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前的平静·第五

作者：萨阿德·沙兹利将军 ·埃及

出自————《跨过苏伊士运河》

出自————《战争通史》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十四时，来自叙利亚拉塔基港的一艘苏联客轮像往常一样驶进亚历山大港。我在港口接人。当旅客们手提皮箱与包裹蜂拥而下，向等候在海关外面的亲友招手致意时，我在寻找六个人。见面后，我想大家都有点吃惊，因为多数人还是第一次见到对方身着便服。我们尽可能装作很随便的样子，握手寒暄，尔后钻进汽车，驶往市中心的军官俱乐部，那里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房间。

　　 十八时，我们再次见面。这次是在埃及海军司令部——过去的拉斯廷宫。埃及方面有八人参加会议，包括我、伊斯梅尔将军，穆巴拉克将军（空军）、法赫米将军（防空）、福阿德·齐克里将军（海军）、贾马斯将军（作战）和福阿德·纳赛尔将军（国防情报部）。叙利亚方面有六人参加会议：穆斯塔法·塔拉斯将军（国防部长）、尤素福·沙库尔将军（参谋长）、纳吉·贾米勒将军（空军与防空）、阿卜杜勒·拉扎克·台尔台利将军（作战部长）、希克迈特·谢哈比将军（国防情报部长）和法迪勒·侯赛因准将（海军司令）。埃方的第八名成员是巴希阿丁·诺法勒将军。他是由我们十三人组成的叙埃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秘书长。这次开会是为了检查战备情况和选定开战日期。

　　 在以后的两天中，我们一直在进行会谈。到八月二十三日上午，已拟好两份文件供我和叙军参谋长沙库尔签署。我们一致认为，我们终于作好了按照目前的计划开战的准备。我们还准备向政治领导人报告，在今后几个月内有两段时间——九月七日至十一日和十月五日至十日——最适于选定进攻发起日。我们只要求萨达特和阿萨德总统至少提前十五天将他们的开战决定告诉我们。

　　 在这十五天中，我们不仅要检查军事准备的情况，而且要精心采取在最后集结阶段迷惑敌人的伪装与欺骗措施，包括安全、保密、战役欺骗、战略欺骗、政治欺骗等。没有人认为我们的欺骗计划会全部获得成功，但至少可使敌军晚几天察觉。这就是这次叙埃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会议不得不保密的原因，也是搭乘客轮、使用假护照和身着便服的原因。如果人们知道事先召开了这次会议，那么尔后几个星期内的许多零星情况就会使他们看出蛛丝马迹。

　　 八月二十三日，当会谈即将结束时，沙库尔把我叫到一边，小声说道：“我们必须对室内的十四个人采取严格的保卫措施，包括自觉地不乘飞机，连国内班机也不乘。如果我们之中任何人所乘的飞机遭到劫持，那将会造成可怕的后果。”即使如此，八月二十四日凌晨我们分手时，叙方仍有一些人乘飞机途经沙特阿拉伯返国，另一些人乘船回到拉塔基港，还有一些人则留下来盘桓几日。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好等了。如果领导人选定我们提议的最早日期，亦即九月七日至十一日之间的某一天作为进攻发起日，根据提前十五天的要求，我们将在八月二十七日（亦即会后不到一个星期）得到通知。这段时间过去以后，我们就知道战争将在十月五日或此后的几天内开始。最后的准备工作将在九月二十日左右开始。

　　 现在是召集援兵的时候了——但是不能泄露开战在即。九月十六日，我化名使用假护照秘密飞往阿尔及利亚。十七日上午会见布迈丁主席。我告诉他有关开战的决定，并要求得到他答应过的军事援助。他问开战的日期，我说尚未最后确定，但肯定不会超过他和我约定的三个月的时限。

　　 他问：“你们部队的战备情况怎么样？”我说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好。

　　 他继续问道：“叙利亚部队呢？”我说，我想和我们差不多。

　　 他还问道：“如果是那样的话，四天前以色列怎么会击落十二架叙利亚飞机，而自己只损失一架呢？”

