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仕途的开始·第五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库拉科夫在斯塔夫罗波尔

　　1960年1月，列别杰夫被别利亚耶夫所取代，H.И.别利亚耶夫此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他是在铁米尔套发生悲剧事件之后到我们这里来的，他在当地动用军队和坦克来对付工人的不满和骚动。别利亚耶夫仿佛是“流放”到此。给人的印象是完全不知所措，心神不安，半年之后就离开了斯塔夫罗波尔，费奥多尔·达维多维奇·库拉科夫成为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库拉科夫出生于库尔斯克州的一个农民家庭，对农村生活了如指掌。

　　边疆区对库拉科夫表示欢迎，对他寄予希望。他当时42岁。与前任不同的不仅是年轻，还有令人羡慕的果断、性格开朗、个人魅力。至少这是我最初的印象，而且不仅是我一人的印象。

　　库拉科夫一来，边疆区党的机器转速加快了。这反映在各个方面，首先反映在干部工作方面。我的生活中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当选为共青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和边疆区党委候补委员后，我如今也愈来愈多地从事党的工作：深入各区，参加制定决议以及在全会和积极分子会议上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边疆区党委的会议花去的时间特别多。库拉科夫不断交给新的任务，仿佛在考察我，看我都能胜任哪些工作。

　　1962年1月在总结和改选的代表会议上，我再次当选为共青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几周之后，库拉科夫就把我叫去，建议从共青团的工作转到党的工作。当时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边疆区党委派驻各地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的党组书记。1962年3月，我成为边疆区党委派驻斯塔罗夫波尔管理局的党组书记，该局将市郊的施帕科夫斯基、特鲁诺夫斯基和科丘别耶夫斯基三个区联合到一起。对于物色党组书记一事十分重视，我也和其他人一样，为此还被请到苏共中央去谈话。

　　我专心致志地投入了新的工作。我整天跑农庄，常常连夜里也搭上，为建立新的管理机构而奔忙，相信指靠内行就一定会有收获。我留任边疆区党委候补委员，经常与库拉科夫见面，他仍一如既往，交给我各种任务，邀我一起到区里各处视察。

　　因此，1962年夏天发生的事情就更加显得意外了。

　　边疆区党委开会讨论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致农业劳动者的公开信问题。这样的公开信当时多如牛毛。那些对宣传鼓动部长H.K.利霍塔没有好感的人挖苦他是“聪明得像掉到头上的砖头”，他突然对我发难，说我犯有对社会主义竞赛估计不足和其他类似的毛病。我起来反驳，于是出现了互相争吵。库拉科夫建议成立调查组检查我的工作，在8月7日的边疆区党的积极分子会上，库拉科夫完全“把我出卖”了。他说我“在落实中央公开信的工作中不负责任”，他的发言不够公正，言辞激烈，态度粗暴。

　　我急切地想起来反驳，却一直得不到发言的机会。在返回区里的路上，我的同路人、老资格功勋农艺师、昔日“穿蓝工作服者”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恰钦见我还在生气，便问道：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是不是还在为没有让你发言怄气啊？”

　　“那当然啦，”我回答说。“这不光是申斥，还是毫不客气的攻击。难道可以这样吗？别看我很敬重库拉科夫，我可不吃他这一套。”

　　恰钦宽厚地看了看我。

　　“好吧，就算你发言了，讲了你的意见。你以为你就能让大家都相信你是对的、库拉科夫不对吗？荒唐。好吧，好吧，”他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接着说道：“万一是另一种情况：你发言了，积极分子不管怎么样，全都支持你。那么库拉科夫呢？你真的以为他就把你的这桩事忘了吗？你是了解他的脾气的。所以你就听我的一句忠告吧，记住：最好的发言是没有念出来的。”

　　这件事之后，一些同事开始把我看成不可救药的人。当机关的一位女同志搬出库拉科夫来让我写一篇关于我的工作经验的材料时，我简直是受宠若惊。

　　“苏共中央正在综合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联合体党组织的最有意思的材料，”她说，“费奥多尔·达维多维奇 [ 译者注：指库拉科夫。 ] 认为你的看法正好合适。”

　　11月底，根据中央全会的决议开始了上面提到的将党组织按照生产原则一分为二的“伟大”实践。库拉科夫邀请我到他那边去，岂料他居然建议我调到新成立的农业边疆区党委去当组织部长。我于1963年1月1日走马上任。

　　因为苏共已经取代了一切，实际上不仅是充当领导，而且履行了管理社会的功能，与其他部相比，党的组织部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该部所管的问题范围也相当宽泛：除了边疆区党组织的组织工作而外，还要“照管”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的工作。

　　不过主要的是，干部都在组织部的主管范围之内，这里包括各级官员，大大小小的各种重要职务，从非同小可的党内职务到工厂厂长、国营农场场长和集体农庄主任。也就是党内行话所说的“选拔、分配和培养干部”。这首先是保证边疆区党委掌握实际的权力。

　　在局外人看来，干部工作无非是缠讼不休的处理公事的拖拉作风，审理机构的纠纷，其他不大值得称道和不大令人愉快的事情。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错，组织部往往是在搞阴谋，断送人的前程。但是我给自己提出了另外的“超级任务”……

　　我的“超级任务”

　　大学毕业后的七年工作，使我获益匪浅。我跑遍了斯塔罗夫波尔的山山水水，结识了数以千计的人，有机会观察其中许多人在城市和区里、在边疆区首府的工作。谢苗·瓦西里耶维奇·卢岑科系资深集体农庄领导人大军的一员。早年间他给一个名为“无产阶级意志”的小农庄主任开车，农庄主任平庸无能，还是个酩酊大醉的酒鬼。农庄庄员终于忍无可忍，将他赶下台去，让卢岑科取而代之。逻辑极其简单：

