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之夏·第十二
作者：沃尔特·G．赫姆斯·美国
出自————《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
出自————《战争通史》
[ 注：？？缺第292页 ] 此，联合国军司令部可以集中力量，毫不动摇地处置战俘问题了。
尽管敌方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提案的前景渺茫，但是李奇微将军认为他享有美国最高地位的强硬后盾，他可以得到联合国参战国的有力支持，大大地改变目前的局势。他提议发表一个措词强硬的声明，奉告共产党这是最后的机会。然而，不管是军事机构、国务院，还是美国的同盟者都不想铤而走险，他们全然赞同发表一个公报，表明他们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立场的支持，随时也暗示这是最后的、最合理的提案，但均不打算把事情置于可能被认为是最后通牒的极坏境地。假如谈判发生中断，他们仍然期待由共产党来承担责任。
总统并不阻挠乔伊在一揽子提案的条文里使用“最后”和“不可撤销”的字眼，但是在他自己5月7日正式宣布的声明里却反映了一个更为和谐的调子，这里面没有生硬的断言，没有说明这是谈判的结束，而是为今后的交涉留有余地。
共产党代表坚持他们的反提案立场，坚持以他们拘留的12000名战俘交换联合国军司令部监禁的132000名战俘，鉴于这种情况，李奇微和乔伊都认为再也不存在召开内部会议的必要。5月6日，乔伊告诉南日将军，联合国军司令部希望恢复会谈，共产党方面表示同意。第二天的复会没有任何进展，联合国军司令部建议由红十字会以及中间代理人庇护非遣返战俘，共产党对此置之不理，相反，却控告联合国军司令部有意阻拦10万战俘返回家园。
在此关键时节，多德事件以及柯尔逊的信给敌人提供了攻击庇护政策的新弹药。5月6日，南日发动了以下攻势：
只要你方不改变目前专横跋扈的态度，放弃你们不合理的提案，我方将在这次的会议上继续揭发你们的无理提案；你们将无法逃脱你们如此执意不改的必然后果，所谓庇护的结果完全是由你方一手策划的，更是荒谬无理的；你们的被俘指挥官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你们提案的彻底破产。
4天以后，他向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们提出申诉如下：
不可改变的事实是：我们的被俘人员宁死也不愿意留在你们那里充当炮灰，而你们的被俘官员们已向公众承认不存在我们被俘人员拒绝回归的事实。我们的被俘人员无视你们的威胁和暴力，他们大义凛然地站立起来和你们的强迫性庇护政策作斗争。相反，你们被俘人员里的司令官们只好在全世界面前供认你们对待战俘的非人道待遇，为了达到强制性地庇护和重新武装战俘的目的，你们使用了疯狂的暴力，你们所做的一切是有罪的。
对于诸如共产党的这些接连不断的攻击，联合国军司令部是很难加以反驳的。在国际上，就其在对待遣返和庇护战俘的问题上，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声誉受到严重的破坏。尽管在巨济岛事件上共产党已捞了一笔油水，但他们仍然永无休止地节外生枝地制造事端。5月11日，南日声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飞机轰炸了共产党的一个战俘营，炸伤了不少联合国军的被俘人员。第二天，南日通知乔伊，载有货物的车辆在驶往板门店的路上受到袭击；5月14日，联合国军的照明弹落在中立会谈地带，随后对该地区进行了打射。面对共产党的无理取闹，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们一边拒绝承担其中的一些被控责任，一边继续采取防守攻势。
正当共产党围攻之际，上将乔伊结束了他在板门店作为主要发言人的旅行。在5月22日的告别词中，乔伊竭力回击敌方，重申他在1951年7月曾强调过的论调——“今天在此开幕的谈判会议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与会代表们的诚意。”他指出这一希望已成为泡影。乔伊敦促共产党接受一揽子提案，他最后说：“经过十个月零十二天，我觉得我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也没有什么可协商的了，现在我把这个无人羡慕的工作交给少将威廉·克·哈里森，他将作为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的高级代表接替我的工作，他将进一步和你们打交道。愿上帝保佑他！”
