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第七
作者：沃尔特·G．赫姆斯·美国
出自————《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
出自————《战争通史》
表面上看战俘问题似乎很简单。美国是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签字国，但因后来爆发战争而使该公约未被批准。1950年战争爆发后，北朝鲜外交部长便马上宣布他的政府将遵守这个公约。由于该公约的第118条的开头就明文规定：“停止敌对行动后应立即释放和遣返战俘。”因此这似乎是没有什么值得争议的。但由于渗入这一问题的情感成份太重，所以从一开始讨论战俘的交换时间便遇到了困难，而且困难越来越大。因此在个别战俘和大多数战俘的权利、人权和法权、人道主义和共产党的傲慢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冲突。由于争论成了直接的谈判内容，下面将对其引起原因逐一地作一简要回顾。
一、自愿遣返
美国在其早期就已经接触过自愿遣返的原则或每个俘虏愿否回家的选择权。在革命战争结束时的1783年巴黎条约中明确规定：“双方的俘虏都应予以全部释放……”。数千名英国和德国的士兵决定不回欧洲，而留在美国生活。
但这仅仅是一种例外，通常的作法是在冲突结束后交换全部的俘虏。在制定1929年日内瓦公约时，理所当然地同意强迫遣返的原则，因为大多数俘虏都愿在战争结束时回家的观点得到了普遍地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在战俘的处理后面增加新的一章，因为苏联在战后的很长时间里还扣留了大批德国和日本俘虏，帮助苏联恢复建设。为了防止再次出现这种情况，1949年日内瓦会议的代表们又充实了遣返这一条款的内容，这样它就在实际上成了规定尽快与强迫遣返的一纸声明。虽然他们有保护每个俘虏尽快返回家园的权利的热情，但却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他们没有把下面几种可能发生的例外情况写入逃跑的条款中：害怕被遣返的俘虏，失掉其本国政府同情的俘虏，更喜欢捕获者一方的习惯的俘虏。
这种遗漏在朝鲜战争中很快暴露出来。但共产党是不会让他们吃半点亏的。他们从1950年中期开始集结俘虏时起，就对俘虏进行再教育，并尽量将原大韩民国的士兵编入朝鲜人民军。1950年9月仁川登陆后，联合国军司令部扭转了战局。这时再不会允许他们如此轻而易举地处理战俘了。联合国军司令部遵照日内瓦公约的条款，将其日益增多的大批俘虏、军人和老百姓送到俘虏拘留营，并如实地向国际红十字会报告了名单。联合国军当然抓到了一些前大韩民国的士兵，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现在都宣称，他们是被强行编入共产党部队的。这是最先遇到的麻烦问题。
1950年年底中国人参战后，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在中国军队中，有许多人以前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中的成员。在国内战争时期，有大批人向共产党投诚或投降，共产党将其全部编入了他们的军队。一旦他们成为联合国军的俘虏，其中有些人就会马上表现出一种他们不愿再受共产党控制的情绪。
由于俘虏的人数越来越多，成分越来越复杂，因此对他们的最后处理便成了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在开始停战谈判的前夕，也就是在7月份，陆军准将、陆军心理作战处处长罗伯特·A．麦克卢尔表示了他对停战后前国民党士兵的可能命运的关心。他对柯林斯将军说，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是被迫加入中共军队的。如果现在采取强迫遣返，他们就很可能受到严重惩罚或甚至被处死，因为他们已经投降了联合国军。为了阻止这种情况，麦克卢尔提出了一个巧妙的但多少有些争议的解决办法。如果给予大批前国民党士兵选择机会，他们可能会选择去台湾，因为官方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他极力主张将这一部分人遣返到台湾。这样，美国就能避免重蹈第二世界大战时同意苏联强迫遣返俘虏的覆辙。与此同时，麦克卢尔继续说，今后要加强进行心理战。因为如果敌人的士兵确信他们不会被遣返，他们就可能宁愿投降。
柯林斯认为，麦克卢尔提出的方法需要进一步讨论，并于7月6日将其详细报告提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柯林斯和陆军军法署署长认为，虽然美国没有批准日内瓦公约，但应受到公约中各种原则的约束。另外，参联会认为，只要有充分的保护措施保证联合国军俘虏安全回返，李奇微将军就可以根据台湾仍属中国一部分的法律依据，将要求得到国民党同情的全部中国俘虏遣返到台湾。柯林斯甚至愿意走得更远。如果这样作不使尽快重新获得联合国军俘虏的合法权利受到损害，他建议未经中国或北朝鲜俘虏的完全同意，就不得强迫他们回到共产党控制下的领土。
