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和启示·第十八
作者：恰伊姆·赫佐格 ·以色列
出自————《赎罪日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以色列人在赎罪日战争中的基本错误，竟然来源于他们在六天战争中取得的胜利，这点看来似乎是够荒谬的。以色列人从未充分认识到，以色列国防军在六天战争中进攻的对象是一支仓促展开的埃及军队，因此，经历过六天战争的以色列指挥官们都认为，他们可以用坦克加飞机来解决一切问题，他们就是按照这种观点不顾比例失调地建设军队。
埃及人深知，如果再次爆发战争，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以色列的坦克和飞机失去作用，和如何减缓以色列国防军动员后备力量的进程。他们的办法是利用导弹保护伞，集中大量反坦克武器，并采取战略突然袭击，迫使以色列国防军穷于应付。然而，以色列人却并未把它的军队建成一支能对付上述设想的力量；他们无视现实，仍然坚持依据他们那一套以上次战争经验为基础的僵死原则行事。例如，由于在六天战争中发现所用的半履带车辆的沙漠作战能力和越野能力都不强，跟不上坦克，于是装甲部队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就打算不要步兵。结果，当埃及把步兵作为其整个防御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时，以色列装甲部队却在没有步兵和迫击炮的情况下冲击敌军阵地，有些战斗可以说是徒劳的。以色列步兵缺乏机动能力，它的武器除少数几种外，都不及苏式装备的性能好。它的反坦克能力急剧下降，因为以色列国防军的基本思想是，最好的反坦克武器是坦克。
其次，多年来饱尝以色列夜战苦头的阿拉伯部队，利用了一切现代化的先进夜视技术器材来装备自己。而以色列的军事思想却放在坦克和飞机这两种不适合夜战的武器上，因此忽视了先前以色列所擅长的夜战这个课题。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在夜战方面当然就不会取得任何惊人的成绩。缺乏适合夜战的装备器材的原因，可以部分归咎于缺少经费。但是，缺乏经费不能掩饰以下事实，即以军普遍缺乏进行夜战的思想，在解决一些问题时，没有充分利用优秀的伞兵和突击队，而往往使用装甲兵。一个典型例子是第7旅用装甲部队从正面攻取叙利亚的特勒沙姆斯，结果遭到失败，伤亡惨重。而第二天夜间，一个伞兵营仅以4人受伤的代价攻占了同一阵地。
战争的经验教训，迫使人们把地面部队改编成由单一司令部控制的庞大的诸兵种合成战斗队。这种战斗队应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装甲部队为主，一是以步兵为主。再就是根本不注意已掌握的情报——例如关于“萨格尔”反坦克导弹的情报——并从组织编制和作战方法上运用由此得出的结论。更严重的一个实例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明明多少知道一些埃及在10月6日的整个进攻计划，但看来并没有从这些情报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进而作出明智的决策和采取实际的措施。南部军区司令戈南将军后来坚持说，他从不知道这一情报材料。
此外，以色列军队过于强调飞机而忽视了炮兵的作用。一旦得不到空军的近距离空中支援，就不言而喻地要更多地依赖炮兵。可是，据认为空军能够应付近距离空中支援中的大部分问题，因此，以色列军队缺乏足够的火炮，尤其是缺乏必需的牵引车辆，以致现有的火炮在仗打了三、四天之后才抵达南部战场。
战争的深刻教训告诫我们，地面部队必须具有在毫不依赖空军的情况下应付各种问题的能力。用战场上的话来说，就是需要大量火炮，才能使空军集中力量保持空中优势，并有选择地对战场进行支援。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一个错误会引起另一个错误。
很明显，以色列没有忽视将坦克和火炮调至西奈半岛前线的重要性，但是有一条却被忽视了，即这类调动不能象有充分预警时那样，可以从容不迫地进行。整个装备履带车辆的部队必须穿过以色列抵达北部，穿过西奈抵达南部。这样，他们不得不基于技术原因而将相当一部分履带车辆弃置路边，从而在危急时刻堵塞了主要补给线。1967年以色列曾发现有一条横贯西奈通往苏伊士运河的铁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以色列不仅没有发展这条铁路，也没有计划用这条铁路的平板车把部队送往前线。相反，整个铁路都被拆毁，用来建造巴列夫防线碉堡的钢盖。任何不在行的人只需粗粗一看以色列的运输问题都会坚信，以色列应该优先迅速发展一条铁路系统，而这个系统由于人们不知道的原因，在以色列运输网中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以色列国防军的建设再度比例失调。它把大量资金用于建设空军和装甲兵，而地面部队却仍然火力不足，缺乏迫击炮、喷火器、夜战装备器材和机动能力差。以色列地面部队，不象其他军种，譬如空军那样发展均衡、组织严密、各部门的发展都相互协调，它是以各兵种为基础的，而各兵种都有各自的效忠对象，各自的后台集团，在制定发展计划的会议上有各自的立场。结果是，以色列总司令部要通过十个兵种开展工作，需要十家互相让步，以弥补由此必然带来的种种缺陷。
同全世界在赎罪日战争后发表的种种草率结论相反，坦克仍不失为在战场上起支配作用的因素，但前提是把它作为计划周密的、能够应付现代化战争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合成战斗队的组成部分之一。说实在的，“萨格尔”反坦克导弹所取得的战果根本没有宣传报道的那么大。事实上，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被这种导弹摧毁的以军坦克还不到25%。“萨格尔”导弹在战场上并不是一种新武器。以色列在六天战争中就曾碰到过这种武器。作为伞兵司令和步兵军官的拉弗尔·艾坦将军，已肯定认识到这种导弹的重要性，并对他指挥的部队进行对付这种威胁的训练。他是以色列参战指挥官中能够充分认识到这种反坦克导弹威胁、并准备对付它的少数指挥官之一。因此，他的师遭到这种导弹破坏的损失最小。此外，只有他实施了唯一的一次以色列国防军夜间敌后作战行动，并摧毁了敌人坦克。
