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一点光亮：公开性·第十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复杂的遗产

　　“多一点光亮”，布尔什维克党处于地下状态的时候，列宁常常这样说。我早在大学时代就读到了这句话，它已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政治活动经验愈来愈使我确信，列宁的这个口号被忘得无影无踪绝非偶然。原来，它非常不合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口味，不合所有那些与权力有瓜葛的人的口味。相反，“少一点光亮”这才是他们的原则和内心的愿望。如果某位高官显宦也曾喜欢过公开性的话，那只能是因为当时他需要揭发论敌或者诋毁其竞争对手的声誉。也就是说，是出于一心追求名利的目的，而绝非将其视为社会生活和管理机构正常运转中不容剥夺的要素。

　　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公开性”被当作党的武器。人们利用它来辱骂“反革命”，诅咒帝国主义，批判新的“无产阶级浪潮”中的官僚主义分子仅此而已。因为并非别人，恰恰是列宁自己下令对新闻报道实行严厉的国家监督。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布尔什维克害怕同自己的思想论敌公开交锋？

　　这个问题一直激发着我的好奇心。何况早年在党内并未对公开性加以限制。至今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七大至十大的速记记录时，曾经大为赞叹；尽管当时面对国内战争、外国干涉，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陷入绝境，执政党却并不害怕辩论，并不认为可以限制发表意见、言论、批评的自由。我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印象：列宁有意地鼓励“敞开”党内的意见分歧，至少在初期确是如此。不信可以回忆回忆，当时因布列斯特和约 [ 译者注：布列斯特：白俄罗斯西部城市。1918年3月，苏俄在此与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签订和约：和约宣布双方战争状态中止，规定了苏俄放弃领土主权的范围，放弃对波兰、立陶宛等区域的管辖，承认乌克兰和芬兰为独立国，俄军撤出卡尔斯等地区，军队复员以及向德国缴付巨额赔款等项。苏俄为此丧失了大量领土，但赢得了巩固新政权、整顿国家经济和建立红军的时间。1918年11月，协约国与德国签订停战协定后，苏俄宣布废除此条约。 ] 问题而反对列宁本人的论战是何等不留情面，围绕新经济政策 [ 译者注：苏联在1921—1936年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为区别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定名。主要内容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大力发展商业，在一定限度内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并以租让、租赁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 ] 的争论又是何等尖锐和紧张。“工人反对派”也曾毫不留情地指责党的领袖背离了无产阶级、劳功人民的利益。

　　列宁在位时，世所公认的领袖人物中谁也不曾被撤销领导职务，这个事实难道不值得注意吗？相反，当时倒遵守一条独特的原则：领导成员中必须有各种不同立场的活动家。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针对布哈林不时产生的“头脑发热”，列宁曾写信给他说：认为中央委员会里所有的人都应当想法一致，这就意味着将党引向分裂和灭亡。再看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反对派，其中的两人“务必吸收进政治局”；而工人反对派，其中的两人“则务必吸收进中央委员会”。

　　这种气氛一直保持到20年代中期。正进行着激烈的大辩论，但刚刚将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流放外地，就结束了！由于惯性的作用，党内的“审查”一直持续至1929年，随着布哈林反对派的被粉碎，极权主义的铁罩便彻底地扣到了党的头上。

　　如此看来，一方面，列宁曾经是党内自由辩论的拥护者；而另一方面——正是他在十一大的讲话中宣布了关于禁止派别的决议，这事实上意味着对异己思想进行无情的斗争。一方面，他反对党的工作官僚化和用官僚集权制偷换民主集中制。另一方面，却又在清查与自己持不同意见的人的关系时，采取了直至将他们驱逐出党甚而分裂党的作法：这种矛盾可不可以用条件变化了来加以解释呢？在一定程度上当然可以。一个处于地下状态的党决定自身的战略，这是一回事；一个已经掌握政权并为了保有政权而迫切需要团结一致，则是另一回事。

　　然而我认为，性格特点，对自己正确性的绝对相信，在这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列宁喜欢争论，不到以自己的论据和颠扑不破的逻辑将对方击败决不甘休。但遇到“镰刀碰石头”硬对硬的场合，对手不肯认输的时候，他便不惜采取极端手段了。

　　这就是我意在弄清列宁对待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态度的尝试。这种尝试促进了我自己对待这些重大问题的立场配形成。

　　事有凑巧，有一次在魏玛参观歌德故居，我方才得知“多一点光亮”一语出自弥留时刻的这位伟大思想家和作家之口。

　　最初的步骤

　　公开性的第一个行动，我认为应是我1985年5月的列宁格勒之行。领导人和人们有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接触。我的讲话既无任何底稿，又未在事前与同事们磋商，这给政治局出了个很大的难题。3月和4月中央全会未经公布的材料中本来是在高层按“内部方式”传达的许多东西，第一次“扩散”到了全体百姓。

　　接下来又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

　　在飞机旁与扎伊科夫道别时，我从他那里得到一盒录像带，里面有我在斯莫尔尼宫与该市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见时的讲话。回家后的一个星期日，我决定在别墅里让全家人看看这盘带子。大家都很激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说：

　　“我觉得，这应该让人人都听到，让人人都明白。”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不，把录像分发给各州委？让大家完整地听听那次讲话，因为作为新闻报道，电视和广播只播报了一些片断。当时我很难下决心，不愿意突出自己，那样做颇有自我宣扬之嫌。我给利加乔夫打电话并让人将盒带送过去，我在电话里对他说：

　　“叶戈尔·库兹米奇，你看一看，然后说说自己的意见。要不要分发给各州党委？”

　　他看过录像后给我回电话说：

　　“我认为，除了几句话以外，也许应该在电视上全文播发。济米亚宁也是这个意见。”

