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换指挥官——我接管第8集团军——重新鼓起斗志——再次转入进攻·第五
作者：马修·邦克·李奇微 ·美国
出自————《朝鲜战争(李奇微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每一个军人到时候都会懂得，打仗是件需要由个人作出决断的事情。你进行学习，进行各种训练，都是为了有朝一日会突然肩负这样的重任，就是由你一个人来决定究竟是原地坚持，后撤，还是发起一场置几千名士兵于突然死亡威胁之下的进攻。
让我直接参加朝鲜战争一事来得非常突然。一天，正当我在一位朋友家里呷着威士忌，聊着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朋友告诉我，柯林斯将军(当时任陆军参谋长)有电话找我。柯林斯将军传来的消息把我那天晚上的兴致打消无遗。消息的内容是沃克将军在一次吉普车车祸中遇难身亡。根据麦克阿瑟将军早就拟定好的名单顺序(我事先并不知道)，应该由我来接替沃克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
由于往东方去的旅途花了一天的时间，我在近午夜时分在东京羽田机场着陆时已经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我把第二天同麦克阿瑟会见时所需要的笔记匆匆归拢到一起便上床就寝。这时，我才感到，在国内的整个工作总算告一段落，才感到自己已经准备就绪，就等着对付黑洞洞的对马海峡那一边可能等待着我的一切了。
翌日上午九时半，我在“第一大厦”的总司令办公室会见了麦克阿瑟将军。在座的只有道尔·希凯，在“突出部战役”的初期，他曾经英勇地指挥过我那个军的第3装甲师“希凯特遣部队”。希凯热情地参加会见使我感到高兴，但是，我的全部注意力却集中在戏剧性的人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身上。不用说，我从担任西点军校的教官起就认识麦克阿瑟。但是，我仍旧象每一个同他打过交道的人一样，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他那强烈的个性。能够同他一起坐下来商量问题，这种事是很少有人能够碰得上的。麦克阿瑟还是位了不起的演员，具有演员演戏的天资——在语气上和姿态上都可以这样说。可是，他的解说和分析是那样地明确、深刻，所以，抓住听众的是他的思想、见解，而不是他的仪表、风度。
我的记录证明，那天上午的谈话详细、具体，坦率而明白，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在我到达此地的数星期之前，麦克阿瑟曾通知过陆军部，他当时的计划是“依托多道阵地向釜山地区撤退”。但是，同我见面之后，他却立即指示，“依托你们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坚守住的最前方的阵地”，尽可能靠前地坚持下去。我必须尽量长久地坚守汉城，这主要是出诸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原因；但是，如果该城变成了避难所，则再无坚守之必要。坚守汉城、抗击敌人一次全面进攻的可能性当时已不复存在，可是我那时并不知道。
麦克阿瑟对我说，美军的补给工作组织得不好——我不久就亲眼看到了这种情况。他还说，部队对预防严寒的气候不够重视。值得注意的是，麦克阿瑟在这次会见中竭力贬低战术空军的支援作用。他直言不讳地说，战术空军不能孤立战场，无法阻止敌人源源不断地输送部队和补给品。我以为，这大概是某些现役军官以及他们的文职上司们仍须记住的教训。
在这次会见中，麦克阿瑟最担心的好象是这样的情况，即我们当时在战场上处于一种他所说的“无所事事”的状况，而企图通过外交途径来寻求出路。他说，“军事上的胜利可以加强我们在外交上的地位”。
他指出，共产党中国南部的大门敞开着，在福摩萨的部队如果发起进攻，会大大减轻我们在朝鲜的部队的压力。他告诉我，他曾经建议发动这样一场进攻，但是华盛顿未予同意。不过，在谈及此事时，他根本没有说过批评华盛顿的话语，也没有流露出丝毫批评的味道。在他来说，那不过是上级的决定，而他作为一个军人服从了这项决定。
他特别告诫我不要小看了中国人。他提醒我说：“他们是很危险的敌人。沃克曾报告，中国军队常常避开大路，利用山岭、丘陵作为接近路。他们总是插入我纵深发起攻击。其步兵手中的武器运用得比我们充分。敌军惯于在夜间运动和作战。中国的整个军事机器都投入了这场战争”。
麦克阿瑟在谈到自己的目标时说，他最大的希望是“使敌人遭到越来越严重的失败，从而保住南朝鲜并使其得到巩固”。
最后，麦克阿瑟对我说，“你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要自己做出判断。我一定支持你的工作。我对你是完全放心的。
接着，轮到我来提一些问题了。但是，我准备的问题麦克阿瑟大部分都已经谈到，只剩下几个问题还需要问一下。如果发生苏联参战这种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麦克阿瑟会命令第8集团军采取何种行动？他说，那样，他将把第8集团军撤到日本，即使这样做需要花费好几个月的时间。
我接着又问，他是否认为，万一敌人继续南进，南朝鲜人有背叛的危险。他说，在那样的情况下，显然存在着这种危险，不过，现在还谈不上这种危险。我建议，如果再采取任何重大的后撤行动，我们应当努力打消南朝鲜人的疑虑，使他们相信，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帮助他们。麦克阿瑟表示同意我的建议。最后，我只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发觉战局于我有利，你是否反对我发起进攻？”他的如下回答使我深受鼓舞，十分满意：
“第8集团军是属于你的，马特。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干吧。”
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只剩下同有关的人员坐在一起，由他们交待我面临的任务的细节情况，并且回答我需要了解的、有关整个部队状况的主要问题。多伊尔·希凯把总部各参谋部门的主管人员召集在一起，在一张桌子旁边等着我。在座的还有驻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伊中将和驻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中将。不到中午，我头脑里就装满了我所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答复和他们认为我所需要的全部情报资料。中午十二时，我已经动身前往羽田机场，准备乘飞机到朝鲜去。那天下午四时，我走下了飞机，踏上了大丘的停机坪，在冬季的灿烂阳光下微微有些打颤。我向前来迎接我的我多年的同事和朋友第8集团军参谋长利文·艾伦少将打招呼问好。
在离开东京以前，我拟就了两份电报，都是发给第8集团军的。第一份在东京就发出了，内容仅限于表达我对沃克将军的景仰之情，对于他的死我深感痛惜。第二份电报打算一到达朝鲜就发出去，仅限于通知我即刻便要担负起指挥的责任。
到达朝鲜的当天，有好几项重要的任务需要完成，有不少琐碎的事务需要考虑，此外，还有一些电报需要发出。在此之后，我决定亲自视察一下部队，以弄清究竟需要多久我们才能尽快恢复进攻态势。但是，在视察部队之前，我就得设法使我们的南朝鲜陆军盟友相信，我们是不会突然撤离朝鲜而让他们去单独对付共产党的。
我必须立即对莫西奥大使和李承晚总统进行礼节性的拜访，以借机同他们磋商后撤行动所带来的问题。莫西奥大使也一直在为我们新近采取的后撤行动对南朝鲜官方产生的影响而感到十分担忧。因此，在我拜访李承晚时，我最关心的是设法使这位坚定的斗士相信，我到朝鲜来不是为了带领第8集团军撤回日本。他很冷淡地同我打了招呼，但我立刻伸出手去说：“见到您很高兴，总统先生，很高兴能到朝鲜这个地方来，我是要长期留下来的。”我说这些话完全发自内心，因为，我没有时间去考虑那些客套话。
这位老先生似乎一直在期待着的就是我的这么一句话。他的脸上顿时露出了象“东方的”太阳一样温暖的笑容。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用双手握住了我伸出的手。接着，他领着我去见他可爱的妻子。我一边同他们亲热地喝着茶，一边竭力使李承晚相信，我们决不撤离朝鲜半岛，而且，一旦集结好部队，还要转入反攻。
早些时候，我曾与美国陆军的两位军长弗兰克·米尔本将军和约翰·库尔特将军以及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威廉·科利尔上校一起进行过一次讨论。在这次会上，我所关心的问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提高第8集团军的战斗力。因为，我决心一旦实力允许便立即恢复攻势。我们讨论了反坦克地雷与防步兵地雷的使用问题；充分运用探照灯实施战场照明的问题；改善军与军之间尤其是第9军与其右翼的南朝鲜第3军之间的横向通信联络问题；可供使用的架桥器材问题；以及坚守汉江以北由两个师占领的桥头堡的问题。我说，我希望美国这两个军之间能尽量做到协调一致地拟制计划和采取行动。
但是，第8集团军在恢复进攻态势之前，首先需要恢复斗志，恢复自尊心，要信任自己的领导，要树立完成任务的信心。这些情况靠第二手资料是无法掌握的。因此，我决计立即到前线巡视一下，同前进指挥所里的野战指挥官见见面，聊一聊，凭着自己的眼睛和感觉估计一下第8集团军的斗志。斗志不象某些事情，很难用语言来向你描述或阐述。不过，一个有经验的指挥官却可以凭着自己的各种感官，透过前线士兵的姿势、举止、言谈乃至一举一动感觉到它的存在。
