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中期的海战和空战·第十四
作者：沃尔特·G．赫姆斯·美国
出自————《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
出自————《战争通史》
一、战略和战术意义的空战
虽然共产党在地面兵力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联合国军司令部依然控制着北朝鲜的领空。尽管敌人在满洲里建立了他们的空中力量，但在1952年春，共产党在空中力量方面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是无法伦比的。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歼击机、轰炸机任意在空中飞行，只是偶尔才和敌人有一场小型的遭遇战。
5月，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空战行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铁路系统的封锁计划和停战谈判同等重要。每当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飞机破坏了共产党的铁路运输线，他们就只好出动修理部队把它修好，由此可见，“进一步对铁路系统发动进攻，事实上，就是拿技术熟练的飞行员以及现代化的先进空中装备去对抗未经训练的、用锄头和铁锹武装起来的东方苦力。”假如要继续对敌人施加军事压力，迫使共产党接受停战，看来必须改变目前对铁路系统封锁递减的状况。
这样一来，6月初，联合国军司令部对铁路系统的封锁范围就扩大了。在前线，第5航空队的战斗轰炸机集中力量袭击敌人的弹药库、设备以及攻击人员密集的地方。与此同时，中型轰炸机开始把它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机场、铁路系统、弹药库和联络中心上。空中行动的第一步是：5月8日486架战斗轰炸机在离平壤东南40英里远的地方——遂安上空进行了时间长达13个钟头的轰炸，大面积地摧毁建筑物、弹药库、车辆以及炮火阵地，造成了开战以来破坏性最大的一次空袭。
北朝鲜发电厂
随后对破坏铁路系统的兴趣逐渐减弱，空战策划者们开始寻找新的有利可图的目标，他们又一次把注意力放在重要的、尚未受到破坏的北朝鲜水力发电厂上。位于鸭绿江边的细湖堤坝和工厂也是他们感兴趣的目标，因为这些工厂给中国人和北朝鲜人提供能源。为了避免让中国人找到干预的借口，美国领导人曾于1950年11月6日公布过一道禁令，禁止轰炸鸭绿江沿岸的堤坝和工厂，并且一直没有收回此令。后来谈判开始，他们重申了这道禁令，但一字不提发电厂的事情。
唯恐破坏发电装置的行为会给和平谈判的进展带来副作用，李奇微不同意空军去轰击它们。1952年3月，他通知韦兰德将军，假如共产党有意通过拖延达成停战协议来加强他们的进犯能力，他将改变主意，但目前他不同意采取任何进犯行为。他认为，只要能源工厂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国民经济，破坏性行为似乎就是不合理的。
但韦兰德却持有不同的看法。在给华盛顿空军计划建议的答复中，他指出联合国军司令部摧毁水电站的同时应该发动其他的空中进攻，切断敌人的能源，使得敌人无法在那些小小的工厂以及铁路隧道里进行修修补补的工作；韦兰德又说，通过破坏共产党小规模范围内的生产，可以向共产党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加快谈判速度；至于方法问题，韦兰德认为，选择几个适宜飞行的好日子，出动500架战斗轰炸机和80架中型轰炸机就可以圆满完成这一任务。
很自然，韦兰德应该迅速通过空军把这一计划报请参谋长联席会议。当参谋长联席会议询问李奇微和韦兰德之间对此分歧时，李奇微表现出很不耐烦的样子。联合国军司令告诉他的上司，在一般情况下，与其要他们向水力发电装置发起进攻，还不如遵循正常的做法等待时机的成熟；李奇微最后说，他一直在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除非不得已，否则不必发动进攻。