台湾提案符合日内瓦公约的宗旨并可以受到保护，而参联会提出的志愿遣返显然不符合该公约的条款。当有人请李奇微将军对此进行评论时，他马上就指出了这一点。李奇微宣称，在这种时候采取志愿遣返会开创使美国在未来战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先例。而且共产党可能会利用这点进行反宣传，以达到感化那些不赞成共产主义的毗邻国家。虽然存在着上述不足，但李奇微认为，其优点还是显而易见的。
对志愿遣返的进一步支持来自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级顾问团——联合战略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建议，这个问题应该在比较高的政府级解决，因为它超出了军事问题的范围。其结论是，最后应在联合国大会通过。陆军作战与训练参谋詹金斯将军表示坚决反对，因为他觉得把这个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大会根本不会形成基本政策的任何决定。他的理由终于说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于是柯林斯将军授权通知李奇微：他可以根据志愿遣返的原则拟定联合国军司令部主张的计划。
在因开城事件而导致的长期休会期间，国防部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最大的变化是罗伯特·A，洛维特在9月17日接替了马歇尔将军的国防部长职务。当谈到6月30日向李奇微下达的战俘交换问题的指示时，他指出共产党可能不同意达成对等交换协议，而完全可能坚持达成全面交换协定。这种可能性马上给志愿遣返原则蒙上了一层阴云，因为首要问题是保证联合国军司令部全部俘虏的尽快遣返。如果进行对等交换，在联合国军司令部全部俘虏被遣回之前，则很容易将那些不愿再回到共产党方面的敌方俘虏扣留下来；而实行全面交换就完全没有可能了。
10月初，詹金斯将军建议参谋长承认洛维特协议时，对这一新的舆论作出了如下的反应：如果敌方拒绝讨论其他条件，联合国军司令部应做好同意全面交换的思想准备。由于为了恢复停战谈判要准备对李奇微的停战指示进行修改，加之志愿遣返又与日内瓦公约相矛盾，所以陆军作战与训练参谋认为，不应重申这一原则。柯林斯及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同僚们亦表示同意。
看来，志愿遣返问题之争已到此结束。在东京的李奇微将军也改变了他的主意。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如果不是对等交换，他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将那些不愿被遣返的俘虏扣留下来。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其心理作战计划中就回避了不遣返的问题，而且没给共产党士兵提供庇护所。但我们却向他们提供食品、医疗和各种优待，而且尽快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让北朝鲜人返回家园，并且向中国部队提供抢救其士兵生命的方便。
虽然现在已不再强调志愿遣返，但联合国军司令部战俘营中的俘虏的重新分类工作却取得了某些进展。在联合国军司令部所俘虏的数千人中，有许多人声称自己是南朝鲜人。这些人被分为以下五类：1．志愿参加北朝鲜军队的老百姓；2．强行编入北朝鲜军队的老百姓；3．被俘后被强行编入敌军的韩国陆军士兵；4．因掉队后被误送入俘虏拘留所的韩国陆军士兵：5，混入战俘中的无辜者，闯入俘虏拘留所混饭吃的人，以及怀疑其是穿便衣的北朝鲜士兵而被捉来的人。远东司令部宪兵司令马歇尔将军和军法署署长均认为，只有第二类和第五类能被重新归类于被拘留的敌侨，其他类将保持不变。
据李奇微估计，当时在联合国军司令部拘留所里大约有4万南朝鲜人被强行编入北朝鲜军队。经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李奇微便着手将此类人员重新归类为被拘留的敌侨，并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将其中部分人逐步移交给南朝鲜政府的地方官员。
11月下旬开始讨论第三条款。接着李奇微于28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他对解决战俘问题的建议。在未接触实质性问题之前，他打算坚决要求敌方交出全部联合国军被俘人员的名单、人数和地址。最初他同意进行对等交换，因为一旦成功，联合国军司令部就可随心所欲地扣留俘虏。如果遭到敌方拒绝，他就同意进行全面交换，哪怕它意味着要移交被审查的战犯、谍报人员、曾经帮助过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士兵及不愿被遣返的人员。
面对是否决定牺牲那些不愿被遣返的人这一紧迫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进行了辩论，但仍未形成决议。因为从良心上讲，他们要关注联合国军被俘人员的安全，从人道主义考虑，他们又不愿强迫敌方俘虏返回到共产党方面。虽然他们绞尽了脑汁，也找不出妥善解决这两个问题的良策。他们建议李奇微同意在释放俘虏之前，由联合小组对全部俘虏进行审查。如果在审查期间，有人提出不愿被遣返，可以根据其捕捉者的管辖权限留下。但参谋长联席会议明确表示，他们对此是否成功并不抱很大希望，因为他们曾经通知国防部长和李奇微将军，他们对解决这一问题的任何建议都将表示欢迎。与此同时，他们还授权联合国军司令在其11月28日建议的基础上继续提出新的建议。