乔伊在逆境中作出了努力。尽管骚扰不断，他却抑制了自己的感情，在艰难的情况下尽了责任，也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共产党的争辩出现弱点，他都给予了猛烈的抨击。在他带领代表团参加谈判的10个月里，除战俘遣返问题外，所有磋商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即使在战俘遣返这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上，争论也已告结束。假如任何一方都不作妥协，停战协定是无法签署的。在离开远东之际，乔伊颇为满意地思量着自己所做的一切。谈判限于僵局并非他的责任，其它所有问题都已成功地达成协议。在许多事例上，他已取得了比他意料多的东西。如果说在某些方面美国已经作出了比他预料要大的让步，这也是谈判的正常部分，根本谈不上什么放弃了重大的目标。
毫无疑问，乔伊对其上司小心谨慎地对付共产党的行为早已很不耐烦，他期待一个更加强硬的措施。他坚信，与共产党的争论无休止地拖延下去，只会被共产党看作是软弱无能的表现。然而，即使如此，他还是强忍和抑制自己的情感，始终耐心地参加谈判。
6月下旬，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作了几次人事变动。哈里森将军被提升为主要代表；5月28日，准将李汉林接替少将余家恒成为韩国陆军代表。所有这些新上任官员的职别都比他们的前任低，这很可能是因为和谈已告尾声，而主将们到别的地方会更有用场。但无论如何，人事的变动丝毫没有改变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停战问题上所采取的方针和态度。
二、主题的变化
正当共产党代表抓住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薄弱环节进行旁敲侧击之际，司令部内部对是否采取一个更强硬的政策仍存有分歧。哈里森将军坚定地支持乔伊，反对任何软弱的表现，在他们看来，与敌方日复一日的会谈只能导致共产党认为和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会谈并没有结束，仍存在继续讨价还价的余地。实际上，无论是乔伊还是哈里森，他们早就想立即无限期地休会，直至共产党打算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提案。
克拉克将军很快也表示赞同在板门店会谈者们的态度。他承认与敌方的正常会谈的确使联合国军司令部得到了足够的机会向共产党，当然也包括世界上的其他人士说明，4月28日提案是公平合理的。然而，当此同时他又指出，巨济岛事件的确也向共产党提供了挖联合国军司令部墙脚的绝妙工具。共产党的控告象连珠炮似地接踵而来，使得事态的发展更富有戏剧性和新闻性。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俗套话翻来覆去，尽管其内容颇为动听，但结果，其新闻价值却在递减，与此相反，共产党却一直保住了他的主动权。
为对抗共产党的挑战，使他们看到联合国军司令部不可动摇的立场，5月底，克拉克设想可能存在的几种做法，他认为这些做法可能会被共产党接受，可能会取代无限期地中断会谈。这些做法是：把遣返战俘一事转交给联络办公室，休会一周，在共产党计划召集会议以前马上采取拖延战术，向敌人发动强大的宣传攻势。但克拉克并没有推荐这些做法。相反，他认为，在完成登记所有愿意回归共产党阵营的战俘花名册前，联合国军的代表应该尽可能减少接触共产党的和谈代表。一旦遣返战俘花名册准备就绪，新的确凿数字就应该公布，假如共产党不接受这一数字，联合国军代表则将单方面宣布休会，直至他们接受为止。
6月期间，为公布更改后的遣返战俘人数，华盛顿的美国领导人和联合国军司令部之间又展开了一场争论。很明显，自4月底5月初实行庇护政策以来，愿意回归的战俘和被拘留的敌侨人数已不是7万而是8万。向敌人披露这一变大了的数字必然会立刻构成这样一个事实，即共产党将很有可能认为这又是一个临时的数字，并因此而采取拖延政策，谋求更大的遣返数额。另一方面，得悉遣返战俘人数上升了2％，共产党将很有可能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提案。上将乔伊和哈里森将军企图通过联络官员向敌人递交更改了的数字，但是他们的上司却不愿仓促从事。他们指出，由于受到暴力的威胁，许多战俘，包括新入册的愿意遣返战俘当中，许多是没有经过彻底审查的，在交换战俘时刻，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很可能会拒绝返回，共产党将认为这是一种失信行为。
巨济岛事件发生后，华盛顿领导人越发反对向共产党透露8万遣返人员数字，在他们看来，这只能使他们更加武断地认为，庇护政策是行不通的，也不可能有任何效果。这样一来，就会削弱美国同盟国以及一些中立国对美国的支持。
由于美国领导人拒绝披露新的遣返数字，联合国军司令部和谈代表就只能局限于4月28日提案。5月23日，也就是哈里森出任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的第二天，共产党代表在休会3天期满后提出复会的要求，尽管华盛顿方面一度表白只要共产党愿意，会谈就应该正常召开，哈里森还是把复会日期推迟到5月27日。美国领导人对哈里森的行动表示怀疑，但是克拉克则认为：由于对方已答应休会3天，在这种情况下，哈里森的行动是再合适不过了。从技术上说，联合国军代表也已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假如继续休会4天时间不够的话，他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再谋求共产党让步。
