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第五项（劝告问题）、细菌战·第六
作者：陆战史研究普及会 ·日本
出自————《战争通史》
军人，关于只有军事方面才能解决的问题，负有就其专门的可能性……向政治家毫无顾忌地进行申报的责任。
—— 马汉
如前所述，由于双方意见取得了一致，从2月6日开始进入了议程第五项“向各国政府提出劝告”问题的讨论。这样全部议程都变成并行地进行讨论了。2月6日是在俘虏问题的技术方面的细节上取得一致的第二天。当时在议程第三项上，参谋会谈也出现了顺利进展的迹象 。
一、坚定的方针
这项议程是在7月间决定讨论议程时由中朝方面提出来的，只是规定“向双方有关的各国政府提出劝告”。联合国方面故意使其变得暧昧不清。中朝方面好象是想通过设定这项议程进入政治谈判，但联合国方面看清即使召开政治谈判也解决不了问题，故而不予许诺。
最初，李奇微上将起草本议程第一次提案是在12月初。其主要内容为“双方将在停战协定中未予解决而遗留下来事项中的适当问题，交由有关各国政府的政治谈判解决”。这是把7月时的想法这样具体地来表述的。美国公开史料评论说：
“这个提案是任何人也不受拘束，很好的而且不确定的提案。”
但是在12月中旬之末，从华盛顿发来了指令。说：
“在本项目中要求在独立的民主主义政府之下统一朝鲜。作为接受这一条的条件，在敌人坚持撤退外国军队的情况下，贵官对此也可予以接受”（12月19日发联参电90083号）。
据传这个指令是杜鲁门总统想出来的，如屡屡所提到过的，当时在板门店的谈判会场内由于联合国方面的强硬态度，中朝方面表示了很明显的要进行让步的倾向，因此杜鲁门好象是考虑要“在这个时候再加一把劲试试”。
可是过了两三天又注意到“不能讨论规定参加政治谈判的国家以及谈判的形式。这些事项是停战以后在政治一级讨论的问题”（12月24日联参第90388号电）。这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搂头盖顶地挥舞着大原则来提出要求。要是贯彻这个要求的话就是同意撤兵也可以。但几乎可以肯定中朝方面是会加以拒绝的吧。所以不能决定会议的参加国和谈判的形式。在本项议程中也许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而是顺其自然而已。
但是研究下去疑问就出现了，因此李奇微上将提出了如下的质问：
“假如共方坚持要决定参加政治谈判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一切都予以拒绝呢，或者是仅仅接受中国和北朝鲜参加呢？”
“还有，共方可能把谈判的开始日期限定在停战生效后的90天以内，可是我方若是占先一步把日期定得更早一些可能对其他的争论点有利，这样做是否可行呢”（陆军部收第6207号）。
对此华盛顿的首脑同意把限定日期提前，并指令在会议参加国问题上，在附加上只有苏联不能参加这样的条件，可以推选适当的国家参加谈判。
这样，美国参加议程第五项讨论的态度，如果用美国公开史料的话来说那就是“慎重而不急躁，把观望形势来进行讨论作为坚定的方针”。这种态度和对俘虏问题的态度是一样的，一般情况下通常是决定了确定的方针之后去参加会谈，可是也有象这样的在看到对方的态度之后再决定方针的吧。
巴洽教授在说明这个方针时说“关于朝鲜的将来，由于不能避免和共方之间的长期纠纷，因此在事先不决定确定的态度而开始有弹性的灵活的谈判这一点是一致的。若确定了态度，把在民主主义之下统一朝鲜作为坚定的方针加以坚持的话，甚至会有谈判破裂的危险，可是若采取这样的方针，虽然没希望能达成最终的协定，可是达成临时协定的机会也会很多的。”
二、无效的妥协
2月6日，关于议程第五项的正式谈判开始举行。
乔伊代表介绍了新上任的代表威廉·Ｋ·哈里逊陆军少将 [ 注：哈里逊少将曾在参谋总部作战部工作，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30师（是一个经常拒绝空中支援的一个师，因固守莫尔登而有名）副师长、联合国最高司令部参谋等职，当时为第８集团军副司令官。随着乔伊代表的退役于1952年5月成为首席代表。 ] 和刘载兴少将 [ 注：刘载兴少将陆士56期、开战时的第7师师长，其后历任第2军长、第3军，当时任副参谋次长。 ] 他们分别是接替费伦包少将和李享根少将的。