到12月11日第4条款副代表会谈开始时，志愿遣返原则已被置于一种令人难以思义的位置。它既不在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计划之内，也不在其计划之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李奇微说来，这是他们最希望达到的目的。但是能否达到和怎样达到，谁的心里也没有底。另外，万一共产党方面设置障碍或有意扣留联合国军司令部俘虏进行报复，似乎也提不出坚持这一原则的充分理由。随着谈判的开始，志愿遣返的命运似乎主要取决于今后共产党在处理战俘问题时的行动和反应。
二、调查时期
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为同时开始第三、四条款的讨论所作的反复努力终于在12月11日结出了果实，因为共产党方面同意在这天下午举行副代表会议。谈判桌对面坐着的是两位谈判老对手李相朝少将与柴成文上校。这说明敌人指派了两位善于谈判的能手。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的代表是才正式接替海军上将伯克的海军少将鲁思文·E．利比和乔治·W．希克曼上校。利比是一个凶狠老练的家伙，非常善辩。因此他和敌方最善于谈判的代表打交道是不会吃亏的。他思维敏捷、能辞善辩、精力充沛，是与共产党打交道的一名最理想的谈判代表。希克曼上校聪明能干、具有丰富的参谋工作经验，因此使联合国军司令部谈判小组的平衡力量加强了。
出示证件之后，李将军抢先发言。他说，如果在停战后释放全部战俘并允许他们返回家园，战俘问题就会很快得到解决。他认为，只要双方代表同意这一原则，其他任何问题均属细则范围，因此比较容易得到解决。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在没得到敌方提供的新近俘虏名单前不准备开始实质性讨论，所以利比对共产党代表的上述发言未于理睬。但是利比坚决要求交换战俘资料和允许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视察战俘营。在此后所进行的初步辩论中，利比曾暗示：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战俘问题上所持的总的立场是在适当的监督之下平等而公正地交换俘虏和保证他们被遣返之前受到人道主义的优待。利比对李说，当然，联合国军司令部希望确定优先移交伤病俘虏的原则。
李很想弄清利比在提出联合国军司令部方案时所使用的某些模棱两可的词语的真实含意，但这位海军少将不愿马上对其作出具体解释。因此，李唯一能够明白的是，“平等而公正地交换”意味着在最终缔结和平协定之前，如果恢复敌对行动，任何一方都不得对对方构成明显的军事优势。
第一次会议结束后，海军上将乔伊告诉李奇微，看来共产党将赞成全面交换而反对对等交换，不管后者有何变更。但是李奇微当时积极主张国际红十字会视察战俘营，并正在设法得到其上级的强有力支持。他的上级当然也很想敌方向联合国军司令部做出这种让步，但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争端。
此后几天时间里是相互进行试探和攻击。利比集中指责共产党不遵守日内瓦公约。虽然北朝鲜在1950年曾保证遵守日内瓦公约，但他们只在战争早期报告过110名俘虏的姓名，此后就终止了。联合国军司令部后来不得不通过共产党的报纸和无线电广播搜集战俘的资料。利比认为，在对整个战俘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前，联合国军司令部必须掌握敌方俘虏拘留所中全部俘虏的姓名、地址和国籍。他提醒李将军注意公约中有关国际红十字会视察的条款。
李非常乐意用公约作为其辩论的根据。唯一不同的是，他提出了最适合其口味的有关条款。首先是第118条，因为它赞成采取强制性的全面遣返。毫无疑问，共产党将反对对等交换的任何建议。李千方百计地想弄明白联合国军司令部是否打算坚持这一点。虽然利比在争议中很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但敌人的立场却是很清楚的。李接着在12月12日提出了一项具体建议，主张双方都接受全面交换的原则。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接受这一原则，共产党将愿意提供战俘名单，并在板门店开始进行实际的俘虏移交。他们仍坚决反对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视察。李明确地表示：“这办不到！”
由于未进入实质性讨论，所以在12月中旬的会议上，差不多都是相互攻击对方的立场，只是偶尔出现气氛缓和的情况。由于共产党拒绝向联合国军司令部提供战俘资料，利比指责他们这是“没准备好船就想过河”。李立即反驳说，他们已经准备好船只，只是联合国军司令部不愿过河而已。李声称，最重要的是释放俘虏，而不是过多地关注相互交换俘虏名单。总之，双方都竭力想把对方的建议说得一文不值。因此，最大的问题是确定哪一方的建议一文不值。