在赎罪日战争中，以色列步兵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步兵几乎没有被正确运用和充分利用。例如伞兵这样训练有素的步兵，都是临时应差、毫无准备地仓促投入战斗的，而这在六天战争中只偶然发生过很少几次。以色列突出的错误表现在，它的国防军在西奈作战中单纯使用坦克来对付(埃及的)5个步兵师。他们在同一时刻既要担任守住防线的任务，又要担任实施反攻的任务。然而他们守住了防线，这恰恰说明了阿拉伯军队指挥能力低下。
在分析以色列的进攻路线时，人们得到的印象是，以色列没有充分注意采取战略迂回的可能性。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边界长约2,100英里，双方军队集中部署在其中大约250英里长的地段上。过去，以军没有注意提高部队迂回敌人、迫使敌人分散兵力的能力；这就是说，今后必须致力于提高部队执行多种任务的能力和机动能力。80%的埃及军队集结在运河一线，执行进攻和防御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对策是采取间接的作战路线。以军莽撞地对坚固设防的防御阵地如密苏里据点和“中国农场”实施战术进攻是错误的。而10月14日的战斗，则突出说明了迫使敌人对我以充足兵力坚守的防御阵地实施进攻的重要性。
以色列的许多指挥官都注意到，阿拉伯军队的作战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特别是埃及的步兵。由于以色列人以往都是迅速取得重大胜利，所以在他们中间普遍流行着对阿拉伯军队的一系列错误看法。总的来说，阿拉伯军队较高一级军官的指挥水平一直很差(约旦部队可能除外)，但要说他们以前的仗打得都不好，也是错误的。他们从来不擅长进攻，因为这种型式的作战要求具备思想敏捷、善于在激战中机断行事的才能，同时也要求低级军官愿意承担责任，并能当场作出决定。而另一方面，在防御作战或预有周密准备的进攻战中，他们却总是打得很出色。在以军过去与埃军预先设防和预有周密准备的所有战斗中，埃军打得都很漂亮。然而，一旦指挥系统被打乱，他们就常常溃不成军。
阿拉伯军队在准备赎罪日战争时，似乎吸取了这些教训，埃及人制定有限战争计划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司令部认识到，扩大一场复杂的进攻战可能会超出他们部队的能力。由于埃军强调了军官和士兵的智力养成，这次以军面临的埃军，其战术单位的领导水平比他们以往了解的要高。除此之外，埃及部队的纪律性显著增强，军容整齐，这也很自然地会反映在战场上的执行命令中。在这一方面，还要加上埃军官兵害怕受到制裁这一因素，因为埃军颁布了一道命令，即任何人不服从指挥或临阵脱逃，都要就地枪决。埃及和叙利亚军队都毫不含糊地执行了这一命令。
埃及军队受领的非常具体的横渡运河的命令，以及埃军为此至少进行了三年的训练，说明了萨达特总统对他的军队绝不抱任何幻想。战后，伊斯梅尔将军在解释埃及军队为什么没有向山隘一线扩张战果时，又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埃军在10月14日的溃败，除了说明埃军统帅部作战指挥非常公式化以外，还说明它在指挥大部队进行需要实施机动的进攻性运动战方面还不成熟。
埃及上层的战略指导堪称出色，它把战略进攻与战术防御结合了起来，因为埃及军队一渡过运河，即在狭窄的桥头堡展开，等待以色列军队来攻。大面积横渡运河，使以色列不能发挥其空军的作用，同时也正是这种显然不可能被全线击退的进攻的性质，保证了他们取得若干立足点。由于埃军没有再从桥头堡发动大规模的作战，以色列军队就没有余地发挥其机动作战的优势了。
埃及取得长足进步的一大领域，是军事情报工作。六天战争后，苏联改组了埃及的情报系统，并向其提供了进行各种电子战的现代化尖端设备。埃及还引进了无线电侦听、电子监视和测向设备，并达到了令人满意的作战要求。阿拉伯人除向以色列国内派遣情报人员外，还从苏联电子情报船和卫星上获得了有关以色列的情报。
在对战时落入以色列人手中的大量情报材料进行分析之后，便可清楚地看出埃及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的最初进攻，是在详细研究了以色列运河防御计划的基础上进行的，并确实发现埃及得到了一份以军的渡河计划。此计划是沙隆师于1973年5月制订的。该计划提出在埃及重兵防守的德维斯瓦以北地区渡河，避开了那个防守薄弱的实际渡河点。更为严重的是，以色列的西奈密码地图(包括运河区及其西岸)落入了埃及人的手中。这份密码地图(于1973年共绘制了9份)泄露了以色列无线电通讯的所有密码。战时发现此图已全部被译成阿拉伯文。这种有利于埃及的便利条件，加上战时以色列无线电通讯保密又极为不严，造成了许多悲惨结局。
人们普遍认为，叙利亚人在这次战争中仗也打得比以往的好。因为他们为完成这次任务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并一直未偏离这一方向。总的来说，叙利亚统帅部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果敢精神。每个叙军士兵都很勇敢，但坦克兵的作战水平很低。象所有阿拉伯军队一样，叙军士兵从不偏离灌输给他们的作战原则，而每当遇到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时，他们总是不知所措。叙利亚人以兵力众多、规模巨大的进攻来对付以色列军队的优势。叙利亚人在战前已进行了数年固定样式的预有准备的进攻训练，即依靠坦克一波一波向前推进，而不管前一波会发生什么情况。进攻就这样地永不停止。这就是阿维多尔在他的历史性战斗中遇到的问题。
在战争的大部分阶段，叙利亚军队都以行动表明它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他们有秩序、有控制地退回叙利亚，但有时则过于死板。他们在纳菲克和第7旅防区发动的各次进攻总是同一性质。以色列在北部的许多部队遭到了“萨格尔”反坦克导弹的突然袭击。这本来是不应出现的，因为北部军区在前几次发生的战斗中曾遇到过这种情况。这突出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以色列国防军没有吸取应该记取的教训。