南代表按照约定首先提出了如下的第一次提案。
关于议程第五项“对双方有关各国政府的劝告”，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进行提案的根本方针案。为了确实施行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之后的3个月之内，劝告敌对双方，即一方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另一方的和联合国军有关系的各国政府，为了举行通过谈判解决下列问题的政治会议各指定5名代表。
1、从朝鲜撤出全部外国军队
2、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3、在朝鲜的有关和平的问题
而且南代表就其主旨进行了如下的说明：
“在1950年6月27日 [ 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军事援助韩国的日子。 ] ，杜鲁门总统……作为在东洋的一连串挑战手段之一是利用了朝鲜。所以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时 [ 注：这里所说的朝鲜问题，主要指关于统一朝鲜半岛的问题。 ] ，需要同时解决与朝鲜问题有关的其他重要问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解决朝鲜的和平问题，……才能得到东洋的和平，……才能缓和世界性的极度紧张状态”。
如果把这个提案说得简单易懂一些，那就是“美国从朝鲜缩手。那样一来半岛就会按北朝鲜的步调被统一，因此那时就会出现持久的和平”这样的意思。
论点
以这个提案为时机开始了对话，结果关于议程第五项的讨论焦点是选择哪个国家作为参加政治谈判的代表和以什么样的事项作为议题来进行劝告这样两个问题。
讨论首先从选定代表国家开始，可是出乎意料，中朝方面提出了“北朝鲜”和“中国”，而没有提出苏联来。这可能是由于议程第三项的争论点之一在于“苏联”，所以与其提出联合国方面接受的希望微乎其微的苏联来，不如追求实质方面的目的更为有利吧。于是感到放下心来的联合国方面提出了“联合国”和“韩国”。
中朝方面对于让南朝鲜参加的提案采取无视的态度，并以并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全部都参加了这场战争这样的理由反对联合国作为会议的参加国。于是联合国方面就以“贵官们不是屡屡主张在朝鲜的中国部队是自发地志愿而来的，和中国政府没有关系吗？那么推举没有任何关系的中国为会议参加国，这简直是太奇怪了”这样的道理进行对抗。
另外，中朝方面猛烈地抨击了联合国方面于2月9日提出的反提案中的“双方的军事指挥官不考虑在独立的民主主义的政府之下统一这样的政治解决朝鲜的问题，和虽是从本协定派生出来的但在本协定中不能解决其他问题。……”这个条文的前半部分。同时坚决地主张把联合国方面提案第3条中的“有关和平的其他朝鲜问题”改为“直接关系到朝鲜和平的其他问题”。关于这一点，巴洽教授的说明是“中朝方面的这些主张显示了中朝方面要向政治会议进行特殊劝告的意图”，很明显，那个“特殊劝告”就是“不否定在北朝鲜的领导下统一的劝告”。可是联合国方面当然不会接受这样的提案。
这样继续了好几天的论战，2月12日中朝方面约定在下次会议上提出修正案来之后提议无限期休会。可能是要在更高一级需要花费时间进行讨论吧。
落空
但是出乎意料的快，2月16日就提出了修正案。在这个修正案中，从联合国方面来看虽这有些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可是这个议题毕竟只是“就朝鲜军事停战谈判这种政治的下部机能，向各国进行劝告”，被劝告的各国政府是没有实行这个劝告的义务的。因而假如要是不满意，就是置之不理也没有理由受到法律的、道德的谴责。所以联合国方面出于想要适当地结束这个议题的讨论，在附加了附带条件的情况下很爽快地接受了下来。华盛顿关于本项议程的方针，如前所述是“不给予许愿”的方针。
