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揽子建议·第八
作者：沃尔特·G．赫姆斯·美国
出自————《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
出自————《战争通史》
冬天的几个月中，战俘问题的戏剧性发展使双方在板门店的代表团所面临的一些技术性较强的问题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被监禁于铁丝网后面的俘虏的命运，牵动着人类的各种情感，而相比之下对机场的修建和修复问题都显得不怎么感兴趣。但在会议帐篷内，围绕第三条款所展开的斗争之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在俘虏问题上的争论。因为双方的代表都是军事上的专家，所以他们心里都很清楚，不管最后决定以何种方式处理战俘问题，它都只是一个暂时性的过渡问题。另一方面，遵守停战协定则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长期问题，因为它将在今后若干年中影响朝鲜的局势。面对这种情况，重要的是要确保将充分的保护措施及保证写入停战协定。
一、缩小争论的范围
到十二月中旬，双方的主要分歧已表现在第三条款的讨论中。首先是机场问题，这是一个已经引起了大量争议的棘手问题：其次是轮换问题，中立国家观察员小组的成分问题和准备用于处理轮换和人员与补给的港口数量问题。这些问题似乎是最难解决的，因为双方所持的立场相去甚远。
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正是在此关头又减少了一位有才干的代表，因为在海军上将伯克刚被调任几天之后，又调走霍迪斯将军。这是两个能干和难以对付的谈判代表。他们二人的工作非常出色，并且证明他们毫不逊色于敌方派出的最好谈判代表。接替霍迪斯将军的是费伦博将军，他已跟着霍迪斯将军见习了几个星期，12月17日与特纳将军同时成为正式谈判代表。这位新的陆军代表面临着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他不仅要接替霍迪斯将军，而且要与共方的谈判能手解方将军进行周旋，此人虽然有时言语粗野，但他一贯足智多谋。
由于至今仍不断发生各种小冲突，所以联合国军司令部采取了坚决反对修建或是修复机场的强硬立场。共产党方面对任何限制他们修建和修复机场的言论则采取充耳不闻的态度。在12月下半个月的讨论中，解将军曾多次明确表示，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愿在机场问题上做出让步，则共产党方面将不再对人员的轮换与补充问题提出反对意见。但他的这一建议没有引起我方的任何反响。
为了打破这种僵持局面，谈判代表们决定将此问题交给参谋人员讨论，看他们在几天之内能否在不太正式的气氛中缩小双方的分歧，但结果证明徒劳无益。分界线谈判的30天限期于12月27日到期时，谈判和战场上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人们已经充分预感到，在鉴定协定之前，这条分界线完全可能成为一条永久性的分界线。
联合国军司令部在12月底终于表示愿做出让步，即如果共产党方面接受对机场的各种限制，联合国军司令部将放弃空中侦察和空中照相侦察的飞行。敌人的反应似乎是任凭李奇微和乔伊对凭空让共产党方面得到一次占便宜的机会的愚蠢行为而牢骚不迭。解将军欣然接受了我方的止步，但却毫不改变他对机场问题的立场，并且直言不讳地告诉特纳说：“你们是想骑在别人的头上，等到你们下来时才说，这是对你们的让步”。其言外之意是说，联合国军司令部纯粹是自己的立场毫无道理和站不住脚才做出让步，而根本不是提出有什么价值的建议。在海军上将乔伊看来，联合国军司令部立场的动摇只能招致敌方越来越强硬地要求我方在机场问题上做出进一步的让步。
共产党方面对这个问题是经过了充分酝酿的，因为在12月的下半个月，联合国内坚持严格限制机场之修建和修复的决心犹如江河日下。这种情况一直可以追溯到下面这种主张的提出，即一旦签定停战协定后，就依靠美国方面发表一项“大规模制裁”的声明。出于主张在停战协定遭到破坏时，将重点从对朝鲜局部局势的控制转移到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威胁，而尤其是当时已经认识到，一且停战协定开始生效，即使有可能但也很难阻止敌人修复和修建机场，所以机场问题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这种趋势使李奇微感到焦虑不安。他不明白，在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空中力量保持在现有水平上或减少的情况下，如果让敌人随心所欲地加强其空中力量，一旦以后爆发敌对行动，联合国军司令部怎能构成一种威慑性的力量。李奇微认为，共产党方面已经觉察到联全国军司令部在机场问题上没有形成最后的坚定立场；并且认为，美国方面的新闻报道明确表示联合国军司令部正在考虑做出进一步的让步是不利于当前形势的。
李奇微要求采取强硬而稳妥的立场为时已晚。1月10日，美国的军政领袖们通知他，如果机场的修建成修复是签定停战协定的唯一障碍，他的最后立场是放弃任何限制。但在共产党方面表明这将成为他们的转折点之前，不应做出任何公开让步的表示。他们建议，双方代表团在解决第三、四、五条款中的全部遗留问题之前，不再进一步讨论机场问题。如果共产党方面同意在此期间签定停战协定，联合国军司令部则不再提出机场方面的要求。他们认为，这样一来，在做出让步之后便可马上由联合国发表一项包括“大规模制裁”的扩大战争的声明。此项声明的发布将抵消敌人企图从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机场问题上的退让中捞到好处而进行的宣传。
李奇微带着满腹疑虑接受了上述决定。他虽然不相信其上级真正了解联合国声明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但仍然建议，如果共产党方面同意，就应将机场问题搁置起来。他特别担心，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方面会提出得寸进尺的要求。他认为，在做出进一步让步之前，他们将拒绝讨论新的问题。
由于要选择适当的时机提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建议，所以华盛顿的指示并未马上对板门店帐篷中的谈判产生影响。与此同时，特纳和费伦博仍继续在与诡计多端的解方进行着辩论。只要是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一提出机场问题，解方便以“不准干涉别国内政”的口号为掩护拒绝进行讨论。解方对北朝鲜主权受到侵犯所表现出的担心使特纳对他的诚意提出了如下质疑：特纳质问道，由于北朝鲜的空军已被消耗殆尽，解将军究竟是在关注北朝鲜的主权呢，还是在关注中国的主权。这位中国将军对此未予答理。