5月12日，克拉克接替了李奇微的工作。此后不久，他研究了形势，决定尽可能地强化空中优势。他发现其中最有利的目标就是这个尚未接触过的水力发电厂。尽管他没有轰炸鸭绿江边水力发电装置的权力，但是他指令韦兰德作出计划，准备摧毁其他所有主要的水力设施，由空军协助战斗，而海军则一开始就参加这场即将发动的进攻。
当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得知克拉克准备轰击水电目标时，他们通过国防部长取得了总统的许可。总统同意撤销对细湖工厂轰击的禁令，鉴于这是北朝鲜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发电厂，总统批准以空中力量毁灭整个工厂。与此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克拉克，要他自行决定，随时行事。但联席会议同时提醒克拉克，对苏联边界12英里以内的地区的限制行动仍然有效，注意不要误炸满洲里领域。
约瑟夫·T．克拉克中将于5月20日被任命为第7舰队司令，他渴望海军部队参加攻打细湖以及其他能源目标的战斗。他飞抵汉城，同时很快说服了少将格伦·O．巴克斯，要他同意让俯冲轰炸机和战斗机加入第5航空队的袭击部队。6月23日，35架海军轰炸机(AD型空中袭击机)和35架黑豹喷气式战斗机(FgF’s)，从“普林斯顿”、“博克沙”和“菲律宾海”等航空母舰上起飞，在空中歼击机(F－86’s)飞行中队作俯冲轰炸时，对细湖工厂狂轰，在黑豹喷气式战斗机压制高射炮火力时，海军俯冲轰炸机投下了炸弹。海军飞机刚完成任务，79架雷电式喷气机(F－84’s)和45架击星战斗机(F－80’s)紧紧跟上，并且投掷了炸弹。共产党停放在鸭绿江对岸机场的200多架战斗机无法抵抗，纷纷匆匆起飞，飞往内陆。
后来的三天，第6航空队的700多架战斗轰炸机、200多架歼击机以及海军的500多架次飞机对能源系统进行了轰炸。根据飞行员的报告，细湖发电站遭到严重破坏，其他10个能源工厂也停工了；2个水电工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破坏。黑暗笼罩着北朝鲜达两个星期之久，随后逐渐得到恢复。
轰炸水电工程一事立即引起英国工党和报界的强烈愤慨。因为仅在前不久，英国国防部长亚力山大伯爵才访问过克拉克，英国人感到沮丧的是国防部长并没有得知这些预谋行动的消息。实际上，在亚力山大6月18日离开朝鲜以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才通过克拉克的报告，但这一点很难使英国人相信。一直到国务卿艾奇逊在伦敦承认美国有错误，它应该事先和英国商讨此事时，丘吉尔政府才勉强通过了工党的指责。艾奇逊说，虽然美国并非一定要把轰炸能源工厂一事通知英国，但是作为礼节，应该事先让他们知道。
看来，英国人最担忧的是，电站的破坏很可能会导致中国中断停战谈判或者要求全面遣返战俘。克拉克随后指出，他对此举在英国引起的骚动表示惊讶；但表示，今后在任何地方，只要他们认为是值得的，就将继续采取同样的行动，直至达成停火协定。他告诫人们，尽管共产党指责美国人的行动横蛮无理，但他们却没有中止会谈，也没有寻求报复行动。
在美国，情况却正好与联合国的反应相反。国会及其他一些团体责问：为什么不早些日子就轰炸发电厂？克拉克无力帮助参谋长联席会议回答这一问题，因为他找不到拖延行动的任何理由。7月19日，洛弗特告诉一位国会代表，阻碍这一行动的7个不利因素是：1．战后的建设问题；2．一些工厂遭到破坏后刚刚修复；3．工厂电容量过剩问题；4．可能造成美国空军的损失；5．北朝鲜利用在满洲里和苏联的能源，有可能对工厂所遭受的损失向美国人进行报复；6．估计对和谈会产生影响；7．首先考虑了其他目标。从后来的情况可以看出，这其中的一些因素显然被估计过高，或者在当时就已经过时。
