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广场·第七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新的、不习惯的世界

　　我们在首都没有马上分到住房。临时安置在戈尔基10号别墅。

　　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仍然留在斯塔夫罗波尔。

　　从第一天起，就出现了孤独的感觉：仿佛被抛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岛上，简直弄不清楚我们身在何处，出了什么事，周围都有谁。与此同时，因为我们“与世隔绝”又感到心里不舒坦。别墅不大，没有其他房舍。服务人员、军官、卫队就在跟前。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要交换意见，讨论自己的感受，只有晚上下班后在别墅的地界内散步时进行。

　　不久就向我们提供了另外一处别墅。是在索斯诺夫卡，离克雷拉茨科耶不远，与谢列布良内博尔之间隔着一条莫斯科河。30年代奥尔忠尼启则曾在此居住，我们迁入之前契尔年科住过。别墅并无特殊的建筑构想。这是一座旧的木质建筑物，年久失修，不过住着倒还舒服。人们很少关心它，因为想在原地盖一座新别墅。它就成了新当选者独特的中转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前往斯塔夫罗波尔，带上孩子们和家什回到莫斯科，开始收拾新居。我们全家一起迎来了新的1979年。在克里姆林宫的钟声中相互举杯祝贺，暗自希望来年一切顺利。

　　随着我在党内地位的变化，别墅也换了。按规定，政治局委员住的别墅比政治局候补委员或者中央书记住的豪华阔绰。尽管二者之间有着种种差别，却都具有令人感到压抑的营房式外观。起初我们总是摆脱不掉住旅馆的感觉。只是靠着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努力，才形成了一个我们在精神上倍感亲切的小天地。

　　后来我们分到了莫斯科人戏称为“贵族之家”大楼中的一个单元，它位于休谢夫大街上。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也搬去了。不过我们仍然住在别墅，因为新房的装修需要很多时间。

　　我到莫斯科来，很清楚自己肩上的责任。从一开始我就一心扑在工作上，像苦役犯一样每天工作12—16小时。

　　我在斯塔夫罗波尔当了将近九年的第一书记。始终置身于政治的风口浪尖上。如果说在我党内生涯之初不时会冒出要不要另做打算的念头，那么边疆区党委书记的工作使我最终确信此乃正确的选择。政治占了上风。我将此生最好的年华贡献给它，我品出了个中滋味，如今这个天地已使我全神贯注。

　　作为一个中央委员和边疆区委书记，我曾经常与“上层”打交道。自以为已经懂得“宫廷”的规矩。然而到了首都才明白，一切都比我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久而久之，我才渐渐弄清了“上层”关系的具体而微妙之处。

　　起初，我精力充沛地投入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和书记处会议上对问题的讨论，这引起我的同行并非十分积极的反应。有人把我当成“爱出风头的人”。我尽量避免成为这部机器的又一个牺牲品，尽量避免陷入等级服从制度的陈规旧俗。然而遵循这样的行为准则谈何容易。同眼下置身莫斯科权力的最高层相比，我在斯塔夫罗波尔当边疆区委书记时拥有的自由要大得多。

　　政治局和总书记

　　我要是先对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产生的经过略作交代，再来介绍我在这两个机构的工作情况，就比较好懂，也比较有说服力了。

　　大家都知道，“政治局”这个术语是在1917年10月出现的，当时需要建立一个对起义进行政治领导的机构。然而作为一个常设领导机构的政治局，直到1919年才选出。此前一切问题，包括最琐碎的日常问题都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即使在革命最紧张的时候中央委员会也几乎是每周开会一次。

　　在中央委员人数尚未超过10—20人时，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然而随着党的不断壮大和中央委员会的扩大，入选中央委员会的人不仅来自中央机关，而且来自外省，中央委员会就无法像先前那样运作了。这时便成立了政治局和组织局，中央全会闭会期间，党由它们来领导。这两个机构渐渐集中了全部的权力。

　　第一届政治局是中央委员会原班人马的核心。那都是全党和全国闻名的政治人物。不设正式的主席，每位委员的威信并不取决于他的职务和地位，恰恰相反，是地位取决于实际的威信。会议通常由列宁主持，他的领导地位是无可争辩的。不过会议也可由其他人如加米涅夫来主持。

　　当时尽量将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而将“日常琐事”推给组织局。在对待人民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家权力机构和机关的态度方面，常常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方面，列宁不止一次地说，不得老麻烦政府，而另一方面，刚刚出现冲突的局面，他又立即向人民委员们发出“拉到政治局去”的威胁。后来，当党的领袖不再兼任政府领导人时，这个倾向日益占了上风。

　　至于说到中央书记处，它的职能和人员构成在逐年发生变化。顺便说说，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它掌握在谁的手中，在这里看得最清楚。书记处自1917年8月起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领导，他同时兼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他的主持下，整个组织工作和技术性工作，即所谓的“机关”工作，都具有纯辅助的性质，仅仅是为了保证中央的活动。

　　但在斯维尔德洛夫去世以后，组织工作的规模继续扩大，书记处也扩大了，1919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列·彼·谢列布里亚科夫进入书记处，他们是中央委员和中央组织局委员。其中仅克列斯廷斯基一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时甚至称他为“第一书记”，但我觉得克列斯廷斯基对当时他仍在从事的财政人民委员工作的兴趣要大得多。总的说来，老革命家不大把“书记”职务放在眼里。“人民委员”听起来要有分量得多。

　　1921年三位书记全成了反对派，况且作为“机关工作人员”他们又很不中用。因此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将名气不那么大、却很愿意做机关工作的维·米·莫洛托夫、维·米·米哈伊洛夫、叶·米·雅罗夫斯拉夫斯基选为书记。他们也是中央委员和中央组织局委员，却没有一位进入政治局。

　　很快就明白过来，应当设法提高书记处的威信并且整顿整个党的机关的秩序。这时就产生了将政治局委员斯大林派到书记处去的想法。在此之前，他是惟一的“双料人民委员”——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因此，为了让他不感到委屈，新的职务没有简单地叫做“中央书记”或者“第一书记”。1922年4月3日中央全会选举斯大林为“俄共(布)中央总书记”。

　　过了不到九个月，列宁于1922年12月25日写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 译者注：见《列宁全集》第二版第43卷，第339页。 ]

　　斯大林向世人表明，什么叫做将机关，主要是干部、中央和地方所有大小职务的任命统统掌握在自己手中。他甚至开始对政治局的议事日程和决议的形成施加影响，因为决议都是在书记处内部起草的。换言之，书记处渐渐从向政治局提供组织和技术帮助的辅助性机构变为政治领导的执行机构。

　　软弱的加米涅夫主持的政治局和李可夫领导的人民委员会对权力机构的影响在降低。与此相反，与地区的党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的书记处的作用得到加强。斯大林与地方干部的关系搞得不错，他将自己的人安插到关键岗位上，并在他们的帮助下挫败了对手。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维埃日益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人民委员部则日益成为部门立场的体现者。党开始充当捍卫“全国利益”的整合力量。中央和地方的党委会渐渐开始越权代行国家机关的职能。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地区的常委会和全体会议上，如今不仅决定政治问题，还决定纯经济的问题。

　　不仅具有极权性质的权力机构发生变化，党本身和党的职能也在发生变化。它已不是一般的社会政治组织，而是社会管理机构，是正在形成的官僚命令体制的承重结构。任何改变这种作用的企图都被认为是破坏基础。

　　柯西金并不是个天真的人。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央委员会机关内开始对应所有国民经济问题成立权力不小的各个部时，柯西金曾试图反对，却无功而返。这些部还是成立了，而且发展到了中央委员会中设立“有机硅生产处”的地步。这些机构并不对工作结果直接负责，却对各部和各企业进行严密的监视，处处插手，往往是制造出新的障碍。与此相对应，部长会议办公厅内也成立了分管大部门的机构。新的部委层出不穷。

　　按照宪法的逻辑，应当是党制定政策，最高苏维埃通过法律，政府执行这一政策和贯彻法律。好像是个民主的方案。但因为党插手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的职能，整个方案名存实亡。结果是乱成了一锅粥。一方面，权力机构没有任何分工，没有任何监督，另一方面，权力又高度集中。

　　勃列日涅夫从赫鲁晓夫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他恢复了农村中的区委会，恢复了地区党委会原先的作用。二十三大上恢复了总书记职务，并亲自担任此职。他的主要支柱依然是州委、边疆区委和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不过如果说斯大林时期是靠清洗来维持，那么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这就靠权力的主要载体之间独特的“共同协定”来维持。

　　这个“协定”从未诠释过，从未记录在案，更从未提起过，然而它确实存在。其含义是，第一书记在各自地区内几乎被赋予无限的权力，而他们又应当支持总书记，把他当成首领和领袖来赞美。这便是“君子协定”的实质，它得到严格的遵守。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勃列日涅夫即使在病入膏肓、说话都很困难的时候，也仍然亲自与列位第一书记保持联系。

　　与政府之间也有类似的“协定”。承认政府有权及时有效地管理经济和社会领域。然而事无巨细，均需得到党的同意。而若干重要的部，诸如外交部、国防部、安全部、内务部，实际上完全受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控制，经费和建制仍然留在部长会议。

　　数十年间，党的最高机构的领导作用和无所不至的作用并无任何明确的符合法律的规定。

　　斯大林宪法中曾提到党是劳动人民一切组织、包括社会组织和国家组织的领导核心。但这个提法在宪法条文中显得孤零零的，放在第十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被认为是一般的宣言，而不是宪法和法律准则。直到勃列日涅夫宪法中才出现第六条，将苏共的“政治体制核心”地位固定下来。这是试图使之具有符合法律的假象，试图以宪法准则来阐明国内的现实情况。

　　勃列日涅夫时代

　　在我调到莫斯科之前，党的最高机构内部的力量重新配置已基本结束。如上所述，勃列日涅夫于1964年10月上台执政，是参与推翻赫鲁晓夫行动的几个集团之间妥协的结果。原以为勃列日涅夫是个威望不十分高的人物，可以轻而易举地任意摆布。但是如意算盘全都落空了。他借助并不复杂的政治游戏的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实际上成了不可一世的人物。

　　这些手段中最主要的大概是善于对敌手实行分化瓦解，煽起其相互之间对夺权的猜疑，保留自己的总仲裁人和总调停人的作用。久而久之，我又发现了他的另一个品质：爱记仇。谁要是对他不忠，他都决不放过，但同时又具有一等待时机撤换不中意者的本事。从不采用正面攻击的办法，而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达到目的，最终将不中意者逐出领导班子。

　　1977年撤掉波德戈尔内，1980年年底撤掉柯西金，这样一来勃列日涅夫就大权独揽。命运的作弄就在于那已是勃列日涅夫开始丧失工作能力之后的事情；他的权力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根据恰佐夫院士的回忆，总书记的病情在70年代初开始加重。脑血管硬化和滥用镇静药起了致命的作用，使人精神压抑、萎靡不振。勃列日涅夫已判若两人。原先不但精力较为充沛，而且较为民主，并不回避正常的人际交往。鼓励讨论，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上甚至还有过辩论。如今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辩论已无从说起，就更谈不到他做自我批评了。

　　看来，按照勃列日涅夫的总体健康和智力状况，应当提出让他退下来的问题。从仁爱的角度和国家利益出发，这是人道而且相宜的。然而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根本不愿考虑告别权力的问题。他们要让自己和别人相信，勃列日涅夫离职会破坏平衡，破坏稳定。总之，是又一个“不可替代的人”，尽管已是行将就木。

　　记得有一次政治局开会，主持人“短路”了，语无伦次，讨论没有了头绪。大家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过这一切都给人留下沉重的印象。会后我对安德罗波夫讲了自己的感受。

