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朔迷离·第三

作者：恰伊姆·赫佐格 ·以色列

出自————《赎罪日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萨达特总统作出发动战争的决定后，即着手与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将军一起制定作战计划。具体的组织工作交给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阿卜杜勒·加尼·贾马斯少将(战后晋升为总参谋长)负责，在一次称为“花岗岩2号”的横渡运河的进攻大演习中以落实。为了保密，由埃及第3集团军发布了作战命令(最晚的于1973年5月25日发布)，禁止军官和士兵进入苏伊士城，并且不准在运河的任何地点接近平民。9月，发布了于10月1日至7日举行代号为“塔里尔41号”的重大司令部演习的命令。演习的课目是组织与实施战略性的战役进攻，突破苏伊士运河，摧毁敌人的预备队和夺取直至国际边界线的领土和加沙地带。

　　 埃及人即将进行的战役计划，是他们对以色列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进行了大量研究之后制定的；而在以色列，经常公开讨论这些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已成司空见惯。埃及人满意地看到：以色列人过于自信，深信他们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在技术和文化上有着日益增大的差距，深信阿拉伯领导人没有魄力作出进攻的决定，更不用提阿拉伯世界内部缺乏团结了。在这年夏季作战准备的数月间，阿拉伯人千方百计地使以色列人深信这些信念是正确的。

　　 在伊斯梅尔将军的领导下，自1973年初便一直在制定作战计划。5月，当计划工作进入更具体的阶段时，伊斯梅尔访问了叙利亚；5月22日，他发布训令，陈述叙利亚和埃及联合进攻以色列的“白德尔”作战计划大纲。6月7日，又下达了补充训令。8月，在亚力山大召开了计划与协调会议。在这里，伊斯梅尔会见了埃及和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作战部长和其他参谋军官，以最后确定他们的部队是否有能力发动进攻。在考虑各种气候情况及其他各种因素后，确定了进攻发起日期，并对以色列的内部情况、国际形势以及这些形势对即将来临的战争可能产生的影响，作了周密的检查。最后决定，最适宜的时机是1973年9月或10月。

　　 这次会议提出的建议被提交政治领导人审批。随后便召开作战参谋会议，决定斋月的第十天，即10月6日为战役的发起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624年斋月的第十天开始准备白德尔战斗，战斗进行六年后，他胜利地进入了麦加，开始传播伊斯兰教)。9月6日晚，伊斯梅尔命令叙利亚和埃及军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准备在10月1月拂晓执行为期5天的“白德尔”作战计划。10月1日，他命令在10月6日下午2时05分对以色列进行联合空袭，10月3日，他与负责协调埃、叙两军行动的巴哈丁·诺法勒将军一道访问了大马士革，在那里他们会晤了叙利亚国防部长塔拉斯将军和他的总参谋部人员，制定了进攻的最后细节。中午，哈菲兹·阿萨德总统接见了伊斯梅尔，并确定进攻发起时刻在10月6日下午2时05分。

　　 在埃军统帅部的要求下，进攻原定于下午较晚的时候开始，那时阳光恰好直射沿苏伊士运河的以军的眼睛，接着夜色降临，埃及人就能架设浮桥。但另一方面叙利亚人要求在拂晓发动进攻，那时太阳从东方升起，恰好从叙方前线上空直射以军的眼睛。最后采取了折衷方案，决定于下午2时发起进攻。

　　 战前，埃及的国防部、外交部和情报部之间进行了6个月的密切协作，研讨并最后制定了战略欺骗计划。他们发表声明并向外国报刊泄露情况(比如，英国报刊报导了苏联关于埃及对导弹保养粗心马虎，致使导弹部队几乎不能作战的报告)。萨达特后来带着洋洋自得的神情说：“与此同时，以色列得到报告说，苏联专家的大批撤离，使得埃及的导弹变得毫无价值。……他们很可能就是根据这一情况作出判断的……。”阿拉伯国家的任何情况，诸如以色列军政领导人在讲话中曾强调的阿拉伯内部不和等，都被着意渲染。埃及与苏联，甚至叙利亚与苏联之间关系逐渐恶化在某些报刊的报导中都有反映。这就使以色列人对自己原来的推断更坚信不疑。

