则应具备通俗易懂的特点，因为全国人民都要阅读。

　　提纲的起草工作于5月9日结束，于是这份长达40页的文件便分发给了政治局委员。

　　提纲中首次描绘了日渐逼近我国的经济危机的情景(尚未具体使用“危机”这个字眼)，论述了改革经济管理和建立真正行之有效的防止浪费机制的基本方针。

　　当时我们一再强调，改革的构思是在社会主义的范畴之内进行的，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本身就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国家主要在30年代形成的那种模式的许多特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社会所有制的国家化，对劳动活动的合作化形式和个体形式不够重视，将计划性与中央集权制混为一谈，限制管理和自我管理的各种民主形式，所有这一切都受到了尖锐的批判。

　　提纲对经济企业(联合公司)作为完全独立地进行经营管理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这一新的模式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计划的“宗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应当逐渐从指令性、指挥性的计划变成推荐性的、预测性的计划。向新的价格制定原则转变，实质上也就是向市场机制与国家调节相结合的原则转变，被称作改革的关键时刻。改革经济管理机关的基本方针也得到了充分的阐述。

　　诸如党委机关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监管过细之类的问题，在那个时期尚未能彻底澄清。柯西金当初曾要求将苏共中央所设的用来分管实际上是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那些个部划归政府。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认为这是企图剥夺党的领导进行管理的手段，留给它的只剩下了意识形态。所作出的反应完全相反：相应的部、局开始更快地膨胀起来。因比，提纲中仅仅泛泛地讲了讲，党委不应当干预企业的经济运营活动，它们必须集中精力去扩展管理的民主基础。

　　在政治局分发这份提纲之后，我去拜科努尔航天中心呆了几天，在那里了解了建造“暴风雪”系统并将其用威力最强大的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的工作情况。我再次坚信我国科学技术的巨大实力，坚信如果科技得到强大经济的增援，我们面前还将会展现出更加美好的前景。

　　5月14日，政治局会议对提纲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也不乏高度的甚至热情洋溢的评价。雷日科夫、利加乔夫、塔雷津、沃罗特尼科夫与另外几个人充当了修正者和批评家的角色：不过，既然总书记被视为这一文件的作者，批评便带有克制的性质，甚至在原则问题上的分歧也表达得像私人之间提意见一样。

　　利加乔夫并不深究经济改革的问题，却突然开始说教起来：不应当将改革归结到民主化，这只是其手段，而且的应当是巩固社会主义。他表示赞同少对过去作一些批评。

　　叶利钦赞扬了文件的深刻性和新颖性，表示赞成加强涉及党的工作的那个部分。他正好是在领导首都党的工作，而众所周知，“担心什么就老说什么”。

　　我在对讨论进行总结时强调，党内转变对改革的态度十分重要。

　　“运动已经开始，但也存在着阻力。许多人行动不力，有的人还掉了队：我的哈萨克斯坦之行再一次证实了这种情况。我忘记不了人群中发出的呼声：‘究竟多会儿改革才能改到我们这儿呀？’

　　“改革将会成为匍匐迂缓、浮光掠影式的抑或坚决彻底、革故鼎新式的，这就要取决于我们的努力程度了。仓促草率、猛冲猛打固然不可取，但也不能拖拖拉拉、观望等待。我们一定要带着一整套崭新的机制进入第十三个五年计划。”

　　矛盾加剧

　　制定一系列政府文件的工作进展如何呢？先是向政治局报送了关于改善国家统计工作的决定草案，随后是有关改革财政信贷制度和价格形成的文件。也许这是首次以公开的形式向政治局提出预算赤字的问题。

　　更为特别的是，戈斯捷夫报告说，为了使预算平衡，吸收了210亿卢布的信贷资金：而缺额多达800亿卢布：从哪里去弄其余所需的600个亿却不清楚。今天这类问题在大街小巷都可以谈论，而在当时就要算是一种新发现了，因为信贷资金用作预算的收入项目从前一直是秘而不宣的，对这种事情谁都一无所知。这就是国民经济中通货膨胀现象的主要根源。

