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锋芒·第四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省城

　　斯塔夫罗波尔没有人来迎接我。我把东西放在车站寄存处，便出去找安身之地了。我对城里情况一无所知，以前只是偶尔光顾。找到了一个旅馆，名叫“厄尔布鲁斯” [ 译者注：俄罗斯一山名。 ] [ 法郎注：在高加索山脉上，为欧洲——如果把俄国西部算作欧洲的话——最高峰。 ] 。我就在这里下榻。我交过床铺钱，便出去逛街了。

　　城里处处树木葱笼、绿草如茵，一派古典省城的景象，令我惊叹不已。三四层楼房并不多见，一两层唱主角，房屋的旁边和上面都盖满了小屋，而且都是俄罗斯边远地区许多小城所特有的那种最莫名其妙的建筑样式。每座房屋房顶上的烟囱，仿佛是在证明没有暖气。后来我才得知，城市也没有上下水设施。

　　市中心位于高起的部分。那里也有老城堡的断垣残壁。据说这里还曾有过一座金碧辉煌的古代大教堂，但在1942年德寇大兵压境时炸掉了。60年代以前，旧城的很大一部分由中央广场和市场占用，这里曾是全边疆区和邻近各州农产品的集散地。

　　广场周围是堪称当地名胜的独一无二的建筑物：昔日的中学，格尔曼·洛帕京曾在此学习，这是个杰出的著名人物，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俄语的第一人；昔日的贵族女子中学(现为师范学院)；低矮的、似乎贴着地面的平房，哥萨克部队司令曾在此“驻扎”过；昔日的贵族会议(军官之家)；剧院(高加索第一家)；现为边疆区党委所在地的省长官邸。通往池塘的斜坡上，是一棵饱经风霜的树龄700年的老橡树。相传这是当年莱蒙托夫最喜欢的去处。我想起了他的诗篇《我独自一人走上了宽阔的大路……》。诗的最后，可能是与斯塔夫罗波尔老橡树相遇所引出的话题。

　　对往事我早已经没有什么惋惜，

　　对人生我早已经没有什么期望；

　　我在寻求着自由，寻求着平静！

　　我想要茫然地进入沉沉的梦乡！

      但不是那种坟墓里的寒冷的梦……

　　我想要永远地这样静静地安息：

　　生命之力在我的胸腔中微睡着，

　　胸口在一起一伏地慢慢地呼吸；

      美妙的歌声在愉悦着我的两耳，

　　整日整夜地对着我歌唱着爱情，

　　繁茂的橡树永远那么碧绿苍翠，

　　枝叶扶疏地在我头顶喧嚷不停。 [ 译者注：译文见余振泽《莱蒙托夫诗选》第315—31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

　　从市中心往下，也就是往东，是一条宽阔的大街，大街尽头，是昔日城堡大门所在之处，叫做梯弗利斯大门。通往梯弗利斯的大门……最后，还有一处容易记住的当地“名胜”——师范学院楼前的大水洼。总之，简直就是果戈里笔下的省城图画。

　　厄尔布鲁斯旅馆的旁边是下市场。其泥泞不堪和蔬菜水果之便宜，均令人大吃一惊。几个戈比就可以买到一大堆番茄。不过我花钱都很节省，省下来派别的用场：必须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抵达之前随便租个什么住房。

　　我从8月5日起在边疆区检察院开始见习。每天晚上满城里四处找住房。一天两天过去了，先后看了几十处住房，却每次都不成功。最后单位的同事建议去找经纪人。检察院和民警局同他们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将他们登记在册。给了我一个老牌女经纪人的住址，是伊帕托夫街26号(如此“重要”的材料记得很牢)。我去了，她当下就明白我不是来“斗争”，而是来求助的。她收了我50卢布，给了三处房的地址。其中的一处(在喀山大街)就成了我们未来几年的住处。

　　这里住着一对讨人喜欢、颇有教养的退休教师，还有他们的女儿女婿——柳芭和沃洛佳。后来又添了个外孙，叫阿纳托利。房东给了我们一间11平米的小屋，其中炉子就占了三分之一的面积。从三个不大的窗户望出去，是个非常美丽的古色古香的花园。不错，窗户关起来很费劲，它们全都歪斜了。家具就是一张又长又窄的铁床，那网状床垫的中部几乎已经耷拉到了地上。而且整个房间已多年无人收拾，可是就凭我那点钱，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与房东讲好了每月房租250卢布(按1961年以前的币值)。至于木柴、煤炭、煤油，都得自己操心。我把那个虽说是“慢件”却也平安到达的大木箱放在房间中央，既当桌子，又作书架。自己做了挂衣架。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临来之前买了两把椅子。置办家具到此为止。

　　与检察院一刀两断

　　苏联检察院工作人员所表现出来的毫不客气、对我家庭情况的漠不关心以及我分配的整个经过，无不使我对是否搞专业工作颇为犹豫。在斯塔夫罗波尔的见习也并未改变我的想法。于是我决定与检察院一刀两断。

　　我与共青团边疆区委进行了接触。在这里遇见了以前的熟人。我谈了自己的想法。莫斯科大学的校徽以及关于我在法律系社会活动情况的介绍看来是起了作用。几天后我被请去与边疆区团委第一书记维克托·米罗年科谈话。我们见面认识，彼此交谈，我接受了调到区团委工作的建议，是去担任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似乎一切顺利，但只是乍一看来如此。作为年轻专家，我必须到所分配的地方报到并从事委派给我的工作。现在必须把边疆区检察院的事情办妥。好在米罗年科就我调到共青团工作问题已征得边疆区党委的同意。不过我决定不绕开边疆区检察官，一再要求与他谈话。检察官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佩图霍夫威信很高，大家都认为他很有主见、坚持原则。后来我在共青团工作时，不止一次地确信此言不谬。