　　既然利加乔夫(当时是我的“左膀右臂”)和济米亚宁(首席思想家)这样讲，我也就同意了。当时关心时事的人都应当还记得，这次转播在全国引起了何等热烈的反响。人们产生了真正要开始有所变化的希望。

　　公开性的第一步已经迈出，但前面的道路还很漫长。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刻板陈旧的宣传毫无变化。1985年夏天便撤换了宣传部长。但是党整个庞大的意识形态机器(机关工作人员、报刊、党校、社会科学学院等等)仍然在按照自己习以为常的制度运转。要想改变局面，除非在事事秘而不宣的体系上一个接着一个打通“窗口”，这个只有总书记能够做到。

　　我接受美国《时代》杂志采访时的讲话(9月初)和与法国三个电视记者的交谈(10月)，便成了通向公开性的这种突破口之一。《时代》负责人提出访谈要求，建议将问题寄来，亦即“按老规矩”进行采访。书面回答已经写好，但在约好的那天美国人到来之后，却展开了现场交谈。《真理报》全文发表了这次谈话，在国内和世界上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与法国记者会晤的情形可说是一模一样，时间正值我出访巴黎前夕。我在完全公开的自由环境中与这些人接触，他们谈起话来咄咄逼人，有时甚至出言不逊，总是“单刀直入”地提出各种问题。不过，看来我并没有输掉这场舌战。

　　对我而言，这两次访谈无异于一次崭新的经验，一种特殊的收获。留下的感觉仿佛是跨越了某种障碍：在台上讲话，并且还是面对怀着友善心情、“遵守纪律”的听众，这是一回事；而和人面对面地讲话，人家随时都可能打断你、反驳你，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也并非一下子就觉得无拘无束，刚开始还是小心翼翼的，但逐渐便兴奋起来，“放开了手脚”，不再去考虑人家正在给我录音或者正在进行直播了。

　　总书记同大众传播媒介打交道的新风格为党的其他领导人树立了榜样。现在这样做已经司空见惯，显得十分正常和平淡，可一开始还被当作新鲜事儿，使得一些人满心喜欢，也遭到另一些人的指责。

　　鼓励在报刊、电视和广播上对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丑陋现象、不足和缺点发表批评意见，便成了扩大公开性顺理成章的下一个阶段，而以上种种事情以往是不允许公开讲出来接受社会舆论评判的。社会已经被无所不至的压制和禁锢折磨得奄奄一息，只消给记者们稍稍输点儿“氧气”，他们便立即充满了批判哲学的激情。但他们随即遭到了靠委任得到职务的那些官员们的抵制甚至迫害，地方上尤其如此。

　　我本人也注意到了某些偏差：批评逐渐带有侮辱、谩骂的性质，往往发表一些公然诽谤的材料，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另一方面，报纸版面和荧屏上充斥着专职的写作者：专家、教授、作家，首屈一指的则是记者们自己。而“来自生活”的普通群众又一次成了聆听教导和训诫的角色。并且每家传媒机构准许“公开露面”的只是些“自己人”，根本容不下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对于公开性的这一类“下脚料”，开始时我们还试图用往日惯用的方法加以屏除：总书记提醒“首席思想家”注意，那人则向宣传部长作出指示，部里再召集编辑记者开会，指示他们应当怎么做才对。

　　但是这些久经考验的方法渐渐不起作用了。编辑们开始“顶牛”，有些人干脆就不听话，用自行其是的作法考验党的领导的耐心。几乎每星期都要出现一批“大胆”文章，它们对当时公开性所允许的限度心中有数。最早扮演“领头羊”角色的是《星火》、《莫斯科新闻》、《论据与事实》等报刊。因此如前所述，在几次中央全会上、在机关和领导人中，一时对新闻界的为所欲为议论纷纷；我却愈来愈趋向于得出结论：必须保障公开性免受侵犯，但大众传媒也应当承担明确的责任。要办到其中任何一点，都不可以采取“喝令”编辑的办法，而只能诉诸有关新闻出版的法律。我的这种想法最早考虑成熟大约是在1986年，但待到其得以付诸实施，已经耗去了不少时间。

　　由于有了公开性，改革开始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而只有真正“富有参与精神”的人才能做到公开性，他们在报纸和广播电视台的编辑部里日复一日地传播和阐释着新思想。没有公开性，便很难指望相应的实践活动能沿着改革政策的轨道进行。

　　当我感到出自上层的意图被日益“架空”，在党政机关垂直领导部门卡壳的时候，便更加对公开性的意义做出了高度评价。言论自由能让你越过机关工作人员直接与群众打交道，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获得他们的支持：“反馈”形成之后，同样会对改革的发动者产生巨大的影响。

　　禁区

　　“批评禁区”很快就成了一个急迫的问题。勃列日涅夫认为还是给自己在“高层”的战友们留点情面为好。因为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他们。什么时候容许过对库纳耶夫、谢尔比茨基、拉希多夫、阿利耶夫或者莫斯科“格里申帮”提出批评意见？这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

　　问题并不仅止于此。当时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形呢？在区里可以批评所有的人，甚至区执委会主席。但是第一书记嘛，只要上面还没有撤掉他，你可千万别碰。这曾是一条铁定的规矩。因此，当级别越来越高的一个个党员领导如今相继脱出了“批评禁区”的时候，反应就近似病态了。有多少电话打到了编辑部、党中央，指控电视和报纸竟然“胆敢”将久居高位的土皇帝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真理报》主编维·阿法纳西耶夫的埋怨也很多。各州都扳着指头计算，看看党中央机关报正面报道这个州或那个州有多少次，提出批评又有多少次。甚至干脆要求“保持平衡”，以免“委屈州里的共产党员和劳动群众”。还通过中央委员会的院外活动集团 [ 译者注：院外活动集团，亦称“院外集团”、“第三院”。美国对为一定利益集团从事议院外游说活动的群体的通称。 ] 施加压力。