在其它方面，华盛顿政治和军事首脑们对付共产党的做法看来很可能过于小心谨慎或者说过于忧虑，但是在1952年令人心烦意乱的6月里，在国际舞台上，却有几个因素强烈地影响着他们的行动。6月初，华盛顿领导人告诉克拉克，由于巨济岛事件，来自各方对联合国军司令部非强迫性遣返战俘政策的支持已变得越来越小。不少美国的主要同盟者敦促联合国军司令部要从速采取某种形式的甄别，而不能等停战以后再做这件事情。如果在这一紧要关头，美国实行单方无限期休会，苏联很可能会趁此机会把事情搬到安理会的桌面上来。依美国领导人的观点看来，遣返战俘的人数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认为，假如包括中国人在内，全部遣返数字为10万，共产党是会接受的，但是“8万”这个数字只会引起共产党对我们庇护政策更多的疑惑。
为稳定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地位，同盟者们建议采取措施迅速改变现状。即在停战以前，可以要求非参战国组织一些代表前往审讯非遣返战俘，可以允许共产党的观察员在场，由双方核实审讯结果。假如敌人拒绝参加，联合国军司令部则可以单方面行动，把正确的数字告诉共产党，假如他们仍不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则可以无限期地中断会谈。
6月6日，华盛顿领导人对其国内所面临的困境作了解释，并且提出了可能解决目前谈判限于僵局的建议。同一天，他们通知克拉克，他们打算发动一场抵抗共产党宣传潮流的强烈运动。他们说，共产党正在发动一场全球性的“反美”运动，他们运用攻心战，在战俘问题上大做文章。假如克拉克同意，他们准备建立内部监督委员会，由国防部、国会、中央情报局等各方代表迅速交换情报，为控制共产党播下的“怀疑”和“仇恨”的种子而制定反方案。
克拉克将军马上同意成立该委员会，但仍认为对付共产党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还是真理。他相信，排除来自各方的“神秘气氛”将能确保军事上的安全；从长远的利益看问题，及时地向新闻界提供充分的、真实的情报将会最有效地获得国内外人士的支持。他指出，尽管巨济岛事件的种种传说使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脸上失去了光彩，但是形势正在好转，赋予新闻界更多自由将有助于事态朝着越来越有利的方向发展。
共产党的宣传运动产生了一个他们预想不到的副作用。3、4月，看来有机会达成协议，李奇微决定在最后协议达成之后才释放所有在押敌侨。他不愿意冒险释放这些企图留在韩国的普通百姓。但是到5月，和平停战的前景暗淡，拖延释放这批在押敌侨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原先要求立即释放的威慑因素——干扰谈判的因素——也由于板门店的不景气，再也没有考虑的价值了。
正如哈里森于6月初告诉克拉克一样，共产党在接受12月18日的战俘名单时，就已经同意特别安置和对待这批在押敌侨。他认为共产党不会冒风险中断释放在押敌侨的谈判，也不会把联合国军的战俘拘留着不放，因为这样做是违反他们所一直奉行的政策的。哈里森继续说，毫无疑问，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将大肆宣扬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这一单方面行动，把拖延和阻止停战的实现归于联合国军一方。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此刻多少诸如此类的宣传也是无关重要的。在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有关释放这批在押敌侨时，克拉克对哈里森的解释表示同意，并补充道，继续拘留这些敌侨会进一步引起李承晚和韩国人的不满。他认为在这个时候释放这批人对韩国内部危机不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而只会大大地减少强加在远东司令部头上的后勤负担，还可以大大节省严重不足的管理人员。在陆军表示同意克拉克的意见以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国会和总统于6月10日也表示同意释放在押敌侨。两天后，克拉克呈递了与韩国政府一起共同宣布释放约27000名在押敌侨的计划。他指出，释放人数的多少取决于韩国接收的能力，况且，最少需要60天才来完成这一工作。由第2后勤部起草释放名单，提供所需的车辆和粮食；由联合国军司令部民事部和韩国政府联系，确保没有任何军事行动的干扰，发给每个释放敌侨30天的口粮，协助韩国政府把这批人送回他们的家眷所在地。为了避免释放一事影响那些尚未审核的在押敌侨，克拉克建议在释放27000名敌侨前，务需对那些未经审讯的人进行审讯。6月13日，通过了克拉克的计划。