在同莫西奥大使(通过接触，他的勇气和才干使我深感钦佩)一起仔细研究作战形势时，我发觉，我们的右翼很危险地暴露在敌人突击的威胁之下，敌人可以穿过原州向南突击，尔后转向西南方向，切断我通往釜山的“主要补给线”和铁路线。我知道，美第2师在清川江一带遭到重创之后尚未恢复元气。但是，形势十分紧迫，我不得不命令该师立即开往原州，封锁通向我右后方的接近路(后来的情况证明，我们只是比敌人稍稍抢先了一步，及时阻止了敌人的突进)。然而，除此而外，在后来的好几天中，我还忙于调查第8集团军进攻的准备情况。
我借助一架轻型飞机、一架直升机和一辆吉普车会见了美第1军、英第29旅、美第25师、美第27步兵团以及南朝鲜第1师的指挥官。不出两天，我便会见了各军军长和除南朝鲜首都师之外的各师师长(首都师当时远在平静的东海岸地区)，并且直接了解到他们对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的看法。他们认为，我军此时无论实施何种进攻都会归于失败，而且，可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我也发觉，部队在思想上、精神上可以说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无法实施我一直计划采取的那种进攻行动。他们依然具有很大的勇气，随时准备接受我交给他们的一切任务。但是，部队过于瞻前顾后，这里看不到一支信心十足、决心取胜的军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特有的热情、活力和朝气。在乘坐吉普车巡视前方地域时遇到的第一名宪兵的那副样子，使我深感这支部队与我以往所了解的在欧洲作战的部队大相径庭。这个宪兵的姿态、举止都很正常，无论怎么说都很正常，但是在精神面貌上却有些反常。那种敬礼时特有的麻利劲，那种机敏、泼辣的言谈举止，那种咧嘴而笑时很自信的表情，这一切都不见了。我始终认为，这种精神面貌一直是经受战火锻炼的美国士兵所特有的标志。
我沿途遇到了一些士兵，与他们进行了交谈，听取了他们的不满意见。从他们的身上我也深深感到，这是一支张皇失措的军队，对自己、对领导都丧失了信心，不清楚自己究竟在那里干什么，老是盼望着能早日乘船回国。要想使这支军队恢复斗志显然有许多工作要做。有些工作我是可以立即着手进行的。我听着他们抱怨(他们发牢骚时没有情绪高昂的得胜之师所惯用的那种忿激的腔调，而是带有一种不满的、犹豫不定的语调)：食品供应经常不足，有时不能按时送达而且不热；往家里写信没有信笺；服装不适合这里的气候条件。这些问题我可以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我让直升机送来了信笺；命令将厨房挪到部队附近，以便大量供应热餐。而且，还要求提高口粮的标准和质量。(当地食品严禁部队食用，因为，有许多食品很容易使那些还不适应当地饮食的人罹患肠胃病)我亲眼看到许多部队没有手套，他们的双手在十二月凛例的寒风中冻得通红、皲裂。我从切身的体会中知道，遗忘一只手套或者射击时将手套扔在一旁再也找不到的事情是很容易发生的。在欧洲作战时，我有一个习惯，到部队巡视总是在吉普车中额外捎带一些手套，以便送给路上遇到的、缺少手套的人员。
于是，我立即采取措施，发放了足够数量的手套，以保护作战人员的双手。我视察过的每一个指挥所都给我以同样的感觉，即丧失了信心和斗志 [ 原作者注：应当指出，编有三个师(第3师、第7师和第1陆战师)的第10军当时还未纳入第8集团军的编成 ] 。军士以上的指挥人员都好象很冷淡，不愿回答我的问题，即使想从他们口中听到一些牢骚意见也不容易。他们闷闷不乐地提供着情况，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情绪高昂的部队所具有的那股机敏劲。他们的精神面貌不禁使我联想到了一个英军中尉。那个中尉认出我吉普车上的军阶标志后，从一座小山丘上一溜小跑地下来欢迎我。他很精神地敬了礼，报告了自己的姓名、军衔和所属部队。听说英国旅只有为数甚少的一点人马防守着前线的一个宽大的地段，而且，几乎每隔一小时中国军队就要发动一次进攻，于是，我便问他对这种形势是怎么看的。
“非常好，先生”。他立即回答，接着又令人愉快地笑着补充说，“不过，我们这儿就是有点太通风了。”“通风”一词便是他对形势的概括，因为，战线上有许多宽大的间隙地完全可以让一支军队成连横队通过。
然而，我不能责备我们的部队，他们表现出那样的精神状态是有其原因的。他们在兵力极其不足、武器严重缺乏、服装和食品不够的情况下被派到了这个不幸的国家，分散地配置在一个过于宽大的地域内，无法构成有效的战线。这些都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来到朝鲜，打算让他们干些什么，这也是无可指责的。如果说我们国家进行过的战争中有一场可以称得上不为人所理会的战争，那末朝鲜战争便是这样的战争。人们似乎忘记了军队的首要目标——随时准备有效地作战。由于削减军费，我们的武装部队落到了无法有效作战的地步。可是，我们却让他们用陈旧过时的武器去对材敌人现代化的装甲部队，让他们穿着在美国只适合秋季作战的服装到近似北极气候条件的天地里去作战。
我多次发觉部队缺乏领导的现象很严重，并为此而大声疾呼过。部队不愿放弃某些物质享受，害怕离开为数不多的公路，不愿在没有无线电和电话联络的条件下实施运动，此外，在同敌人(我们的部队不久便在火力上压倒了敌人，并在空域和周围海域占了上风)作战时头脑过于简单。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士兵们的过错，而应归咎于政府当局的最高决策人物。我在指出这些问题时恐怕有许多话讲得不很客气。
我实际上是想告诉野战指挥官们，他们的步兵老祖宗倘若真能看到这支军队目前的状况是会气得在坟墓里打滚的。这支军队是这样地依赖公路，不重视夺占沿途的高地，不熟悉地形和难得利用地形，不愿意抛开使部队伤亡惨重的汽车而代之以步行，不愿意深入山地、丛林到敌人的驻地去作战。谈到通信联络，我要指挥官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恢复祖辈的一些老办法——在无法进行无线电通信和有线通信时，就利用传令兵来送信；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也可采用烟幕信号这种联络手段。
我十分清楚，我们的部队兵力过于单薄，无法横贯整个半岛建立一条稳固的战线。可是，我却不明白，这些部队为什么相互间不进行支援，如师与师之间，军与军之间。我们装备的榴弹炮射程达数英里之远，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各部队都可以向友邻部队提供相当大的支援，尤其是翼侧部队之间完全可以连成一气，以便在必要情况下相互提供一定的炮火支援。
不错，敌人通常在夜间轻装行军，而且比我们熟悉地形情况。他们习惯于这里的气候条件和清苦生活，可以自己解决口粮问题。他们利用在这里所能获得的一切运输手段如牛车、骡马甚至骆驼等运送所需要的武器和补给品。这些运输手段不少是中国人从国内带来的。他们也利用当地劳工肩扛背驮地运送武器和补给品，甚至有时部队自己也背负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变得对公路这样地依赖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不愿意放弃舒适的条件，而不是其他什么原因。我提醒野战指挥官，我们可以进山搜寻敌人并将其钳制在阵地上。我一再向他们提起陆军的这样一句古老的口号：“找到他们！咬住他们！打击他们！消灭他们！”
在我放弃了立即转入进攻的打算之后，当务之急便成了做好准备，以对付中国几乎肯定要在元旦发起的攻势。我们原以为这次攻势会在圣诞节发起，结果至今尚未开始。中国军队在人数上超过了我们。但是，我们的装甲部队现在比他们强多了，而且不用说，我们还握有制空权。我们的兵力不足，无法阻止敌人的夜间进攻。但是，我们采取如下办法曾获得一次很好的机会，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这个办法是，在夜间收缩部队，让部队与部队之间紧紧衔接在一起，到昼间，则以步坦协同的分队发起强有力的反冲击。因此，我极力要求我们的指挥官占领一系列有利的高地，而且，为诱使敌人在夜间实施突破还要适当配置部队。这样，我们便能依靠优势的炮火支援和空中火力支援在昼间将敌人消灭。
我很清楚，我们将被迫放弃一些阵地。但是，我希望部队能在周密地勘察并精心构筑后方阵地之后有秩序地按照调整线实施后撤。在这个问题上，李总统派给我的当地劳工大队帮了大忙，他们构筑了供我们后撤时占领的阵地。我还知道，为了使部队恢复斗志，必须让部队明白指挥人员对他们的安全是关心的，不会用他们的生命做无谓的冒险，也不会丢下被敌人切断的部队不管。所以，我极力向军长、师长说明：不允许丢下任何部队让敌人压垮和消灭；要奋力解救被切断的部队，除非主要指挥官本人通过分析认为，解救这些部队会损失同样多的部队甚至更多的部队。
下面不妨举一个例子说明我们所采取的做法。我听说，某军长在给一位师长的指示中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扼守某个阵地。于是，我命令马上把这段话勾销。只有集团军司令本人才可以向一支大部队下达这样的命令。我对他们说，除非我亲自勘察了地形，观察了现场的情况，并确定有这样做的必要，否则，我决不下达死守阵地的命令。
