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线的后面·第十
作者：沃尔特·G．赫姆斯·美国
出自————《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
出自————《战争通史》
无论是在停火谈判中达成协议，还是继续这场热战，都可能使某些在1951年冬季引人注目的问题黯然失色。但是，由于在板门店和战场上都未取得决定性的进展，人们更加注意后方事态的发展。毫无结果的争论和相持不下的战局都不排除在幕后做出决策的需要，尽管最终将在板门店达成协议，做出详细规定，但是共产主义在远东的威胁这一基本问题将继续存在。到1951年11月，军事力量显然已不能解决这一问题。那么停火以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世界各地美国一直是反对共产主义传播的主要力量。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形成了抵制共产主义在欧洲进一步扩张的核心。至1951年底，美国已将其在欧洲大陆的部队增加到6个师，并且还在要求其它北约成员国加强各自的军事力量。但是各国行动迟缓，因为重新装备和维持部队需要大笔经费，加之战争的威胁在欧洲还没有使人感到迫在眉睫。但一个对于北约组织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事件发生了：1952年在里斯本举行的北约会议通过了一项部署50个师地面部队的计划，其中将第一次包括德国部队在内。西德重整军备并将参加北约行动的消息激起了苏联的抗议，但是美国、英国和法国都对此拒不理睬。西德加入北约的行动在欧洲的防线上增加了一个新的联结点。但是这个联结点将增加还是削弱北约的力量，尚不得而知。
但是在远东美国却在孤军奋战。英国和法国在非洲和东南亚承担着殖民地义务，美国无法期望在近期获得它们的有力支援。除非美国愿意继续承担这一重负，唯一的出路就是利用远东潜在的人力。要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并且有决心同共产主义的蚕食进行斗争的部队需要大量的经费和时间。但是这却比在该地区维持一支庞大的美军部队省钱。有幸在韩国、国民党中国、菲律宾和日本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军事援助顾问团已经开始其发展各国武装力量、抵御侵略的长期工作。主要的问题将是怎样加强和加速军事援助，以便美国能最终移交保卫远东、抵制共产主义扩张的义务。
一、加强韩国的陆军
只要战争还在继续，韩国就仍将成为整个战线中最关键的一环。这里存在着对一个由美国支持和援助的国家的直接威胁——一个不容忽视和回避的威胁，否则将危及美国在整个远东的利益和地位。为了应付共产主义的挑战，美国在远东的大部分军事力量都投入了1950年的战争，接着又从国内调来增援部队，因此消耗了战略储备。以韩国军队替换美国士兵似乎是停止这种损耗的唯一希望。但是在韩国军队能够接防并且有效地保卫自己的自由之前，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正如上文所述，韩国军队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在驻朝鲜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下，他们正在积极采取措施，提高韩国陆军的素质和战斗力。陆军部长佩斯和参谋长本人都关心美驻朝鲜军事顾问团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这有助于排除某些以前曾经阻碍了执行该计划的障碍。
时间问题一直是主要障碍。在战场上的压力减轻之前，部队无法撤换下来接受训练或更换装备，屡有缺乏战术训练、不懂武器性能的兵员被紧急派往前线。这是一种浪费现象，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却又必须这样做。
6月战场上的局势有所缓和，李奇微和他的顾问们开始更加注意让士兵和部队做好充分的战前准备。虽然韩国提供的新兵大多数都营养不良，但是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如果指挥得法，韩国青年普遍表现得有勇气，有耐力，并且极富有本民族特有的耐心，在防御战中，这些卓越品质表现得尤为突出。
南朝鲜军队在战争的第一年中，战斗力时强时弱，变化无常。然而军事观察家们确信，他们的绝大多数失败都可归咎于指挥失误和缺乏训练。美驻朝鲜军事顾问团正是针对这些弱点，大力开展自己的工作。
李奇微1951年7月提出的计划，主要目的是重新建立和振兴南朝鲜的军事院校，纠正指挥中的失误。既然有时间，他希望最终建立起一个由训练有素的职业军官和军士组成的军团。这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就南朝鲜经济通货膨胀的趋势而言，韩国陆军官兵的薪金微薄。为了维持生计，许多军官竟使用了令人生疑的权宜之计。他们视个人利益重于军事需要，从而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尽管美驻朝鲜军事顾问团不断施加压力，要求韩国政府对腐败的军官施行严厉的纪律制裁，但是在这些军官领到足够养家的薪金之前，这个问题将继续存在。
建立一个能征善战的军团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增强各级人员的信心——士兵对军官的信心和各级军官对自己的信心。南朝鲜军官一般都很年轻，许多团长还不到30岁。青年人活跃好动，但是这些军官却都小心谨慎。如果没有直接领导人在场或是上级的指示，下级人员往往不愿积极采取行动，唯恐触犯上级。弥补缺乏主动性所造成的损失绝非易事。媚上欺下是朝鲜人强调军阶和职位所带来的最大弊端。只要这种状况不改变就几乎没有军官甘冒触怒上级的危险而采取独立行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驻朝鲜军事顾问团将不得不以最大的耐心，竭其所能，改变这种倾向。
在美驻朝鲜军事顾问团向高级军官灌输信心和主动性、传授指挥艺术的同时，为了保持士气，战地训练司令部在后方开始了自己的工作。韩国陆军的每个师都轮流参加了为期9周的基础训练，学习使用最新式的武器，接受最新战术训练，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由于这次训练成绩显著，1951年9月在三个军团的驻地又分别新建了一座军营。
组织军校和训练系统的工作到1951年11月初已取得很大成绩。查帕尼上将领导的巡回训练队和军校指挥部已得到了人员补充，做好了开展大规模训练的准备。为了集中训练设施，该指挥部建议将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和通信学校都迁到南朝鲜釜山西面约120英里的光州。合并后的这所学校于1月初开学，2月改名为韩国陆军训练中心。这所学校一期可以培训1500名学员。