　　 与此同时，埃及军队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伊斯梅尔将军发起了一场鼓舞士气的运动，使武装部队确信除战争外别无选择。武装部队的道德教育部门进行了深入教育，说明这场即将来临的战争的背景。在这一思想灌输中，插进了大量的宗教内容，带有非常明显的反犹太主义调子。《一九六九训练年的道德教育教范》这本书中这样写着：“人类从不了解并且永远也不会了解象犹太人那样野蛮的敌人。他们只会搞破坏，耍阴谋，不顾正义地设置陷井和制造混乱。他们从在娘肚子里起就品质低劣并代代相传，……他们遍布全世界以毒害人类……他们曾参与杀害耶稣的阴谋。”

　　 埃及人这个基本上很简单的计划已准备数年了。六年来，埃及人不仅仔细研究了以色列人的思想，而且还注视着前线的一举一动。他们密切观察着沿运河一线的日常活动——多年来埃及在运河的部队一直严守阵地，仔细地在地图上标绘了以方的所有演习。日积月久，埃及陆军对于他们一旦采取行动，以色列在军事上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在他们头脑中都已一清二楚。这种细致的准备工作可从一个营如何计划夺取运河沿岸一个支撑点的例子中看出。该营的士兵守在运河对岸监视这个支撑点已达3年之久，他们在自己一方构筑了同样的工事并计划如何实施进攻。他们制作了这个阵地的模型，并集中精力只解决一个问题，而且只准备一种解决方法。

　　 国防部长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和总参谋长沙兹利，在战后的总结中部谈到他们在科学制定计划方面有了惊人的进步。这是苏联教官以此作为重点课目的成果。苏联训练埃及军队抓住一个军事问题，加以分析，找出对策，据以拟定军事计划，使其具体化，然后进行演习，并准备在实战中付诸实施。埃及人已学会象一支现代化军队那样行动。多年来，每个士兵都按他在战时担任的特定任务接受训练：各部队只解决它自己的问题，而不干他事。有一支部队三年来除了训练通过江河障碍架设一条输油管外，再没干任何别的事情。同时，在这三年中，架桥部队每天训练驾驶卡车向水边倒退，然后在水边突然停车，使卡车上的HMH重型折叠浮桥桥节凭藉冲力滑入水中，他们再将两段桥节连结在一起，然后开走。四年中，这些架桥分队每天架桥和拆桥两次。同样，四年来“萨格尔”式反坦克导弹的所有操作人员，每天都列队在装有导弹模拟器的车外，进行半小时的追踪敌人坦克的演练。甚至在以后，当以色列和埃及部队在埃及境内的苏伊士运河西岸进行面对面的消耗战时，以军还看到每天都有模拟卡车驶向前线，以便让部队进行每天的反坦克训练。上述这种训练方法在陆军中从上到下都反复进行，直到每个动作都变成反射动作。

　　 埃军考虑到若把集团军的各种任务分摊到各小分队去，埃军士兵的能力有限，无法完成，因此，他们对士兵们渡河时将面临的每个问题都作了分析。他们以步兵横渡运河。但是由于步兵易于遭到以色列装甲部队的攻击(他们知道，在情况紧急时，以军装甲部队会开到运河边来)，因此他们的对策是大大超过前线部队现行编制的数量，大量增加反坦克武器。这些武器包括连一级的PHT-7型火箭筒，营一级的B10和B11型无坐力炮和旅一级的“萨格尔”式反坦克导弹。有许多次渡河演习就在运河被巴拉岛分成两部分(相距约5英里)的地方进行。(西部分运河完全流经埃及领土，是训练渡河的理想场地。)以色列沿运河构筑的沙垒使任何企图渡河的装甲车辆都无法通过东岸。这对埃军来说是个大问题。经过高爆炸药试验失败后，埃军工程人员最终想出了一个办法，利用高压喷射的水把沙堤冲毁。作战计划要求在运河两岸开辟60个通道，埃军工程人员逐步配齐了这套装备，使他们能在5-6个小时内开辟出这些通道。为实施该项工兵作业，建立了80个小分队，在埃及境内构筑了同样的沙堤，这些分队白天开辟通道两次，夜晚两次，每次训练结束后，再把沙堤重新垒好。在进行上述准备期间，挖掘了大量的土方。与此同时，为了隐蔽己方的活动和全面观察到以方的情况，埃军沿运河修筑的沙堤增高了，因而可以看到以军沿运河修筑的所有碉堡、支撑点以及第二道防线后的坦克发射阵地。

