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第二十三
作者：沃尔特·G．赫姆斯·美国
出自————《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
出自————《战争通史》
朝鲜战争究竟有何意义？要对这场战争做出正确的估价也许还为时过早，但是对它所产生的某些直接后果是不难看出的。
尽管敌人一再宣称，谁也没有在朝鲜赢得政治上或军事上的胜利，充其量可以说其结果是不分胜负，但这场战争却产生了好些重要结果。联合国在极其严峻的考验面前经受住了一次挑战。要是联合国不做出答复，就很可能引起灾难和最终的分崩离析。在联合国的旗帜之下，阻止了共产党的侵略和维护了盟国南朝鲜的独立，从而成功地实现了干预朝鲜的最初目标。在和平受到威胁时，联合国将如何行使其职能的这一实际表现，极大地提高了联合国的声誉，并且为联合国以后再因这种需要而采取军事行动开创了先例。
虽然联合国的成员国并未设法给予一致的支持，但确实有21个国家派遣了不同兵种的部队支持联合国的决定。虽然其中大多数国家只派遣了数量很少的象征性部队，但单是他们参加朝鲜战争这一事实就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这表明了他们对联合国的信赖和愿意严格执行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朝鲜战争标志着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已真正摆脱了沉闷的状态。
对美国来说，朝鲜战争也是对它的一次严峻考验。美国虽然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参加的时间比较晚，而且是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参加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在其盟国中已处于支配地位，而且被披上了非共产党世界领袖的外衣。在敌人通过侵略南朝鲜进行挑战时，与新的强国地位相一致的迎战责任便天然地落到了美国身上。在美国准备参加这场战争之前，它再也不能依靠其它一些国家与侵略者作战了，因为现在只有美国具有承担这一任务的人力和物力。幸运的是，美国很快做出了用武力对付武力的决定。由于这一决定符合联合国的宗旨，所以起到了提高联合国声望的作用。美国极其迅速地诉诸武力向共产党表明，它已接受了它的领袖地位，决不会允许敌人肆意进行赤裸裸的侵略。要是不做出反应，就很可能重演希特勒长驱直人来因兰地区 [ 注：来因兰地区在今西德境内。 ] 的灾难性事件。作为反共产党国家先锋战士的美国已经赢得了自己的声誉。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指挥联合国部队的作战过程中，远比过去只关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形势。朝鲜战争爆发以前，美国一直将重点放在欧洲，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条约将许多欧洲国家和美国联系在一起了。这一政策是成功的，因为这个组织的大多数国家都向联合国军司令部派遣了部队。在战争的推动下，美国决定进一步扩大它的盟国体系，开始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家缔结安全条约。新西兰、澳大利亚、菲律宾、日本和南朝鲜等国家都在朝鲜战争期间或是在其结束之后不久与美国结成了防御联盟，后来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如国民党中国也与美国结成了这种联盟。朝鲜的经验证明，盟国有助于控制有利的世界舆论，它们在人力、物力和政治上的支援为寻求和平做出了十分宝贵的贡献。朝鲜战争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美国与整个西太平洋和亚洲大陆的非共产党国家建立了大量的政治与经济联系。
在远东，从朝鲜战争中出现了两个比过去越来越强大的国家。其一便是由朝鲜，它的武装部队在3年战争期间增加了6倍，在战争结束时其总数已接近600000人。大部分部队都经过了训练和装备，其战斗效能已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战争结束时的北朝鲜相比，韩国的现有作战部队占有相当的优势。通过对现役军官和非现役军官队伍的进一步训练和培养，韩国部队最后就会成为未来抗击共产党侵略的主力，或者成为中共军队撤出朝鲜之后实现韩国统一之梦想的工具。
另一个在战争中提高了地位的国家是共产党中国。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由于共产党中国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和坚强有力的领导，因此它也在朝鲜战场上赢得了自己的声誉，而且看来很快会成为远东与西太平洋地区共产党的领袖。