　　从戈斯捷夫的话中可以清楚地发现一条国库工作的线索，在财政方面似乎有人受到强迫命令，硬要将赤字掩盖起来，而不是为企业的自负盈亏和自筹资金创造条件，我抓住这点，说道：

　　“经济核算制本身总是隐藏着企业和国家预算的潜在冲突。财政监督是对的，但要看为了什么目的。如果包办代替，甚至强迫命令，这是一回事；而如果帮助有效地实行经济核算制，使得每个企业都增加收入并向财政部交纳应当上缴的那一部分，那么情况就要复杂一些。但这正是任务之所在。鲍里斯·伊万诺维奇 [ 译者注：指戈斯捷夫。 ] ，你最好召集大家，解释清楚自筹资金是怎么回事。有些人在人民群众面前把法律喊得震天价响，可是工作中同群众打成一片，发动群众，却从来不干。”

　　接着谈话转入价格形成问题。旧的价格制度最主要的缺陷在于，它们历来是按费用水平确定的。结果我们不仅没有对节约资源的企业进行奖励，反而使其受到了惩罚。这就是大家都依赖和等待国家补贴的原因。价格的决定应当考虑社会必需的开支和产品、需求、供给的质量。对零售价格也必须重新进行考虑。单是粮食补贴就高达560亿卢布，亦即超过其销售额的45%，这难道能认为是正常的吗？同时我也坚决反对企图以提高价格来减少预算赤字的做法。我们的一切所得，都应当通过工薪还之于民，但或许对领取高额报酬的、上层人物应当例外。

　　我再次让大家注意，一些新名词(控制数字、国家定购、定额、限额)充当了老内容的掩饰品，这是不能容许的。

　　有这么一件事，它足以说明传统的力量何等巨大。农业机械制造部部长亚·亚·叶热夫斯基在全会的发一言中提到，联合收割机的订货量在下降，国家农工联合公司只要10万台，而计划中列入的是10.8万台。这位部长请求向第一书记们做做工作，让他们再督促各州、各共和国、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订足所需要的数量。究竟是谁需要呢？我早就了解叶热夫斯基是一个精明能干、热心工作的干部，但旧体制度在他脑子里扎下的根却深到何等地步！

　　会间休息之后，沃罗宁这个善于说服人的能手向人家报告说，到这个五年计划末期，30%的物资技术供应将转变为批发交易。于是爆发了一场争论，为什么是30%呢？不是下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前新的经济机制就应当全面启动，实行新的价格制定制度了吗？怎么还会保留70%的“凭票供应”分配资源的旧制度呢？据称，政府的意见是批发交易应当逐步实行，其速度要视资源的积累和克服短缺现象的进展情况而定。但这里把事情弄颠倒了，于是我直截了当地说道：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过渡到批发贸易。这里形成一个循环论证：物资技术供应无法改为批发交易似乎是因为物资短缺，而调拨却恰恰会产生短缺。出路只有一条：转为根据合同价格进行的批发交易。

　　决定草案中对批发交易的理解本身就足以引起争论：它被看成了经由分摊定货数额的国家供应总局机关分配生产资料的一种方式。甚至各部门内部的联系都是各个部和主管机关确定的。控制数字的情形也同样如此。

　　实际上这一切都很好解释：有些人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谁能确定指标、分配资源，谁就是国王和上帝，主宰和恩人。这种制度本身就需要短缺现象存在，否则垄断权连同其伴生物——礼品、贿金、相互利用等等，全都会化为乌有。