导致这种不满情绪的另一个因素是委任一名英国代表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成员。这件事原先讨论过，并予以否决，原因是李奇微认为破例地重用英国人将会导致其他参加朝鲜战争的联合国同盟国代表提出同样的要求。当亚历山大访问朝鲜时，克拉克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尽管可能存在不利的因素，他愿意接收英国人为司令部成员。为制止这种抵触情绪所招致的非难行为，丘吉尔7月1日声明，英国代表将在近期内接受任命。实际上，还没到这月的月底，少将史蒂文·N．苏史密斯就被指定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一个副代表。但是，他的委任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官员而已，美国和英国之间的联络网象过去一样，还是通过在朝鲜和华盛顿的正常的政治和军事渠道进行。
总之，轰炸发电系统已变成了空中战斗的既定部分。细湖发电站于9月11日到12日遭到了B－29的空袭，其他的工厂每当准备恢复生产时就遭到袭击。
6月期间，远东空军部队也打算对北朝鲜的首都——平壤发动又一次进攻。韦兰德报告克拉克，该城附近新的军事目标已被发现并可能被摧毁。克拉克并不反对轰炸平壤，但是他担心共产党设立在该城附近的第9号战俘营的俘虏。由于无法对战俘营进行空中侦察，克拉克指示远东空军借助附近的海上航标照明指挥战斗，使该战俘营免于损失。
时机看来已成熟，7月5日，克拉克批准对平壤采取行动。7月11日，在长达11个钟头的时间内，出动飞机达1254架次。第5航空队的尖刀机、雷击机；韩国和澳大利亚的战斗机；英国的流星机以及来自第7舰队的海豹机和海盗机分别从3个方向对该城的40多个目标发动进攻。当黄昏来临，B－29’s来到专门留给他们的目标进行轰炸，后勤兵站、工厂、部队营房、铁路中心以及作战阵地全部化为灰烬，共产党电台控诉道，1500座建筑物已夷为平地，其他900座遭受了1400吨炸药的狂轰，共有23000加仑的凝固汽油弹降落在这个首都城里。出动的飞机中只有1架空军的和2架海军的战斗机失踪，有8架空军飞机受到严重破坏。
8月4日，第5航空队向平壤出动战斗轰炸机达273架次，炸毁了建筑物、汽油库、炮火阵地以及军事人员驻地。8月29日，对该城进行第3次轰击，当时，苏联和中国代表正在莫斯科开会，克拉克和韦兰德认为这是开展心理空袭战的好时机。他们又一次出动1403架次空、海军飞机，分3路向首都铺天盖地而来，造成更严重的损失。经过这一场狂轰滥炸，平壤这个城市几乎已不存在任何价值，没有必要再采取大规模行动了。
空中压力以及空－陆援助
克拉克将军懂得，在陆地方面，他无法向朝鲜境内的共产党施加压力，但是他可以给空、海军打气。鼓励他们加快空中行动的步伐。1952年9月期间对发电厂和平壤的进攻无疑是最可观的，但无论如何，这也是最后一张王牌了。
7月底，63架B－29’s飞机向他们最大的目标出击，这个目标离鸭绿江不到5英里，是一个铝合金工厂，即东方轻金属公司。敌人出动喷气式和螺旋桨夜间战斗机，但未能加以有效的阻击，该工厂损失惨重。
7月27日，位于细湖的一个铅锌矿厂遭到来自博霍姆·里查德海军战斗机的袭击，第二天，位于吉州的一家菱镁矿厂也遭到来自普林斯顿航空母舰上的飞机的轰炸，9月1日，来自艾塞克斯、普林斯顿和博克沙等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袭击了仅离苏联边界8英里地方的阿吾地炼油厂，参谋长联席会议特别准许海军派出10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对原先没有受到破坏的供油中心攻击，据送来的报告所示，遭受破坏的面积很大。
整个夏季，空、海军的行动步步逼近中国边界，颇有影响的中国空军力量也只是飞越了鸭绿江，敌方的空中行动显著减少，MIG－15’s总是避免空中交战，因为空中交火已造成大部分飞机的损失。随着7、8月对工业目标轰炸的增加，敌人的飞机开始频繁活动起来，但已经没有作战的意图。一旦他们开火，尖刀机总是把他们致于死地。