对那些顽固不化的在押敌侨进行审讯可算是克拉克6月期间所面临的唯一问题。在巨济岛方面，勃列德里将军仍然控制着几个拘押共产党战俘的临时战俘营，克拉克希望审讯工作能尽快完成，然后对剩余的未经审讯的战俘实行登记，一旦这一工作宣告结束，联合国军司令部就会拥有更确切的遣返战俘的数字。克拉克认为，假如美国希望在停战前由中立国对吓不愿遣返的战俘进行审讯的话，这工作就会变得简单得多，因为所有共产党的顽固分子都关在临时战俘营里，对他们没有必要进行甄别。
美国领导人对此表示同意，克拉克于是向他们报告了第8集团军关于隔离战俘的计划，总的情况和程序问题与4月的计划是一致的。战俘首先进行登记和按手印，然后送到审讯房，假如某个战俘拒绝回答问题，或者表明他将不以武力反对遣返，他将被列入遣返名单之内，被送至遣返的战俘营里。
6月底，最后一个战俘营的审讯工作结束，总共大约分离出83000名遣返者，于是是否把这一新的数字透露给共产党的问题又提到日程上来了。布莱德雷将军终于和克拉克以及哈里森达成一致的见解。他们认为，潜在的危险是：共产党有可能钻空子或通过他们颇有效力的情报系统得到准确的数字，然后在板门店要求公布数字，故此可以考虑透露新的数字。但是陆军部不同意这种做法，他们认为，假如共产党发现内情，就有可能更进一步破坏原有的“甄别”审讯，由中立国出面的审讯工作也会受到影响，这种情况真的发生的话，师属或师以上作战与训练参谋就只能敦促联合国军司令部公布83000这个新的数字。
7月3日，华盛顿领导人选择了一个折衷的办法，授权克拉克，仅仅是在共产党坚持要讨论这一问题时，才能向共产党披露更改了的数字。
与此同时，克拉克以及他的下属也结束了释放在押敌侨的准备工作。6月23日，在板门店，哈里森悄悄地宣布联合国军司令部打算在近期内释放27000名在押敌侨。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共产党抗议这一单方面行动，并企图阻挠停战的实现，但哈里森对此全然不作解释和辩解。直到联合国军司令部注意到此事，他才告诉南日这是内部事情，只是作为向对方透露的点滴消息，并非供双方商讨的主题。一周后，为数1800人的第一批在押敌侨返回了家乡，他们是途经永川随后回到南朝鲜各地的，随后到7月中旬，近1万名敌侨得到自由。
总的说来，6月的板门店是不平静的。尽管南日极力反对，哈里森几次提出为期3天的休会，谈判仍未有所进展。6月8日到10日的休会招致了金和彭 [ 译者注：金日成和彭德怀 ] 的一封抗议书，但克拉克给予了简要、强硬的答复，他重申假如谈判没有效果，任何一方都有权要求休会。正如克拉克和哈里森所估计的那样，共产党只能同意休会，因为他们担心和害怕联合国军司令部可能会与他们中断关系，他们也不愿意失去他们发牢骚和申辩的论坛，但休会却丝毫无损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利益。
6月底7月初，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的组成发生了两大变化。6月22日，精力旺盛的能干的利比上将出席了他在板门店的最后一次会议，第二天就由少将约翰·C．丹尼尔接替了他的职务；7月初，该代表团的另一名老代表也结束了他作为谈判代表的工作；特纳将军因常常为空军另外三项条款与解方发生冲突而辞职了。接替他的是准将约瑟夫·T．莫尼斯。由于特纳的离开，哈里森就成为该代表最高权力人物——代表团的首席代表。
6月底哈里森向克拉克呈交了一份计划，该计划反映了板门店谈判的停滞不前现象和暗淡的前景。在这个计划里，哈里森建议把新的数字告诉共产党。假如他们拒绝在此基础上达成协议，那么就将由中立国出面再次审讯战俘。经过再甄别以后，公布最后的确凿数字，假如敌人仍然拒绝达成停战协议，联合国军司令部只好单方面释放和凭誓释放所有那些不愿遣返的战俘。在共产党作出让步和签署停火协定以前，将不举行任何谈判。哈里森的上司不提倡再次单方释放非遣返者，但对这种做法的可能性是感兴趣的。虽然敌人会肆无忌惮地反对这一做法，但也必须允许他们保住面子，使其慢慢地放弃其全部遣返政策。
随着7月的到来，板门店也出现了短暂的兴奋时期。除第51条外，其他条文均达成协议。7月1日，在会议上，哈里森敦促敌方接受下列条文：“一旦停战协定生效，双方在押的所有战俘应该尽快地给予释放和遣返。凡属释放和遣返的战俘，应该以签署停战协定前，由双方交换和核实过的名单为依据。”这立即引起了中国人的兴趣，因为他们终究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抛出这一问题，可能是要改变他们的基本立场。而在另一方面，哈里森也变的很乐观，他认为这一举动能讨得南日的欢心，说明敌人确实也是需要停战的。鉴于敌人希望10万多人得到遣返，哈里森建议修改数字，允许共产党挽回面子，即直接遣返人数为83000名，等待释放的敌侨为26000名，还有11000名南朝鲜人也将获得自由，总共数字为121000，其中只有83000名是真正要求遣返的。