1月9日，共方代表团就第三条款提出了新的建议，此建议与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寻求的目标较为接近。但作为策略来说，特纳仍然对敌方建议中的一些弱点和遗漏进行了抨击。特纳对解方说：第一，他不理解共产党为什么会允许中立国观察员小组对战线后方进行视察，因为按照解方的说法，这是明目张胆地干涉内政；第二，他不理解共产党为什么至今还对限制机场犹豫不决。但解方看不出这两个问题之间有什么前后矛盾的地方。他坚持认为，中立国家是作为一项排除外国干涉的措施而被接受的。
在共方的建议中，虽然没有提到任何关于限制机场的条款，但同意在不增加数量的情况下，补充军事人员、飞机和武器弹药。由于这一直是联合国军司令部自始至终所坚持的主张，所以特纳采取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宣称这根本不是什么让步，而只不过是承认了联合国军司令部之立场的正确和合理而已。虽然特纳因共方的建议未提及机场问题而予以拒绝，但双方的分歧范围正在日渐缩小。敌人不再坚持其反对人员补充的顽固立场不但抵偿了联合国军司令部放弃空中侦察和空中照相侦察，而且表明，只要在讨论第三条款时回避机场问题，甚至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不管怎么说，联合国军司令部从1月中旬已开始逐渐转向争取改变敌人的态度。其谈判代表集中火力抨击共产党方面坚持重建机场自由权的动机，但他们为制服解将军所进行的努力一无所获。解方坚持认为，不提出在朝鲜增加飞机数量的协议是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反对意见打掩护。但他拒绝详细说明共产党为什么在停战期间不愿增加他们的空中军事力量，从而将该问题的解决置于双方的真诚信誉之上。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不愿在解方的身上孤注一掷，所以谈判未取得什么进展。
解方将军并非一个甘处守势的人。因此他大肆攻击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停战之后维持朝鲜军事力量平衡的主张。他极力坚持那些尽人皆知的主张，即彻底消除战争状态，撤离朝鲜的一切外国军队，这种主张至少在表面上听起来是合情合理的。这位中国将军宣称，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通过扩充南朝鲜的军队已经开始着手增加其停战后的力量，因此，不可能在停战期间维持现状。虽然解方将军只字未提共产党方面也照样在扩充北朝鲜的军队，但他的确指出了问题的要害。
1月下旬，联合国军司令部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将拟定第三条款细则的工作移交给参谋人员。这样不但可以按华盛顿首脑们所指示的那样进一步推迟机场问题的讨论，而且可以就双方都比较重视的部分次要分歧问题举行谈判。解方于1月27日同意在参谋人员完成其工作之前，不再举行副代表级谈判。如果参谋人员能够解决除机场问题以外的其他全部问题，那么联合国军司令部届时就可处于一种更加有利的地位上提出其最后的主张。
二、第五条款的解决
当参谋人员开始举行会谈时，李奇微将军和海军上将乔伊决定建议同时举行第五条款的讨论。人们会记得，第五条款只是在7月以“对双方各有关国家之政府的建议”的形式提出过。当时是有意这样含糊其词的，因为除了军事停战协定之外，美国事先不准备对各种政治问题表态。
李奇微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在12月初就起草好了一份初步建议，几乎和7月的方案一模一样。双方将建议各有关政府召开一次政治会议，讨论停战协定尚未解决的有关问题。这是一项非常含糊其词的微妙建议，因此不会遭到任何一方的反对。
两周后，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决定提出在朝鲜建立统一和独立的民主政府，并指示李奇微将这一内容纳入他向共产党提出的第一方案中。如果敌人坚持提出撤出外国军队，他们授意驻远东美军司令将其写进协议。几天之后，他们提醒李奇微不要对任何准备参加政治会谈的国家承担义务，也不要进行任何形式的讨论。这些细则问题应留给签定停战协定后的政治会议解决。
开始，李奇微对上述指示没有表示什么怀疑，但到1月底他提出了另外的看法。他质问他的上级，如果共产党要将准备参加政治会议的国家名称写进协议，他究竟是一个也不同意呢还是仅同意北朝鲜和共产党中国？由于敌人很可能要求在90天的限期内召开会议，联合国军司令官认为，只要提前采取这一行动，他便可以使联合国的建议更加适合共产党的味口。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反对他提出的后一项建议，但不同意在协议中提及有关国家的名称。另一方面，他们表示，如果必要的活，可以在政治会议上就处理军事停战协定尚未解决的问题的具体步骤向各有关国家提出建议。但只能将苏联称为联合国的成员国，不能把它称为一个单独的政府。
因此，在2月初重新召开全体会议的前夕，美国对第五条款的态度特别审慎。由于早期和满意解决朝鲜政治局势的前景不令人乐观，所以美国的军政首脑们宁愿慢慢地等待机会。由于他们意识到，在朝鲜的未来问题上将要和共产党进行长期而复杂的较量，因此他们赞成采取灵活的态度，少或不预先提出许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达不成最终协议，就应该千方百计地寻求权宜之计。
由于共产党方面坚持要在全体会议上提出第五条款中所涉及的各项原则，所以2月6日再次举行了双方代表团全体成员会议。乔伊向南日将军介绍了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的两位新成员：小威廉·K．哈里森中将和俞在恒少将。哈里森中将接替费伦博将军，俞在恒少将接替李亨坤将军。
乔伊刚介绍完毕，南日便开始提出共方对第五条款的解决办法。他建议在签定停战协定之后的3个月内，双方各指派5名代表举行政治会议。并提出了准备讨论的三个问题：第一，从朝鲜撤出所有外国军队；第二，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具体建议；第三，与朝鲜和平有关的其他问题。
经过3天休会后，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了一项反建议。李奇微认为，由于双方的分歧不大，因此，他主张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建议时应尽量采用共产党的措词，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他的主张。但是他没有提及5名代表问题，并将“撤出外国军队”改为“撤出非朝鲜军队”。共产党方面提出讨论的第三个问题，经联合国军司令部改变措词之后则变为“与和平有关的其他朝鲜问题”。韩国是作为军事指挥官建议的接受者与联合国一道被提名的，与政治会议有关的部分则更加含糊其词。