朝鲜战争为美国和中国检验双方的勇敢精神和了解双方的实力与薄弱环节提供了机会。双方都发现，军事胜利的代价要比预计的大得多，要再次诉诸武力实现军事胜利的目标是极其困难的，谁都不会对此低估。
共产党中国的崛起还会引起一些与苏联今后在远东的作用有关的有趣问题。战争以前，俄国人对北朝鲜的事务实行了控制。中国参战之后，从表面上看来，苏联乐意向共产党中国和北朝鲜提供大量的作战物资，并在联合国辩论中给予这两个国家强有力的支持。在谈判期间，北朝鲜人似乎是按共产党中国的旨意行动，不易看出苏联在其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共产党中国的逐渐强大和威望的不断提高，必然会对苏联在远东共产党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随着北平影响的强大，莫斯科的声誉必然会下降。这种力量变化会引起什么长期后果，将取决于今后的中苏关系。虽然目前对今后的中苏关系并不能预测，但有一点似乎是很明显的，即共产党中国很快会提高它在共产党集团中的地位。自1917年以来，在共产党世界的舞台上，首次出现了争夺其领导地位的潜在对手。
从间接方面看，共产党中国和北朝鲜都从长期的停战谈判中得到了外交上的好处。尽管美国没有正式承认这两个同家，而且美国代表是以联合国代去身份参加谈判和签署停战协定的，但要驳倒美国已在谈判过程中给予了它们事实上的承认的说法却是很难的。同时，共产党在整个谈判中一直拒绝承认韩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任何合法地位。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显然是占了上风。
另一方面，美国开创了反对强迫遣返战俘的先例，尽管这一胜利由于战俘营中多次发生反对甄别的暴乱而使之黯然失色。但美国对这种主张一直坚持了15个月之久，拒绝考虑其他任何条件的解决办法。后来又提出了其他一些建议，其中包括哈里森1952年提出的全部释放拒绝遣返的俘虏的建议，正如李承晚在1953年6月释放俘虏一样。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的这种既成事实的解决办法本来给共产党提供了一条很好的出路，因为他们可以指控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单方面行动，还可以避免因直接提出这个问题而丢失面子。但在北平对这个建议进行研究以前，中国人对美国1952年这一行动的反应一直是犹豫不决的。
虽然反对强迫遣返的长期影响作用还可能是一个尚待观察的问题，但50000名俘虏已根据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这一立场拒绝回到共产党的控制下这一事实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可是，这种保护拒绝遣返之战俘的人道主义的主张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据第8集团军估计，为了保护他们的这种权利，在这15个月当中，联合国军方面有125000多人伤亡，而敌人方面包括被击毙的、受伤的和被俘的在内，伤亡人数达250000以上。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就会提出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即究竟是50000名拒绝遣返的俘虏和被敌人监禁的12000多名战俘重要，还是在前线作战的成千上万的士兵重要。在军事停战谈判中，是首先考虑在前线作战的人呢还是首先考虑被俘的人？这一直是一个很难决定的问题。相对地说来，和整个战争期间所蒙受的整个伤亡人数相比，这5个月中的伤亡人数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联合国军一共伤亡了500000人以上，其中有94000多人死亡。据估计，包括被俘的人在内，共产党方面损失1500000人以上。被消耗的经费就难以计算了，尤其是共产党方面的。据美国的一位专家计算，到1956年止，这场战争及其副产物已使美国耗去了830亿美元，仅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耗去的经费。
由于朝鲜的领地之争从性质上讲是次要的，没有取得战争的全面胜利，对参战国虽然是一种挫折，但在此种情况下，并不一定就是一种很差的解决办法。但双方所寻求的停火和妥协结果并没有导致失意的一方寻求报复。尽管李承晚对停火可能不高兴，但只要他依赖于美国的军事援助，他则难以重新点燃军事冲突的战火。