　　 四个月来，埃及部队不断向运河前移。但是，甚至当进攻日期临近时，他们仍然极为小心谨慎，以防以色列人觉察到将有任何不利于他们的事件发生。渡河器材都收藏起来了，尽量到战斗迫近时再拿出来；而且专门制作了装放器材的大木箱，把它放在不起眼的场所；靠运河附近挖掘了深壕沟，以供装载器材的卡车夜间行驶；甚至部队调动也安排得使以色列人确信实际上是在进行某种演习。比如，一个旅在白天进入运河前线，把渡河器材送到运河边，到晚上，该旅只派一个营灯火通明地从运河返回后方，使以方产生的印象是整个旅已完成训练从运河撤回。

　　 由于在计划渡河中出现了各种问题，因此在技术上想出了各种解决办法。假设步兵在最初12至24小时内，必须依靠自己的携行物资进行补给，这样，每名步兵就要能携带约50磅，有时是70磅的武器弹药。为了帮助步兵通过沙垒，研制了一种轻便可携带的单兵小拖车。此外，还设计了特殊的轻便梯子，使他们能攀登沙垒。对所有的道路、接近路和部队都规定了识别的颜色和有色灯光，以避免在夜间造成混乱。比如，一个司机知道，他全部要做的事是紧跟他的颜色走，以便跟上他的部队。制定计划和集结部队在继续进行着，每个问题都经过周密的检查，每个问题的解决办法都是反复演练的课目。埃军官兵人人明确：战争准备正在进行。但是这些演习进行得如此频繁，以致许多人对即将行动的各种说法都持有一定程度的怀疑。

　　 阿拉伯国家的支援和全世界对阿拉伯事业在政治上的支持达到高潮这一情况，影响了进攻日期的决定。情况好得不能再好，下一步已非采取军事行动不可了。以色列在非洲的地位的逐渐削弱，欧洲领导人的软弱和水门事件给美国政府造成的影响，这一切使萨达特坚信：这是采取行动的最有利时机。埃及人还注意到，以色列人此刻已深深陷入了竞选活动(10月底将举行议会选举)，竞选活动吸引了以色列大部分公众的注意力。此外，以色列人还猜想，阿拉伯士兵不会在斋月禁食期间发动军事行动。而且10月6日——月明的夜晚，这时苏伊士运河的潮水最适合于作战——也是犹太人的赎罪节斋戒日，这是犹太人最放松戒备的时候。

　　 进攻的计划和准备工作都达到了最精确的程度。总的设想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横渡运河和巩固阵地，以对付以色列的反击；第二阶段是占领米特拉山隘和吉迪山隘。后来，埃军执行第二阶段计划失败，招致了大量的责难。这也是沙兹利将军对萨达特和国防部长伊斯梅尔激烈批评的题目。但是今天看来很清楚，尽管第一阶段的计划很周全，第二阶段计划却很笼统。这有助于证实，埃及人的目标仅仅是要在运河东岸获得一个立足点，以打破政治僵局，并使下一阶段取得政治解决。

　　 10月1日，萨达特总统会见了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他对20名在座的高级军官说：“我对历史负责。”他在计划上签了名，批准了斋月第10天为进攻发起日和进攻计划的代号“火花”。由于进攻发起日日益迫近，在埃叙两条前线的阿拉伯军事领导人都随之紧张起来。此刻，萨达特采取了听天由命的态度：他作出了决定，他要坚持到底。这一决定代价很大——他估计横渡运河，会使约1万名埃及士兵丧生，他认识到他的整个未来成败在此一举。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引述了萨达特10月3日星期三在他的格泽拉私邸与他会面时所说的如下一段话：

　　 今天是10月3日下午4时。我相信，从现在起，他们随时都会发现我们的意图，因为我们今后的行动已无法使他们对我方意图再有任何怀疑。然而不管他们怎么办，都已无法赶上我们。即使他们今天晚上知道了，即使他们决定动员他们的全部后备队，并想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他们也已失去了赶上我们的时机。