　　我对这场讨论感到很满意，但要找到适当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却是何等地困难，仿佛穿过热带丛林一般需要披荆斩棘。这套制度迫使有些人为保留它而斗争，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我也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思维的刻板僵化和千篇一律。有的人简直满脑子的陈规陋习，他们还拿来套用生活中的任何事情。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讲的是我国一些心理学家所做的实验，证明苏联人由于受了特殊的教条主义教育，结果都表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特点：对不符合他们的观念或熟记的条条的东西，一概不折不扣地视而不见。直接引用科济马·普鲁特科夫的描述就是：“要是关着大象的笼子上标明的是水牛，你就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在保护旧事物时，因循守旧与对维持老一套的兴趣相结合，便会形成力量巨大的大杂烩。

　　5—6月间，政治局多次开会继续讨论经济改革和决定草案的具体问题。会议一次次开下去，出现的分歧越来越尖锐。5月21日在审议关于改进部长会议和各共和国管理机关的工作、对各部委和主管部门实行改革等的决定草案时，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这次雷日科夫没有掩饰他坚决维护国家机关上层人物利益的意图。而对别人提出的新条件下各个部应当放弃些什么职能的问题，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什么也不放弃。”这个草案的内容中包含一些关于扩充各部的意见，但有的意见明显是荒谬的，例如将冶金工业部和铁道运输部合并之类。我不禁想起了一则关于猴子的寓言。有个画家请一些批评家观赏他一幅颇有争议的新作。画面一角无缘无故地画着一只猴子。画家的用心完全达到了目的：听有的人都大肆攻击这只猴子，力劝作者将其取消。画家终于表示了同意，结果他的画也获得了通过。

　　或许，这里也有同样的用心？如果真是这样，那它可没有达到目的。

　　在经济改革的历史上，与企业法相关的插曲占了不小的分量。这部法律在一系列旨在彻底改进经营管理制度的措施中堪称“报春的燕子”之一。其草案经1987年中央一月全会批准之后，于2月8日公布供全民讨论。而在筹备这次讨论经济改革的全会的过程中，产生了将它用来充当各种预定的改革措施的法制基础的想法。

　　然而马上就出现了各行其是的现象。我们埋头忙于提纲的工作，又被涉及政府部门的几个草案的讨论搞得精疲力竭，一段时间里便对这部法律关注不够。后果马上就显露了出来，因为对其进行讨论和最后加工的专门委员会一直受到一心全面倒退的保守势力所施加的强大压力。实际上这些势力已经采取行动，他们做出倾听“来自基层的意见”的样子，试图削弱这部法律，以便保留中央主管部门的权力。于是不得不进行纠正：政治局在审查草案最后修改的意见时(5月14日)，责成将其与提纲相“对接”。

　　工作小组内部提出建议：草拟一个《经济管理改革基本条例》的文件，并将其连同报告提纲、那部法律草案以及其他一些材料一并分发给全会参加者。这一想法我觉得可行，于是我们肩负起了又一个工作量相当浩繁的任务：瞧瞧看，热情得简直过了分。

　　6月20日，星期六，我邀请雷日科夫来沃伦斯科耶，争取将意见彻底协调起来。参加谈话的有雅科夫列夫、斯柳尼科夫、梅德韦杰夫。雷日科夫带了几个助手同来。给人的感觉是，他很满意向他发出了这次邀请，但对采取谁的立场依然犹豫不决：戈尔巴乔夫的呢，经济学家改革派的呢，还是阵营强大的政府、国家计委和各部等机构的。很难深入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弄清他的种种感受，但关于政府机关的无限权力，有些事情我还是了解的。还是“各民族之父”创立的这个庞然大物一直运转正常。任何人都会被它臣服、改变、“压实”。它的力量来自结伙抱团。部长们、高官显宦们一连数十年安居其位，缓急相助，宴饮往来。人民群众貌似恭顺，逆来顺受，但对自身的价值和权力却也心知肚明。

　　我明白当时的情形，便尽量待之以礼。然而还是再次发生了争吵。依旧是那些双方拔河般争执了数月之久的问题：各部的权限、国家定购制度、物资技术供应等等。最后总算找到了妥协的办法。