除了上述国际性的变化外，国内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在朝鲜进行的这场非决定性战争中，美国再一次开始全面检修和加强它的军事机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度很强大的美国军事机构每况愈下的情况得到了制止，并且已开始对其进行重建和恢复。在这一方面，朝鲜的经验是有益的。没有打败敌人可以提醒我们的领导人和人民，在未来的挑战面前，我们的国家不能松懈警惕性和采取行动的能力。停战协定签字后，没有任何人象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样企图遣散武装部队，放下作战武器重新恢复战前的原状。朝鲜战争使大多数美国领导人明白，为了随时对付日益增加的共产主义的威胁，必须继续用大量的军费保持足够的军队和武器装备。战后期间拨出巨额国防预算便是尚未很快忘记需要备战的最明显的证据。
美国还从打一场有限战争的困难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缺乏明确的军事目标给制定军事计划的人员增加了许多麻烦，因为所有的大规模行动计划都是根据应急情况制定的。随着战争的拖延，预算经费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因为战争的延长极需要实行短期轮换计划。轮换计划虽然极有利于提高部队的士气，但却不是一种有实效的经济的解决办法。
由于政治上要千方百计地限制朝鲜战争，使得美国政府很难说服厂商转向短期的军工生产。由于转向军工生产需要大量的投资，加之国内人民的消费水平很高，所以厂商非常不愿意打乱其正常的生产程序。这种情况再一次证明，需要在和平时期建立可以马上扩大规模的从事正常生产的军工生产基地。一直过了18个月到2年才将战区所需要的新产品投入生产这个难以回避的事实也清楚地说明了军火生产的形势，而且只动员了很有限的工厂投入生产。民间经济几乎没有受到黄油和大炮政策的干扰。也许这仅仅起到了使美国士兵和人民容易接受美国能够如此耐心地在板门店进行谈判的作用。上述棘手问题终于产生了强烈要求通过直接行动或通过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进一步让步来结束战争的情绪。
一、谈判
从很多方面来看，1951年7月开始的谈判是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只要冲突的第1年里战场上的局势不稳定，向这场战争投入大部分兵力和担负支持这场战争财政负担的美国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联合国军司令部所执行的政策。但在战争相持阶段开始之后，联合国军的盟国和韩国就不再一味地保持沉默了。在停战谈判期间，他们得到了私下或公开发表其不同意见的充分机会。由于联合国军的部分欧洲成员国对在朝鲜战争中的各种消耗感到焦虑不安，他们非常希望美国把它的注意力转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需要上来。但在战争结束以前，要进行这种重点的转移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因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兴趣是希望尽快通过谈判达成停火协议。这样他们就可以致力于国内和殖民地的问题，同时还可以争取得到更多的美国经济与军事援助。韩国政府当然是反对这样做的，因为停战就很可能意味着韩国要求统一朝鲜的希望破灭和美国关心朝鲜事务的最终结束。
由于来自上述两方面的压力的不断增加，美国不得不从中进行调解。从自身的利益来说，要求我们摆脱朝鲜的牵制，把注意力转到保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集团的主要任务上来，但保护南朝鲜和日本又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这两年来，美国一直在寻求一种可以同时达到这两种目的的公正解决办法。它在继续努力争取结束朝鲜战争的同时，又努力为韩国和日本建立一支足以担负起防御任务的部队，以便有朝一日能够有效地对付共产主义的威胁。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扩充韩国军队的步伐要比扩充日本的大得多，但这并不是美国方面的过错，因为日本由于一系列的原因在选择重新武装的道路时非常小心谨慎。
在联合作战时，盟国内部发生意见分歧是屡见不鲜的。由于各个不同国家的目的千差万别，就一个共同目标达成协议只不过才是第一步。一般说来，根据当时的情况，都可能会同意必须阻止、遏制和打败敌人。但在采取何种手段和方法上出现争论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即使象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全面战争，有时也可能出现激烈而紧张的争论。虽然朝鲜战争只是一场有限战争，但也决不会例外。