虽然大部分改动都不大，但共产党方面仍坚持他们所提出的建议，因此又进行了一周的辩论。联合国军司令部明确表示，它不打算建议政治当局讨论任何不直接与朝鲜有关的问题，因为这已超出了它的权限。共产党方面指责联合国军司令部不能代表整个朕合国以及上述提法不妥时，乔伊则反击他们说，中国人民志愿军也不能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对南日说，即使你们提出这种要求，联合国军司令部也不同意在建议中提到任何具体政府。
最后，共产党方面在2月16日提出了以下经过修正的建议：
为了确保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双方军事指挥官特此向双方有关国家的政府建议：在签定停战协定并开始生效后的3个月内，由双方分别指派代表举行较高级的政治会议，通过谈判解决从朝鲜撤出全部外国军队的问题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
在弄清“外国军队”是指“非朝鲜军队”和“等”不包括朝鲜以外的问题后，联合国军司令部于2月17日全部接受了共产党方面的建议。
乔伊向李奇微汇报时说，共产党方面的声明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因此几乎可以按任何方式进行解释，因为它至多也不过是一纸建议而已。
仅仅用11天时间便就第五条款达成了协议，打破了谈判以来的最高纪录，甚至比确定议事日程的时间都短。也许是由于这项声明的措词非常含糊，所以双方都容易接受。因此，实际上并未解决任何问题和带来任何希望。如果以后变得不适用或不必要，可存而不论。另一方面，如果双方发现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可召开会议讨论。虽然第五条款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总算完成了三个条款的谈判。尽管第三、四条款是最重要的，但尚无任何迹象表明可以在近期内就其达成协议。
三、一笔讨价还价的交易
由于盘根错节的机场问题被暂时搁置起来，所以参加第三条款谈判的参谋人员能够在1月下旬集中讨论争议较小的细则问题。联合国军司令部参加谈判的是唐·O．达罗空军上校、金尼空军上校、霍华德·S．利维陆军中校；共产党方面参加谈判的是北朝鲜陆军的张上校、中共甫山陆军上校。总的看来，这是一批非常有才干的官员。
为了尽早开始上述谈判，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已起草好了停战协定的草案，其中包括了要在第三条款中讨论的全部内容。实际上包括了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谋人员希望解决的下述四个方面的问题：人员轮换；用于人员轮换与补充的港口数量；中立国监督机构和观察小组的组成成份；控制仍有争议的沿海岛屿。联合国军司令部提交的停战协定草案为参谋人员会议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出发点。
在接着进行的第一轮会谈期间，停战谈判的帐篷中出现了一种令人精神振奋的气氛。共产党方面的高谈阔论少了。他们的参谋人员神态严肃，意欲取得进展，他们倾向于尽量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的措词，而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则常将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改变视为谈判所取得的进展。
虽然共产党方面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态度，但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其原则的。一开始讨论人员轮换时，他们就说他们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每月轮换75000人的巨大数字感到非常吃惊。大家也许还记得，他们在早些时候提出每月可轮换5000人，联合国军司令部则宣布这个数字远远不够。在接着开始的讨价还价中，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人员轮换和港口数量应能满足人员流动的需要，并与装备紧密联系起来。共产党方面的参谋人员打算把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使用12个北朝鲜港口和10个南朝鲜港口的建议与轮换75000名人员的建议归入到一个类别中。
双方的分歧渐渐缩小。共产党方面提出的轮换人数是25000名；联合国军司令郎提出，如果共产党方面同意双方各提供8个港口，它愿将原来提出的轮换人数降至40000名。共方张上校在提出一项反建议时指出，他们提出的25000名轮换人员中不包括正在休假、已登记休假和正在执行临时任务的人员在内。但他坚持双方提供的港口不能超过3个。
这时，李奇微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准备采取最后立场，即坚持双方各轮换40000名人员和各提供6个港口。他们认为，只要我方的态度坚决，共产党方面就会让步。在华盛顿，国防部和国务院希望不要因这样一些次要问题引起谈判的破裂。他们同意，只要共产党方面不提出最后通牒，就坚持双方各轮换40000名人员和各提供6个港口。
到2月中旬时，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宣布将双方提供的港口减到7个，轮换人员减少到40000名；而共产党方面也在其建议中提出，将双方提供的港口增加到4个，轮换人员增加到30000名。这种讨价还价的妥协又继续一周时间后，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将轮换人数降至35000名，港口降至6个；共产党方面则将轮换人数增加到35000名，港口增加到5个。
现在，只是因为一港之差的问题阻碍着双方达成协议。于是李奇微将军在3月7日指示乔伊接受双方各提供5个港口的条件，只要他认为这样做时有助于其他问题的解决。当时，李奇微所担心的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共产党方面正准备利用中立国检查小组对一些保密设备进行严密的检查，以此达到搜集技术情报的目的。因此，李奇微认为，停战协定的措辞必须保证不发生此种事情。
这是一个相当奇怪的转变，因为共产党方面一向反对检查，提出只要双方恪守信义就行。金尼上校在参谋人员的会议上向张上校指出：早先，共产党方面曾设法限制检查小组的一切活动，但现在又坚持检查小组完全有权对一切设备进行严密检查。这种突如其来的转变不能不令人怀疑贵方的诚意。接着，金尼上校提出，只要共产党方面同意放弃严格检查的要求，就可以接受双方各提供5个港口的条件。张上校在3月15日表示接受。不管共产党是否正在单方面利用检查来达到讨价还价的目的，终于就人员轮换和港口问题达成了协议。该协议规定，双方每月可轮换35000人和各提供5个港口。