　　当年举凡牵涉到实际军费开支、军队的整体状况、军工综合体科研情况、国防资金和物资有效利用的资料等等，一切都是秘而不宣的。不仅是老百姓，就连政治局委员也不了解真相并在实际上成了“人质”，对高度秘密的问题只能在现成决定上签字画押，根本无权提问和议论。在乌斯季诺夫主管国防口的时候，实际上他就一手垄断了这方面的工作。除了勃列日涅夫以外，政治局委员中谁也不敢过问一句，更不必说要求了解这方面的什么情况了。顺带提一句，军队中的老兵倚老卖老欺负新兵的现象早就存在，但对这类消息却一直讳莫如深。

　　对外贸易是又一个封闭的领域，尤其是在武器销售方面：数量、品种、交货地点、贷款金额等等。几乎同样的规矩也扩大到了粮食、石油、天然气、金属的贸易活动。这方面的详细资料在外国所有的参考手册中向来都公开发表，而在我们这里却作为头等的国家机密对公众严加提防。

　　克格勃也完全处于报道与批评的范围之外。最多也就是从那里偶尔传出一条语焉不详的消息：驱逐了一名间谍，要么就是说某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与帝国主义谍报部门有着瓜葛之类。

　　事实上全部统计资料都被审查的铁盖子捂得严严实实。有关经济、社会问题、文化、人口的资料，只有在党中央做出特殊决定的情况下才能发表，并且还要大加删削和粉饰，居民生活水平的问题尤其如此。犯罪率资料和医疗卫生指数同样被重重封锁。

　　不仅军事预算，而且国家普通预算的真实数据也是保密的。预算赤字对社会公众秘而不宣。千百万存款人从未料到，为了弥补赤字曾一次次非法地从储蓄银行挪用资金。又有谁了解国防支出的增长速度，多年来都高出国民收入计划增长数和实际增长数50%至100%呢！

　　发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的预算草案完全正常。其中有一项“其他支出”拨款达1000亿—2000亿卢布：这些人民代表谁也不敢斗胆问上一句：“其他支出”究竟是什么东西？这可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占全部预算的五分之一哩。

　　当时又是如何对待极为少见但终归偶有发生的要求了解“微妙问题”情况的行为呢？要么干脆对这种“胆大妄为”置之不理，要么就解释说这是国家最高利益所不能容许的。工会代表大会上有一位来自西伯利亚的代表(记不起姓名了)发言时就预算问题委婉地批评了政府，还点了勃列日涅夫的名，说了句这人干吗不管一管。马上麻烦就来了——这一“非常事件”被提交政治局讨论，中央委员会机关大为震惊，负责干部工作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卡皮托诺夫奉命“明查”。

　　突破“禁区”异常艰难。每一次都会引起有关部门的强烈抵抗、秘密保有者们的嘟嚷埋怨和思想家们的痛苦呻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揭开神秘的帷幕使某些机关受到了“寿终正寝”的威胁——它们的毫无作为和百无一用暴露无遗。然而作为“制度的看门犬”的思想家们并非毫无根据地认为，真相将会动摇对我们的那些教条永远正确的迷信，不单是一个国王、而且整个“宫廷”都将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公开性与生态学

　　公开性尖锐地向社会抛出了生态的话题。不能说这个话题此前就完全禁止谈论。不，即便在斯大林时期也有人写过有关林地缩减以及有关奉“伟大舵手”之命建立起来的防护林带的作用的文章。在赫鲁晓夫时期，反对土壤沼泽化和盐渍化一度成为时髦的话题。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报刊上也不时披露一些有关某些最尖锐的生态问题的例证：贝加尔湖、咸海、拉多加湖、里海、亚速海等等。

　　但是尽管如此，终归划有一条硬性的界线，绝对不许愈越雷池一步。透露给公众的只是些只言片语的消息，人民群众无法想象由于粗暴、野蛮地对待大自然而造成的灾难有多大规模。公开性第一次让群众有机会获得有关的全部真相而不是个别的、精心筛选过的片断消息：我们的土地、森林、水域发生了些什么情况，城市里人们呼吸的空气质量如何。“绿色运动”得到了有力的推动。百姓对大型工业项目的建设计划的反应变得强烈起来——对核电站、化学和冶金企业、机场的建设尤其如此。

　　我至今还记得，伏尔加格勒市民对扩建为农业化学服务的企业的计划进行了多么激烈的抗争，不过设计人员保证生态环境不会被污染。别的地方也有这种情形，哪怕事情牵涉到紧缺药品和洗衣粉的生产。强烈的群众性的抗争迫使将北水南调的方案作为罢论，因为这个方案可能给环境带来难以预料的破坏性剧变。一些著名的作家也与保护大自然斗争的主要方面联系在一起。瓦连京·拉斯普京与贝加尔湖，谢尔盖·扎雷金与伏尔加河，奥尔扎斯·苏莱曼诺夫与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的核试验场，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与西伯利亚的河流与森林，瓦西里·别洛夫与俄罗斯北部森林，伊万·瓦西里耶夫与非黑钙土地带(一个村庄的毁灭就是一个国家的毁灭，这是他那些引人注目的文章的主题思想)。

　　公开性揭露了挥霍浪费的心理是何等严重：人们老爱说，我们拥有的一切永远也够用。简直不会开采石油，准确些说，那不是开采石油，那是用“铁掌靴子”践踏冻土地带娇弱的植被。在伏尔加河上建成梯级电站，灭绝了许多种珍贵的鱼类。我们已经得知90个城市(实际上是全苏所有的大工业中心)大气中有害物质的含量都超过容许的标准。当我们各族人民的遗传基因受到威胁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悲痛与愤怒的浪潮席卷了全国。