　　“您有权决定是否放我走。不过我请求您满足我的愿望，”这是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关于这次谈话，我当天在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信中写道：“今天与边疆区检察长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不愉快的谈话。”次日又在下一封信中写道：“他们今天又同我谈了一次，在挨着个儿把我大骂一通之后，同意我调到区团去。”

　　数十年后，我于80年代收到佩图霍夫亲笔题赠的两本书和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今天，我怀看极其满意的心情想到，当时没有阻挡您的生活道路是做对了。”但这都是后话了，而当时与佩图霍夫谈话之后毕竟心里还是很不痛快。

　　在共青团

　　在经历了战争和恢复的严峻时期之后的50年代，共青团内还保留着年轻人的朝气、活跃的同志关系精神。共青团的全部工作都是靠热情来完成，即使最简单的事情也不易办成。

　　我开始了在边疆区区团委的工作，我努力做到尽快熟悉工作，弄清我的新职责，跑跑各地的团组织。我开始定期深入斯塔夫罗波尔的各区。路程远的地方需坐火车或者搭乘顺路的汽车，在区里就多是步行。第一次发工资(发到手840卢布)就得去买一双充革布长筒靴，在我们这个泥泞不堪的地方穿别的鞋根本不行。

　　当时出差，伙食问题更难解决。成天在路上走，精疲力尽，饥肠辘辘，可是找不到地方吃饭，什么小吃店、咖啡馆、食堂、小卖部，统统没有。哪位同事或者村民可怜你，让你到他家去款待一番，来上一杯奶、一块面包就很不错。要是到哪个当地领导家中去做客，那就算得上一件大事了。

　　过夜也是个大问题。除非是区中心，大部分村镇都没有旅馆或者客店。这时共青团的朋友帮了大忙：要么把你安排到哪个“玛尼亚大婶”家，要么接回自己家去住。

　　每次下去都会认识愈来愈多的人，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了解人，在生活的自然状态下了解生活，对我说来这是最主要的。

　　最初下去时，有一次我来到边疆区东南部沃伦措沃—亚历山德罗夫区的苦干沟村。成天都在修配厂、牧场和生产队度过，情况触目惊心，贫困破败到了极点。晚上久久坐在集体农庄管委会，设法弄清那没完没了的问题。许多事情如今已想不起来，毕竟过去了这么多年。但下面这个情景印象很深。有一天我和团组织书记决定到最远的畜牧场去，看一看在那里工作的青年。我们在无法通行的泥泞中艰难跋涉。在某一刻，我们好不容易走完一段上坡路后，来到一个小山冈，停下脚步。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图画确实离奇。村庄坐落在下面的山谷之中，绵延近20公里，苦干沟河从它的两侧流过。极目所见，是凌乱不堪的低矮土屋，炊烟缭绕，黑色篱笆曲曲弯弯……在这些简陋的土屋里，有着自己的生活。然而小街(如果可以这样称呼它们的话)上阒无一人。仿佛瘟疫横扫了村庄，仿佛这些土屋小天地之间并无任何接触和联系。只有狗吠声此起彼伏。于是我想到，难怪年轻人都纷纷逃离这个被上帝遗忘的村庄。他们是在逃离被遗忘的处境，逃离恐惧不安的感觉，他们是害怕在这里被活活埋掉。

　　我站在小山冈上想道：这叫什么，难道可以这样生活吗？

　　出差中耳闻目睹，感慨良多。想对亲人倾诉，于是我几乎每天晚上，只要是独自一人，就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往斯塔夫罗波尔写信。通常都得过上一个星期甚至十天半月，往往我都已经到家了信才收到。然而这样的通信却可造成经常交往的错觉。

　　原来，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将这些35年前的许多信件都保存起来了。在《我希望……》一书中她公布了其中的某些片断。例如有这么一段：“……我曾经有多少次来到普里沃里诺那，那里却在进行着关于20卢布的谈话：上哪儿去弄这笔钱，而且父亲一年到头都在干活。我真是一肚子怨气。我忍不住(说实话)要落泪。其他人又如何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的父母和千千万万像他们这样的人理应过更好的日子。”

　　人们理应过更好的日子，这就是我愈来愈关切的问题。

　　而生活在照常进行。出差一次接一次，有时是青年的事情，有时又是区党委的任务。我经常当众讲话，话题也五花八门。

　　大家聚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听我讲，问题主要不在我的口才。当时农村大多没有通电通广播，电视更是闻所未闻，报纸要晚好多天，书籍很少。因此只要一宣布“中央”来了个讲课人，大家就到俱乐部来了。很高兴能有个交往的机会，舒舒服服地在长凳上坐下，后排的人悄悄啧着葵花籽，准备坐在那里听下去，哪怕听到天亮也行。

　　不过共青团工作中的“教育活动”愈来愈被赫鲁晓夫发起的一个接一个的经济运动给挤掉了。我很快就开始明白，党团机关的工作也自有其阴险之处。它提出现成的“游戏规则”，将你塞进某种死框框。这里，在共青团机关，也有很大的从真正的社会工作变成当官做老爷的危险，我当初从检察院出来就是想避开这个东西。

　　这个青年政治组织其实并无任何独立性可言，实际上充当苏共的“分包人”。此外，共青团任何级别的任何采取独立行动的尝试，不仅不受欢迎，而且被当成危险的事情。党组织把直接领导经济的职能揽在自己身上，自己成了经济机关不算，希望共青团也照此办理。一切都通过经济成就来评价。经济上有成就，那么党组织和共青团都干得不错。要是没有成就，那么政治工作就一钱不值。