军长和师长们对于我的有关配置强大的兵力以便在昼间实施反冲击的指示还是遵照执行的，但是，我发觉他们的措施不够有力。结果，我们失掉了许多重创敌军的好机会。我知道，我必须竭尽全力，确保不再发生此类事情。下面的士兵肯定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失败情绪，但是，总部乃至华盛顿认为我们有可能被迫全部撤离朝鲜半岛的这种带失败情绪的看法多少会传到下边。十二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将如下看法通知麦克阿瑟：中共部队现在十分强大，如果他们全力以赴，完全可以迫使联合国军撤出朝鲜。在中国的新年攻势取得胜利之后，麦克阿瑟同意：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改变其决定(不向我们提供大规模增援；不封锁中国海岸；不空袭中国大陆；不许轰炸满洲的基地；不放国民党军队“出笼”)，则在没有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的情况下，“我们的部队应以作战情况允许的速度尽快撤离朝鲜”。
我从不认为敌人能把我们赶出朝鲜，也不同意从朝鲜撤退。当然，我是随时准备遵照上面的命令将这支军队带到任何地方去的——返回日本或者再次越过“三八”线。但是，我认为，不管什么决定，都应尽量提前作出。这样，如果下达撤退的命令，我便能做好充分的准备，秩序井然地撤退，将部队顺利地由港口运走。我非常清楚，如果突然决定实施预先毫无计划的撤退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没有时间搜集足够的船只尽快将部队顺利转移出去；无法预先周密地部署防御圈；无法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合理安排撤退行动。如果做出了撤退的决定并过早地泄露出去，甚至仅仅出现有关这种决定的谣言，这会对南朝鲜政府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也是清楚的。因此，我强烈要求，如果做出撤退决定，一定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严防走漏风声。此外，还有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即如何来安置南朝鲜的军队、地方官员以及战俘。我们决不可将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武器装备又很差的南朝鲜士兵(在以往的艰苦岁月中，他们一直很英勇地与我们并肩战斗)、李总统及其政府弃置不顾，丢给虎视耽耽的敌人。我们只能坚决履行我们的义务，保障这些人员以及政府和民间机构中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全体人员的安全，除此而外，没有其他办法。我当时估计，这一类人员的总数接近一百二十万，并且就此向上面作了汇报。
战俘问题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如果我们真要撤退，如何处置这些战俘，我还没有现成的办法。但是，我认为，我现在就得将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而且，还必须强调一下问题的复杂性，因为，为了看管这些战俘，我们要派出很多的部队，并且要为战俘拨出大量的食品和物资。这个问题以后究竟会棘手到何种程度，我那时当然是没有预料到的。
关于在何种情况下撤出朝鲜的问题很快就定了下来。杜鲁门总统以其一贯具有的洞察力做出决定：只有迫于军事上的需要，美军才撤离朝鲜半岛。他授权麦克阿瑟，在他认为迫不得已时，可以自行将部队撤出朝鲜，以便确保部队的安全，或者完成其保卫日本的根本使命。
可是，我们仍须做好实施远距离后退的准备，我们甚至有可能被迫退回釜山。关于敌人的实力情况，我们此时了解得仍然不够。敌人每天都在广播上吹嘘，决心要把我们赶入大海。这一回，我不想组织临时性的防御圈，也不想组织间隙很多的防御。所以，我指定加里森·戴维森准将(后晋升为中将和西点军校的负责人，在获得将军军衔之前曾是工兵军官)在遥远的南面设置一道防线，以保卫釜山港地区。于是，戴维森动用了成千上万的朝鲜劳工，开始规划一个纵深很大的防御地域，构筑大部分堑壕体系，选择炮兵阵地，甚至还设置铁丝网。我乘坐飞机由低空沿着选定的防线走向飞过，感到很满意。因为，万一我们真的被迫占领这一防御地域，我们将可以在这里牢固地坚守下去。在我第一次检查该地区工作情况的几周之后，我再次乘飞机飞越“戴维森防线”，这项工作的进展速度和效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从未占领过这些位于我们后方大约二百英里处的防御工事，也没有检验过这些工事的牢固程度。但是，不能说这项工作没有起到丝毫作用。附近贫困的农夫几乎把全部的沙袋都偷了去，为自己垒墙、垫堤，并且“解放”了大部分铁丝网，对于他们，这些铁丝网就象市场上任何畅销的商品一样，是很宝贵的东西。
在中国军队的进攻迫使我们撤过汉江之后，前面提到的大部分问题才引起我的重视。在我担任第8集团军指挥职务的最初日子里，我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敌人即将发起的这次攻势上。不出所料，在进行大规模炮火准备之后，敌人于除夕这天伴随着刺耳的中国军号声、用不堪入耳的蹩脚英语尖声威胁着发起了进攻。这一通宵送交给我的报告清楚地表明，敌人的这次进攻动用了很大的兵力，我们大概无法抵御。好在我们的后方阵地已经设置就绪，所以，我此时还抱有这样的希望，就是通过实施强大的反突击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
元旦上午，我驱车由北面出了汉城，结果见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景象。朝鲜士兵乘着一辆辆卡车，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涌去，他们没有秩序，没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面败退。有些士兵是依靠步行或者乘着各种征用的车辆逃到这里来的。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逃得离中国军队愈远愈好。他们扔掉了自己的步枪和手枪，丢弃了所有的火炮、迫击炮、机枪以及数人操作武器。
我知道，要想制止这些我连话都听不懂的吓破了胆的士兵大规模溃逃，那是枉费心机。但是，我还是得试一下。于是，我跳下吉普，站到路当中，高举手臂，示意一辆迎面开来的卡车停下。另一头的几辆卡车没有减速便从我身边绕了过去。但是，不久，我还是拦住了一支载着南朝鲜军官的卡车队。头一辆卡车上的军官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不服从我的示意。不久，整个车队又开动了。现在，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深远的后方设立许多哨卡，由我们自己的宪兵在军官带领下在那里值勤，以恢复对部队的控制。这种办法果然发挥了作用。混乱不堪的队伍重新编成了许多分队，装备了武器，补充了口粮，并且在各自的指挥官带领下派往新的防御地段。此后，这些人大都象训练有素、指挥得当的大多数勇敢士兵一样，仗打得很好。(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南朝鲜部队被敌人的坦克吓跑了，但我丝毫也不责怪这些未经考验的部队。很少有什么东西乍看上去能比敌人坦克更吓人的了。坦克的炮口冒着硝烟，似乎正对着你的脑袋。它轰轰隆隆地越过了一切障碍想要追上你，把你消灭掉。我甚至还见到过美军部队在坦克轰鸣着向他们迫近时吓得丢掉步枪、逃进树林的情景——这还是在己方领土上举行演习时发生的事情，而且，坦克使用的只是些空包弹。)
美第19步兵团的一个营在其友邻的南朝鲜部队崩溃之后，也被卷入了无秩序的退却。那天上午，我在师的伤员后送站找这个营的一些伤员谈了话，发觉他们情绪十分低落，没有美国士兵在伤势不太严重时通常所表现的那种重返部队的迫切心情。问题很清楚，要想使部队鼓起所需要的斗志，还有许多工作有待我们去完成。
总的说来，第8集团军是井然有序地撤退的，几乎带上了全部的武器装备。但是，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在我们的背后，是无法徒涉的汉江。江面上充塞着大块大块的浮冰，有可能把我们仅有的两座浮桥冲散，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汉城以北某处江面仍未消退的汹涌潮水波及这里的冰块，更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有十多万联合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连同他们的全部重装备(包括英国的“百人队长”式坦克和美国的8英寸榴弹饱)拥挤在汉江北岸的一个狭小的桥头堡内。我们感到压力很大的问题是，有可能很快出现这种情况，即数千名惊慌失措的难民会冲倒我们的守桥警卫，令人绝望地将桥梁阻塞——而敌炮兵如能利用夜暗掩护，果断地将其阵地向前推移，便能很快将我渡口置于其射程之内。
在与美军的两位军长、南朝鲜陆军参谋长和美军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团长研究讨论之后，我们发觉，如果敌军一面对我实施正面进攻，一面对我敞开的东部侧翼(这里的南朝鲜军队已仓皇逃走)实施深远包围，就会使我全军处中危险的境地。我还找不到充分的根据证明部队能守住各自的阵地，即使下达死命令他们也未必能坚守得住。因此，一月三日，我要求我国驻朝鲜大使通知李总统：我们要再次撤离汉城，由前进阵地实施的撤退行动即将开始。