12月18日，共产党同意提供战俘资料。接着休会4天，以便让双方对战俘资料进行核实。敌方提供的名单使联合国军司令部大失所望。在战争的头几个月中，共产党通过其新闻报道和无线电广播所公布的俘虏人数是65000余人，但在他们的名单中仅有韩国士兵7142人，联合国军人员4417人，总计11559人。而韩国陆军在战斗中的失踪人数是88000多名，美国是11500多名，与共产党方面提供的俘虏名单相比悬殊太大；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记录相比，则相差更远。在共产党的188000名失踪人员名单中，联合国军司令部拘留的战俘有132000多名，另外还有37000人最近被重新分类为被拘留的敌侨。
在共产党仅提供少数俘虏名单问题上的首次冲突逐渐平息后，海军上将乔伊和李奇微将军决定致函敌方首脑，要求对此予以解释。在未接到答复之前，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将继续对全面交换方案进行抨击和进一步试探敌方的态度，也不提出任何反提案。
共产党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所提供的名单也不感到十分满意。12月22日恢复会议时，李将军指出，有一份名单中少了44259人，另一份中少了1456人。利比解释说，由于大部分失踪的人都是以前的韩国居民，他们是在可疑或战争条件下被俘的。因此联合国军司令部于1951年春季对其进行全面审查时，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在交战时被俘或被强行编入北朝鲜军队的。上述俘虏已和那些志愿加入共产党军队的分开，其中有37000人被重新分类为被拘留的敌侨。另外，利比接着说，联合国军司令部正在对已经证实是韩国居民的另外16000名俘虏进行审查，他们也不在被遣人员之列。
李将军对这种单方面的行为马上提出反对，并污蔑利比的上述解释是“装腔作势和奇谈怪论”，李认为，决定遣返与否的条件不是他所居住的地方，而是他在哪方的军队中服役。
利比拒绝对此进行辩论，而对另一个问题进行抨击。他质问共方代表准备拿出什么理由来证明他们所提出的用其手中1万多名俘虏与联合国军司令部手中10多万名俘虏进行交换是公平合理的呢？利比一方面提请李注意，解将军在讨论第三条款时曾明确指出，停战之后双方不得增加任何军事力量，并同时指出全面交换将使共产党的军队增加相当于10个师的力量。在谈到战俘名单时，利比说，敌方声称他们俘虏了数万名韩国士兵，但在他们提供的名单中仅有7142名俘虏。因此他要求李作出解释。
联合国军司令部从情报部门的报告和对战俘的采访中完全证实了北朝鲜将大量原韩国陆军人员编入了共产党军队。虽然他们被遣返的前景很暗淡，但乔伊和李奇微仍同意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谈判代表至少应努力争取做到这一点。与此同时还提出以遣返原韩国陆军人员作为联合国军司令部向敌人遣返37000名被重新分类为被拘留敌侨的交换条件。
圣诞节会议期间，利比将军加强了他的攻势。他告诉李说，共产党并没有全部报道他们所拘留的俘虏，但马上遭到了共方代表的竭力抵赖。李宣称，他们提供的名单上人数不多的原因是他们对俘虏进行了重新教育，并在前线释放了成千上万的俘虏。如果说这也是真话，利比马上接着说，那为什么只有177人回到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前线呢！他认为，共方提供的名单上的人数之所以很少，是因为他们将许多韩国士兵强行编入了共产党的军队。李仍坚持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只将那些愿意加入其部队的人编入了他们的军队。
在试探阶段，大部分争论都围绕着双方未给对方提供准确的情报。我方在战斗中的失踪人数与共方所报道的俘虏人数之间的悬殊使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不得不怀疑敌人在提供名单时抱有诚意。但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则是无可指责的，因为它向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所呈报的俘虏人数远比它目前实际拘留的人数要多。这是因为联合国军司令部通过对战俘的两次初步处理已将其中2000多名遣返给敌方。由于许多共产党士兵在提供其身份方面的情况时不予合作，很难对这种误差作出更正。加之还有许多敌方俘虏逃跑和失踪，就更加大了联合国军司令部之统计数字方面的矛盾。乔伊明白，只要这种情况继续存在，联合国军司令部就会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他要求对全部战俘进行一次全面的统计，这样他就可以向敌方提供一份准确而完整的名单。
在进行上述统计时，乔伊希望能更多地搜集到中国和北朝鲜俘虏对遣返态度方面的情报和了解韩国政府对遣返拘留在敌方的韩国老百姓的态度。了解这些情况的目的是要提出志愿遣返的问题，因为不对可能拒绝遣返的敌方战俘人数做出估计或不了解韩国官员对志愿遣返原则的反应，联合国军司令部就会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新年伊始，海军少将利比便提出了被拘留的敌侨问题。这是一个政治色彩大干军事意义的棘手问题。但李将军早在一次会议上表示过，他不反对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在讨论过程中，双方同意签定停战协定后，允许逃离的老百姓回到他们愿去的地区。利比将军陈述了他的主张。由于军事指挥官要负责监督老百姓的迁移，所以他坚决主张将此协议写进停战协定的条款。