　　“你知道吗，米哈伊尔，”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将原先对我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应当尽量做到在这种情况下也支持列昂尼德·伊里奇。这是党和国家保持稳定的问题，也是在国际上保持稳定的问题。”

　　我想，不仅是他，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想勃列日涅夫离职。日见衰弱的总书记使州委、边疆区委、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感到十分快意，也使总理、部长们感到快意，因为他们成了自己教区内的绝对主人。换言之，这里也同勃列日涅夫获得权力时一样，有个上述的“共同协定”在起作用。

　　照他们的意见，为维持风雨飘摇的稳定，也需要借助于受到仔细维护的等级制度，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地盘”，不可有非分之想。这种等级制度有时搞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它对一切都作了规定，甚至包括政治局开会时的座次。绝非戏言！

　　似乎是同僚、战友在一起开会。何须客气？然而不，每个人都应各就各位。勃列日涅夫的右手边是苏斯洛夫，左手边是柯西金，柯西金去职后是吉洪诺夫。苏斯洛夫旁边是基里连科，往后是佩尔谢、索洛缅采夫、波诺马廖夫、杰米切夫。另一侧，柯西金旁边是格里申，往后是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最后是戈尔巴乔夫。桌子很大，勃列日涅夫在同那一侧、例如同苏斯洛夫商量问题时，他的吐字发音我们这些坐在另一侧末尾的人就很难听清和听懂。

　　坐在契尔年科旁边也有某些不便之处。他老是离开座位，跑到勃列日涅夫面前，匆匆忙忙地翻弄着公文：

　　“这个我们已经处理过……这个现在就得给您读……这个我们已经从讨论中撤掉……”

　　总之，那场面是够难堪的了。这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这样的时刻我感到羞愧，有时我想，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感受。不管是否如此，大家都正襟危坐，不动声色。

　　目睹这一幕幕“宫廷游戏”，我渐渐明白，惟一可以使我不致身陷其中、不致跌入这样的阴谋的救星，就是：我为之献身、为之负起个人责任的事业。因此我尽力把自己的时间花在对农业政策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上面。

　　问题，问题……

　　1978年宣布获得空前大丰收：23700万吨。然而对国家资源的最初估计推翻了这个数字。我国的谷物是按仓储重量计算，而许多地区的收割是在湿度很高的情况下进行的。将谷物晾干并使之达到标准时，至少要减掉2000万—2500万吨。

　　然而谁也没有因此感到尴尬。恰恰相反，却在大吹大擂，说什么已经接近梦寐以求的目标——人均一吨粮食。

　　为什么不是像匈牙利那样人均一吨半呢？根据官方材料，若干年来，我们生产了人均750公斤左右的谷物。大体上与法国相当。有人应我的要求作了个统计：整个欧共体各国的人口与我国大致相当，而谷物总产量却比我国少。他们用来生产精饲料的谷物为7400万吨，而我国10000万~11000万吨还嫌不够。欧共体国家各种畜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总量都比我国高得多。

　　问题何在呢？初看起来是咄咄怪事：谷物用得少，产量却更高。然而问题在于西方国家制造复合饲料时除谷物之外，还用了3000多万吨蛋白质添加剂，于是情况就大不一样，制成的高效饲料营养素搭配均衡。其次，人家的牧场饲料占35—47%，我国则大约占17—20%。大体上西方国家每头牲畜所用饲料比我们高出50—100%。最后，还有育种。我们抓的是牲畜头数，人家抓的是繁殖力强的牲畜品种。就为完不成牲畜头数计划，撤掉了多少领导人啊！我在斯塔罗夫波尔也是这么干的。

　　我到中央委员会上任之初，正好赶上牲畜开始过冬。各共和国和各州纷纷要求从国家资源中拨给精饲料。并非所有地区都获得丰收。

　　国家收购是怎么回事，我早就清楚。然而如今将视野扩大到全国的范围时，所见到的情况着实令人忧心忡忡。粮食收购在我国从来就不是什么普普通通的经济上的事情。不，这始终是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其压轴戏为“全民夺粮战役”。它是全党，从政治局直到区委、基层组织关注的焦点。收购期间党的各级工作人员最是张皇失措。谁也休想逃脱惩罚。

　　当时采取了从每个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拼命榨出粮食的强硬措施。谁要是想将这场运动变得温和一些或是使之具有清醒的理智，就会给他扣上“具有富农思想倾向”的帽子。如果国家规定的任务无法完成，要想跟中央委员会解释清楚，就得具有巧言善辩的非凡本领。

　　我提到清醒理智绝非偶然。根据几乎从国内战争以来形成的传统，认为收购粮食是多多益善。只要粮食掌握在国家手中，那么，一是不会被盗走，二是可以得到合理的支配，既可对需要粮食者提供帮助，也不让获得好收成者有“任意挥霍”的机会。就是说即使胜利完成收购计划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也不能支配余下的粮食，这部分粮食统统拿去弥补其他农庄的不足。当然这样一来提高产量的积极性就降低了，实际上已化为乌有。

　　有时达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例如，将小麦收购计划下达给列宁格勒、雅拉斯拉夫尔、加里宁等非黑钙土地带州，而这些地方的小麦质量很低，有时连作饲料都不够格。这几个州在向国家交售数万吨小麦之后，便可得到数十万吨畜牧业所需的精饲料，口粮更是不在话下。为了鼓励种粮，每吨小麦付给24卢布，而在生产高质量小麦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每吨只付7—10卢布。

　　再来看看波罗的海三国和白俄罗斯。它们都是靠国家供应粮食的粮食消费大户：每年往白俄罗斯运送小麦近200万吨，波罗的海每个国家为70万—100万吨。可是它们也有收购粮食的计划。认为每个地区都应加入增加产量的行列。所有的共和国都将保证全国收购放在第一位，满足本共和国农庄和居民的需求倒在其次。许多共和国、边疆区、州的领导人便形成了相应的心理。他们设法把粮食榨出来，向上汇报，希望表现突出、遥遥领先、得到承认，以至再得一枚勋章。并且当即毫不迟疑地坐下来写申请，要求中央从国家资源中拨给粮食和饲料。

　　这便是我从斯塔夫罗波尔到莫斯科曾多年参与的粮食收购热潮。而且收购来的粮食也保管得并不好，使用得更糟，特别是用来制造复合饲料的那一部分。工厂、设备、仓库、运输工具、蛋白添加剂均嫌不足。建设这些基础设施需要巨额投资，老是往后推、“等情况好转时再说”。管理机关和党的机关都来抓收购工作：既要多收，又要压价。

　　收购工作中，国家的需要与官员的野心，现实的政治与最平常的经营不善，意识形态与因多年饥馑和营养不良而造成的几乎像多神教一样将粮食奉若神明的心理，这一切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城乡关系，农民的命运，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保护大自然，这些由来已久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我。对这些问题了解得愈深，就愈为国内的情况忧心忡忡，愈对现行经济政策产生怀疑。

　　以统一的国家所有制为依托的统一计划体制，仿佛为在其相互联系中对实际过程进行核算、为合理解决国民经济的关键问题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理论上说来是如此，但在实际中这个学说压制了主动精神。在一个泱泱大国中，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造就了极其复杂的、多层次的官员等级制度，其中每个官员(按照一切官僚体制的运行规律)都力求利用自己的地位捞到好处。

　　国内生产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中央手里。一切也都在中央进行分配。早在关于“拨给资金”、“提供帮助”的申请和报告像雪片一样朝我飞来之初，我就发现，党和国家各级机关的各级官员都是利用这些问题的解决来加强自己的影响和权力。是否提供饲料、肥料、机器设备、建筑材料，完全取决于掌权者和参与解决问题的人。这里个人利益、关系、人情往往比公正或者从工作出发的考虑更有分量。

　　为贪污腐败提供了极其肥沃的土壤。贪污的办法可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为了一己私利，真是各显神通。除了流于俗套的贿赂、进贡和送礼而外，还有更加“微妙”的手段：相互支持和各种小恩小惠、以打猎和钓鱼为幌子的聚饮吃喝。

　　我在这方面想出的主意也许显得有些离奇。我建议作为一项特殊措施，将所有的申请统统交给苏共中央总书记。苏共中央农业部将来自共和国中央和州委的申请汇总，并收集了有关这些地区粮食和饲料实际情况的材料。将这样的汇总报告呈送勃列日涅夫本人。起草了决定初稿。由总书记最后拍板：帮助仿佛是由他直接提供的，正中他的下怀，不过这样一来至少在分配粮食资源方面有了一定之规。

　　同柯西金的冲突

　　1979年收获的粮食比上一年少得多。我得出令人沮丧的结论：收购计划已不现实，差额得靠进口粮食来弥补。

　　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我起草了一份建议和预测，并在主要领导人结束休假后，将此件分送各政治局委员。然而在正式讨论之前，发生了一件事。

　　1979年9月7日要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向宇航员B.A.利亚霍夫和B.B.留明颁奖的仪式，以表彰他们创造了在太空停留175天的当时最长时间的纪录。所有在莫斯科的领导成员都来出席这一盛典。我们站在叶卡捷林娜大厅门外等候，相互交谈着。勃列日涅夫像往常一样询问起收割的情况。我回答说要立即给哈萨克斯坦和中部各州增加汽车，以便运送粮食和收割甜菜。这时柯西金插了进来，他相当尖锐地责备我说：别再求爷爷告奶奶的了，应当自力更生。

　　“我说，”勃列日涅夫相当友善地打断他的话说，“你又不了解收割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要解决。”

　　但柯西金并未就此打住，他的火气越来越大：

　　“这不给我们这些政治局委员散发了农业部的报告。是戈尔巴乔夫签署的。他和他那个部让地方主义情绪牵着鼻子走，我们可没有多余的外汇进口粮食。不能姑息迁就，要提出严格要求，完成收购任务。”

　　我明白部长会议机关工作人员会挑唆柯西金采取反对态度，却没有料到他会作出如此反应。因为指责相当严厉，我也控制不住了，便说要是部长会议认为我和农业部软弱无能，那就让他们自己派人去收粮食，把余粮收集工作进行到底好了。

　　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得设法退出这场争吵。这时一位主持人出来圆场：

　　“列昂尼德，伊里奇 [ 译者注：指勃列日涅夫。 ] ，”他大声说道，“一切就绪，该进场了。”

　　我们跟在勃列日涅夫后面，鱼贯而入。

　　向宇航员颁奖的仪式结束后，我回到办公室。心情沮丧。不仅因为正好是与我很敬重的柯西金发生冲突。在这种时候我尽量表现出冷静，尽量清醒地去作出评价：我是否有不对之处？收购政策中贯穿着强硬路线，不过也有一道我认为无论如何不可逾越的界限。可以把粮食统统收光，一粒不剩，党在这方面的经验绰绰有余。然而这对农民来说是不光彩的行为，也是反国家的行为。不应当采取压制的方式，应当寻求明智的办法。

　　过了一刻钟，勃列日涅夫来了电话。

　　“还在难受吗？”他问道，显然是想鼓励和安慰我一下。

　　“是啊，”我回答道。“可是问题不在这儿。说我采取非国家的立场，我接受不了。”

　　“你做得对，别往心里去。确确实实应当让政府多管一管农业。”谈话到此结束。

　　两小时后，又来了个电话。是柯西金打的专线电话。他若无其事地说：

　　“我想把我们的谈话继续下去。”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这时我一点也不生气了，“要么您在这最后阶段真的把工作接过去吧。我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运动，今年的形势又这么严峻。”

　　柯西金没有做声，过了一会儿他回答说：

　　“您的报告我又看了一遍。您向政治局提出建议吧。”

