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的战略·第三
作者：乔治·W·高里奇 博士·美国
出自————《1973年阿以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所有指标都暗示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在他们能针对以色列发起另一场大规模战争前需要一段时间。以色列国防军在战场上清晰显示了其军事威力，同时，三个阿拉伯国家在军事上表现得相当无能。阿拉伯人军事上虚弱的处境使他们发起进攻以赢得政治利益的目标似乎很难理解。但埃及和叙利亚正是做到了那样的事情，让每个人都感到震惊！
虽然以色列国防军在1967年战争中事实上摧毁了埃及军队，但是纳赛尔拒绝承认失败，拒绝承认以色列强制的和平条款。之后超过三年里，两支军队沿苏伊士运河多次爆发冲突，消耗战在1969-70年到达顶点。这三年中经历了零星，但有时激烈的战斗，在此期间，纳赛尔政权主要在苏联的援助下努力重建它的军队。接着，1970年1月出乎意料的遭到一次重大挫折，当时以色列空军轰炸了埃及的心脏地区，暴露出纳赛尔的防空系统无力保卫埃及城市。
不能应对以色列的空中威胁，纳赛尔秘密飞到莫斯科寻求紧急援助。纳赛尔说服克里姆林宫答应派出苏联作战人员操作埃及战略防空设施，驾驶埃及作战飞机，并承诺于3月开始。现在，以色列和苏联直接对抗的可能性迫近了。1970年7月30日，当以色列飞行员击落四架苏联人驾驶的米格机时，问题到达紧急关头，美国的调解帮助在8月达成三个月的停火。以色列欢迎这个间歇，在消耗战中，这个国家已经付出了超过400人死亡和1100人受伤。停火生效后仅仅一个月，纳赛尔突然死于心脏病发作，把巧妙制定冲突下一阶段战略的任务留给了1970年9月担任总统职务的萨达特。萨达特的答案将让震惊了每个人，包括他的埃及同僚。
1973年埃及战略的主要轮廓实际上在纳赛尔的最后岁月里已经成形，尽管纳赛尔没有最后决策开战。仍然是纳赛尔内圈一员的海卡尔于1969年半官方的《金字塔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提供了未来下一场战争的预见：
……我说的不是在战争中击败敌人，而是在一场战役中击败敌人……我谈论的战役，举例来说，是一个阿拉伯军队能够，比如，摧毁以色列陆军的两个或三个师，歼灭10000到20000以色列士兵，迫使以色列军队从占领地区向后撤退，即使只有几千米……那样一个有限的战役会对战争产生无限的影响……
1、它将摧毁以色列试图灌输的神话——以色列军队是无敌的。神话有很大的心理影响……
2、那样一个战役将把真相展示给以色列公民，其将摧毁1967年6月一系列战役的影响。这些战役的后果是以色列社会开始相信以色列军队保护它的能力。一旦这个信仰被摧毁或动摇，一旦以色列社会开始怀疑它保护它的能力，一系列反应就会开始并带来不可预料的结果……
5、那样一个战役将摧毁以色列的战略基础，即坚持认为有可能向阿拉伯人“强加和平”。强加和平实际意味“发动战争”……
6、那样一个战役和其结果将导致美国改变对中东危机的政策，倾向于危机后的中东。
虽然埃及军队没能在1973年歼灭10000以色列人，海卡尔的分析记录了纳赛尔战略的主要轮廓。萨达特不是企图摧毁以色列军队或者占领关键地区，而是通过一场有限战争的方式来追求改变以色列的态度，并改变合众国对阿以冲突的政策。埃及人将实现这两个目标，虽然对以色列人造成的伤害远小于他们希望的，但的确比海卡尔设想的更有益于埃及。
萨达特发展了一种不同于前任的战略。纳赛尔1967年战争后对合众国在阿以冲突中执行公正外交政策的资格丧失了信心，接近苏联人，依赖克里姆林宫取代华盛顿代表埃及的利益。另一方面，萨达特不信任苏联人，将埃及向西方，特别是合众国靠拢。由于和合众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继承自纳赛尔的局面），萨达特寻求用秘密渠道和华盛顿进行意味深长的对话。他自愿和苏联人保持距离，他希望在1972年尽快驱逐所有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一个戏剧性的步骤，震惊和迷惑了西方的中东专家。当华盛顿没能利用这次俄罗斯人退出埃及时，苏联军事援助在1973年初再次恢复，规模讽刺性的比以往还大。