　　当时已经被迫关闭了1300家企业。这对经济来说自然并不轻松，也使改革大大复杂化了，但是，不管生产部门、地方当局如何反对，我们还是支持了社会舆论。对那些产品为生活保障所必需的企业，则让其采取紧急措施严格遵守生态法规与标准。也不能不反对种种过火的行为。例如，不可粗暴对待土地是显而易见的，但有些狂热分子却要求干脆放弃土壤改良。我表示反对：不应当丧失理智。他们正确地提出警告：我们不了解今天的行为会造成深远的后果；但是，合理用水可是上帝的旨意。即便是在美国，那里的气候条件较我们优越得多，也有着2500万公顷水浇地。不应当奋起反对整个土壤的改良，而是应反对进行改良时所使用的粗暴方法。

　　因此，在对待大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公开性所带来的并不只是收益，也有花销。在报刊上、公开演讲中出现了一些堪称歇斯底里的“下脚料”。某些领导人和企业头头急忙抓住这些胡说八道的言论不放，硬说“绿色运动”会毁灭我们的经济。知识界对生态问题的反应已转变为总体性的结论；一些人从中发现了表明这个制度与生俱来的种种缺陷的新证据。另一些人则洞察了党政领导目光短浅、不负责任、屡犯错误的后果：大家全都更加猛烈地向政府发起攻击。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有时简直失去了自制力：我至今还记得政治局开会时的一个小插曲：“我决不允许挖苦我，挖苦我的家人！”他念念不忘电视上对他进行的极其恶毒的攻击，的的确确气炸了。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及其他突破口

　　公开性也意味着重新放映“束之高阁”的被禁影片，公开发表尖锐批判现实的作品，在国内再版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见的”和旅外作者的著作。

　　阿纳托利·雷巴科夫给我写了一封信，随即又寄来书稿。稿子在艺术方面并未给我们留下太深的印象，但其中再现了斯大林主义时代的环境气氛。已有数十人阅读过这部手稿，他们纷纷向党中央发来信件和评论，认为该书乃是长篇小说的“传世之作”。早在其出版面世以前，它已经构成一个社会事件。作者的名气也起了作用，我是通过《叶卡捷琳娜·沃罗宁娜》和《沉甸甸的沙子》等书了解他的创作情况的。总体看来，我认为该书可以出版，利加乔夫也表示同意。围绕雷巴科夫这部小说所发生的事件，有助于消除对揭露极权主义后果的种种顾虑。

　　领导层对田吉兹·阿布拉泽的影片《忏悔》的反应也属于足以打消顾虑的一例。该片是在谢瓦尔德纳泽的“掩护下”拍摄的，起初只是在电影之家为“小圈子”里的人放映过，后来便开始在其他许多内部礼堂放映。影片所产生的作用有如引爆了一颗炸弹，它不仅成了一个艺术事件，而且也是政治事件。思想家们提出要在政治局里进行讨论，以决定是否允许其广为出租公映。我表示反对，认为这个问题应当由电影工作者、创作协会自己去决定。那边巴不得如此。这样就确立了一个先例，很快那些原来被出版检查打入冷宫的作品纷纷出笼。出版社也开始毫无阻碍地出版艾特马托夫、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金、莫扎耶夫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著作，这些作品超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准则，力图恢复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我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卡拉姆津、C.索洛维约夫、克柳切夫斯基、科斯托马罗夫和其他历史学家的著作，也开始以很大的数量印行。紧随其后的俄罗斯侨民经典作家的书：布宁、梅列日科夫斯基、纳博科夫、扎米亚京、阿尔达诺夫。同时，革命后遭到迫害的那一代伟大思想家也应运“回归祖国”：B.索洛维约夫、费奥多罗夫、别尔嘉耶夫、弗洛连斯基、伊林。

　　我不准备一一列举了。这里所提到的，只是我对其作品已略有所知的一些人。知道吗，当时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真可惜，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是的，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精神营养，只准许吃一份单纯意识形态的可怜口粮，却被剥夺了亲自去比较、对照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并作出自己选择的机会。

　　阻碍的因素

　　社会上很快就意识到了公开性是何等强大的武器。人们开始按另一种标准生活。送到莫斯科、中央机关的虚假的胜利捷报少了，更多的是各种工作真实情况的材料。反馈机制建立起来，政权落入了公开性的“探照灯”之下。从工作和道德的观点去看，谁在领导机构中配任什么角色，显得一清二楚。面对这种新局势，要么是学会适应，要么是与之进行斗争。上层人物对新形势作出的反应正是这样两种。

　　当我们在莫斯科召开各州和地方报刊负责人会议的时候，大家简直是叫苦连天：领导上不断施加压力，动不动就撤销职务，想方设法进行迫害，指使人败坏那些将家丑外扬的记者的声誉。而从“领导上”听到的则是另一番诉苦之声：墙角快给挖空了，有人蓄意破坏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我们的这帮土皇帝，无论是企业、集体农庄、区或州的领导人全都一样，对来自上级的批评习以为常，总是逆来顺受。但是每个人，而且是他的下属，都能自由地品评他的所作所为——这种事从来不曾有过，就会被当作脚底下发生了地震一般。领导干部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对克里姆林宫的抱怨纷至沓来。

　　在前面提到的那次总编辑会议上汇集了大量的材料，足以证明官僚们还死守着坚固的防御阵地，不肯放松他们对报刊的严密控制。不过他们这帮人也并非任何时候都表现得勇敢好斗，更多地倒是胆小怕事，习惯于卑躬屈节。于是我们便开始在中央机关报上赞扬一些文章，以此对地区性报刊表示支持。还不断刊登地方报纸上最有意义的言论和简介，从而保护那些因为敢于批评而遭到迫害的记者。