　　“谢苗，你拉着他把哪里都跑遍了，他的胡作非为也全都看见了，你就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会搞出点名堂的。”

　　应当说，大家没有把他看错。他把生产搞了上去，使农庄站稳脚跟。后来“无产阶级意志”联合10个小农庄，成为一个大集体农庄。卢岑科把它也办成了全边疆区最好、全苏联有名的农庄。他们善于利用山前地带的有利条件，开始连年丰收，畜牧业也蒸蒸日上。然而要从所生产的产品中获得最大的好处，还得靠卢岑科的机智。他性格刚强，敢于按照集体农庄章程办事，章程毕竟赋予了集体农庄领导人一定的权利。集体农庄将余粮拿到市场上出售，比卖给国家获利多得多。卢岑科建起了水果、蔬菜和油料作物的小加工厂、面包房；其产品通过合作社和农庄市场出售，这一切都增加了收入。就为自己的精明强干，卢岑科不止一次地受到公开批判，也曾有过将他撤职的打算，但农庄庄员都不让自己的主任受欺负。

　　人民器重他，当然首先因为他是领导，但人品也是主要因素。此人与众不同，当然是颇有才干，具有与生俱来的智慧，且颇有几分纯粹农民的狡猾劲儿。他没有读几天书，别看履历表上写的是七年制中学毕业。然而家中藏书却琳琅满目，令人吃惊。他每天挑灯夜读，据他自己的说法，特别喜欢“讲农民的书”。总之，他来自人民，始终留在人民当中，不像有些人来自人民，目的却是永远不再回去。

　　在我任党组书记期间，还曾有幸同另外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相遇，他就是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伦金。

　　伊里奇遗训集体农庄的田野位于斯塔夫罗波尔高地的支脉，在距边疆区首府不远处一片美不胜收的自然区内。这里地下往外冒着洁净的泉水，别什帕吉尔镇即因此而得名，它在突厥语中意为“五眼泉”。尽管拥有得天独厚的美丽景色和肥沃土地，农庄却日益衰败破落。

　　从前的农庄主任叫奇若夫。此人平庸无能，而且极不正派。他之所以能在农庄主任的交椅上坐上几年，全仗着一小撮应声虫的捧场，这帮人当然并非毫无私心。农庄庄员目睹这一切，纷纷搞起了个体经济：总得活下去啊。他们种植蔬菜，饲养家禽家畜。运到斯塔夫罗波尔去出售，顺手牵羊地再摸上点农庄地里的东西。结果，集体农庄每况愈下，到了完全衰败破落的境地。

　　于是，我就同区集体农庄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布德科一起决定撤换农庄主任，换上了瓦西里·伦金。

　　伦金在科丘别耶夫区一个农庄当总农艺师。他上的是函授大学，但精通庄稼活，而且具有与人打交道和将他们团结起来的特殊本领。总之，这个人很有意思，提供个人活动的空间，我坚信只要给他提供机会，他就可以真正地大显身手。

　　几年过去，农庄已是今非昔比。伦金实行了经济核算，实行以生产队承包为基础的新的劳动鼓励办法。人们对工作的态度变了，收入连年增加。随着收入的增加，村子也开始进行配套建筑工程。伊里奇遗训农庄声名鹊起，开始有人来这里取经。

　　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期间，曾不止一次地去看我的“教子”，我见庄员们在为伦金祈祷。因此别什帕吉尔的“五个泉眼”都已水流如注。

　　凡此种种事例说明，许多事情都取决于干部。我认为自己的“超级任务”就是支持、必要时出面保护有才干的、往往一意孤行的干部，坚定不移地撤换不懂行、文化水平不高、不善于也不愿意同人们建立正常关系的干部。

　　这也决定了工作方法。这全然不是坐办公室的、文牍主义的工作。我经常在下面跑，与人打交道。各农业区都接受了这个做法。库拉科夫不仅表示支持，而且主张使这一工作具有计划性。这样就诞生了干部培养计划。

　　有一天我又来到了苦干沟。这次来是因为对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列斯科夫的工作感兴趣。他是1958年取消地方机器拖拉机站之后过来的，原先是拖拉机站站长。当选为农庄主任，那年他36岁。这位前线战士身负重伤后脸上布满了深深的伤疤。不过不难猜出，他原先岂止讨人喜欢，还是个美男子呢。

　　布列斯科夫一来，苦干沟历史上的纪年便发生了变化。新主任一上来没有同庄员们谈生产，他提出搞村庄的配套建筑。第一次开会没有人相信他，都以为这是个怪人。于是布列斯科夫拟定了公用设施和房屋建筑计划，谈妥了贷款，找到了工程承包人，又走家串户，与最有影响的庄员交谈，并在会上再次提出问题。这次人们相信了，明白了这不是个“临时工”，而是当家人。计划也批准了。

　　我同布列斯科夫早在当时就相识，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同志关系。我给他帮过一点忙：支持了他在苦干沟的忘我劳动。岁月流逝，列宁集体农庄已成为边疆区的一个先进农庄。原先的破败景象早已踪影全无。不是不大透光的茅草房，而是质量很好、设备齐全的房屋，街道铺上了沥青路面，有了学校、图书馆、医院、漂亮的文化宫。前些年逃往四面八方的人们纷纷返回家园。后来，申请加入这个著名农庄的人排起了长队。布列斯科夫两次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1973年荣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他当之无愧。

　　结识有意思的人也有从个人问题专案开始的。农业边疆区党委会议上提出了开除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捷列先科党籍的问题。库拉科夫问道：那里出了什么事情？

　　“据说有个神经失常的农庄主任夜里用步枪打死庄员的牲口。”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 译者注：指戈尔巴乔夫。 ] ，你去一趟，就地把问题弄清楚。”