至于沿海岛屿问题，共产党方面采取了相当合作的态度。他们于2月3日同意让联合国军司令部重新控制朝鲜西部沿海一带有争议的5个岛群。联合国军司令部当初以为在停战协定的这一条款上会有相当一番较量的，但敌方却出人意外地决定不提出异议。
对联合国军司令部规定的以海水退潮时的海岸线为基准的2海里近海海域问题进行了一般的辩论。但共产党方面不愿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双方停止海上封锁和停止在对方的海域中巡逻，距离长短则无关紧要。当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官员坚持限制于3海里以避免无意中侵犯对方海域时，共产党方面又突然提出划分12海里的区域。由于美国方面不希望在朝鲜开创接受12海里近海海域的先例，所以联合国军司令部不得不改变当初那种急于求成的打算。最后，双方同意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在参谋人员希望解决的四个问题中，有三个问题存在着争议和讨价还价的余地。而第四个问题即中立国监督机构与检查小组的成员构成问题，很快变成为一个难关。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之大仅次于机场问题。也许大家还能够回忆起，共产党方面最初提出的中立国监督机构成员国的建议是笼统和含糊的。共方代表李将军给中立国下的定义是：没有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他指出，根据上述解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和瑞典都属于中立国家。
当李奇微请求上级做出指示时，他们很快做出了回答：如果瑞典、瑞士和挪威愿意，作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选择，这三个国家是可以接受的。至于共产党方面可能选择哪几个国家，在这些卫星国家之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因此任何三个国家都会被同意。但他们特别提醒，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苏联为中立国家。这就是第四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尽管存在着苏联没有正式干预朝鲜战争这一事实，但美国方面断定苏联正在给予中国和北朝鲜的共产党人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因此，美国的军政首脑们决不会将苏联看成为中立国家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他们早就下定决心否定苏联的中立状态。美国手中的一张王牌是与共产党方面达成的中立国家必须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因此，俄国人长期以来最喜欢使用的武器——否决权这时已变得对苏联不利了。
12月，通过与瑞典、瑞士和挪威的外交接触已得到他们的肯定答复，因此授权李奇微在适当的时候提名这三个国家作为联合国军司令部选择的中立国家。一直等到2月1日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参谋人员会议上才获得提名这三个国家的机会。但共产党方面还是那副不慌不忙的样子。虽然经过多次提醒和催促，他们仍拖到2月16日才提出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联合国军司令部马上做出答复，同意接受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拒绝接受苏联。
由于李奇微的上级希望共产党方面不再坚持提出苏联，因此他们偏向于通过贬低苏联参加战争的重要性作为联合国军司令部拒绝接受苏联的理由。如果共产党方面不再坚持，他们将不做任何说明，如果共产党方面要求做出说明，联合国军司令部就以苏联最近的所作所为和它过去卷入朝鲜战争的记录作为不承认其是中立国家的理由。
根据当时的情况，李奇微和乔伊表示同意上述看法。但提醒他们说，参谋人员怀疑敌人正准备通过在人员轮换和港口问题上做出让步作为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接受苏联的条件。如果真有此事，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最好明确告诉共产党方面，在他们以其声誉做出保证之前，将断然拒绝接受苏联。但只要还有一点其他可能的办法，就不准备采取这一步骤。因此，华盛顿的首脑们通知李奇微说，只要共产党方面同意不提名苏联，联合国军司令部也可以不提名挪威。
2月25日，当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参谋人员提出上述建议之后，共方张上校和他的助手们拒不对此作出答复。由于他们继续坚持提名苏联，所以李奇微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必须对这个问题采取最后立场。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与国防部和国务院的同僚们协商并经总统批准后通知李奇微说，美国同意联合国军司令部拒绝接受苏联的坚定和不可改变的立场。如果李奇微认为可以达成协议，在他提出拒绝的同时可以提出解决此问题的其他办法。他们建议由双方选出组成监督机构和检查小组的国家，而不管这些国家对朝鲜战争持何种态度。这样，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就可以提名美国，共产党方面就可以提名苏联，如果他们愿意这样的话。因为这样可以避开苏联是中立国家的问题，所以就可以对苏联参加监督机构和检查小组不提出反对意见。
由于共产党方面对组成非中立性团体执行监督和检查不感兴趣，所以参谋人员只好将这个问题搁下来。但通过他们积极而认真的努力，终于解决了人员轮换、港口和沿海岛屿的争议问题以及第二条款的若干次要细则问题。因此到了3月中旬，仅在机场和苏联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了。
第三、四条款的谈判陷入停顿之后，海军上将乔伊和他的参谋人员对整个停战谈判形势进行估计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要想同敌人达成一项满意的停战协定，可以采取两种有效的办法。比较严厉的解决办法是在向敌人提出做了某些让步的完整的停战协定文件的同时发出最后通牒。共产党方面要么在规定的限期内予以接受，要么终止谈判和恢复敌对行动。这一方针需要由上级作出决定。如果敌人拒绝最后通牒，上级必须具有甘愿冒重新开战的决心。乔伊认为，这种方针将为尽快和满意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最大的可能性。
