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战略思想·第一

作者：恰伊姆·赫佐格 ·以色列

出自————《赎罪日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在1967年5月和6月，以色列人民遭受了一次历时三周的，难以忘却的创伤。当阿拉伯国家军队在他们的边境集结时，联合国紧急部队（该部队自1956年西奈战役以来，一直在执行隔离以色列军队和埃及军队的任务，并扼守通向亚喀巴湾的蒂朗海峡）却奉纳赛尔总统的命令撤退。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甚至没有与安全理事会或联合国大会成员国磋商，便毫不迟疑地同意撤退。在埃及军队涌入西奈的同时，约旦人和叙利亚人在与以色列接壤的边境集结；伊拉克、科威特以及其它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部队也都向以色列边境开进。以色列被一支在兵员、飞机和坦克数量上都占优势的庞大的阿拉伯军队所包围。苏联则在联合国扮演它一贯扮演的圆滑角色，尽量缩小这次军事升级的意义。据纳赛尔总统说，这次升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苏联人自己煽动起来的，他们向叙利亚人假报以色列军队在以叙边境集结。

　　 6月5日清晨，以色列军队实施突击，在六天之内便消灭了大部分威胁它的部队，占领了西奈半岛、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以色列从可能成为束手待毙的受害者一变而为辉煌的胜利者，这使以色列举国欢欣，人民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在几天前还是上空一片乌云，而后来却取得了惊人的胜利，这在整个犹太人世界中引起的反响，是以色列从未经历和体验过的。

　　 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六天战争。六天战争对双方之间的冲突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极大地改变了以色列的社会与政治生活，并使以色列的战略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对阿拉伯世界则起到了刺激的作用，使他们重新全面地估价了埃及的军事形势。埃及人从他们失败的各个方面吸取了教训，并在苏联的积极援助下着手整顿军队。而另一方面，以色列人有意地把这次战争中已经暴露出来，但在胜利的狂喜中被人们忽视了的一切缺点掩盖起来：他们从思想上把在六天战争形成的军事思想奉为神圣，把下次战争视为六天战争的第七天一样来作准备。

　　 1949年停战线造成的结果，使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前处于岌岌可危的军事境地，因为以色列缺乏展开部队的战略纵深(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就不得不在敌方领土上展开)。诚然，以色列领导人阐明国防政策时，也经常详细论证这一点。此外，以色列边界本身的性质就意味着危险：埃及人在1948年占领的加沙地带就象一把匕首，直指以色列南部和沿海一线人口集中的主要城镇；耶路撒冷被分割，约旦士兵或当地的约旦人经常使用各种遗留下来的武器在该城中心制造枪击事件。约旦部队只要从沿着通往耶路撒冷主要街道的地区推进约500码，就能切断通向以色列首都的主动脉。驻守在卡勒基利亚上方山头上的约旦部队，瞰制着居民约占以色列人口40％的特拉维夫和它的卫星城市；而驻守图勒卡尔姆的部队，则能监视10英里外的滨海城市尼塔尼亚。他们完全明白，只要他们用装甲兵突过这一短短的距离，便能在以色列国的细腰地带把它切成两段。在戈兰高地的叙利亚部队则瞰制着约旦河谷的以色列村庄，并且多年来不断地对他们进行火力骚扰。

　　 这一处境促使以色列总参谋部得出结论：不论何时出现军事冲突的危险，以色列都不能让阿拉伯人取得主动，因为对于以色列，这意味着灾难。显然，阿拉伯军队只要保持充分的进攻势头，就能在尼塔尼亚把以色列拦腰切断，或把通往耶路撒冷的要道截断，进而横扫加沙地带的以色列村庄，或危及东加利利的北部地区。因此，任何可能导致战争的严重局势，都自然而然地迫使以色列总参谋部筹划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

　　 在各个不同时期，阿拉伯突击队都在以色列全国各地活动，甚至威胁到人口稠密地区。到1956年，阿拉伯突击队从埃及占领的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因而导致了前线的军事升级。以色列认为战争已迫在眉睫，并认为国际形势对他们有利，于是对埃及发动了称为西奈战役的进攻。1967年，当战争显然再次迫近时，以色列统帅部认为，一定不能让阿拉伯人首先采取行动，因为阿拉伯人依靠其占绝对优势的力量，将能获得以色列经受不住的最初锐势。所以，尽管以色列政府和纳赛尔总统都考虑到非常重要的国际政治因素，都不希望戴上进攻者的帽子，但是以色列没有战略选择的余地，它的部队除了在6月5日采取主动外别无他途。