我还通知我国大使和南朝鲜政府仍留在汉城的部分机构：自下午三时起，桥梁和来往要道除军队之外一律禁止通行。政府的全部车辆必须于下午三时以前撤离汉城，三点以后，民间车辆和行人禁止通行。
当然，发布命令是一回事，而要使命令为人所服从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贯彻这道命令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此，我同意加强一般性的宪兵交通管制。我对第1骑兵师师长助理、查尔斯·帕尔默准将(后晋升为将军)很信任，让他亲自在大桥一带全权负责交通管制，以我的名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第8集团军源源不断地通过。如果让数十万胆战心惊的难民离开通往安全地带的唯一公路和桥梁，他们究竟会作出何种反应，我们是无从预料的。因此，我特别命令帕尔默准将，要他指示手下的宪兵，如果难民拒绝离开公路，就向他们的头顶上方鸣枪；如果还不能阻止潮涌般的人群，就要诉诸最后手段，直接向不听招呼的人开枪射击。
朝鲜人是个温驯的民族，早就学会了适应艰苦的条件。他们默默地服从了命令，所以，那怕用部队去吓唬他们一下都毫无必要了。
我留在现场，在主桥的北端一直呆到天黑，观看着由徒步士兵、卡车、坦克、自行火炮以及各种运输工具组成的漫长的队伍缓缓通过。当庞大的8英寸榴弹炮和“百人队长”式坦克开过来的时候，我的心都提到了喉咙上；浮桥深深地没入湍急的流水中，我的心一直悬在那里。我知道，拥有战斗装载的“百人队长”式坦克重量超过了这座桥规定的负载能力。但是，浮桥还是经住了坦克的重量，最后一辆沉重的坦克总算顺利地开到了南岸。天完全黑了下来。我乘坐吉普车过了桥，挤进各色各样的车辆之中，朝着设在永登浦的只打算过一夜的临时指挥所进发。此时，在我的背后，耐心等待的成群难民象古老传说中的一只苏醒过来的野兽一样动弹起来。
武器装备完好无损的第8集团军在汉江以南有了实施机动的余地，他们占领了坚固的防御阵地。集团军所属美军三个军中的两个军(美第10军此时尚在南面集结兵力)和两个南朝鲜军，依托有利地形扼守着一道防线。不久，第10军便可加入战斗。美第1陆战师和第2、第3、第7师也将齐装满员地重返前线，随时准备给一切敢于继续推进之敌以严厉的惩罚。
但是，在转入进攻之前，我们还有一些工作要做，还要克服薄弱环节，总结教训，纠正错误的做法，以及恢复部队的自尊心。设在东京的总部、美国国内的整个军事机构以及设在日本的后勤支援司令部，现在都在十分紧张地工作，以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装甲部队和炮兵逐步得到了加强，我们的部队也开始为训练有素的士兵所充实。口粮的标准和质量有了提高。战地内科和外科医疗条件达到了第一流水平，成为所有军队中最好的战地内外科医疗。经过选拔的优秀军官接替了营、团指挥职务，不久便克服了我们在训练上存在的基本弱点。
当我接管第8集团军的时候，集团军前进指挥所由于在当时来说很合理的原因而设在最西侧的一座大城市中；基本指挥所则位于交战地区后方一百五十英里的地方。作为直接指挥战斗的指挥所是不应当设在大城市的大楼内的，这种地点容易从身体上和思想上把司令部人员与部队人员隔离开来。上级司令部的军官和工作人员会因此而很难同他们所服务的部队打成一片。结果，上级机关与部队之间也就无法做到相互尊重与信任；而这种尊重与信任则是军事上取胜的极其重要的条件。
在被迫撤出汉城以后的头几个星期，我把随同我行动的前进指挥组的人数压缩到最少的程度。这些人中有我的两位杰出的助手：一位是沃尔特·温顿，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后来在加勒比司令部任职期间，我们都曾一道共事；一位是乔·戴尔，他已在我之先到达朝鲜，我深感幸运。再就是我的一个勤务兵、一个专车司机以及一个无线电吉普车司机兼报务员。我知道，第1军的米尔本将军对集团军司令始终碍手碍脚地呆在身边是不会感到高兴和舒服的。但是，我认为，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我的小小的指挥组最好还是同他的前进指挥所一起宿营。米尔本将军对我们还是宽宏大量的。采用了这种办法，我们便无须再从兵力本来就十分不足的战斗部队抽调任何人员了，我们可以省去警卫人员和炊事人员，还可以随时使用军的通信手段和情报网。
在我那天下午看着最后一辆“百人队长”式坦克冒险缓缓开过汉江约六星期之后，我们已经将电话和其他通信器材全部安装就绪，而且，我还在骊州一座光秃秃的绝壁之上开设了集团军的前进指挥所。其位置大约在朝鲜半岛西海岸至东海岸之间三分之一的地方，基本上处于美第9军的后方，介于西部美第1军的前进指挥所与东部美第10军的前进指挥所正中央，当时，两军处在一条直线上。在我后来指挥第8集团军的日子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里便是我的家。
我的生活安排得很简单。我们拥有的物品基本上所有的部队都有，只有很少一点东西才是那些与敌人实际接触的部队才有的。我们有两顶8×12英尺的帐篷，两顶帐篷头尾相连，形成了两间一套的房子。一顶帐篷里放着我的帆布床和睡袋、一张小桌子、一把折叠椅、一个洗脸盆以及一只小的汽油取暖炉，我在吉普车上颠簸一天之后，常常靠这只小炉子舒服一下冻得半僵的手脚。另一顶帐篷里也放着一张小桌子，小桌边上紧靠着两把折叠椅，桌上放着的胶合板托着一张高质量的作战地域地形图，这是美军工程兵的陆军制图局为我准备的一个无价之宝。
在一个被战争搞得疮痍满目的国家，集团军前进指挥所设立的地点就其位置来说是再理想不过了。我们的帐篷曾经架设在光秃秃的汉江堤岸上，下面是快要干涸的河床；在飞机声和枪炮声沉寂下来之后，只能听到活泼的小动物发出的声响。那里没有城市的车水马龙，附近也没有村庄向空气中散发腐烂的卷心菜和人粪的浓重怪味。我可以不受干扰地坐在那里，专心致志地研究地图，审阅报告，同助手们一道全神贯注地研究作战计划，以及努力设法改善士兵们的处境，提高他们的斗志。在河滩宽大的沙砾凸出部，我们不久便修筑了一个轻型飞机简易机场。后来，工兵又扩建这个机场，以便使我的四引擎B-17型飞机能够在这里着陆，载着我作较长距离的飞行，如飞往设在大丘的第8集团军基本指挥所(在我指挥第8集团军的整个阶段，基本指挥所一直设在那里)。
也许，新设立的前进指挥所与周围隔绝的主要好处是，使我有很多时间安安静静地认真研究地图，集中精力制定第8集团军的作战计划。我长期以来就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一个头脑清醒的指挥官应能确切地了解他的部队会在何种环境下作战，尤其是那里的地形会造成何种障碍，或者提供何种有利的条件。因此，我在地图上消磨了不少时间，对于有疑问的地区还辅之以低空侦察。总之，一直到我感到自己在夜间也能摸清作战地域的道路才肯罢休。这样，对于我们正在作战的和打算控制的地区内的每条公路、每条大车道、每座山头、每条溪流，以及每条山脉，我都象熟悉自己家的后院一样了如指掌。所以，在我考虑派部队进入某一地段时，我便知道步兵是否要背负武器、弹药和口粮攀登二千英尺高的山岭，是否能把重装备运进去，是否能渡过江河，以及能否找到可供轮式车辆行驶的道路。
我这时才发觉，就所担负的责任而言，在我的一生中哪一次也不能与现在相比。在我参加欧洲战争的时候，我的部队始终都在上级部队的编成内行动。在诺曼底登陆这个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绝无仅有的军事行动中，我是乔·柯林斯第7军的一个师长，而第7军又是布莱德雷第1集团军编成内的一支部队。在突出部战役中，我指挥一个军。可是，这个军也仅仅是考特尼·霍奇斯将军第1集团军编成内数个军中的一个军。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则先后是蒙哥马利元帅的第21集团军群和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的第12集团军群编成内的一支部队。在这两次战役中，我都拥有在局部范围内机动处置问题的充分权利；但是，总是有上级指挥官紧紧地靠在我后面支持着我，他拥有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并且有权利用这些资源来推动我的整个部队的行动。如果我陷入困境，我总是可以求助于上级，要求立即给予支援。
在朝鲜，我当然也有一位上级——麦克阿瑟将军。他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对我的地面部队以及太平洋战区的海、空军部队握有全权。但是，如果我当真请求增援，他却拿不出部队前来支援我。他本人则在七百英里之外的东京。最初，由于要做的事情太多而时间又是这样地紧迫，我没有时间静下心来考虑自己所面临的形势。只是在紧张地忙碌了好几个星期之后，我才彻底明白了麦克阿瑟十二月二十六日对我说的那句话，即“第8集团军是属于你的，马特。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干吧。
我知道，海军将继续控制着我们周围的海上通道。空军、海军航空兵和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将继续掌握着制空权。但是，不管天气是好是坏，是昼间还是夜间，是胜利还是失败，这些地面部队(美军、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的安全还是要靠我自己来负责。在朝鲜，派不出预备队对我进行支援；上级亦无法由其他战区抽调兵力。现有的部队便是我的全部家当，再不会得到更多的部队了。