虽然叙利亚士兵打仗很勇敢，但战后，特别是在国外，叙利亚人的战绩被夸大了，而对以色列的评价却很低，这是没有道理的。当叙军发动进攻时，他们具备所能期望的一切有利条件。而在以色列一方，由于战争的突然性以及装备物资和兵员的补充都是零星地进行，北部军区每天都只能将不到一半的坦克部队投入战斗。有好多天总兵力还比这少得多。拉弗尔师的坦克从未超过150辆。有时叙军比以军装甲部队多12倍。而以军由于遭到突然袭击和未能及时动员后备队而早已筋疲力竭和溃不成军了。叙军在导弹的掩护下实施战斗，从而限制了以色列空军活动。他们在炮兵上占有压倒优势。他们有时本已接近胜利，但他们的装甲部队根本不是训练有素、高度灵活的以色列指挥官和坦克兵的对手。
必须强调指出，限制埃及部队作战范围的主要因素，还是以色列的空军。它迫使埃及集中人力物力建设如此众多的地对空导弹系统，以掩护其部队作战。正是以色列的空军决定了埃军推进的限度，即使以色列空军一次也不去战场，这种决定作用还是一直有效。当以色列空军两次粉碎埃军进攻部队沿苏伊士湾向南挺进后，埃军就笃信不疑，他们只应当在导弹保护伞掩护下的地区作战。
在考虑西奈前线的未来战略时，以色列的作战思想受到上次消耗战争的极大影响。以色列的战争计划拟定者们一心想的是打这种消耗战，而不是后来的赎罪日战争，因为以色列总参谋部认定，埃及在没有获得西奈空中优势之前，是不会横渡运河的，而这种空中优势，埃及必须到1975年才能取得。以色列在判断埃及战略时所犯的基本错误之一正在于此，就是没有估计到，埃及会决定采取以导弹为掩护的有限军事行动来解决问题，而且相应地发展了一种有限战略。以色列总参谋部的错误，在于根据自己的军事思想标准来判断阿拉伯总参谋部的想法。他们没有想到，埃及会决定采取在导弹保护伞掩护下的有限战略，来实现其战争目的。
1973年，以色列的威慑原则被证明是失败的。阿拉伯人分析了以色列防御态势中的威慑因素，并准备了对付这些因素的办法。主要一条是采取战略和战术突然袭击，然后，运用国际外交手腕，利用一切机会，使形势朝着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他们拟定的进攻样式，是要保证以色列前线部队在国际监督部队展开之前，无法粉碎他们的进攻。战后，以色列对于他们未能遏制埃及进攻的解释是：从经济上看，以色列不可能在前线保持一支作好充分动员准备的国防军；统帅部的战略，是建立在能得到可保证及时动员后备队的警报的基础上的。以色列国防部和军队领导人的那种“干就大干，要么不干”的态度，业已证明是一个严重的失误。根据阿拉伯方面的事态发展，本来可以采取一些介乎两者之间的解决办法，例如，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情况，例如阿方在边界举行演习，就可以进行局部动员。战前以色列在这方面所采取的行动，反映出他们缺乏这种灵活性，这和1973年5月受到战争威胁时所采取的措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战争的激烈程度使军需人员措手不及。弹药消耗异常地快，飞机损失严重，毁坏的坦克数量惊人。很显然，多年来作为储备装备和弹药依据的军需标准表，需要进行大修改。数星期后，达扬将军不经考虑地公开承认，以色列部队的某种弹药已经用完，要不是美国的供应，国家就会处于非常严重的局势。这段话所透露的表明军队缺乏预见性的情况，使公众大为震惊。
阿拉伯人显然预先就有计划从苏联得到再补给，因为战争爆发后不几天，苏联就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空运。巨型“安东诺夫-22”运输机一架紧接一架在大马士革和开罗着落。它们从苏联起飞，在布达佩斯停留后，经南斯拉夫抵达开罗和大马士革。苏联货船装载了成千上万吨的装备物资，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开往拉塔基亚和亚历山大。
然而，以色列的补给品渠道却没有如此畅通。当以色列参谋人员明显地感到物资补给告紧，特别是某些中型火炮和坦克弹药严重缺乏时，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拼命地来回奔走于美国国务院、白宫和五角大楼之间，竭尽全力想对官僚作风快刀斩乱麻，使供应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运往以色列。直到10月13日星期六，第一批“银河”C-5式运输机才载着补给品飞往以色列。在10月14日到11月14日这一个月内，美国空军出动了560多架次，运输了2万2千吨武器弹药，其中包括坦克、火炮、直升机和其它许多装备，同时还从海上运输了大量的军需物资。
显然，在危急关头进行的这次空运，对以色列在军事上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在政治上或许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正如苏联和阿拉伯国家(他们并没有察觉到华盛顿在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的整整一个星期内所采取的犹豫和拖延态度)所看到的，这次空运无疑在导致停火、使美国在战后几个月中成为中东舞台上的主角，起了很大作用。
分析赎罪日战争爆发之前的情况，可以看到有两个主要错误。第一个是在情报估计上犯了致命的错误，统帅部和中央部一级，都没有看出叙利亚和埃及两个方向的事态平行发展的重大意义。就所能看到的或根据现有材料所能作出的判断来看，这一时期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是，从上到下始终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把叙利亚在北部的增兵(国防部长接到霍菲将军的报警后曾对此深为不安)，与埃及在南部的导常的活动和集结部队联系起来看。看来，正是那种认定阿拉伯军队不能或不会发动战争的想法，导致人们在思想上一片漆黑。所有有关部门都不能逃避责任。尽管那些不直接参预情报判断工作的人，如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等直觉更为聪敏，但是死抱一种观念的固执态度，还是影响了所有有关的人。他们两人在1973年的不同时间内，曾对埃及的备战表示了不安，并谈到了迫在眉睫的战争。然而当这种战争的迹象大量涌现时，他们却由于在四、五月间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也许还因为在赎罪日期间进行全国动员会令人不快，所以仅把战备限于现役军队。在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是，没有人想到进行某种形式的临时动员，在边境线加强安全措施。这种做法，看来是来源于“干就大干，要么不干”的思想。同时也暴露出，在战前的命运攸关的几天里，总参谋部的各级指挥官都没有坚决主张进行动员。