第二种选择是只向共产党方面提交一份完整的停战协定文件而不发出公开的最后通牒。通知敌方代表：这是联合国军司令部做出的最后努力，并只允许在措词上作一些很小的改动；全体会议将暂时休会，联合国军司令部将拒绝参加进一步的实质性辩论。虽然由于联络官仍在继续进行协商，谈判并未破裂，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立场不会改变，也不会再做出任何进一步的让步。
简言之，乔伊和他的同僚主张诉诸武力威胁，或者是同时利用休会和在重大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来促成停战协定的签定。正如李奇微所指出的，这两种方针实际上都是最后通牒。其主要区别在于第二种方针没有限定接受时间而已。不管是哪种方针，只要它引起谈判破裂，联合国军司令部就会受到指责，因为这是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精神背道而驰的。尽管乔伊的建议有不少可取之处，但李奇微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提出公开的或隐含的最后通牒都为时过早。
以上就是李奇微对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板门店提出的大胆而冒险的建议中所起到的缓和作用和影响。但问题的另一面是李奇微这位战区司令违背了华盛顿决策者们的旨意。这位敢做敢为的司令官竭力主张采取果断的行动，以便让敌人知道联合国军司令部再也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仅隔一天之后，他就对乔伊说，他在停战谈判中应继续执行目前的行动方针，并坦率地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他对当时形势的分析。
李奇微在3月11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时说，他和他的参谋人员都不知道共产党方面是否打算签定停战协定，也不知道他们对当前问题的真实看法。另一方面，敌人的态度显然变得越来越不可一世和顽固，而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的代表的境况却每况愈下。为了制止这种趋势的发展，联合国军司令部必须在华盛顿官方和尽可能多的朝鲜战争的联合国参加国的支持下，采取公开的、强硬的和不妥协的立场；或者是诉诸武力。这样就会引起共产党方面的极端重视。由于后一种办法似乎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李奇微强烈主张，公开宣布断然拒绝苏联成为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并以此作为实施最后立场的第一步。
华盛顿的陆军参谋人员支持联合国军司令对板门店谈判采取强硬立场的主张。但陆军作战与训练参谋对这种逐一处理问题的可能性提出了怀疑。陆军作战与训练副参谋克莱德·D．埃德尔曼少将对陆军参谋长说，如果一揽子提出没有解决的主要问题，影响将会大得多，如果共产党方面不接受或终止谈判，联合国军司令部由于已为打破这种僵局做出了努力，所以会处于一种更加有力的地位。埃德尔曼少将补充说，国务卿艾奇逊、柯林斯将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和总统都赞成提出全面建议的主张。在拟定全面建议之前，他们希望把问题减少到绝对最低限度。当副代表级谈判陷入僵局和李奇微准备对不同意遣返的战俘进行隔离和重新分类时，联合国军司令将召开全体会议。乔伊将把李奇微要求亲自与南日 [ 注：原书如此，似乎应为“金日成” ] 和彭德怀这两位司令官进行会谈的信件呈交给他们。如果共产党方面同意，李奇微将向他们提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一揽子建议。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将在机场问题做出让步，也希望共产党方面在强迫遣返和苏联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华盛顿方面继续建议说，虽然不对上述建议进行实质性辩论，但联络官将继续保持接触，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愿意随时就其提出的建议进行说明。
李奇微对华盛顿方面提出的上述新建议感到吃惊，因为他刚拒绝了乔伊提出的类似解决办法。但不出一周时间，又从他上级那里得到这样一份他更难于接受的建议，当然会使他感到吃惊。不论怎样，他还是很快清醒过来，并提出了强烈反对。他认为，他和南日、彭德怀会谈将意味着承认共产党方面存在着某种权力和导致谈判的无限期迟延，而且要求敌方在两个问题上做出让步而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只在一个问题上做出让步也是行不通的。至于对战俘进行隔离和重新分类，他反对采取任何这类行动，因为这样做可能会使共产党手中的俘虏的生命受到威胁。不管以什么为条件，他都坚决反对接受苏联。如果要向共产党方面提出一揽子建议，必须允许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拒绝接受就意味着谈判的终止。最后，他说他对自己提出的建议不作任何改变，即首先拒绝对苏联的问题进行辩论，然后再提出一揽子建议。
美国的军政首脑们同意接受李奇微提出的部分反对意见。如果他不想和共产党的司令官会谈，举行全体代表会议也行。他们认为，李奇微的出席将有助于突出最后建议的严肃性和它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重要性。虽然他们未发现能早日解决苏联问题的任何迹象，但他们希望能在提出一揽子建议之前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提醒李奇微说，现在的关键问题不是苏联参不参加监督委员会，而是承不承认苏联是中立国家。因此，凡是能够避开后一问题的折衷方案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处理这个问题后，华盛顿的首脑们便开始认真对待一些严酷的事实。他们不希望在提出一揽子建议时发出公开的或隐含的最后通牒。由于美国和其盟国都不愿意采取更多的军事行动支持最后通牒，因此它只能成为一张空头支票。如果因为提出一揽子建议而出现谈判破裂，责任一定要落在敌人身上。