麦克阿瑟将军赋予我充分的作战指挥权(这个指挥权他一直没有收回)和一个军事指挥官可望得到的全部权利。我想，这样重大的责任(也是很宝贵的机会)大概是每个具有献身精神的军人所梦寐以求的东西。我知道，这种责任给我带来了很高的荣誉，但是，我决不会因此沾沾自喜，以致看不见这副担子的全部份量。
我给自己规定的第一项任务是恢复部队的斗志。这意味着，不仅要让部队相信，各级指挥官是关心每个士兵的安全的，而且还要使他们相信，最高指挥官的决策是正确、合理的。
我还过问了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其中有些事情乍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是，这些事情如果都能处理好，就会有助于部队团体精神的培养。譬如，我第一次在第8集团军基本指挥所用膳时，桌上的台布和餐具使我大吃一惊：台布用的是一条床单，盛饭的餐具则是存放食物的十美分一个的便宜瓦罐。我倒不是为是否要我吃掉这些台布或油布而伤脑筋。但是，食堂(世界各地的要人、大员肯定要参观这个地方)里的这种景象却反映了部队在这次作战中完全丧失了荣誉感，同时也证明，这场战争确实是国内所称呼的那种“被遗忘的战争”，这才是我感到吃惊的原因。我立即让人把那块令人不快的床单换成了合用的台布，把那件陶器换成了摆得出来的瓷器。
我还采取了一项措施(不过后来有一些更为重大的原因妨碍了这一做法)，以便让各个军种都能较好地了解兄弟军种为完成各自的任务需要克服哪些困难。
我的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行)是：让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军士们相互间进行一次人员交流，让水手们在地面部队待上一段时间，体验一下背负着自己的全部补给品在敌火下攀登崎岖的山颠是何种滋味，在苦寒的黑夜里彻夜坚守前沿阵地是何种滋味；让陆军的士兵们亲自看一下，当每个浪头都可能把你打翻在地时在寒冷的海域执行巡逻任务的情景，了解一下当波涛汹涌的海面使甲板不停地颠簸倾斜时在拂晓前的黑暗中清除飞行甲板上的积雪是多么地危险，或者我们的飞行员在各种天候条件下遂行遮断任务和武装侦察任务会遇到哪些危险。我们未能完全实行这个计划，因为战事极其频仍，妨碍了计划的实行。但是，那些确实参加了这些人员交流的军士，懂得了各军种要彼此尊重。这种相互尊重对于培养整个部队的团体精神起到了应有的促进作用。
但是，需要树立必胜信心、培养进取精神的不仅仅是基层的部队。一月底的某一天，参谋部门一份应我的要求拟制的研究报告使我大为吃惊。这是一份关于“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日至八月三十一日第8集团军的理想配置位置”的报告。你们应该知道，我当时考虑的是发起进攻，从一开始我就有这种考虑。到三月份，冬季最恶劣的天气便会过去；而六、七、八三个月通常会出现的暴雨和乌云，会使大片大片的地区变成烂泥坑，使许多道路无法通行，使山地的涵洞和桥梁被冲跨，而且，还会影响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效果。我们需要大大改善现有的阵地，以便重新打回“三八线”去。
但是，我收到的经作训部门核准的文件，却主张部队分阶段地撤至太白山脉以南的阵地。据称，这份文件还获得了情报部门、后勤部门、工兵部门、驻远东海岸司令的代表以及第5航空队的气象部门等方面的认可，其实，这份研究报告(我现在还保存着)是在极力要求我们彻底打消转入进攻的念头，要我们在冬季结束之前坚守现有阵地，尔后，在夏日的暴雨到来之前撤至那个立足地区(仁川登陆的成功曾使我们得以脱离这个地区)——原先的釜山防御圈。如果批准这份报告，我们就要丧失全部主动权，此案根本不能考虑。于是，我断然否决了这份建议。
我知道我不会得到增援部队，也清楚此时要在汉江以北地区坚守阵地是极端困难的。但是，我还是立即拟定了由美军的两个军(第1军和第9军)协调一致地分阶段向前推进的计划，旨在查明两军正面的敌情(美第10军此时尚未开到前方地域)。这两个军必须随时做好准备，一接到命令便推进至汉江并在那里坚持下去。
当时估计，在我们的正面有十七万四千中国军队。但是，他们配置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企图，甚至在我们的正面是否真的有这些部队存在，这些情况我们都难以确定。
我们积极地进行巡逻，不断地实施空中侦察，但是，这一切都未能使我们发现这支庞大军队的踪迹。由于我们收到的情报太少，因而我认为，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查明敌大规模集结的部队是否存在，尔后方可命令第8集团军发起遭受挫折以来的首次攻势。帕特·帕特里奇为我准备了一架飞得很慢的AH-6型老式高级教练机，他坐在前面驾驶飞机，在后面为我留了座位。于是，我们便开始在己方先头分队至敌占区纵深二十英里的范围内进行搜索。
我们有时在树梢高度上飞行，并且还常常在山岭的下方飞行。可是，我们几乎连个人影都没有发现，也没有发现能够证明有大量部队集结的营火烟雾、车辙，甚至雪地上踩过的痕迹。显然，如果真想查明敌情，唯一的办法就是深入敌境。但是，这次推进同上次毫无计划、不顾一切地向鸭绿江突进大不一样。这一回，所有的地面部队将统一由一个司令部指挥，所有的大部队都必须相互支援，此外，我对整个第8集团军的行动也将严加控制。一月二十五日，我们开始向前推进。第8集团军不久便证明自己是一支我国迄今为止最能征善战的野战军，我早就知道它会成为这样一支军队。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不少由东京和华盛顿发来的贺电。但是，哪一份贺电都不如我的勇敢的飞机驾驶员尤金·林奇的评价使我感到满意，这是在我们的一次日常飞行中作的评价。我们正看着下方由徒步步兵、炮兵、坦克、卡车和吉普车组成的许多长长的纵队源源不断地再次开往北方，去支援前线的部队，尤金·林奇说，“您显然使这支军队在为您作战了，将军”。他们确实又在作战了，但不是为我在作战。他们是在为自己而战，他们是怀着重新激起的自豪感在作战，决心避免再次遭受一个月以前的那种沉重的打击。他们这次重返前线是要采取美军一贯的做法：为自己所遭受的损失而给敌人以加倍的惩罚。
后来的情况证明，更为艰苦的战斗还在后头。林肯诞辰前后，中共军队发起了第四阶段的攻势，企图象他们电台每天广播的那样把我们撵入大海。我们被迫又放弃一些地区，在中共军队的进攻面前，美第2师又一次首当其冲，遭受重大损失，尤其是火炮的损失更为严重。这些损失主要是由于南朝鲜第8师仓皇撤退所造成的。该师在敌人的一次夜间进攻面前彻底崩溃，致使美第2师的翼侧暴露无遗。南朝鲜军队在中国军队打击下损失惨重，往往对中共士兵怀有非常畏惧的心理，几乎把这些人看成了天兵天将。所以，过了很长的时间才使南朝鲜军队树立起抗击敌军夜间进攻的信心。脚踏胶底鞋的中共士兵如果突然出现在南朝鲜军队阵地上，总是把许多南朝鲜士兵吓得头也不回地飞快逃命。
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十八日这个阶段，美第2师在作战中继承了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优良传统。在这三个星期中，打了许多硬仗，但是，哪一次也不如保尔·弗里曼上校(现晋升为将军)指挥的第23团战斗队(配属有勇敢的蒙克拉尔指挥的法国营)打得巧妙、英勇和顽强。在中共部队发动第四阶段攻势的整个过程中，第23团战斗队一直在原州西北大约二十英里处的双洞——砥平里地区作战。中共的五个师包围了这支部队，连续发起了攻击，以图突破防御圈并消灭这支部队。第23团战斗队粉碎了敌军的全部进攻，使敌军遭到极其重大的损失。据报告，倒在第23团战斗队阵地前的敌人尸体达两千具之多。在第1骑兵师的一支装甲特遣部队夺路进入防御圈、中共部队突然中止全部进攻行动之后，我立即乘直升机飞抵第23团战斗队的阵地，看到了数百具尚未掩埋的敌军尸体。
尽管仗打得非常激烈，而且敌人的决心显然也很大，但是，我对这一仗必定打胜是毫不怀疑的。无论是在地面上同前沿分队呆在一起，还是在他们的上方飞行以更全面地观察情况，都使我深信，他们肯定能够坚持得住。
一旦敌人的这次攻势受到遏制，我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发动一次强大的有限目标进攻，以两个师的兵力在汉城以东强渡汉江，旨在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并包围在西部地区集结的敌部队。原先，我认为，收复汉城在军事上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我感到，背靠一条无法徒涉的河流我们无法进行有效的战斗。但是，麦克阿瑟向我指出了重新使用金埔机场和仁川港的重要价值，认为这样做可以加强我们的空中支援，并能减轻我们在补给上存在的困难。他也认为，汉城几乎毫无军事意义，但他却告诉我，如果我们能重新夺得汉城，便能在精神上和外交上取胜。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将这些建议考虑到我的计划之内。但是，我的基本指导思想依然未变，即某一地区本身对于我无足轻重，除非占领这一地区有助于消灭敌军，保存自己。