　　 以色列在六天战争中占领的土地所提供的纵深，使它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战略上的回旋余地。以色列的所有人口集中地区现在都已远离埃及军队，约有150英里宽的一条沙漠屏障把以色列同苏伊士运河隔开，而沙漠地本身是不能用通常的面积来衡量的自然屏障。现在受到战争影响的不是以色列的城市，而是沿苏伊士运河的埃及城市——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其总人口约超过75万。一个想要进攻以色列的埃及司令官现在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不仅是要计划如何渡过苏伊士运河，而且是要计划如何穿过西奈沙漠地实施重大的进攻战。这样，在以色列人看来，埃及人只要真正经过深思熟虑，就不会在这条新战线上再次开战。

　　 约旦前线也获得了同样有利的态势。耶路撒冷圣城现在统一了，而且远远脱离了约旦的炮火威胁。在过去的20年内，该城曾两次遭到约旦炮兵的无情轰击。实施反攻的约旦军队，现在已不能在耶路撒冷或在其接近路上仅前进几百码就可有所收获，或是仅仅前进10英里就能把以色列截为两段，他们现在不得不发动一场横渡约旦河的大规模进攻战，尔后越过约有40英里的便于防御的山岳地带，横跨朱迪亚沙漠，发展进攻。甚至在叙利亚前线，以军也有了不管多么有限却是有一定深度的纵深，这使得加利利北部村庄的生活稍为安定，并解除了村民们对连续炮击的恐惧，他们不用再在掩蔽部里抚育孩子了。

　　 这样，以色列总参谋部现在有了选择权：或者在战争迫在眉随时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或者用另一个办法先让敌人进攻——这就使敌人在国际上增加了政治上的不利条件，尔后利用西奈沙漠提供的纵深来实施机动，集结和反攻；此外，从埃及机场到以色列人口中心的距离大大增加了，现在以色列可获得的电子警报时间已有大约16分钟，而不再是六天战争之前的4分钟了。这种战略态势是使以色列政府和领导人确信下列观点的一个主要因素，即几乎不存在再次向以色列发动大战的危险性了。

　　 但是，在讨论这些战略有利条件时，以色列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埃及人占据的西奈半岛，对以色列军队来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警报因素：埃及部队渡过苏伊士运河进入西奈的行动，肯定会给以色列敲响警钟并使它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动员。这种情况曾多次尤其是在1967年发生过。然而六天战争后，沿苏伊士运河出现了彼此面对面的局势。由于大量埃军经常驻扎在河对岸，几乎与以军直接接触，因此使消除了这一非常重要的警报因素，它使得沿苏伊士运河集中的阿拉伯军队能以他们现有的部署在最短时间内实施进攻。

　　 的确，以色列之所以被迫在六天战争之后在其边境保持一支数量上大大增强的部队，是由于这些新边界缩短了警报时间。以色列进行多次军事演习，来试验这些新防线的种种战略和战术问题；所有这些演习都是根据警报时间很短的想定进行的，即以常备军进行阻击，坚守到后备队在72小时内动员起来为止。

　　 在六天战争结束后的数周内，苏伊士运河前线便发生了第一批交火事件，正在西岸重新部署的埃及军队开始骚扰部署在运河一线的以色列军队。战斗是在塞得港和坎塔拉之间地段北端的艾什角发生的，但以色列的阵地是临时构筑的，所以不能提供充分的防护。到1968年11月，六天战争结束后一年半，埃及人感到由苏联重新组建和装备起来的埃及军队强大得足以进行一场规模巨大的消耗战了。于是，他们即在该月乘以军毫无准备和防护不足，向以军发动了一次强大的炮火攻击。仅一次袭击便击毙了18名以色列士兵。作为回击，以色列军队向尼罗河谷的纳杰哈马迪发动了一次纵深突击战，摧毁了埃及的电子设施，充分暴露了埃及易遭以色列机动部队打击的基本弱点。以色列的这次袭击使纳赛尔总统十分震惊，并使他认识到，他还没有完全作好进行一场消耗战的准备，从而把战争推迟到了1969年3月。以色列人趁这一决定所给予的喘息时机，竭尽全力建立了一道能满足这种战争要求的防线。