　　7月8—9日，国家、中央委员会在我的参与下举行了一次党、经济部门干部的大型会议。坦率地讲，与其说这是出于阐明某些问题的需要，不如说是为了坚定我们的意向。它本身就足以“壮胆”和说服群众。

　　政治局对报告的总结性讨论进行得相当心平气和。没有人提出原来争论激烈的有关经济改革问题的反对意见。这就使我有权确认：“我们无论在主要之点上还是具体细节上都是齐心一致的。”

　　遗憾的是，这个结论日后并未能获得证实。对彻底实行经济改革的抵制未见减弱，并导致了对已经通过的各种决议的严重破坏。

　　中央全会上的争论

　　7月25日终于来临。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日后成为改革阶段性重大事件之一的报告《关于党在彻底改革经济管理方面的任务》。

　　我的论断的出发点是：民主化，再民主化，它正是改革的意义之所在，也是解决已出现的种种尖锐矛盾和问题最有效的手段。管理的行政命令方式正在阻碍我们前进。惰性和消极被动状况的保护伞依然存在。人们口头上讲的，笔底下写的，全都是他们拥护改革，但对自己身边，他们生活和劳动的工作部门里、城市里、乡村里所发生的变化却视而不见。这表明党组织的工作很薄弱，已落后于社会上强劲有力的前进步伐：对哪一级都应当严格要求，并且首先从自身做起。

　　我不仅对个别的中央主管部门提出批评，而且也批评了政治局、书记处、部长会议。点了一长串工作失误的部委、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领导人的名。这在党的大型集会场合是非同寻常的，顿时使会场里活跃了起来。

　　我讲了三项任务(粮食、住房、商品与服务)的首要意义之后着重指出，这几个以及别的一些全国性的迫切问题只有通过彻底改革经济的途径才可能解决。怎样才能使人们当家做主，充分发挥合作社的力量，将社会、集体、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呢？我提出这些问题，是想让全会参加者的目光脱离狭隘的实用主义，给严肃认真的讨论定个调子。

　　可惜的是，尽管事前就分发了报告提纲、《基本条例》、企业法草案，进行了“炮火准备”，仍然未能掀起对改革问题的广泛议论。党的“头头”们虽然发誓忠于改革，也捎带着讲了两句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却仍旧走着早已惯熟的老路：他们的共和国和州里正在干些什么，存在着什么困难，需要中央提供些什么援助。

　　弗·瓦·谢尔比茨基激动地讲述了乌克兰南部和克里米亚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情形，指出这与在当地发展原子能发电工程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还反对撤销共和国的煤炭工业部和冶金部。

　　根·帕·博戈米亚科夫(来自秋明)希望15年内将西伯利亚的天然气产量增加到1万亿立方米，石油则增到5亿吨，随后在若干个五年计划期间一直保持这个水平。对燃料动力资源不计后果的一味榨取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如今我们都很清楚。

　　瓦·卡·麦夏茨(莫斯科州)抱怨说，按照保健和社会环境发展计划指标，莫斯科州在俄罗斯联邦排到了最末几名。

　　彼·马·捷列普涅夫(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着重于建立现代化的森林工业联合公司和开采已在州内发现的石油和钻石矿床。

　　叶利钦讲了莫斯科的变化：已改为实行双班作业制，转变了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作风；他还告诉大家，莫斯科苏维埃执委会30年来首次向选民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在评论国内形势时他说：“两年过去了，改革并没有深入下去。”他还对书记处的工作进行了批评，说“什么也没有改变，还是公文泛滥，高高在上发号施令”。

　　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尤·菲·索洛维约夫忧心忡忡地谈到出现了一些不正规的联合公司的事情。不过，据称这仅仅在一段时间里引起了惊惶失措，“现在局势已经得到了控制”。

　　我很想知道劳动集体内的人们对改革的看法如何。根据莫斯科棉纺织联合企业纺织女工H.H.谢尔巴科娃的发言可以进行判断，在各个企业中人们都准备响应“高层领导”的倡议，但是哪怕最小的一点主动性也会遭到管理机关的反对。