　　他讲这话时也没有一点怒气，没有申斥，不过并没有道歉。算了吧……

　　顺便说说，柯西金曾经批驳的那次收购任务同样没有完成。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与柯西金的争吵给我带来了完全意想不到的后果，看来某些领导人对这件事的理解太简单化了，认为是我对柯西金本人很厉害。深秋的一天，苏斯洛夫找我谈话时，我想到了。他说：

　　“刚才我们交换了一下意见。很快要开中央全会。打算加强您的地位。有人提出让您当政治局委员。但是我不赞成，我想让您知道有这么回事。我们推荐您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好一些。同您共事的都是干了5年、10年、15年的中央书记。有什么必要把自己的周围搞得那么紧张呢？”

　　他说得对。

　　首都生活

　　到中央委员会工作以后，很少有时间顾及家庭和休息。可是要习惯首都的生活，建立新的关系。我们当然希望弄清我的新同事的家庭生活气氛，希望同他们认识。可是一切都与我的设想相去甚远。

　　聚会和做客都不受鼓励，这算什么……勃列日涅夫自己只邀请十分有限的几个人：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邀请安德罗波夫、基里连科的时候少一些。当然也有例外。1979年初夏，苏斯洛夫邀请我们全家人一起度周末。约好了到远郊一处空着的斯大林别墅去游玩。他带上了女儿、女婿、外孙。几乎在那里呆了一整天：游玩，交谈。午饭根本未做安排，不过茶点倒是有的。这是一次斯塔夫罗波尔人的聚会：仿佛是莫斯科的老住户对新从边疆区调来的年轻同事表示关心。

　　尽管同安德罗波夫关系不错，却从未在家庭的气氛中交往过。有一次我试图主动邀请，结果是碰了一鼻子灰，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难为情。1980年年底我成了政治局委员，我们两家的别墅正好挨在一起。第二年夏天我给他去电话：

　　“仅天我们是斯塔夫罗波尔的吃法。我们还像从前那样，请您和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过来吃饭。”

　　“是啊，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安德罗波夫十分平静地答道。“可是，米哈伊尔，现在我就得推辞了。”

　　“为什么？”我很吃惊。

　　“因为明天就该开始议论了：是谁？在哪儿？为什么？都讨论了些什么？”

　　“至于吗，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我诚恳地试图反驳。

　　“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和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还没有出门，那边就该开始向列昂尼德·伊里奇 [ 译者注：指勃列日涅夫。 ] 报告T.米哈伊尔，我说这话主要是为了你。”

　　从那时起，我们就再无邀请别人或者应邀去做客的想法。我们继续与老朋友聚会，结交新的朋友，相互到家里做客。但他们都不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事。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同样很难融入新的关系体系，始终未能在如今称之为“克里姆林宫夫人”的很特殊的生活中找到自我。跟谁也没有深交。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参加了几次夫人的聚会，因那种气氛而惊讶不已：这里充满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傲慢、猜疑、谄媚和不讲分寸。

　　夫人的世界像镜子一样反射出身居高位的丈夫的职位等级制度，此外再加上某些女人的特点。已经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1979年3月8日，按照惯例举行了政府招待会。所有领导人的妻子都在会场门口列队欢迎外宾和本国女同胞。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站在有空位的地方，绝未料到这里严格遵循着等级服从制度。

　　一位“主要的”太太——基里连科——的妻子正好站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旁边，这时转过身来，毫不客气地用指头指给她看：

　　“你的位置在那儿……最后一个。”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老是说：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离开“上流社会”的圈子，一切都简单得多。伊琳娜和阿纳托利很快就进入新的大学生群体，交上了新朋友。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也恢复了自己的学术联系。她与莫斯科大学、哲学研究所的老熟人和同行建立了联系。马上进入她所熟悉的学术讨论、研讨会和一般友谊聚会的天地。还学起了英语。

　　一有空闲时间，我们就要一辆车，去参观莫斯科。最先去的是靠近市中心的老地方。莫霍瓦亚大街、红门、克拉斯诺谢利斯卡亚大街、矗立着熟悉的消防瞭望塔的索科利尼基、鲁萨科夫俱乐部、斯特罗门卡大街……我们伫立良久。前往亚乌泽河边。驱车过桥，来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卡亚广场。这里已面目全非，无法辨认：旧广场不见了！伤感至极。

　　我在克拉斯纳亚普列斯尼亚也有同样的感触。1951年我身为大学生和宣传鼓动队副队长，在这里搞过选举。当时我抛开学业，奔波在大格鲁吉亚街和小格鲁吉亚街摇摇欲坠的一片片小破屋中，讨好选民，张罗着修理楼梯和屋顶、龙头和开关、锁和门，因为选举前夕任何一个最少言寡语的老太太都会坚定地声称：

　　“老弟，你给办了吧，要不我就不去投票！”

　　可那是50年代的莫斯科。如今小破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多层楼房。列宁山上也是景色一新，过去莫斯科大学和莫斯科河畔的滑雪跳台，在四周的空地和矮屋的衬托下显得孤零零的。昔日的切廖姆什金村住着建筑工人，我们还到那里领过父母寄来的包裹，如今已是高楼林立，俨然一个设施完善的现代化小区。

　　目睹这一切，我的心情是矛盾的。那些年久失修的旧房当然无法居住。然而其内心的温馨感、与大自然近在咫尺、特有的生活方式，又是如此地难以割舍。由此我想到，对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说来，告别老阿尔巴特街是一场怎样的人间悲剧。在加里宁大街 [ 译者注：现更名为新阿尔巴特街。 ] 上刚刚出现布局整齐匀称的建筑群时，莫斯科人将其称之为“莫斯科的假牙”。此时我听到约瑟夫·科布宗演唱关于老阿尔巴特街的歌曲，便思念起青春年少时的那个城市，思念起老莫斯科，歌词是：

　　你是我心爱的老阿尔巴特，

　　绝无仅有的老阿尔巴特，

　　无论我走到哪里，

　　你的风儿永远把我跟随。

　　起初我们选择路线都是兴之所至。往车上一坐，随便开到一个地方停下来，下车走走。周围的一切都流进我们的心田，勾起对遥远往事的回忆。可是我们也想了解自己要在其中生活的今日莫斯科。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选择路线时要按照莫斯科形成的世纪来了解她。先是14—16世纪的莫斯科，然后是17—18世纪的莫斯科，以此类推。通常都有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最近结识的、对旧莫斯科了如指掌的历史学家陪同。

　　然后开始去莫斯科郊区。我们到了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莫斯科河沿岸的景色。科洛缅斯科耶过去也曾听说，然而亲眼所见，却使我们赞叹不已，并深深地吸引住我们。升天教堂高高耸立，直达云霄，直达上苍！

　　我们也利用新的机会来满足自己久已有之的对戏剧的癖好。过去到莫斯科都是来去匆匆，但也尽量多看一些剧目。按老习惯去了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和小剧院。我们喜欢上了瓦赫坦戈夫剧院、讽刺剧院、现代人剧院。塔甘卡剧院的《震撼世界的十天》、《相反的世界》令人难忘。有一次在大剧院观看了由瓦西里耶夫、马克西莫娃、利耶帕等人演出的《斯巴达克》。

　　在莫斯科定居下来之后，就尽量去观剧，仿佛是：要检验一下早年留下的印象。排在首位的仍然是瓦赫坦戈夫剧院；与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现代人剧院、莫斯科市苏维埃剧院、马雅可夫斯基剧院的关系密切起来。我们开始经常去大剧院。当然还有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音乐学院大礼堂。

　　我把这几行文字重新读了一遍，不禁感到惊奇：记忆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对于时代、事件和人，它首先把其中美好的部分储存下来，哪怕这部分很小。

　　阿富汗战争和粮食纲要

　　我军进入阿富汗后，美国和其他国家对苏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美国甚至停止供应已签有协议的粮食。这一禁运使我们无法得到1700万吨左右的粮食。

　　1980年1月勃列日涅夫邀请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我去他那里。我是第一次进入范围很小、实际上作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要决定的决策层。开始时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详细地、十分乐观地讲了他们对阿富汗局势的估计。我则报告了令人忧心忡忡的粮食状况。

　　大家听后全都坐不住了。责成我起草一份具体建议，说明可以满足正常生活需要的最低数量和这方面应向外交部和外贸部发出哪些具体指示。于是我提出了必须制订一项可使我们不再进口粮食的纲要。当时我还没有将其称之为“粮食纲要”，但实际内容就是如此。

　　此次谈话之后，我和勃列日涅夫的助手Г.З.楚卡诺夫写出了总书记在政治局的讲话稿。建议得以通过，并决定吸收国家计委、各部、科研机构参加纲要的制定工作。

　　制定粮食纲要的想法的产生，当然不是凭着灵机一动，也不是因为受了时局的影响。一年多来，我在忙于业务工作的同时，一直试图找出粮食问题的病根。

　　结果如何呢？

　　呈现出可怕的景象。土地，我们称之为自己的乳母，现已遍体鳞伤，无人照料，甚至弃之不顾。我愈来愈确信这种野蛮态度是数十年所奉行的政策的恶果。技术统治论猖獗一时，压制任何道德原则。多年来在解决原料部门(煤炭、矿山、石油)的问题时，对于土地竟然不加考虑。数百万公顷的土地变成铁路、公路的无主“充公地带”。1400万公顷可以生产优质蔬菜、畜牧业饲料的肥沃的洼地为修建水电站中出现的人工海所淹没。数千万公顷土地用于部队试验场和国家边界。

　　当然，拨出土地满足所有这些需要是必不可免的。只是不该这样做：超出一切定额和需要，没有监督，理由是土地“一钱不值”。

　　农业生产中又是如何利用土地的呢？形象的说法是，把全国都犁了个遍——从黑土到沙漠。数百万公顷土地被毁，最宝贵的那层土壤让风刮走了。数百万公顷被深沟和沙漠蚕食掉了。而要恢复这一切，需要好几十年，甚至数百年。

　　这个问题我在斯塔夫罗波尔就曾碰到过，我知道每个气候区、土壤区都需要有自己的土地耕作方式。为了保持土壤的肥力，什么基础知识都得懂。

　　原来，数百万公顷土地报废，仅仅是因为水利设施在建设时没有搞排水系统，用的是省钱的设计方案。没有排水系统，盐分就冲到可耕层，这就是所谓的土壤二次污染。开始到处使用除草剂。需要吗？当然需要，否则就杂草丛生。农民因此少打30%的粮食。但是因为将除草剂悬浮式施入土壤的机器尚未制造出来，结果是广袤疆上上的土地、江河湖泊都遭到污染，给植物和动物的群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我分析这些现象，试图弄清为什么我们在阿穆尔州布拉戈维申斯克区种植的大豆收成不好，大豆我们可是极其需要。原来只差一样东西，就是没有降低土壤的酸性，或者说又是全都因为对土地不经心。

　　另一方面，在波罗的海三国和白俄罗斯，由于两次、三次、四次施石灰改良土壤，结果是酸性降低，产量提高。马谢罗夫在白俄罗斯执政以及斯涅奇库斯在立陶宛执政时，村镇得到振兴，面貌大为改观。农民的心情也起了变化。而在邻近的拉脱维亚，集中一切力量解决工业化问题，农村搞得毫无生气。

　　我国有些地区的命运确实悲惨。北方石油和天然气的野蛮式开采给独一无二的冻土带带来的危害触目惊心，这里的大自然十分敏感，生态平衡的形成用了数百万年的时间。还有里海，阿拉尔地区！还有中亚，盲目扩大棉花播种面积，破坏轮作制，土地和人都深受其害！