但萨达特所有有目的的手段都没能使合众国或苏联卷入。事实上，到1972年，华盛顿和莫斯科都致力于缓和，任何一方都不想牵扯进爆炸性的阿以冲突问题危及微妙的关系。而且，华盛顿全神贯注于结束越南战争和向共产主义中国示好。中东不得不按轻重缓急排在后面。合众国国家安全顾问，后来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相信时间有利于美国。“拖延的僵持状态，”他估计，“将使阿拉伯人现代化并使苏联人在中东外交中边缘化。”
似乎缺乏理由让合众国改变它对阿以冲突的政策。相对和平占据这个地区的主导地位。而且，寻求与一个弱势的政治领导人达成协议意义不大。华盛顿的决策者中很少有人重视萨达特；大多数认为他仅仅是一个虚弱、过渡性的人物，很快就会被历史所遗忘。如后来基辛格承认的，“1973年2月23日哈菲兹·伊斯马仪（萨达特的国家安全顾问）抵达华盛顿访问时，我们对埃及真正的想法知之甚少。”随着对阿以问题缓和的意义了解得越多，萨达特逐渐找到结论：只有一次跨越苏伊士运河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才能同时刺激以色列和两个超级大国结束他们对埃及和阿以冲突通常的冷漠。埃及总统在1972年下半年的某个时候得出这个结论。
埃及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之间对战略进行了多次讨论，最终萨达特决策进行一场有限战争。大部分埃及高级军官奋力争取以一场常规战争确定西奈的命运。这个观点在1972年1月逐渐丰富、清晰起来，当时萨达特在（开罗）吉萨他的住处主持了一个高级军官参加的特别会议。但这些官员大部分反对在不久的将来开战，指出军队仍没准备好与以色列交战。显然，只有埃及总参谋长萨阿德·阿尔丁·阿尔沙兹利中将和炮兵司令萨义德·阿尔马希依少将表示愿意冒险进行跨越苏伊士运河的有限军事行动。
一月会议上，陆军部长穆罕默德·萨迪格提出最有力的意见，反对在不远的将来开战，对于他，一场有限战争能带给埃及政治收益是不可想象的。陆军自己内部研究估计埃及军队在跨越苏伊士运河中将遭受17000人的伤亡，同时苏联的计算将埃及人在战争头四天的损失设定为35000人。埃及从这样一个血腥的冲突中什么都得不到，即使它能占据西奈的一小块土地。因此，在着手任何敌对行动前，萨迪格想要拥有一支训练更好，装备更精良的军队——一支250000人的军队，能够在一个决定性战役中击败以色列人。他还强调空中力量的关键性和埃及空军仍然缺乏挑战以色列空军控制天空的能力这一事实。强调完上述各点后，主要的军事形势相当清晰了。只有一场大规模战争能解决大部分问题，如果不是，一个单独的西奈战役没任何意义，并且对这种类型的斗争，埃及军队远没做好准备。
萨达特以政治上的理由拒绝接受这些意见。在他看来，政府没能力负担军队在五到十年的时间里完成必要的准备。埃及人民对“不战不和”的局面不满，鼓动采取行动，经济上缺乏维持交战状态如此长时间的财力。考虑到萨迪格对一场有限战争的观念似乎缺乏热情，大约十个月后的三军最高会议上，萨达特在1972年10月24日的一场激烈辩论后解除了他的职务。其他丢掉乌纱帽的高级军官包括陆军部副部长、埃及海军司令和中央军区（开罗）司令。萨达特任命艾哈迈德·伊斯马仪·阿里将军接替萨迪格的位置，他将证明是一个忠诚的总司令，切实贯彻总统的愿望。在八个月里，埃及军队将准备好开始一场有限战争。
埃及陆军部长兼总司令艾哈迈德·伊斯马仪·阿里将军