为增加新上任的连级军官的训练课时，预备军官学校的学制由18周延长到24周。1951年1月1日，设在釜山附近的镇海的韩国军事学院重新招生。该校模仿西点军校设置了一套充实的4年制课程。为培养校级军官在设在人丘的司令部参谋学校也于1951年12月11日正式开学。
与此同时，150名韩国陆军军官被派往佐治亚州本宁堡步兵学校受训，另有100人在俄克拉何马州西尔堡炮兵学校学习。陆军希望将来能从这批在美国军校学习的人员中为韩国陆军招募教官。总的说来，被选派美国军校学习的都是学习成绩优秀，出类拔萃者。语言不通照例是他们最大的困难，必须为他们派遣口译人员。学员中也有许多人利用这个机会学习了一些英语。由于在美国几乎没有什么人学朝鲜语，他们所学的这点英语，回国后就派上了大用场。韩国士兵与美国士兵之间的思想交流一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语言障碍，尤其是涉及到技术问题时，这种障碍就更为明显。1952年3月，第一批韩国军官结束了在美国各学校的学习，当月第二批250人就离韩赴美，参加下一期的培训。
为加强韩国陆军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加重了美驻朝鲜军事顾问团的负担，导致李奇微要求扩大该团的编制。11月10日，陆军部批准美驻朝鲜军事顾问团增加800多名成员，将总人数增加到1800多人。
正当韩国陆军的素质有所提高时，代理国防部长威廉姆·福斯特提出该军究竟最终应有多少人的问题，12月10日，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战后韩国防御部队的任务和规模。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一直赞成保持一支10个师、25万人的陆军，尽管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已经决定要扩大韩国的军事力量，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是建议要坚持这一数字。1952年1月下旬，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国防部长，韩国的经济在近期内还无力承担大规模的扩军。他们认为，如果训练得法，装备齐整，指挥正确，韩国目前的部队能够有效地制止敌人进一步的入侵。一旦需要，还可以延缓共产党人的进攻，直至增援部队赶到。诚然，由于持续的通货膨胀，韩国政府陷入了一场严重的财政危机，无力追加大笔费用。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不应忘记，美国已经承担了向他的许多北约盟国提供军需物资的义务，而且还准备支持复兴日本的防卫力量。看来，由于美国国内生产既要满足国内又要满足国外的巨大需求，还没有达到支援全面战争的规模，扩大韩国陆军不得不等待更有利的时机。
韩国政府和它最雄辩的发言人李总统并不认为一支由10个师组成的陆军就足以保卫战后的南朝鲜。但是直到3月下旬，这个问题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海军部长丹·金布尔在韩国视察时发现，范弗里特将军赞成再组建10个韩国陆军师。他回国后向陆军政策委员会汇报了自己的发现，众人惊愕不已。这是陆军第一次得到坚决支持韩国陆军扩编的暗示。它真有些使人难堪，陆军竟不得不向海军索取有关情报。赫尔将军要求李奇微无论如何要立即就此作出解释。
李奇微惊讶之状毫不亚于他的上级，他当即就此质问范弗里特。最后，他通过这条间接途径得知，第8集团军司令最不赞成将韩国陆军扩大到20个师。范弗里特认为，韩国具有继续打下去的人力和愿望，美国援助韩国部队要比在朝鲜维持美军部队经济合算。作为这场闹剧的尾声，范弗里特告诉他的司令官李奇微，如果想进一步了解他的观点，请查阅刚刚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上发表的，记者对他的采访报导。
无论李奇微内心对事件的这一转变有何反应，他都尽力克制自己。他告诉赫尔虽然自己没有看过对范弗里特的采访报道，但是坚决不同意他的下级应该将韩国陆军扩大一倍的看法。他认为这并不仅仅是因为韩国经济无力维持更多的军队，而且是因为目前应该优先发展日本的防卫力量。训练10个师的韩国陆军的计划现在刚刚初见成效，还需再用10个月才能完成这项计划。如果美国现在开始新建10个师的部队，它们要经过18个月的训练才能参加战斗，而且美国必须提供所有给养，服装和军饷。尽管他非常尊重范弗里特将军，李奇微还是向赫尔报告，“然而，依我看来，由于朝鲜局势对美国的影响，他的目光在这个问题上，很自然地几乎完全局限于朝鲜局势本身。我无法相信日本，国民党中国和东南亚的军事计划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受到了应有的重视，这些都是美国承担的义务或者已在研究之中”。
李奇微将军的反对意见足以阻止扩大韩国地面部队。在他5月离开远东司令部，出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时，韩国陆军的规模没有任何改变。然而在韩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方面，他碰到的问题更为棘手。韩国空军规模很小，装备的是螺旋桨驱动的飞机。一支由17架正在被淘汰的战斗机和29架混杂型号组成的空军。在他看来，面对共产党空军，不可能构成实际反抗，很可能一触即溃，全军覆没。李奇微又说，维持一支弱小无能的空军毫无意义，因为一旦再次受到侵略，美国仍须为韩国提供空中支援。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有一支战则必败的空军比没有更糟。”但是这位联合国军司令发现，一旦一个军种获得了立足点，就几乎无法再取消它。参谋长联席会议无意自行改编韩国空军，没有人根据李奇微的建议采取行动。
他提出的在战后取消独立的海军陆战队的建议也同样受到冷遇。在他看来，有一个海军陆战队师就须有一笔单独的军费和一套与陆军后勤分队相重叠的后勤系统，美国的纳税人将不得不负担这些毫无必要的费用。然而李奇微的呼吁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美国海军已经在2月成立了援韩海军顾问团和海军陆战队顾问团。
虽然李奇微限制韩国武装力量规模的种种努力没有获得成功，但是他和他的部下的确成功地在韩国部队中，实行了一些旨在提高战斗力的改进。李奇微11月授权范弗里特将韩国后勤部队扩大到6万人。这将使作战地区的所有劳动力和运输工具都有可能被组织起来，并受到严格的控制和纪律约束。这还将保证战斗部队得到可靠的后勤保障。李奇微计划最终把韩国后勤部队的编制扩大到7.5万人。