　　最令人感到吃惊的是，探索活跃的、人道的工作方式的做法，往往(说得轻点是)得不到各级党委的理解。我去苦干沟和当地农庄(由于命运的作弄居然冠上列宁的名字)后留下的印象，上面已经讲到。在那里呆了几天，意见听了一大堆，都是冲着经济崩溃和暗淡无望的生活。然而最让青年人感到压抑的，则是那种完全与世隔绝的感觉。得想想办法。

　　我决定就此与专家们一谈，专家基本上也都是年轻人。一致同意年轻人需要交往的意见。决定成立几个政治教育和其他方面的小组，正所谓“凿开一道通向世界的窗户”。举行了最初的几次活动。参加者不仅有年轻人，也有上年纪的人。大家表示希望定期活动。坚冰打破了。出差结束后，我到区党委去找第一书记德米特里耶夫。我向他讲了我在苦干沟的所见所闻和所做的工作，将全部意见和盘托出，便回到了斯塔夫罗波尔。

　　没过一两天，边疆区党委把我叫去：你在那儿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特别的，”我说，“不过印象很糟糕。”

　　“据区委书记讲，边疆区团委来了一个叫戈尔巴乔夫的人，他没有整顿秩序，加强纪律，没有宣传先进的生产经验，却成立了一些‘示范性的小组’”。

　　我一时目瞪口呆，过后才明白过来。德米特里耶夫是这样推断的：戈尔巴乔夫到了边疆区党委，肯定会讲村里的生活情况，讲对人不关心。于是老谋深算的德米特里耶夫决定来一个“先下手为强”。至于苦干沟农民的贫穷和不幸，自然是只字不提。

　　同德米特里耶夫的第二次冲突，也具有这种性质。那是后来我担任边疆区团委书记时的事情。开始了又一次扩区的运动，他借此机会尽量把自己手下的红人都安插到重要岗位上。下面怨声载道，我只得马上出发了。我同共青团员见面，安慰他们，后来又到德米特里耶夫那里，我斩钉截铁地对他说，改组并不是打垮现有的社会机构和任命“合适的人”的借口。我回到斯塔夫罗波尔，又把我请到边疆区党委去。原来德米特里耶夫已经来过电话了，他说，这个戈尔巴乔夫来了，你们得看着他点儿，他显然在帮倒忙。

　　同我的共青团同事相处也不是一帆风顺。我的大学学历无疑使我具有一定的优势，在就一般的问题发生争议时，我按照大学生习惯马上卷了进去，并提出也许对方意料不及的什么论据，表明他们的观点站不住脚。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追求真理，带着辩论的激情。

　　可有一次边疆区团委开会时，有人却公开责备我“滥用”大学的教育程度，然后在较小的范围内对我说：

　　“米沙 [ 译者注：米哈伊尔的昵称。 ] ，你知道吗，我们喜欢你，尊重你，为你的知识，也为你的人品，可是机关里许多同志一旦在争论中显得像个无知的人甚至傻瓜的时候，就感到很委屈。他们只念过夜校的十年级，这难道是他们的过错吗？”

　　我认真地对待这个意见。而主要是帮助其中许多人到大学继续深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1956年春天到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成了全国某种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震动。

　　我在边疆区党委看到了中央的通报信，信中几乎逐字逐句地将那篇报告叙述了一遍。我赞成赫鲁晓夫的大无畏行动。我并未隐瞒自己的观点，当众表明了立场。但我发现机关中对于报告的反应相当混乱，甚至可以说是张皇失措。

　　这种感情是可以理解的。几十年来，整个党的工作、我国社会的整个体制都是建立在斯大林的威信之上的。一切都靠这个来说明和辩解。可如今“基础”垮掉了。每个机关工作人员所遵循的铁的纪律精神要求服从中央的新方针，但是远非每个人都能领会和理解这个方针。许多人不露声色，静观事情的进一步发展，等待下一步的指示。

　　问题出现了：共青团该作何种反应？大家达成了一致意见：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应当参加向青年宣讲二十大精神的工作。我们的行动计划已得到边疆区党委的批准。我被派到新亚历山大区。我在那里遇到的情况可说是比较典型的。我下车伊始，便去拜访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H.И.韦列坚尼科夫，他在了解我的任务后，深表同情。据我的理解，他认为我简直就是在充当“炮灰”。不管怎么说，他自己是手足无措，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实话对你说吧，”他说，“老百姓对谴责‘个人崇拜’接受不了。”

　　我知道这种拿老百姓当借口是什么意思，那往往就是机关工作人员的情绪。于是我决定必须亲自去体察人们的情绪。我在区里呆了两个星期，每天会见共青团员，与共产党员谈话，印象是复杂的。“个人崇拜”的话题在我的有些谈话对象那里，尤其在青年和知识分子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接触过斯大林大清洗的人们中间，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另外一些人根本不肯相信报告中列举的事实，绝对接受不了对斯大林的活动和作用的评价。还有一些人(这种人还不少)并不怀疑事实的真实性，他们老提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要“家丑外扬”？为什么要公开谈论这件事情，把人们的思想搞乱？

　　我对许多普通人头脑里形成的那种对于大清洗的解释也大感吃惊。据说斯大林在30年代清洗的，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他们遭到了报应。这样的说法居然出现在一个曾经历腥风血雨的30年代大清洗的边疆区！