一月底(此时，我们正全力向前推进)至二月二十日这段时间，麦克阿瑟将军曾三次光临我的部队进行视察，每次都对我们的作战行动和作战计划表示十分满意。在他进行第三次视察期间，我们曾于二月二十日在原州会面。我让他看了一份标有“仅供参阅，不许抄录”字样的备忘录，这是我那天拟就、打算送给所有军长和南朝鲜军队参谋长参阅的。在备忘录中，我概略地介绍了制定计划的事实根据和全部作战行动的主要目的，特别是当时正在酝酿的、派两个师再次渡过汉江的主要目的。在敌情方面，据报告位于平壤一带的中共的四个军，在实力、武器状况、士气，以及作战企图等方面的情况依然不明。但是，几周来，敌增援部队很可能在源源不断地由该地区南下，以加强我当面之敌。他们几乎每天都可能出现在战线上。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情报，我本人也没有掌握其他指挥官所不知道的情况。至于我们的意图则仍然是：给敌人以最大限度的杀伤，同时尽量减少我们的伤亡；保持各主要部队建制的完整性；小心谨慎，避免因敌之诡计或我之贸然行动而陷入敌人包围，被其各个击破。我们的追击要有限度，只能在仍可获得强大支援的情况下才继续追击，或者至少要在部队能及时与敌脱离接触、进行局部后撤的情况下才实施追击。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我制定了即将实施的代号为“屠夫行动”的进攻计划。我是在二月十八日(星期日)夜晚、总司令视察的前两天亲自动手拟定的这份行动计划，并且已向美第9、第10军军长和第1陆战师师长作了扼要介绍。可以说，这次恢复攻势使我的计划终于见诸行动。从接任第8集团军指挥职务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酝酿这个计划，而且，可以说，计划的酝酿工作是在包括总司令在内的各级指挥官普遍存在撤退思想的情况下进行的。
所以，你们可以想见，在二月二十日亦即目标日期前夕，当我听到麦克阿瑟将军对聚集在他面前的记者发表的声明时是何等地吃惊，甚至震惊。当时，麦克阿瑟站在聚集在第10军作战指挥所的十几名记者面前，我靠着后面的一张桌子。他很镇定地宣布：“我刚刚命令恢复攻势”。
他在提到“我”字时并没有特别加重语气，不过含意是清楚的，即他刚从东京飞抵这里，分析了战场的形势，并且就这个问题与下属进行过讨论，尔后才命令第8集团军发起进攻。不用说，设在东京的远东美军司令部或曰联合国军总部从未发布过任何有关这次作战的命令。自然，关于我的作战意图，麦克阿瑟曾得到过详细的通报。但是，无论其本人还是其参谋人员在“屠夫行动”计划的构想或拟制过程中均未发挥过任何作用。
问题倒不在于这项突如其来的声明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伤害，而在于它又使我很不愉快地想起了我以往所了解的、但几乎已经忘却的那个麦克阿瑟。事情刚过不久，我就不得不注意起总司令另一次企图使其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永放光辉的做法。这一次，我感到自己有责任进行干预，因为，这种做法肯定会给我们带来危险的后果。麦克阿瑟有这样一个老习惯，即每当一次大规模进攻快要发起之时，他总是要视察他的部队中担负进攻任务的那些部队，并且，用一个形象的说法，打响发令枪。一般地说，这是个值得称道的做法。指挥官亲自到各处走一定对部队是一种鼓舞。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指挥官对士兵的情绪必然会有一个很深刻的了解。指挥官的这种视察通常很少为敌人所知，一直到事情过去很久才会透露出去。
但是，这里说的是，每当一次大规模作战行动即将开始之时，麦克阿瑟就会由东京飞来，在前线抛头露面，这已成为一种定规。而且，他在空中飞行时的那种讲究排场的阵势本身，就几乎肯定会把他的每次飞行暴露给敌人。这种情报是否会很快传到敌人那里从而使他们能够采取对策，这使我十分重视。因为，我们即将开始第二阶段的总攻“撕裂者行动”。这次作战如能成功，我们就能打回“三八线”及其以北地区。我非常清楚，以我这样的身份向麦克阿瑟提出反对他现在视察的意见可能被当成一种无礼行为、不欢迎上级的行为或者侵犯上级权利的行为。可是，我认为，必须把问题直言不讳地讲出来，所以就召集了一次很长的会议来斟酌辞句，尔后，将长长的电文发了出去，表明了我的看法。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总司令表现出他那非凡个性的另一个侧面。他收到电报后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没有误解电文的精神实质，所以，立即将这次视察的时间推迟到全面发起进攻之后。
这里，我想插一段有关“屠夫行动”的趣闻。当我选定的“屠夫行动”的代号通知五角大楼之后，乔·柯林斯马上(但很有礼貌)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指出，“屠夫”一词肯定会给公众造成一种不舒服的印象。我不明白承认战争就在于杀死敌人这样一个事实有什么可反对的。好几年以后我才听说，这种反对意见是由于共和党的指控引起的，他们指控杜鲁门政府在朝鲜的目的就是屠杀中国人。据认为，鉴于美军会付出重大的伤亡，因而以杀敌作为作战的目标在政治上缺乏“魅力”。我听到的另一种说法是：杀中国人对于第8集团军司令来说也许是很有吸引力的目标，但是，从战略观点来看，这样做并不能防止北京在今后发动侵略战争。麦克阿瑟在参院听证会上曾经提出，要想防止北京今后发动侵略，唯有“现在就消灭其发动战争的力量”。其潜台词就是“现代战争的特点表现在武器装备上面不是人力上”。
但是，即使是现在，我仍然认为应当告诉国内的人民，战争就意味着杀人。对于任何企图使人民相信打仗是件流血甚少、只是稍微有些令人不快的做法，我是从内心反对的。
为了打回并渡过汉江，为了再次包围汉城，第8集团军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坚持如下方针，则损失还会大得多。这些方针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敌人的最大伤亡；避免采取一切不顾后果的无计划的推进行动，这样的行动有可能使我们被人数上居优势的敌人所包围。推进过程中，有一些推进行动居然伤亡很小。有一两次营规模或稍大一点规模的推进行动，部队甚至没有任何伤亡，因为，这一两次行动有周密的计划，时机得当，部队之间能密切配合，尤其是步兵、炮兵和空军采取了老式的协同方法。
中国军队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联合国军，他们能够大规模地增援己方前线部队。但是，我们的火力优势能够压倒他们在人数上的优势。然而，在以前，我们由于缺乏严格的训练，采取的追击战术分散了兵力，而且，变得越来越依赖公路，因而一直未能发挥这种火力上的优势。一九五一年二月，在美国经过集中训练、早就计划用于朝鲜战场的许多野战炮兵营，开始编入第1军和第9军，从而使这两个军的部队得以重新采用标准的老式协同战术。
我们的火力在集中使用时确实具有令人胆寒的威力，在“屠夫行动”中，第9军成功地肃清横城——原州地区之敌便是明证。这两座城市基本上位于半岛东、西海岸之间的正中位置，在汉江以北，地处对沟通南北交通起重要作用的主要公路线与铁路线。第9军沿杨平——胡津一线发起了进攻。七天时间内，估计在这一地区打死五千名中国人，我们牢牢地控制了这一地区。
这次重新采取的攻势有一个特点，就是南朝鲜军队的作战技能有了很大提高，其中有些南朝鲜分队在作战上可以同第8集团军的任何部队媲美。南朝鲜军队得力的指挥人员仍然非常缺乏，我们后来不得不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那些指挥得当的南朝鲜部队总能取得显著的战果。在“撕裂者行动”(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日开始实施)期间，南朝鲜第2团第1营歼灭敌军一个营，自己则无一伤亡。该营一支巡逻队发现第1连的前方集结着敌人部队。营长李洪顺少校遂命令首先发起突然袭击，尔后实施两翼包围。第1连由正面实施攻击，第2连和第3连分别由左、右两翼发起攻击。敌军发觉上述行动后企图撤退。于是，李少校命令立即发起攻击。这次进攻速度之快，就连南朝鲜部队本身都感到不胜惊讶。他们顽强地向前推进，毫不留情地将敌人扫倒在地，自己无一伤亡。战斗结束之后，战场上躺下了二百三十一具敌军尸体，此外，第1营还缴获大批完好的装备，其中有四门火炮和七门迫击炮。
尽管后来有不少是小部队行动，而且，推进时往往是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但是，部队还是又打了不少引人注目的胜仗。三月中旬，第8集团军在汉城以东出敌不意地渡过了宽阔的汉江，并夺取了一座瞰制着汉城地区之敌主要补给线与交通线的、南北走向的山岭。这次作战行动的计划是由我亲自拟制并命令付诸实施的，而且，在开始实施这一行动时，我还亲临现场加以监督。最初，我在地面上与美第25师所属先头步兵分队待在一起，后来，则乘坐我的L-19型轻型座机进行监督。象以往一样，飞机照例由勇敢而不知疲倦的麦克·林奇驾驶。
当我们的步兵艰难地沿北汉江河谷向前推进时，麦克和我在天上忽高忽低地飞行，最后，总算在平坦、干涸的砾石河滩上发现了一个合适的地点，降下了飞机。于是，我走下飞机，来到这次进攻的先头部队士兵中间。这样做，总是使我从心底感到愉快，而且，我认为，这还会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因为，当作战不顺利的时候，他们总是愿意“老头子”能前来同他们待在一起。这样做还可以使我有机会分析作战的进展情况，直接了解到我能够帮部队做些什么事情。