　　 总参谋长哈伊姆·巴列夫中将交给阿弗拉罕·阿丹(布伦)(阿丹少将的绰号)一项任务，率领一个三军联合小组，向总参谋部提出在西奈建立一个防御体系的建议。在该小组去西奈之前，南部军区司令，即在六天战争中领导西奈以军取得胜利的耶沙亚胡·加维什少将，曾考虑了西奈防御的种种问题。考虑到埃及的炮击所造成的损失，他显然感到坚守防线的部队必须有足够的支撑点作为掩护；然而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究竟是将部队部署在运河一线，还是部署在远离运河的纵深。如沿运河一线配置兵力，埃及人就能经常观察到一系列固定目标，但与此同时，也有利于以色列人的观察，并能对埃及人的任何渡河企图应付自如。加维什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在运河前线坚守阵地，尤其要守住有可能成为渡河地段的各点。因为他感到，埃及人沿整个运河一线渡河是不成问题的，以色列人必须作好对付这种可能性的准备。

　　 在1968年加维什指挥的以军军事演习中，赎罪日战争后被任命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的莫德凯(莫他)·古尔少将扮演埃及的司令官。在这些演习中，古尔在运河前线全线渡河，沿所有主要进攻轴线前进，并在以色列前线后方纵深展开直升机降部队，这些行动完全同五年后萨达特总统的军队所做的一样。这样，早在1968年，以色列统帅部的成员就已经考虑到埃及人在可能的进攻中采用的作战原则了。

　　 阿丹根据他曾在加沙地带附近的尼里姆集体农庄生活的经验，着手设计沿苏伊士运河建立的防御体系。他草拟的最初方案是沿运河构筑碉堡，并使其具有最好的观察视界——白天可进行良好的日视观察，夜间可进行电子观察——同时，又使己方部队尽量不暴露于敌人炮火之下。他设计了许多独立的支撑点，每个可配置15名士兵，支撑点之间相隔7英里，有流动装甲车进行巡逻，其后方部署有炮兵和装甲部队，随时准备向前开进，以粉碎任何渡河的企图。这些支撑点被设想为前哨“警报系统”，而不是一道防线，因而每个支撑点的兵力限定为15名，它们之间的距离为7英里，并且只有有限的防御工事。加维什接受阿丹计划的附加条件是，在运河北端所有可能的渡河点都要有支撑点防御。根据上述“警报系统”制定的以色列防御计划，提交总参谋部批准。总参谋部训练部长阿里尔·沙隆少将和国防部的以色列·塔尔少将反对。他们提出，仅在离运河的一定距离上部署装甲部队，并通过机动装甲部队的活动来控制运河。

　　 此后，加维什公开阐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他认为这道防线在战时是所有可能的进攻轴线上的一系列观察哨和支撑点。在敌人沿山隘一线(从南部的米特拉山隘到北部的巴卢扎)集中装甲部队向一系列担负防守任务的步兵旅驻地实施进攻前，这道防线将起迟滞敌人的作用。在消耗战和停火期间，这些支撑点可作为观察哨(在消耗战中可防炮火杀伤)，也可作为电子警报与控制中心和装甲巡逻队的基地。加维什发明了一种燃料喷洒系统，作为运河一线防御的组成部分，该系统能够从工事内部点燃燃油而使运河起火。

　　 加维什始终认为，如果把运河看成是一道天然屏障，那么除了在那里建立一道防线外，别无选择。他认为以色列可能被迫面临的一个主要危险是，埃军采取突然行动，沿东岸夺取一块不管多么狭小的立足点，随即企图通过国际协议来达到立即停火的目的。此外，由于以色列的作战思想始终是要求实施突入敌人领土的反攻，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先沿运河本身屯住重兵，而不是必须经过战斗再到达运河。

　　 在由此引起的争论中没有人提议脱离运河，但由于沙隆将军赞同沿运河建立机动防御体系，因此对展开的样式产生了争论。巴列夫将军决定同意建立以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体系，并由阿丹将军率领的小组着手监督防线的修建工程。该工程于1969年3月15日完工。同月，纳赛尔宣布消耗战开始，整个体系受到了考验：连续数天，埃军使用了一千多门火炮轰击沿运河掘壕固守的以军。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些防御工事，以军的伤亡将会比他们的实际伤亡严重得多，其伤亡数字会达到非常惊人的程度。