无论是克拉克还是华盛顿的首脑都没有支持哈里森的这个想法，他们认为敌人是不可能改变立场的，他们劝告哈里森，要更加密切地注视共产党代表团的行动。正如华盛顿指出的那样，哈里森的设想并攒有解决中国战俘的处置问题，而这又是达成协议的最基本点。
讨论第51条的成绩是显著的，共产党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攻击逐渐减弱，慢慢也变得和言细语了。7月3日，共产党要求第二天举行立法会议，以便彻底讨论第51条，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表示同意。但是中断已久的会议刚一开始就暴露了在第51条内容上，双方的距离是何等之大。双方都同意纸上写的条文，但对之所作的解释却相差很远，其中“当停战协定生效，双方在押的”这样的字眼是争论的焦点。对于联合国军司令部来说，他们意图在停战生效前对那些不希望遣返的战俘重新命名，使他们摆脱战俘的地位，但对于共产党来说，条文里说的是12月18日名单上所包括的所有战俘，他们同意把三八线之下的战俘排除在外，但其他所有的战俘必须计算在内。当共产党发现联合国军司令部准备递交那份以甄别结果为基础的名单时，他们丢掉了一切幻想。南日7月6月坦率地告诉哈里森，假如联合国军司令部能拿出包括所有中国战俘在内的近11万名战俘的数字，签署停战协定将不成问题。
以后的几天仍争论不休，但是双方都不作让步。共产党在等待着联合国军司令部作出让步，对玩弄数字游戏没有兴趣——他们需要的是11万个人的遣返。双方僵持一周后，克拉克和哈里森得出这样的结论：拿出83000名战俘的数字只指望打破僵局。华盛顿的首脑为了避免日后由中立国出面审讯会有更多的战俘要求遣返，他们最后也同意公布数字。
7月13日，哈里森通知南日，在更改了的数字中有朝鲜人76600名，有中国人6400名要求遣返，并暗示最新名单已准备好。经过5天休会研究这些数字，南日彻底拒绝这一做法。他说，他希望重新核实数字，但这一数字应该是11万。
共产党又一次拒绝接受这一新的数字，使得华盛顿深感后悔。师属或师以上作战与训练参谋建议暂时不必释放在押敌侨，这样最终的遣返数字可望有所增加。克拉克否决了这一点，他指出，对于敌人来说，重要的是中国战俘而不是朝鲜战俘，他们对那些敌侨的命运看来并不那么关心，另一方面，克拉克接着说，改变释放计划只会引起韩国政府的不满，他们将对敌侨的释放问题纠缠不休，共产党又可以趁机大肆宣传。陆军则会更不情愿参与这些行动。
来自华盛顿方面的消息也建议联合国军司令部释放所有中国战俘，允许敌人派代表前来说服他们回家。当然，不允许采取任何暴力行动，可以邀请中立国的观察员前来监督行动。当哈里森得悉这一计划，他大发雷霆。在他看来，敌人的代表特钻到战俘当中，想赶也赶不走他们。哈里森辩解道，假如敌人代表成功地说服一大批人回家，这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甄别”审问和“自愿遣返”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克拉克对此计划的可行性亦持有观望的态度，但是他认为，由于前面的方法均遭失败，他愿意对此办法作一尝试。为了避免过于冒险，克拉克主张在停战生效以后，在一特定的时间内，由共产党派代表说服他们的不愿遣返者，并限定共产党代表的人数。回想起其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他提醒参谋长联席会议注意：当那次战争结束时，苏联人在奥地利曾采取过同样的行动，他们的人跑到了战俘营里，采取了一切颠覆手段，其中包括间谍活动，在他们那种威胁性的压力之下，紧接着是一场自杀风，克拉克担心这可能会在此重演。
新建议的产生反映了美国领导人已经注意到中国人对新的数字并不感兴趣。7月18日，缓和了几天的气氛又紧张起来。共产党通过报刊、电台在板门店大肆攻击联合国军司令部。一周后，南日提出于26日停止立法会议，恢复代表们的会议，讨论停战的详细问题。
鉴于敌人坚持不作任何妥协，克拉克的上司认为已没有必要召开内部立法会议，他们同意恢复公开的讨论，并授权克拉克和哈里森马上行动，处置联合国军司令部有关遣返战俘问题。假如他们俩人认为有必要，只要时机成熟，随时可以在全体会议上宣布休会。
7月26日，哈里森通知敌方代表团，重新召开官员的行政会议，但与此同时，全体会议休会7天。南日反对中断高级会谈，但哈里森给予扼要而又尖锐的反击。他说：
在这一系列会议上，我们一直试图严格地尊重事实，没有言过其实的现象；但是，你们却使尽了夸张之能事。你们说过我们要拘留你们的人员，但就我们和全世界所知的事实是，你们这些战俘害怕回去。
说毕，哈里森补充道，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将于8月3日撤回，然后不等南日回答，他和他的官员们起来，步出了帐篷。
为期一周的休会开始了，3个月来的讨价还价也宣告结束。4月28日提案导致了3个突出问题缩减为1个，到7月份战俘问题还是和4月时一样，没有任何进展。据估计，长达一年的谈判耍弄文字达200万，纠缠不休的会议达800个钟头。