1952年夏季期间，共产党甘心情愿让其部队、城市以及工厂遭受挨打，相比之下，联合国军司令部却趋此机会补充地面力量。尽管如此，陆军司令官们还是抱怨不断，指责范弗里特－埃弗雷斯特合约的规定，即在目前地面行动有限的条件下，每天派出96架次近战飞机配合第8集团军的行动。早在1951年12月，范弗里特自己就曾为此白费力气，他企图为他的每个兵团安插一个战斗轰炸机的飞行中队，坚持这样做会改进空中近战行动。空中作战部队的这种做法与空军的宗旨背道而驰，并且遭到地面部队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样的制度不灵活，无效力，在必要时，这种飞行中队不能转移到更活跃的战场。但是范弗里特并不就此罢休，在克拉克上任为总司令后，他又卷土重来。6月初，他建议把第1海军安插在第8集团军的行动管辖范围之内。
范弗里特的计划从本质上看还是和6个月前一样，那就是把一个飞行中队置于每个兵团的领导之下，建立一个联合行动中心，以便控制每个兵团司令部下属各海军部队的作用。为抵制空军制度欠灵活的论调，他打算维持第8集团军的充分控制权，把使用不得当的飞机转移到其他兵团或送回第5航空队。第8集团军司令认为，关键问题是缩短请求飞行和他们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允许飞行员熟悉他们将要进攻的地形，熟悉他们将要共同作战的地面人员，把飞行站设立在兵团前沿阵地附近，增加每天的飞行架次，排除目前牵制飞行的航空观察点，保证更好地控制空袭行动。
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克拉克与范弗里特有同感，但他丝毫不计算在具有战术意义的航空问题上，再搅起空、陆军两家结世怨仇。7月1日，他拒绝了第8集团军司令的提案，命令他的下属为实行空－陆联合行动方针而作出进一步努力。
6个星期以后，克拉克发表了改变局势的计划。他没有从根本上指定目前制度的错误，他指出，目前令人头痛的是下级对空军缺乏武器装备一事不理解，他们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空中作战方针只有在空军和陆军司令官们协商以后方能奏效。克拉克意识到陆军司令们常常在他们自己的主要炮兵力量可以胜任的情况下请求空中力量。他又说，远东司令部的空中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他们批负着许多任务。陆军无法采纳也不准备接受海军的空－陆联合行动的做法，因为它完全可以通过依靠各种大炮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克拉克认为，只有战术意义的空中行动实际上带有三重任务——空中阻击战、地面反击战以及拼搏战。尽管地面支援似乎总是最后使用，但并不说明它是可以忽略的。他认为空、陆军的合同训练可以更多地消除诸多存在的糊涂概念，他建议采取措施，达成双方更多的相互理解。
与此同时，在6月，范弗里特和第5航空队司令巴克斯将军进行磋商，讨论对战斗前沿附近的敌方强大空中力量发动最大规模进攻的问题。他认为共产党在紧靠前线的地方集结力量预示着雨季以前将有一场猛烈的风暴。因此，他敦促再一次封锁铁路系统的计划，增加近战空中援助；另外，范弗里特请求克拉克批准，出动正在满洲里边界附近对敌人夜间战斗机进行阻击的B－29’s，要他们利用夜间雷达控制轰炸技术轰炸共产党的驻地、弹药库以及靠近前线的武器装备。
巴克斯表示同意，他通知范弗里特，从主防线往后延伸，在40英里以内的地区，空军力量正在大幅度增加，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他接着又说，因为敌人隐蔽得很深，要破坏他们的集中地和弹药供应点相当困难。此时第7舰队司令克拉克上将表示欣然相助。5月，他到第8集团军前线一行，和范弗里特举行了会谈，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需要摧毁敌人集中地和弹药供应点时，航空母舰尤其适合于这种定点轰炸。范弗里特和他的陆军司令们赞赏这种海、空援助，于是第7舰队的官员们着手拟订支援近战的计划。