　　高尔基州列宁集体农庄主席M.Г.瓦金发言的基调也几乎与此相同。我们已经讲过多少次不要干涉集体农庄的事务，实际上却仍然是老样子，什么都要管，一直到种植什么和种植多少，什么时候播种和怎样播种。注销债务这种不恰当的做法也依然如故，这便产生了一种倾向：集体农庄都想进入落后单位的名单！政府和计划机关照旧对集体农庄发展副业心怀不满，而这些副业具有难以估量的重要意义，在非黑土地带的条件下尤其是这样。

　　当年政治局委员都要事先掂量他们参与辩论是否合适。我工作初期也是如此，后来这种做法才不复存在。我认为领导层的每个成员都有权自己决定是否发言。但这次仍然使我多少有些感到奇怪的是，雷日科夫在这种性质的会议上竟然默不做声。我觉得，政府首脑理应发言，以此来消除那些广为流传的关于在改革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的谣言。

　　总的说来，这次全会在思想方面并未增加新意，但其成果却相当重大：肯定了民主化的路线，确定了进行经济改革的基本任务和方法。还为下一阶段的改革铺设了一条通道，我指的是关于在1988年夏季召开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决定。

　　我则利用这次全会既推出了改革的纲领，又在国家的政治领导层中重新配置了力量。斯柳尼科夫和雅科夫列夫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任委员，选举尼科诺夫为政治局委员。将库纳耶夫开除出政治局，解除了索科洛夫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选举亚佐夫为候补委员。这次行动并未多费周折。

　　将索科洛夫调入国防部总监察员小组(此即所谓天堂小组，系勃列日涅夫时代专为退休高级军事长官而设)是那次“非常事件”的结果：当时德国青年鲁斯特驾驶轻型飞机闯入莫斯科在红场上着陆。这对我国及其武装力量都是一种羞辱。而最实质性的问题还在于，这是安全保障存在问题和最高指挥集团不负责任的一个信号。这个轰动一时的飞行故事发生时，正值我在柏林参加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圆桌会议(随同我与会的还有葛罗米柯、雷日科夫、谢瓦尔德纳泽、索科洛夫和梅德韦杰夫)。可以想见，当这样一条消息摆上我桌面时，我所体验到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我向与会者通报了所发生的事情，指出不应因为这一事件而对我们的技术水平和防卫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尽管如此，坦白地讲，我自己当时也十分震惊，而且一直根本无法理解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目前我们所拥有的防空技术系统在更加复杂得无可比拟的情况下都足以百分之百地保证发出警报并制止侵犯。这就意味着，问题在于这些系统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武装力量是处于正常状态呢，还是确切点说，处于不正常状态。

　　与往常一样，我们返回莫斯科时分乘了两架飞机，这是老规矩了，为的是飞行时全体领导人不致集中在一起。谈话始终离不开鲁斯特那次飞行的事。与我同行的人都表示赞成严惩有过失的人，首先是国防部的领导。索科洛夫应当下台，更重要的是武装力量内部存在问题的信号以前就曾经出现过。

　　政治局会议上大家都同意让国防部长兼空军总司令科尔杜诺夫退休，对事故进行全面调查并追究有过失的人的责任。我在最后总结时，认为这次事故是对我们整个政策的一次打击，破坏了人民对军队的信任，需要认真地深入分析武装力量内部的情况。

　　会间休息之后，提出了任命亚佐夫为国防部长的建议。尽管这一决定使许多人感到意外，但并无反对意见。亚佐夫当时是分管干部的副部长，不太知名，以前从未担任过诸如总参谋长、西部集团军或者莫斯科军区司令这类权威性的职务。但他具有许多可贵的品质，所以我选中的正是他。