　　捷列先科领导的共产主义之路集体农庄位于距斯塔罗夫波尔约300公里、与达吉斯坦和车臣—印古什交界的地方，地处起伏不平、半沙漠的草原。我到了那里，与主任见面相识。我看这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三十出头，几乎与我同年。

　　他向我讲了自己的经历。1953年从部队复员后，在自流水国营养羊场当兽医士和畜牧工作者；1955年入党，毕业于函授农业学院，1961年当选为农庄主任。他接手后一看，人们对一切都丧失信心。捷列先科曾尝试像布列斯科夫那样从村庄的配套建筑入手。开始建设现代化的新村，种树，种玫瑰花。事情却毫无进展。大部分农庄庄员都是诺盖人，诺盖人祖祖辈辈都过着游牧生活，他们的传统中就没有设施完善的生活和定居地。

　　为了设法把人们团结起来，捷列先科组织了合唱队，农庄管委会规定人人必须参加。捷列先科自己也唱。尽管他的周围聚集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农庄的事情仍然毫无头绪，变革起来很难。人们不相信集体农庄，出工的只有一半农户，其余劳动能力很强的人，当然都是老头，搞起了个体经济。夜里就出来偷。偷盗集体农庄财产已成家常便饭。

　　“就是过的这个日子，”尼古拉忧郁地说。

　　那年在捷列先科及其战友的努力下，苜蓿、玉米、一年生草等的收成都很不错，但这一切都成了夜间偷袭者的猎物。捷列先科忍耐过，劝说过，羞辱过，偷盗却愈演愈烈。他终于忍无可忍，按捺不住，操起一杆小口径旧枪，就朝那些拉着偷盗物品的毛驴开火。

　　当然捷列先科有错误。不仅因为他采取了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作为领导人本应关心庄员的家庭，帮助他们发展个人副业。何况集体农庄也无法向农民提供应有的收入和粮食。无论如何，没有副业根本不行。这话我对他讲了，建议他亲自来调解纠纷，而且以后要注意：如不关心农民的家庭，那他就一事无成。尼古拉同意我的意见，而且希望得到支持。

　　我回到斯塔夫罗波尔，对库拉科夫说：

　　“捷列先科当然是把农民给欺负了：总得让人家有地方放自己的牲口啊。可我们要是不支持这个小伙子，那就什么全都得毁了。而且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不公平的……”

　　库拉科夫陷入了沉思：

　　“我们要怎样支持他，才能得到理解呢？”他突然问道，“怎么，他那儿的玉米确实不错吗？”

　　“那真是奇迹。在烧过荒的草原上，那简直像一片绿洲。玉米秆长得有三米高。”

　　“哪怕不到三米，有两米也不错了，”库拉科夫笑着说道，“咱们就在他那儿开上一个全边疆区的经验交流会吧。”

　　说到做到。全边疆区的专家都集中在这个农庄里，讨论如何在水浇地上种植玉米的问题。捷列先科的玉米品种挺争气的。记得我原来有过一张照片：边疆区共青团委书记瓦西连科骑在库拉科夫的肩膀上试图去够着玉米秆尖。大家对捷列先科的经验表示赞许，报上发表了有关的文章。

　　不过捷列先科自己也没有白白浪费时间。他与庄员们消除了误会，此后生活仿佛开始变样了。他使农民的情绪有了改变，让他们迷上他的计划。集体农庄蒸蒸日上，而他自己却始终在探索中：采用新的工艺、小型生产方式，避开了费用高昂的综合体，以新的眼光米看待轮作制，恢复了休闲地，对饲料作物改用灌溉耕作。在莫斯科学者的参与下搞出了自己的激励机制。顺便说说，捷列先科为支持农民的家庭副业做了不少事情，村庄盖好房舍，旧貌变新颜。他两次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曾当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和正式委员。这是个非常好的人。他于1989年5月因心脏病猝然去世。

　　在组织部的工作使我与库拉科夫的关系密切起来。按照党的机关的规定，这个部由边疆区第一书记直接照看。我和他几乎是：天天见面，久而久之，我们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工作关系。

　　库拉科夫是个坚强而慷慨的人。我曾不只一次地陪他到边疆区各地去视察，我发现他与农庄庄员或者专家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因为他对他们的事情了如指掌。他的智慧与众不同，甚至可说是农民的智慧。

　　1964年10月库拉科夫调到苏共中央工作，我们在告别时已是朋友，而且此后一直关系密切。

　　又一个失宠者

　　叶夫列莫夫到我们这里来，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据我后来得知，库拉科夫直接参加了倒赫鲁晓夫的“准备过程”。他是属于那批在十月全会前夕召到莫斯科去完成特殊任务的书记。万一中央主席团委员缺乏说服赫鲁晓夫自愿下台的论据，这些书记就得向赫鲁晓夫提出自己的要求。勃列日涅夫十分看重库拉科夫的这一表现。十月全会刚刚结束，库拉科夫即出任中央农业部长，而在11个月之后的1965年9月，又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叶夫列莫夫是全党和全国的著名人物。他曾先后担任古比雪夫的第二书记和州执委主席、库尔斯克州和高尔基州党委第一书记等职务，有多年的工作经验。1962年，他成为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第一副主席。该局主席为赫鲁晓夫本人，但主要的日常工作都落在了两位副主席——叶夫列莫夫和基里连科身上，两人平起平坐，均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叶夫列莫夫并未参加十月“宫廷政变”的准备工作。后来他对我说，其时他正在出差，好像是在乌兰乌德。召开全会一事没有事先通知他，当他听说再赶到机场时，又说飞机有毛病，飞行推迟。毫无疑问，这是有计划的延误。