参谋长联席会议毫无隐讳地承认，不管是美国还是它在朝鲜的盟国都不愿意恢复全面的敌对行动，也无意造成共产党方面会作出反应的毫无价值的威胁。自从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上述问题后，对最后通牒的谈论便日渐减少了。虽然李奇微仍坚持不遗余力地反对苏联成为监督委员会的成员，但从这以后，他也开始趋向于赞成一揽子建议可能给达成停战协定带来最大的希望。
到4月1日，参谋人员已进行了九个多星期的会谈。虽然他们在第三条款的一些次要问题和许多细则上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但在机场和苏联问题上仍无任何突破。因此从4月3日开始恢复副代表谈判，并由哈里森将军接替了费伦博将军。联合国军司令部接受解方提出的如下建议：批准参谋人员达成的协议，但不是最后的协议。于是他们开始重新辩论过去搁置下来的问题，而且会谈的时间越来越短。4月14日的会谈创造了从开始到结束仅用15分钟的记录。由于双方都寸步不让，所以参谋人员于4月20日又再次进行会谈。当时战俘问题的辩论已进入到新的阶段。
四、战俘的甄别
在2月，参谋人员就第四条款一共进行了12次会谈。尽管他们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仍未能在争执的焦点即强迫遣返问题上有所突破。虽然解决了一些细则问题，但在确定其指导原则之前，共产党方面不愿再讨论其他次要问题。由于在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之前，双方都不想做出进一步让步，所以和一月之前一样，到2月底时协议仍显得遥遥无期。
3月上半月，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副代表会谈，但和2月一样，毫无结果。利比将军坚决要求交换伤病俘虏和遣返全部战俘，以及组成联合红十字会小组视察战俘营。但李相朝将军拒绝对此发表任何具体意见。
相反，李相朝将军却大肆攻击美国反对任何强迫遣返的立场。他把美国方面的这一立场说成是玩弄文字游戏，而不是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做出的让步。他再一次地指控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旨在将中国俘虏移交给中国人民的敌人蒋介石。正当李相朝与利比将军就一些主要问题进行激烈辩论时，在巨济岛发生了战俘骚乱。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对2月18日发生于联合国军司令部战俘营的骚乱事件进行了大肆宣传。
事实上，李相朝变得特别激动起来，以至于利比不得不要求他小声一点。这位海军将官说，我不是聋子，也不懂朝鲜语，而且翻译时又未将大部分情感效果表达出来。
经过两周毫无结果的辩论之后，又将此问题移交给参谋人员继续辩论。在1到4月期间，副代表和参谋人员交替对上述问题进行的辩论，就如同咖啡馆中有两支交替进行演奏的管弦乐队而使舞蹈从不间断一样。但由于两个乐队各吹各的号，各弹各的调，所以无法跳出步法一致的舞蹈。
为了打破谈判的僵局，李奇微决定在3月中旬的参谋人员会谈中试探另一种办法。大家还可能记得，曾允许李奇微移交那些因害怕取消其战俘状态后产生不测后果而坚决反对遣返回国的俘虏。由于心中有了数，李奇微现在想搞清，通过全面审查将这类人员全部删掉后的战俘名单，是否能为共产党方面接受。不愿被遣返回国的俘虏可以称为特殊难民或与此相类似的名称。其余的全部俘虏都可以交换。李奇微和他的参谋人员认为，单方面对俘虏暗地进行甄别，可能会严重危害被敌人捕获的联合国军俘虏的安全返回，甚至会给他们的生命带来危险。他们认为，共产党方面可能赞成对俘虏进行公开的甄别。
李奇微的上级对此犹豫不决。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李奇微企图公开删掉共产党俘虏名单中的某些俘虏，敌人就可能马上修改联合国军俘虏名单。李奇微反驳他们说，恰恰相反，共产党方面决不会接受通过单方面的秘密行动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因此，只有消除共产党方面对联合国军司令部两面手法的怀疑，才能够使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免遭报复行动。他和他的参谋人员认为，敌人可能同意进行试探性的甄别。
在参谋人员会谈中，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共产党方面正在改变他们的主张。他们在3月22日暗示说，对目前的俘虏进行核实之前，需要对某些俘虏进行特殊考虑的情况可能是存在的。他们还明确表示，进行秘密的内部会谈可能有助于畅所欲言。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官员马上建议，在任何一方要求举行公开会谈之前都采取内部会谈。共产党方面接受了这一建议。
这表明情况已经明显好转。但共产党方面又马上提出，他们将只给予原是韩国老百姓的俘虏特殊考虑，他们坚决不同意把北朝鲜人或中国人归入这一类。因为他们憎恨蒋介石和担心将不愿被遣返回国的中国人送往台湾，并在3月下旬的参谋人员会谈中一再提出这个问题。
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修改战俘名单之建议的严重缺点之一，是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俘虏拒绝遣返回国。据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谋长希基将军估计，在122000名军事人员中，有28000人不愿回国，但反对遣返回国的可能只有16000人；在37000名被拘留敌侨中有30000人不愿回国，其中2000将为反对遣返回国进行坚决斗争。他认为，有10000多名中国俘虏将利用一切手段进行顽固抵制，因为他们组织良好，纪律严明，而且是由同情国民党的强有力的领导者所指挥。