经过协商，许多令人烦恼的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但现在双方却都在盘算如何限制谈判继续进行。尽管如此，人们仍在继续谋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战争这样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死伤不断增加，要求尽快结束这场战争的呼声越来越高。
三、缩小选择面
整个夏季，为结束这场朝鲜之战，无论是人民还是国家都实行了许多计划，采取了不少的办法，但是没有一个办法能使双方都满意，但至今也没有一个办法是直接与他们的宗旨相违背的，究竟应该怎么办呢？随着夏季的消逝，无论在满洲里、在东京还是在华盛顿，人们都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
从8月2日开始，在和谈地点，每隔8天开一次会，总共已召开了4次全体会议。除了听到共产党的谩骂之外，就是哈里森的一番徒劳言词。他企图通过强调中国战俘的重要性和散布在朝鲜人的生命无足轻重等论调，在中、朝间制造分裂，但是全体会议人员对所有这些似乎没有什么反应。
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有意中断会议，也不愿拿出什么新花招。正当联合国军司令部通过这一程序企图要共产党相信，他们的立场是坚定不移时，克拉克想尽办法请求向敌人的目标施加最大的空中压力。美国领导人不想使共产党太失尊严，以致停战会继续拖延下去，他们只允许联合国军司令部作例行的空袭，而且必须要有地面部队的密切配合。
为配合向敌人施加更大的压力，克拉克对联合国军司令部仍旧关押的11000名南朝鲜人是否予以释放的可能性进行了调查，8月初，他的法律顾问告诉他，采取这种行动的合法依据可以在日内瓦条约的第5条找到，那里面阐述了一些疑难案件。根据第5条，联合国军司令部可以把主管权转交给“具有法定资格的法庭”，由他们来决定这些疑难案件的处理方法。假如“法庭”认为这些人够不上战俘条件，他们应该得到自由。鉴于这种情况，克拉克告诉哈里森，符合以下简单3个标准的在押犯可予以释放。1．1950年6月25日以前居住在三八线以南；2．经甄别审讯后，决定不返回共产党阵营的；3．为韩国效忠的。
克拉克接着说，这种“法定法庭”可以由美国和韩国人组成，或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包括联合国其他代表在内。至于告诉共产党的方式，联合国军司令部可以草率地作个声明，解释这是有法律为依据的，或者根本不提这事。假如敌人反对这一计划，哈里森可以就在押敌侨一例进行辩解，说明这仅仅是内部问题。哈里森对此表示欣赏。
8月25日，克拉克为谋求其计划在华盛顿得到通过而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当他提出要求时，国会和国防部都正在考虑在莫斯科召开的中、苏会谈的重要意义以及发表总统声明的问题。国会反对任何不利于这个声明的事情。
9月初，国会放弃了原来反对由总统释放战俘的计划。9月8日，国会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在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新建议准备和共产党交换战俘以前，应该释放南朝鲜人。一周以后，克拉克授命执行，但没有按照“法庭”程序行事，相反，为了加快速度，他只好遵循释放敌侨期间所确定的方针。正如陆军师属或师以上作战与训练参谋指出那样，假如克拉克再次把11000名战俘划分为在押敌侨，那么，他应该尽快对这批人加以审讯并释放他们，不必经过繁琐的“法庭”。
直到9月20日全体会议结束前夕，克拉克才宣布，由于1950年底至1951年初人口的大动荡，其中有11000名南朝鲜人被错误关押，现在已把他们划分到在押敌侨的范畴之内。这批人的释放工作将在10月1日开始，历时6周可以完成。出于意料之中，拖延宣布这一计划使得共产党无法利用9月20日的会议提出抗议，但是南日在9月24日向哈里森发出了一封措辞强硬的抗议书，谴责这一单方面释放战俘的行动。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对此置之不理，他们继续执行计划。
正值联合国军司令部通过空中行动和释放在押敌侨向共产党施加政治、军事压力的同时，克拉克以及他的随从们开始探讨解决战俘问题的各种方法，其中包括6月哈里森提出的由中立国代表审讯战俘和释放所有不愿遣返战俘的做法。正如克拉克8月对形势所估计的那样，当时是集中联合国军司令部所能接受的各种意见的时候，应该把最后的一揽子提案递交给共产党。假如共产党予以全面拒绝，联合国军司令部要么就无限期休会，要么就结束谈判。
当克拉克和哈里森商量时，哈里森对许多供共产党讨论的提案方式保留了意见。他不愿意让不愿遣返者置于某个国家的恩惠之中，那样共产党会对他们施加压力；他也不愿意停战后召开政治会议决定战俘的命运，必须在停战协定签署以前确定。假如共产党坚持打着各种幌子诱劝其不愿遣返者，哈里森仍然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应该让这些人获得自由。