这次作战行动很快便取得了彻底胜利，几乎无一人伤亡。我们达成了预定的目标(前一个夜晚，我曾向聚集在一起的随军记者扼要地介绍过这一目标)：在敌人心脏，其实就是在敌司令的头上，插上一把匕首，迫使其作出两种选择，要么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因为我们控制了制高点)对我发起进攻，要么放弃南朝鲜首都。三月十四日，南朝鲜第1师的一支巡逻队奉命由西面越过汉江，查明汉城的防御情况。这支巡逻队向北走出好几英里远才遭到敌人射击。那天夜间，另有一支巡逻队侦察了汉城的外围防御工事，结果发觉，这些工事几乎完全被放弃。三月十五日上午，第8集团军开进汉城，重新在这座疮痍满目的古城上空升起了大韩民国的国旗。城里剩下的居民衣着褴褛，饥肠辘辘，疾病缠身而且慌恐不安，他们在那里欢迎我们。这些人也许有二十万左右，而汉城的人口原先却是一百五十万。商业区因空袭和炮击而遭到毁坏，所有的电灯都不复存在，电线杆倾倒在地，电线则在摇曳不定，有轨电车早已停止运行。可是，不到两个星期，一个新的市政府便宣告成立，这座城市又充满了生机。(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其《受命变革》一书中说，汉城是在詹姆斯·范弗里特将军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之后收复的。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在我们收复汉城一个多月之后，范弗里特将军才接替指挥职务，而且，汉城收复后一直掌握在我们手中。)
然而，“撕裂者行动”的目的不仅在于收复首都或者占领新的地区。其主要目的在于俘虏和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缴获和摧毁其武器装备。从这种意义上讲，这次作战没有获得完全成功，因为，敌军迅速向北撤退时只实施了阻滞战斗。天气和地形给我们造成的困难比敌军行动造成的困难还要大，特别是在中部地区，那里的山峰直插云霄，陡峭的山坡则直落几乎连大车也无法通过的峡谷。对敌人高踞于荒凉山头上的坚固工事，我们不得不加以包围并发起冲锋攻占之。
春季消融的冰雪和雨水使公路变得象稻田一样泥泞不堪，以致补给品只得靠士兵们肩扛手提来运送。前线部队靠极少的一点必需品勉强在那里维持，直到向他们空投了补给物资为止。直升机也发挥了作用，用以将伤员空运出去，否则，这些人要用担架运送两天的时间才能送到吉普救护车上，尔后，还得由救护车运往医院。
敌人在我后方地区的活动也影响了我们的推进速度，北朝鲜第10师的残余部队还在位于我战线后方大约十英里处的、崎岖的春邦山脉一带活动。整个三月中旬，不断有该师的小股部队从后方进入我军阵地，夺路逃往北方。
“撕裂者行动”的一个额外收获是夺取了春川。这是个重要的补给站和交通枢纽，座落在一个良好道路纵横交错的盆地中央。我们根据得到的情报曾断定，敌人在该城贮备了大量补给物资，因为，该城恰好位于对我中部地区发动二月攻势的敌部队主力后方。我们预计，夺取该城要经过一番苦战，实际情况也是这样。敌人在战场上的其他地点做法不同，在那些地点，我们往往只遇到位于敌主要防线大前方、兵力又很小的敌屏护部队的抵抗；而这里的敌军则依托深深挖进山坡的、飞机与火炮几乎无法摧毁的永备工事进行抵抗。美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往往不得不通过白刃格斗迫使敌人放弃阵地。起初，我们计划空投187空降团战斗队夺取春川。但是，“撕裂者行动”在其他战场进展迅速，敌人仓促撤退，所以，我们很快就认识到，采取这次空降行动不会带来什么收获。我巡逻队于三月十九日开始进入春川。巡逻队进入该城时，麦克·林奇和我正在这座城市的上空飞行。春川虽遭战火洗劫，但看上去却相当完好。街道上没有弹坑，仅有一些碎砖烂瓦杂乱地堆在路上。麦克和我在上空盘旋，最后，发现一条长而直的街道完全可以用作飞机着陆的跑道。唯一的困难是，在街道的一头，高高的电线杆上仍然悬挂着一些电话线。来回飞行三次之后，麦克认准，可以顺利地由电线下方穿过，让飞机安全着陆。我们总算降了下来，嘎然停止在这座被遗弃的城市当中。我们在上空盘旋时曾发现一支乘坐吉普车的巡逻队，因此，我立即动身徒步去寻找他们。后来搞清这是第１骑兵师工兵的一支巡逻队。当我朝他们走过去时，他们正在检查一座重要的桥梁，以便排除敌人可能安放在那里的爆破装药。他们惊奇地发现，桥梁未遭破坏，周围也没有设置铁丝网。但是，当他们回头发觉集团军司令正在背后默默地看着他们工作时，他们才真的感到不胜惊讶，几乎是不知所措。麦克和我很有兴致地打量了一会他们那种慌乱不安的表情。我们很失望地发现，敌人什么也没有留给我们，而且，最终未遭我军任何打击便安全撤退了。
“撕裂者行动”原先的目标是汉城东北面的一个宽大突出部“爱达荷线”，左翼第1军和最右翼的南朝鲜部队主要是坚守各自的阵地，第9军和第10军则强渡汉江，进入可以对首都汉城形成包围的位置。由于已经达成了上述目标，而我们却未能做到大量歼敌，因而我扩大了这次作战的规模，令第1军以临津江为目标，向西运动。临津江往南流经“三八线”，尔后婉蜒曲折地流向西南，注入黄海。在这次行动中，我们将第187团战斗队和两个别动连空投到汉城西北约二十英里处的一座城镇波山的附近，希望通过阻止敌军沿汉城——开城公路运动来包围敌军的大部队。第1军一支装甲特遣部队被作为“铁锤”派往前方，以便在空降部队提供的“铁砧”上将敌人砸垮。然而，敌军已经撤走，我们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进至临津江。接着，我们的下一步行动便是往东派出空降部队，夺占美第3师当面之敌背后的高地，以图在另一次行动中将敌大部队夹在“铁锤”与“铁砧”当中。这一回是天气坏了我们的大事。大雨和融雪使我军坦克陷入泥潭。我们只得将坦克撤回汉城。另外，当第187团战斗队抵达制高点时，敌人已经撤往更远的北方了。
现在，我们抵近了“三八线”，又一次面临这样的问题，即是否要再次越过那条莫名其妙的界线(这条线既不能防守，战略上也不重要)。这一次，华盛顿认为，这是纯军事性的问题。因此，在获得麦克阿瑟将军同意后，我决定继续向前推进。对于给敌人造成的损失，我仍然感到不太满足，而且，我还想使敌人得不到变更部署、补充兵员的时间。整个迹象表明，敌人正在准备发动一次春节攻势，忙于在其当前阵地的大后方集结兵力。有鉴于此，最好还是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而不能坐等敌人采取行动。所以，我们采取了代号为“狂暴行动”的新的进攻行动，以进抵一条新的目标线——“堪萨斯线”。该线基本上与“三八线”平行，在“三八线”以北，但是，在左侧，它却沿着蜿蜒曲折的临津江延伸至海边。
这条新划定的目标线包括了十英里宽的水障华川水库。以前，汉城的用水和供电依靠这座水库。但是，这座水库对我军北汉江下游的阵地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此，敌人有可能炸毁水库大坝，使北汉江江水泛滥。我们朝新的目标线推进时遭到敌激烈程度不同的抵抗。当地形对他们有利时，他们就掘壕固守；当地形便于我快速推进时，他们就很快溜之乎也。右翼的地形条件极差，道路稀少，有许多悬崖绝壁。但是，我方部队还是得以在各个地段稳步向前推进。四月九日，我左翼部队全部抵达“堪萨斯线”。在右翼，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3军极力克服险恶的地形和补给线不足造成的困难，还在朝着目标线推进。这时，敌人打开了华川水库基部的好几个水闸。一开始，敌人的这一招似乎真要给我们造成严重的损失。江面一小时之内便上涨了好几英尺，冲垮了我们一座由工兵架设的浮桥，并迫使我们把另一座浮桥拖回岸边，以免冲垮。我们立即派出一支特遣部队去夺取大坝，关闭闸门。但是，由于能见度很差，地形崎岖，敌人顽抗，以及登陆工具不足，这次尝试没有成功。最后，我们一致认为，炸毁水闸可以大大降低水库的水位，使水库的威胁减小到最低限度。炸毁大坝工程量很大，看来，敌人获得炸毁大坝所需时间和炸药的可能性极小。但是，看着第1陆战师以及第1骑兵师一部搭乘外装马达推进的突击舟穿越宽阔的水库，我们还是感到松了一口气。突击舟费了很大的劲才由卡车运抵水库；从而使陆战队的士兵们在远离水库的地区战斗数周之后重新回到了适合他们作战的环境中。但是，一直到四月十六日、范弗里特来接任第8集团军指挥职务之后，大坝才落入我们手中。
在向“堪萨斯线”推进时，我们发觉，各处的敌人都处于一种防御态势。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迹象表明，敌人的一次攻势已迫在眉睫。所以，我十分重视对第8集团军严加控制，十分重视防止部队采取任何可能使我军落入圈套的、无计划的推进行动。我们的部队信心十足，积极主动。有些地段，部队的推进速度太快，以致出现了有可能因自己的冒进而自食其果的危险。我一再向野战指挥官们指出我们的根本目的——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敌人的最大损失。
较早一些时候，在“撕裂者行动”结束前夕召集的指挥官会议上，我曾经向所有的军长和师长强调指出：递交集团军司令的正式报告应具体写明己方各分队的位置和运动情况。如果报告的意思含混不清，措辞大而化之，不注明日期和具体时间，不写明诸如天气、观察哨数目等细节情况，那就会把事情弄糟，其严重程度有时不亚于敌人行动造成的任何危害。我向与会的指挥官举了这样一个实例。我曾观察过几架己方飞机对紧靠议政府北边的一座高地发起猛烈攻击。我在附近空域观察的整个那段时间，攻击一直没有停止，大约持续了十五至二十分钟左右。可是，我回到指挥所后看到的第1军的一份报告却说，整个下午，那座高地一直掌握在第187降空团战斗队的手中。
我还记得第9军第25师递交的一份报告，大意是：“第5步兵团战斗队的分队遭到了反冲击，尔后撤了下来。”详细情况则一概阙如。可是在我了解实情之后，却原来是这样一回事情，即实际上不是什么反冲击，而仅仅是第5步兵团战斗队一支连规模的分队对一座高地发起了进攻，尔后，师长要对高地上的敌军实施炮兵和航空兵突击，便亲自下令让这支分队在敌火下撤了下来。