　　我要研究的下一个题目，是土地上的人的状况。根深蒂固的把农民当二等公民的观念，已将养活全国的农村居民的那种关于他是享有充分权利的社会成员、社会也确实需要他的意识消灭殆尽。看看电力生产增长的图表，心里会感到高兴。然而当时居住着将近一亿人的农村，却只得到这批电力的10%。我同П.C.涅波罗日尼部长曾有过多次会见和谈话。他还是我在建设斯塔夫罗波尔发电站时的老相识。他同意我的论据，但是对国家计委很有意见，让我对计委施加影响。

　　还有煤炭。在产量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农村获取燃料的途径只有天晓得，因为通过正常途径只能满足三分之一的需要。我面前放着一张地图：煤气管道铺向全国的四面八方。城市至少还有煤气可用，农民却用不上煤气，最近的将来也没有任何让他们用上煤气的计划。

　　农村在道路、学校、医疗机构、社会服务、报纸杂志、电影和文化设施方面也较落后。这些问题最尖锐的地区是非黑钙土地带，俄罗斯的30个州。由于在生产力配置方面犯下的错误，这些州的工业负荷过重，农村则被遗忘了。结果如何呢？农民开始离开农村，前往灯火通明的诱人的城市，那里工作时间有规定，工资也高，柏油马路，整个生活设施都更加完善。我国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农民离开土地，接替他们的是临时工。临时工来播种、照料农作物。临时工来事收割和运输庄稼。牧场上是临时工。修理机器设备的也是临时工。有些是以“领导帮助”为幌子，有些是附近城市来干包工活的。将人与土地的关系搞到这步田地，真是不可思议。出现了农民的两极分化。

　　非黑钙土地带的土地荒芜到了许多人认为往里投资已无任何意义的地步。应该承认，当时我在斯塔夫罗波尔坐井观天，也认为应该往可以迅速得到回报的地方投资。直到后来就此问题进行思考时，才深信纯经济的或者眼前的考虑在这里并不适宜。这里事关俄罗斯、国家、俄罗斯民族那深深的根。

　　顺便说说，在弄清村镇如不建设好就留不住人的道理后，一部分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提出了合并村子和农庄的想法，这样可以使之在电力、燃料、学校、诊疗所、道路和交通等方面得到保障，因为单个的村庄无法办到。可是当合并开始之后，就明白合并也有另外一个缺陷，就是它使千百年来将农民与土地连在一起的看不见的纽带更加断裂。因为土地不仅是你种植燕麦或者马铃薯的地方。不，这是你的家园，你的独一无二的世界，你的祖国。

　　首先想弄清我们的潜在能力究竟如何。我对地区研究所的500个实验农场的工作进行分析，它们分布在全国各地，仿佛微观地反映了全国的地理和自然与气候地带。分析表明，假使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都能达到这些试验农场的水平，那牛奶和肉类就会多到我们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了，谷物就会超过26000万吨。

　　此后我又考虑到这些农场的动力装备率、每公顷耕地所施肥料数量、人均土地面积。同普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作了对比，结果不出所料：土地的产品率与对土地的投资成正比。由此就得出了最老生常谈的结论：现行体制可以很好地运转，只要给我们机器、肥料，把农村建设好，便会有结果的。

　　另一方面也十分清楚，将试验农场的指标用到全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身上不完全恰当。试验农场是育种采用新的工艺，有高水平的干部。他们种植和出售良种、种畜，这是两倍、三倍的价格。最后，试验农场在生产和产品销售中享有高度的自主权。这些都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所缺少的。这里又提出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以国家补贴来帮助他们，还是给他们提供自己能够干得更好、挣得更多的机会？因为全国的大部分农庄首先缺的是那种可以促使进行更有效的经济活动、使经济活动变得对人们有利的经济环境。

　　1965年三月全会为解决收购价格问题所作出的一切决定，早已得到充分的利用。此外，“剪刀差”进一步加大，这是由于向农村提供的设备增加。设备的效率虽与原先相差无几，价格却贵了一两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所欠的债务不断增加，直逼2000亿大关。然而并未改变农村中的经济关系，却采取了最简单的办法：先是延长归还期限，后来干脆勾销了所有农庄的债务。如果某种农作物情况危急，便提高收购价格。这次提高棉花的价格，下次提葡萄，再下次提烟草。

　　这样的措施在一段时间内使情况得到缓解，但过不了两三年，一切又都被机械、燃料、肥料、建材成本的进一步提高吃掉了。农业的最终产品中如今有60%左右的费用与工业对农村的供应挂起钩来。

　　当时，苏共中央七月全会(1978年)才过去两年，全会定好了向农村投资的比重。然而，库拉科夫去世后，政府中尤其是财政部中开始出现议论，说这个结论带有“唯意志论”的性质，是强加在政府身上的。

　　如上所述，砍掉农村所需的费用自有其一套“理论”，就是所谓农村消费掉的国民收入多于它的产出。换言之，这是个彻底亏损的经济部门，一种无底洞，它吞噬掉不可计量的资源，却没有任何回报。

　　这一观点的真实性无人证明过，却有人坚持，而且是冠冕堂皇地坚持，这里不仅有工业、计划、财政等方面的专家，而且有中央书记。由此就得出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国家并不需要大规模的粮食纲要，只需要对农业生产进行最起码的整顿。在发表类似的论断方面数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多尔吉赫最为起劲。在没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纲领之前，当时和后来都常常听到“整顿”这样的话语。

　　不管怎么说，制定现实主义的粮食纲要毕竟还得从批驳类似的“理论”偏见入手。我埋头研究起国民收入的计算方法来了，以为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同往常一样，学者们帮了大忙，尤其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我将他们的第一批计算结果拿给中央统计局和国家计委机关的专家们看，专家们火冒三丈，大加否定。事情很清楚；我的路子走对了。

　　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成立了由苏联国家计委主任H.K.巴伊巴科夫为首的综合小组，其中有科学院、苏联农业科学院、中央统计局和国家计委的代表。经过了怎样的唇枪舌剑，怎样为每一个数字吵得天翻地覆，暂不赘述。我将最后的结果立即发表在苏共中央的正式机关刊物《共产党人》(1980年第11期)上。该文说：“如今农业创造着相当大一部分国民收入——总值的28%左右(将作为纯收入一部分的工业品价格中体现的流转税也计算在内)。农产品和农业原料制成的产品占到国有商业和合作社商业零售商品流转率的三分之二以上。”

　　所谓农业“不盈利”的论断也是以幻想为基础的，却并非科学的幻想，倒是属于纯政治的范畴。所得出的全都材料表明，农业的产出比投入高得多，更不用说国家过去经济发展的一切成就多半都是靠农村取得的了。

　　这些材料全部发表之后，我的论敌们再也不把农业比作“无底洞”了。出现了再次提出实行公平的农产品收购价格的问题的可能性。只需解决一个问题：钱从哪里出？

　　公开提高食品零售价格，这在当时被彻底否定了。这个问题从经济领域完全取消，将它当成纯政治的问题。还有第二条路：增加国家的补贴。然而80年代初，补贴已经达到400亿卢布左右，而且呈稳定增长之势。

　　因此我们的会就开得很艰苦，与会的有巴伊巴科夫、财政部长瓦·费·加尔布佐夫、农业部长B.K.麦夏茨。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让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只分得小小的一杯羹了，弄得他们有时连简单再生产的条件都不具备。与此同时，财政部却断然拒绝增加投资。

　　“国家没有钱，”加尔布佐夫针对我的论据执拗地反复说道。“预算极度紧张。上哪儿去弄这笔钱，我不知道。您要是知道，请给我提示一下。否则我决不会同意提高收购价格。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

　　“亲爱的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我回答说，“我们的任务是提出分析和建议。由政治局和政府去拍板。”

　　“不行，”加尔布佐夫固执己见，“这是我的工作。政治局和政府让我在这儿站岗……”

　　“看守什么？”我问道，说来奇怪，这个简单的问题居然使财政部长哑口无言。

　　“我把话都对你说尽了，”他很恼火。“我不愿再讨论这个问题。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

　　“这样提出问题我们无法接受，”我穷追不舍。“再说，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我们也没法从你的尸体上跨过去，”最后这句话淹没在与会者的哈哈大笑声中了，加尔布佐夫的块头实在太大。

　　加尔布佐夫不是什么坏人，也不是要同农村作对。但是他了解预算的情况。一切都靠着诸如隐形涨价、增加伏特加酒产量以及石油美元之类的收入来源支撑着。但是他已无法再补窟窿和拆东墙补西墙了。为弥补亏空，财政部向国家银行借贷，动用居民的储蓄。

　　巴伊巴科夫加入到讨论中来，他说：

　　“你想达到向每个农村劳动者提供60马力的设施。对于农机制造业说来，这就等于实现至少120亿的计划，而且最好是180个亿。可是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给你搞到70个亿，多一个卢布都不行。”

　　“我们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回答说。“不是谁把谁逼得走投无路，而是探讨解决的办法。粮食问题现在变得十分尖锐。”

　　“你设想一下吧，如果电力、燃料、钢铁出现断档，包括粮食在内会是什么局面，”巴伊巴科夫反驳道，他介绍了西伯利亚和北方的石油开采情况。新的未开发的地区，条件极其艰苦，耗资甚巨。

　　我与巴伊巴科夫的关系很不错。尽管按思维方式他属于高级技术官僚，不过他倒能觉察到任何问题的人情方面。这样就有可能与他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对啦，是他最先提醒我说，国家的许多问题，包括农业拨款，都是可以解决的，要不是有那些禁止接触的“保护区”的话。

　　这样的保护区首先当推国防综合体。这才是确实可以紧缩、削减、挖潜的地方，因为军费开支增长的速度己大大超过国民收入总的增长速度。不过从来没有人试图怀着使资金和资源实现最佳再分配的目的，对国家预算进行理智的分析。

　　“你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吗？”有一次会后我俩单独留下来时，巴伊巴科夫单刀直入地问我。不难猜到，他讲的是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

　　“不行，我不能提，”我回答道。

　　“你明白吗，我也不会提，”巴伊巴科夫惋惜地说。我俩都很清楚，谁只要稍一提到此事，那么第二天就会不知去向。这是总书记的“禁区”。

　　最后，我与巴伊巴科夫渐渐达到了相互理解，我明白，需要某种对策，否则一切都不能落实。萌生了将一部分农业投资用来发展农机制造业的想法。仿佛是更换一下先后顺序。

　　苏共二十六大定于1981年2月召开。勃列日涅夫的工作总结报告起草工作提前进行，我想在报告中加上必须制定全国综合性粮食纲要、以保证向居民稳定供应食品的内容。如果总书记在代表大会上作这样的宣布，那么各级官员久拖不办和从中作梗就会困难得多。

　　我与H.H.伊诺泽姆采夫小组取得联系，当时他们正在距原斯大林别墅不远的沃伦斯科耶2号起草报告。这组舒适的建筑物经常用来起草各种文件，当然首先满足总书记的需要。

　　由勃列日涅夫助手楚卡诺夫照料的这个写作组中，有阿尔巴托夫和鲍文。原来，农业问题也把他们搞得焦头烂额，因此每个人都有话要说。

　　就中我也实现了自己关于在报告中讲一讲制定全国综合粮食纲要的意图。我写的是好几页，阿尔巴托夫归纳成一页，加到了报告初稿之中。

　　可是当我收到已经拼装好的勃列日涅夫报告稿时，却大吃一惊。经过作者们没完没了的斟酌推敲、反复商量，报告已经变得平铺直叙，干瘪乏味，含混不清。作者所花费的智力和天赋与贫乏的“最终产品”之间的巨大反差，只能令人目瞪口呆。

