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果·第八
作者：萨阿德·沙兹利将军 ·埃及
出自————《跨过苏伊士运河》
出自————《战争通史》
正如他们所说，以后发生的一切已成历史。十月十二日，萨达特拒绝了苏联提出的谋求停火的建议，以后又继续拒绝这项建议，直到为时太晚的十月十九日才予以接受。那时，萨达特不得不乞求苏联的帮助了。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对以色列十月二十三日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视而不见。毫无疑问，他对终于让阿拉伯世界看到了美国的力量在中东所能取得的成就，是十分沾沾自喜的。十月二十四日晚，苏联六个空降师进入戒备，苏联首脑勃列日涅夫向尼克松总统发出了最后通牒式的警告。在美国的压力下，以色列于十月二十四日再次接受了停火。他们完全可以接受停火，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拒绝执行联合国要求他们撤至十月二十二日占领线的第339号决议。他们当然会拒绝。
十月二十五日，星期四
以色列也没有遵守这次停火协议。他们决心攻占苏伊士城。他们估计，攻占该城将迫使第3军团在联合国观察员到达之前立即投降。他们还有两天的时间。在十月二十四日停火生效前不久，敌军以三个装甲旅和一个伞兵营对苏伊士城发起猛攻。但是，这次进攻被击退了，并且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今天，敌军转而使用空军和炮兵。第3军团尝到了美国空运活动带来的苦头。敌人的战斗轰炸机用电视制导的“小牛”式空对地导弹打击位于被围桥头阵地掩体内的我军坦克。我们的损失直线上升。同时，敌人的炮兵着手有计划地摧毁苏伊士城。
十一时：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举行开战以来的第一次会议。会议由伊斯梅尔主持。（第3军团司令瓦西勒将军差点儿出席不了会议。在十月二十三日的战斗中，他的前方司令部被敌军包围。在被攻陷之际，瓦西勒及其助手设法溜过了敌军的战线，返回其后方司令部。）主要的议题当然是如何打开通往第3军团的道路。虽然大家都慷慨激昂，但是没有一个人能提出现实的计划。我们只得休会，而让必然要承担此项任务的部队的指挥官——第4装甲师师长卡比勒准将——“进一步研究”。
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卡比勒来到十号中心，提交研究结果。伊斯梅尔、我、卡比勒、贾马斯、马希和纳赛尔聚集在会议室里。
卡比勒说：“为了打开通往第3军团的道路，我和我的部下不惜一死。但是我不得不说，我不认为我们会成功。而且，如果我师被歼，通往开罗的门户就大开了。”
伊斯梅尔插话说：“那就让我们把任务从打开通路改为向第3军团运送给养和补给品吧。”
在我看来，这甚至比原定任务更危险，因此我立即加以反对。为了生存，第3军团每天需要一百五十吨以上的补给品。在第4装甲师的坦克乘员们边浴血奋战边打开通路之际，为运送如此大量的补给品所需的庞大的非装甲车辆纵队只会成为他们的额外负担。
但是，伊斯梅尔坚持以书面命令的形式给卡比勒下达了这项任务。目前，在埃及武装部队中，任何重大得要用书面形式下达的命令均须由总司令和参谋长联署，这已成定规。我对伊斯梅尔说：“如果你愿意的的话，你可以签署这项命令。我不打算签署。”
伊斯梅尔气愤的说：“那么，你要怎么样呢？我不能理解你。难道你真的希望第3军团的官兵投降吗？”
我说：“我希望我绝不会发现自己处于这种境地。为了第3军团，我们在座的人完全准备不惜一死，如果这能挽救它的话。但是，让我们仅有的预备队去作无谓的牺牲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反对的就是这个。它将为敌军打开实际上毫无阻挡地向开罗进军的道路。”
伊斯梅尔大为震惊，他说：“你不应该当着第4装甲师师长的面说这样的话。”
我回答道：“卡比勒自己刚才就是这样说的。在我们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会议上第3军团司令亲自说明了这一点。就写在这儿。”我摇动着卡比勒的研究报告。
伊斯梅尔说：“如果你不签署，我就向总统汇报。”
我回答说：“请便吧，我不签署这项命令。”