造成以色列思想松懈的第二个重大错误，是在国防和军事机构中有一种武断设想，认为在边境线上虽然敌众我寡，但足以抵御埃及或叙利亚的任何进攻。上述想法又出自对战争手段发展变化，特别是对空军对付地对空导弹系统的能力判断失误，以及没有认识到各种新情况，例如在运河埃及一方修筑高大沙堤的重大意义。修筑高大的沙堤竟被认为是防御措施，而实际上，沙堤在埃及的反坦克导弹系统对付以色列的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线的作战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戈南将军(曼德勒将军显然更早)曾对这一新情况提出过警告，并力主采取对抗措施，特别是沿第二道防线，但已为时太晚。
战后，萨达特总统把加高运河一线的主要沙堤，说成是埃及准备渡河的第一个实际步骤。他说：“以色列嘲笑我们的筑堤行动，说什么埃及人总是喜欢建造金字塔”，“但是这些沙堤在观察敌人和其他敌人未予注意的军事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凭借这些于1973年2月底完工的沙堤……完成了对西岸的控制。”
以色列人的错误，起因于他们认为阿拉伯人不能或是不愿发动进攻这一基本观念。对每一件新的事态发展的情报判断，都用这一观念去套，而不去作出独立的判断。结果是错误地判断了阿拉伯人的战备活动。但必须记住，作为一种额外的保证，以色列参与制定决策的人都有一种安全感，认为前线的正规军加上数量充足的坦克，就具有对付任何意外事件的能力，空军也具有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的能力。可是，这种“保证”是建立在错误地估计了技术的发展和错误地判断了阿拉伯人在计划要发动的进攻中所投入的人力和装备的数量的基础上的。虽然以色列统帅部从数字上是了解敌方的人力和装备的，但没有从作战的角度理解它们。以军的作战思想，也表明他们完全不了解阿拉伯军队新的反坦克能力。
这两大失误，致使以色列在战争中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以军作好了在72-96小时内有条不紊地进行战争动员的准备。这次临时紧急动员，虽然很出色。可歌可泣并拯救了国家，但其本身的性质决定了部队只能是一小批一小批地投入战斗。这就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动员不充分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是毫无道理的；以色列动员制度的真正力量，恰恰是在这次动员所处的形势中显示出来了。
与此同时，还暴露了许多弱点。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滋长了松懈情绪。在局势非常严重，有理由进入最高战备状态时，却让训练不足的后备队员留驻苏伊士运河前线。军队还缺乏纪律性，这一点长期表现在死亡率非常高的交通事故和训练事故当中(每年死亡达数百人)。近几年来军队高级指挥部有一种放松纪律的倾向，宁愿接受无纪律状态，而不愿强制性地去贯彻它的意志。部队的军容差，引起人身死亡的事故比率高，营房和车辆的保养情况不良，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武装部队内部存在着严重问题。作者曾呼吁公众注意这一不详之兆，然而孤掌难鸣，几乎或根本没有引起反应。至今，这类问题在那些负责监督武装部队的政府机构中也几乎毫无印象。战斗纪律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很出色，但行政纪律一贯松弛，导致死亡率不断提高这一事实，并未在以色列引起议论或反应。
极为重要的是，就以色列最高统帅部而言，似乎把快速轮换高级军官的工作，当成了本身的目的。为了加速武装部队内部高级军官的轮换，经受过充分考验、经验丰富的军官正当处于发挥他们才能的顶峰时却被替换掉了。结果到战时，一些具有潜在能力但是缺乏经验的军官突然发现他们自己处于还不能完全胜任的职位，而经验丰富的军官却成了旁观者。
以以色列最高法院院长希米尔·阿格拉纳特为首的政府调查委员会，花了数月时间来追究战争责任。由于该委员会可以接触所有的军官和文件，所以任何人都不想与之对抗。然而尽管阿格拉纳特委员会开脱了国防部长对战争爆发前所犯失误应负的一切责任，但对西方读者来说，一位国防部长，不管他如何能干，如何卓越和如何有力量，对发生的事情要想逃避部长的责任，看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达扬是一个具有非凡能力的人物，他喜欢集中精力于工作的某些方面而不顾其他。另一方面，他又愿意同各部门官员分担责任，突出表现在他习惯于在总参谋长和情报局长的陪同下参加内阁会议，这样，他可以有条件说：“这话是他们说的，我可没说。”他进一步完善了他感兴趣的以色列在占领区实施的卓有成效的政策。他直接关注前线发生的每一件事和军队的行动计划与作战活动。但是作为部长，他几乎不关心军队的日常生活，对全国唯一最大机构的管理工作方面的详情细节感到不耐烦。有关日常事务、纪律训练、营房管理和一般行政工作都使他厌烦。他明显感兴趣的是现有的坦克数量，而不是坦克的状况。除了他自己的工作人员外，他完全依赖于总参谋长和总参谋部。他不明白，在议会民主制度下，他也应对这些事情负责。同样，他还在军事准备和情报判断的各个方面向总理和内阁负责。