　　我对报告稿提了几条意见，农业部分则全部重写。我们在与伊诺泽姆采夫小组讨论过程中达成的共识，全都得到恢复和利用。我亲自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份报告，介绍了必须这样行文的理由，说明了对稿子进行加工的动机，请他给予支持。农业部分的改定稿通过了。

　　于是，1981年2—3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承认必须制定专门的粮食纲要。当时特别注意到农业生产与工业部门、尤其是加工工业之间的密切关系。

　　我当然有一种满足感，不过作为一个有相当经验的人，我很清楚主要的困难还在后头。这里没有必要当预言家。尽管代表大会做出了决议，许多高官仍然不相信仅凭这个指示就能产生像样的、范围广泛的纲要。他们的依据是：不知有多少次有关我国经济的重要决定最后都成了一纸空文！

　　农工综合体被人为地拆成三个教区：田野里和牧场里的农业生产本身，向农村提供物质技术资源的工业生产以及将“大自然的恩赐”加工成食品的加工工业。在市场经济中这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伙伴之间的关系都是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建立起来的，在市场本身的作用下便形成了国家的调节作用：税收、贷款等等。而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三个教区”都属于各个不同的部委，由党中央各个不同的部、政府、国家计委来监管，彼此之间没有经济上和组织上的联系，管理就成了极大的困难。每个“监护人”都把持着自己的地盘，争取给自己那个部门投资。结果是严重的各自为政、互不协调、浪费资金，这一切都发生在所谓的“计划经济”当中！

　　当我第一次不是在边疆区的范围内、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接手这些事情，看到混乱、纰漏和不平衡的真正规模时，说实在的，我曾一时感到惊惶失措。分配资源的原则是：看谁能捞到多少，谁打通关节的能力强，谁的关系多。结果是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再加上部门内部的不平衡，全都让农村来承受。体制居然还没有瓦解，只能让人感到奇怪。

　　“我能够有所改变吗？”我想道。但是退却为时已晚。在学者和专家的帮助下，开始研究与农业生产相互作用的部门之间的有机联系问题。产生了将其联合成为统一的农工综合体的想法。我们并不主张农工综合体包罗万象。只限于完全为农业服务的企业，其中有的产品占了几个百分点。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一致同意除农机制造和加工之外，将农机公司、农用化学服务公司、采购部、水利部和水运部也包括在内。结果成了一个实力很强的综合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中集中了全国38%的主要生产基金。根据粗略计算，它可以提供将近40%的国民收入。

　　农工综合体应当由全苏农工委员会来领导，但关键作用应当属于各州、区的联合体，这些联合体应将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农机企业、牛奶厂、肉类禽类联合加工厂、复合饲料厂等集中到“一个屋檐”下。拟议中的这些地区联合体应当拥有足够的权利，以免事无巨细均需征求莫斯科的同意。

　　自然，为解决和协商与建立农工综合体有关的所有问题花掉了许多时间。为了使这一改组更加保险、通过进一步的专家鉴定和最后审定，我再次(这已经是第二轮)同学者、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负责人、各级党委书记举行了一系列会见。

　　这些会见形成了“支持的主力”。农工综合体的想法即将成为现实，这个苗头刚刚出现，那些关心农村命运的人便纷纷写信、打电话、要求接见。纲要的主要观点得到积极的响应。对农民家庭副业的看法也有了改变，不再把它看成是极其有害的、对抗性的“私人经济成分”，而是看成我们农工综合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对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生产起着补充作用。

　　各州、边疆区、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的支持尤其显得宝贵。他们先前到我这里来，多半是为了再搞到一笔购买饲料、肉类的基金。如今则是坦率地摆出自己的想法，谈他们的计划。他们的关心使人产生了希望，因为政治局决定将粮食纲要问题提交预定在1982年5月召开的中央全会讨论。我很明白，对党的领导人来说，第一书记的声音将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党内的局面变得复杂化了。

　　宫廷把戏

　　1982年1月25日，苏斯洛夫去世。苏斯洛夫去世加剧了政治领导人内部潜在的斗争。应当承认，苏斯洛夫从未觊觎过总书记的职位，他对勃列日涅夫绝对忠诚，同时又能够对他表示异议。在领导班子中他起着某种稳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各种力量和各种性格之间的对抗。

　　如今他不在了。第一个问题是：谁来接替？这里实际上说的是勃列日涅夫的接班人，那个按照惯例逐渐成为“第一”的“第二”书记，此人在总书记生前就要逐步掌握权力的杠杆，承担起领导责任。显然，只有勃列日涅夫自己可以接受的人方可成为这一职位的候选者。

　　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已经处于无论对人还是对主张都不能很好理解的状态。这种状态多半取决于契尔年科，他从早到晚，时刻不离勃列日涅夫的左右，只有总书记午睡的时间除外。每个星期四开完政治局会议之后，勃列日涅夫就去扎维多沃(一处由军人照管的狩猎场)，契尔年科也跟着去。如果政治局的事情需要了结或者处理，契尔年科就在星期五耽搁一天，但星期六星期天一定要在扎维多沃度过。

　　我认为契尔年科之所以有影响，除了因为多年与勃列日涅夫共事而外，还因为他在树立勃列日涅夫的宣传形象、树立杰出的无可替代的政治家形象方面，比谁做的事情都多。契尔年科周围有那么一批人，他们采取相应的方式对传媒、党的意识形态机关、各级党委进行引导。

　　这样就开始出现诸如“公认的领袖”、“大理论家”、“无可辩驳的威信”、“争取和平进步的杰出斗士”之类的陈词滥调。如果考虑到勃列日涅夫近年来每天只能工作几个小时，确切地说是只能上几个小时的班，那么要造成他正从事积极活动的假象就颇非易事。精心策划总书记在公众面前的每一次亮相、每次出行，替他写文章、写回忆录，出版文集。这些都正中勃列日涅夫的下怀。

　　契尔年科成了总书记的代理人、好像是他的遗嘱执行人之后，显然是指望登上“第二号人物”的职位。他那个“班子”的成员更是把自己那过分的野心与他联系在一起，这是一帮毫无政治威望的纯机关工作人员。契尔年科本人在某种程度上被这些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在分析苏斯洛夫去世后的力量配置时，也不能不考虑到某些政治局委员，首先是最大的共和国组织负责人，如库纳耶夫或者谢尔比茨基之流。一位曾帮助过勃列日涅夫的工作人员给我讲了下面这个小插曲。有一次谢尔比茨基来见勃列日涅夫。讲了半天乌克兰的成绩，临告别时，对所听到的内容十分满意的勃列日涅夫大动感情，他指着自己的圈椅说：

　　“沃洛佳，我走了以后你就来坐这个位子。”

　　那是1978年，谢尔比茨基正好60岁。这不是玩笑话，也不是一时糊涂。勃列日涅夫的确早就眷恋着他，上台后，立即将被赫鲁晓夫发落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去的谢尔比茨基调上来，设法让他当上乌克兰的部长会议主席，后来又选为政治局委员，当时谢列斯特正如日中天，这也是为撤换谢列斯特做准备。尽管谢尔比茨基论个人资质不是挑大梁的角色，当时却也是个大政治家，信心十足地“带领着”共和国，如他自己所说的坚定地站在“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 [ 译者注：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约1595—1657)：1648—1654年乌克兰人民反抗波兰贵族压迫的解放战争的领导人。1654年1月宣布乌克兰同俄罗斯合并。 ] 的立场上”。这受到高度的评价。

　　我认为苏斯洛夫之死也促使其他人产生一些想法。例如，安德罗波夫就对老友葛罗米柯的一个电话感到意外，葛罗米柯相当坦率地为自己登上“第二号人物”的交椅摸底。他很清楚如今坐上这把交椅意味着什么，很清楚谁将接过勃列日涅夫的权力。此人经验丰富，深谋远虑。无论谁当政，他都稳坐外交部长的职位，长达27年之久，这可不是平白无故的。

　　安德罗波夫吃惊地、甚至有些慌乱地向我讲了这个电话的事情。他回答得很有分寸：

　　“安德烈 [ 译者注：指葛罗米柯。 ] ，这是总书记的事情。”

　　附带说一句，安德罗波夫对这个电话的反应也暴露了他自己的盘算。他也瞄准了空出的位子，我当时绝对相信恰恰应当由他来坐这把交椅。乌斯季诺夫也持这个看法，他与安德罗波夫私交甚笃。

　　安德罗波夫重返苏共中央机关的问题在我与他的交谈中曾多次提到。早在他去基斯洛沃茨克休假期间，我就曾对他说道：

　　“您在国家安全机关干的时间够长的了，应当回到您原来工作的那座大楼。”

　　他作出一副把这当玩笑话的样子，付之一笑。

　　安德罗波夫对我说，苏斯洛夫刚刚去世，总书记即与他谈到调任中央书记、主持书记处工作并照看国际部。他补了一句：

　　“不过我还不知道最后的意见是什么。”

　　契尔年科的反措施是否会封杀这个意见，他一直看不准。尽管契尔年科影响很大，而且在总书记病情恶化时更是想一手遮天，勃列日涅夫病情稍稍好转，就表现出了提出并坚持自己观点的能力。最后，1982年5月24日中央全会选举安德罗波夫为苏共中央书记。

　　我觉得勃列日涅夫是在3月中旬作出选择的。当时安德罗波夫对我说，让他在纪念会上作关于列宁逝世112周年的报告。按照“克里姆林宫学”的标准，这就意味着勃列日涅夫已经最后打定主意。

　　报告大获成功。大概是多年以来墨守成规的演说第一次促使大家认真思考现实生活的重要问题。就在当时，安德罗波夫说，我们对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知之甚少。
在选择安德罗波夫时，很可能还有一点无人提到过。勃列日涅夫在将安德罗波夫调任党的工作时，让费多尔丘克接手国家安全工作，此人对他绝对忠诚。安德罗波夫对费多尔丘克持否定态度，建议由切布里科夫担任。但是当勃列日涅夫直截了当地问他谁可以接替克格勃主任时，他却没有正面回答。

　　“这是总书记的问题，”他说。

　　当勃列日涅夫问到费多尔丘克时，安德罗波夫未提出异议，同意这个人选。
对我说来，重要的倒是另外一个问题：可别因为注意力集中在“宫廷把戏”上而把粮食纲要的起草放到次要地位，当时起草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

　　纲要的薄弱环节仍然是其资金筹措的来源问题。如果说我已经将农机制造业现代化问题去掉，那么提高收购价格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没有什么指望。这是我感到很头疼的事情。于是我着手确定一个最低限度数额，否则我就无法去参加苏共中央全会。财政部和国家计委都回避谈这个问题。此外，我听说吉洪诺夫、巴伊巴科夫和加尔布佐夫开了个会，会上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毫不客气地说：

　　“不许向戈尔巴乔夫承诺向粮食纲要提供拨款和资源。”

　　更有甚者，加尔布佐夫原先就找种种借口回避正面谈话，我召集的会他根本不参加。只得请助手找到他，让他给我来电话。

　　“瓦西里·费奥多罗维奇，”我对他说，“我们已经到齐了，坐在这儿等你呢。”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部长恳求道，“我不去了。”

　　“为什么？”

　　“我去了会丢命的，”他沉重地叹了口气，十分认真。

　　“您等等，”我很吃惊，“难道我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有这么痛苦吗？”

　　“问题不在这儿，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加尔布佐夫说道，“您肯定又会施加压力：给钱，给钱。可是没有钱，也没处找去。我的心脏有毛病，在您的接待室已经发作了一次。是靠您的助手帮忙才恢复过来的。”