　　不单单是那些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态度阻碍了公开性的开展。根子可以追溯到领导大众传媒的体制本身，这种制度则是从斯大林时代承袭而来。中央总揽着对这个领域的控制权，“从莫斯科直到最遥远的边疆”。无论是党报还是工会、共青团、作家协会的报纸，甚至连渔民、猎人、老战士组织的报纸在内，不管是什么人办的，反正是宣传部凌驾于所有报纸之上。那时候全体编辑都相信党的规定是正确的。每月一次或两次在党中央宣传部举行与总编们的碰头会，有时部长会议副主席和一些部长也前来参加。会上对报刊发表的文章提出表扬或批评，指示应该写些什么和怎么写。凡有关报刊的刊期、印数、栏目等事项的任何变动，均需经党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委员会机关日常“追踪”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督导员向领导报告自己的观察结果和评价，驯服听话的人得到鼓励，“爱挑刺儿”的人受到严惩。

　　我不能不提一提报刊检查机关，它在“捍卫”这个体制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正式讲来，这个机关被客客气气地称为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它应监视是否有人泄露国家机密。事实上这是特殊类型的意识形态“克格勃”，编辑和出版者们面对它真的是战战兢兢。在该局的职能中还有一项就是监督各种期刊，特别是监督图书馆和档案馆。必须按照它的旨意确定禁书的目录，听它指示什么应该在专门保存处保藏，什么属于“秘密”、“绝密”、“仅供公务使用”。

　　这种做法1988年被废止，这也是公开性的成果之一。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仍然保留，但已丧失了原先的功能。特别馆藏制度也逐渐被废除。属于禁止和半禁止的图书目录已进行了数次重新审查，暂时还没有全部都放回对所有人开放的书架上。首批开禁的书单中便有亚·伊·索尔仁尼琴的作品。

　    报刊失控

　　与此同时，读者开始区别对待那些只顾严格遵循党的路线、很少注意印刷装帧的官方出版物。1986年秋季报纸杂志的征订结果令人倍感兴趣：《共青团真理报》增加300余万份，《苏维埃俄罗斯报》增加100万份，《消息报》增加4万份，《共产党人》杂志增加7万份，《真理报》增加得不多。

　　以打破一潭死水为己任的“自由”出版物纷纷面世。首开先河的是《莫斯科新闻》，它那些大胆的文章不时引起有关部门一片惊慌。只好不止一次地将主编叶戈尔·雅科夫列夫保护起来，尽管他也给我找了不少的麻烦。紧随《莫斯科新闻》跟进的是《星火》杂志。在此之前这是一份神气十足的半官方刊物，先后为格里巴乔夫和萨夫罗诺夫 [ 作者注：H.格里巴乔夫：政论作家；A.萨夫罗诺夫：剧作家。两人都曾多年任《星火》杂志主编。－ ] 所把持这家杂志的主编空缺时，我们就开始讨论任命谁的问题。大家一致同意，应当使这家图文并茂的大众化刊物成为改革思想积极的向导。提到了好几个候选人，最后利加乔夫推荐了科罗季奇，于是便定了下来。为什么选中此人呢？因为此前他在《真理报》上发表过几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引人注目的还有一点，就是他似乎是个“局外”之人，与莫斯科的帮派毫无牵连。给利加乔夫印象最深的是，科罗季奇的言论总是“从阶级立场出发”，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

　　新头头上任后《星火》顿时振作起来，针对许多牵动人心的现实话题发表了一批尖锐的言论，激起了很大的反响。然而可惜的是，随后编辑方针便滑到了片面的、一定程度上还有拉帮结派意味的立场。它所引发的与其他倾向报刊的论战显得冷酷无情，往往有失体面。人们纷纷呼吁文学界不同的派别停止争吵，更多地为社会关注的各种问题着想。然而，科罗季奇在争取当选人民代表未能如愿之后，似乎对《星火》已毫无兴趣，突然跑到美国去了，抛下杂志任其在某些人的卵翼之下日渐衰颓。这家曾经与《莫斯科新闻》一道充当过早期改革拥护者传声筒的刊物，竟然落得了一个可悲的结局。

　　苏共中央的理论、政治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从改革一开始便对新思想持反对态度。使人不得不感到惊奇的是：主办这份杂志的怎么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哲学家、“发达社会主义”经济哲学的狂热信徒科索拉波夫。头几个月我对此未加计较，不想让人觉得我喜欢“收拾”前任安排的人。但这种忍耐逐渐引起了误解，而且工作也迫切要求加强对当时所谓主要党刊的领导。首先想到的人选是伊万·季莫费耶维奇·弗罗洛夫。此人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当年以勇敢反对李森科 [ 译者注：特·杰·李森科(1898—1976)：苏联生物学家、科学院院士。学术上主观武断，依仗政治权势压制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 ] 主义而崭露头角。一度成功地领导《哲学问题》杂志，但被著名的蒙昧主义者、党中央科学部部长特拉佩兹尼尧科夫撤掉了这一职务。他还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杂志《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工作过。总而言之，“符合一切条款”。

　　弗罗洛夫成为《共产党人》主编后，这家杂志的水平很快就大大地提高了，他积极地参与研究和宣传改革思想的工作。此时我才更近一步了解了其人，很欣赏他的独立思考。在我面临意识形态问题的时候，这也成了选择他做我这方面的助手的决定性因素。同他合作的那些年头恰逢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当时我们正在探讨、分析过去，对改革中的现实问题进行理论上的研究。

　　在批判社会从停滞时期继承下来的一切负面事物方面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的是《真理报》。开始时它在除旧布新的工作中常常指明方向，其他报刊惟它马首是瞻。该报“逮住”的批评对象的职位越来越高，也提出了经济改革的许多重大问题。