　　在“上层”，有人是出于直觉，有人是完全自觉地，反正大家当下就明白了，批判斯大林，就是批判体制本身，就是对体制的存在构成威胁，因而也威胁到当权者的平静安宁。最初贯彻二十大决议的会议上，各级领导听到人们提出的“你们当时都到哪里去了？”之类的问题，这一点就更明显了。

　　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的安德罗波夫后来讲到，二十大刚刚结束，当时的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就突然邀请他去打猎。两人单独在一起时，拉科西用俄语说道(他显然指望谈话内容会传达到莫斯科)：“这么干不行。没有必要仓促行事。你们在代表大会上干的事情，那是一场灾难。我还不知道它在贵国和我国会怎么表现出来呢。”

　　初到区里我就明白，需要的不是大会讲话，而是推心置腹的友好交谈。我将此次出差的观察和建议都向边疆区党委作了汇报，引起人们的兴趣。似乎一切都还过得去，但是我没有觉得满意。我自己的问题反而更多了，其中许多都没有答案。我明白了，主要原因之一是赫鲁晓夫的报告。报告没有分析，没有“推论”，甚至可以说带有个性鲜明、激烈揭露的性质。没有论证，而是刺激人们的神经。将许多极其复杂的政治过程、社会经济过程、社会心理过程的原因统统归结为“领袖”本人不良的个人品质。本来应当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可是，唉……

　　二十大之后不久就开始出现的“回潮”迹象，使混乱和不满情绪有增无减。听说中央就赫鲁晓夫报告所发的通报信已经收回。《真理报》转载了中国《人民日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中说，斯大林“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战士”。

　　最后，6月30日中央做出《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定》，决定指出斯大林的功绩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还说任何“崇拜”也无法改变“我国社会制度的本质”。)

　　无论如何，二十大给社会一个极大的推动，它为重新评价内外政策、分析历史事实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个过程反反复复，旧势力不甘心就此让步。

　　责任更重了

　　1956年8月，我在边疆区团委干满了一周年。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出差中度过的。这段时间我与斯塔夫罗波尔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至少我了解他们的问题。尽管如此，关于我可能选为斯塔夫罗波尔市团委第一书记的谈话仍然使我这个新市民感到十分意外。不过对我的提名在选举中得到支持，我便在9月份走马上任。

　　从何入手？我考虑了很久。问题很多，中学毕业生以至大学毕业生的工作不好找。生活没安排好、并非出于本意的无所事事以及由此引起的消极东西，斯塔夫罗波尔全都存在。另一方面，二十大以后，社会上，特别是青年人中间，人心动荡，期望值在提高。显而易见，工作的内容和形式必须改变。

　　我从创立城市辩论俱乐部入手。后来，到60年代，许多城市都出现了类似的俱乐部和“口头杂志”，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千篇一律的思想工作方式。可当我与师范学院教研室主任拉里翁·阿尼西莫维奇·鲁坚科着手在斯塔夫罗波尔创建这样的俱乐部时，那还是闻所未闻的新事物呢。

　　第一次辩论的题目似乎相当地无害，叫做：“谈谈兴趣”。然而我们在补充问题中对其所作的解读，却涉及了青年生活中最尖锐的问题。我们邀请所有愿意参加辩论的人都到教师之家来。反应是说来就来。警惕性高的好心人马上给省委书记打电话：“在市中心……一种掩饰……明显的挑衅！”

　　第一次辩论顺利进行。争论激烈，大家争得脸红脖子粗。后来是第二次，第三次。会场挤得水泄不通，过道里、台阶上都坐满了人。衣帽间没有地方了，人们就把大衣放在手上。只好再找一个大点的会场。它便是民警俱乐部！

　　我主持俱乐部的每一次会，而其中的一次终身难忘。是关于文化的争论。涉及了问题的方方面面。一个年轻小伙子十分激动地谈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文化。他说，文化首先是人本身以及他的千百年的全部历史，我们却仅仅将其归结为一种形式——意识形态。向我们头脑里灌输的东西，歪曲了文化的概念本身。

　　鲁坚科和我都投入进攻——“捍卫社会主义”。我们说，正是社会主义继承和接受了人类精神遗产的全部财富，只有它为千百万人开辟了通向文化的道路。还引用了大量其他的论据，我们确实相信这些论据。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手”不太擅长公开辩论，于是我们大获全胜。

　　然而当时我考虑得最多的，是我们如此珍视的辩论俱乐部可能遭到关闭。

　　对于我市善于思考的年轻人来说，我们的俱乐部成了最喜爱的聚会之地。人们开始在大学生和工厂的集体中组织这样的辩论。所讨论问题的范围扩大了。然而这一切大多涉及生活的精神范畴，我很清楚，相当大一部分青年与其说渴望争论，倒不如说渴望具体的实际行动。于是继俱乐部之后我们又创建了共青团侦缉队。我不知道它是否属于全国的第一批，反正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类似的组织。

　　这个主意的产生，不仅是因为我们正在探索发挥青年人充沛精力的方式。如上所述，斯塔夫罗波尔有一部分青年人仍处于“无人认领”状态，他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有益的事情。无所事事肯定会滋生酗酒、流氓、偷盗等恶习。民警试图通过自己通常的办法加以遏制，但收效甚微。于是城市里出现了机动的侦缉队，纪律严明，勇敢坚决，在自愿的基础上由本市的青年组成。通过市苏维埃执委会，我们在每周的三天(星期三、星期六、星期天)让企业和机关抽出值勤的车辆。只要哪里有人“捣乱”，侦缉队马上赶到现场，效果惊人。共青团侦缉队赢得了很高的威信，从30人增加到了130人，我们已经不得不通过严格挑选在中学高年级和大学生中接收志愿者了。