一旦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利比将军就准备提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第一项实质性建议，解决双方争执的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双方都希望释放全部战俘，联合国军司令部要求按平等的条件进行；第二，处理曾被强迫编入北朝鲜军队的原韩国士兵，联合国军司令部要求恢复所有这些士兵的战俘身份；第三，用什么标准确定俘虏应归属哪一方的问题，联合国军司令部主张按其居住地确定，共产党方面则坚持按其被俘时的所在部队确定其国籍。
利比接着说，联合国军司令部建议通过公正的折衷方案来解决上述分歧。联合国军司令部同意接受共产党方面提出的下述原则，即被俘的士兵获释时，可以有权选择回到己方部队或加入另一方部队；并希望将这一原则扩大到所有的俘虏，即包括被俘的士兵和老百姓。利比建议由国际红十字会负责监督对战俘的口头审查。对等交换后剩下的全部俘虏可凭誓获释，但不得再与俘获其的一方打仗。利比最后说，凡是拒绝遣返的人均不允许拿起武器与另一方进行战斗。
这一步棋走得十分漂亮。由于共产党方面在战争的初期阶段允许被他们俘虏的韩国士兵加入北朝鲜军队或选择在前线释放，所以已在实际上实行过志愿遣返。这在当时是有利于补充他们的兵员或减轻他们看守大量俘虏之负担，但现在则对他们不利了，因为它为联合国军司令部提供了宣传工具和一批为数不多的俘虏进行讨价还价，因而使共产党方面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手中的大量俘虏拒绝回到共产党方面，他们就难以进行反宣传工作，不管其理由是何等的头头是道。虽然志愿遣返的原则不同于其他原则，但它的人道主义内容肯定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具有感召力。因此，要想随意对它进行抨击就得提出法律的依据。但能否赢得全世界的舆论支持还是一个难以预料的问题。
与此相反的是，现在自愿遣返已正式将美国及其盟国联结在一起。虽然这是一种试探性的结合，但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旦得到舆论的支持，这种结合就可能不会破裂。
三、共产党反对自愿遣返
共产党对联合国军司令部1月2日建议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出人意外的。李将军于第二天早晨对此发起了攻击，说这个建议“荒谬绝伦”，坚持要进行对等交换。他在全盘否定这一建议时，振振有词地说：“战俘的释放和遣返决不是贩卖奴隶”，“20世纪也不是野蛮的奴隶制时代”。他既不理睬利比所进行的解释，也不置理利比所尖锐指出的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前后矛盾的立场，即他们曾在朝鲜战争中执行过志愿遣返，而现在又对其进行攻击。
但利比也不是一个善罢干休的人。他指责李将军对士兵缺乏最起码的感情。他提醒李说，按照你们自己的说法，毕竟中国部队是一支全部由志愿人员组成的部队，是一支完全由热心为朝鲜人民军而战的人组成的军队。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利比接着说，他很难理解共产党为何要对这些不愿返回家园的志愿军如此担心呢。但李将军矢口不谈这个问题，而继续污蔑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建议是“贩卖奴隶”。利比则反唇相讥：“阁下的分析牛头不对马嘴，论点模棱两可，结论站不住脚”。他对李说，“除此以外，你的发言可谓一篇杰作”。
虽然共产党方面竭力反对和诋毁自愿遣返，但海军上将乔伊透过表面看到了一线希望。因为他发现，虽然共产党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建议贬得一文不值，但他们却又迫不及待地讨论它的可取之处。
在副代表会议上，利比将军对联合国军司令部1月2日的建议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想以此消除李将军的部分敌对情绪，但效果甚微。随着时间的一天天过去，李的抨击也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了。因此，好几次利比都不得不回击他对辛格曼雷、蒋介石和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污蔑诽谤。