4月初，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谋希克曼上校对其对手柴上校说，联合国军司令部不愿通过民意测验对要被遣返回国的军人人数作出大概估计，但大约有116000人可能被交换。它显然引起了共产党方面的兴趣。这可能是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一个策略性错误，因为它使敌人误认为他们可以从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领回这个数目的俘虏。柴上校于4月2日建议双方马上核实各自的俘虏名单，并将原则方面的辩论推迟到这项工作完成之后。共产党方面想知道坚决反对遣返回国的俘虏大概有多少，并明显地希望这个数字不超过16000名。两天后，希克曼表示同意柴上校的建议，并问共产党方面是否准备在甄别之前发表一项大赦声明，保证俘虏回国后不会受到任何惩罚。虽然敌方官员认为，根本不需要发表这样的声明，因为共产党方面希望的就是要使他们恢复太平的生活，但他们仍不失时机地于4月6日向联合国军司令部提交了一份措词讲究的大赦声明。为了鼓励更多的俘虏回国，甄别前在所有战俘营中对这项声明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共产党方面要坚持了解一个大概数字，意味着他们默认了甄别程序和放弃了反对修改战俘名单的大部分意见。李奇微在汶山里与乔伊协商后，提出了对战俘进行口头审查和隔离的计划，他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说，被遣返回国者和不愿意遣返回国者的甄别与分类将同时完成。一旦他们作出选择后，将不允许任何人改变主意。他接着又说，不管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提出何种数字，共产党方面都会接受。因此一旦通知敌人以后，就不再需要做任何修改。他认为，甄别只是迟早的问题，只不过越早越好而已。他坦率地承认，战俘营中存在着严种爆炸性的局势，而且联合国军司令部现有的力量又不足以将战俘营化整为零分散成小单位以减少这种危险。
一旦甄别工作完成后，李奇微就准备将遣返回国的总人数告诉敌人和解除不愿遣返回国者以及不想回北朝鲜的韩国居民的战俘状态。如果共产党方面承认这些数字，他就接着争取在机场限制与不提名苏联问题上与共产党方面达到交易后结束整个停战协定的谈判，如果共产党方面不承认这些数字，李奇微将为着同一个目的提出一揽子建议，而且决不让步。
4月3日得到立即开始甄别的许可。两天后，李奇微命令范弗里特开始执行这个计划。此计划旨在使遣返回国的战俘数达到最大限度。事先警告所有战俘，在接受口头审查之前，不得和其他俘虏议论他们所作出的选择，以免当他们受到暴力威胁和损害时被迫改变主意。要特别强调指出，该决定的最终目的是让每个俘虏三思而行。由于每个俘虏进入口头审查区时可携带其衣物设备，所以如果他表示不愿返回，就不需要再回到其原先的俘虏营。在接着进行口头审查时，不带任何武器的审问官或管理人员将向他们指出拒绝遣返的害处和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并且提醒他们，拒绝遣返可能给其家庭带来的后果。然后再次向他们宣读共产党方面发表的大赦声明，并提出以下七个问题：①你愿意被遣返回北朝鲜或中国吗？②你坚决反对遣返回国吗？③你仔细想过这种行动给你家庭造成的影响吗？④你意识到那些选择遣返回国的俘虏回到家园后你仍将留在巨济岛吗？⑤你知道联合国军司令部不能保证将你送往某个地方吗？⑥你仍然决心坚决反对遣返回国吗？⑦如果决定将你遣返回国，你准备如何办呢？在提问过程中，一旦战俘表示他愿被遣返回国，则不再继续往下问。另一方面，如果俘虏提出自杀，斗争到底，逃跑等，则将其隔离和送入新的临时战俘集中营。
范弗里特于4月8日开始甄别。一般说来，进展比较顺利，在完成愿遣返回国者和不愿遣返回国者的分类过程中没发生严重事件。但关在7个战俘营中的37000多名顽固的北朝鲜共产党分子不让联合国军司令部小组对其进行甄别。其中有一个战俘营中的俘虏与韩国看守人员由争吵发展为扔石头，最后不得不用机枪射击。战斗尚未结束，已有7人死亡，65人受伤。
尽管遇到了顽固共党分子的反抗，头3天的甄别结果甚至使联合国军司令部都感到大吃一惊。在132000名战俘中，大约完成了一半人数的口头审查，其中有40000多名俘虏表示坚决反对遣返回国。战俘中表现出的这种令人吃惊的情感力量一定会使心理战专家们感到振奋，但它马上给停战协定的前景投上了一层阴影。因为即使未经甄别的全部战俘都愿被遣返回国，其总数也和共产党所期待的116000名差得太远。
在此后的几天中，联合国军司令部不打算对7个抗拒甄别的战俘营中的战俘进行甄别，而直接将他们送入关押同意遣返回国者的战俘营中，剩下的战俘和被拘留敌侨按口头审查结果分类。到4月15日，李奇微便能够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共产党方面要求得到的大概数字。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说，在被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俘虏的170000多名军人和老百姓中，如果不采取强制性措施，大约只有70000人愿回到共产党方面。由于他意识到敌人对上述数字是不会满意的，因此建议说，如果共产党要求重新甄别，可允许国际中立机构或联合红十字会小组对所有不愿被遣返回国的俘虏重新进行甄别。如果共产党方面拒绝这一建议，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将在全体会议上提出一揽子建议。
虽然这70000名俘虏决不是最后的数字，但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马上将其通知共产党方面，以免泄露给新闻界。在4月19日的参谋人员会议上，希克曼上校镇静自若地通知柴上校；7200名被拘留敌侨，3800名韩国俘虏，53900名北朝鲜俘虏，5100名中国俘虏，一共70000名俘虏将能够被遣返回国。希克曼的话引起了戏剧性的效果，柴上校竟一时气得哑口无言。当他终于镇定到可以讲话时，他马上提出休会，以便对上述数字进行研究。柴上校那种大为吃惊的神色表明，共产党方面对我方提出的这个大概数字毫无思想准备。他提出马上休会也是很必要的，因为这不但可以使他恢复镇静，而且可以得到其上级的新的指示。
他们第二天得到的指示的大意是极其明白的。共产党方面觉得，联合国军司令部先前估计有116000名俘虏遣返回国，这是蓄意欺骗他们，所以柴上校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提出的70000名这个数字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他歇斯底里地叫嚷，他们对这个数字根本不予考虑，指责我们自食其言。希克曼在反击他时指出，当共产党方面在去年12月向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提出11559名俘虏时。我方亦有过类似的不愉快。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不但以尽可能公平的方式对战俘进行了甄别，而且共产党方面可以领回的俘虏数远远超过他们准备移交给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数字。