　　上哪儿去弄资金？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脑际。找来找去，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无偿贷款。关于城乡之间的不等价经济关系上面已经提到。但是，机械、建材、燃料价格昂贵，而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价格低廉，这种带破坏性的制度必将产生某些补偿机制。否则整个农业就会彻底破产。补偿机制之一就是国家贷款。

　　每年农庄都按时足额得到贷款，却谁也不打算全部归还。他们认为：“只要你压低收购价格，叫我们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那往后也得给我们贷款，然后再冲销债务。你也别无他法，反正全国人民要吃饭。”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就无需考虑什么节约、实际花销，也无需考虑你是否需要新的机械了。有机会捞，就什么也不顾地捞吧。反正都是拿无偿贷款去支付。

　　我看了看全国的数字：粗粗一算就是150亿～170亿卢布。可见，无偿贷款不是别的，正是对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直接资助。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拨出这笔钱来提高收购价格呢？只要价格公道，农民自会去考虑增加生产、实际花销，考虑在什么地方节约以及如何节约。我感到办法已经找到，不过暂且不说，我让有关部门对此问题进行详尽的研究。

　　粮食纲要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农村的社会发展计划。我们会同政府终于将其制定出来。这里说的是利用一切财源，投入1400亿用于这些目的。

　　最后，大家都心平气和了，各委员会的讨论也已结束，粮食纲要的主要部分已经写出，并经过润色和定稿。我到契尔年科那里，对他说，既然全会决定于5月召开，眼下已是4月，就应该安排与勃列日涅夫见面了，纲要得由他来提出。

　　附带说说，报告人的问题此前早就提出，不经过讨论还无法解决。起初自然认为报告应该由我来作。既然是戈尔巴乔夫经手的这个问题，那就由他来讲吧。但是后来我觉得若干政治局委员、尤其是吉洪诺夫似有嫉意，这样一来纲要的通过就有再拖下去的危险。

　　于是我与勃列日涅夫会面，我对他说，我当然可以作这个报告，不过因为这是我国第一次通过如此宏伟的计划，不应由戈尔巴乔夫甚至不应由部长会议主席来介绍，而应由总书记作报告。

　　勃列日涅夫犹豫不决。我感到他内心在进行着一场复杂的斗争。因为他在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已经相当吃力。不过这实在太诱人了，到再开政治局会议时，勃列日涅夫便欣然应允。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让他熟悉情况，进入角色。

　　当时勃列日涅夫总是优先考虑两个部门：农业和军事。而且我觉得正是这样的顺序。记得有一次在胡桃木房间，政治局会议开始之前，谈到例行的抽部队车辆参加收割一事。乌斯季诺夫抱怨说，每次田间收割都要报废相当一批车辆。他这样说是想事先就让国家计委给部队补充一批车辆。

　　乌斯季诺夫说这话时仿佛是顺便地表示，他懂得收割的意义，因为“国防和粮食是最重要的嘛，二者密不可分”。

　　我认为有必要出来纠正一下，便插话说，我更倾向于“粮食和国防”的说法。勃列日涅夫对我表示支持，他笑着说：

　　“这次大概是戈尔巴乔夫说得对。”

　　乌斯季诺夫却说：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是知道的，国防就是生命。”

　　“那么粮食呢？”勃列日涅夫笑吟吟地答道。“难道就不是生命？”

　　勃列日涅夫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尤其是哈萨克斯坦都曾经主管过农业问题。他对农业问题有兴趣。

　　勃列日涅夫在其活动初期对军事兴趣最浓。他同武装力量的指挥员保持密切的联系，视察部队、试验场，对为国防工作的学者和设计师都很了解。只是近几年由于体力不支，他才少有过问军事问题，甚至连国防委员会会议也开得愈来愈少，后来干脆不开了。

　　因此，好像确实摆正了顺序：“粮食与国防”。可惜这不过是假象而已。军工综合体年复一年地充实阵地，增强实力。这里问题不仅在于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或者其他政治局委员的个人癖好。是一分为二的两极世界发展的铁的逻辑、对人类构成极大威胁的耗资不菲的军备竞赛在起作用。

　　为了坚持竞赛，需要的资金和物资就愈来愈多。国防开支简直是在抽取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营养液。

　　每次去既生产武器又生产农用产品的工厂，眼前的情景总是让我感到震惊。只要到比方说生产最现代化坦克的装有最新式设备的车间走一走，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在老掉牙的传送带上装配旧型号拖拉机的车间，你就会明白农机制造业在军工综合体中处在不受重视的地位，是所谓“后娘养的”。至于那些加工农业原料的落伍小厂就更不用说了。其中许多小厂论年代久远早已打破了世界纪录。

　　这就是所谓的“粮食与国防”！

　　看来，总书记在某个时刻应当深入思考和权衡一下，加强国防潜力与同美国的军备竞赛的逻辑会把我们引向何方。因为近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军费开支的增长速度比国民收入快了50—100%，甚至更多。它吞噬了以艰苦劳动和无情使用生产设备为代价换来的一切，这些生产设备已经老化，需要更新，机械制造和采掘部门尤其如此。这个领域内的落后意味着什么，就连对经济学一无所知的人也能明白。

　　事情的严重性还在于，根本无法对问题进行分析。所有与军工综合体有关的数字甚至对政治局委员也严加保密。谁只要稍微提到哪个国防企业的生产情况欠佳，乌斯季诺夫就会凶神恶煞地对“不成熟的批评者”大动干戈，政治局里谁也不敢跟他较劲。

　　危机已近在眼前。惟一的出路是外交政策改弦更张和与美国对话。这个情况并未出现。简而言之，国家领导人没有一个将新的情况考虑在内的战略，一切都在旧政策的轨道上运行，而旧的政策已经愈来愈行不通了。我们就像救火车一样，哪儿冒烟往哪儿开。而许多地区和社会生活领域都在微微发出烟味了。

　　这届领导人不会做出改革的选择。千万不要触动体制，这是权力机构密切注意的主要之点。正因如此，大家都去抓当时很时髦的“专项纲要”。这些纲要成了独特的救生圈，可以帮助挽救某个具体的问题。

　　国家失去了发展的力度，社会失去了社会动力，政治走进了死胡同。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无论我还是我的同事都并不认为当时的社会形势是体制的危机。然而社会中对危机迫近的感觉、对危机的预感却与日俱增。

　　意识形态机器开足马力，但是它在面对问题、社会中不断增长的不满情绪以及击退反对派的进攻方面却愈来愈感到力不从心。那几年剧院上演了M.Ф.沙特罗夫的《我们将这样获胜》、A.阿卜杜林的《第十三任主席》、B.C.罗佐夫的《聋人之家》，其中提出了我国生活的重大问题。社会上各种非法出版物不胫而走，数不胜数，非正式的画展频频举行，其主要基调是对现存体制提出抗议。

　　勃列日涅夫恰在此时住进格拉诺夫斯基大街医院，作例行的预防治疗。他的病房里除了医护人员的隔间而外，还有个接见探视者的房间。这里可以舒舒服服地坐下来说说话，喝喝啤酒。我们一行人就来到这里，有契尔年科、吉洪诺夫、安德罗波夫和我。

　　勃列日涅夫亲切地接见了我们，仿佛情绪高昂，似乎要想向我们表示他一切正常。他也确实没有重病在身的样子。甚至穿着打扮也不像个病人：时髦的西裤，拉锁式运动衫。只有了解他、记得他动作灵活的人，才一眼就看出他举止有些迟缓。

　　我们彼此寒暄问候，围桌而坐，讲了讲一般的话题：身体和日常的事务。然后勃列日涅夫问道：

　　“咱们的全会怎么样了？”

　　大家都转身对我。

　　“正在准备，到了最后阶段。起草了与纲要有关的一揽子决定。至于说到规定的指标，那都是现实的。剩下的工作是就拨款来源协调一下各方的立场。”

　　勃列日涅夫当即作出反应：

　　“全会要开。只是有个问题：你们一直给我做工作，确定由我来作报告，可你们自己连拨款问题都没说好。怎么，让我两手空空上讲台吗？”

　　“哪能呢，哪能呢，列昂尼德·伊里奇，”契尔年科蹭地站了起来。

　　“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会说好的。”吉洪诺夫也随声附和，不过这听起来有些言不由衷。

　　这次会见不知怎的令我突然想起1978年，矿水城车站的站台。也是原班人马——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只不过这次加了个吉洪诺夫。同样是一种即将发生变动前的惶惶不安的气氛。

　　安德罗波夫沉着冷静，一言不发，只是静观事态的发展。他已经知道，在即将举行的全会上他将当选为中央书记，成为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吉洪诺夫也知道此事，因此会见过程中一直慌乱地不时往安德罗波夫那边看看。契尔年科还不知道谁将成为中央书记，但是猜到了不是也，因为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未对他作过任何暗示。契尔年科十分难受，焦急不安……

　　谈话继续进行。为了减轻勃列日涅夫在全会上讲话的负担，我们商定事先将粮食纲要和一揽子政府决定都发给中央委员和列席人员。总书记只需作个简短的报告，介绍一下这些文件。说到这里，大家就分手了。

　　从格拉诺夫斯基大街医院出来，我与契尔年科同车前往老广场。

　　“谢谢您的支持，”我对他说。

　　契尔年科正在想自己的心事，不过他还是回答了：

　　“好了，现在要紧的是行动起来，谁的眼色也别看。”

　　我知道契尔年科对吉洪诺夫没有好感，这里是在影射他。

　　“既然总书记立场明确，”我说，“未必还有谁会出来阻拦。不过您也得有个思想准备：我想现在您那儿的电话也会多起来的。

　　与吉洪诺夫进行关键性谈话的时刻到了。这不是什么乐事儿，可是没有他的参加，我的计划仍然会面临威胁。

　　会见即将举行。那是在克里姆林宫内进行的，持续了4个小时。我挑选了关于所有问题的详尽资料，论据看来是“攻不破”的，然而一讲到160亿，吉洪诺夫就不听了。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您是管经济的，又很了解实际生活。您很清楚，没有这笔钱，整个纲要就成了一纸空文。

　　“不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吉洪诺夫固执己见，“我没有这笔钱。”

　　这时我谈起了无偿贷款的话题。

　　“看资料吧：五年来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每年要借170亿贷款，从不归还，”我把材料放到吉洪诺夫面前。

　　“现在提这个有什么用？”

　　“无息贷款也是拨款，只不过是最不好的方式。农庄不用去挣，去借来就是，而且不还。这样农村里就形成一种损公肥私的心理，这点您自己也曾经说过。只要这样继续下去，农村的情况就根本无法好转。

　　茶点端上来了。吉洪诺夫仍然不动声色，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很难猜想。谈话又继续下去。我的经济方面的论据都一一驳了回来，渐渐地理屈词穷了。吉洪诺夫岿然不动，最要命的是他一言不发。让你没法跟他争论。于是我提到那天一起去看总书记的事，不再劝说，换成一种较为强硬的方式：

　　“这是给政治局的报告，是我见了列昂尼德·伊里奇 [ 译者注：指勃列日涅夫。 ] 之后写的。我希望我们俩一起签名：你是政府主席，我是负责这件事的人。我们一起向政治局提交报告。”

　　吉洪诺夫一言不发。

　　“您要是不签字，那我就一个人签，自己送到政治局。让政治局决定。我当着列昂尼德·伊里奇已经说过拨款问题没有解决，可是契尔年科和您向总书记保证说一切都可以商定。”

　　吉洪诺夫一声不响地听着，好像在考虑问题：又上了茶点，谈话再次中断。

　　“我相信，”我施加压力，“政治局肯定支持我的想法。根据我所召开的会议看，这个意见已经在党内和全国形成了。我们一起来签吧。我不想我俩就这样分手。”

　　他终于开口了：

　　“把文件给我。”