　　 我坦率地答道：“我个人的看法是，以色列人不仅对叙利亚人，而且对我们也拥有空中优势。我们的计划就是要在这种条件下作战。尽管如此，以色列人也不应获得这么大的战果。我想叙利亚兄弟一定犯了错误，陷入了敌人精心策划的伏击。但是，这是战斗中已经犯下的严重错误。我们只能承受下来并从中吸取教训。”

　　 我们谈了很久。我依然记得布迈丁主席最后的评语：“作出开战的决定是困难的，但是作出依旧像目前这样忍辱偷生的决定同样是困难的。”当我离开时，他答应立刻与萨达特总统联系，以便澄清最后的细节。

　　 当天，我又飞往摩洛哥，在卡萨布兰卡机场受到埃及大使的迎接。我们驱车前往拉巴特，在摩洛哥国王负责军事事务的宫廷长官德莱米上校的官邸进餐。我说，我有急事要尽快私下晋见国王。会见被安排在次日十八时。

　　 使我感到宽慰的是，这次到达王宫时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德莱米上校把我送到国王办公室后便离开了。哈桑国王关上了门，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们都坐了下来。在他面前，我真不知道向他要求什么样的援兵才好。从我们上次会晤以来，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双方一致同意派赴埃及的F-5战斗机中队曾企图发动政变，飞行员全部被捕。答应派出的坦克旅已被派往叙利亚前线。我告诉国王有关开战的决定，是否问他除了坦克旅与禁飞的中队外，是否还可以抽调其他部队。

　　 哈桑说：“沙兹利兄弟，这是我一生中所听到的最令人振奋的消息。我很高兴看到，我们阿拉伯人终于要向敌人挑战了，并且打破了我们目前蒙受耻辱的局面。我们一定在战斗中同心协力，给予比上次会晤所答应的还要多的援助。正像你所说的，坦克旅已被派往叙利亚。对埃及战线，我们愿意派出任何一个步兵旅。你可以和我们的参谋部具体安排。”

　　 这样，次日（九月十九日）全天，我同摩洛哥总司令部的人员一起认真地研究了派往埃及的那个旅的改编问题，它应携带的弹药量，以及如何乘船前往亚历山大港。接着，我碰到了意外的困难。九月二十日，我去见哈桑国王，建议该旅进行七到十天的准备，于十月一日前离开摩洛哥。使我吃惊的是，国王回答说：“我们认为，最好在士兵们出发作战以前，让他们回家探探亲。在这场战争中，他们也许就回不来啦！此外，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使这个旅作好准备。而且，再过一个星期就是斋月了。我建议让他们在十一月上半月出发。”除了实际上说出可能的进攻发起日外，我无法反驳他。在次日（五月二十一日）晚返国以前，我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设法使这个旅在必要时能尽快赴埃。

　　 直到九月二十一日，我一直在为使摩洛哥旅作好准备而努力。在此期间，政治领导人作出了最后的决定。次日（九月二十二日）清晨。埃、叙国防部长与参谋长得到通知：进攻发起日定为十月六日。（萨达特告诉了伊斯梅尔，伊斯梅尔告诉了我。）于是，为期十四天的最后准备工作立即开始。

　　 我于九月二十二日一时三十分到家。九时，举行参谋人员与战地指挥官的每月例会。这是第二十六次会议，也是我参加的最后一次这样的会议。我坐在那里扫视着他们一张张生气勃勃的面孔，听着他们的谈话，但是只有我心中有数。十四天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将会跨过运河，进入西奈，执行他们一生中最艰巨的（对某些人来说也是最后的）任务——这一切使我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情。没有多少事情好做了。一切都已考虑到和计划到了。我确信渡河作战一定能够成功。大家都接受了我几个月来向他们灌输的思想，这次渡河作战将作为一次历史性胜利载入战争史册，参战的每一名官兵在其有生之年都会骄傲地谈到它。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在适当的时候会将秘密告诉他们。我使会议开得很活跃，但是绝口不提渡河一事。