美国决定同共产党进行谈判后，既不按其联合国盟国的要求急于与共产党达成协议，也不因韩国反对停火而改变它的目标。幸亏在谈判期间敌人无意谋求朝鲜问题的军事解决，尽管为了尽快就停火达成协议，双方都向对方施加了有限的压力。但双方都避免采取特别激烈的措施。联合国军没有蓄意侵入敌人在满洲里的大本营，美国也没有全力推行对共产党中国其它地方实行严格军事或经济封锁的政策。敌人对我们设在日本的基地、甚至对拥挤的釜山港也没有采取敌对行动。由于双方都从政治上和军事上限制战争的发展，因此自然而然地对其军事行动加以了限制。
一些批评家抨击美国开始谈判的举动是操之过急。海军上将乔伊认为，美国对马利克1951年6月提出的建议迅速做出反应给人留下了美国特别希望或需要停火的印象，而且可能会被说成为一种软弱的表现。也许美国本来是可以采取一种比较缓慢而隐讳的方式来避免这种操之过急表现的，这样就不会让敌人在心理上和宣传中占上风。但能否在较短的时间里缔结停战协定毕竟是令人怀疑的，因为1951年夏天联合国军在开城和战场上的行动使人很快丢掉了敌人对联合国军的停火要求可能给予了重视的幻想。
在开城参加过第1次会谈的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和新闻工作者中，起初对达成停火协定的时间比较乐观。谈判开始后的第3天，海军上将伯克在给他妻子的信中最后写道：“有希望在苹果成熟以前离开这里(指汶山里)”。但他在7月末战役快结束时写给其妻子的信中的最后附上了一句迥然不同的话：“如果形势不发生突变的话，可望在1年左右离开这里”。了解共产党的要求和战术后，这位海军上将很快放弃了争取尽快解决问题的想法。
要是谈判只严格地限于军事问题，也许能够比较迅速地达成停火协议。原先美国是不准备讨论政治问题的，只限制代表团讨论与停火有关的军事问题。既不准备讨论台湾也不准备讨论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都被成功地避开了。由于意识到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实现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因此美国主张达成一项长期停战协定，共方对此亦未提出异议。美国关于成立军事停战委员会的建议已为共方接受，尽管他们要求同时成立中立国监督委员会及其检查小组作为在非军事区以外执行监督任务的机构。令人感到不胜惊讶的是，共方竟同意将检查这一条款写入最后的协定书中，尽管附上了限定条件。他们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严格遵守其不增加非朝鲜部队和不从外部向朝鲜集结物资的诺言，谁也不清楚，但他们的确在纸上做出了保证。敌人不同意美方提出的建立跨度为20英里宽的非军事区的要求，而建议将其缩小到4公里宽。另一方面，共方放弃了恢复三八线的要求，同意按接触线解决。由于美方坚持最终从朝鲜撤出非朝鲜部队属于政治问题，所以也被暂时搁置起来了。
由于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难以截然分开，所以在讨论中要回避这许多问题所涉及到的政治问题是不可能的。共产党方面对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极为清楚的，因此，他们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从他们所支持的目标中捞取政治上、心理或宣传上的资本。谈判开始之前，李奇微就准确地预言过，敌人会进行大量的宣传演说，因此需要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具有极大的耐心。这些比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的政治经验丰富得多的共产党代表的表演完全证明了李奇微的预言。
但是在谈判中提出志愿遣返这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和其全部政治意义的并不是敌人。共产党是希望实行交换全部俘虏的简单办法，是美国出于人道主义和政治上的双重考虑决定坚持让俘虏拥有自决的权利。
敌人不愿承认会有大批人背叛共产党世界是不会使人感到惊讶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直接承认自由世界的生活要优于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生活。从停战谈判一开始，敌人对双方之间的任何细微差异都极为敏感。为了能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在首次全体会议上使用的旗帜形成对应，他们迅速地赶制了一面旗帜；为了压倒联合国军司令部所修建的卫生设施，他们迅速地修起了色彩鲜艳的卫生设施；还从俄国进口了一辆专供南日使用的轿车，以便与海军上将乔伊乘坐的轿车相匹敌。他们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最后坚持要各方在9本停战协定书文本上签字。