尽管克拉克不打算接受哈里森的最后建议，但是他终究同意不把战俘问题拿到晚些时候的政治会议桌上来。9月1日，他向共产党递交了他的最后提议，以公众和国际舆论为后盾，其主要宗旨依然保持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坚定立场。他指出，自4月28日以来的绝大部分提案，不管是相似的还是作了更改的都遭到了敌人的拒绝，他认为，任何新的建议也只能使共产党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尚未作出最后的决定。
因此，在一次全体会议上，克拉克说，哈里森将用仔细挑选过的语言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最后提案作序，他将阐明联合国军司令部和共产党在对待战俘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行为，指出其中最棘手的问题仍是14000名中国战俘问题，也可以说是志愿军的问题。哈里森讲完这段话后，回顾了他们早先提出的各种建议以后被共产党否决的事情，然后又提出了联合国军司令部可以接受的又一建议。这一建议的所有内容都是以首先签署停战协定为原则，当然，也必须与“自愿遣返”的方针相一致。
在克拉克看来，解决这一问题存在5种可能性：(1)所有不愿遣返的战俘将送到非军事区域并在那里给予释放；那些非战俘人员不必经过甄别审问，由他们自己选择去向；监督人员可以是军事人员或者一般平民，也可以是参战国成员或中立国成员；(这都是共产党所期待的)(2)所有不愿遣返者将送至非军事区域，把他们交给中立国代表，由这一组织审讯他们，经双方同意，解决这些战俘的去向问题；(3)双方均要同意，一旦停战协定达成，应该把对所有不愿遣返战俘的监视，控制和责任全部交给中立国代表；(4)在中立国作出双方可以接受的决定以前，双方都不能单方面释放不愿遣返的战俘；(5)不愿遣返者可以送到朝鲜境内或境外的中立国的集中营，由他们释放这些战俘。关于最后的4个建议，克拉克接着说，将需要一定的时间限制，必须在政治会谈以前结束。递交提案后，哈里森可以单方面休会，让共产党有足够的时间充分研究此办法。与此同时，美国和联合国必须相应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给予强大的支持。假如敌人否决这一提案，联合国军司令部将无限期休会，直至敌人接受或者书面呈递新的解决办法。
就克拉克所言，共产党将会激烈的反对，这标志着谈判即告结束，因为继续协商已没有意义。假如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计划以这种方式实行，克拉克最后说，共产党将不得不最后表明他们是否真正需要停战。
显而易见，不管是克拉克还是哈里森都不会相信共产党会接受这提议里的任何东西，但是他们都确信，把战俘问题拖到停战以后再处理将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做的话，趁政治会谈讨论战俘的去向问题的机会，共产党将可以大大地加强他们的军事力量，而联合国军司令部将不可能依赖他们空中和海上力量谋取问题的迅速解决。
9月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克拉克，国会又在讨论一个提案，以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拘押的63000名战俘交换共产党关押的12000名战俘，把不愿遣返的战俘留下为后来的遣返备用，克拉克对此表示冷漠。两天后，克拉克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假如这个计划付诸实行，这将说明，在所有其他办法都遭到拒绝以后，这可算是最后的一张王牌了。国会仍不同意把不愿遣返的战俘问题交给中立国来处理，但是他们颇为同意把不愿遣返的战俘送到非军事区域，不必经过任何甄别审讯，在军事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释放他们，由他们自己选择去向。
9月中旬，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国防部长均支持克拉克，反对停战以后的“继续会谈”。在国会和国防部官员参加的会议上，国防部长洛弗特和上将费茨特拉和利比反对国会的建议，他们不同意总统发表公告，按照墨西哥人的意见，急于交换自愿遣返的战俘，把不愿遣返的战俘事宜拖延到后期考虑。费茨特拉和利比均认为，一旦停战协定达成，美国公众将会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把他们的士兵送回家乡，这样美国在朝鲜的军事地位就会越发动摇，而共产党则增强他们的优势。等到停战后会谈走上正轨，共产党将已经获取了他们军事上的优势，他们将可以利用他们手中的这张王牌赢得这场赌注。
由于无法调解国会和国防部之间的分歧，9月24日，杜鲁门总统不得不作出决定，他同意采纳国防部的意见，排除了把不愿遣返的战俘问题拖延到停战以后的可能性。第2天，师属或师以上作战与训练参谋为克拉克准备了一份计划草案，得到了总统的批准。