　　但是，怪事出现了：公开性的潮流变得越是壮阔，其他报纸发表的言论越是大胆，这家党的中央机关报所刊登的文章却越来越枯燥、沉闷、道貌岸然。《真理报》逐渐从领头地位滑向殿后地位，从改革派的阵地堕落为保守派的阵地。它的受欢迎程度不断降低，印数节节缩减，而且这种情况是在各级党委以不同方式帮助发行的情况下发生的。

　　主编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并不掩饰自己对已经进入新阶段的、超越了意识形态正统思想的民主进程的反感。他事事都紧跟那些已擅自得出“改革方向不对头”结论的政治局委员。结果《真理报》从某个时候开始完全变成了改革反对者的传声筒。后来我读了利加乔夫所写的书，其中大肆吹捧阿法拉西耶夫，由此我再一次确信，上述情况完全是在他一手支持下发生的。

　　社会舆论越来越对《真理报》持否定态度。同时在报社内部人员中也对“老总”怨声载道。他的冷漠态度，对同僚意见的公然蔑视，他一直埋头写自己的书从而损害编辑工作，无不令人感到气愤。总之，撤换主编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提到了普里马科夫、博尔金、涅纳舍夫、甚至卡普龙……最后我还是选中了那位弗罗洛夫。坦率地说，我希望担此要职的人不仅按职业标准(院士、富有经验的编辑)完全合适，而且也足可信赖。

　　社会舆论的两极分化

　　报刊逐步从宣传部的专制之下解放出来，显示了人们对国内正在发生的事件的看法和立场日益分化。形成了两极：一极是改革派，当时主张横扫一切的激进派也附属于此派；另一极是顽固守旧派，当时公开复仇帮尚未从中再次分飞出来。

　　这是概略的说法。意见和立场的歧异十分巨大，在上述两大阵营的内部还有许多“骑墙分子”和持中间派观点的小派别。报纸、杂志好似散兵各自据守“掩体”，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趋向和政治流派的代言人。一场怒气冲冲的斗争业已展开：粗暴的指责、攻讦、辱骂和诽谤盛行，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抖露阴私。相互对立的看法和观点往往发展成为无原则的勾心斗角，背后则隐藏着某些集团或大众传媒新主人的私利。每当这样的时刻，我便去参加新闻界的会晤，目的在于使火气冷却下来，提醒他们别忘了在人民面前的责任。这能让对立各方停止争吵一段时间，但随后论战又会更加猛烈地爆发——完全符合升级的逻辑。实际上人人都参与了这场混战，做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

　　公开性不断突破当初力图限制它的框子，开始具有不仰赖于某些人的命令和指示行事的性质：从社会民主化的观点来看，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出现了许多缺点。大众传媒上无原则的相互争吵向社会散播着仇恨、敌对和刻毒的情绪。

　　例如在对1917年十月革命后我国所走过道路的评价问题上就是如此。或许，公开性的无论哪个方面都不曾引起过如此强烈的反响和造成如此巨大的心理震动，这里说的是，恢复苏联时期真实可信的而非神话般的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历史，这段历史中除去众多的人民英雄主义典范和社会设施方面无可争辩的成就之外，还有骇人听闻的官僚为非作歹，大清洗对自由思想的蛮横钳制。人们如饥似渴地争阅揭露当年所犯罪行的报刊书籍，出现了二十大之后又一次令斯大林声名狼藉的浪潮，大张旗鼓地谴责勃列日涅夫，随后事情已发展到了对列宁本人、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原则也进行重新评价的地步。

　　社会上冒出了许多浅薄的耸人听闻的东西。重提旧事往往缺少认真的分析，未能揭示其全部复杂性和当时国内情况的矛盾性。撕去了紧紧掩盖着我国许多历史事件的谎言和蛊惑宣传的层层面纱，但偏见和怨恨往往导致企图以“白色”神话代替“红色”神话，否定那场革命的某些正面内容。

　　我的出发点是：通过认识自己的历史来明辨是非的过程是必要的，人们应当了解有关过去的全部真相。必须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富，如实地恢复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本来面目，我们都获得了什么，是以怎样的代价获得的，造成了什么损失，推销共产主义模式对几代苏联人演变成了。什么在这些问题上，谁也不应当全部抹杀所有的正面东西和70年间国家所取得的成就，贬低人民的自我牺牲精神，人民曾经热切希望建设公正的新生活，不仅成功地提高了祖国的地位，而且对世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与斯大林制度及其反复有关的一切，必须进行分析，极权政治的悲惨教训应当永远记取。但也应当保持对我们父辈和祖辈的记忆的尊重，对他们所经受的种种考验做出应有的评价。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继续坚信革命的理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把苏联历史当成自己亲身经历的年长的几辈人会对不加区别地否定过去倍感委属、觉得自己遭到变化中的社会的排挤，于是开始发怒和抗议。

　　还有一个特别微妙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极其认真负责的分析。这就是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史：在这个问题上尤其需要“清理”、揭露过去被精心掩饰了的各种悲剧性的事件。但是，当然应该将它们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不能忘记为了各民族的发展、它们在多民族国家里的和睦相处和友谊所作出的那些极其巨大的努力。

　　可惜在这些问题上成见和偏执同样占了上风，那些对联盟思想本身展开攻击的民族主义者，就靠着成见和偏执，实现了政治上的飞黄腾达，迫不及待地一头扑向权力的宝座。

　　公开性与知识界

　　在党对意识形态实行垄断的情况下，形成了许多宗派和集团，它们掌管着各类创作协会，发挥着当局与知识界之间联系人的功能。科学领域，文艺领域，广义上的创造性领域，被牢牢地纳入分配角色、势力和瓜分国家大蛋糕的总体系之中。历届人民领袖深深懂得，普天之下，尤其是在俄罗斯，“智慧的主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起作用是何等巨大。斯大林在不断惩罚持有异见的哲学家、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的同时，却千方百计地尽力对这个阶层中那些出于信念或者为了生存同当局进行合作的人施以恩典。这种情况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更为显著。庞大的党的机关专司针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在我国，除了相关的部委要管文化之外，几乎所有的部门也都在管，管得最多的当然要数克格勃了。