战争造成的震动使达扬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揪他的心。阿拉伯人初期的猛攻和成功使他感到悲观，影响了他对整个战争的判断。他用大量时间呆在远离指挥中枢的前线，常常在自己周围制造悲观气氛和提出意见。要是当时采纳了他的意见，那么战争的进程就会改变。以色列人就不会有那些在停战谈判中被证明为很有价值的王牌。很难猜透达扬思想的逻辑性。他在5月发出指示，要求为1973年晚些时候发生战争作好准备，以后，他又根据10月份第一个星期和赎罪日上午获得的所有情报，反对总参谋长的总动员要求，因而失去了数小时的宝贵的动员时间。达扬一再优柔寡断。赎罪日上午他告诉梅厄夫人，说他“反对总动员，但不会辞职”；对于是否在10月10日星期三进攻叙利亚，他留给梅厄夫人去作决定；他宣称他“不会发动运动”来反对以色列部队渡过苏伊士运河，尽管他不赞成这样做。要是接受了他第一天提出的撤到西奈山隘一线的建议，尔后的以军横渡运河就不可能实施。他错误地判断了政治的发展，在整个战争中他始终认为根本不会停火。
应该为达扬说几句好话，他是有政治头脑的将军，关心国际形势，尤其是苏联的形势。但是在军事上，他却在一天之内由极度相信前线部队的兵力比例足以对付阿拉伯的进攻，转变为情绪极为沮丧，对同样的兵力丧失了信心。他那种谨小慎微的性格，在急难之际是经受不住残酷现实的挑战的。对于前线部队错误的兵力比例和战前准备不充分，达扬也许在形式上不负责任；但事实上，他认为自己是最高参谋长，在许多场合他都象最高指挥官一样行动和发号施令。当霍菲将军为北部局势发愁时，达扬便同参谋长一道乘飞机飞往前线视察，并决定派第7旅增援该地区；他对苏伊士运河一线的关注和参与的活动也不算少。在许多情况下他对军队指挥官的任命和对军队的其他发展的决定都是正确的。但非常奇怪，与大家的想法相反，他对实现自己的意愿却犹豫不决。他性格上的这一巨大弱点，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时，都一再地表现出来。
以色列著名漫画家齐夫，大概是把达扬概括得最好的一个人，他总是把达扬刻画成哈姆雷特式的疑虑重重、优柔寡断的人物。他的超凡的魅力往往掩盖了他性格上的许多基本弱点，并帮助他渡过了其他能力稍差的人根本无法渡过的艰难局势。
战后，达扬不遗余力地赞扬梅厄夫人，他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梅厄夫人的坚强性格和在最困难时期保持镇静的能力，才扭转了达扬的悲观失望和杞人忧天。梅厄夫人的治理方式形成了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允许政府各部门之间彼此掣肘扯皮。她处理问题和治理国家的方法既教条又死板，这是造成政府在战前的过失的一个原因。她就象一个主管全家的母亲，以铁腕手段当家作主。她没有照章办事的概念，而喜欢同她的亲信紧密合作，这就形成了以人所共知的“厨房内阁”为基础的临时政府体系。然而一旦战争爆发，事实证明这些特点却是一种财富。她坚强不屈，使得这个国家在战时和战后的政治谈判中，具有所需要的强有力的领导。在许多场合下，她，一个年满75岁的妇女，发现自己被逼无奈，必须在专家们提出的各种不同的军事方案中作出决定。她作出了决定，并总是根据对她大有帮助的大量常识，作出了很好的决定。
戴维·埃拉扎尔象他的部长一样，无疑要承担判断错误的责任。尽管他也如同他的部长一样，并未掌握所有的情报，而且他们俩都上了军事情报局所作的完全错误的判断的当。总参谋部的其他人员固然都同意了驻守边境部队的兵力规模，但这一事实并不能减轻埃拉扎尔作为全军总指挥的全部责任。然而，一旦明确要爆发战争时，他便果断地采取了行动，要求立即进行总动员；由于在这个问题上，达扬与他有争议而丧失了极其宝贵的五个小时。情况很清楚，总参谋部对于这一影响了全军的拖延过程是不能脱离干系的。情报部门的失职，已广为宣传；西奈前线部队的素质，部队的战备状况，报到的纪律状况，储存在许多仓库里的装备的状况等方面的问题，都推给了总参谋部的各个部门。尽管总参谋长应对总参谋部负责，但是战后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在对总参谋部的情况作了客观的分析，揭露了许多错误和失职行为时，却把过失全都归咎于埃拉扎尔一个人。
一旦战争爆发，埃拉扎尔将军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他能在最艰苦的情况下保持沉着坚定，从不急躁惶恐，并在整个部队中维护了他的权威。他指挥战争的才能在于谨慎从事和深谋远虑，并领导他的军队最终创造了有利局势，使以色列能在比这场战争刚开始时所面临的境况要好的条件下进行政治谈判。埃拉扎尔决定于10月7日星期日早晨把佩莱德师调往北部，并且决定在早期阶段便实施反击，这是挽救北部前线的两项重大决心。他因为热衷于在战争爆发前夕的反击计划，而一直在受到批评；事实上他一直专心致志于发起这种反击，并在战时提前几天就考虑到这点正是指引以军走向胜利的一个因素。
戈南将军是一个不幸的战争受害者。他的悲剧在于晚了一年到达南部军区，战争爆发时，他还处于了解军区情况的过程中。将级司令官(沙隆)和负责前线的师长(曼德勒)还有不到三个月就将去职，这一事实突出说明了以色列国防军轮换政策的愚蠢。许多针对戈南的谴责看来都是事后诸葛亮。按照这些谴责，事实表明，在战争爆发前的关键几周内，戈南的行动说明他已意识到苏伊士运河一线情况发展的严重性。
然而，无论是他，还是武装部队的其他高级军官，都不认为战争迫在眉睫。10月4日星期四，他出席了总参谋部专门解决部队纪律问题的会议。星期五，他听到的一个情报判断认为，战争的可能性处于“低点中的最低点”。他的许多要求加强的建议都遭到拒绝，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总司令部是如何看待边境的事态发展的。一个局外人通过考察战时的事态发展，得到这样的印象，戈南后来公开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根据他在战前和战时的作为，没有理由仅针对他一人进行这种程度的批评。他象大部分其他高级指挥官一样，承担他应该承担的一份判断错误的责任，同时他也应该分享由于许多正确的决定和成功的作战行动而创立的功劳。他是一个勇敢、顽强、能干和内行的军官，但命运不佳。如果战争提前三个月爆发，他大概会象以前历次战争一样，作为一个戴着桂冠的师长出现在众人面前。