这位联合国军司令还努力弥补韩国陆军的致命弱点——缺少必要的炮火支援。过去，韩国陆军各师在进攻和防御中都被迫依赖美军的炮火支援。每个韩国陆军师仅配备一个105毫来榴弹炮营，而美军一个师就配备了3个105毫米和一个155毫米榴弹炮营。除此之外，美军在作战时，各师还能得到坦克和几个重迫击炮连的支援。在此之前，第8集团军和远东司令部的参谋人员曾认为，由于地形复杂，缺少公路，难于运输，加上没有受过训练的炮手和必要的装备，不宜于发展韩国的炮兵。但是随着战争的发展，当它进入相持阶段后，上述障碍大都得到了解决。在年底以前为韩国组建4个155毫米榴弹炮营的命令于9月颁布。美军对这几个营进行了为期8周的训练。在11月又成立了2个司令部直属炮兵连和6个105毫米榴弹炮营。这些新成立的炮兵部队于1952年1月开始训练。李奇微最终在3月批准在韩国的10个陆军师里各成立3个满员的105毫米榴弹炮营和1个满员的155毫米榴弹炮营。5月，陆军部临时授权远东司令部继续执行这项计划。
到1952年4月，加强韩国陆军的工作已全面展开。各军校已经开始上课，为提高指挥水平，增强部队信心而制订的训练计划也已经开始付诸实施，并已取得明显的效果。更多的人力、物力正在被组织起来，为参战部队提供后勤服务和战斗支援。如果时间允许，韩国陆军可以成为一支在远东的不败之旅。
二、与韩国的关系
在盟国的土地上进行一场战争，军事行动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正如第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在中国的各次战役中所发现的那样，政治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似乎与前线的压力成反比。如果战斗激烈，外部危机占统治地位，国内政治的作用就下降，不引人注目。但是僵持着的战争却使国内党派纷争公开化，解决这类战争问题通常需要采用谨慎的外交手段。在停火期间，南朝鲜的局势即是如此。这将给一面积极作战，一面又竭力要缔结和约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带来许多棘手的难题。
刚刚开始谈判，李总统和他的政府就反对同共产党人签定一项妥协条约。他们不愿恢复战前令人不满的原状，它认为在韩国目前占优势的兵力情况下统一朝鲜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只要会谈尚有微小的进展，他们就缺乏充足理由采取过激行动。在8月谈判中断期间，一位韩国发言人直言不讳地表示欢迎事件的这一转变，并且声称共产党人纯粹是利用谈判为他们集结军事力量做掩护。
9月20日李提出与敌人谈判的条件——共产党人只有承认战败才能接受的条件。首先，中国人应从朝鲜撤出而且要解除北朝鲜的武装。在此之后，北朝鲜将在朝鲜国民议会中享有自己的正式席位。这样所有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韩国总统认为，应该给共产党人规定一个接受这些条件的最后期限，否则就应立即停止谈判。在他看来，敌人正在利用谈判，使美国在共产主义世界面前蒙受耻辱，信誉扫地。
10月谈判复会后，韩国政府以多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们最常用的办法是举行类似学生11月初在釜山举行的那种“自发”的抗议集会。那次有近500名学生手举“不统一就不停火”的反停火标语，游行穿过市区。每当板门店似乎有可能达成协议时，韩国都会及时地发动这种“群众性”的反对停战会谈的抗议集会。
韩国政府不断地煽动群众示威和李承晚暗示他的政府有可能不遵守停战协议的规定惹恼了李奇微将军。人们也许还记得，联合国军司令部对韩国部队的控制来自于李承晚1950年6月写给麦克阿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授权麦克阿瑟或他所委托的任何人仅仅在战争期间指挥韩国部队。在那以后的几个月中，韩国政府忠实地遵守了这项保证，无人认为有必要为此签署一项严格的条约。但是，1952年初，李奇微感到应该得到一份适用于停火阶段的正式协定，以先发制人，防止韩国采取违反停战协议的单独行动。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不能在停战协议签定后继续控制韩国军队，停战就很可能短命夭折。面对这样的情况，李奇微极力主张通过政府间的高级接触，制止韩国的反停火运动，达成一项有关武装力量指挥权的书面协议。
虽然美国军政领导人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但是他们怀疑目前就未来对韩国军队的控制同韩国政府谈判，时机是否成熟。此时韩国政府激情日盛，要达成一项协议，很可能导致联合国军司令部被迫接受过于苛刻的条件。因此，他们倾向于首先制定停战条件，然后再利用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存在和为韩国部队提供军用物资及训练为理由，说服韩国政府，使其依从。
他们更倾向于建议杜鲁门总统呼吁李承晚制止韩国境内对停火的大肆攻击。3月4日，总统通知李，美国政府为韩国对停战的态度担忧。他指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联合国军在朝鲜的目的始终如一。偏离这一目的就会影响联合国的援助。他紧接着又发布了一项照会，提醒李：
在抵抗侵略，寻求公正的政治解决以及今后医治这场侵略战争的创伤中，贵国政府和朝鲜人民将继续获得的援助，不可避免地取决于贵国政府所表现出的责任心，它保持朝鲜人民团结一致的能力，以及它对民主理想的忠诚。
总统强调韩国的行动与联合国援助之间的联系，必然会对李和他的同僚产生影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朝鲜战争爆发期间，美国为南朝鲜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50年战争开始时，又是美国率先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为千百万颠沛流离的难民和伤病员提供食品、衣物和日用品。这并不仅仅是出自人道主义的考虑，而且是由于认识到，在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防区内如出现骚乱和疾病将使当时的军事行动复杂化。美国还定有战后立即由联合国出面主持的救济和复兴的长远规划。美国首先提出成立联合国朝鲜复兴局。该局于1950年12月1日成立。美国支持这个组织并为它提供了大笔经费。