为提高埃及在战场上获胜的机会，萨达特寻求利用阿拉伯世界的力量。到1973年4月，他和叙利亚的哈菲兹·阿萨德总统结成了一个稳固的联盟，这样以色列将不得不两线作战。两个阿拉伯国家通过同时南北夹击以色列，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以色列内线的优势。另外，为了赢得对战争无价的盟友，萨达特开始与阿拉伯产油国讨论使用石油作为经济武器对西方政府施加压力的可能性，迫使其采取对阿拉伯目标更有利的政策。然而，任何一个阿拉伯领导人在这时都没能想到战争期间强制的石油禁运将给阿拉伯产油国的金库带来数额巨大的金钱。
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和他的叙利亚盟友哈菲兹·阿萨德总统
萨达特的政治目标像他的手段一样是简单而清晰的。对于以色列，萨达特寻求破坏“以色列安全理论”，这是一个大部分埃及人描述和平主要障碍的埃及术语。根据埃及的分析，以色列安全理论建立在以色列人牢固信任以色列国防军能阻止阿拉伯人任何通过军事行动收回被占领土的尝试这一信念的基础上。这一信仰产生了对阿以冲突的政治推论：以色列政府相信它的军队战无不胜，除了以色列人能依靠实力规定的和平条款，将继续拒绝与阿拉伯人谈判。换句话说，军事霸权和政治傲慢产生了外交僵局。为软化以色列对和平谈判不妥协的态度，萨达特感觉他需要通过一次成功的、有效的、战术的大规模阿拉伯军事行动玷污以色列国防军在以色列社会的形象来破坏以色列的信仰。然而，埃及的军事弱点将阻碍它决定性击败以色列。这个障碍要求萨达特发展一个现实的战略以适应埃及的军事实力。
1973年10月1日，萨达特在发布给陆军部长兼总司令艾哈迈德·伊斯马仪·阿里将军的命令中概述了他的战略思想：
通过进行一次根据军队能力的军事行动来挑战以色列的安全理论，目标是给敌人造成最沉重的损失并使其确信继续占领我们的国土需要付出过于高昂的代价，因此他的安全理论——以心理、政治和军事恐吓为基础——并不是能在现在或将来保护他的无懈可击的盾牌。
一次对以色列安全理论的成功挑战将肯定产生短期和长期的结果。就眼前来说，对以色列安全理论的一次挑战能产生一个确定的结果，即：有可能得到一个光荣的解决中东危机的方案。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对以色列安全理论的一次挑战能产生变化，将一个接一个导致敌人在思想、士气和侵略倾向上发生根本变化。
在这份命令中，萨达特命令埃及军队集中完成对以色列心理上的影响，通过让它的鼻子出血——即通过造成尽可能大的伤亡——而非占领战略要地或摧毁以色列国防军。在以色列，生命最宝贵，因此这是一个埃及可以充分利用的机会。
显然，根据历史记录，哈迈德·伊斯马仪在战争前夕要求萨达特发布一个补充命令指明埃及军队将进行一场有限目标的战争以适应他们的能力。10月5日，战争前一天，萨达特答应了要求，描述了未来有限战争的三个战略目标：
——通过在1973年10月6日终止停火，结束目前的军事状态。
——给敌人的人员、武器和装备造成最大可能的损失。
——根据军队的壮大与发展在连续阶段中尽力解放被占领土。
此外，埃及明确将于10月6日开战，无论叙利亚是否参与。
上述战略指示再一次避免提出将击败以色列国防军作为一个目标。萨达特明显在冒一场战争的风险，没有太大希望，即便要在战场上摧毁，或者甚至是听上去击败以色列国防军。更确切的说，他号召他的军队开始战争，使以色列人遭受生命和财富的高昂损失，在时机允许下占领尽量多的土地。然而，这个指示没有确定一个明确的结束状态。更确切的说，仅仅通过破坏以色列安全理论的名声，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损失上重振埃及人的自豪感，埃及接着能在战后以有利的形势进行谈判。最后，精明的外交将军事收益转化为政治胜利。
除了挑战以色列，萨达特在他的战略中也把合众国作为目标。根据他的思想，只有美国的有效压力才能推动以色列向阿拉伯人归还占领的土地。萨达特希望一次有限的军事胜利能动摇超级大国，尤其是合众国，转变他们对阿以冲突的外交传统，迫使他们改变态度和政策以有利于埃及。超级大国的干涉也能在恰当的时机结束敌对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埃及能立刻赢得外交策略和恢复在国际政治中他的自尊和公正的地位。萨达特接着希望加强外交能诱使华盛顿成为埃及的盟友。埃及总统极想得到美国的技术和资金以复兴埃及停滞的经济。在这点上，开战将通过经济复苏的前景加强萨达特在埃及的政治地位。