　　 与往常一样，我们十六时三十分散会。接着，我又在十九时参加了伊斯梅尔将军主持的两个小时的会议，听取叙利亚空军的最后计划。参加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会议，我的思想就好象从一个世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这种尤如生活在两个世界的感觉在尔后的日子里进一步加深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我们的欺骗计划所要求的。欺骗的基本内容是掩饰集结兵力和把部队与装备调往前线的行动。我已大致谈到了这两个方面的设想。一九六八年以来，埃及武装部队每年秋季都要举行“战略演习”，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一九七三年的演习将于十月一日开始，持续一个星期，并在十月七日结束前达到高潮。至于动员人力，已是司空见惯。仅在一九七三年，截至九月下旬，我们已经动员预备役人员二十二次（有时只动员一批人，有时则动员多批人），服役时间从三天到两个星期。众所周知，我们仅仅是在试验和改善新的动员体制。九月二十一七日（D-9日），我们又一次宣布动员，这是九个月内的第二十三次动员。我们宣布，这些预备役人员将在十月七日复员。九月三十日（D-6日），我们又征召了一批预备役人员。为了消除怀疑，十月四日（D-2日），我们宣布九月二十七日动员的第一批预备役人员复员，但实际上只复员了二万人。

　　 这种精心安排的已成惯例的动员活动，是欺骗获得成功的关键。另一个关键是：在整个演习中，我们的主力部队没有采取咄咄逼人的过分举动。他们没有必要这样做。三、四年来，我们一直沿运河驻有五个步兵师。每师驻守十至十二英里宽的地段。他们仍然呆在原来的阵地上。我们指望敌军侦察到这种情况，并且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师并未为发动进攻而进行集结。我们的秘密在于每个师只在三至四英里宽的正面上发起猛烈冲击，而且冲击地段就在各师原来的防御地段内。在进行准备的岁月里，部队挖掘了许多堑壕，各师防线不仅可以作为进攻前的集结地域，而且可以容纳增援部队和架桥设备。因此，各师在进攻前只须作很少的调动。但是，战略演习要到十月一日（D-5日）才开始。到那时，最后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十天。我的需要十五天，这不仅仅是因为许多工作只有到最后时刻才能进行（如沿河展开炮兵，以及把舟桥、门桥和其他渡河器材运到最后的集结地点），而且还由于我们计划利用夜间进行一切不能被敌方察觉的调动（如被敌方发现，整个行动就会暴露）。因此，我们需要十五个夜晚，其中最后五个夜晚为活动的高峰期。

　　 然而，相当一部分活动不可避免地要公开进行，例如动员预备役人员。敌军通过侦察无疑会发现我们的演习规模比以往大得多，而且，计划更加周密。在这方面，欺骗计划的其余部分将发挥作用。沿运河的军事行动会使对方怀疑我们要进攻。为此，我们根据欺骗计划故意在国内外搞了一些军事的与政治的行动。敌军分析人员把这些零星的情报归纳在一起时将会发现：阿拉伯人并没有准备诉诸战争。此项计划收到了奇效，因此经过再三考虑，我遗憾地认为，这是应予保守的很有价值的机密，除了这里所提到的一星半点的情况以外，不应泄露。但就有关人员而言，计划非常简单。我们每个高级官员都不得不过双重生活，表面上保持正常，私下里却在进行最后的准备。完全是两个世界。

　　 秘密保守得很严，以致我在办公室内也不能有异常表现。在办公室内，我是参谋长，负责准备十月一日开始的年度演习，仅此而已。社交、行政乃至私人聚会一切照常，唯恐引起别人的猜疑。我甚至不得不瞒住我的妻子。幸好，结婚三十年来她已习惯于接到我从办公室打去的电话，告诉她我要下部队几天。我秘密访问摩洛哥和阿尔及尔时都没有让她知道我出国了。事后她告诉我，当她从收音机中听到进攻的消息时简直大吃一惊。