尽管沙隆将军具备野战指挥官的卓越能力，但是由于他公开破坏总参谋长及其私人代表巴列夫将军、南部军区司令和其他高级指挥官的威信，因此他对其他军官的看法也往往令人怀疑，并且更多地反映了他的偏见，而不是他所批评的人的错误。从分析他与上级的许多争论来看，他是了解敌人的；但是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来看，他有时很不现实，往往采取以色列力所不及的冒险行动。他的个人领导艺术，勇敢和坚定的性格，以及对士兵的鼓舞能力，显示出他是一个杰出的野战指挥官。但他对于同僚的态度，他的公开举止以及他对别人的指责，使人们对他性格的评价又产生了疑问。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少有指挥官能象他那样，以惯有的魄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坚持横渡苏伊士运河，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哈伊姆·巴列夫将军在战争中显示出是一个稳健、可靠而能干的指挥官，全凭他的个人权威、通情达理的态度和指挥能力，才控制了南部军区在指挥上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他处理南部军区问题的沉着冷静，充分说明了他的为人，一个能在危急时刻保持坚强意志的领导人。
总之，不能让对战争各方面的批评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以色列武装部队赢得了他们历史上最惊人的胜利；只要以军及时进行动员，阿拉伯人的进攻一开始就会被粉碎，上述以色列领导和军队的一切错误也就不值一提。阿拉伯人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发动进攻的。它以一支规模大致相当于北约驻欧总兵力的部队，对一个人民毫无准备、军队没有被动员的小国发动了突然袭击。阿拉伯方面的大量装甲部队向以色列军队猛扑过来，它们得到苏联所掌握的全部技术的支持，并且知道苏联的大规模海运和空运已准备好在战争爆发后立即启运。尽管如此，以色列人民和军队进行了一次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动员，他们从祈祷中冲向战场，进行了英勇卓绝的保卫战，并在第三天便转入了反攻。在迅速进行总动员的同时，全国借助于原有的组织成功地继续工作，工业生产保持在战前水平的70%，人民生活十分正常。天空没有敌人的飞机。
在以色列回击苏联支持的阿拉伯军队时，和以军处在同一阴影下的西方世界军队，除少数外，多数持胆小怕事和自私自利的态度。这充分表明，如果苏联决定出动其欧洲最近基地的部队，西方世界将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从许多方面看，以军官兵们不仅仅是为了以色列的生存与自由而战。只有美国深知以色列的这场斗争的意义。因为采取了勇敢和毫不含糊地支持以色列的立场，美国在阿拉伯世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而西欧国家由于对阿拉伯酋长们卑躬屈膝却暴露了它们是一个软弱涣散、四分五裂的共同体。这真是咄咄怪事。
那些有过错的人不能逃脱历史的谴责——由于他们的失误而付出的代价，至今还没有完全偿还。由于这些错误，以色列丧失了它在历史上独特的、有助于将来谈判的实力地位。它很可能不得不再次付出更为重大的代价。但是，对那些可能遭到责备的人，在以色列国防军于难以置信的恶劣条件下，所取得的惊人胜利中，不给予他们一份应得的荣誉，也是错误的。总之，荣誉归于司令官们，军官们和士兵们，正是他们确确实实地遏止了进攻军队的挺进，表现了无私无畏的英勇精神，拯救了国家，使军队走向了胜利。
如果以色列国防军早作动员并早有准备，本来会使阿拉伯军队遭到极为可耻的失败的。然而战后却出现了这样的悲剧性情况：阿拉伯军队竟把他们初战获胜说成是重大胜利，而事实上只是由于苏联和安全理事会的干预，才把他们从全面失败中解救了出来。现在，危险在于他们不会从战争中吸取正确的教训和得出正确的结论，他们被想象中的胜利狂欢冲昏了头脑。除非有一个明智的领导，使阿拉伯世界采取一种新的冷静态度，不然，这种狂喜就会孕育未来冲突的种子。
然而，赎罪日战争的影响所及不仅仅是埃及、叙利亚和以色列，而是要广泛得多的社会。达扬将军曾说道，中东战争的钥匙在苏联人手中，而中东和平的钥匙则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六天战争后作出的这个论断，迄今都是正确的。如果说从分析导致战争的事件中，更确切点说，从分析六天战争和赎罪日战争之间那几年所发生的事件中，可以得出什么明确结论的话，那就是苏联在为中东战争创造条件上发挥了主导作用。它的目标，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是为了支持或反对这一地区的特定一方，而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东国家重要的地理政治位置，苏联几世纪来一直在凯觎的地中海，在苏中斗争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的重要通道——苏伊士运河，中东的尤其是波斯湾的石油供应，所有这一切，使中东成为苏联生命悠关的地区。如果再加上以下事实，即苏联与中东国家(其中一个是北约成员国)接壤，以及在赎罪日战争期间和以后阿拉伯国家曾在苏联的鼓动下实施石油禁运，那么这一地区对苏联的价值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
据纳赛尔本人承认，苏联在导致六天战争，在利用战败来加强它对阿拉伯世界的控制，以及在劝告埃及人不要与以色列进行任何和解，并全力支持埃及重建武装力量，使他们能再次进行战争等方面，都起了主要作用。研究中东事态发展的学者会不断地注意到，只要出现有利于和解与和平的呼声，苏联代表团就会到该地区来访问，而阿拉伯人的态度便会再次强硬起来；每次这种访问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军事局势的升级，例如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于1969年初对开罗进行长时间的访问后不久，即爆发了消耗战；当脱离接触会谈即将开始时，葛罗米柯又于1974年3月对大马士革进行了访问，不久叙利亚前线即爆发了消耗战。多年来苏联为了发动战争这一特殊目的，不断地加强阿拉伯军队，源源不断地向中东输入所拥有的最尖端武器，使中东局势不断恶化。