　　他接过报告、资料、计算表，默默地翻阅着，看来，他打定了主意：

　　“我把这些全都拿去，再看一遍，不过我们现在就把文件里关于成立国家工农委员会的条文删掉吧。地区可以有，中央不行。这算什么，我们要搞个第二政府吗？”

　　“真想不到，”我想道，“坐上四个钟头，主要问题一言不发，原来是心灵受着折磨。我却一个劲儿地从经济上分析，寻找科学的论据、理由……”

　　此前不久，卡尔洛夫曾对我说，不知是谁在部长会议机关中散布了一种说法，似乎戈尔巴乔大成立农工委员会是“为己所用”，要把全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而主要的是，戈尔巴乔夫野心勃勃，意在夺取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

　　当时我对这种传闻未加理睬，认为这不过是机关工作人员普通的造谣中伤罢了。谁知道却有人因此坐卧不安。而且好像是作为对策，匆匆地开始成立部长会议农业委员会。

　　“我不反对，”我毫不犹豫地对吉洪诺夫说，并当即将给政治局的报告中关于委员会的字样勾掉。

　　吉洪诺夫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明显地高兴起来。搞了这么一个交易，照如今的说法是“易货贸易”。

　　人人都目瞪口呆：“戈尔巴乔夫制服了吉洪诺夫。”谁也不相信他会让步。我的“好心人”原来都坚信“戈尔巴乔夫拿吉洪诺夫没有办法”。不过我对于这些闲话已经不屑一顾。对我说来，漫长而累人的马拉松终于结束了。

　　1982年5月24日，苏共中央全会听取了勃列日涅夫《关于苏联至1990年之前的粮食纲要及其实施办法的报告》。纲要本身以及关于向农工综合体拨款的某些问题的“一揽子”六项决定均得到通过。现在要让农民、管理机构和全社会都领会这些决定。《共产党人》(1982年第10期)刊登了我的题为《粮食纲要及其实施任务》的文章，秋天在《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发表了另一篇关于党的农业政策的文章。

　　同年8月在哈尔科夫召开的有全国农业专家参加的全苏会议上，我提出了坚决放弃粗放经营方式的问题。由于一味追求牲畜头数的增加，养了一大批繁殖率低的牲畜：必须喂养，收益却很小。育种工作、采用科学的日饲料以及其他集约式工艺的方法，可以保证在牲畜头数较少的情况下增加肉和奶的产量。

　　这似乎跟大逆不道扯不上。可是有人向谢尔比茨基作了汇报，他竟怒从中来：
“这又是什么糊涂看法？总书记要求保持和增加牲畜头数，这里却发出截然相反的号召。这会对大家起误导作用……”

　　许多党和经济领导人都有类似想法。他们衡量农业成绩的标准极其简单：播种面积的大小，牲畜的头数。这些指标都在他们的严格监督和密切注视之下。因此从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粮食纲要实施起来会有多么困难。

　　读者，尤其是俄罗斯的读者，可能会说：“这个纲要带来了什么呢？粮食情况原来什么样，后来还是什么样，甚至更糟了。作者为什么要把纲要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斗争的曲折离奇写得那么详细？扪心自问，说这是又一次空想，是很快就忘掉的又一次许愿，岂不更好？”

　　对此我有自己的看法。第一，我想描绘在苏共中央书记承担起责任的那种条件下做出决定的过程。第二，制定如此规模的纲要，是迫使体制在粮食这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运作的又一次绝望的尝试。多少还是有些收获。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谷物的平均年产量比上个五年计划期间提高了2660万吨，肉类提高了250万吨，奶类提高了1000多万吨；亏损的农庄、农场从25000个降至4000个，占了不到10%。第三，实施纲要的工作表明，粮食市场的稳定不仅是农业的问题，而且是国内整个财政形势的结果，首先是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速度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果。我想起我在任斯塔罗夫波尔边疆区委第二书记期间(1968—1969年)我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拿肉、奶怎么办：人们“拒绝”购买。而当时的人均消费只有42公斤肉，奶则比1990年的水平几乎少了100公斤。

　　干吗提过去的事情，如今，1993年，食品应有尽有，或者几乎应有尽有，可仅仅1992年的食品消费就比上一年减少了28%。这是变的什么戏法呢？什么戏法也不是：收入让通货膨胀吃掉了，人们买不起所想买的东西。当局却一口咬定说粮食问题解决了，似乎一切都根据摆在货架上的东西、而不是食品的实际消费来确定。

　　当然，又会对作者提另外一个问题：既然他一切都这么明白，那他为什么不利用总书记和总统的地位在改革头几年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问得很有道理，我将在下一章里尽量对此做出答复。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之间的角逐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之间的角逐、他们在对总书记施加影响方面的竞争仍在继续。契尔年科试图将总书记孤立起来，不让他与外界直接接触，说什么只有他才能从纯人道的角度理解勃列日涅夫，就是说他在不顾一切地巩固自己的阵地。

　　尽管全会后安德罗波夫坐进了苏斯洛夫的办公室，由他主持书记处一事却始终没有记录在案。事先是否作过记录，不得而知，反正，契尔年科利用目前的情况，仍然主持书记处的会，有时是基里连科主持。

　　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82年7月，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才使人人都各得其所。通常开会之前，书记们都到一个我们戏称为“脱衣间”的房间集中。这次也不例外。我进去的时候，安德罗波夫已在那里。他等了几分钟，突然站起身来说：

　　“都到齐了吧？应该开始了。”

　　他第一个走进会议室，并当即坐到主席的位子上。至于契尔年科，他一见这个情况，立刻垂头丧气，跌坐到椅子上，他就坐我对面，仿佛浑身都瘫软了。于是我们目睹了一场“内部政变”，有点类似《钦差大臣》里的场景。

　　这次书记处会议安德罗波夫主持得坚决自信，有声有色，体现了自己的风格。与所特有的那种令人腻烦的方式迥然不同：契尔年科将所有会议都变成了类似果羹的东西。

　　“祝贺您，看来是发生了重要事件。难怪我看您开会前表情严肃，不苟言笑。”

　　“谢谢你，米哈伊尔，”安德罗波夫回答说，“紧张是有原因的。列昂尼德·伊里奇打电话来说：‘我干吗要把你从克格勃调到中央机关来啊？就是为了让你在这儿呆着？我是想让你主持书记处工作、主管人事。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他这么一说我就下了决心。

　　我了解总书记当时的状况，特别是他的意志品质，知道他不愿意与契尔年科闹翻，相信他自己不会打这个电话。看来，是有人站在旁边，而且在施加压力，这种事已发生了不止一次。这个人只能是乌斯季诺夫。如果考虑到他对勃列日涅夫的影响，他那直来直去、不讲任何外交手段的本事，以及他与安德罗波夫多年的交情，就可以有相当的把握这样说。这里需要说明，无论安德罗波夫还是乌斯季诺夫在同我谈话中都从未提及此事。

　　新的“稳定”就这样形成了。如今讨论往往不再是表面文章，而是具有务实的性质。开始对中央各部某些方面工作的质量提出意见。作出的决定有了较为具体的内容。主要是正在确立严格要求、不讲情面的作风。在个人责任方面，安德罗波夫有时搞得很可怕，尽管他发火的对象有错误，人们从人道的角度出发，却往往怜惜这些人。

　　我觉得他身上发生了变化，那是我先前未曾觉察到的。也许这里起作用的是这样的情况：随着勃列日涅夫的病情加重以及他周围的人倾轧加剧，大有出现完全无人管理状态之势。看来安德罗波夫决定采取一些措施以提高中央政权的威信，向世人表明尽管总书记疾病缠身，管理的杠杆仍然掌握在有权威者的手中，不会发生任何意外情况。首先是向政治局委员本身表明这一点。

　　我认为安德罗波夫1982年夏天突然交给的任务也与此有关，当时中央委员会只留下他和我“看家”，国防部那边是乌斯季诺夫，他让我搞清楚，为什么正当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莫斯科却没有蔬菜水果吃。成立了首都供应的“救火队”，莫斯科贸易单位却断然拒绝购买，借口是没有销售网点。这时我便对首都当局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当天晚上格里申就作出了反应：

　　“对一个市党委不信任，总不能到了政治局亲自处理黄瓜问题的地步吧，而且还撇开我。我坚决声明，我不喜欢这一套！”

　　我打断他的话说：

　　“我说，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我觉得您说话的调门不对头。您把纯实际的问题提到政治信任的高度。这里说的是大夏天的莫斯科既无蔬菜又无水果。而且并不是没有货。所以我们还是来说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吧。我的任务就是对这个问题进行监督。”

　　顺便说说格里申。这个人平平常常，却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都估计过高。此外，他同许多这类人一样，在与“下级”交往时，作出一副很了不起的、“领袖至上”的派头，跟他处理点什么问题简直是受罪。任何批评性的看法和意见都接受不了，只有总书记是例外。即使到那时候也要嘟嘟嚷嚷，说是有人对总书记进行了误导，有人在使坏。

　　在“黄瓜事件”中他没有违拗，很快就认清了形势。市内不久即出现数千个出售蔬菜的货亭和货摊，问题解决了。莫斯科的走廊里有人在窃窃私语：安德罗波夫在正儿八经地开展整顿秩序的斗争呢。

　　然而此事还另有背景。在领导成员之间复杂的幕后斗争中，某些人认为格里申很可能是觊觎“王位”者。这样的消息也刊登在西方的报纸上，安德罗波夫当然也知道。因此他要求介入首都的蔬菜问题，也是想借此表明莫斯科市领导人已经无能到了连本市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地步。

　　大约就在此时，安德罗波夫在一次谈话中仿佛是顺便提到地说：

　　“勃列日涅夫要求好好抓一抓干部。我认为有几个人我们应当留意一下，他们已经极其让人反感。”

　　他仔细地瞥了我一眼。

　　“你对梅杜诺夫有何看法？”

　　“同两年前对您讲的一样，”我答道。

　　我们从前确实曾多次谈到我的这位邻居。关于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情况显然不妙的消息传到了中央，其中提到疗养地形成了强大的黑社会组织，据说与党的机关公开勾结。

　　我向安德罗波夫提起我同梅杜诺夫的谈话以及我对他的忠告：一是同不干不净的人划清界限，二是仔细观察干部，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监督。梅杜诺夫对我的话不大听得进去。他愿意对勃列日涅夫的话洗耳恭听，顶多再加上苏斯洛夫或者基里连科，其他人就对不起了。他认为我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对他搞阴谋。

　　向安德罗波夫报告那次谈话的结果时，我说：

　　“我想，您肯定明白我们的结论要向列昂尼德·伊里奇 [ 译者注：指勃列日涅夫。 ] 作汇报。要事先想到整个谈话的实际背景。”

　　“我明白，”安德罗波夫答道。“不过这是党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就是说，应该办。你考虑一下对梅杜诺夫的工作调动有何建议。”

　　我建议让他担任蔬菜果品采购部副部长。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是蔬菜水果的一个主要供应者。

　　梅杜诺夫的解职给中央委员会机关、给所有州委第一书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都知道他受到总书记本人的庇护，是个“不倒翁”，却突然……安德罗波夫的威信眼看着不断飙升。

　　如果认真看待安德罗波夫的这些措施，那么显而易见，这些措施都是一次性的，更多地带有示威的性质。当时停滞的空气已经相当浑浊，以致这些行动也像微微开启的小气窗一样，令人产生清风徐来的幻觉。可惜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积累的矛盾实在太深，仅靠这类零散的措施是无法解决的。

　　因为总书记不能表现出主动性，其他政治局委员也最好别出头，以免反衬出总书记的能力有限。例如对他来说到全国各地视察已是力不从心。那就是说，即使出于工作需要，其他人去各地出差也要斟酌再三。