　　对于那些相信只要依靠“强力方式”就可解决任何问题的人们说来，这似乎是最好的例证。但事隔不久我们便确信，再把希望寄托在这种方式上面是愚蠢而且危险的。首先，流氓和强盗开始在市里打着我们的旗号进行活动。其次，我们的年轻人尝到了“强力方式”的甜头，搞起了拘留和打嘴巴，显然违反了最起码的法制，这样的事情愈来愈多。只得加强对于共青团侦缉队的监督，给每个分队配备一名有经验的民警。而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安置工作和青年人业余时间的安排上面。

　　既然早已宣布我国的失业现象已经彻底消灭而且一去不复返了，任何可以居中为青年提供帮助的国家系统就不复存在。因此市委就将“职业介绍所”的职能担当起来。市里的所有工作岗位都登记在册。成天与工厂的厂长争吵个没完。我仔细注意的重点，已不是有多少人参加共青团侦缉队，而是有多少男女青年安排了工作。

　　表面上共青团没有任何权利，不过我利用了我的市委常委这一身份。这使我可以卓有成效地在常委会、全会和劳动集体的会议上捍卫青年的利益。我们从20年代“穿蓝工作服的人”或“轻骑兵”的节目单中借用了《讽刺之窗》。在市区街道上展出图片，将弄脏的工厂和街道，贼头贼脑的售货员以及酩酊大醉、宽衣解带、寻花问柳的官员公诸于众。橱窗前人头攒动，图片很起作用。总之，我们找到了迫使人们尊重共青团委员会、尊重青年利益的办法。

　　伊琳娜

　　个人生活也在起变化。1957年1月5日，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满25周岁，1月6日，女儿伊琳娜降生。我们为此高兴异常，因为这是两人的心愿，但我们也曾十分担心。问题在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大学期间曾患过严重的关节病，医生禁止她生孩子。如今我们的生活大大复杂化了。仍然住在喀山大街。商店、市场都离得很远，在市中心。和以前一样，要到外面的水龙头去打水，厕所在院子里，煤和木柴也在那儿。

　　当时的产假是55天。靠我一个人的工资已经不行。得去上班。开始找保姆。好不容易找了个临时的。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多不易啊！为了给孩子喂奶，白天得跑回家来，把奶水留下回头再喂。婴儿食品根本没有，都是尽自己所能挖空心思。什么都缺，真是过穷日子啊。伊琳娜刚满两岁，就送去日托。

　　同事们见我们这么辛苦，便开始为我们张罗房子。我们分到了两小间房，是在一幢办公居住两用楼房里，上面两层作住房，一楼用来安排各种机构，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商住两用楼。但是我市缺住房，这样第一层也用来住人了。入住后它就成了一处有九间房的几家合住的大住宅。厨房厕所是几家共用的。我们在这里住了三年，直至分到一套单独的两居室。

　　这几年我记忆犹新。其中的住户有：气焊工，退伍上校，缝纫机厂技师，单身汉酒鬼和他的母亲，四位单身女人。这是个绝无仅有的世界，一切都交织在一起：由于拥挤、未安排好而产生的恼怒和怨恨，真诚的相互帮助，甚至可以称之为别具一格的集体主义——要好，争吵，解释，和好，一起庆祝生日、节日，一起玩多米诺骨牌。

　　我们把上大学时父母给添置的衣服穿得破烂不堪。

　　父亲经常来，给我们带上点乡下的食品。我和他长时间地聊村里的事情，聊边疆区和世界上的大事。外婆瓦西里萨偶尔过来做客，那都是重大的宗教节日(普里沃利诺耶没有教堂)。她抱怨身体不好，亲人不关心她，对我们没给女儿施洗十分生气，不过她说这话并无恶意。她很依恋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依恋伊琳娜，每次去教堂之前都要柔声地说：“我为你们三个人祈祷，让上帝宽恕你们这些不信教的人。”过了好多年我们才知道，在一次去普里沃利诺耶的时候，她背着我们给伊琳娜洗礼了。

　　新的任命

　　1958年春天，我当选为出席苏联共青团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大会结束时我们得知，我们的第一书记维克托·米罗年科已进入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今后将在莫斯科工作。

　　1958年4月25日，在扩大的边疆区共青团全会上，原第二书记尼古拉·马霍坚科当选为第一书记，我当选为第二书记。而到1961年3月尼古拉调任党的工作、担任伊佐比利内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时，我又成了边疆区共青团第一书记，并一直干到1962年4月。

　　如今在边疆区内长途跋涉时，我可以享用大名鼎鼎的嘎斯吉普车了。不过只要前面没有公路可走，我还离不开我那双穿用多年的充革布长统靴。

　　我一生中的这四年，每天的工作都安排得满满当当，这已愈来愈成为当年共青团的特点。群众运动一个接一个，其中一部分与共青团对生产领域的辅导有关系。我们对“大化学工程”例如对涅温诺梅斯克氮肥工厂进行辅导；对畜牧业，首先是养羊业，其次是养鸡业和养兔业进行辅导；对种植玉米和甜菜进行辅导；对果园和葡萄园进行辅导；如此等等。

　　粗饲料和多汁饲料月尚未结束，为期两月的推销书的活动又开始了。对庄稼收割进度的突击检查刚刚结束，为牲畜过冬做准备的运动又接踵而至。这一切都伴之以没完没了的汇报、总结和取经。

　　我的桌上每天都放满了不计其数的来自共青团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形成了一种印象：“高层”相信离开他们的官僚主义指示，青草也不长了，奶牛也不生牛犊了，而整个经济只能以“动员模式”的方式运作，完全丧失了自我发展的能力，不过我当然明白，共青团是体制的一部分。