在2月17日的会谈中乔伊代表发言说：
“联合国方面的代表在如下的理解之下，接受贵官2月16日关于议程第五项的提案。但是我们认为关于我们是怎样理解，怎样解释贵官的提案的，为了以后不发生问题应当在这个时候予以清楚地说明。
“第一、我们的理解是联合国军总司令官应当向有关的各国政府，也就是说不用说联合国，对于‘韩国’也要进行劝告。
“第二、我们是把‘外国部队’这个用词理解为‘朝鲜以外的部队’ [ 注：指中国军队也是外国军队。 ] 这样的意思之下而接受的。
“第三、我们的理解是‘等’这个用字不是指朝鲜以外的问题。”
由于联合国方面如此爽快地接受下来，好象中国方面有些着慌。因为从至今为止的过程来看，中朝方面认定联合国方面一定会挑起纠纷纠缠不休，可是却过于爽快地接受了下来，因此似乎是自己怀疑起自己来，这是否是自己有什么大的失策呢？联合国方面是不是利用了这种失策呢？（联合国方面发言人斯波古斯曼·努克尔斯空军准将谈）
中朝方面为了对联合国方面的“理解”进行研究要求休会40分钟，接着提出了一系列的质问，90分钟以后乔伊代表宣布“为了起草停战协定文稿，本议题希望在参谋会议上继续谈下去……”，议程第五项取得了妥协。
这是进入讨论以来的第12天。说起来本项议程是根据中朝方面的提案而决定的议题，中朝方面为了把本项议程作为将来的政治会谈的线索，似乎是寄予很大的关心，可是用通俗点的话来说，不能不说是让联合国方面的期待落了空了。再说，本项议程只是规定“进行劝告”，对于被劝告的政府是不具有任何的约束力的。也就是说本质上什么也没有决定下来。
虽说是事后来谈，可是被本协定劝告的各国政府，尽管很快地接受了劝告，但还没有进行过一次政治会谈。这样说不外是因为只要任何一方没有从朝鲜半岛缩手的决心，只要不做任凭对方在半岛上为所欲为的让步，即使进行政治会谈也不能期待会有什么收获。
三、细菌战
在1951年夏季和秋季，围绕着有没有发生违反谈判会场中立化协定的事件，联合国方面学到了“语言就是武器”，当谈判出现进行不下去的征候时，中朝方面好象又开始使出了这个武器。
在谈判好歹能看到一点进展的时候，就是从12月到1月的这段时间，中朝方面的态度是平稳的。虽连续发生了12月11日Ｂ—26轰炸机飞行员因飞行方面的错误用机枪扫射了开城地区的卡车队，1月17日一个飞行员投掷副油箱时误把炸弹投掷在开城地区和18日在开城北方攻击了卡车纵队等违反中立化协定的行为，但中朝方面都较痛快地接受了联合国方面的道歉，而没有把这些拿来作为宣传的材料。
疑心生暗鬼
可是在进入2月以后，在议程第三项和议程第四项的僵局变得明显的时候，忽然间就开始了语言的战斗。
这是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攻击“美国使用了毒气”开始的。华盛顿考虑这也许是中朝军要使用毒气的前兆吧，从而一度引起了骚动。这是因为完全没有做这方面的准备。
但这是因为联合国军司令部用普通电信向其指挥下的全体指挥官发布了ＣＢＲ防护指令（即为了对Ｃ＝化学、Ｂ＝生物、Ｒ＝放射性武器进行防护，有关编成、装备、训练的指令），收到了这个电信的苏联怀疑美军是否要企图进行ＣＢＲ战呢，因而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做法（《美公开史料》）。现在看起来好象是个笑话，但当时双方都是认真对待的。
细菌战
在毒气的争论还没有变得衰弱下去之前，2月下旬，又开始了新的攻击。这就是莫斯科、北京、平壤的报纸和广播电台掀起了美军在北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了细菌战这样一个宣传运动。