　　勃列日涅夫的亲信经常要完成另外一项任务：模仿总书记十分活跃的创作活动和组织活动。而因为他无法产生新的思想，已不能写字，不能发表讲话，于是代理人、助手、顾问就以他的名义讲话。他们不断巧妙地编造报告和便函，发出信件和电报。每一次这样的(自然是“历史性的”)讲话肯定要引起极其广泛的反响。中央的每一个部杜撰着这样的“反响”，那都显示了全民和全球的“反应”。

　　顺便提一句，由于通晓这一权力作用机制，有时也可作出正确的决定。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主意明显不够，如果他们收到以总书记名义对某个重大问题的提法和解决办法提出建议的“备忘录”，这样的机会是要当即抓住的。

　　如上所述，疾病缠身的总书记治下的“稳定”很对新的领导成员的心思，他们实际上可以在自己的地区和部门不受监督地进行治理。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亲信、部分中央工作人员也对这样的稳定感兴趣，因为他们的万事顺遂也与此紧紧相连。人人都知道总书记一变干部也要大换班，因此大家都尽心尽力。

　　这样一来权力和管理的一切线索都转到了官僚机构手中，这就产生了致命的后果。不仅使仅存的一点党内民主名存实亡，而且为官员的倾轧大开方便之门，这种倾轧往往在作出政治决定、尤其是在干部任命时起了关键的作用。

　　这个时期被认为是总书记的意见或者立场的东西，往往已经不是他在独立进行分析和对各种评价作了对比之后得出的个人观点。这只不过是目前能够对他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某个小集团的立场。

　　在勃列日涅夫担任总书记的后期，政治局已经处于不可思议的状态。为了不让勃列日涅夫受累，有的会只开上15—20分钟。也就是说准备的时间比开会的时间还长。契尔年科事先就讲好了，只要提出某个问题，马上就有人插话：“全明白了！”与会者刚刚跨进门槛，就得向后转了，人们还以为问题都已经过政治局的审议。

　　如果提交讨论的确系国家生活的重大问题，那么希望全都寄托在政府对问题的仔细研究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极少进行实质性的谈话。用的是另外一句口头禅：“同志们做了工作，交换过意见，专家也参与了，有意见吗？”还能有什么意见呢！谁敢于“插嘴”、提出问题，就会遭到契尔年科的白眼。

　　即使勃列日涅夫自我感觉稍好一点，他也很难密切注意讨论的进程并进行总结。因此在提出重大问题时，他通常都是第一个讲话，照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此后再进行讨论就有些不大礼貌，于是又纷纷插话：“同意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意见……应当采取……”有时勃列日涅夫自己补充说，草案中有哪些东西遗漏了，哪个地方应更加突出。大家异口同声、高高兴兴地表示同意，讨论到此结束。

　　只有批准年度计划和预算的政治局会议算是例外：时间较长，讨论热烈。因为这里事关某部门或某地区所有照看者的利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也是先由总书记讲话。他念起稿子来颠三倒四，然后开始讨论。

　　发言总是千篇一律。谢尔比茨基讲顿巴斯的主要基地必须进行改造，“否则这个地区的冶金业和矿井不仅会使共和国的能源工业、而且会使全苏的能源工业处于下风”：库纳耶夫担心垦荒地的状况、埃基巴斯图兹能源枢纽的发展，要求增加拨款。格里申说话总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他也要求多给首都拨款。拉希多夫的话题也是老一套：中亚地区的片面发展，就业和增加就业机会问题，当然还有灌溉。

　　尽管这些问题全都重要而且复杂，却没有辩论，没有交换意见，没有出现争论。更不必说从未有过将计划和预算收起来再拿回去返工的情况。说老实话，这一切都有点像是亵渎或者自我欺骗。

　　最后，为了对关于某些问题的决定进行仔细研究，成立了二十多个常设的或临时的委员会，由它们来起草结论，政治局只是批准一下。这里有中国委员会、波兰委员会、阿富汗委员会，其他内政外交问题的委员会。它们全都必定在中央委员会开会，从未在其他地方开过会，这样契尔年科可以监视它们的活动。实际上这些委员会已开始取代政治局和书记处。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局会议愈来愈没有成效。

　　而这正是可以制止国家生活中许多消极过程并且开始社会的改革的时期。唉！时间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由于科技革命成就的作用，生产、交通、日常生活等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从根本上改变着社会生活。结果是，其他国家通过痛苦的探索逐渐走上适应时代挑战的道路，而我国的体制看似有科学的理论、有计划的系统的途径和科学管理方法作依靠，却排斥新的思潮，凌驾于普遍的文明潮流之上。

　　勃列日涅夫之死

　　勃列日涅夫去世出人意料。这也许听起来有些奇怪，通过电视，全国都了解他的身体状况，我们亲眼观察着总书记的整个治疗情况。但是这个过程拖得实在太长，已经习以为常，没有人想到会很快终结。

　　198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周年那天，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勃列日涅夫出席了阅兵式。然后是庆祝酒会，他致祝酒辞。总之，一切如常。

　　11月10日，我正在接见斯洛伐克代表团。交谈甚欢，这时书记处突然派人给我送来一张便条，内容是：“安德罗波夫要马上见您。他知道您正在接见代表团，不过他让您向客人表示歉意，宣布休息，并马上去见他。”

　　我走进安德罗波夫办公室时，他表面上显得相当平静。同时却掩饰着内心的极度紧张。他以平静的声音对我说，维多里亚·彼得罗夫娜(勃列日涅夫之妻)要求立即向他通报勃列日涅夫的死讯，并且说正在扎列奇耶别墅等他。此外她不想见任何人。安德罗波夫已经去过，与恰佐夫、卫队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交谈。是在救护队到达之前几小时去世的。

　　我们相对无言。然后我说：

　　“也好，老广场的重要时刻来到了。必须作出决定，我认为此事与您本人有关。”

　　看来安德罗波夫此时正心事重重，没有答话。我们的关系使我可以不必拐弯抹角，而是与他推心置腹，我问道：

　　“你们是否在‘小范围里’碰过头了？”

　　他点了点头。不错，他们碰过头，一致同意推举安德罗波夫。他提到了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吉洪诺夫。未提契尔年科，因此我无法说此人是否参加了这次谈话。

　　“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说，“您都不能回避。我会全力支持您当选。”

　　当天举行了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以安德罗波夫为首的治丧委员会。通过了与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葬礼有关的决定。决定紧急召开苏共中央非常全会，并根据吉洪诺夫的提议，同意安德罗波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候选人。契尔年科将在全会上代表政治局就此问题发言。

　　坦白地说，勃列日涅夫的去世尽管来得很突然，我们却没有人因此感到震惊或失去自制力。社会各界也并不认为这是沉重的损失，尽管宣传机关十分卖力，而且也许正好适得其反。那些日子我们每个人当然都在以某种方式思考未来，思考国家处于怎样的境地、我们可能有什么样的前景。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当时大部分人都期待着锐意改革，改弦更张。

　　关于所谓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是个停滞时期，这方面的言论和文章都已不少。我认为这个评价需要具体化和深化。何况近来原教旨保守势力正试图为勃列日涅夫主义恢复名誉。目的昭然若揭：试图证明改革毫无必要，将当前社会危机的主要罪责推到改革倡导者的身上。

　　在政治方面，勃列日涅夫主义不是别的，它对于赫鲁晓夫改革当时国内极权模式的尝试是一种保守的反动。严格地说来，这种反动在赫鲁晓夫本人当政时已经开始了，并且导致了他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行为出尔反尔，自相矛盾。赫鲁晓夫在屈从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压力的同时，并不想完全放弃改革的阵地。如上所述，即使在他后期进行的杂乱无章的改革中，也可猜出他是力图削弱党和国家官僚的无上权力。这样的领导人为党和国家官僚所不容，他被赶下了台。

　　勃列日涅夫对党和国家精英、军工综合体的情绪了如指掌，他依靠他们并利用他们的无限支持，实质上推行一条强硬的新斯大林主义路线。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民主的话讲了不少，还大轰大嗡地通过了新的宪法。与此同时却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一些人关进监狱，一些人送进疯人院，还有一些人逐出国境。

　　同样信誓旦旦地说必须搞“节约经济”、市场集约化，加速科技进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然而，就连最一般的羞羞答答的1965年“柯西金改革”也受到拼命的抵制，并中途夭折。关于科技进步的全会年复一年地拖延，始终未能召开。经济沿着粗放式、高消耗的道路愈走愈远，濒于破产的边缘。

　　在争取缓和国际形势的强大宣传运动的掩饰下，甚至在耗费巨资达到同美国的战略均势之后，军备竞赛仍在加紧进行。毫不犹豫地扼杀了“布拉格之春”。我国武装力量在二战之后首次卷入明知必败无疑的阿富汗军事冒险之中。

　　然而，决定着对我国政治史上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的评价的主要之点，则是勃列日涅夫领导班子在时代的挑战面前束手无策。他们盲目地固守旧教条旧观念，对于科学技术中以及人们、国家和地区、整个国际社会的活动和生活条件中标志着新文明诞生的深刻变化的来临，竟然视而不见。对国内的变革设下重重障碍，整个国家走进了死胡同，注定要长期落后下去并且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

　　勃列日涅夫的去世提出一个问题：是否一切都将原封不动，我国社会是否将继续走向衰落，还是将出现深刻的变化、首先是政治领导人的更新。因为我国是整个世界结构基础之一，不仅我国公民、而且国际社会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在回首当年的印象时，应当说当年的主要人物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将勃列日涅夫变成又一位“经典作家”，最伟大的“权威”，借助于这个可以保住他过去的亲信，给新的领导人套上死框框。另一种倾向是在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评价上保持克制，以便为激进改革哪怕创造一点机会。

　　同此前的情况一样，这些倾向并未在当众的辩论或者公开的搏斗中表现出来，只有经验老到者方可从蛛丝马迹中洞悉一切。

　　葬礼本身，契尔年科手下机关所搞的豪华盛大的仪式，可说均已“达到极点”。契尔年科11月12日在全会上的讲话也与此相协调。他不遗余力地宣读他的助手写的那些诸如“列宁事业最彻底的继承人”、具有一切天赋和美德的杰出理论家之类充满热情的话语。

　　干部方面的多年一贯制，已成议论话题的领导人老龄化都说成是勃列日涅夫的伟大成就，是他缔造了如此英明的、高度权威和团结一致的领导集体。至于所谓安德罗波夫恰恰最好地掌握了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作风和勃列日涅夫对干部的爱护态度的说法，那么安德罗波夫认为这样的恭维话并不怎么体面。至于说什么坚信安德罗波夫将会加强勃列日涅夫的集体领导制，其含义再明白不过，等于是说：我们一起来当家作主吧。

　　社会感觉到国家不仅需要变革，而且已经处在变革的前夜。在这样的背景下，上述的溢美之词显然是搞得过头了。当时我在安德罗波夫的身边，我看见他意识到了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许多特点划清界限已是势在必行、必不可免。因此他所担心的是人们对他的“头三把火”能否接受。

　　安德罗波夫在当选为总书记的11月12日全会上的讲话相当克制。其中并无公开的挑战，就勃列日涅夫去世讲了一些恰如其分的话，仅此而已。在这番讲话后，契尔年科彻底灰心丧气了，不过应当说，就人道的角度而言，安德罗波夫对他还是十分宽容的。

　　根据此前很久作出的决定，11月15日要再次举行中央全会，审议来年的国家计划和预算。安德罗波夫明白，这时他就必须突破既定日程的框框，哪怕为自己将来的方针划上“着重号”也好。一致商定全会推迟一个星期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