尽管共产党方面极力否认他们是在讨价还价，但他们说的和做的完全两样。早在1951年春天，一位老资格的中国人曾就此向陆军最高统帅部提出过一些明智的建议。驻中华民国武官戴维·B．巴雷特上校也对与中国人讨价还价的危险提出过警告。他说，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其条件之后，平静而坚定不一地坚持其立场，虽然中国人可能会咆哮和进行威胁，但他们终归会让步的。另一方面，要是联合国军司令部出现软弱和犹豫不决，中国人就会继续讨价还价，直到他们获胜方肯罢休。巴雷特最后说，只有当他们不再咆哮并心平气和地和你讲话时，你才能肯定，他们已下定最后决心不接受你提出的条件。
这些意见的正确性都在谈判中得到了证实。共方代表不止一次地先让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提出建议，这样他们就可以接受其中对其有利的部分和争取得到更多的让步。最后，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拒绝再做出让步，他们就会提出反建议，做出一部分相应的让步。只要双方在数量相等的条款上做出让步，就可以达成一项折衷协议。凡是联合国军司令部就某一条款的最后提案中能够提出平衡的妥协条件并拒绝再进一步对此进行讨论时，就可以很快地形成结果。在敌方代表确信他们不可能得到更好的结果之前，他们就会继续没完没了地拖延和争论。
正如巴雷特所警告的那样，共产党果然使出了他们的全部战术。海军上将伯克对共产党在谈判初期时的战术曾发表过看法。他指出，“如果一个人不大量研究共产党的谈判战术，当他初次遇上这些战术时，对他必然会受到的粗野攻击决不会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头一天晚上还是解方那旨在干扰谈判或争取得到更多让步的粗暴的恐吓和不堪入耳的谩骂与攻击；但在一夜之间当其准备解决问题时，他们又会突然采取温和、讲理和务实的态度。如果他们发现联合国军司令部准备做出让步，他们的宣传声势就会变得很小；如果局势于他们不利，他们就会进行声势浩大的宣传。
由于共产党的诡辩术使他们能自圆其说，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使用一切可能促成谈判成功的方法。和共产党在会谈帐篷中的咆哮、诅咒、辱骂与蛮横无礼一样，歪曲历史、捏造莫须有的罪名、在战俘营中制造事端也是他们惯用的伎俩。这是他们通过施加压力扰乱对方时所玩弄的全部手法。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因不冷静而动感情，就有可能酿成错误，因为在停战谈判桌上的冷战往往是与前方的热战相互配合的。
海军上将伯克在这场神经战中发现：“当然，在与这些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最根本的是不能带有任何个人的情感。情感毕竟代替不了谈判。象这样的谈判，唯有冷静地考虑每一步行动和每一个观点，拿出极大的耐心、沉着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方有取得成功的可能。在一系列漫长的会谈中，只要我们表现出这些品质，共产党方面就会显得有些不安”。尽管共产党方面不断地进行挑衅，但乔伊和哈里森非常出色地表现了上述品质。除了极个别时候外，他们很少因敌人的诱惑而进行还击。
在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成员中，除了韩国的代表外，其他人都受到了语言方面的限制。这虽然有其不利的一面，但也是一件幸事。正是由于在翻译以前他们不懂共产党代表高声叱责的意思，加之在翻译过程中又失去了原话的部分粗野风味，故使原话的效果大大减弱。另一方面，在语意的理解上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李奇微将军曾经提醒过代表团注意这个问题，告诫他们尽量重视可能会出现的误解。由于双方的传统习惯、背景知识和所受教育的不同，因此对诸如“逻辑”、“理由”、“非正义”、“民主”等词语的理解也完全不同，照字面译出来只能把问题搞复杂。只有把这些词语仔细解释清楚之后，才能使对方真正明白它们的意思。
随着谈判时间的延长，双方代表团的调子开始越来越接近。在双方的建议中，都一律根据具体情况加上一句“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因为合理而富有诚意的建议是“通向和平的桥梁”是绝对不会错的。双方代表还随意使用象“你们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而我们的逻辑是合情合理的”这类句子。经过几周时间的会谈后，海军上将伯克就告诉他的妻子说：“我想，今后我们每个人在起草声明时，要不使用漂亮的形容词将是很难的，因为‘非正义的’、‘不公正的’和‘不讲道理的’等正在成为我们标准的口头禅”。
同敌人在语意上进行的这一番争议说明，为了研究译文中的每个词语的确切含意，在谈判以前，需要翻译参谋人员进行认真细致的准备工作，以防发生错译现象。因为一旦敌人想拖延谈判时间，他们就会迅速抓住和利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小错误大做文章。