　　 然而，这些工事仅仅是后来被称为巴列夫防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一条简单的边沿防线：每个碉堡控制两侧各0.5-1英里的地区，各支撑点之间约5-6英里的地域内设置有观察哨和巡逻队。在所有坚守困难和关系重大的支撑点内——如防线两端的阵地和一些孤立的支撑点内——都配置有坦克。坦克集中在支撑点后方，还有坦克排配置在支撑点内的坦克掩体内，从那里可以向运河进行纵向射击。整个防线构筑有大批这样的阵地，这些阵地是坦克发射阵地的补充，坦克发射阵地修筑在支撑点后方0.5-1英里处，为碉堡提供火力掩护，并控制运河的接近路。此外，还修建了庞大的永久性防御设施，包括道路网、地下指挥部、水道系统、通信系统、修理所和仓库等。

　　 在消耗战期间修好这道防线后，用正规部队或后备队、空降部队替换前线的所有后备队员，就成为紧急情况下的标准作战程序。这些阵地按要求配齐了人员，每个阵地约有30名士兵，而在孤立的阵地上，如陶菲克港的“码头”支撑点，则有约80至90名士兵，所有的孤立阵地和支撑点都由一名军衔在少校以上的校级军官指挥，通常是空降部队的后备队军官。在局势紧张时，巴列夫照例要在西奈地区对后备队进行训练。在运河一线，他保持了两个装甲旅的兵力，用第三个装甲旅当预备队。情况紧急时再增加一个装甲旅(通常是在该地区进行训练的后备队)。

　　 不考虑消耗战对以色列所产生的思想影响，就不可能理解它在赎罪日战争前夕的军事思想。埃及在1969年3月发起的消耗战，一直被看成是短暂事件，而事实上这是一次重大的对抗行动。埃及军队发动这场战争时便宣称，其目的是要为大举横渡苏伊士运河并重新占领西奈打开局面。至于以色列，则决心阻止这种形势的发展并再次实现停火。埃及人在作出发动消耗战的抉择时，他们决定利用双方军队都配置在苏伊士运河一线所造成的军事上的胶着状态。这意味着以色列将无法利用其在装甲作战方面所拥有的不容置疑的机动性强、运动速度快的优势，因为苏伊士运河将阻碍进行大规模的运动，实际上也就是使以色列无法对埃及军队实施机动。这样，埃及人就躲在运河后面，以消耗战来耗尽以色列人继续打仗的意志。

　　 埃军于1968年10月对以色列进行了炮兵弹幕射击后，以色列随即建立了强大的巴列夫防线。如何破坏这些防线是埃及人在决定发动消耗战时重点考虑的问题。对上述事件的分析只能更加说明这种捉弄人的形势：埃及人的行动导致了巴列夫防线的建立，而巴列夫防线反过来又引起埃及人的恐惧与担心。埃及人从防线的建立看到以色列将会坚不可摧地永远存在下去，这只会使现状永远保持下去，并大大限制了改变运河沿线态势的前景。因此，埃及人的计划是，尽量在消耗战的第一阶段用炮火摧毁防线。一旦摧毁了大量以军支撑点，则在第二阶段派遣突击队进行一系列有限的短时间渡河作战；第三阶段要求在渡河后更广泛地进行纵深作战，第四和最后阶段是全面渡河作战，目的是占领运河东岸地带，以此来打破自1967年以来形成的政治僵局。

　　 1969年3月到4月，埃军对以军阵地实施了猛烈的炮击。5月，纳赛尔总统宣称，巴列夫防线的60％已被炮火摧毁，而且他的国防部长穆罕默德·法齐告诉他，剩下的40％不久也将被摧毁。(事实上，巴列夫防线成功地经受住了埃军的炮击，并证明了防线设计者的预想是正确的。)4月中旬，埃及突击队开始经常渡过苏伊士运河，袭击以军的支撑点。这导致以军以炮火还击，并使用他们的伞兵和突击队沿埃及防线实施报复性袭击。苏伊士运河一线的战斗升级了。由于以军袭击了苏伊士湾和埃及国内的目标，苏伊士湾的战斗实际上也升级了。在这期间，以军的伤亡以惊人的速度增加。所以，到6月，以军决定把空中力量投入战斗。于是，主动权回到了以色列人手中，消耗战变成了反消耗战。