　　问题在于叶夫列莫夫早已背上了赫鲁晓夫忠实追随者的名声。此前不久赫鲁晓夫曾视察了俄罗斯的好几个州。叶夫列莫夫陪同视察。此次视察已拍成纪录片，赫鲁晓夫的后面老是有叶夫列莫夫的身影晃来晃去。这样的镜头令人印象深刻。

　　许多人都说，只要到办公室去找叶夫列莫夫讨论工作上的事情，他会立刻拿起整整齐齐地放在桌上、夹满书签、划满着重号的赫鲁晓夫文集，加以引用。他总是这样来结束谈话：

　　“关于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同志是这样说的：你就照这个去办吧。”

　　根据叶夫列莫夫自己的说法，他一回到莫斯科，就和大家一起批开了赫鲁晓夫，不过他和米高扬一样，主张让赫鲁晓夫留任原职。

　　大概中央主席团正是以此为根据，才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将叶夫列莫夫派到我们斯塔夫罗波尔来，并保留了他的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职务。1964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根据波德戈尔内的报告，决定重新合并州及边疆区的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于是叶夫列莫夫从12月1日起主持了组织部的工作，负责在斯塔夫罗波尔完成这项任务。

　　那是紧张而激烈的日子。尽管边疆区党委一分为二只有两年的时间，如上所述，两个党委之间的疏远和“拔河”有时发展到了有失体面的地步。如今要将两者合而为一，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班子，为职务的重新分配，开始了一场地地道道的搏斗。我这个原农业党委的组织部长就成了搏斗的中心。每个人都为自己而斗争，不仅事关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工作岗位，而且事关地位和权力。许多人对于事业的利益倒是漠不关心。

　　叶夫列莫夫让我带上关于合并后的边疆区党委和机关组成人员的建议到他那儿去。他看了看我带去的东西，没有找到我的名字，感到很吃惊：

　　“您自己打算在哪儿工作啊？”

　　我回答说，我希望回到区里或者市里去。

　　“好吧，我们再看看，”叶夫列莫夫说道，他建议我带上全部材料去莫斯科。

　　我刚到莫斯科，来到中央组织部，就有人对我说：

　　“叶夫列莫夫让你给他打电话，有事情要交谈讨论。”

　　我拨通了他的电话。

　　“您还哪儿都没去吧？”叶夫列莫夫一上来就问。“那太好了。我请您注意：我们商定让您担任斯塔夫罗波尔市委书记。

　　“这完全符合我的意愿，”我答道。

　　这次谈话后我就着手协商新的任命了。谁知晚上叶夫列莫夫又来电话：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说，我们刚才谈了谈，我决定我们还是在一起共事。”

　　“当然了，”我没弄明白，“还在一起共事。”

　　“不对，”叶夫列莫夫打断我的话说。“我说的是你当边疆区党委组织部长。”

　　“那为什么？”

　　“你明白吗，这里简直乱套了，四面八方都在折腾……”

　　我可以清楚地想象到边疆区党委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想象到我们的机关工作人员是如何向叶夫列莫夫施加压力的，他在每次这样的谈话后便开始动摇。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我说，“没必要这么做。我请您别改变立场。”

　　“别说了，”叶夫列莫夫打断我的话。“问题解决了，我和大家都说好了。”

　　1964年12月22日举行了边疆区党的代表会议。叶夫列莫夫当选为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原工业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博先科成为第二书记。我当选为党委委员并出任组织部长。

　　与叶夫列莫夫共事的头两年，是我们相互了解、“磨合”甚至可以说亲近的时期。叶夫列莫夫有别于其前任的是开阔的政治视野、博学多识、颇有文化素养。他当然是个大人物，同时又是十足的体制产物，苏共机关学校的鲜明代表。在这个意义上与他共事的那几年对我颇有教益。

　　叶夫列莫夫对自己被发落到外省一事耿耿于怀、。这也是他相当难以深入边疆区工作的原因之一。看来，他还抱着幻想，以为勃列日涅夫眼看就会让他回莫斯科一去，因此起初对他说来首都的事态要比斯塔夫罗波尔的问题有趣得多。

　　通常我要是有什么想法或者文件去找他时，都要打电话。可有一天我事先没打招呼就进去了。他坐在桌子旁边，用拳头托着下巴，目光直视前方。我走到跟前，坐下，却仍然是难熬的沉默。他完全陷入沉思，竟对我视而不见。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您怎么啦？”我小声说道。

　　他仿佛清醒过来，却仍然想着自己的事情，开始说道：

　　“怎么能这样呢？你明白吗，我可是发言支持基里连科的啊，替他辩护，可他没说过一句支持我的话。”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您在说什么？”我不明白。

　　他仿佛完全清醒过来了，苦笑一下，把手一挥。

　　“这是……我这是突然想起了1964年10月的中央主席团会议……米哈伊尔，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事。”

　　叶夫列莫夫期待着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且心情十分激动。他一直以为他可以保住他的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的地位。每当勃列日涅夫去海滨休假，他都一心要跟着去。他们在那里相聚，有时甚至是两家人相聚，叶夫列莫夫内心深处始终存着希望，那就是在代表大会上一次成功的发言可帮助他返回莫斯科。肯定要给他发言的机会，他对此丝毫也不怀疑。

　　1966年3月底，正好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我因事去了莫斯科。叶夫列莫夫让我留下来帮助他弄发言稿。他十分紧张不安，我见他这么难受甚至是在受迫害，也想帮他一把。于是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我每天都得在北京饭店他的客房里准备可能在会上宣读的发言稿，并随着大会讨论的进行加以修改订正。每次大会休息，叶夫列莫夫都要打电话过来，讲他的意见，把我尚未捕捉到的一些意味和重点再弄准确。