在停战谈判帐篷内进行的全部唇枪舌剑之战中，耐心和沉着似乎是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的两个最重要的法宝。因为只有耐心，他们才能忍受共方代表旨在抵毁对方不同意见而进行的攻击、诽谤和莫须有的指控等，因为只有沉着，他们才能在提出最后或最起码的意见时用不致引起误解的方式表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立场。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令人信服地经受住了对方暴风雨般的辱骂、片面的指控和肆意的曲解，最后敌人就会提出一项较为可取的建议或甚至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提出的建议。作为一个民族之代表的美国代表们虽然常常受到过于急躁的指责，而且他们也有着自己的情感，但他们在谈判中却表现得极为出色。
二、战场
在后两年战争期间，战场上的形势是和谈判互相呼应的。联合国军首先对共产党1951年夏在开城采取的拖延政策做出的反应是向他们施加军事压力。随后所实施的有限行动毫无疑问地表明，这是联合国军在后两年战争中采取的最好军事努力。1951年10月，第8集团军使敌人遭受的伤亡总人数创了谈判期间的最高月记录，而且占领了很有价值的防御地形。联合国军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无疑是敌人决定恢复谈判的一个原因。
但是，联合国军的胜利也是来之不易的，人们不会忘记联合国军在这次攻势中蒙受了40000人的伤亡这一无情的事实。因此，人员伤亡代价的大小成为以后做出军事决策时重点考虑的问题。1951年11月开始展开的“积极防御”和谈判的恢复就是这一观点的结果。李奇微和范弗里特之所以不同意和取消了1951年秋冬两季的几次大规模攻势计划，正是因为怕引起严重伤亡。
后来，有些观察员对联合国军1951年11月减轻对敌人的地面压力和确定临时分界线的明智做法提出了质疑，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行动将有利于敌人巩固他们的防线，而且使联合国军失去了迫使共产党在板门店谈判中采取比较明智的态度的手段。
长期向敌人施加地面压力究竟能否迫使敌人很快地做出让步是一个谁也难以肯定的问题。因为尽管持续的严重伤亡可能会使敌人改变对谈判的态度，但人力是共产党最丰富的资源之一，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其投入战争。但必须记住，如果让这种攻势继续下去，就意味着第8集团军的伤亡人数也会急剧地增多。如果我们的目标仅仅是为了占据一些地形而不是着眼于军事上的胜利，在美国人民的严厉批评面前，试问第8集团军又能将这种代价高昂的攻势持续多久呢？
很明显，1951年后期双方承认分界线的有效期为30天导致了事实上的停火，并且一直延续到1952年10月。1951年12月至1952年9月，双方的伤亡人数大幅度下降证明了这一事实。在此期间，联合国军方面的伤亡人数平均每月不到3500，共产党方面则不到15000(估计数)。相比之下，1951年10月联合国军的伤亡总人数近20000，而共军的伤亡人数达80000以上(估计数)。
由于双方在后两年的战争中部无意突破分界线的范围，所以战争本身只限于在19英里宽的战场上进行争夺。由于双方都注视着停战谈判的进展情况，所以前方的消耗战也一直毫无结果的停停打打、打打停停。在大部分战斗中，双方都不愿仅仅为了夺取几个地形而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因为已经证明这种战斗的代价极为惨重。在克拉克将军指挥下发起的那次地面攻势是一次远远超过原计划的冒险行动。对共产党的强大力量和其防线纵深进行这次检验之后，克拉克一直是采取严格的守势。
只是在战争快临近结束时，地面战场才开始再度活跃起来。1953年春，共产党决定利用战场向谈判施加压力和为他们宣称在军事上的胜利做必要的准备。只要牺牲能使他们今后在政治上捞到好处，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用大量生命去换取几个高地。
联合国军在1951年后期和1952年大部分时间放弃大规模地面行动是想用空中压力代替地面压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在空中战役中的英勇行动无疑使敌人受到了沉重打击，但由于战争平静期的后勤保障跟不上，因此未达到足以使敌人在重要的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的程度。
双方的军事行动对停战谈判的进展究竟有多大影响是很难做出任何准确估价的。说明战场与谈判的相互关系要比说明战斗行动对停战谈判的间接影响容易得多。
但是，地面战争的相持的确产生了一些对其它方面有深远影响的情况，如前方存在的士气问题。联合国军的短期轮换政策和在日本实行的休整计划虽然有助于恢复军队的士气，但正如泰勒将军在1953年5月指出的，下面这种因素很可能会使本来不怎么高的士气更加低落。