　　 精心制订的使一切保持“正常”的计划在继续执行着。九月二十七日（D-9日），我们采取了最易引起猜疑的公开行动动员。为了掩人耳目，这一天，伊斯海尔将军邀请内阁所有成员前往总司令部，向他们介绍司令部的组织与工作情况。我们估计，敌人决不会相信：在战争前夕，一个军事机构会将珍贵的十个小时用来作为“对外开放日”。据我回忆，部长们对办公设备的印象特别深刻。大部分设备是一九七二年订购的西方计算机和数据处理机，只不过最近才安装起来。（其中部分机器是我们的新动员体制的核心。）

　　 次日（D-8日）上午，国防部长和我随同大批军人祭扫前总统纳赛尔的陵墓。这已经成了每年的传统活动。尔后，我们又在总司令部举行了纪念仪式。当晚，我参加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一年一度的悼念活动。萨达特总统发表了调子不高的和有节制的讲话，与过去几个月中措词激烈的演说截然不同。这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在这些公开活动的间隙里，我与各军种指挥官举行了一系列会议，最后审定他们的计划细节，以防在最后时刻发生问题。

　　 十月一日（D-5日）标志着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我们的战略演习开始了。上午，总司令部移到作战室——十号中心。（即使这一行动也不算反常，因为几年来每次演习我们都要进入十号中心。）剩下的唯一正式程序就是总统在国防部主持召开武装部从最高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开得比较简短，要求每个指挥官正式确认自己已为完成受领的任务做好了准备。首先，每人轮流讲述自己的任务、执行任务的计划、部队的战备情况，最后表示他已做好准备。这对于总统签署给伊斯梅尔的正式作战命令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程序。此外没有其他议程。总统说了几句鼓励的话便离开了。

　　 由于演习正在进行，至少没有人预料我会出席外交酒会。返回十号中心后，我要在几天内集中精力抓好三件事。动员的进展情况和渡河器材与增援部队隐蔽地调往前沿是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必须按照详细拟订的计划行事，而不能有任何差错。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通过不断了解敌军的反应掌握欺骗计划的执行情况。然而，几乎每个小时都有一大堆琐事要处理：解决与正在建立中的庞大通信网有关的问题；检查十号中心本身的防御，无休止地修改将要发表的首批战报（这些战报将指责以色列首先采取敌对行动，这是扯谎，不过敌方也曾在一九六七年对我们使用过这种手段）。

　　 十月一日那天，我们终于开始扩大传达秘密决定的范围。两名主要战地指挥官（第2军团的萨阿德·马蒙将军和第3军团的阿卜杜勒·穆奈姆·瓦西勒将军）被召到十号中心接受命令：准备于十月六日执行巴德尔计划。在今后四十八小时内，只准他们两个人知道这个情况。，十月三日（D-3日）可扩大传达到师长，四日（D-2日）传达到旅长，五日（D-1日）传达到营、连长。进攻发起日（D日）当天，于H时（进攻发起时）之前六小时传达到排长与士兵。

　　 那天采取的最后一个步骤——潜艇驶往指定阵位——是不可更改的。艇长们不知道他们的任务，密封的命令只能在H时前几小时启封，而且没有灵活应变的程序。从起航之时起，潜艇必须保持无线电静默，因此无法召回潜艇或取消命令。在它们航行的过程中，尽管艇上人员不知道，但是战争实际上己经开始。

　　 然而对于维持士气来说，幸运的是，甚至十号中心也很少有人知道我们差一点推迟开战时间。十月三日（D-3日）伊斯梅尔曾飞往大马士革几小时。返回时，他私下告诉我，叙方曾要求把进攻发起日推迟四十八小时。他以预期我会反对为借口拒绝了。据报道，他曾说道：“你们必须考虑到埃及战线。如果我们同意推迟，请想一想沙兹利将军的处境。我们不可能指望再把秘密长时间地保守下去。他会失去我们在很长时间内费尽心机才达到的突然性。在作出任何决定以前，我们都必须征求沙兹利的意见。而且我认为他根本不会同意。”伊斯梅尔说，最后叙利亚人非常勉强地同意放弃他们的要求。