萨达特在1973年4月，战争爆发六个月前，《周刊》杂志进行的访谈中透漏了他的战略思想。埃及总统利用同时代的越南战争作为例子透漏埃及该如何着手它下次与以色列的冲突。越南人已经教育了合众国如何从国民心理上磨损掉对手技术上的优势。“你们美国人经常用计算机来解决地缘政治平衡，而它们经常误导你们……你们简单的忘记了将越南人的心理输入进计算机。”萨达特感觉合众国同样缺乏理解，对埃及人的心理，埃及人民收复失去土地的决心——无论条件多不利和代价有多大。没有美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震惊的时刻已经来临，”萨达特警告道。战争会爆发么？然而萨达特许诺继续对话，甚至在交战期间。“外交将在战争开始、期间和之后继续。”埃及领导人在这里暗示用理性的战争来赢得政治利益。外交，而非发动战争，将构成埃及的主要努力。
主持这次访谈的《周刊》高级编辑阿诺德·德·波赫哥拉甫通过记录与萨达特助手的讨论为埃及总统的思想提供了额外了解。根据这些无名的原始资料，萨达特在1968到1972年从越南战争中学到重要的一课，越共遭受了军事上的失败但仍然赢得了心理上的胜利。埃及能赢得同样的结果。因而，军事胜利并非政治收益的必要条件；即使战场上失败也能带来重要的心理后果，接着变为切实的利益。纳赛尔在1956年就示范了那样的可能性，当时合众国合作迫使以色列完全撤出西奈。在1973年，以色列在军事上或心理上并未充分准备好打萨达特类型的战争——这实际上是埃及主要的战略优势。
萨达特的战略思想，认为以色列类似一个生活在充满小孩的地区的恶棍。在埃及人看来，以色列是他们地区标准的恶棍。地区形势中，那个麻烦制造者用他的物质力量胁迫和恐吓其他小孩顺从他的愿望，因为他相信没人能在一次公平的战斗中打败他。他与其他人的关系只取决于力量对比，很少根据需要妥协。恶棍的理由和态度就是埃及人宏观上对以色列安全理论的描述。但如在真实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一个人并不需要打败恶棍就有机会改变他的态度。一次严重到打得鼻子流血的战斗经常能改变恶棍的态度和行为，甚至赢得他的尊敬。不是进行另一场流血的战斗——付出物质和感情上的代价——恶棍愿意与站在他面前的小孩以另一种方式交往，即使孩子输掉了战斗。这个地区恶棍的推论抓住了萨达特战略思想和战争目标的本质。
最后，为了帮助完成他的目标，萨达特小心工作谋取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富油海湾国家的支持。埃及需要石油美元，还可能赢得使用石油作为政治武器的外交力量。1972年7月21日，海卡尔在《金字塔》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主张以那样的方式使用石油，1973年1月，萨达特在他到麦加朝圣期间向费萨尔国王提出了这个问题。三个月后，沙特石油大臣艾哈迈德·扎基·亚马尼在《华盛顿邮报》的访谈中公开提出继续将中东石油输送到西方和改变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联系起来的可能性。进一步警告来自费萨尔国王、其他阿拉伯领导、甚至是美国油商，但这些警告没有任何一条受到尼克松政府认真的关注。尽管如此，到9月，美国媒体明显在讨论新的石油危机和石油禁运问题。沙特阿拉伯，日产石油800万桶，加上到年底预期盈余600亿美元现金，能停止输出石油且不至于对王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猛烈的影响。石油政策暗示，费萨尔明显和萨达特及阿萨德一前一后在准备另一次军事冲突。因而，第四次阿以战争的外交准备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