连载了添上了照片的什么投下了装有在雪里也在飞的苍蝇的容器啦，什么射来了带有细菌的跳蚤和虱子的炮弹啦等的报道。在进入4月以后，又大肆报道说散布了毒蜘蛛、带有炭疽的独角仙虫、带有鼠疫菌的老鼠、和注射了毒药的文蛤等。这样的传闻在日本人中间也好象真的似的被传来传去，战后在日本甚至还出了一本叫做“细菌战黑皮书”的小册子。美国公开史料也评述说：“尽管美国当场就进行了强烈的否认，可是在亚洲的若干国家里还是有相信敌人的主张的。”
当时《朝日新闻》的显眼的新闻标题，正如下述所列。
2月24日
中国政府谴责“联合军投下细菌”
3月16日
谴责美国唆使联合国在朝鲜战线进行“细菌战”
3月29日
停战谈判再现希望
联合国方面也考虑让步
“细菌宣传”是共方的策略
北京广播
逮捕了细菌战间谍
5月5日
平壤广播
“美空军两中尉供认进行了细菌战”
关于这个“细菌战”，联合国军定期作战报告作了如下的推测。
“这样的宣传可能主要是企图伤害美国的信誉，但似乎也还有别的目的。1951年夏季，在北朝鲜的广大地区发生了班疹伤寒、霍乱、伤寒、天花等传染病，北朝鲜政府似乎没能有效地予以控制。所以为了逃避再次发生时的责任和向国民隐瞒没有控制疫情的能力，才演出了这样的一场戏来。……”
但是传言越来越厉害，只靠否认已变得无济于事了，于是华盛顿和汶山里帐棚村要求国际红十字委员会调查实际情况。虽得到了该会的同意，但中朝方面把该会当做了联合军的间谍而不予接受。继而又委托世界保健组织进行调查，可是中朝方面对此也加以拒绝，所以联合国方面的调查终于未能进行。但是中朝方面连被世界一般公认为中立的这些机构的调查也予以拒绝这件事，好象显著地损伤了其宣传的效果。
北朝鲜的公开史料关于细菌战进行了如下的叙述。
“……这个计划早已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订出计划，做好准备，到1951年10月正式下命令进行的，当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要在朝鲜进行细菌战，其步骤是初时少用，作为尝试阶段，以后再逐渐扩大。这一命令立即下达给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他根据这个命令，又给驻朝鲜的美军第5空军司令和驻日本冲绳的第19轰炸机团长下达了要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具体指令。”
“这样，敌人从1951年11月开始使用细菌武器。使在1952年1月28日至3月底的两个月的期间，就对朝鲜北半部400多个地区投下了细菌炸弹和带有杀人微生物的各种物体700多次。在1月28日和29日，敌人军用飞机对于伊川地区大量撒下带有鼠疫、霍乱和其他传染病菌的苍蝇、跳蚤等昆虫，2月又对铁原、平康、金化地区撒下了跳蚤、蜘蛛、蚊子、蚂蚁、苍蝇、蟋蟀等昆虫。”
“到了3月，敌人侵入我们后方，对黄海道的瑞兴、载宁、黄州郡一带，平安南道的中和、江东、价川郡一带，平安北道的博川郡一带，咸镜南道的高原郡一带以及其他广大地区撒下了更多的这类昆虫。而且敌人还对中国的东北地区也使用了细菌武器。”
“敌人仅在2月27日到4月9日期间，对我军阵地就发射毒气弹33次，毒害了人命。”
“美帝国主义者在使用细菌武器的暴行中，有计划地利用了日本细菌战犯，并动员美国军舰‘1091号’从南朝鲜海面供应细菌武器。”
“可是，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这种野蛮的方法和手段，也未能挽救他陷于战败深渊的处境。”
“……美帝国主义者为了掩盖这个细菌战争的非人道的罪恶本质进行了种种虚伪宣传。可是，事实胜于雄辩，他们的谎言欺骗不了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中国），‘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等在进行现地调查之后，抨击美帝国主义者在无耻的欺骗宣传，谴责了他们的罪恶行为。”
四、克拉克上将
虽然话题多少有些抢先，但为记述方便想要先介绍一下于5月12日进行的有关联合国军总司令进行更换的情况。因为正好在更换总司令的时候，发生了后面将要记述的巨济岛骚动也就是多德事件，如果把两方面发生的事情一起来叙述的话不容易弄得清楚。