　　 我们想欺骗的不仅仅是敌军，还有俄国人。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除了R-17E导弹旅的教官外，他们在其他部队中仍有一些专家。他们会看到我们的准备工作，而且不要很久就会看破我们以年度战略演习为掩护的安排。这一年的演习与往年的不同之处太多了。这些不同之处可以瞒过敌军的电子或卫星侦察，但瞒不过置身于我们之中的专家。

　　 九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亦即发起突击前一个星期，总统指示我们把大概情况尽可能含混不清地告诉苏联人。我们决定骗骗他们。国防情报部部长福阿德·纳赛尔将军奉命于十月二日（D-4日）约见苏联首席联络官萨马霍德斯基将军，并告诉他我们得到情报说，以色列正在准备发动袭击，但目前还不清楚袭击的地点与时间，请他问一问莫斯科是否能够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十月三日和四日（D-3日和D-2日），纳赛尔又进一步告诉萨马霍德斯基，我们现在断定，这将是一次大规模袭击，并且可能伴有大规模空袭。萨马霍德斯基开始似乎相信了纳赛尔的话，但到十月三日与四日，他实际上必然已经产生极大怀疑，因为许多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武装部队中的苏联专家想必已经作了汇报。他们在叙利亚的专家也一定会报告说叙军正在进行同样的准备。我怀疑他们从卫星侦察中得到了证实。他们也可能是从萨达特或阿萨德总统那里得到了消息。总之，非常明显，到十月四日〔D-2日），苏联人实际上己经清楚地知道战争追在眉睫。

　　 苏联人的反应出乎我们的意料并使我们大为震惊，十月四日夜晚，住在开罗的苏联专家及其家属急急忙忙赶到机场飞回莫斯科。次日（十月五日，星期五，即D-1日）中午，这种小规模的撤离行动才告完成，但是许多专家，包括帮助训练R-17E导弹旅的专家留了下来。而且，正如打往叙利亚总司令部的紧急电话所证实的，苏联并未从大马士革撤退人员。我仍然感到迷惑不解。但是，四日晚，当我被唤醒听到这一消息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担心。因为，迄今为止，令人高兴的是，敌军始终未猜到事实真相。如果现在有什么事情能够促使他们警觉的话，那就是苏联人的这种惊慌失措的行动。仿佛麻烦还不够多似的，就在苏联人撤退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保密工作又出了仅有的一次大漏洞。十月四日傍晚，我们在十号中心获悉埃及航空公司突然取消飞行，并且正在紧张地进行安排，以便将飞机疏散到国外避难。这个消息把我们吓得目瞪口呆。当人们告诉我们这是出自民航部长的命令时，我们简直怒不可遏，于是进行了干涉，尽快地撤销了这一命令。十月五日（D-1日）清晨，飞行恢复正常。然而，敌方是否已经了解到这一情况并且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我们无暇调查这一严重泄密事件的起因。显然有人把进攻日期告诉了民航部长，甚至埃航经理。谁？根据谁的指示？我至今仍然想搞清楚。）

　　 我再也坐不住了。星期五上午，我离开了十号中心地下世界及其电报、电话设施和雷达屏幕，到前线去视察。当我到达第3军团的战地司令部时，发现瓦西勒将军正在修改准备在发起冲击的头几分钟发表的动员讲话稿。他把稿子拿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写得好极了，只不过长了一点。我说：“可惜实际上不会有人听。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周围的士兵在流血牺牲，这时没有人会对演说感兴趣。”不过他的想法是可取的。“我建议向全线部队分发半导体扩音器，并在进攻时只播送一句话——‘真主伟大！’”“真主伟大”是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穆斯林勇士的一句战斗口号。那时，它是任何人想要完成某项艰巨事业时的祈祷词。“当士兵们听到这句口号时，他们就会跟着高喊，而且整个战线很快都会一致高呼‘真主伟大！’弱者就会被坚强勇敢的士兵带动起来。”