在共产党已经提出并执行自愿遣返原则之后，再指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前后矛盾的立场并无什么好处。因为李将军可以毫不迟疑地指责联合国军司令部对战俘开展政治教育是为了左右他们对遣返的选择。虽然这位将军曾经在过去的一次会议上承认，共产党对许多联合国军俘虏进行教育后在前线予以释放。另一方面，连李自己也会明白，他在辩论中不时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漏洞。在1月11日的会议上，李在为共产党的俘虏教育方式辩解时，口口声声称它是正义的和仁慈的，而且笑得前俯后仰，几乎中断了他的发言。
当利比指责北朝鲜将数千名韩国士兵强行编入北朝鲜军队时，李却矢口抵赖。他板着脸说，在共产党军队服役的只有志愿人员。虽然战争爆发以来，共产党方面已多次违反日内瓦公约，但他们仍在宣传和辩论中千方百计地利用对他们有利的条款，而对其他条款则完全置于脑后。
第四条款的谈判在1月中旬也未取得什么进展。利比将军力图向共产党说明，如果他们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建议，就会给他们带来许多好处，但李将军对此非常怀疑。他提醒利比说，联合国军司令部从未做过任何一件有益于共产党的事，它根本不可能违背其自己的宗旨和利益。当利比进一步证实共产党的担心即允许中国战俘在共产党中国和国民党中国之间进行选择时，柴上校顿时变得怒不可遏起来。他声明说，中国人民对此绝对不能容忍，他们将斗争到底。但当人们问及他时，柴上校拒绝说明他的声明是代表在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还是代表全中国人民。
鉴于谈判处于这种僵持局面，李奇微将军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为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提出最后的立场。但参谋长联席会议所能提供的只是半个最后立场。1月1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李奇微同意接受全面交换，条件是不准强行遣返战俘。但由于这是一种在万不得已时才能采取的立场，加之社会压力又可能使总统中途改变这种立场，所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实际上并未产生任何结果。因此，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准备继续争取就遣返被共产党所俘虏的联合国与韩国老百姓达成协议。为了使共方相信，联合国军司令部并没有以志愿遣返为借口而扣留大量俘虏。我方提出，在国际红十字会的监督之下由李奇微负责在战俘中进行一次民意测定，以确定要求得到遣返的大致战俘人数。我方还提出，在适当的时候，李奇微可以将战俘问题移交给全体委员会讨论，并准备和共方进行一笔交易，即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机场问题上作出让步，共产党方面同意联合国军司令部就俘虏问题提出的建议。这是对准备要在4月份进行的一揽子交易的首次说明。
联合国军司令在1月19日的答复中认为，一并提出上述悬而未决的问题固然可以，但必须将其减少到最低限度。他不同意在战俘中进行民意测定，因为他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建议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战俘必须在有双方代表和中立国观察员在场的交换地点提出其选择。由于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已经否认存在着任何诱使或强迫战俘作出选择的计划，所以共产党肯定会利用在战俘中进行民意测定大做文章。把它说成是干扰战俘自由选择的一种手段，并借此拒绝承认它的结果。如果由国际红十字会负责这项工作，又肯定会进一步加深共方对其中立立场的怀疑。因为共产党已经把国际红十字会视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言人，根本未把它看成为一个中立组织。另外，李奇微最后说，他和他的参谋人员认为，共产党并不真正关心有多少俘虏能够回到他们那边，“骂娘是他们的一种天性，因为个人与国家的问题是民主与共产主义的最根本差别”。
在副代表会议上，李将军指责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建议缺乏道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这种混淆视听的发言完全可能使临时观察员相信，是共产党在关心每个俘虏的处境。但当利比将军要求他说出真凭实据时，李却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通过自己问自己几个问题结束了他那长长的发言。下面的对话反映了当时会谈气氛的紧张和共产党的谈判手段。
利比将军：“你们有两大绝招。一是拒绝对我方所提出的任何问题作出直接回答；二是你们提出两三个问题对我方提出的问题进行搪塞，尔后则要求我方作出回答。这就是贵方对待这次谈判的整个态度。贵方对我方提出的建议进行了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什么不道义呀，缺乏人道主义呀，不公正呀，不可思议呀，等等。可是当我们要求贵方指出最简单的真凭实据时，你们不是使用金蝉脱壳之计，就是置之不理。你们不回答是因为你们无法回答”。