尽管战争迟迟不能结束，联合国朝鲜复兴局无法有效地开展工作，联合国军司令部还是于1951年初成立了由第8集团军领导的联合国驻朝鲜民援指挥部，以预防疾病引起的动乱。为保卫后方安全而成立的联合国民援指挥部，主要从事救济工作，为民众提供消费品，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停战谈判期间，前线的局势比较稳定，重建和恢复工作得以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开始。1951年底，李奇微与联合国朝鲜复兴局的官员达成协议，允许该局在征得联合国军司令部同意后，开始执行一项有限的重建计划。
这样在战争期间和停战协议签订后的6个月中，联合国军司令部实际控制着对南朝鲜的救济工作和经济援助。毫无疑问，这样做增强了李奇微同韩国政府打交道的力量。但是由于战争的迫切需要和大量美元、美货和美军涌入朝鲜，美国重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国的经历。韩国不发达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在战争中全面崩溃，无力承受大笔军费开支带来的额外购买力。韩国政府为了满足军事行动的需要，求助于印刷手段，大量发行货币，而它又无法增加工业生产或大量进口消费品，回笼流通领域中日益增多的货币。美国的援助对于缓和这一矛盾多少有些帮助。到1951年9月15日美国已经花费了1.5亿美元，此外还提供了价值5000万美元的交通设施和1000万美元的原材料，但是这也并没有止住通货膨胀的势头。
韩国的金融形势到1952年1月已经危如累卵。韩国政府醉心于赤字开支，允许扩大银行信贷，加剧了通货膨胀。但是韩国官员却将主要责任归咎于联合国军司令部为了满足军事需要预支了朝鲜圆。他们指责联合国军司令部不如约以美元支付已经发行的朝鲜圆，并且暗示从2月起，他们将无法为联合国军司令部提供更多货币。
根据1950年7月28日签定的一项协议，韩国政府应该保证提供联合国军司令部所需要的货币，由此而产生的偿还要求将推迟至双方都认为满意的时候结算。韩国政府不能履行自己义务的暗示使李奇微担忧。只要联合国军司令部能继续对韩国的外汇有所控制，他并不反对逐月以美元结算预支的朝鲜圆。他提议，为了制止通货膨胀，联合国军司令部向朝鲜居民出售进口商品，通过一切合法渠道，以最优汇率购进朝鲜圆，为韩国货币担保。此外，李奇微还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应实行转账结算，实际上不使用任何货币，这样可以减少货币流通量。
但是韩国政府不愿让联合国军司令部保持对它的外汇的控制。双方的谈判于2月中断。联合国军司令部在1月购进了价值800万美元的朝鲜圆，而上年12月仅购进价值600万美元的朝鲜圆。李奇微要范弗里特亲自过问此事，减少使用朝鲜圆的各项开支。从1951年6月1日到1952年3月1日期间流通领域中货币量的增加可以反映出通货膨胀急剧上升的严重性——由1220亿增至8120亿朝鲜圆。
财政谈判中出现僵局，通货膨胀与日俱增，韩国对停战持反对态度，政府中围绕国内问题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李奇微和穆西欧大使鉴于这种情况，在3月初建议华盛顿派遣高级代表团，就联合国军司令部与韩国的关系达成全面协议。陆军部意识到李奇微这一要求的急迫性，立即着手为代表团的出发做准备。国防部和外交部很快就同意了这项建议。3月18日总统任命驻奥地利的共同安全管理使团团长克拉伦斯·迈耶为代表团团长。由于代表团受命就“财政、经济和其它适当问题代表美国或联合指挥部广泛地同韩同谈判并签定协议”，国务院同意为代表团作顾问。
谈判所取得的最后成果是联合指挥部与韩国之间于5月24日签定了一项协议。考虑到政治动乱在南朝鲜的蔓延和人民群众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热情，迈耶协议主张合理的妥协。最重要的条款是规定成立由一名联合指挥部代表和一名韩国代表组成的经济委员会，以增进有效的经济合作。该委员会将提出紧缩外汇开支的建议，并把外汇开支同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援助计划相结合。至于联合国军司令部借支的朝鲜圆，联合指挥部同意以6000圆对1美元的汇率结算1952年1月1日至1952年5月21日的所有借支款。1950年至1951年的借支款则推迟到以后解决。今后的借支款将以1：6000更接近实际的比率结算。韩国政府将注销月借支款额的10％，以此作为它的战争专款。此外，韩国政府还同意采取内部措施控制通货膨胀，联合指挥部也将尽可能多地运入适销商品，吸收市场上的朝鲜圆。
如果双方都真诚地努力执行这项协议，在不远的将来，朝鲜的经济形势就会有相当大的改善。至于这是否会对政治问题和停火问题也产生有利的影响则又当别论。1952年5月停火谈判再次出现僵局。虽然韩国的反停火宣传煽动已有所收敛，但是李总统和他的政界同僚之间的内部冲突却愈演愈烈，大有再次发生危机之势。总之，也许联合国军司令部刚刚解决了经济纠纷，又要被拖进政治斗争的旋涡。但是，这次谈判至少已除掉了韩国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关系中的一棵蒺藜。
三、日本的介入
李奇微在后方遇到的问题并不都是直接与韩国有关，但是很多问题都影响到在这个半岛上所发生的事件。1951年底到1952年初，在日本海的彼端又产生了新的复杂因素。自战争爆发后，美国一直把日本群岛作为在朝鲜作战的联合国军部队的巨型集结和补给基地。作为联军最高司令，李奇微可以使用在他看来是适当的一切可以利用的在日本的设施和便利条件，支援联合国军的行动。然而，1951年9月签定的和平条约预示着将出现一个转变阶段。军政府结束了它的统治，文职官员重新获得对国家的领导权。双方必须在过渡时期做出安排，明确美国军政双方的代表同日本政府的关系，并且必须为日本提供防护。
根据9月8日签定的美日安全条约，美国有权在日本保持自己的武装力量，直到日本有能力防卫自己为止。两国将签定一项管理协定，规定在日本布置美国和使用日本设施的具体条件。
结束朝鲜战争遥遥无期，只要冲突继续存在，美军就必须使用日本的设施和港口。因此安全条约为美军继续留在日本提供了法律依据。日本即使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需用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组织、训练和装备起一支足以保卫自己的部队。而日本宪法有关断绝战争联系的规定又使发展武装力量成为棘手的难题。
有幸的是，早在1950年中期，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就开始组织、训练自己的防卫力量。麦克阿瑟将军意识到不得不将手下的大部分美军调往朝鲜，他授权日本官员组建一支7.5万人的国家警察后备队。成立这一组织名义上是为了维持国内秩序，但是所有应征者都接受了为期13周的基础训练，熟悉各种轻型武器，然后又参加一项18周的集训，着重进行小分队训练，在这次集训中他们使用了机关枪和火箭筒。1950年6月，警察后备队举行了营级对抗演习。6月停战谈判开始后，后备队被编组为4个各为15200人的步兵师。但是它们没有重型装备，所接受的训练也只能胜任国内治安工作。