　　我来到莫斯科之后，曾注意观察党中央文化部部长瓦西里·菲利莫诺维奇·沙乌罗的工作情况。尽管面对着创作人员队伍中日益增大的追求自由的倾向、种种随心所欲和勾心斗角的行为以及持不同政见者的涌现，为了让上级领导对交给他照管的这块“党的工作园地”还看得顺眼，他施展出了奇迹般的随机应变的浑身解数。“秩序”的维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靠的是文艺活动的各个部门都有那么一个与众不同的“官阶表”。也有各自的奖惩制度，各自的“元帅”和“将军”。这些人都是中央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劳动英雄，可以周游世界，享受与党内机关上层领导同样的种种特权。他们的书籍一版再版，印数甚大，他们的画作定期公开展出，他们的乐曲按“经典作品”的规格进行演奏。

　　早在改革开始之初便可以明显地看出，已被当局的娇宠和温存惯坏了的大多数名流们所关心的，首先是他们的这些特权。不过如果粗粗地划分，这里可以有三个阶层。第一个阶层是屡受嘉奖的驯顺盲从之徒，此辈堪称这个体制的支柱；第二个阶层的人尽量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但又不能完全摆脱从“主子餐桌”上得点儿什么的诱惑，诸如奖金、出国旅行、住宅等。最后还有一个阶层，这是一些具有坚定信念的人，他们从不隐讳自己对社会现状持有否定看法。意识形态官员和有关协会的领导人对这类人最感棘手。他们受到种种限制、恫吓、“警告”。其中有的降服了，大部分人则离群索居、创作无法发表的作品。这个类型中的人中也有着各不相同的信念和观点：从“地道的西方派”到乡土与帝制派，从人道主义与国际主义派到狂热的民族主义派，一应俱全。

　　改革伊始，所有的文化部门都已问题成堆，这些问题不仅可以而且需要在全社会范围以及知识分子阶层内部，首先是各创作协会里解决。此事不应当局限于莫斯科一地，尽管首都集中了文化界所有的领导中心及其四分之三以上的巨擎。各共和国的情况也与此类似，而且显示出强烈的民族特点。这在格鲁吉亚最为突出，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也有所表现。

　　1988年1月，当时我在基辅，包括奥列西·冈恰尔在内的一批作家向我提出，要求举行一次会晤。我建议在谢尔比茨基那里聚会。谈话开始时颇为生硬，文学家们指责乌克兰领导人不愿同知识界接触。“我们这是头一回走进这个办公室，”我的交谈对象们说，“而且并不是应弗拉季米尔·瓦西里耶维奇 [ 译者注：指谢尔比茨基 ] 之邀而来：”他们对压制批评、管得太细的作法大发牢骚。对不够重视民族宝藏的问题也流露出不满：乌克兰语学校太少，出版书籍的纸张缺乏等等。大家都谈得推心置腹，但我察觉到谢尔比茨基对文化活动家缺乏好感，对他们所关心的事情不太重视。

　　乌克兰并非例外情况。精神界在哪里都是交由意识形态部门的机关工作人员专管，给这些人提出的首要任务是：将知识分子团结到“党的周围”，而对有异己思想的人则“抓住不放”。

　　不过祸根并不在于主事官员们的愚昧无知，而在于体制本身。改革在这个体制上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缺口。人们的舌头解除了束缚，思维开始获得解放，恐惧消失，已经敢讲心里话了，也敢于染指创作界最高长官们的宝座和特权了。这帮人顿时怒发冲冠，跑去找当权者苦苦哀求：快保护保护我们吧，我们可是一直替你们忠心耿耿地卖力的呀！然而他们很快就明白，时代已经不同了，单靠上司的恩赐与青睐已经不行了，连那些人自己也已不复无所不能，说不定今天或者明天就会轰然垮台。惟有同病相怜的人抱成一团，互相施以援手了。

　　分化越来越深入，不同派别的作家之间的论战越来越激烈，他们越来越紧密地按照共同的观点组合队伍。一方是《我们的同时代人》、《青年近卫军》、《莫斯科》，另一方则是《旗帜》、《十月》、《新世界》。自然也有一些折衷派报刊，但它们不足以决定基本的趋势。两极分化也蔓延到了群众性报刊，出现在各种创作组织的代表大会和全体会议上，将整个社会都卷入了斗争。有人已经在号召按这样的规则行事：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舌战中对遣词用句已经不管不顾，问题的提法变成了这样：你对与不对无关紧要，首要的事情是分清谁“是我们的人”，谁“不是我们的人”。

　　我们力求给人们以自由——言论、思想、创作的自由，而他们如何应用这种自由，只能取决于他们自己。如今不得不痛心地承认，知识界相当一部分人当时对这种自由的运用远未给社会甚至他们本身带来好处。

　　当时的基本方向还是正确的。对歪曲历史和美化现实的行为进行了斗争，偶像被打翻在地，不公正地遭受过迫害和侮辱的人们扬眉吐气。在年轻人的压力之下，各种创作协会中的守旧分子的堡垒轰然坍塌。电影工作者成了这场不流血政变的先锋，他们在自己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改选掉了协会原来的全部领导人，交由З.克利莫夫掌管。作家、画家、建筑学家们也迅即效法这一榜样。作曲家协会的“老家伙”最终坚持的时间比其他所有的人都长——吉洪·赫连尼科夫的威望太高了，他已干练地管理这个苏联音乐家组织长达数十年之久。但即便是他最终也不得不给“新人们”让路。