　　 瓦西勒对这个主意很热心，唯一的问题是缺少扩音器。我从瓦西勒的司令部打电话给武装部队公共关系部部长说：“我要你提供半导体扩音器。明天上午十时以前务必发给第3军团二十个，第2军团三十个。”（每个进攻地段十个。）他茫然不知所措地说道，没有那么多。我让他从第2、第3军团以外的部队中抽调，如果仍然不够，就从最近的市场上买一些。我给了他三个小时的时间，并让他往第2军团战地司令部打电话向我汇报。

　　 瓦西勒对第3军团掌握得很好。我感到放心后便驱车向北，驶往第2军团司令部。那里也是一切平静。马蒙将军与作为加强兵力刚刚到达的总司令部工兵部队发生了一点小问题。但经与工兵司令加麦尔·阿里将军通电话后很快便解决了。我向马蒙讲了扩音器问题，正在谈的时候，公共关系部长来电话说，扩音器将准时送到。

　　 看来我在这里已无事可做。我决定最后看一眼巴列夫防线。萨阿德·马蒙与我走到运河边上的一个前沿观察所。我偷偷地伸出头去，凝视着对岸。对面不到三百码的地方矗立着以色列最强的要塞之一。我们叫它东伊斯梅利亚要塞，尽管知道它的以色列名字是普肯堡，它封锁着从塔萨往东进入西奈中部，通往敌军主要空军基地季夫贾法井的公路，从而控制着整个中部地段。它甚至还控制着运河西岸的伊斯梅利亚-开罗公路。因此，它是敌军防御的要点。通过望远镜，我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敌军的活动，寻找他们已有警觉的任何迹象。结果没有发现，我松了一口气。我相信下次再看到它时，它将成为落入我们手中的一堆瓦砾。

　　 我一边把望远镜还给马蒙，一边说道：“萨阿德，看来敌军仿佛仍未警觉。我们自己的下级军官与士兵们怎么样，是否猜到了什么了”今天早些时候，营、连长们已经听到传达，士兵们要到明天早上才能知道。尽管采取了各种保密措施，我怀疑有些人对于正在进行的事情已经猜到了几分。马蒙与我同感。他说；“确实有所怀疑。我确信有些人一定猜到了事情的真相，只是没有把握。实际上，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才知道可靠的情况。我手下一个旅长昨天——实际上也就是在向他们传达之前几小时——来找我，小声问我：这真的只是一次渡河演习呢，还是真干？我问他，这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他不是像进行实战那样准备演习的吗？但是，我肯定有人猜到了。”

　　 傍晚，我回到十号中心，比过去更加坚信我们会赢得胜利。离发起进攻不到二十四小时了，即使现在敌军真的猜到了，他们也将无可奈何。我决定早点儿睡觉。我太累了，于是强行嘱咐自己：“今夜一定要好好休息一下，明天还有艰巨的工作，那时就捞不到睡觉的时间了。”简单地吃了一点东西以后，我便走进作战室对面的卧室，但是难以入睡。水泥通道上不时传来卫兵与值班军官的皮靴声，渡河作战的细节又一幕一幕地萦回在我的脑际。当我躺在那里的时候，我知道战斗已经秘密地开始了。我们的潜艇己经就位。运河旁，若干个工兵组正在放下橡皮舟，悄悄地划到对岸去堵塞喷油口，防止敌人施展向运河中排放燃油的花招。在河岸的其他地方，远程侦察分队正在被送过运河，插人西奈敌后纵深。我躺在混凝土的地下室内，这一切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情景一幕幕地闪过我的脑际。我发现自己正在进行梦呓般的对话：

　　 第一个沙兹利：“多好的脚本啊！如果把这场战争拍成电影，那将是一部价值一亿美元的影片。”

　　 第二个沙兹利：“你为什么不安排一下呢？”

　　 第一个沙兹利：“那是愚蠢的。那样就不得不把一切情况都告诉导演——我们的进攻地段、进攻时间、每支部队的任务，以及甚至对我们的野战部队都一直保守的所有秘密。”