李将军：“我们在会议上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凡是贵方要拖延会议时间时，贵方就说我方未作出答复，即使我方确已作出答复时也是如此，当我们采取明智态度讨论问题时，贵方则说我们是在施放烟幕弹……。这似乎就是你们的唯一武器，也唯独你们才使用这种看家本领……。我们一向光明磊落，我们热爱真理和正义，并且坚持真理，我们从事着我们的事业；我们讲的是正义和真理，我们坚持的也是正义和真理”。
共产党是坚持真理也罢，是贱踏真理也罢，这都无关大局，而最根本的问题是他们不会承认志愿遣返的原则。他们顽固而公允地提出，志愿遣返违背了日内瓦公约。为了给利比将军提供一部分反驳的论据，国务院于1月22日对日内瓦公约进行了解释。公约的第六条款指出，只要在公约的其他条款中没有剥夺战俘的权利，冲突的双方可以就战俘问题达成专门协议。由于日内瓦公约的精神是保护每个战俘，所以国务院认为，志愿遣返与其有关条款不存在什么相矛盾的地方。因此，国务院的解释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立场提供了部分法律上的和大量人道主义的依据。
共产党不仅反对志愿遣返，而且坚决反对联合国军司令部建议中提出的凭誓释放。因为凡是准备凭誓释放的俘虏都是共产党人，所以共方代表宣称这是对其提出的单方面要求。因此，海军上将乔伊倾向于同意他们的意见，并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决办法。即要么授权他将凭誓释放扩大到双方，以保证被遣返战俘不再被迫拿起武器与对方进行战斗；要么就允许他完全放弃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凭誓释放的主张。由于韩国政府反对战俘的凭誓释放，共产党可能不会让其限制他们对获释战俘的重新使用，所以李奇微同意由乔伊按其自己的意见进行处理。
事实上，即使是在细小的问题上作出让步也是与海军上将乔伊的一贯立场背道而驰的。乔伊和李奇微都发觉共产党把让步视为软弱的表现。乔伊在1952年1月下旬的一次公开谈话中说，在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前提下，耐心和坚定不一定是左右共产党的两大要素。他在军事上处于相持态势时，为签定一项有效而稳定的停战协定正在全力进行谈判。乔伊主张，在敌方自觉转变其立场之前，必须投入足够的军事力量促使这种转变。
联合国军司令部谈判代表在1月遇到的障碍之一，是不能向共方提供一份全面而准确的俘虏名单。造成这种迟延有两个原因。一是要对上万名的男女俘虏进行必要的核实；二是油印机的技术故障使印出的俘虏名单模糊不清。由于共方代表不停地敦促利比将军履行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提供一份经校正的俘虏名单，利比将军只好转而向第8集团军司令部施加压力，以从速提供资料。直到1月28日利比才向共方递交了新的俘虏名单。按此名单统计，联合国军拘留的俘虏中，有20720名中国人，111560名朝鲜人，合计132080名，比1951年12月的名单中少394人。利比解释说，因为这394名俘虏已被重新归类为被拘留敌侨。利比还告诉李将军，联合国军司令部已完成了44000名俘虏重新归类为被拘留敌侨的工作。如果共方同意就其拘留的65000名俘虏提供类似的资料，他准备在72小时之内与共方进行交换。
虽然李将军对利比最后一项建议未予置理，但他确已开始流露出一些准备恢复谈判的迹象。并于2月3日提出了一项反建议，除志愿遣返问题外，同意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建议中的绝大部分条件。共方表示，他们愿意接受不让任何战俘重新参加战争行动，允许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与中国和北朝鲜的红十字会代表一起视察战俘营。但他们仍顽固地坚持全面交换。
利比注意到共方代表这种比较合作的态度后，就准备着手解决一些细则问题。他对李说，凭誓释放的范围不宜过大。第一，它只限于军人而不包括老百姓；第二，它只限于朝鲜战争。因为有一部分士兵是职业军人，如果限制他们今后参加战争行动，就会使他们失去生活出路。利比建议由参谋人员拟定具体细则。李将军于2月5日正式同意，另外他还同意凭誓释放只限于士兵和只对朝鲜战争有效。但他再次警告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共方将不承认国际红十字会为中立机构。
2月6日开始举行参谋人员会议时，海军上将乔伊就第四条款提出了一份坦率的报告。虽然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觉得共产党方面不会再提供另外的俘虏名单，但他们认为只要联合国军司令部能在90天内处理完它收容的大量战俘，就可以有把握照现在的俘虏名单接回其全部被俘人员，但要求敌方在30天内移交回被他们拘留的俘虏，因为他们拘留的俘虏人数比我方拘留的要少。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相信共方作出的大量保证，代表团认为，就可以将遣返居住于分界线以南并要求遣返的所有韩国老百姓的条款写进停战协定。至于目前仍在北朝鲜军队中服役的原韩国士兵，乔伊及其参谋人员均认为毫无希望得到解决。因此要求允许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停止提出这个问题。华盛顿的官员们同意他的上述看法和意见，但要求将归还朝鲜和联合国老百姓的规定写入停战协定的条款，不管有无专门的保护措施。