1952年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年。当然处理朝鲜问题成了选举的争论焦点而对谈判带来了微妙的影响，但首先波及到的是军队首脑的人事问题。
由于北大西洋军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出马竞选，李奇微上将被任命继其后任，李奇微之后任任命麦克·Ｗ·克拉克接替。
李奇微上将
5月12日，李奇微上将结束了在远东的大约一年半的任期，留下了“诚实”这样的印象飞赴巴黎。他被评价为虽然不象麦克阿瑟那样的雍容华贵，但以耿直、公正、真挚的人品给很多的日本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他在记述离日时的感怀时写道：“吉田首相举行了送别晚餐会，这是只有24人参加的小型宴会。在宴会结束时站起来的首相和我手拉着手一边谈论着做过的事情，一边非常恳切地互道珍重，他的感情非常激动，……我认为这是作为自谊感情不外露的日本人来说，可以说是异常的感情激动。……在站起来要致答辞的时候，我不得不首先说明我的喉头好象被一块又大又硬的东西堵住了似的那种感觉。我们曾紧密合作处理过一些非常难的重要问题。而且我对他不仅是抱有对年长的尊敬的朋友那样的感情，甚至可以说是抱有爱戴之情，我感觉和他相处很是愉快”，这里潜藏着他的人品。麦克阿瑟在记述离日之时，只记述了几十万日本人欢送啦，天皇前来告别啦，等等急于宣扬其如何伟大的东西，与此对比来看，两者的为人似乎就立即会看清楚了。
克拉克上将
麦克·Ｗ·克拉克上将和李奇微上将是西点军校的同期生，他是查尔斯·克拉克将军的公子。据说其父老克拉克将军在任陆军大学少校教官时，他的学生麦克阿瑟经常到他家去求教。基于这样的因缘，年青的克拉克从麦克阿瑟将军那里又受到了薰陶。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作为意大利方面的第5军司令官，曾指挥过有名的萨莱诺和安齐奥的登陆作战，拔取了卡西诺的坚固阵地，解放了罗马而立了大功。在安齐奥的时候，李奇微作为第82空降师长曾隶属于他的指挥之下，所以当时他军阶是在李奇微之上的。
但是使其有名的可能还是作为第15方面军司令官在巴尔干方面的作战，和战后作为奥地利驻军司令官兼高级专员，和苏联的科涅夫元帅就奥地利中立化协定展开争论的外交战吧。
他担任了两年之久的和苏军之间的漫长而又困难的谈判，将这个时期得到的经验在其所著的《积累危机》最后一章中做了如下的叙述。
“据我的见解，苏联和红军的外交除去按照企图征服世界进行活动之外没有别的。……他们恐怕是不相信实力以外的世界。”
另外他于1947年5月被任命为第6军司令官，在国外过了5年之后回到了本国，那时他应邀在对全国的广播讲话中，说出了“在苏联的行动中一点也没有光明正大这样的美德。他们一心地说谎，把使弱者作出牺牲当作勇敢，是天生的骗子。……对于称霸世界有用的东西就什么也不顾地扑奔过来……公然地无视公约而毫不在乎，他们缺乏正直和人类的本性”这样最高极的坏评语，并且公开了在维也纳的谈判，最后作出了“和骗子玩扑克牌时，受损害的不是骗子，而是和骗子一起玩的对手”这样的结论而招致了议论，1947年正是世界大战后刚过了两年的对苏协调时代，因此这样大胆地说出来的将军就变得更加有名气了。他在旧金山附近经过了两年的一心进行训练的日子之后，1949年8月被任命担任国内军司令官，负责全部陆军的教育训练和装备研制工作。
他在意大利泥泞、山岳和积雪的战场上（这和朝鲜的战场是很相似的）学到的一点就是“一切兵种，首先是步兵，只有把自己隐藏好才能保卫自己，保卫战友，才能执行自己任务”这样的信念。