经总统批准的这份计划总的宗旨仍紧紧遵循着9月1日克拉克意见的精神。但鉴于没有通过把不愿遣反的战俘问题交给中立国处理或停战以后再商议，克拉克原先提出的5点解决办法变成了3点。在准备把这一新建议告诉共产党时，克拉克提醒哈里森，要谨慎行事，对不允许将中国俘虏送至台湾一事不必加以评论。
在板门店会谈开始的前一天，杜鲁门先生给克拉克写了一封私人信件，鼓励他照此办理。在这封信里，他希望联合国军司令部提案必须“措词最强硬不留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假如共产党不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将无限期休会，总统又说，在这段时间里，最重要的是“不能减少军事压力”。
9月28日，也就是4月28日一揽子提案公布达5个月的日子，在全体会议开始时，哈里森再次扼要强调了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为打破战俘问题僵局所提出的各种提案，然后，他又提出了新的解决办法，所有这些都必须在接受停战以前做到。(a)所有战俘将送到非军事区域，由红十字会和联合军事代表团对他们进行审核后作遣返论处，假如这个时候有战俘提出他希望留在拘留他的一方，他可以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他将可以获得的公民权利，不再参加朝鲜战争的战事行动。(b)所有希望遣返的战俘应该迅速交换，所有不愿遣返的战俘将分批送到非军事地区，非武力释放他们，然后由非参战国代表审讯他们。所有这些行动可以在有或者没有军事代表的场合进行，可以由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派出联合代表团监督执行，也可以象共产党所期望的那样，联合军事代表团可以参加这一行动。(c)所有愿意遣返的战俘应该尽可能快地交换，所有不愿遣返的战俘将送到非军事区域，在军事管辖范围之外的地方释放他们，不必进行甄别审问，任何一方获准释放的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他的去向。假如共产党愿意，此计划可在军事和非军事观察员的监督下实行。
为给予敌方代表团足够时间研究新的办法，哈里森提议休会10天。但南日要求当天下午召开会议。此时，他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提议表示失望，他说：“你们只不过使用不同的形式和方法装饰你们过去所一直坚持的无理要求。”他最后指出，共产党需要的是全部战俘的遣返，但是他同意休会10天，以便联合国军司令部可能重新考虑其基本立场。
在10月8日的会议上，共产党再次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建议予以否决。等南日说完，哈里森则开始了34分钟的讲话，他指出共产党要承担起这场朝鲜战争的责任，并重申联合国军司令部为合理解决争端而作出的不懈努力。联合国军司令部已尽到了最大的责任。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作出更多的提议。况且，联合国军司令部到板门店的目的并非只是听取共产党代表团的谩骂和谎言。因此，哈里森接着说，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将宣布休会，直至共产党愿意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其中的一个计划或者递交一份书面的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建议为止。说毕，哈里森及其代表团的成员站起来，离开了会谈帐篷。
谈判阶段宣告结束，事态的发展使得双方“要么全力以赴，要么索性放弃。”停战的前景仍然和4月一揽子提案出来时一样遥远。只要联合国军司令部坚持非强制性的“自愿遣返”，共产党就死死咬住“全部遣返”不放。假如任何一方在政治上都不作出让步，和解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无论是美国还是共产党，看来都不打算以足够的武力谋求军事上的胜利，因为那样做将很有可能导致政治上的失败。在前线，防守力量每月递增，虽然对敌方不断空袭，但是令人越来越怀疑的是，是否仅仅具备这一点就能向共产党施加足够的压力迫使他们接受停战？没有一个强大的刺激因素，共产党将继续我行我素，不可能有特别的兴趣去谋求和平。
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严重限制，联合国军司令部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究竟要多少军事压力才能而且一定能使敌人作出让步，并且不会再引起更大规模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