尽管后备队有这些弱点，杜鲁门总统还是于1951年5月批准了为它们提供物资的计划和预算，要在1952年6月1日以前装备10个师的日本警察后备队。李奇微在研究了有关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后，于9月建议分期分批地组建一支10个师，装备精良的部队。在他看来，难办的是怎样使日本的公众舆论做好准备，不因训练配有重型装备的日本国家警察后备队而哗然。此事将由日本政府处理。
正当东京方面在为扩大日本国家警察后备队做准备时，陆军部却发生了令人困窘的事件。柯林斯将军通知李奇微，由于经费短缺，可能被迫大幅度削减扩大日本国家警察后备队的计划。陆军在1953财政年度预算中已经削减了日本国家警察后备队的经费，从共同防御援助计划中也得不到任何经费。在这种情况下，柯林斯劝告李奇微修改他的计划，根据现有拨款，尽力而为。
李奇微惊叹不已，“真让我难以相信，在5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中，我们竟无法找到相对很小的一笔经费，援助日本迅速地建立一支小规模的陆军……。经过反复考虑，我认为组建日本的军队，每花费一美元所能得到的安全保障，是同样一笔开支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其它任何国家都无法得到的”。他又说，唯一的选择是美国将支付比这要高得多的费用，维持在远东的美军。他认为美国没有一项坚定不移的政策，自己无法同日本政府进一步讨论建立日本国家警察后备队的问题。如果美国有意放慢扩大日本国家警察后备队的速度，那么可能恰好与日本人的愿望相吻合。但是李奇微认为建议削减拨款“十足是危害我国根本利益的一场大灾难。”
远东司令的反复请求立即在华盛顿引起了反响。到11月23日，柯林斯已经有办法减轻李奇微的忧虑。洛维特部长同意将为日本防御计划提供的30亿美元列入陆军部的预算。
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得到这个重申的保证后，再次审定了日本国家警察后备队的计划，于1952年1月1日建议，在扩编的第一阶段应首先加强诸如防空、坦克和炮兵这类非师级的战斗部队，而不是组建新的师。但是华盛顿暗示不同意联合国军司令部按目前的文本执行该计划，于是双方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文电互访。结果以威廉·马奎特少将为首的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代表团被派往美国，通过讨论研究解决这一问题。经过5星期的协商，陆军和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的代表采纳了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李奇微将装备完毕4个已经成立的师，并保证使它们做好战斗准备，在今后做到召之即来。日本国家警察后备队在下一个财政年度中将增加到6个师，其中包括附属的支援部队。在1954和1955财政年度中，美国能够提供经费和装备，后备队将增加到10个师。
双方做出放慢扩建计划的决定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因为缺少经费和装备。原来日本政府根本不愿迅速重新武装本国。日本首相不同意让日本国家警察后备队的人数在1953财政年度中超过11万人。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极力劝说日本政府将后备队增加到10－18万人，但是在1953年初举行大选之前，首相一直拒绝做出任何许诺。就此计划而言，日本人不愿迅速地重新武装自己恰好解了美国人经费不足和生产吃紧之围。因此，放慢发展一支足以防御日本自己的军队的速度，大概体现了一种可行的妥协。
与此同时，日本的公众舆论可以做好准备，以适应日本重新在远东担负责任这一地位的需要。美国打算帮助日本，保证其获得可靠的原材料来源和市场，鼓励日本工业生产重新防卫自己所需的装备。为了帮助日本的军火工业起步，可以先安排在海外订购一些弹药和装备，但是陆军部认为，主要的工作还得靠日本人自己去完成。
日本重新作为主权国家出现引起了许多其它问题。李奇微将军作为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美军和联合国军未来在日本的地位。和平条约批准之后，占领状态就将结束，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也将解散。李奇微希望在此之前确定联合国军司令部和远东司令部同日本政府的关系。
9月19日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略述了自己的态度，指出日本在理论上将享有全面的政治自理，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将依靠日美双方的军队保卫自己的国家安全。远东司令认为，基于这种军事上的现实，他应该有充分的权力抵抗任何威胁他手下的美军安全的行为，就所有军事问题直接同日本政府磋商。给他的命令应该同以往一样，来自参谋长联席会议或者它的上级。当然在任何必要的时候，他都应同美驻日外交代表团团长配合。
军事占领即将结束。与文官管理制度一同恢复的还有正常的外交关系和美国大使在政府间交往中所起的突出作用。12月22日陆军部通知李奇微，参谋长联席会议已将他的大多数建议呈交国防部长，但是外交代表团团长处在优先于他的地位，除纯粹的军事问题外，所有政府事务都通过这条渠道处理。
2、3月间外交部和国防部的代表详细地制定出了进一步妥协的方案，但是直到4月他们才达成了一项双方都满意的协议并获得总统的同意。该协议规定由驻日大使负责两国间的所有政府关系，李奇微在军事问题上不受他的领导。远东司令可以就安全防卫和军援事务直接与日本政府谈判，并且有权任命新近成立的共同委员会中的美方成员。
李奇微曾坚持要求他直接受命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它的上级，现在司令官的这条渠道继续不变。正象他所期望的那样，李奇微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得到了挑选共同委员会中美方代表的权力。成立共同委员会是根据美国和日本1953年2月28日在东京签署的一项管理条约所决定的。在制定有关美军继续留在日本，参加日本防务的条款的过程中，为了协商怎样执行该条约，成立了由一名美方人员和一名日方人员组成的共同委员会。由于这些条款涉及到使用港口和其它设施，海关规定，税收、邮政优惠和法律裁判权等复杂问题，双方都认为有必要成立共同委员会，消除不一致的看法。