我在书中对这种报告是毫不宽宥的，它反映了我们的自满情绪，反映了我们对部队督促不够，参谋人员深入前线部队调查不够。我如果想很好地掌握第8集团军，就得要求送交司令部的报告做到全面、真实并且明确，杜绝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并且能提供足够的细节以使我迅速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还极力强调，发起进攻必须果断，进攻发起后则要立即报告进攻发起的时间。要想充分地做到协同动作，就得十分严格地按照正式规定的时间和方向实施进攻。这就象足球教练训练自己的足球前锋一样，强调要同时向对方球门发起攻势。我坚决要求所属指挥官严格按计划行事，并始终保持进攻方向。我知道，我们的进攻之所以失败大多是不重视保持进攻的方向造成的。将兵力用在错误的方向上会使整个行动归于无效。这就象一个摔跤手力量用错了方向一样，非但没有给对方造成多大损失，反倒使自己深受其害。
在我制定各种计划时，通信联络也是我极其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不想再收到关于任何部队长时间“失去联络”的报告。我们拥有联络飞机，并且配备了受过专门训练、可以勾取和空投信件的人员。我再一次催促部队恢复我们的先辈采用过的一些老办法，即采用徒步传令兵或者烟幕信号进行通信联络。我命令指挥官们仔细分析一下各自有关传递文电的指示，看看是否妥当。
我们还必须随时做好准备，提高警惕，以防敌人在我后方地区实施伞降——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威胁，中国军队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对于这种形式的进攻，各级指挥官必须在其受领的地域内做好应付的准备，就如在所属军、师防御地带内仔细划分的地段上负责对付各种地面进攻一样。我命令各个大部队将责任地域划分成若干小块，一直划分到后方分界线为止，以便使各级指挥官都能明确哪个地区是自己必须防守、抗击敌人各种进攻的地区。
这些准备工作在即将采取的作战行动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由于采用了与支援部队保持密切联系、按调整线推进以及在夜间收缩以防止敌人渗透等办法，我们没有落入敌人设置的圈套，而且，在敌人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突击时，我们还得以削弱敌军的进攻力量。我要求各级指挥官注意学会正确处理大胆前进、歼灭敌军与小心谨慎、保存自己的关系。如事实表明的那样，在所有的前进运动中，都曾出现过需要迅速扩张意外战果的机会。要做到既能抓住这些战机，又能使部队始终可以对付因敌军行动或天气变化而突然出现的严重威胁，这就需要指挥官善于随机应变并具有高度的预见性。
我们最初在朝鲜取得胜利时，对于扩张意外的战果不够重视。因此，为研究如何才能更好地调遣部队、切断并消灭逃跑的北朝鲜军队，我们失去了很宝贵的时机。从现在起，我要求，实施大的推进行动必须拟制十分周密的计划，使各级指挥官不仅知道如何处理灾难性的意外情况，而且还要知道怎样最大限度地利用意外的胜利。
在“狂暴行动”中，当我们向“堪萨斯线”推进时，果然打了不少意料之外的胜仗。胜仗如此之多，以致使我不得不对消除部队中的自满情绪引起重视。第8集团军重整旗鼓、回击敌人的那股劲头一时又使国内充满了信心。一些持乐观情绪的人竟然认为，彻底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我希望消除部队中的这种自满情绪，以免“圣诞节回国攻势”(或曰“七月四日回国攻势”)的那种劲头再度使前线部队对敌人还可能实施的打击毫无准备。我们的责任是防止部队的自满情绪发展成莽撞、蛮干。为此，我于四月一日会见了美军三个军中的两位军长，以争取他们同意我如下的坚定看法：第8集团军迄今尚未遇到过的、最艰苦的战斗和最严重的关头还在后面。根据敌军的现有能力和公开的企图，我认为，几天之后，将需要我们的每一名士兵拿出最大的勇气投入一场战斗。野战指挥官首先要具有这种精神面貌，并通过各级指挥系统来影响下面的部队。对共军发起的小规模进攻都有可能酿成规模巨大的作战行动。因此，我军必须随时做好准备，以对付从未遇到过的、更大的威胁。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对敌人保持压力，以便在我抵达一个可据以发起最强大的攻势的地区之前，使敌人得不到重整部队的机会。
由于轻而易举地抵达了临津江，我起先甚至想进而推进至临津江与礼成江(礼成江从临津江西面、开城的附近注入黄海)之间的广阔沿海平原。然而，新近得到的情报说明，这一地区，敌军兵力较我预想的要小得多。这里仅有北朝鲜军的一个师；而在开城以北却发现了中国军队两支以前未投入战斗的生力部队第63军和64军。如果我军越过临津江，则这些新锐部队会对我之右翼构成极大的威胁。所以，我通知联合国军总司令，我打算改变原计划，准备以第1军以及第9军的左翼部队朝铁原方向运动。(铁原是位于“铁三角”西南角的一座城镇。“铁三角”是敌军兵力集结的中心，它的北部以“三角形”的顶点平康为界，东南以金化为界，西南则以铁原为界。)
这意味着在“堪萨斯线”的北面要划定一条新的目标线即“犹他线”。其实，“犹他线”不过是“堪萨斯线”向北延伸出来的一个突出部，它可以使我们处于进攻“铁三角”的有利地位。随着我军的推进，敌军的抵抗也越来越顽强。敌军沿其整个正面点燃了树丛和森林，企图遮蔽自己的行动，并阻碍我军对己方地面部队实施近距离空中支援。但是，在夺取了华川水库大坝以及南朝鲜第1军拿下东海岸的城镇大浦里之后，敌人的抵抗行动就逐步停止了。所以，我们事实上未遭任何抵抗便进至“犹他线”。
尽管我们的许多前线部队未能与敌人建立接触，但是却不断有迹象表明，中国人正准备发起进攻。炮兵与空军观察员报告，在第9军控制的那段防线北面，发现敌军的一支约四、五千人的队伍正在向东南方向移动。中国人在北面不再构筑防御阵地，而且，他们正在填掉预先在我前进路线上构筑的防坦克陷阱。
我并不相信中国人真能实现他们吹嘘的目标，即把我们赶入大海或者在战场上击败我们。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支经受考验、坚强不屈而且信心十足的军队，他们已经掌握了进行这种战斗的经验，适应了各种恶劣的天气变化，而且，拥有的火力在强度上也大大超过了以往打击敌人的一切火力。我深信，唯有发生苏联大规模干预的事态才可能迫使我们撤离朝鲜半岛。在一九五一年春节，这种干预并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果然，总部在三月底向我提供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似乎证实了我收到的一些从最近在战斗中抓获的俘虏口中得到的情报。总部这份报告的根据据说来自某欧洲国家的前驻土耳其大使。这位大使是个很诚笃的人，一再表明他有可靠的情报，大致内容是：一个以可怕的维·米·莫洛托夫为首的苏联远东委员会打算于四月底在朝鲜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根据我总部的这份报告，苏联将打着志愿军的旗号，动用大量的飞机和蒙古血统的苏军正规部队入朝作战；苏联远东军区则受命，要不惜冒打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以保证赢得胜利。
这类情报我是无法证实的。于是我向总部提出建议，由战区和国家的情报部门加紧查明实情。我还极力要求，毫不含糊地向苏联提出严重警告：对朝鲜的一切干预行动，不管打着何种旗号，都将被看作是战争行为。我的建议究竟产生什么结果，一直无从知晓。不过，在敌人终于发起第五阶段的攻势之后，我们根本没有发现苏军以任何形式加入战争的证据。
但是，尽管有苏军可能参战的情报，我还是不希望第8集团军瞻前顾后、畏缩不前。因此，我在前面提及的指挥官会议上明确表示，只有那些实际负责制定进攻已知之敌的推进计划的指挥官才有权考虑或研究后退行动。我告诉与会的军长和师长，仅仅在下述情况下我才亲自下令立即撤退：
一、苏联人以其现有的军事实力进行干预；
二、与此同时，中共军队和北朝鲜人民军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
三、敌人采取所有这些行动所选择的时机便于其充分利用天候条件；我相信，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会完全赞同撤离朝鲜。
事实上，即使我不这样做，政府也会命令我这样做的。通过与海军和空军协商，陆军参谋机构已拟就一份应付这些紧急情况的计划草案。一旦经我同意，该计划便会以统一的代号迅速下达部队，付诸实施。计划一经初步批准，就要交给各军军长进一步加以充实和完善。届时，各军军长经慎重考虑可以吸收各师师长和一些专门指定的师一级军官一道参加研究，以便使这些人对撤退行动也能有所准备。但是，除专门指定的军官外，不再允许扩大讨论此项计划甚至知道此项计划的人员的范围。
如果我们竟然已打算撤退的消息当真走漏出去，则南朝鲜军队有可能背叛我们。但是，谁也不能因为他们打算在我们一手给他们造成的环境中苟且偷生而责怪他们。我还认为(麦克阿瑟也同意我的这一看法)，万一我们因苏联直接出兵干预而做出了撤离朝鲜的决定，则应等到第8集团军撤至小白山脉以南之后再下达撤离朝鲜的命令。否则，南朝鲜军队的背叛有可能使我两翼暴露，从而使我军为敌军所包围并遭受严重损失。
当然，在此期间，我们并没有消极地等待敌人发起攻势。我们继续朝东北方向推进，首先抵达“犹他线”，尔后抵达“犹他线”向东延伸的部分“怀俄明线”。下一步，我们要夺取瞰制铁原的高地。但是，还没有来得及采取这一行动，敌人便苏醒过来，阻止了我军的快速推进。敌第五阶段攻势即将开始。然而，政治事态的发展突然压倒了战场上的一切战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