　　但是奇迹并未出现，叶夫列莫夫始终没有机会发言。作为边疆区委书记，他仍然留任中央委员，仅此而已。说句公道话，叶夫列莫夫确确实实专心致力于解决斯塔夫罗波尔的问题。

　　斯塔夫罗波尔市委书记

　　1966年9月26日，苏共斯塔夫罗波尔市委全会一致选举我为第一书记。按照官名录等级表，这个职务比边疆区委组织部长要低(相应地工资也低)。然而吸引我的是工作中有更大的独立性。我在市委里受到欢迎。许多人因为共青团的工作还记得我，况且后来我也没有失去与该市积极分子的联系：大部分领导人、科学文化机构和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我都认识。

　　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如上所述，斯塔夫罗波尔当年就是一个在整个俄罗斯边远地区都很典型的外省城市。直到60年代中期，整个城市基础设施都极不完善，这包括卫生、教育、文化、日常生活服务、交通、供水供热、尤其是排水系统。污水往往就汇入街道两旁的水沟。城市的工业以木材加工机床厂、服装厂、纺织厂、鞋厂、甜烧酒厂、几个小小的乳制品厂为代表。

　　关于必须改变整个城市面貌的想法可以说是呼之欲出。该市那得天独厚的景观，它那起伏的山冈和低地中的池塘、绵延到市郊的森林，无不为此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恰好在我成为市委第一书记的1966年9月，市苏维埃批准了斯塔夫罗波尔市25年发展总规划，规定对市中心进行改造，开垦新的空地、尤其是在西部两大片森林之间。

　　一个老问题：改造和建设所需的经费从哪儿来？除了极其有限的全国性集中拨款这个来源而外，只有靠城市企业来资助了，而城市企业又屈指可数。国家计委多年推行的生产力部署的片面政策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直到城市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后，才有可能建起现代化的工厂——生产电气设备、汽车拖车、化学试剂和发光体等的工厂。

　　我们将城市发展计划与实行“柯西金改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包括企业有权支配相当大一部分收入等联系起来。改革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对改革的接受程度。市委首先就做他们的工作。在市委和企业里安排会见，依靠党的机关和科技人员进行了社会调查。调查材料证明，工程技术人员在生产中的地位相当不明确，被降低了。对他们的惟一要求就是不惜任何代价完成计划。

　　我们在1967年4月举行的市委全会上讨论了与进行改革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尽量寻找自己的角色，往推进改革的方面努力，却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改革的钥匙不在斯塔罗夫波尔市。给人的印象是，全联盟的部委抽出个别的问题，回避做综合的决定，对于实际过渡到新的计划和劳动激励体制最不关心。况且边疆区党委同苏共中央一样，最关心的仍然是完成计划的指标。

　　尽管如此，斯塔夫罗波尔市发展总规划依然在逐步得到实施。全城布满了脚手架，这倒成了城市别具一格的名片。我们这些市委工作人员则几乎人人都成了工地主任。新的工业企业一个又一个拔地而起，对熟练工作人员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如果说我任团市委书记那段时间青年人就业机会少、纷纷到外地去的话，那么如今得到外面去请专家了。提出了工业院校的问题。最初开设了克拉斯诺达尔工业学院分院。扩大了现有的学院和中等技术学校。

　　住宅建设的规模猛增：一个又一个街区拔地而起，出现了新的小区。新的住宅建设联合企业在正常运转。市内的街道铺上了沥青，通了无轨电车，修起了马戏团、游泳池、图书之家。在圆树林区兴建了公园，在市中心的共青团小山上又兴建了一个公园。

　　家里也发生了变化。伊琳娜满10周岁，我们送她一本摄影集——她生活的写照。1967年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顺利通过社会学论文答辩，获得哲学副博士学位。她饶有兴趣地从事教学工作，在边疆区各地进行社会学调查。这一年我也在农学院经济系毕业。我们和朋友们一起庆祝了论文答辩顺利通过和我的结业。

　　我们的生活异常充实，自己觉得很有意义。我们相濡以沫，融洽无间。我们的收入增加了，物质生活有了改善。有能力将1960年分到的两居室住宅装修一番。添置了电子牌电视机，原来一直使用收音电唱两用机。

　　但操心的事情并未减少。恰在此时我同叶夫列莫夫的关系仿佛出现了裂痕，开始发生误会，起因各种各样，有时纯属无关紧要的原因。其中，我同库拉科夫的(电话)交往也是原因之一。叶夫列莫夫对这样的交往颇有几分嫉妒。他仍然对返回莫斯科抱着希望，他在摸底，并且担心任何不利于他的计划的消息走漏出去。这样的弱点和多疑，正好为那些自我离开边疆区党委后开始聚集在叶夫列莫夫周围的告密者和马屁精所利用。

　　我估计不满情绪很快就会表露出来。不久果然发生了。有一天叶夫列莫夫邀请几位党委委员一起研究涅温诺斯梅斯克市党组织的情况。该市第一书记毫无节制的酗酒引起共产党员和居民的不满。市党代表大会即将举行，叶夫列莫夫想事先商量商量。因为他的意见尚未确定，与会者说话都是小心翼翼，不表明自己的立场。我则与此相反，主张在党代表会议上换掉市党委领导班子，以免败坏边疆区党委在人们心目中的名声。这时叶夫列莫夫突然发作开了，他讲了一大堆令人难堪的不公允的话，不过实际上对我的看法未置一词。这是控制不住自己。马屁精们要的就是信号，仿佛是一声令下，他们全都一哄而上，对我进行攻击。

　　这实在太过分了，我不能就此罢休，便打断一个发言人的话说道：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 [ 译者注：指叶夫列莫夫。 ] ，您要是对我的看法和估计毫无兴趣，那就请您以后别再叫我来。就在自己的圈子里讨论吧。我看你们这儿真是团结一心，意见完全一致。”