随着空中援助任务的增加，战斗轰炸机和中型轰炸机开始向敌人最近的后方投放炸弹和扫射。范弗里特振作起来了，在7月雨季到来之际，他成功地从巴克斯和韦兰德那里得到了轻轰炸机和中型轰炸机的援助，因为只要有合适的目标，他们是乐意合作并出动大批飞机的。
毫无疑问，对陆军来说，对铁路系统的这一封锁行动，开创了一个空中之战的更令人满意的新阶段。头顶上的飞机越来越多，严惩了那些跨越防线的敌人，前线再也不是士气低落，而是大快人心。10月的战斗更为激烈，联合国军司令部空军派出将近4500架次的飞机近战支援，袭击敌人的集中地、设备、弹药库以及碉堡等，仅仅最后一次支援行动，就出动了2200架次轰炸机。第9兵团司令詹金斯将军给第5航部队送去了感谢信，赞扬他们非同寻常的援助。
随着陆、空军两家官员互派代表视察前线和空中控制中心，他们之间的一些误解慢慢消除了。陆军部队懂得在空袭以前用无线电引信帮助驾驶员阻击高射炮的炮火；在近战援助过程中，友军的飞机损失越来越大，炮兵为排除危难作出了努力，为此，他们得到了空军的赞赏。据空军官方观察家报道，另一个表示这种情况好转的征象来自范弗里特自己，到秋天为止，他再也不催促把空军飞行中队安插在他的各个兵团里，这本身就是一个彻底的改观。
二、吉它演习
1952年夏季的海面行动主要是对朝鲜海岸进行巡逻和封锁，扫荡矿山，炮轰海岸线上的军事目标，骚扰和中断敌人的交通联络等。对韩国第1军团的炮兵来说，海面火力无论在进攻还是防守方面都给予了力量雄厚的支援。
但是海上规模最大的行动要数朝鲜东海岸的吉他。克拉克于7月会见海军司令罗勃特·P．布里斯克中将，提出第1骑兵师第8团进入朝鲜时，采取登陆行动是否有经济价值的问题，由于在日本住宿存在问题，克拉克决定让第1骑兵师的2个团先后分3批进驻朝鲜。自从第一批部队决定于10月从日本换防到朝鲜后，克拉克认为这是警告共产党的机会，不能错过。
布里期特中将衷心拥护采取行动，并建议水、陆同时行动。他说，可以想象得出，这是一种引蛇出洞的办法，敌人将会暴露他们的兵力，遭受空、海两面的夹击；还有，这将给整个联合国军司令部部队带来一个绝妙的训练机会。这大大地鼓舞了克拉克，他指示海军司令马上制定计划，配合第8集团军和第16军团的行动，加强第1骑兵师的力量。
在第7舰队司令克拉克上将的领导下，水陆联合第7任务队成立了，并确定10月15日为进攻日期；准备在吉它附近同时采取陆、海、空闪电式行动。为了达到蒙蔽敌人的目的，只是最高级的指挥官才知道这次调动只不过是一次演习而已。
第187空降团准备撤退时投掷炸弹；第8集团军准备配合登陆部队采取进攻行动，克拉克告诉范弗里特这仅仅是为了混淆敌人情报人员的视线，他们并不准备大规模地轰炸地面目标。
10月12日在江陵采取的演习行动因遇风浪而不得不停止。以后的3天里，远东空军和海军的飞机轰炸吉他周围敌人的阵地，由“洛娃”号战船 [ cdhyy注：“衣阿华”号战列舰？ ] 率领的航空母舰袭击了海滩地区。10月15日下午上半晌，突击部队打开了一个登陆通道，接着，突然而来的疾风严重地阻碍着登陆船只，但没有造成重大伤亡。
对于这样一个精心炮制的计划，敌人的反应是冷淡的。几乎看不到共产党调遣象样的部队，沿海炮兵也只是向登陆强攻部队回敬了几个炮弹。究竟敌人是缺乏快速反应，还是等待联合国军部队登陆以后才发动攻击？实在令人难以捉摸。后来，佯攻的假象被识破，全体联合国军人员真相大白，情绪变得更加低落。尽管实施这样的计划和采取升级行动曾提高了联合国军的威望，并且此次演习证明也是有价值的，但是士气低落所造成的损失抵销了以上这一切。
秋天，战斗逐渐减少，从5月到7月，战斗成果甚微。虽然空战活动曾一度引起板门店共产党的抗议，但对于联合国军提出的早日停战的条件，他们丝毫没有改变固有的强硬态度。
在地面上，高地争夺战使得敌人的伤亡比联合国军的要大，但双方都未能取得大的进展，双方都无法宣告胜利。6个月以来，共产党在人力、物力、弹药以及装备方面损耗巨大，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需要停战。从各方面看来，僵局将持续下去，战争并没有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