　　我们两人是在远东相识的，当时他在那里担任军区司令。这个军区情况十分复杂，分散在数千公里的地带，存在一大堆令人头疼的问题，特别是生活方面的问题，在将士中引起了动荡不安。亚佐夫的表现却很自信、镇定、在行。他成功地使官兵关系变得亲密起来，改善了整个局面。在这方面，丰富的生活阅历对他大有助益：他作为青年军官参加了卫国战争，战后曾在许多个军区服役，历经了军职的所有级别。他对军队生活了如指掌。

　　此前，当提出进行军队干部大调整的问题时，我便想到了亚佐夫，他被任命为分管干部的国防部副部长，表现出自己确是一个干练的领导者。由于他的积极努力，将官和一般军官开始更新和年轻化，对1200名将军作了退休处理。总而言之，他出任部长一职绝非偶然。

　　这位新部长需要面对他们不熟悉的裁军谈判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有时候，外交部、国防部、军事工业委员会、克格勃的专家们制定我方方针的工作陷入僵局，甚至在扎伊科夫委员会举行过多次会议之后仍然有一些问题意见分歧。亚佐夫自然是支持本部的代表了，但是，当必须接受政治方面的决定时，他也显示出随机应变的能力和清醒的理智。我常将他和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请到我这里来，每次都能找到解决办法：什么是目前可以着手进行的，什么还暂时不能逾越，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备用的立场又是什么。

　　我如此详尽地介绍亚佐夫，是因为很难理解他1991年8月间的所作所为。别的什么人倒也罢了，可对于他，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怀疑到会出卖我。我当时考虑，他是被人引入了歧途，将他牵连进了一起卑鄙的勾当。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冒险行为失败之后，亚佐夫当即承认了他背叛总统的事实。

　　再说说斯柳尼科夫，他最近一个时期一直担任主管经济政策的中央委员会书记，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时间还要更早，那时候他是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我对他这个人、他的政治和经济工作经验、广博的知识、组织才能、工作中的献身精神，都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他曾经担任过全国最大的明斯克拖拉机联合企业总经理、明斯克市委第一书记，担当国家计委副主任的工作也将近10年之久。

　　我高度评价斯柳尼科夫的个人品质：真诚，坦率，极其勤奋。饶舌也许是他惟一的缺点。他太专注于自己的意念了，有时候旁人根本就难以插嘴。

　　至于斯柳尼科夫对于经济改革的观点，应该说在党中央工作的三年期间经历了一个重大的演变过程。起初他与雷日科夫步调一致，采取的是温和的保守立场。这很好解释：他们当年曾经在国家计委共过事。但是后来他逐渐对政府的意见持批评态度，拥护更激进的改革方案。现在想来，他日常与党的领导层中的改革派和学者们的交往，受到来自国家行政管理机构方面的压力较少，再加上难以接受那位政府首脑的骄傲自大，这一切都产生了作用。大约一年过后斯柳尼科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就对部长会议的许多方案和文件表示异议，发表一些态度鲜明的意见。他与雷日科夫的关系彻底破裂。由于这个原因，当然也由于健康状况的急剧恶化，在苏共二十八大之前数月他决定退休。

　　将尼科诺夫选入政治局不仅是顺应了主管农业问题的中央书记应当具有这个级别的久远传统，而且也是该部门所面临的大规模改革任务的要求。他是一个目光相当远大的人，这点特别表现在提出为遭受斯大林迫害的著名学者孔德拉季耶夫和恰亚诺夫恢复名誉的问题上。但对他的改革倾向我当时显然估计过高了。

　　之所以提升雅科夫列夫为政治局委员，是因为我意识到不能让利加乔夫一个人单独监管意识形态领域。他忙于书记处的组织工作和党内事务，最主要的则是，他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出保守特点，这对我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因此这并不是什么听其自然的步骤，而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