　　叶夫列莫夫没有料到事情会这样发展。谈话无法进行下去，出现了难堪的场面。好不容易草草结束会议，大家不欢而散。从那时起我们的关系日渐疏远。我们很少往来。我一门心思干市里的工作。

　　机关的游戏

　　1968年夏天，边疆区党委开始了“机关大游戏”……搞人员大换班。起因是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州委：第一书记雷任故意示威性地离开家庭，去跟另外一个女人住在一起。此事引起了公愤。雷任被解除职务，选举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Ф.П.布尔米斯特罗夫接任该职。

　　叶夫列莫夫的亲信都动作起来了。我不仅袖手旁观，而且在酝酿自己的计划。当时我已经自己做出了选择：应当往学术方面发展。我通过了副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选定了题目，它与斯塔夫罗波尔的农业生产专业化和布局问题有关，我开始收集研究所需的材料。就在围绕第二书记职位的竞争达到白热化时，我已办好休假手续，并买好了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去索契的疗养证。

　　即将启程时，总务部长帕维尔·尤金忽然来电话说：

　　“米哈伊尔，你别走了，等等再说，这是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的指示。”

　　一天、两天过去了。我给叶夫列莫夫打电话：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有人向我转达说您要我先别走。可疗养证眼看过期，时间一天天过去，全家人都准备好了。您就让我去休假吧。”

　　“到开全会时再说，”他口气很生硬。

　　“全会没有我照样开，我事先就同意您的建议。”

　　“我给你讲过了，等等再说。行了。”叶夫列莫夫把电话挂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最后叶夫列莫夫请我过去。谈到推举我。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我对他说，“您又不想与我共事。不必强求自己了。竞争者有的是，您就让我去休假吧。”

　　“你到莫斯科去，”他明显地感到不满。

　　原来关于推举我的问题已经决定。叶夫列莫夫当即召开了边疆区党委会，党委会……一致赞成推举我。会后大家都散了，我又在等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找我谈话。后来我看谈话显然是不会进行了，便决定主动去找叶夫列莫夫。

　　“到莫斯科去，”他就说了这么几个字。

　　“到莫斯科什么地方？找谁？有何建议？”

　　“你自己知道去什么地方——去中央组织部，那儿有的是人袒护你。”连一句送别的话也没有。

　　在莫斯科老广场的中央组织部，由副部长E.Э.拉祖莫夫与我谈话，后来又同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杰米契夫、库拉科夫见面，推荐我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职务的问题就解决了。我的所有疑虑在各个办公室里就让一句“必须新老干部搭配”的套话给弄得烟消云散了。组织部的工作人员给我讲了这一决定的前因后果：叶夫列莫夫的确死不同意，一直拖到最后一刻，但卡皮托诺夫寸步不让，他得到库拉科夫的支持，仍然用上了那个关于“搭配”的套话，叶夫列莫夫只好让步。

　　我面前放着1968年8月5日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全会的记录。

　　边疆区党委会全面讨论了这个问题，在苏共中央进行了协商，并考虑到新老干部正确搭配的列宁主义原则，建议选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同志为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

　　没有对戈尔巴乔夫提出问题。一致通过。

　　读着这则记录，就会产生一种十分平静的团结一致的印象。仿佛在所通过的决定后面既无人的欲望，又无激烈斗争。但我和其他党委委员都很清楚，在步调一致和遵守纪律地投票“赞成”的人当中，也有坚决持“反对”态度的。其中最初就有叶夫列莫夫本人。

　　我刚刚当选，他就休假，始终没有同我谈话，便去了基斯洛沃茨克。我则与此相反，只得放弃休假，投入到工作中去。待叶夫列莫夫回来后，他和我都只字不提过去的事情，开始重新安排共同的工作。经过两三个月的相互适应后，我们之间又像从前一样建立起了正常的同志关系，即使遇到严重的分歧也始终不变。

　　第二书记

　　无论过去任组织部长还是如今当第二书记，我都花很多时间去做区委第一书记的工作，他们在党的等级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整个庞大的党的机关正是通过区委第一书记与“群众”和“基层”，也就是机关、企业、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的基层组织和村镇苏维埃发生关系的。第一书记本人如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决定了政策的具体贯彻情况。

　　库拉科夫对区委书记的态度遵循两条标准，那就是“作计划”的能力和个人的忠诚。其余的一切他都觉得无伤大雅。一起饮酒作乐更使相互关系简单化到了有些书记可说已经悄悄地骑在库拉科夫脖子上的地步。其中许多人觉得自己简直就是有封地的公爵了。

　　叶夫列莫夫对于更换书记班子觉得很困难，也不大愿意，尽管这方面的必要性很大。

　　下面来了很多信，揭发了书记们恣意妄为、不光彩的行为，尤其是酗酒。按照规定的程序，这样的信件直接交到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手里。这是他的“教区”，他决定着此类信件下一步的行程。然而叶夫列莫夫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毫无反应。

　　我曾不止一次地与他谈起这个问题，却毫无结果，叶夫列莫夫经常是避而不答。有一次在谈到一位区委书记时，他提了这么一个问题：

　　“他过去同库拉科夫的关系如何啊？”

　　我终于按捺不住，便答道：

　　“库拉科夫同所有的人关系都不错。”

　　“你和所有人的关系也不错嘛，”叶夫列莫夫冒了这么一句。

　　“我也一样。不过虽然我同费多尔·达维多维奇 [ 译者注：指库拉科夫。 ] 有联系，也并不是对他当时的一切都赞成。”

　　“没有必要，”叶夫列莫夫哈哈大笑。“这正好是库拉科夫的高明之处。区委书记是我们的支柱。他应该感觉到我们是相信他的。这是最主要的。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支持他们，保护他们。”