　   同“上层人物”的接触

　　顺便说说，我的新职务使我进入了新的交际圈子，同地区政治精英、边疆区委书记打起了交道。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一种反映。

　　从1946年开始，伊万·帕夫洛维奇·博伊佐夫在我们这里当了10年第一书记，他是加里宁州游击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此人在边疆区留下了最相互抵触的议论。他相当冷酷、严厉，具有很大的影响和威信。然而这种威信是建立在斯大林时代所特有的恐惧上面的。二十大以后博伊佐夫的地位受到动摇。中央责怪他新的工作开展不力。所有昔日在他面前战战兢兢的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于是他调到莫斯科，在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工作。

　　1956年3月，伊万·科诺诺维奇·列别杰夫接替了第一书记的工作。此前他曾担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鄂木斯克州和奔萨州第一书记。到斯塔夫罗波尔之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列别杰夫是个精力无法控制的人，他可以迫使任何一个人工作。我觉得在收割期间他可以让死人爬起来，逼迫死人去收庄稼或者打干草。可是如果问他：干吗，为了什么？连列别杰夫本人也会张口结舌。

　　1956年斯塔夫罗波尔在上面的压力下，推广分段收获法，就是先把庄稼割倒，然后再整理脱粒。在干燥少雨的夏天，这个办法倒不错，可那个闰年的夏天潮湿而多雨。

　　尽管如此，仍然违背清醒的理智，逼迫专家和机械师按新办法收庄稼。无论怎样讲新办法要有选择地采用，列别杰夫统统听不进去。许多人因此丢了官职。至于一意孤行的结果造成数十万公顷的庄稼烂在地里，就没有人承担责任了。

　　起初我以为列别杰夫的性格不过是个别人所特有的。可是1958年10月赫鲁晓夫到我们斯塔夫罗波尔来向边疆区授予列宁勋章时，我才明白这里问题不仅在于列别杰夫“与众不同”……当时我是初次有幸一睹赫鲁晓夫的风采。我在观察赫鲁晓夫的行为举止时，发现了他的坦率与真诚、独特的人民性和与所有人打交道的愿望。赫鲁晓夫的“风格”树立了某种榜样，许多级别较低的领导人纷纷群起效尤。

　　糟糕的是因为属于模仿，加之普遍文化水平较低，“领袖”的风格往往便具有粗俗的形式。直率和人民性有时就成为公开的粗野，且不说脏话和酗酒了。看来，列别杰夫的内心深处也有模仿赫鲁晓夫的愿望，但结果却往往是滑稽可笑的。他成天在下面跑，目睹混乱现象，训斥，骂娘。他的电话电报像雪片似地飞向边疆区党委，整个机关都严阵以待：飞快地写出决定，宣布处分，草拟电报，要求提高组织性和加强党的监督。

　　在来自莫斯科的上级面前，列别杰夫毫不掩饰地巴结奉承。但只要谁从权力巅峰“坠落下来”，那他就差点想要去踏上一只脚。对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就是如此。在“反党集团”被粉碎后，布尔加宁于1958年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职务，被“流放”到我们这里当边疆区国民经济委员会主任。他受到斯塔夫罗波尔市民的热烈欢迎。早上布尔加宁前来上班时，国民经济委员会楼前聚集起一大群人，有时可以多达数百人，然而这只会使列别杰夫火冒三丈。

　　“你这是在迎合落后情绪吗？”他在党的积极分子会的讲台上冲着布尔加宁嚷嚷。“怎么，你是来搞民主的吗？”

　　列别杰夫简直是在鄙视布尔加宁，对他罗织罪名，稍有闪失就提到党委会上来，一心想撤掉他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主任职务，调去当个小厂厂长。只是赫鲁晓夫亲自出面干预，才使布尔加宁免于这次“调动”，老人家办理了退休手续，离开斯塔夫罗波尔。

　　列别杰夫断送前程，也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事例。他硬性贯彻“上级机关”的一切决定，什么事情都办得很漂亮。1956年因“推广分批收获的先进方法”被授予列宁勋章；次年他50岁生日，获得第二枚列宁勋章。1958年我们这里收成很好，上缴国家的粮食超过1亿普特，边疆区被授予列宁勋章，列别杰夫获得自己的第三枚列宁勋章。真不简单：三年得了三枚列宁勋章！可一年之后他下台了。

　　是不顾一切的热心害了列别杰夫。1958年，农业方面初步成果所带来的欣喜已使赫鲁晓夫的头脑彻底发昏，他公开提出了在畜产品人均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美国的任务。赫鲁晓夫对党的领导人毫不掩饰：他期待着立竿见影的成果。而因为这项任务是绝对不现实的，赫鲁晓夫这就是在鼓励公开地弄虚作假，不管他主观意愿如何。

　　凡是想得到赏识的人都十分起劲地动手干开了。在压力下，向个体农户大量收购牲畜，到附近地区成批采购。这方面数梁赞书记拉里昂诺夫最为突出。1959年梁赞州完成三年的肉类计划，斯塔夫罗波尔州完成了两年半的肉类计划。但那是怎样的代价啊！大群大群的羊只、役牛和马匹都进了屠宰场。农民的家庭副业全部砍掉。

　　报刊发出了“第一批春燕”的鼓噪，号召其他人向先进看齐。骗局很快就揭穿了。拉里昂诺夫自杀身亡，列别杰夫于1960年1月“因为健康状况”被撤销职务。然而“生米已成熟饭”：这次“肉类运动”给我国个体经济成分的打击很大，直到最近还可感觉到它的后果。