　　围绕改革的一场阵地战

　　这次中央全会的各种文件具有妥协的性质。尤其是从今天的高度去看，其中许多都显得模棱两可，甚至很天真。但就当时的我国社会状况和群众觉悟而言，那已经是激进的，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决定了。重要的是沿着既定的道路迈开了实际的步伐，“动真格的”，而生活本身、改革的逻辑自然会表明，改革中应当变更一些什么和朝什么方向去变。

　　这里的许多事情，即使不是主要的事情，都取决于政府、各中央经济机关。遗憾的是，它们在实际上并未发生什么变化。它们认为全会的各项决议是对改革派的过分迁就，无论如何，已经从统一计划的中央集权管理体制退让到最后的界限了。它们不仅没有表现出贯彻执行这些决议的热切愿望，而且相反，一再试图走回头路，想方设法达到自己的目的。

　　几乎不得不强迫政府方案的作者对其进行最后加工，以消除与报告和《改革基本条例》的分歧。企业法草案也需要进行修订。

　　有趣的是，后来党内原教旨主义者中的改革反对派，恰恰也将自己批判的锋芒对准这部法律，声称它的通过无异于将经济推向崩溃的第一步。无可争辩，这部法律并不理想。其中在一定程度上还表现了民主欣快症的影响。好在它所规定的某些措施(如厂长经理选举制)不久就被否定了。但是它的主要缺点恰恰在于实行企业的经营自主原则方面不够连贯和完整。

　　9月间，为了检查贯彻落实中央全会决议的情况，政治局听取了关于制定经济定额(西塔良)和预备实行定价制度改革(帕夫洛夫)的报告。事情的起因在于，中央委员会接到了来自企业的消息，证明那些违反最高层决策的中央管理机关却在恣意妄为。

　　还在六月全会之前雷日科夫就认为，如果允许企业自行制定工作计划，让它们独立自主和自行采购，那么，五年计划就失去了意义，应当从根本上加以修改或者干脆废止。这位总理坚持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雷打不动”，尽管根据1986年和1987年这两年的执行结果就可以明白，这些任务根本无法完成。

　　也许，由上级任命的管理官员们在改革组织机构问题上的对抗表现得尤为顽强。他们在组建国营生产联合企业的幌子下，试图恢复官僚主义的总局系统，这些总局隶属于各部委，保留着本位主义的壁垒和臃肿的机关。这就需要再一次在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直到讨论之后才消除了推行改革过程中的种种偏差。

　　总之，围绕着改革进行了一场阵地战，越是往后，它便越深地陷入了修正意见没完没了、废话连篇、“本能”和蓄意的怠工等等所构成的烂泥潭。

　　关于价格的争论

　　价格和价格形成的问题已成为冲突异常尖锐的一个领域。

　　不过很有秩序。1988年4月中旬政治局审议了有关价格形成方面的意见，这是政府受六月全会之托拟定并于10个月之后提交的。这份意见稿是鼓鼓囊囊一大包文字冗长然而表达并不太清晰的文件，许多观点与改革的意图背道而驰。

　　比如说，其中提出将改革划分为许多阶段。先是在工业和交通部门实行批发的定价和运价，在一定时期内暂不实行新的采购价和零售价。这就会破坏改革的综合配套，迫使重新采取那些极不正常的措施：不断变更零售价。将价格问题与经济改革的其他一些最重要因素脱离开来考虑。草案中找不到这类重要问题的具体答案，比如：如何缩短国内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的差距，如何实现价格形成的分权制度和自主定价，如何向协商价格过渡等等。

　　这份文件受到了严肃的批评，要求部长会议不得拖延对上述问题的解决，因为当时已经十分明显，大规模价格改革的条件必将恶化。但政府方面却不慌不忙，而且看得出来，是害怕认真去抓这个极其尖锐的问题。在机关内部大耍花招的过程中，损失了好几个月时间。而与此同时，关于向稳定的物价“开刀”的谣言在社会上日渐流传，引起了越来越大的不安。最后这个话题被民粹主义者一手操纵，成了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尽管一再宣布提价的收入将全部返还给民众(首先是以附加工资的方式发放给低收入的职工)，而且未经与群众协商不得擅自决定价格，但是报刊上还是掀起了一场反对价格改革的大吵大闹的运动，仿佛这一改革与群众利益相矛盾似的。