究竟阿拉伯人在何特定时间进行战争对苏联合适，或者苏联是否试图阻止他们，这些实际上都不重要。苏联人已如此之深地陷入了阿拉伯世界的各种规模的战备行动，以至于他们关于是否要进行战争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不重要的东西，原则上他们同意阿拉伯人作好打一场进攻战的准备，并准备了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所需的一切物资。这样，正当世界上许多人自欺欺人地认为缓和的新时代已经开始时，苏联却于1970年1月正式承担了埃及的防空任务。在1972年5月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会见之前的一个月，萨达特总统应邀去莫斯科参加会谈，会谈中他接受了苏联在原则上同意发动战争的意见，然后里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欣然前往签订一项称为《美利坚合众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的文件，文件声明：“美国和苏联负有特殊义务来尽它们的一切力量，以避免发生能够加剧国际紧张的冲突或局势。”
在1972年举行最高级会谈后的一年内，苏联为埃及和叙利亚军队提供了他们认为发动战争所必不可少的武器。1973年最高级会谈前三个月，苏联决定为埃及提供“飞毛腿”导弹，这是为了打消埃及人对发动战争的任何犹豫而有意识采取的行动。萨达特曾计划在1973年5月发动战争，但他又决定推迟，原因正如他在1974年8月会见《今日消息》周刊记者时所谈的那样，“当时，苏联人定于5月在华盛顿与尼克松举行第二次最高级会谈，由于某些没有必要在这时透露的政治原因，我决定推迟进攻日期……”。与此同时，阿萨德总统对莫斯科进行了一次秘密访问，访问的结果是加速提供全套地对空导弹系统，1973年7、8月，这套系统被赶运到了叙利亚。
就在勃列日涅夫在他的祝酒词中娓娓动听地对容易上当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对很容易上当的美国政府和人民)大谈其和平与友谊，和再次主张苏美两国必须致力于把国际紧张局势减至最低限度的时候，苏联却自觉和积极地在中东地区准备着一场新的抗争。
许多迹象表明，在1973年9月的第三周，苏联最高领导层便完全了解埃及打算发动战争。意大利共产党的《团结报》在9月21日发表的一条新闻声称，勃列日涅夫延长对保加利亚的访问，是为了会见埃及总统萨达特。尽管后来苏联否认了这一情节，但似乎有理由认为，在这次会见中，勃列日涅夫和萨达特对苏联的援助以及苏联对即将来临的军事行动的各方面应作何反应，都作了最后的安排。这一情况还可以同意大利外交部接到的报告联系起来看，该报告说，勃列日涅夫在这次访问中，就所计划的苏联空运问题与保加利亚人进行了协调安排。事实上，10月2日保加利亚通讯社发出的一条英语新闻，就报导了叙利亚和埃及准备马上发动进攻。看来发布这一报导是由于一时的疏忽，因为它立即就被撤消了。
战争前一星期，苏联发射了几颗宇宙卫星，侦察以色列北部和南部前线，苏联的船只离开了埃及港口，苏联电子情报船从埃及向北行驶，在埃及和叙利亚的苏联顾问家属，在苏联大使们分别接到战争迫在眉睫的通知后，仓促撤离，这一切使人们更加相信，战争是得到苏联默许的，预且他们确实深知战争的准备情况。
战争一爆发，苏联即向埃及和叙利亚顺利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运，而不是象美国对以色列的空运那样，是临时组织并经过过激烈谈判的。战争爆发前便肯定在黑海港口作好准备的苏联船只，装载着战前储备好的装备，于10月11日星期四就已经在叙利亚港口卸货。这一事实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足以证明，战争的补给计划是得到苏联事先的默许和精心准备的。战争期间，当叙利亚首都受到以军威胁时，以色列和美国情报机构都获悉，苏联三个空降师处于待命状态。
赤裸裸的严峻事实是，就在苏联与美国最高级会谈的一片祝酒声中，苏联在玩弄骗人的诡计，悍然违背了在他们的坚持下才于1972年5月签订的缓和“基本原则”的条款和精神。很少有这么多国家被这样公开欺骗。许多领导人和政治家出于各自的目的和私利，拼命追求缓和这一幻想，但只有非常天真的人才会继续相信克里姆林宫的诚意。因为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缓和——至多也不过是单方面的缓和，苏联实际上在嘲弄1972年最高级会谈上他们所同意的“基本原则”中的每一句话。现在，就象当时那样，缓和，从最好处想，不过是个实用主义的神话，而从最坏处想，则是危险的幻想。
有理由认为，苏联由于知道战争继续打下去可能产生的后果，因此在战争第一天便提出要实现停火，公开理由是叙利亚曾要求他们这样做，但萨达特强调说，叙利亚否认了这种说法，并在后来据传同意美国10月13日的倡议。他们对战争的估计，并没有受那种搞乱了阿拉伯人思想的欢欣若狂的影响。在整个战争中和战争一结束，苏联都对军事局势进行了非常明确的估量，并据此采取行动和作出反应。当战争似乎对阿拉伯人有利时，苏联竭力鼓动继续进行战争。他们赶运补给品并鼓动其他阿拉伯国家增加援助(如勃列日涅夫曾敦促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和使用石油武器。只有当他们认识到由于战术态势决定埃军第三集团军必垮无疑时，才迅速行动——甚至达到了制造可能导致核冲突的紧张局势的地步——制止战争。战争一结束，苏联人采取的行动(包括他们坚持要在中东地区驻扎苏、美部队，和威胁要派7个空降师去埃及等)，看来也是为了进一步试图重建他们的地位，这种地位自1972年7月他们从埃及撤走两万军事人员，已被大大削弱了。