　　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赞成二十大后我国社会中唤起的期望，认为这是我自己、我的同龄人新的重要机会。同时我也看到，变革举步维艰，其进程前后不一，系出于一时冲动。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

　　那个时代的矛盾也十分鲜明地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反映出来，这是我有幸参加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我曾将自己的印象工工整整地写在笔记本上，其实不做笔记，两星期会议的许多波折也牢牢地印在了脑子里。首先记住的是与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关的插曲。

　　看来赫鲁晓夫在粉碎“反党集团”之后，在党内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当时许多领导成员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公开地、在代表大会发言中确定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会场里的兴奋情绪在10月30日达到了高潮，这天上午的会议上，老布尔什维克Д.A.拉祖尔基娜登上主席台。她的发言颇有点神秘主义的味道。反正与阴曹地府打交道的事实俱在：“我心里老装着伊里奇 [ 译者注：指列宁。 ] ，”她说道，“同志们，我之所以能在最困难的时刻活下来，就是因为我心中老装着伊里奇，我同他商量该怎么办。昨天我同伊里奇商量来着，他像个活人似地站在我面前说：我和斯大林呆在一起不舒服，他只是给党带来灾难。”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将斯大林的灵柩从陵墓中迁出，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宫墙下面。在斯塔夫罗波尔，深夜开始用拖拉机拆除市中心那个硕大无比的斯大林塑像时，聚起了一群人，他们明显地持不赞同的态度。但一切顺利进行，“工作”完成了。塑像拆除了，斯大林大街更名为马克思大街。

　　我们当时把对个人崇拜的批判理解为重申和继续党的二十大路线。然而令人不安的东西也日益暴露出来。会场里又在对赫鲁晓夫大唱赞歌。这点在讨论新党章时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个文件让人们感到高兴的是它注重人的需要和需求，宣布关注保证和平与和平共处。但其中许多地方有点对胜利盲目乐观，对复杂的社会问题的提法显得肤浅。

　　尽管如此，许多代表、党内有名的人物都在争先恐后地颂扬和吹捧赫鲁晓夫。B.Ю.阿洪多夫将赫鲁晓夫那个相当杂乱的报告比做“宏伟壮阔的交响乐”。拉希多夫则说赫鲁晓夫是“杰出的列宁主义者、精通深刻社会过程的行家和热情的和平斗士”。使我感到不快和吃惊的是，赫鲁晓夫听了这些颂歌显然是非常高兴。那种旧有的、人们十分熟悉的东西又在死灰复燃。我们这些代表又如何呢？热烈鼓掌，尽管许多人感到难堪。

　　赫鲁晓夫的悲剧

　　人的记忆力变化无常，在受到大众传媒的控制时更是如此。人人都记得“玉米的光荣史”、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敲皮鞋、他在马涅日画展上与画家的冲突。然而在这些表面上的事实后面隐藏着重要得多的东西。我想，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赫鲁晓夫揭露“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行动。的确，他在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分析太少，主观的成分太多。将极权主义问题归结为外部原因和独裁者的坏性格，这是个便当而有效的办法，却没有揭示出其深刻的根源。赫鲁晓夫的个人政治算盘也是一目了然：他率先揭露“个人崇拜”，立刻就将最亲密的竞争者和对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冻结起来，这些人和他恰好都是斯大林的亲信。

　　所有这一切都不错，然而对于历史和大政治说来，他的政治行动的实际后果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制度的化身斯大林的批判，不仅暴露出整个我国社会极其严重的状态、其中所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扭曲性质，而且暴露出缺少最起码的法制。这一批判使极权主义在道义上声誉扫地，引发了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希望，对政治经济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的新的过程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应当算作赫鲁晓夫的功劳、他的支持者的功劳。

　　更不必说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使大批人得到平反，使在斯大林的监狱和劳改营中无辜身亡的数十万人恢复了名誉。

　　在对斯大林的揭露方面，赫鲁晓夫历史作用的矛盾性表现得最为鲜明，一方面是胆略和勇气，果断和逆潮流而上的决心，另一方面又是政治思维受某些刻板公式束缚的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露他所抨击的现象的深层基础。

　　如果认为苏联社会历史上悲剧事件的原因仅仅在于“恶棍”斯大林的个人品质，那就意味着反过来成为“个人崇拜”的俘虏。既然问题在这里，那么只需将坏领导人换成好领导人，我们就可以保证不会重犯错误。赫鲁晓夫仿佛在对大家说：我老老实实地讲出过去的事情，没有任何隐瞒，相信我吧，跟着我走，一切都会好的。换句话说，建议大家以一种崇拜来代替另一种崇拜，却无意去触动体制的基础。

　　赫鲁晓夫不想去深入分析极权主义的原因，而且大概也无法进行这种分析，因为这一分析就要求他打破那些业已成为他的信仰象征的旧框框。所以，对个人崇拜的批判看似言辞激烈，其实并不彻底，事先已设定了一定的界限，而实际民主化的进程从一开始就陷于停顿。

　　同样的自相矛盾在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中也表现得很突出。他积极地登上国际舞台，建议实行和平共处，进行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初步尝试；与印度、埃及等“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新型关系；最后，力图较为民主地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盟关系，结束与南斯拉夫的敌对状态。所有这一切都在国内外受到普遍欢迎，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则是残酷镇压1956年匈牙利人民的起义；导致1962年使世界濒临战争灾难边缘的导弹危机的冒险主义因素；与中国的争吵，后来则演变成为长期的敌对与对峙。