通过以后连续几天的辩论，出现了一件特别引人注目的事情。即共产党方面觉得在甄别程序上受骗上当了，并不愿再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拒绝我方提出的由中立国机构或红十字会小组重新对战俘进行甄别的建议，并坚持要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提出一个比较合理的数字。当初看来，甄别过程似乎是打破僵局的一种方式，但结果却使僵局越加严重。平心而论，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的所作所为是言而有信的。遗憾的是他们最初提供给敌人的大概数字是根据既不全面又不准确的情报所估计的。在对战俘进行口头审查时，联合国军司令部小组想方设法地劝阻不同意遣返回国的战俘，并鼓励他们回国。另一方面，对共产党方面的态度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们觉得受骗上当和误入了我们的宣传圈套。他们对联合国军司令部之动机的固有怀疑态度必然会导致他们朝最坏的方面着想。
五、一揽子建议的提出
共产党方面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的甄别结果的强烈反对决定了板门店谈判的事态发展。假使战俘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李奇微本来可能通过在修复机场问题上的让步作为共产党方面不提名苏联为中立国家监督委员会成员的条件来结束停战谈判的。拒绝接受反对强迫遣返的概念意味着一揽子建议必须包括三个问题，而其中一方必须在两个问题上做出让步。这样就使问题变得复杂了，因为在两个问题上得到让步的一方将获得明显好处，所以会造成一种不公平的感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在一揽子建议中再增加一个问题，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以便使敌人觉得容易接受。
当敌人正在对甄别程序发起按二连三的攻击时，李奇微也正在为提出一揽子建议做最后的准备。他打算在提出联合国军司令部一揽子建议的同时发表一项强硬的声明，好让共产党方面相信这是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的最后立场。敌人必须在不加辩论的情况下接受整个建议，否则将承担延续敌对行动的全部责任。李奇微要求美国政府和其他联合国成员国公开发表声明支持他的这一立场。
但是，李奇微的上级并不愿意走得太远。他们指出，只要停战谈判仍在秘密进行，就不可能公开发表声明。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希望李奇微或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因为这种声明可以被说成为最后通牒。强硬的声明可能减少共产党方面接受一揽子建议的可能性，而且如果敌人拒绝接受，就会在国内和国际上引起马上采取军事行动的种种猜测。不管怎样，他们终于缓和了李奇微的态度，同意在一揽子建议中不包含任何最后通牒的意思。与此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其参谋人员正忙着与政治顾问们一起起草一份将由杜鲁门总统发表的支持联合国军司令部立场的声明。
从共产党方面在参谋人员一级会谈中的行动来看，秘密会谈即将结束。4月24日，柴上校威胁要恢复公开会谈，并于第二天开始付诸实施。他们抢先发表了对4月事态发展的看法。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反驳他们时同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由于公开辩论业已重新开始，所以希克曼上校提出休会，以便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为正式提出一揽子建议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
这时，李奇微将军和海军上将乔伊对秘密或者公开会谈已毫不在乎。他们认为，由于已经向新闻界完全公布了一搅子建议的各项具体内容，所以根本没有保密的必要。但是，华盛顿的军政首脑们不同意他们俩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公开会谈只会使争论更加激烈而不会使其趋于缓和。如果共产党方面为争取宣传上的主动，无视或者拒绝秘密会谈的建议，则将由他们承担不能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全部责任。
经过联络官的协商，双方同意在4月28日举行全体会议。在双方代表碰头时，海军上将乔伊提出进行秘密会谈。休会后，共方代表同意接受乔伊的建议。于是乔伊详细列举了悬而未决的问题，并提出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已经写入全面停战协定草案，但草案中将有关修复机场的内容全部删去了，并提出由瑞士、瑞典、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组成中立国家监督委员会。有关战俘处理条文的全文如下：
“从停战协定生效之日起，关押在双方战俘营中的全部战俘将被尽快释放和遣返回国。战俘的释放和遣返将严格按照签定本停战协定之前双方所交换和相互核实的战俘名单予以实施。”
实际上，这意味着联合国军司令部将用其手中愿意被迫返回国的70000名俘虏与敌人手中的12000名俘虏进行交换，因为它准备同时解除那些不愿被遣返回国的俘虏的战俘状态。
一揽子建议犹如投入大海之中的一粒石子，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南日只是说了一句“我方看不出贵方今日上午提出的建议对全面解决遗留问题有什么真正的帮助”，接着便提出无限期地休会。处于当时那种情况，共产党方面作出这种反应并不使人感到突然。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上述建议之前，已向美国与联合国的新闻界公布了它的各项具体内容，所以没有什么内容超出敌人的预料。如果说它解决了什么问题，那就是提出了被遣返回国的战俘数字，因为另外两个问题已经相互抵消。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只提出遣返70000名俘虏，共产党方面则要求遣返116000名俘虏，因此，只要不缩小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距，早日达成停战协定的希望就很渺茫。
尽管敌人对一揽了建议的反应极为冷淡，但谈判已进入到关键时刻。联合国军司令部已正式确立了其最后的和不可改变的立场，辩论时期已经结束。虽然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既没有提出最后通牒，也没有在前线加剧威胁活动，但它已不再左右徘徊，而是采取了坚定不移的方针。在今后的谈判斗争中，我们使用的主要武器将是耐心和坚定不移，而不是武力。同时将和去年整个冬天一样，前线的战斗仍将继续，只不过双方都基本上转入了防御战。虽然是在限定的范围内和默认的原则下进行战斗，但仍在进行积极的防御战，而且每天都有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