“这种因素产生于以其特殊表现形式反应在朝鲜的动荡不定和变幻莫测的世界政治形势。前线的士兵对政治目标没有多大兴趣，而且一般都不会对其做出很高的评价。他们需要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具体目标，达到这一目标就希望停火、解除生死之忧和脱离令人厌倦的战争环境。尤其对美国的士兵来说，延长他们占领或守卫固定防线任务的时间会使他们产生一种徒劳无益和对最后结局猜疑不定的想法”。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缺乏明确的战争目标只能使士兵尤其是使各级军事指挥官越来越士气低落和失去耐心。
尽管在停战谈判期间缺乏明确的战争目标，但第8集团军却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在有几次战斗中，有几支联合国军的部队表现得并不那么出色，但这只不过是几种例外。观察员一直认为，由李奇微重新组建后经范弗里特和泰勒加强的第8集团军是一支非常优秀的野战部队。它不但经受住了防御战的考验，而且实施了有效的反攻。由于在战争的后半期受到了战争升级的限制，所以第8集团军并未真正得到检验其攻击能力的机会。向北方发起大规模的进攻计划一律被取消，战争以防御的方式开始，又在防御中结束。
由于敌人的步兵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堑壕和掩体里，所以炮兵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范弗里特称这场战争是一场炮战。他对一位美国观察员说，他将击败敌人的90％的任务安排给联合国军的炮兵。通过向敌人大量倾泻炮弹，联合国军抵消了敌人在人数上的优势和减少了我方的伤亡。这种办法在对付共产党采用“人海”战术攻占联合国军的阵地时特别奏效。一旦敌人钻出他们的堑壕和掩体，就会完全暴露在我强大的协调火力之下而遭到惨重伤亡。另外，反炮兵战、遮断射击与扰乱射击不但可以继续构成对敌人的压力和造成敌人的伤亡，而且能起到瓦解敌人士气和鼓舞联合国军部队士气的作用。
但是，只要共军部队继续守在他们精心构筑的野战临时防御工事中，他们就很不容易受到打击。1953年4月战场上处于相对平静时，联合国军炮兵部队向敌军发射了120万名发炮弹，但在这一月中各种原因引起的共军战斗伤亡人数据估计只有10500人。即使所有这些伤亡都是炮击引起的，平均也要100多发炮弹才能使1人伤亡，何况并非全是炮击引起的。
联合国军炮兵的优势主要在于它有较好的射击控制设备和技术以及弹药的提供，而并不在于部队与武器的数量。在朝鲜的共军炮兵部队是联合国军的2倍多，而且在大炮的数量方面也占有较大的优势。而主要差别是每门大炮所发射的炮弹数量。由于联合国军的炮弹储备量比共军的多，加之补给系统的速度比共军的快，因此而具有较大的优势。在这方面，联合国军的空中封锁战役给予了有效的援助，因为它使敌人向前线运送弹药的工作受到严重威胁、速度大大减慢。通过限制敌人运往前线战场上的炮弹数量，空军部队有效地减少了敌人的行动次数和拯救了联合国军的生命。
控制朝鲜领空和海上要道同样使联合国军取得了其他方面的优势。这意味着敌人的全部补给都必须通过有限的陆上交道运入朝鲜，从而极大地加重了其交通线上的负担；而联合国军则可以任意使用海陆交通线为其部队提供补给。制空和制海权还取得了宝贵的心理上的优势，因为敌人从空中和海上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威胁虽然一直存在，但从未成为真正的事实。因此可以忽视共产党试图粉碎联合国军控制的挑战。这也许是纯粹的侥幸，因为象釜山这样的地区特别容易遭到突然袭击。
随着战争的逐渐平静，共产党军队的补给形势亦开始好转。尽管敌人的运输线遭到了联合国军的空中攻击，但敌人的弹药储备仍然增多了，射击技术也比过去提高了。在配合他们1953年6、7两个月的最后攻势中，他们的炮火准确而有力。
由于联合国军具有弹药补给的优势和掌握了制空权，所以共产党军队不得不构筑能够承受炮击和空中攻击严重打击的野战临时防御工事。在组织其防御中，为了能有效地避免受到严重打击，敌人部队不但挖了很深的堑壕和在其上面加上了坚固的覆盖物，而且对其阵地进行了精心的伪装。正如一位老资格的观察员后来所指出的那样，与第8集团军的士兵所构筑的大部分防御工事相比，他们构筑的防御工事则更加接近美国陆军野战手册所提出的规范标准。在大部分时候，除非是重磅炸弹或平射弹道武器直接命中，否则是难以摧毁敌人防御掩体和火炮发射阵地的。第8集团军的许多部队都不如敌军如此认真，他们构筑的掩体和掩蔽部不是里面没有足够的支撑物，就是上面没有坚固的覆盖物。所以一场大雨之后，就会普遍发生塌方，这种情况尤以1952－1953年冬季前严重。
中共军队在过去是实行的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部队的移动迅速而利落。通过加强纵深防线，他们巧妙地守卫着阵地。在阵地防御中，他们仍是坚持运动战，常常在联合国军发起攻击时，他们迅速地后撤，待联合国军占领一些目标以后，他们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反攻。