从乔伊的报告和他与参谋人员的谈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是否能与共产党方面在最近的将来缔结一项满意的停战协定几乎没有什么信心。他不仅相信敌方决不会对志愿遣返让步，而且认为联合国坚持这一原则也缺少充足的根据。他认为，绝大部分俘虏之所以投降，是因为他们吃不饱、武器差或没有弹药，而不是因为答应了他们不被遣返回国。乔伊认为，由于共产党的阵地稳固，补给、粮食、装备和弹药充足，他们会满足于保持现状，并会将谈判一直拖延到他们取得优势时。过去，谈判一直受着瞻前顾后的影响，面不是让军事力量左右它，尽管它本身就是一个军事问题。乔伊认为，在停战谈判集中寻找一种能直接解决上述遗留问题的简单方法之前，谈判就不会成功。他相信，如果这种直接努力失败，谈判就会终止。
由于志愿遣返威胁着板门店谈判继续取得进展，所以该原则的创始人之一麦克卢尔将军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可以完全避开志愿遣返的提法。他建议联合国军司令部同意进行全面交换。因为有许多俘虏将宣布他们是被迫服役的或是说他们不居住在共产党的控制区内；另外还有一部分俘虏将要求政治避难。因此可以将上述两类俘虏扣留下来，然后在第五条款中向有关政府指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麦克卢尔认为，这种办法可以给共产党留点面子，因此应提交给参谋人员辩论。
1952年初，华盛顿方面就不愿被遣返人员的问题提出了一项更为大胆的解决办法。由于2月中旬陆军部助理部长厄尔·D．约翰逊和陆军副参谋长约翰·E．赫尔正好在东京，他们便开始与李奇微将军讨论单方面释放全部不愿被遣返人员的问题。一旦俘虏被释放，联合国军司令部即可向共产党方面宣布这一既成事实，并做好一切准备以应付随之而来的暴风雨般的抗议。这个办法也有利于给敌人留些面子。但李奇微仍无意放弃他的一贯立场，因为他不赞成把俘虏的重新归类和释放某些类俘虏的计划视为单方面的。虽然他不热心于在交换俘虏之前对他们进行甄别，但如果非这样做不可的话，他赞成用一天时间公开对他们做出迅速甄别。并告诉每个俘虏，这是他们最后一次选择机会。一旦决定后，便马上将他们分开。
着手进行甄别之前，李奇微想用重建机场与志愿遣返做一笔交易。如果这笔交易不成，他便立即开始甄别俘虏，然后提出对剩下的俘虏进行全面交换。如果共产党方面坚持要重建机场，他将作出最后一次让步。因为他认为，如果不这样，就可能使谈判中断。
李奇微认为，在这种时候耍手腕会有损于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支持志愿遣返中所赢得的声誉，这是他反对释放那些已表示坚决反对遣返之俘虏的主要理由。另外，他担心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这种行为会被指责为背叛和欺骗行为以及共产党手中之俘虏的生命会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他建议同时提出志愿遣返与机场问题。如果敌方拒绝接受志愿遣返，就将授权联合国军司令部宣布它反对任何强迫遣返的最后立场。
尽管李奇微提出了上述种种理由，总统仍决定马上实施解除那些因害怕遣返回国身遭不幸而坚决拒绝遣返之俘虏的战俘状态。如果共产党方面拒绝就志愿遣返与重建机场达成交易，李奇微将从战俘名单中除去那些坚决拒绝遣返者的姓名。并且表示，联合国军司令部愿意根据修正后的名单进行全面交换。这就是美国方面的最后立场。一旦采取这种立场，就会出现各种可能性，因为它意味着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单方面处理战俘问题时将利用敌方的策略。至于共产党方面对此会作出何种反应，谁也不清楚。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即他们会提出强烈抗议。
时至3月1日，第四条款的谈判已集中到一个问题，即志愿遣返或强迫遣返。一旦交换原则确定下来，其细则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共产党方面反对任何形式的志愿遣返的强硬态度有丝毫改变，不管其以何种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立场在一、二月份也变得强硬起来。虽然全面实行志愿遣返的理想目标似乎难以实现，但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团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强迫遣返之主张终于得到了美国政策制定者们的支持，并有权对拒绝遣返的俘虏单方面予以释放。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向不可抗拒的势力让步还是向坚定不移的目标让步，或者是向二者都作出让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