他命令立即把8个星期的新兵入伍训练延长为16个星期，首先进行彻底的步兵训练。因为这是在朝鲜爆发战争一年之前，所以多亏了这个命令而拣了一条命的从事后方职务的人员应当是不少的。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虽开始了大轮换的集体训练，但他的宗旨是“任何战争也不可能和以前的战争完全相同。在历史上，追寻昔日胜利的美梦而哭泣凄惨的败战的将军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所以为了适应新的战术，熟悉新的装备及其用法，所以需要让其熟练地掌握分队教练之后再让其出征”。于是在1951年2月，在中朝军的二月攻势进行方酣之际视察了朝鲜战场，和其好友李奇微一起东奔西走来确定需要进行的训练。
视察结果，其把全部陆军的训练计划进行了如下的改变，这好象是和日本军的训练计划一模一样的。
1、野外训练时间的三分之一应当是夜间训练。
2、重视近战训练和狙击训练，首先要把全兵种的全体人员，甚至包括厨师、司机、文书、通信兵，都培养成步兵。
3、让他认识到步兵的任务是最崇高的，步兵是最应赞美的兵种，并为此感到自豪。
附带提一下，他在所著的《从多瑙河赴鸭绿江》中记述了这次视察时和其独生子克拉克上尉会见的情况。克拉克上尉是美军第2师第9团Ｇ连连长，因作战勇敢被授予殊勋十字章、两枚银星章、三个荣誉负伤纪念章（负过3次伤）、总统奖状和步兵战斗奖章，并在战场上被晋升为少校。他就是1951年9月伤心岭激战时夺取了894高地的那个连长，是在那个时候身负重伤被送回国去的。据说他把夸赞儿子的话特意写进自传之中是因为战争刚刚结束之后芝加哥的一位妇女给他写信说：“想跟您打听打听，您为了不把儿子送到战场上去是怎样行使了作为将军的权力的”这样的缘故。
再顺便说一下，在这次战争中有142名将军的儿子从军，其中有35人战死或战伤，占有25%％这样高的比例，其中包括担任轻轰炸机飞行员的范弗里特的儿子和沃克上将的二儿子等。他们不愧是将军的子弟，为了不辱没父亲的名声都勇敢地进行了战斗。
在1950年末，当沃克中将战死之时，他好象认为“后任应该是我了”。按顺序来的确是如此。但是他却是在1952年5月继李奇微的后任担任了联合国军总司令官。他对这件事似有些不满地叙述说：“并没有给我胜利的权限和军事物资，……给我的任务不是胜利，而是努力尽快实现停战”（《从多瑙河赴奔鸭绿江》）。好象他所希望的是与其当这样的总司令不如当一个能主宰机动作战的集团军司令官。
在到达华盛顿之前，他曾从各方面的要人那里听取到最新的情报说明。关于这些说明他记述道：“那个时候有一个问题谁都没有指出来。关于这个重要的问题我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指示，可是这在以后却变成了招致给我的生涯带来重大冲击的局面”，这就是他在5月7日到达羽田机场的时候，好象是等待他似的发生的多德事件。谁也没有指出来，谁也没有予以注意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俘虏收容所的问题。
他在自传中关于到任后首先碰到的难题，就是关于俘虏收容的问题，以激烈的语气作了如下的记述。
“我所持有的关于俘虏的概念是‘所谓俘虏就是应给予其饭食、居住、衣服并应予以保护的人们’，这是基于在旧式的战争中所取得的经验而形成的。在北非和意大利俘获的数十万俘虏，没有发生过任何的麻烦事。他们被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和精神受到温和的对待，也不被强迫提供情报，……只有在企图逃亡时才会受到惩罚。
“可是共产主义者按照自己的规则对待俘虏，为了利用双方的俘虏而用尽了一切手段。
“他们为了败坏我军的名誉，有利于谈判，或者是为了吸引第一线的战斗兵力，好象是命令在韩国的俘虏收容所里进行暴动。他们还强迫、引诱我方的极少数俘虏，强迫他们做了‘我们进行了细菌战’这样完全虚伪的自白，……”
还是对遭受到奇袭感到颇为遗憾吧。可是在战争中遭受奇袭的一方是要吃亏的。因为战争这个暴力具有无发展的性质，也因为克拉克自己曾说过的不可能有和以前的战争完全相同的战争，所以缺乏手段的一方要以和过去不同的想法，动员按过去的常识和概念考虑不到的手段、方法来进行应付，这是当务之急的问题。
正因为这个当务之急的问题出其不意地突然出现了，所以对他来说越发地会感到遗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