4月28日美军对日占领结束，作为客人和盟友，而不是占领者，美军继续留驻日本，但失去了以往的优越地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日本将依靠美军保卫自己的安全，远东司令和他的下属继续享有相当高的威望。虽然李奇微和他的继任者丧失了许多权力，但是在日本的防卫力量能够担负起保卫本国的责任之前，李奇微和他的继任者在日本事务中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重新确定了文官在政府中的支配地位，随着日本减少在军事上对美国的依靠，美国大使的作用必将日趋重大。
与此同时，远东司令遇到了难题，不知日本军队在整个防御体系中应处于什么位置。一旦爆发战争，他们是单独参战还是与美军配合？他们是归美国最高司令官指挥还是继续由自己的上级领导？两国政府至今尚未就日本保安部队的指挥权做出安排。《管理条约》仅仅规定，如果出现战争威胁，双方政府应该进行磋商。李奇微将军认为日本保安部队的发展与韩国的利益有密切关系，必须立即明确地解决这些问题，以防它们失去平衡。美国援助的这两个国家彼此怀有反感，除非双方军事力量的发展并驾齐驱，否则一方军力过于强大，最终将导致这里的局势不稳。事态到4月底已经很明显，尽管正式出场的是日本人，美国将为他们提供押宝所需的赌注。美国人的一项任务是保证日本与本队的其它队员合作，不起内讧。
四、弹药匮乏
弹药匮乏是个错综复杂迷宫般的问题。与此相比，同韩国政府和日本政府打交道的复杂性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1953年春，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就此举行了冗长的听证调查会，听取了范弗里特、爱德华·M．阿尔蒙中将和国防部官员的证词。通过调查，他们发现，当时对造成弹药缺乏的原因和由此所造成的影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出现这种混乱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背景缺乏了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手中还存有大量军火，但是这些库存弹药的数量不均，有些堆积如山，有些数量很少。接踵而来的复员工作，匆忙地遣散了军职和文职人员。朝鲜战争爆发的前几年，装在布袋里的火药和用代用金属制造的引信就已变质失效。陆军在训练中大量使用这批弹药，但是并没有采购弹药补充消耗掉的那部分，没有采取措施使库存弹药保持平衡。由于没有人员进行彻底的清查，军队中又在开展节约运动，人们忽视了这个问题。弹药的造价很高，手头现有的数量在和平条件似乎还够使用多年。
战后的军火工业因缺少订货而一落千丈。各家厂商纷纷转产民用产品，将剩余机床抢购一空，制造在战争无暇生产而目前又供不应求的消费品。美国在1950年突然介入朝鲜争端。当时生产军火的设备利用率低，工厂衰败不振。面对当时普遍存在的繁荣景象，商人们不愿让他们的工厂再转产军用品。另一个妨碍工厂立即转产军火的因素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看法，认为朝鲜战争不久就会结束，这场战争没有为美国工业大量转产提供成功的保证。即使在中国人参战打破这种谬见之后，美国仍然执行“黄油加大炮”的政策，没有大规模地动员工业转产。
自鸣得意的情绪在朝鲜战争的初期遍布全国，美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宝贵的时间被浪费在帮助衰败的军火工业恢复元气上。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国会通过拨款后要用18至24个月才能批量生产出成品弹药。国会直到1951年1月初才通过了第一宗大笔拨款，这意味着，即便是诸事顺利，这笔钱购买的产品也要到1952年底或1953年初才能运抵前线。
在此期间，美军和韩国部队只能依靠库存的弹药作战。有幸的是，除了成品军火的供应外，还有大量零配件可供使用。战争的特征在最初几个月中表现为高度的运动战，较少使用炮兵，库存的炮弹加上现有的生产能力似乎可以维持美军和它的盟友打完这场战争。
随着战争在1951年中放慢速度，炮兵开始发挥新的重要作用。阵地战要求炮兵骚扰和封锁敌军，担负更多的战斗任务。这意味着必须提高日补充基数，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单炮预计的日发射炮弹发数。由于日补充基数决定着远东司令部的炮弹储存量，所以库存量也要增加。对库存弹药的需求增加和至少在1952年底以前不可能重新补足大量消耗掉的炮弹，构成了1951年秋度所发生的各项事件的背景。
在1951年8、9月间争夺血岭的战役中，战区炮兵的情况开始令人担忧。第2师的炮兵在战斗中发射了15.3万多发炮弹，第15野战炮营在24小时内发射炮弹14425发，创造轻炮营纪录。战役结束时，战区炮弹存储量锐减，但是除了对当时极缺的照明弹外，没有规定任何定量。
尽管各师都否认有使用炮火不当或浪费炮弹的现象，但是在血岭战役中，有成千上万发105榴弹徒劳地倾注在敌人的钢筋水泥掩体上。高弹道发射减少了这些炮弹直接命中共军据点的机会，而且还降低了炮弹的穿透力。只有使用口径更大，命中率更高的8英寸榴弹炮，低弹道发射装有延时引信的混凝土穿透弹才能摧毁这些碉堡和钢筋水泥掩体。有趣的是，这次战役后范弗里特发布了一道命令，告诫各部队要节约使用8英寸和105毫米榴炮的炮弹，因为当时这两种炮弹都供应不足。与此同时，第8集团军司令提倡使用155毫米榴炮作为替代手段。
然而，在进攻伤心岭的战斗中，范弗里特没有对第2师的炮兵实行任何限制。由于消耗过大，出现了局部弹药短缺。例如当81毫米迫击炮没有炮弹时，只得使用4.2英寸的迫击炮。为了保征4.2英寸迫击炮弹的供应，又不得不安排去前方的空运和铁路运输。炮兵分队很快就耗尽了它们储存的弹药。这并不使人惊讶，因为攻占伤心岭的计划最初估计这是一场比较容易，耗时不多的战斗。
第1军突击队在10月的行动表明弹药短缺问题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当共军集结大批炮兵，企图阻止这次进攻时，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炮兵却耗尽了各弹药供应点的炮弹，第1军不得不限制对它的炮兵分队的弹药供应。该军将领事后指出，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使弹药储备恢复到标准点，而且也是为了迫使各部队用掉在正常允许量以上储存的弹药。囤积弹药的做法由来已久，已经是习以为常。这样做是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紧急事变或在后勤供应暂时中断的情况下，解一下燃眉之急。