　　 此后的几个月中，以军实施空袭摧毁了埃军沿运河部署的“萨姆-2”型地对空导弹系统，并把战斗延伸到了苏伊士湾。埃及人在苏伊士前线没有任何起作用的防空力量了，因此，不得不放弃原计划的第三阶段(即陆军部队渡过运河进入西奈)，而只能被迫集中全力对付以军的反击。1970年1月，以色列空军开始突击埃及的深远后方。与此同时，以军地面部队也采取了突击行动，在苏伊士湾的沙德旺岛登陆。就在此刻，从历史的观点看，中东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纳赛尔秘密访问莫斯科，随后便是苏联的装备和人员来到埃及。

　　 消耗战的最后阶段于1970年4月开始，当时以色列的空军停止了对埃及内地的空袭。苏联已承担起埃及的防空任务，从而使埃及人得以把部队集中到苏伊士运河一线与以色列直接作战的地区。埃军的空中与地面攻击变得极为猛烈，以军沿运河的攻击也加剧了。冲突进入了炽烈阶段。

　　 现在对埃及人来说很清楚，解决他们问题的方法是重新部署地对空导弹系统。在运河后面建立“萨姆-2”导弹基地，将影响以军对埃军的作战行动，而在运河区本身部署导弹则会给前线上空的以军飞机造成困难，这些飞机在进入西奈约12英里后即处于埃军导弹的射程之内。这样便可反过来增强埃军强渡运河的能力。尽管以军成功地粉碎了埃军向运河前沿部署导弹系统的企图，但他们的损失却增大了，不久他们的飞机便开始遭到埃及防空导弹的打击而蒙受损失。

　　 与这一军事升级同时进行的是外交活动。1970年7月，纳赛尔宣布同意8月7日开始停火。但停火生效后，埃及人和苏联人立即合谋在停火的掩护下把导弹系统向前方调动，并为最后横渡运河取得必要的军事基地——设置了一道控制运河东岸，消灭以军空军的导弹屏障。纳赛尔总统在1970年7月24日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会议上回答问题时曾暗示，他同意停火是为了达到把导弹保护伞前移至苏伊士运河岸边的这一特定目的。尽管他公开透露了他的下一步和最后阶段的计划——在导弹保护伞的掩护下渡过运河建立桥头堡，但几乎没有人对他的声明予以注意。

　　 对以色列来说，战争结束时，关于导弹问题留下了许多问号。因为虽然他们为对抗埃及而实施的反消耗战取得了效果，而且肯定地欢迎停战，但他们面临着两种选择：或是继续在运河一线浪费他们的空中力量，或是向苏联挑战，使战争升级。再者，从伤亡情况来看，战争也不是轻松的，以色列的报刊每天都出现镶着黑边的前一天阵亡官兵的照片。这场战争实质上变成了一场神经战。对习惯于在同阿拉伯作战中速战速决的以色列公众来说，这种局面对士气很不利。

　　 纳赛尔的目的现在看来，的确是企图实现他的下一步计划——在导弹的掩护下攻占运河东岸部分地区。但这一时期发生了若干影响军事形势的事件，并直接影响了以色列领导人的军事思想。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总统逝世。他是阿拉伯世界杰出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他成功地把埃及人和阿拉伯人在反对以色列的斗争中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因此他的逝世意味着这一斗争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要素——有力的领导。纳赛尔在努力把西方列强赶出中东的同时，还大力动员阿拉伯世界反对以色列，并成为阿拉伯反以色列政策的主要提出者。他在让苏联在中东立足这一点上所起的作用，实在无人能望其项背。现在他逝世了，留下的是一个内部存在严重政治问题以及领导毫无魅力和权力的国家。

　　 1970年9月，美国对以色列提出增加武器的要求第一次作出公开和明确的答复：鉴于阿拉伯世界和中东集团的情况，尼克松政府请求国会批准向以色列出售价值5亿美元的美国正在向国外交货的最先进装备。这一事实对阿拉伯人，当然也对苏联人起了作用，同时使以色列人又增添了一分信心。另一件重大事件是1970年9月约旦发生内战，侯赛因国王消灭了巴勒斯坦的暴动，从而造成了以约边境呈现和平的局面。美国对于叙利亚部队在这次内战中企图入侵约旦所作出的明确反应，也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因素，它表明美国的目标一如既往，是在中东地区保持平衡并遏止苏联的扩张主义。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一种气氛，促使以色列军政领导人坚信，不存在阿拉伯世界主动采取军事行动反对以色列的局势。