为了挽回面子，伊斯梅尔修改了措词，对这项任务进行了很大的变动，然后独自签署下发。我们全都清楚这是糊弄人。伊斯梅尔绝不会对此负责。这项任务以后悄悄取消了。
二十三时：联合国紧急部队的先遣队开始抵达开罗。
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四时：总统召见伊斯梅尔。
六时：联合国紧急部队分遣队的五十名人员从开罗乘车驶往苏伊士城。
六时：伊斯梅尔返回，他告诉我们：
——萨达特收到尼克松总统的一封信，向他保证第3军团的问题会得到“体面的解决”。
——所有的军事活动必须于今天十三时以前停止。
——届时，为第3军团运送补给品的后勤车队（无武装）可以沿苏伊士公路南下。
——十五时，以色列代表团和埃及代表团将在开罗-苏伊士公路一○一公里处开始谈判。由贾马斯将军率领埃及代表团。
这样，牌就摊明了。人们现在承认，第3军团的命运掌握在以色列人和美国外交的手中。以色列人拒绝让联合国紧急部队分遣队进入苏伊士城。我们由一百零九辆卡车和二十辆救护车组成的车队也被阻。联合国紧急部队司令官西拉斯沃将军告诉我们，他没有收到让其通过的指示。十八时三十分，贾马斯返回十号中心：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前来与他会面。
开罗和华盛顿之间的电话线忙碌起来。每一个电话都传来新的许诺和安排的细节。每当我们试图照此办理时，苏伊士城外的以色列人都否认华盛顿声称他们已经同意的安排。
例如，贾马斯在一0一公里处与以方代表的会晤重新安排在午夜，但是以色列人又没有露面。后来又一推再推。直到十月二十九日十二时，贾马斯才终于和敌方见面。与此同时，以色列人继续拦住我们向第3军团运送补给品的车队，他们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这些补给品太多……我们只让医疗用品通过……我们没有收到当局允许给养和水通过的命令……任何埃及驾驶员或护送人员都不能越过一0一公里处……他们必须把卡车留在这儿，由紧急部队的驾驶员转运……”
埃及除了接受各种屈辱性条件之外别无其他选择。以色列人通过这些手法将第3军团置于崩溃的边缘，从而进一步把第3军团作为人质，迫使我们接受他们强加的条件。例如，当他们最终屈尊在一○一公里处与贾马斯会谈时，以色列人拒绝讨论允许向第3军团运送补给品的问题，直到我们满足了他们的迫切要求为止。他们要我们释放一个正在埃及服长期徒刑的名叫阿维丹的间谍。总统批准释放。第二天，十月三十日，贾马斯将此人交还以色列。（在后来的会谈中，以色列人要求释放更多的间谍，其中主要是一个名叫巴鲁克·麦兹拉希的间谍，他是埃及籍犹太人，曾经移居以色列，后来又改名换姓回到埃及。）
释放阿维丹只不过是一系列要求中的第一个。以色列的下一步要求是交换战俘。战争法规定，只有在停战或就其他解决办法达成协议之后才交换战俘，而贾马斯只是前往就脱离接触一事进行谈判的。所以，他试图讨价还价：当以色列撤至其十月二十二日的战线时，我们就释放战俘。十一月十四日，果尔达·梅厄告诉以色列议会：“除非我们收到我方被埃及俘虏的人员，否则一公斤补给品也不让运给第3军团。”我们让步了。第二天就开始交换战俘。
这时，天气已经冷了。我们要求给第3军团送去一些毯子和套衫。以色列人拒绝了。
私下里刁难还不够，以色列人还想公开羞辱我们。他们宣布，他们的“比尔西巴号”货船将于十二月二日或三日通过曼德海峡，向我们宣布对红海实行的封锁进行挑战。事实真相是，封锁自十一月一日以后就已经停止。当时，由于担心敌人拒绝我们向第3军团运送补给品，我们的海军巡逻艇曾经允许一艘载有十二万三千吨石油的油轮不受妨碍地通过，前往以色列。但是，以色列需要的不仅仅是秘密投降。
当开罗向华盛顿抱怨以色列不作让步时，压力反而增大了。十二月四日，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法赫米收到基辛格的一封信，信上说：
——埃及和以色列应当“在事务式的基础上”恢复一0一公里处的谈判。
——耶里夫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建议可以成为拟议中的日内瓦和平会议的基础。
——如果阿拉伯国家在召开日内瓦会议之前不解除石油禁运，那么美国就可能发现自己无法对这次会议施加任何影响。
基辛格没有解释他所说的“在事务式的基础上”的含意。于旦是，如果它意味着“有让有取”，那么毫无疑问，我们是注定要让的一方。而现在看来，要让的不仅仅是我们。石油禁运正开始产生影响：现在，基辛格正迫使埃及说服其阿拉伯盟国放弃石油禁运。整个阿拉伯世界现在都要为第3军团的被围付出代价。