联合国军在8月至10月这段时间的遭遇与每天大量炮击所引起的局部暂时弹药短缺有关，李奇微将军决定提请参谋长联席会议注意这个问题。不断撤退导致了战区炮兵的弹药储备减少，李奇微认为这暴露出，在朝鲜战争中采用二次大战时的日单炮发射率的危险性。二次大战中各部队所配备的炮兵营比在朝鲜的部队所配备的多得多，保持较低的日单炮发射率就能胜任相同的战斗任务。在朝鲜的美军炮兵部队必须提高发射频率，因为它们的火炮门数较少，而共军的炮兵却在日益增加。李奇微急切地要求增加他的8英寸、105毫米和155毫米榴弹炮的日供弹量，并且增加他的155毫米榴弹炮的数量。他指出炮兵与战场伤员之间的严酷联系：
无论迄今为止我们在朝鲜的战斗中给人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炮兵一直是，而且将继续是共产党人的死神，美国和盟国士兵的救星。弹药供应点的炮弹堆与尸体登记集中点的尸体堆有着直接的联系，前者越大，后者越小，反之亦然。
增加大口径的榴弹炮和其它火炮仅仅是李奇微的要求的一部分。如果得到这些火炮，他希望尽快将炮弹储备从75天增加到90天。他将把储备在朝鲜的供应量从30天增加到40天，在供应线上保持20天的供应量，只在日本保存30天的储备。就在李奇微提出这个要求的同时，他通知范弗里特，第8集团军在11月必须依靠自己的弹药供应作战。重新恢复战区的弹药储备要用相当长的时间，“绝不可幻想要求补充弹药的请求获得批准，但是一旦库存出现不足，这些弹药就会被运来。你们目前的弹药来源和预计的弹药来源同上文所提到的情况一样。增加弹药供应在本战区是力所不及的。”
李奇微的要求在10月20日获得批准。当然这没有立即改善他的弹药供应局面。但是，由于结束了秋季战役，双方就分界线开始谈判。战线比较稳定，战斗的激烈程度也有所缓和。近期内有达成停战协议的可能性使范弗里特在12月初极力争取李奇微同意将他的弹药储备从30天增加到45天。范弗里特唯恐共产党人会将在目前水平上冻结弹药储备的条款写进停战协议。他认为不如在此之前先扩大自己的弹药储备。
1951年底弹药问题又有了新的变化。显然夏季战役和秋季战役中消耗的弹药记录引起了李奇微的关注，使他深感不安。虽然对消耗了的弹药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已为时过晚，但是远东司令仍然断定出现这种惊人的高发射率“或是由于肆无忌惮地浪费炮弹，或是由于滥用炮兵，或是由于二者皆有。”炮弹消耗过多对美国的工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原材料供不应求。李奇微告诉范弗里特要不间断地监督各部队，以防重蹈覆辙。
这是一个严厉的指责，范弗里特提出了自己的申诉，他不认为自己的部队有浪费或滥用炮弹的行为，反对不加分析地将朝鲜战争中的炮弹发射率与二次大战时的发射率相比较，他说：“根据二次大战时在欧洲的标准，我看第8集团军大约缺少70个野战炮营。当在前线配备的野战炮营每英里的密度大幅度下降后，要获得所需的炮击效果就需要提高单管发射率。4营炮兵一次齐射的威力远非1营炮兵4次齐射所能相比。”他承认在进攻中没有限制使用炮兵，但是又反唇相讥地提醒远东司令，如果他在夺取这些目标时限制使用炮兵，第8集团军的伤亡人数会大量增加。最后，范弗里特坚持说，他一直密切注视着弹药消耗水平，在10月到12月间，他已经储存了数量可观的炮弹。
李奇微与范弗里特之间的信电往来反映出远东司令部对弹药供应情况的担忧与日俱增。华盛顿的后勤官员没给他们带来什么希望，1952年年底以前，各种一直供不应求的炮弹的供应情况不会好转。在冬季，迫击炮，8英寸大炮和155毫米榴弹炮的炮弹也不象过去那么充足。大口径火炮的炮弹供应短期内不会得到改善。
1952年初，从拨款生产弹药到成品发货之间所需的时间拖得更长了。虽然已经签定了数十亿美元的合同，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要获得成品还得半年或更多时间。在这期间远东司令部比过去更难向议会和美国公众解释缺乏弹药的原因。尽管朝鲜前线战事不紧，而且部队也在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炮击，但是柯林斯将军仍然觉得炮弹消耗太大。他指出1953财政年度中陆军申请的35亿美元采购费里有25亿必须用于购买弹药。柯林斯请李奇微调查一下，如果不重新开始大规模的战斗，是否应该立即大幅度地减少炮击，保持低消耗。李奇微把这个难题交给范弗里特解决。
就1952年初几个月中创伤敌人的数字之小而言，第8集团军炮兵的弹药消耗量显得很高。但是范弗里特当即提醒李奇微，第8集团军在冬季所使用的弹药还不到分配给他们的60％，按照目前的发射率，第8集团军在1952年将消耗价值7.6亿美元的弹药。重型迫击炮弹的供应已经受到严格限制，无法再减少了。范弗里特又说，如果要强制节约弹药，他唯一可以减少的是封锁炮击。第8集团军的任务中有66％是封锁敌军，19％是还击，15％是打击敌人的进攻。李奇微准备命令各军军长将封锁射击减少20％。他所能做的仅此而已。
李奇微4月9日答复柯林斯，他已经将1952年的弹药消耗预算增加到略多于10亿美元。报告了范弗里特即将减少20％的封锁射击后，李奇微指出问题的实质：
“在我看来，人们为了追求节约往往掩盖了这个问题最基本的因素。我们在朝鲜是处于战争状态，必须供应充足的弹药，满足最低的消耗和储存要求。如果这些要求合情合理，节约就不成其为应该考虑的因素。否则只能以牺牲性命节约美元。”
事情到4月底已经明朗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剩下的大批库存弹药既是福源又是祸根。这批弹药提供了美国赖以维持朝鲜战争的大批应急之物，但是这批弹药日益严重的不平衡却无人注意。正是这些库存弹药使人产生了一种危险的盲目乐观情绪。认为这是一场短期战争的想法助长了这种盲目乐观情绪，使人们容忍了延缓重建军火工业的作法。战争爆发后，没有动员工业生产导致争取弹药的斗争遇到更多的困难，使形势恶化。与此同时，暴露出弹药储备不平衡的问题。1951年中开始炮战后，主要是缺少迫击炮弹和榴弹炮炮弹。1951年底至1952年初被报刊引用的弹药计划耗资极高，反映出战争放慢了速度。这成为降低弹药消耗的理由。降低日发射率将缓和基本弹药储存量减少的矛盾。但是限制日弹药发射数引起前线将士报怨，并引起国会和公众对这一问题的注意。
在这场关于弹药问题的自由辩论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时间不足是最难克服的困难。弹药危机将一直持续到生产规模不但能够满足战斗需要而且可以充实库存为止。1951年冬和1952年春实行的定量供应是缓和日益减少的库存与新产品供不应求这个矛盾的权宜之计。在完成工业转产之前，弹药不足将是不可改变的事实，采取权宜之计也在所难免。
1951年和1952年的弹药形势清楚地表明，即使是打一场小规模的战争，没有坚实的正在迅速发展或能够迅速发展的生产基础是多么不利。为了填饱远东司令部的辘辘饥肠，美国耗尽了国内储备，并不得不削减对驻欧洲美军部队的供应。扩大这场战争完全有可能成为一场灾难性的悲剧，因为无论怎样努力，花多少钱也买不到时间这个无价之宝。