　　当时发生了多少万众欢腾的事情，人们用热情洋溢的话语畅谈腐朽官僚和庸碌之辈耀武扬威的局面终于宣告结束，自由创造前所未有的良机已展现在眼前。确实如此，最初涌现了一批很有意义的戏剧、电影和小说，大多是纪实性的。但是为时不久，改革派中的过激分子便开始为自己复仇了。他们企图一笔勾销苏维埃时期艺术遗产的种种尝试无果而终。过激派生拉硬拽地赶走原先的权威，一屁股坐上了书记们的安乐椅，却并没有能够创造出什么像样的作品，更不消说正常的创作气氛了。

　　1987年2月，政治局会议上谈到了创作协会的问题。我说，如果知识界在此时此刻陷入勾心斗角、冤冤相报的泥坑，那是最糟糕不过的事了。有时候在报上看到一些会议上所发生的情况，简直令人感到脸红。与此同时，许多艺术家也想协助推进改革，在这方面任何东西也无法取代文学、电影、戏剧。前一天我在同时代人剧院看了米·沙特罗夫的剧本《布尔什维克》的演出。全场真正是群情振奋，人们将每段对白与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两相对比。因而我重又想到，不应当对艺术家发号施令、指手画脚，需要的是尽可能帮助他们理解改革的意图，找到自身在改革中的位置。

　　实质上，我们在文化一方面的新政策也仅限于此了。一方面摒弃了“推土机方式” [ 作者注：这一说法开始流行是在下述事件之后：当时莫斯科当局下令用推土机摧毁了由先锋派画家在停车区组织的未经核准的一次画展。事后格里申一再信誓旦旦地说这是某些死板官僚干的，但那伙人不经他这位第一书记“点头”便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如此这般的决定，显然令人生疑。 ] (这个隐语无论对水彩写生还是其他艺术都完全适用)，支持了文化界那些真正齐心协力反对粗制滥造、庸俗下流、腐化堕落风气的活动家。我们一再建议在文化界扩大公开性，使一件又一件的瑰宝还之于民。世界上以往数十年间出版的许多重要作品，一度不准与苏联读者见面，或者苏联人闻所未闻，如今纷纷翻译出版。

　　博物馆的馆藏对外开放了，菲洛诺夫、孔恰洛夫斯基、沙加尔以及其他许多对20世纪整个画坛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画家的艺术珍品，已经成为广大公众的财富。

　　我当时已用不着去苦苦思索应当为艺术界知识分子分派什么样的角色。一开始我便明白，没有他们定然难以唤起民众投身改革，但让他们自己也加入这一进程同样极其不易。

　　我尽量不错过每一场重要的戏剧和电影的演出，常常参观展览，同演员、作家、音乐家见面，有时是应他们的请求，有时则是我自己约请他们进行交谈。

　　1986年初夏与作家的会晤至今历历在目。其时作家代表大会开幕在即，出现了尖锐的争论，涌现出使作家协会面临分裂危险的各个派别。我决定邀请作家来进行开诚布公的交谈。

　　中央书记处大厅里作家协会的25位头面人物济济一堂。我开诚布公地同他们交换对演出的意见，强调我们对创作界知识分子的支持还很不够，询问他们打算如何搞好文学工作。

　　交换意见时大家七嘴八舌，尽管在座的是一些相互竞争的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但占据上风的情绪仍然倾向于消除门户之见，更积极地支持改革。或许，列昂尼德·列昂诺夫和谢尔盖·扎雷金等“元老”充满睿智卓识的发言也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问题的长期积累、日见尖锐的利害冲突都对我同知识界会晤的气氛有所影响。我千方百计地力图消除他们的意气用事，平息他们的满腔怒火，但是时间愈久收效愈微。小集团的利益总是占据上风：为这家或那家杂志，为文学基金、书记处职位、协会的理事名额，全都要你争我斗一番。创作和全社会的利益则退居次要地位，不复予以考虑了。当时某些知识分子在国内外的种种丑行，大量不堪入耳的歇斯底里的污言秽语，如今回想起来都感到脸红。

　　也许，可以对我国知识分子当时遭遇的深刻的精神危机少作一些苛求。因为创作活动的取材数十年间都被限定在一个社会阶层——连同它的种种重大问题、特有的矛盾冲突和一幕幕悲欢离合。这一切全都反映在文艺作品里；结果突然间才弄明白，所有这一切原来“不是那么回事儿”，必须重新审视。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工作全是白费力气，对谁都毫无用场了。

　　当然，诸如此类极不公允、有失片面的错误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被推翻。真正富有才华的作品难以超越的价值终将被人们发现，至于它们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手法抑或是别的什么手法写成的，这已无关紧要 [ 作者注：1992年几乎整个苏联电影业都遇到了狗血喷头的唾骂。而到了1993年，许多过去年代的片子已经出现在电视荧屏，老老少少都欣然观赏。 ] 。但是，难道这种想法就能减轻一个艺术家的痛苦吗？他眼看着自己的作品正在遭受嘲弄和听任其被人遗忘呀。

　　显然，改革所引发的思想领域的革命首先震撼了知识分子。因此我倾向于不要严厉责备他们，更不必说揭露他们了。他们比其他人对变革的感受更为敏锐。这些人就其自身的职业而言，理应对身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思考和反映，如今却面临危机。这是一种严重的危机，并非人人都能从容对付。因而许多人便开始歇斯底里大发作，满腔仇恨地攻击改革，攻击我本人。一些人是为其习以为常的小天地和舒心适意的秩序遭到破坏而复仇。另一些人则为自由所陶醉，竞先显耀其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