　　“免受谁的侵害？”

　　“免受各种诬陷。对于那些工作干了不少而且干在明处的人，总是有不少闲话。”

　　“免受各种诬陷，不错，”我对他说，“可是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您很清楚，问题根本不在这儿。有些人已经到了我们应当挽救的时候了……”

　　让区委书记放清醒点儿，向他们提出原则性的要求，谈何容易。这里需要意志，需要刚毅。而这些又显然是叶夫列莫夫所欠缺的。自打“从巅峰跌落下来”之后，叶夫列莫夫对于冲突是避之犹恐不及。

　　他的经验和嗅觉均属一流。他明白，需要做出一定的反应。因为这些意见迟早会暴露出来的。可是怎样作出反应呢？叶夫列莫夫找到了一个最简单的出路：把这些东西全交给我。每次来信，他都把我叫去，亲手把信给我：去吧，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但是信哪儿都别登记，看看再说。

　　同“领导”酗酒有关的事情处理起来尤其艰难。记得有个村子十分隆重地为新建成的文化宫揭幕，这对于村子来说，无疑是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农庄主席邀请了自己的同行，当然也邀请了区里的领导。当天晚上一切就和通常一样：讲讲建设者、农庄的成绩，赠送礼品，看完了演出，然后是……节日酒宴。等大家各自乘车回家时，恰好下起了大雾，出了一起大车祸。人们对此议论纷纷，也传到了叶夫列莫夫的耳朵里，说什么领导寻欢作乐。

　　我只好亲自检查，并进行公开审理。

　　“不错，”我回到斯塔夫罗波尔时，叶夫列莫夫这样说道。“不过米哈伊尔，我对你说，这可不是办法。我是不是要跟你一起满边疆区跑，确定由谁来端酒、谁喝多少、不准谁再喝了啊？不行，这可不是办法……”

　　我反驳说：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您知道，我不是伪君子，可您的意见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领导人中的酗酒，这是当今的一大灾难。”

　　“哎，你别夸大其词了，”叶夫列莫夫生气地说。“随便哪个区委书记都是没日没夜地在田里、牧场里满处转，顶风冒雨地干。到什么地方吃个晚饭，喝上点酒。这有什么？只要身体情况允许，就让他喝去吧。”

　　这里问题并不在于叶夫列莫夫的个人见解或者癖好，他有时也可以喝点烈性酒，而在于普遍对酗酒的宽容态度。酗酒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而且在工作中也愈演愈烈。因酗酒而引起的不幸事件也与日俱增。1969年11月，叶夫列莫夫在边疆区党委全会上讲话中援引了下列数字：苏共二十三大后三年半的时间内，边疆区党组织开除了1743名党员。其中743人(占42.6%)系因为酗酒、流氓行为和道德败坏。

　　统计数字发人深省。苏共垄断了所有大大小小的领导职务，它就必然成为吸引各色人等的核心，其中有的人参加党并非出于思想动机，而是出于纯粹自私的动机。这也使得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滥用权力的风气有所抬头。

　　不过除了那些以为党证、官职就赋予他们主宰人们命运的权利的追名逐利的人而外，我还遇到了数以百计的忠于职守的共产党员。我在对于布列斯科夫、伦金、捷列先科这种类型的农庄主任的工作进行观察中确信：那些富有首创精神、内行的、正直的领导人可以在改善生活方面大有作为。

　　当时我以为，只要选拔这样的干部并安排到关键岗位上，许多紧迫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这是幻想吗？好像是吧，因为我逐渐意识到现存体制为任何形式的活动和首创精神都设下了相当硬性的框框。这些框框是由国家领导人的政策倾向所决定的。

　　说到这里，就来谈一谈后来称之为“停滞”的那个时期的政策。

　　改革派的失败

　　这里应当说，50—60年代所唤起的改革精神具有相当充分的力量和惯性。况且社会生活许多方面实行改革的必要性也实在太明显了。如上所述，勃列日涅夫曾经在政治局内各派之间巧妙应付。他将自己对保守思想的偏爱仔细地伪装起来。因此苏共中央在取消了赫鲁晓夫若干确属唯意志论的决定以后，支持了某些新事物。1965年关于农业问题的三月全会、同年关于工业生产计划和经济刺激的九月全会就其倾向而言是进步的，目标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然而这些决定命定了无法贯彻。出现了奇怪的情况，报刊上围绕各种方案热火朝天地进行辩论，发表了经济学家和政论家的文章，而与此同时在重新恢复的各个部里却在“悄悄地干着自己的事情”，官僚主义集中制的结子拴得更紧了。

　　其实，地方当局对新事物也持相当怀疑的态度：“他们在莫斯科高谈阔论，我们在这里却要完成计划。”在斯塔罗夫波尔，这一切在所谓的“И.И.巴拉科夫案件”上表现得再明白不过了，那还是我当上第二书记之前的事情。

　　我对因诺肯季·巴拉科夫十分了解。此人精力充沛，独立精神强，不过也许太爱激动。他与改革派经济学家利西奇金很要好，是其狂热追随者。当事情仅仅局限于必须“软化”国家计划、扩大集体农庄最终产品的推销和自由出售的权利的谈话和发言时，没有人感到紧张。可当巴拉科夫试图在自己的格奥尔吉耶夫区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时，那就不是闹着玩的了。

　　巴拉科夫作为区农业局局长，不再向某些农庄下达硬性的计划，以免束缚他们的首创精神，放手让他们自己干。但是在那种情况下，边疆区党委中人们差点没把这当成是对整个体制的公开进攻。巴拉科夫起初在党委会上受到警告，1967年1月21日被撤掉职务。