有幸的是，共党分子同联合国军司令部一样，不愿加剧战场上的争夺或扩大战争规模。看来只要战斗继续保持这种平稳的步伐，美国的弹药供应就足以维持现状，直至军火生产重新振作起来。
五、宣传攻势
1952年初前线普遍存在厌战情绪，但是这仅仅限于前线，没有影响后方争取世界舆论支持的斗争。舆论宣传在1951年夏秋两季已显示出它的威力，共产党人因此再次开始加强他们的宣传攻势。板门店谈判中暴露出双方的看法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基本分歧。敌人故伎重演，制造了一系列新的“事件”，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施加压力。
尽管已经出现了数起违反中立区规定和双方在板门店地区护送车队协议的事件，敌人在12月到1月间的反应一直是温和的。12月11日，由于领航错误，一架B－26轻型轰炸机扫射了开城防区内的一辆卡车。1月17日另一架飞机的驾驶员误将一枚炸弹当作副油箱投在开城。第二天，护送共产党代表去板门店的车队，在驶近开城北面约18英里开城河上的一座桥梁时遇到一次预定的空袭，有一辆卡车被击毁。敌人接受了我方对这些事件所表示的歉意，没有利用它节外生枝，大做文章。
2月间板门店谈判在讨论协议的第三、第四条时陷入僵局，有迹象表明将开始一场新的宣传战。苏联代表雅各布·马利克在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指责美国在朝鲜使用毒气。虽然以前也有这种指责，但是这次是由马利克亲自出面，似乎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他的指责在华盛顿引起慌忙，因为这可能是一个警告，表示共产党人自己正在准备进行毒气战；此外，敌人可能已经发现李奇微命令他的部下组织、装备和训练各部队，以防受到化学、生物和放射性武器攻击，并由此推断联合国军司令部正在准备采取新的战争形式。李奇微的命令不过是例行公事，而敌人却无法确信这仅仅是例行公事。
很明显，共产党人极为谨慎，他们力图排除打一场化学战争的可能性。其实远东司令部根本无法发动化学进攻。首先，在战区无法储存化学毒气。其次，在远东的部队至少缺少5万套防毒面具。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士兵们常常丢弃装备的防毒面具，在朝鲜没有把防毒面具发给士兵，而是储存在兵站。这些兵站在24小时内即可将防毒面具发到士兵手中。远东司令部既没有打化学战的武器，又缺少防化学装备，事实雄辩地反驳了共产党人的指责。但是，就象经常发生的那样，无论多么站不住脚的谎言都要留下隐患。
毒气骚乱还没有完全平息，敌人又在另一条战线上发动了全面进攻。2月下旬，莫斯科、北平和平壤的电台广播公开指责美国在朝鲜和满洲里进行细菌战。敌方各报纷纷捡起这条消息，报道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飞机如何播撒带菌昆虫，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大炮怎样向共产党地区发射装满带菌物的炮弹。一篇配有插图的文章“证实”，2月17日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一架飞机在平壤北面投掷了一枚细菌弹，里面装满可以在冰天雪地里生存和飞舞的可怕的带菌苍蝇。
根据情报部门的报告判断，共产党人不仅力图通过这种宣传战诋毁美国，而且企图以此掩盖他们在预防和控制流行病方面的无能，在中国和亚洲的共产主义同情者中煽动支持朝鲜战争的热情。1951年北朝鲜曾出现大面积流行的斑疹伤寒、霍乱、伤寒和天花。敌人估计这些疾病很可能还会再次流行，迫切期望找到一只替罪羊。
尽管国务卿艾奇逊和其它华盛顿官员都断然否定有使用细菌武器的行为，但是有迹象表明，一些亚洲国家正在听信敌人的宣传。宣传攻势日趋激烈，国务院和国防部都开始关注事态的发展，并且指示李奇微一旦共方在板门店提出这个问题，要尽力明确否认。与此同时，国会向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主席发出邀请，表示美国欢迎由一个公正无私的机构全面调查共产党所提出的指控，以揭穿敌人虚伪的宣传。国际红十字会于5月中旬接受了美国的邀请，但是共方认为该组织是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理人，不是公正无私的机构。共产党人同该组织的代表打交道的希望很少。
3月8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暗示，要在另一个领域开展反对细菌战的运动。他在一次广播讲话里含蓄地说，一旦抓住在中国上空投掷细菌弹的美国空军人员，中国人民将把他们作为战争罪犯对待。对于这样的威胁空军不能置若罔闻，不加反驳。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李奇微发布一项强硬的声明，坚决要求共产党人承担公正对待战俘的义务；同时他可以再次否定这些指控，并且警告敌军不得以有流行病为借口，虐待俘虏。陆军师属或师以上作战与训练参谋认为，这可以使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宣传上获得主动，转守为攻。
在李奇微起草这项声明的同时，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主动提出为北朝鲜派遣技术人员，帮助他们同疾病和瘟疫作斗争。美国当即同意世界卫生组织直接就此同共产党人联系。如果敌人拒绝接受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疗队，人们就会怀疑他们提出的指控，并谴责他们不顾人民的死活。
共产党人的宣传攻势在3、4月间愈演愈烈。他们不断报道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飞机在北朝鲜和中国境内播撒带炭疽病菌的蜘蛛、蚤子、硬壳虫和带鼠疫病菌的田鼠，甚至说有带毒药的蛤蟆。但是共产党人拒绝国际红十字会和世界卫生组织派人调查这些事件，拒绝这两个组织帮助他们控制疾病的蔓延。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他们以后的宣传效果。几个月来，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战俘营里一直酝酿着的危机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共产党人即将得到更强有力的宣传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