通过日内瓦谈判，苏联已成为参与解决中东问题谈判的一方。它的战略似乎是让美国占领这个舞台的中心，并且不用苏联施加压力，而尽可能迫使以色列作出让步。然后，苏联显然是要尽量防止发生任何可能损害它作为阿拉伯国家的主要武器供应者地位的事件。因此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或是创造一种和平气氛，或是仅仅减轻武器供应的重要性，看来都有损于苏联的利益。此外，苏联人将利用巴勒斯坦问题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该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1974年夏季在莫斯科受到国宾待遇)，来危害约旦国王侯赛因的统治，并在适当时机把它作为影响以、阿冲突谈判方向的重要手段。
苏联在这一地区的主要战略利益是在波斯湾。从扩张主义的观点和阻止波斯湾国家的石油运往西方和日本的观点来看，苏联在波斯湾开展活动的主要基地是伊拉克。从苏联到伊拉克的主要供应线，是经由叙利亚拉培基亚港并穿过叙利亚。苏联为了发展这一基地进行了大量投资，并且试图消除统治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党内对立两派之间的分歧，以便加强对这两个国家的控制。因为这两个国家从土耳其包围了北约国家的东端，并且是一支能抗衡得到美国鼓励和支持、正在壮大的伊朗武装部队的力量。
中东冲突突出地说明，苏联坚决而无情地威胁整个欧洲的安全，但欧洲国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从而可耻地没有作出反应。因为对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来说，这次战争基本上是个小插曲，他们可以在这次战争中试验他们的武器，判断西方的技术水平和试探西方对这种危机的反应。西方对苏联的行动作出胆怯而犹豫的反应，对苏联来说，这肯定是中东战争最鼓舞人心的一面，而美国作出毫不含糊的强有力的反应，包括出乎意料地为以色列重新提供武器，则无疑地是最令苏联不快的一面。
苏联在数月内便重新为叙利亚提供了它在战争中所损失的坦克数量——约1,200辆，并且还有额外的增加，这一事实说明苏联的军事装备数量空前。苏联在随后的一年之内还向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索马里、印度、也门和南也门运去了大量的坦克，总数达数千辆之多，更不用说它还向其他许多国家提供了这类装备。与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中东问题特别小组委员会1974年所报告的情况相对照，就一定可以看出这种巨大的潜力。报告说：“……在美国，仅有一家工厂为美国陆军生产坦克。目前的生产率是每月30辆，即一年360辆。”在法国的坦克年产量总数也差不多，一年300辆左右。苏联武器生产设施的规模和范围显然是西方所望尘莫及。
西方在展望未来时必须面对苏联卷入中东战争这些阴暗的事实。时间的流逝并没有使苏联的帝国主义目的缩少，而只是模糊了西方对危险的认识。对西方来说，赎罪日战争是重要的一课，西欧国家只有在能够认识到这场浴血冲突的意义并从中得出深刻的结论时，方能保持其独立性。
至于中东，它所面临的不仅是危险，而且还是极大的挑战。基本问题依然如故：阿拉伯人想要和平吗？他们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利吗？历史学家将会发现，以色列从来不是阻碍和平倡议的因素。以色列作出的反应，可能不总是直接的或老练的，但没有一次是不利于和平的。基本问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阿拉伯人坚持认为以色列没有生存的权利。象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更不用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了)这样的阿拉伯激进国家，是根据巴勒斯坦契约行事的，而消灭以色列国家正是该契约的根本宗旨。更为圆滑的阿拉伯人，如埃及人和约旦人则玩弄阿拉伯语词藻来区分不同形式的和平，这样他们就能搪塞和避免对下列问题作出明确答复：以色列是否有生存的权利？他们是否准备同以色列实行真正的和平？
由于阿拉伯人认识到，坚持把以色列人推下海去的主张，不利于他们反对以色列的宣传运动，所以近几年来他们的手法更圆滑了。他们采用了阶段论，第一阶段要求以色列撤到1967年的停火线。然而他们的目的仍然没有变，阿拉法特在1974年11月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就是最新的证明，当时他实际上是再次宣告了阿拉伯人要消灭犹太人国家的纲领。以色列愿意尽最大努力来实现和平，但它不敢进入一个对阿拉伯意图抱有任何幻想的新阶段。只有当阿拉伯人的行动表明他们愿意改变对以色列国家的生存这个基本问题的态度时，以色列才有可能作出让步。
以色列人在战争停歇期间吸取了教训。只有一个非常不明智的政府和军事机构，才会让首次攻击的选择权完全掌握在阿拉伯人手里。中东正进入一个以军事解决问题的复杂阶段，这可以造成迄今梦想不到的破坏和混乱，并且远远超出战场的狭小范围。在一切未来战争中，平民将和军队一样受到攻击。这一情况使以色列必然要担负起拥有首次攻击选择权的重任，同时，不管攻击的范围大小和运用什么样的武器，都必须具有进行第二次打击的能力。今天，双方拥有的武器的摧毁能力本身，最终会在中东地区起到威慑作用，条件是以色列保持可进行任何选择的高度战备状态。另一个有希望的因素是阿拉伯人在赎罪日战争中的最初胜利挽回了他们民族的名誉，这一点可能最终会促使双方的对话和会谈取得进展。
只有时间才能证明这些会谈是否将取得成功。以色列之所以获得与阿拉伯世界进行谈判的资格，是由于它在赎罪日战争中取得了战场上惊人的胜利。尽管遭到了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尽管初战受挫，遭致惨重损失，以色列人民、军事指挥部尤其是战斗人员团结一心，力挽狂澜，取得了拯救民族的胜利。(以色列)四千年历史的许多重大事件，与赎罪日战争所取得的战场胜利相比，显然黯然失色。以色列人会把这次战争作为他们的赎罪日战争铭记在心。今后，以色列有充分权利从自己在这次战争中的表现汲取勇气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