　　那次会我没有参加，不过我后来听说，巴拉科夫的罪名是“在其一系列有关重大政治问题的言论中犯有严重错误”。说他那些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市场上自由出售产品、关于要千方百计巩固它们的经济的“没完没了和语无伦次的说法”“客观上对于培养干部执行党和政府决定的高度责任感的工作造成了损害。一些集体农庄不完成出售粮食的国家计划，对在市场上买卖粮食的情况听之任之……”

　　叶夫列莫夫敏锐地捕捉到行情，看来他认为“我们的组织应当”到全国的舞台上去“阐明”这样的思想。1967年9月13日，苏共中央《农村生活报》发表了由叶夫列莫夫和几名边疆区其他工作人员署名的《违背事实》一文。其批判对象为根纳季·利西奇金发表于《新世界》1967年第2期的《两年之后》。

　　给利西奇金加的罪名是“直至提出荒谬的、脱离生活的建议：关于自由出售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产品，关于取消国家收购产品的实物表现的计划……蔑视社会主义计划原则。”而主要是“为了论证理论上杂乱无章、实际上并不适用的经济建议……故意歪曲有关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活与活动的事实。”

　　巴拉科夫的事例引发了人们的忧思。这可是贯彻1965年中央三月全会的时期，全会促进了农业部门的探索。看来业已开始的“柯西金改革”肯定会使这些探索步步深入。可惜农业中的改革也同工业中一样，是在事先划好的框框内进行的。巴拉科夫或者利西奇金所提出的建议越出了这些框框。因此整个“巴拉科夫案件”既说明改革已是势在必行，同时也说明体制对于此类变革的可能性本身作出了强硬的反应。教训是深刻的。

　　1967年初夏，我见到了兹杰涅克·姆雷纳尔日，前面已经提到，他是我多年的朋友和莫斯科大学的学友。其时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工作，是为起草关于进行政治改革的建议来到莫斯科的。他的讲话在首都科学院圈子中得到的反应相当冷淡。后来他去了格鲁吉亚，又顺道来斯塔夫罗波尔做客数日。

　　如上所述，我们当时住在四层的一个两居室住宅里。这是我们家庭生活中第一个单独的住处，我们很喜欢它。兹杰涅克却以很怀疑的目光看了我们的住房。看来，按照捷克斯洛伐克的标准，边疆区首府第一书记的住房显得太寒碜了。

　　兹杰涅克详细询问了苏联和边疆区以及我们生活的情况，他向我们介绍了许多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态发展、关于诺沃提尼威信扫地的情况。我感到捷克斯洛伐克正处于重要事件的前夜。

　　半年过去，我从报纸上得知，姆雷纳尔日已调到捷共中央机关工作，成为名噪一时的《捷共行动纲领》的作者之一，后来又成为“布拉格之春”的积极活动家。我给他去过一信，但未收到回信。根据边疆区党委委员、边疆区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暗示，我明白那封信已交到了完全另外一个地方。

　　所传来的关于1968年布拉格事件的信息极其片面。当时对于任何信息都进行严格而全面的控制，这样的信息就更不用说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我指的是出兵行动)开始于8月21日，而如上所述，在悲剧性的8月之初，我已当选为第二书记。由于叶夫列莫夫不在，边疆区党委的会议都是由我来主持。在开会讨论中央政治局关于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通报之前，叶夫列莫夫打来电话，他根据在苏共中央的谈话讲了自己的建议。党委会通过决议，赞同“旨在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主义成果的果断而及时的措施”。

　　边疆区党委支持了中央委员会，但是也无须说假话，仍然经常出现一个问题：这一行动的意义何在，它是否恰到好处？

　　这样的思绪使我更加渴望对于内外政策的许多令人担心的现象刨根问底。处处都可感觉到反应开始了。8月21日之后，意识形态领域便“卡紧”了，只要异端思想稍一露头，就严加镇压。

　　苏共中央要求地方机关在意识形态方面采取果断行动。与同不同政见的斗争火力密集，遍地开花。

　　1969年年初，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哲学教研室代理室主任Ф.B.萨德科夫在边疆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人民的团结和社会主义的矛盾》。成书于几年前，那正是赫鲁晓夫的改革甚至“柯西金的改革”令人对前途充满希望与憧憬的时候。该书手稿在出书前一年曾在教研室内讨论过，作者将手稿带到莫斯科，甚至还曾让中央机关的某人过目，又在《哲学问题》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实际上萨德科夫提出了若干主张，这些主张要到80年代改革开始之后才会逐渐得到落实。可是离改革至少还有15年的时间。而当时……就连1964—1967年间可以勉强接受的事情，到1969年已经定为“大逆不道”了。

　　莫斯科传来了信号：狠批。于是5月13日举行了边疆区党委会，讨论的问题是：关于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哲学教研室副教授Ф.B.萨德科夫书中的严重错误。我们可以说是把他批了个体无完肤。这的确是一次喋喋不休的批判会。我们的主要“思想家”利霍塔要求将其开除出党。叶夫列莫夫不予支持。我的发言充满了火药味。萨德科夫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并宣布撤销其教研室主任的职务。他不久即离开斯塔夫罗波尔，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去了乌法。

　　对我说来，发生在我所认识的、思想不落俗套的巴拉科夫和萨德科夫身上的事情，不仅成了苦恼的原因，而且成了探寻“我们遭遇了什么事情？”这个问题答案过程的开端。良心在受到谴责，因为我们实际上对他们进行了镇压，我们的社会中发生了不好的事情。

　　改革的精神眼看着逐渐消失。1965—1967年间历次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问题的切实可行的、理智的决定，愈来愈受到封锁。中央三月全会的路线被推翻了，“柯西金改革”岌岌可危。专家学者的来信被整整齐齐地装入麻袋，放进档案馆的地下室。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实际上终止了就改造国民经济管理体制进行的一切探索。

　　“停滞”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