1952年底，美国第2师汇编了一本中共军队的作战资料，第8集团军认为值得翻印。以下是从中摘录的几段。
1、在进攻中，敌人特别善于利用地形。不管其部队人数多少，他们都实行机动，而且惯于从几个不同的方向发起进攻。
2、在进攻中使用火炮和迫击炮支援时，中国军队紧跟在其火炮与迫击炮的弹幕后面。
3、采取积极的警戒措施和确保通讯的安全。中国军队在发起攻击前进行的猛烈轰炸常常使联合国军的通讯陷于瘫痪。
4、中共军队在防御中采用了相互支援的坚固支撑点体系。在其阵地之间的地带和通往阵地的要道上都得到火力的掩护。
5、中共军队士兵能迅速挖成很深的堑壕，从而有效地保护他们不受到联合国军的全部轰炸。在炮击逐渐平息下来时，他们能迅速进入战斗位置守卫他们的阵地。
6、中共军队的巡逻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有着明确的目的，即侦察联合国军阵地上的兵力和武器配备。他们还观察我军的巡逻路线和活动习惯，为他们设伏我方巡逻做准备。
7、敌人在巡逻中同样实行机动。中共逻巡部队常运动到我方巡逻部队的两侧和背后，试图对他们进行合围。
8、敌人尽一切力量打扫战场上的物资和处理他们自己及友军的死伤人员。因此，在战斗结束后，我方必须控制战斗的现场。
该报告在最后的小结中指出：“中共士兵并不是超人。他们在其所在的小部队单位中受到了充分的大无畏的教育，这些部队的行动结果清楚地证明，他们有着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他们构筑的坚固防御工事显示了他们的吃苦耐劳精神。他们在没有联络飞机和通讯设备很差的条件下，面对联合国军的空中优势和联络飞机，仍然成功地实施了他们的防御行动。从每次战斗之后他们搜罗战场上的各种杂七杂八的设备可以看出，他们是在勒紧裤带作战”。
除了上述这些令人赞扬的地方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敌人不但智勇双全，而且能吃苦耐劳。由于他们生长在连年饥荒不断的不发达的中国，所以能够以极少一点供给维持生活和忍受极度的艰难困苦。在一种生命被人视为一文不值的环境里，唯有吃苦耐劳才能使他们活下去。“勒紧裤带作战”的提法在许多方面都适用于中国人在朝鲜进行的全部努力。他们在与技术高度发达和在海上、陆上、空中、通讯、运输诸方面都占有优势的对手交战中，仍不惜用大量的人力守卫住了他们的阵地。在缺乏工程设备的条件下，蒋介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人工劳动为美国飞机修建机场，而且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巨大工程。在朝鲜，中国人再一次地显示了如何用大量的人力来代替机械化。虽然从原则上讲这可能是一种很浪费的不经济的办法，但它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应急办法和对抗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上的优势不但不能轻易地带来战争的胜利，而且根本不可能导致战争的胜利。
但这决不是说敌人是完美无缺的和中国人是什么超人。他们在发起进攻之前向部队宣布攻击的目标和在公开的会议上讨论作战行动常常会使一些认定从该次行动中活着出来的机会不很大的士兵开小差逃跑。联合国军有时从这些逃兵的口供中预先得到了敌人即将发起攻击的消息，因此有时间为“热情接待敌人”做好准备。正是在这种时候中国军队体系中还会出现另一种错误，即一旦下达攻击命令后，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让更改的。即使显然遇到了未曾预料的情况而不能实施时，部队指挥员仍坚持按原计划执行，不调动大家的主动性和不按实际情况取消作战命令，使敌在过去两年中受到了某些很惨重的伤亡，白马山战斗就是这种作法的见证。
联合国军和共产党军队的优势或劣势都不是绝对的，如果再次发生战争，哪怕是局部战争，双方在作战中就可能遇到完全不同的情况和产生出与第一次交战截然不同的结果。共产党中国疯狂般地努力加快工业化，可能解决他们技术上的一些落后问题。随着工业的不断向前发展，武器和战术也可能随之变化，双方的相对能力也会发生改变。
另一方面，未来的战争很可能证明与朝鲜战争有许多共同之处。由于新式武器和战术的出现，虽然很多军事上的经验已变得不再适用，但从朝鲜战争中获得的敌军方面的情况将有助于制定今后的计划和战略与避免再度出现过低估计敌人力量的可能性。由于共产党想最终主宰整个世界的目标不可能改变，但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在朝鲜与共产党打交道中所得到的政治经验对解决今后的公开冲突和在政治上回击共产党的种种企图都将是十分宝贵的。如果因为没有取得胜利就忽视或忘记在朝鲜战争的战场上和谈判中通过千辛万苦而得来的教训，那才是真正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