　　 萨达特是根据他多年来对以色列动员体制的仔细研究作出这一判断的。经过研究，他认为以色列不可能在72小时之内动员起装甲部队并在运河一线展开。也不可能在五、六天内把全部动员起来的兵力面对埃及展开。但他猜想，以军现已觉察到埃军战备情况并已进行动员，却是过高地估计了他的对手。埃及人为使以色列人沉湎于虚假安全感而采取的欺骗计划，首先和最主要的是使以色列人更加坚信他们公开信奉的“思想”。所以，从一开始，埃及人就制定了一个详尽的欺编计划，并且与真正的作战计划同时实施。

　　 从1973年1月起，埃及武装部队反复动员后备兵员进行训练，约达20次之多；那年还组织从正规军退役的预备役人员进行了两次重大的动员演习。9月底，动员了已退出现役的全部三类预备役人员，动员令附有一项具体指令：他们将在10月8日遣散。以色列注意到，同以往情况不同的是，埃及和叙利亚的民防组织没有转为现役，还有一点与以往不同的是，没有制造战争迫在眉睫的气氛，也没有打算动员全民准备战争。的确，萨达特总统在9月28日纳赛尔总统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几乎全然没有提到以色列问题，而这在以往是集会讲话的主题。“我故意不提打仗这个问题，因为已经讲得够多了。我只说一句，解放国土，就象我曾告诉过你们的，是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我们要完成这一任务是神的意志。”

　　 萨达特精心构思的欺骗计划不仅是为了使以色列人，而且还要使美国人产生错觉。亨利·基辛格博士被任命为国务卿后，从9月底到10月在纽约召开了中东各国外长会议。他首先集体会见了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外交部长，并单独会见了埃及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扎耶特，试探他们是否欢迎他来进行斡旋。在这些会见之后，10月4日，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会晤了基辛格博士。基辛格得到的有关边境局势的报告同以色列所得到的报告一样：埃及人在进行演习，叙利亚人则在采取预防性措施，以防以色列人可能发动的进攻。

　　 在埃班与基辛格博士的会谈中，有关提早爆发战争的问题在五分钟内便解决了，双方一致认为，各方获悉有关战争的情报都令人宽慰。他们讨论的主题是如何开始进行谈判。基辛格报告说，扎耶特的反应是令人高兴的，他准备在11月来华盛顿。埃班是否也可在同一时间内来华盛顿，以便制定必要的谈判程序？他们还讨论了将影响中东事态发展的以色列即将举行的大选。会谈结束时，再次确定了11月份将是会见的良好时机，因为考虑到如同基辛格博士在会谈以后所说的那样，“10月份不会发生戏剧性事件”。时至今日还不清楚扎耶特在10月第一周与基辛格会见时，是否故意将他引入歧途。扎耶特也许已大致知道计划好的作战行动，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埃班在10月3日的联合国大会上讲了话，提到以色列准备会谈并对领土作出让步。扎耶特预定在10月4日向大会发言，但由于某种从未说明的原因，那天他没有出席会议，而把发言推迟到了10月11日。

　　 然而。这一重要的欺骗计划不仅旨在欺骗以色列和美国，而且欺骗了埃及的武装部队。在对以色列俘获的8千多名战俘的调查中，只有一名是在10月3日知道准备工作是为了进行真正的战争；而95%的人员只是在10月6日早晨才知道他们进行的演习实际上是战争准备，他们就要打仗了。在阿卜杜勒·拉维夫·易卜拉欣中尉指挥下的埃及第16步兵师第16旅的一个排(编有20艘攻击艇)，只是在进攻发起前几分钟，当他们从板条箱中取出橡皮艇，把他们运往运河时，他们才意识到这就是战争，而原来他们认为这不过是演习的一部分。在以色列俘获的18名埃及上校和中校中，有4名在10月4月知道战争要爆发，1名在10月5日得知，其他13名只是战争真正开始的那天早晨才得知。有一名上校叙述了他在10月6日2点看到埃及飞机掠过第3集团军司令部上空向以色列前线飞去时的情况。他转向他的旅长问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回答是“去问将军吧”。他转向将军站立的地方，看见他正跪着向麦加方向祈祷。这是他第一次得到的有关战争的暗示。

　　 埃及的计划制定者们不仅成功地欺骗了以色列国防军和西方几乎所有的情报机构，而且也欺骗了自己陆军的大多数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