　　 第二个沙兹利：“但到明天早上，所有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就都知道了。你为什么不在明天叫一名导演来交给他这项任务呢？”

　　 第一个沙兹利：“太晚了。他至少需要一天的时间熟悉整个脚本，尔后需要三、四天安排摄影人员。”

　　 第二个沙兹利：“谁告诉你的？”

　　 第一个沙兹利：“没有人告诉我，仅仅是推想。”

　　 第二个沙兹利：“绝不会太晚。至少可以把一部分情况拍成电影。明天第一件事便是叫一名导演来。”

　　 第一个沙兹利：“他会伸手要设备。他无疑会要一架直升机，甚至两架。我们的士兵不知道，会把它们打下来。那将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可以下达严格的命令，但是，又怎能保证传达到每一个人呢？此外，如果我们的士兵记住了不打直升机，他们也会不打敌军的直升机。”

　　 第二个沙兹利：“那怎么办呢？拍电影要比冒险损失一架直升机合算得多。你总是谈论适当的风险。为什么不把它当作适当的风险呢？”

　　 第一个沙兹利：“这不同。它与战争或其结局无关，而只是为了存档，为了历史。”

　　 第二个沙兹利：“但是历史也很重要。我们的子子孙孙一定要知道他们的先辈做了些什么，对还是不对，如果他们要吸取教训的话。”

　　 第一个沙兹利：“不错，这确实很重要。不过，事先向任何人泄漏作战机密都是极大的风险。我可不能把它当作适当的风险……”

　　 虽然在我头脑中的某一部分，两个人仍在激烈地争论着，但我一定是睡着了，因为有时门外的一些特别刺耳的脚步声惊醒了我，而且醒来后还记得“对话”已经换了新的话题。

　　 第一个沙兹利：“苏联在距开战只有二十四小时的时候撤走了他们的专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二个沙兹利：“也许他们不想牵涉进去，并向全世界表明他们没有插手。也可能意味着他们不同意我们行动，而这正是他们抗议的一种表示。最重要的是他们甚至从塞得港撤走了那三艘船。”

　　 第二个沙兹利：“是的，我们不再需要他们的直接军事援助了，但是我们肯定还需要他们的政治支持。这一定使总统非常为难。不知他现在想些什么？”

　　 第一个沙兹利：“此刻或许他正在决定撤销我们的命令。”

　　 第二个沙兹利：“不可能。”

　　 第一个沙兹利：“不可能？为什么？就为了那些不能与之联系的潜艇吗？如果可以避免战争的话，全世界都会同意以几枚导弹和击沉一两艘舰只为代价的。”

　　 第二个沙兹利：“国际上可能如此，但对国内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曾用为一九六七年雪耻的战斗精神教育部队。经过多次失败之后，他们终于有了打赢战争的能力。如果我们现在不给他们以机会，我们的战斗精神在今后几代人的时间内都不可能振奋起来。”

　　 第一个沙兹利：“你是作为一个军人在淡论问题。政治家们就不这么想。别忘了萨达特总统说的：‘你对政治一窍不通。’”

　　 第二个沙兹利：“我当然没忘。这不意味着总统就是对的。他愿意怎么想怎么想。当然，也可能我太简单了。我不是马基雅维里主义者。我相信旧式美德。那是军人素质的一部分。明智的政治决策产生于对各种因素（其中有些因素是相互矛盾的）的权衡。难道民族士气、民族自尊心与民族自豪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吗？人是民族遗产中最富有创造性的部分。身为蒙受耻辱的民族的领导人，如果没有自尊心而想成就任何事业，那将是痴人说梦。”

　　 第一个沙兹利：“你仍然在作为一个军人考虑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总统下令取消作战行动，你怎么办？”

　　 第二个沙兹利：“我不愿意回答这种愚蠢的问题。”

　　 第一个沙兹利：“你怕回答。”

　　 第二个沙兹利：“是的。我怕回答。我要睡觉。明天还有艰巨的工作。我们必须休息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