　　“不许动物价！”在这个口号下形成了激进民主主义反对派。这会堵塞经济改革的道路，而且他们一旦掌权自己也离不开这种措施，但他们丝毫也没有因此感到尴尬。就像其他许多时候一样，国家的利益被当成了获取廉价声誉的牺牲品。具有激进倾向的报纸一再刊登读者来信专辑和怒气冲冲的“雄辩演说”。

　　短短几星期之内，社会舆论就转向了坚决不同意对价格和价格形成进行改革。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甚至包括那些曾参与酝酿经济改革设想的人，竟然也受其影响。他们都随大流，一个个相继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提出警告，反对在这个问题上仓促行事。为了公正起见应当承认，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是有来由的。早在1988年，已经开始出现消费市场和货币流通秩序紊乱的征兆了。

　　当时在群众要求的压力下，新的经济机制尚未建立起来，便过早地取消了对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比例关系的控制，结果导致货币收入毫无根据的增长。还半开放了(通过合作社)非现金货币转换为现金的渠道。出于对未来生产增长的渴望，逐渐产生了采纳的各种社会规划过多过滥的错误。流通领域涌入了过量货币的洪流，使消费市场(本来就已经相当贫乏)处于不稳定状态。许多东西逐渐买不到了，有时是糖，有时是烟草制品，有时是肥皂，有时是洗衣粉。毫无理由地哄抬日用必需品售价的做法已经成风，这激起了顾客们理所当然的愤怒。

　　围绕价格问题所形成的局面引起我严重的不安。早在8月间休假的时候，我就一再提醒雷日科夫和斯柳尼科夫注意正在出现的形势。阿甘别吉扬送来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言之有据地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和在民众中积极开展解释工作的必要性。

　　1988年10月29日，政治局接受中央委员会几个部的建议，通过了关于零售价格和服务性收费状况的决定，谴责了毫无道理大肆涨价的做法，但是仍然未能扭转舆论。不仅如此，扎斯拉夫斯卡娅、沙塔林、阿巴尔金、波波夫、什梅廖夫等人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反对“在近几年内”对市场价格进行改革，理由是“不得断送改革”、不得激起社会对改革的不满的需要。

　　部长会议、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物价委员会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口头上对记者们的不负责任和学者们的背离感到气愤，实际上无动于衷，行动迟缓，不愿意“引火烧身”和为那些不满人心的决定承担责任。

　　11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雷日科夫在议程之外提出了关于阿巴尔金和沙塔林发表涉及物价问题的文章的问题。反应十分强烈，大家都很气愤，但也仅此而已，事情再无下文。当时就应当到处敲响警钟，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去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演讲，走访生产劳动单位。应当争取让全社会了解一个简单的真理：彻底改变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这是经济改革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果我们还希望改善经济、稳定地提高生活水平的话，那么哪怕再怎么不情愿修改零售价格，离了这一步也是绝对办不到的。

　　当然可以断定，官僚暗地里是赞同对经济改革的攻击的，尽管他们也“反方向”而行，对社会不接受改革幸灾乐祸。这种态度是他们奉行阻止改革的整个路线合乎逻辑的继续。

　　在对自己在经济改革“初步尝试”的悲剧性遭遇中的作用做出批评性评价的同时，也应当承认，我们对那些产生对抗作用的因素估计不足。过久地沉溺于幻想的影响中，一直认为问题只不过是干部心理转变的困难而已。由于不合理地将结构改革的期限拖延了3—4年，结果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丧失了1987—1988年这个改革的最佳时机。

　　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失误，国内局势从此迅速尖锐化，成功实现改革的条件变得越来越不利了，需要寻求另外一些更具根本性的方法将其继续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