　　当时内外政策的种种曲折，无疑不仅反映了赫鲁晓夫本人对问题认识的水平和倾向，而且反映了他不能不正视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影响。来自党和国家机构的压力特别大。这种压力迫使他随机应变，使他的某些措施只能以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可以接受的形式表现出来。

　　据我的观察，如果不是他所处的环境的话，赫鲁晓夫以他的观点和打算完全可以走得更远。我无法接受那种简单化的说法，似乎他起初是个彻底的改革家，到了除掉“斯大林的老近卫军并把江山坐稳”之后，就开始搞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了。尽管有自相矛盾之处，我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行动始终如一的人。如上所述，他的改良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明确无疑的，同样，第二阶段也不能归结为毫无意义的即兴之作。依我之见，其中也贯穿着改革方针的继续。

　　就以国民经济委员会为例吧。自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对国民经济委员会只作否定的评价，有人撰文说，国民经济委员会给我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它破坏了各地区企业之间所形成的联系，产生了地方主义，造成了对部门的领导和贯彻统一的国家技术政策中的块块分割。

　　对这种片面的评价不能苟同。我觉得，当年的许多扩大共和国、边疆区、州、地方苏维埃机关和某些企业的权利的决定，1957年向国民经济委员会、向以经济区为基础的按地域原则管理过渡，其目的首先是反对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国民经济委员会打破了我国经济中的本位主义壁障，缓和了中央的操纵，为发挥地方主动性、为生产合作和更加有效地利用地区内资源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至于赫鲁晓夫所特有的那种要找到全国都适用的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办法的愿望十分荒唐，那又另当别论。如果说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大工业中心也许确实显得多此一举的话，那么在欠发达的共和国和州，它对经济进步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在我们斯塔夫罗波尔也是如此，我们正是多亏国民经济委员会，才使食品工业和轻工业实现了现代化，建立起新的化学企业和机械制造企业、动力基地。

　　对于1962年十一月中央全会后赫鲁晓夫所搞的党的改组、即边疆区党组织和州党组织按照生产原则分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的做法，同样必须有所分析。从边疆区的经验我知道这次分开完全是矫揉造作，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勾心斗角和无谓的争吵。边疆区党委是自己地区，实际上的国家政权机关，它手中集中了国家管理的全部杠杆和线索。必要时它可以集中边疆区的力量和资源去完成某项任务。一分为二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比方说，我就曾经目睹边疆区农业党委第一书记库拉科夫与边疆区工业党委第一书记H.B.博先科之间没完没了的明争暗斗。从旁看着这场几乎每天进行的“拔河”、相互盯梢和竞争，可能认为他们从未在一起共过事，一辈子都是死对头呢。

　　不过当时就不由地产生一种想法：赫鲁晓夫的意图决不会如乍一看时那么简单。实际上许多州委书记都是中央委员。地区里出现了两个第一书记，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可能对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来个大换班。不仅如此：赫鲁晓夫是否打算通过这个措施、通过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农村的地域生产机构多少削弱一下党对权力的垄断，取消昔日“省长”或“有封地的公爵”的无限权力，让懂行的人、专家和内行来熟练地主事呢？

　　当然，赫鲁晓夫并不反对党的领导作用，他只是想使这种领导作用现代化，削弱党对一切的垄断。但是他在这里却遇到了强有力的反抗，这种反抗最终使他惨遭失败。

　　不错，当政治领导高层爆发战争时，他赢了第一轮。1957年，中央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是共和国中央、州委和边疆区委的第一书记不让把赫鲁晓夫搞掉。让那些习惯于把地区书记看成无名小卒的党内老“元帅”靠边站，赫鲁晓夫扩大共和国和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这些都得到普通中央委员、党内“将军”的公开赞同，他们坚决支持赫鲁晓夫与“反党集团”的斗争。军队也支持他。

　　然而赫鲁晓夫后来对党采取的措施却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将州组织一分为二、干部的频繁变动、经常让干部易地任职等触犯了干部的利益，在这一级权力集团中造成了不稳定的局势。换言之，“将军”阶层中不满情绪也日益增长。

　　此外，当时做出了基层组织书记每年改选一次的决定，本意是加快干部轮换、使干部无法“扎根”和长期盘踞在自己的岗位上，这项决定又在党的“军官”中引起了消极的反应，直接在劳动集体中开展工作的重担都压在他们身上。

　　不仅如此。赫鲁晓夫在人民中间也失去了威信。苏斯洛夫在1964年十月全会前夕曾表示担心解除赫鲁晓夫职务会引起人民闹事，这纯属多虑。1961年的货币改革最终打击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对农民宅院经济的讨伐搞得农村中怨声载道。1963年收成不好使粮食形势紧张起来，导致食品价格的“临时”提高。赫鲁晓夫与军队、与科技界创作界知识分子的关系也恶化了。

　　对赫鲁晓夫的批评性论据已足可为“宫廷政变”开脱了，然而在“人民福利”的漂亮辞藻后面，仍然首先是党的“将军”和“军官”保住自己权力的愿望。1957年曾经支持过赫鲁晓夫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64年10月将他赶下了台。

　　在我看来，整个“赫鲁晓夫时期”的主要特点在于赫鲁晓夫想强迫体制工作，却仍然沿用体制的办法。赫鲁晓夫力求进行实际的变革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变革、提高经济效率、加大社会发展力度的意图是完全正当的。但是体制不接收新事物，而且还进行抵制。

　　如今在回顾历史时，我认为自斯大林去世(尤其是党的二十大以后)至60年代中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而且极其重要的时期。无论赫鲁晓夫本人的主观意愿如何，就其意义而言，这是对极权主义体制的第一次冲击，这是使我国社会朝民主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