　　 1970年8月7日，预定为期90天的停火开始了。以军统帅部决定利用这一宽限时期重建并加强在消耗战中被破坏的那部分巴列夫防线。这时，阿里克(沙隆将军的绰号)·沙隆将军担任了南部军区司令，一项加强运河一线全部阵地和支撑点的重大建筑工程已着手进行。按照他提出的建议，在后方5至7英里处修筑了第二道由碉堡组成的防线，因为，正如他所指出的，坦克和火炮没有得到充分的掩护。修筑的永久性设施，除了道路网和用来制止装甲车辆在运河东岸通行的沙垒(有几处高约27码)这样的人工障碍外，还有11个支撑点。还布设了大面积地雷场，架设了铁丝网；在北部地段。甚至在湿软的沼泽地上都修筑了道路，改建了机场，修建了地下指挥部并增加了油罐。在整个西奈共化费了20亿以磅(5亿美元)，其中约有1亿5千万以磅(4千万美元)用于修建防御工事。

　　 以色列·塔尔将军不赞成大力加修这些工事。他在1970年10月停火第一阶段，就表示了他对整个西奈防御体系的保留意见。他指出，这些防御工事越来越证明是无效的，因为不管怎样埃及人总能渡过运河，而且我们的补给线清清楚楚地暴露在敌人面前，经常处于敌人的监视之下，成为一系列易遭低伸火力破坏的固定目标。他坚持认为，这些支撑点不是有效的战斗单位，它们会被炮火压制并被迂回，至多只是个掩蔽部，而且他认为以军的炮火不足以支援它们。它们对防御作出的贡献很小，茕茕孤立，不能相互支援，并且无法阻挡昼间或夜间的渡河行动。塔尔将军指出，以军于1970年1月7日至7月28日期间在西奈伤亡的498人中，就有382人(其中62人死亡)是出于在碉堡内或是与碉堡直接有关的原因而遭到杀伤的。他建议建立一种由有炮火和防空支援的机动装甲部队负责各地段的防御的体系，并在运河一线观察所内配置坦克。碉堡既已修好，可配置少量人员，由机动装甲部队予以增援。

　　 他的观点遭到很多人的反对。那些反对这一观点的人(包括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坚持认为。如果运河一线地面上没有一道确实的防御工事，任何想守住防线的企图都只会鼓励埃军的逐步推进，最终会使以军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埃军对付装甲巡逻队以及在碉堡外作业的工兵部队的伏击、地雷、火炮和导弹，都已经造成了百分比很高的伤亡)。那些反对塔尔的人还争辩说，塔尔提出的防御体系最终将使以色列人无法控制这些地区。的确，那些以军防守的运河一线地区在消耗战中常常被埃军短期占领。埃军曾时间不等地占领过以军放弃的运河上的费丹桥和巴拉赫岛北部之间的一个阵地；他们经常在这一阵地进行训练，在其周围地域布雷并多次在它上空升起埃及国旗。以军沿运河巡逻时常常要进行扫雷和遭到伏击，如果以军完全放弃运河一线的支撑点，这一局势更将严重得多。的确，在一些地区，如运河南端，每次以军进入这些区域，都必须清除许多地雷。

　　 埃拉扎尔将军于1972年1月任总参谋长后，这一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但由于他赞同支撑点防御体系，因此便出现了一种折衷方案。随着停火期的延续，这一方案就十分具体，而且沿运河一线已完全停止敌对行动，因此从心理上和实际上都有助于这一方案的实施。这种无敌对行动的状况，有助于消除对削减运河一线的碉堡和人员所持的任何保留意见。这一折衷方案符合日益增长的安全感和公众关于国防预算造成负担过重、必须寻求节约的意见。支撑点内的步兵编制人数被削减了。无论哪里的支撑点，都仅留一个碉堡，并以最少量的兵员守卫它(即每个支撑点20人：2名军官，12名战士，其余为行政人员)。在26个支撑点中，约有10个被关闭并用沙土堵死，以致需要数周时间才能再次启用。为了使埃及人得到这些支撑点仍有部队守卫的印象，每天昼间都派两至三人乘坐半履带式装甲输送车到这些被弃守的支撑点去。(埃及士兵常常站在运河另一边嘲笑地打着手势，指着他们的手表表示已是晚6时了，以色列人该回到他们的主支撑点去了。)这样，由于这一与军事原则格格不入的折衷方案，究竟是将巴列夫防线作为警报系统，还是作为扼阻敌人的防御体系，界线就逐渐模糊不清了。正是因为界线模糊不清，在运河沿岸最初数小时的战斗中。我们就为此付出了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