这时，寻找替罪羊的活动正在进行之中。回顾起来，我认识到，到十月二十三日，即以色列对第3军团的包围刚刚公开拆穿在德维斯瓦的树丛中只有七辆坦克的神话之后，萨达特想必就已经看到他需要找到一个借口。但是，首批迹象一个月之后才出现。
十一月二十一日．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举行会议。萨达特主持了会议。显然，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都对以色列在一○一公里处不断提出的要求感到恼火，并对迫使我们接受这些要求的第3军团的困境必到羞耻。总统冥思苦想着敌人突破成功一事。
他说：“想一想吧，只不过一夜的功夫，我们的部队一夜没有全力以赴，敌人就以装甲部队突入了西岸。只不过一夜的功夫，亦即十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之间的夜间。假如我们当夜采取了正确而有力的行动，我们本来可以堵住突破口，这一切也就不会发生了。”
我立即看出他是冲着谁来的。十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之间的夜间，我在第2军团司令部。但是，丝毫也不应由我负责。
我说：“总统先生，十月十八日夜间，第2军团的官兵竭尽了全力。”
总统说：“战争结束后，我们将进行调查，以便确定每一个人对敌军突破所负的责任。”
我说；“好极了。查明由谁负责的确重要。”
会议结束后，伊斯梅尔和我把总统送上车。我们往回走时，国防部长说；“你为什么对总统这样说话呢？为什么认为他讲的是你呢？你是第2军团司令吗？”
在萨达特讲话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很想准确地知道伊斯梅尔就那天夜间的事对总统说了些什么。我并不喜欢圆滑。我说：“我现在和过去都不是第2军团司令。但是，我是作为武装部队参谋长前往第2军团的，因此我有权同意或否定军团司令作出的任何决定。”
同到房间后，每一个人都在收拾自己的文件，我走到第2军团司令哈利勒将军面前悄悄地说：“我察觉了某些寻找替罪羊的秘密活动。小心别让第2军团司令部中的作战文件被人偷窃或者窜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散会后，我开始琢磨总统所讲的另外一番隐晦曲折的话：“武装部队必须集中精力执行其原定的任务，绝不能干预政治。脱离接触会谈是一个政治问题。不管是否达成协议，均与你们无关。你们别管闲事。”这就是萨达特对涉及某个与会者的谣言、流言蜚语或情报作出反应的方式，我们都已经成为破译这种隐语的专家了。但是，他怀疑卷入政治的这个人或这批人是准呢？他这样明显地认真对待的是谁的挑战呢？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埃及和以色列最后签订了脱离接触协议。这个“政治问题”就此解决了。以色列撤至运河以东三十公里（十九英里）处；对埃及驻西奈部队的兵力和部署进行限制；在埃以之间建立一个由联合国紧急部队控制的缓冲区——这一切都已载入史册。未载入史册的是埃及部队再次开入以色列在运河西岸占据了三个月之久的地区时见到的情景。
以色列人掠夺了能拿走的一切，摧毁了拿不走的一切。他们拆除了苏伊士炼油厂和化肥厂，并把它们运回以色列。他们拆除了阿达比亚的起重机和港口机械。他们拆除了每一根自来水管和输油管。他们甚至赶走了当地居民的牛羊，洗劫了他们的家园。港口和其他地方某些重得无法运走的设备被炸毁了。向苏伊士城居民输送淡水的运河也被填塞了五英里长的一段。敌人的推土机肯定辛勤地工作了几个星期，才将成千上万吨的泥沙填入运河。几天之后，有关劫掠的报告送到了我的办公桌上。这些都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
我想知道，以色列政府这样做要达到什么目的，因为他们的掠夺和破坏太广泛了，太有计划了，以致只能是有组织的行动。难道他们认为焦土政策会使我们害怕吗？他们是为了让我们回忆蒙古人对巴格达的破坏，从而害怕以色列也是一个能够作出类似野蛮行为的民族吗？或者是他们有些反常，愿意生活在仇恨的气氛中？但是这些都是我私下里的想法，与官方无关。在萨达特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发出隐晦曲折的警告三个星期之后，我被解除了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