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妥协，还是继续战斗·第二
作者：陆战史研究普及会 ·日本
出自————《朝鲜战争》《联合国军再次反攻·第七卷》
出自————《战争通史》
作为总统，最忌讳的是迫不得已定下决心。
—— 哈里·杜鲁门
随着联合国军从北朝鲜撤退成为现实问题，联合国邀请中国代表，开始认真地寻求和平；杜鲁门总统关于使用原子弹问题的谈话震惊了全世界，发展成为美英两国首脑会谈，国际局势突然变得更加不稳定。而且，据说在要求改变政策的麦克阿瑟将军和坚持现行政策的华盛顿首脑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全世界都注视着联合国和华盛顿。他们所关心的是有关如下政策问题，即联合国军究竟是留在南朝鲜，还是准备改为其他策略？
一、寻求和平
话题再回到前面。10月25日中国军队突然发动的第一次攻势一结束，美国认为中国是为了保卫水丰水坝的安全和确保国境地带等有限的目的而介入的，从而为了防止战争的扩大，便试探同中国的和解。
11月16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表示：“尊重中国的权益（即水丰水坝等鸭绿江水系的发电设施），……希望避免扩大为大规模战争”；第二天即17日，杜鲁门总统声明：“尊重中国的领土……”；19日日本电台也报道说：“美国同意英国提出的‘在朝中边境设立缓冲地带’的建议，并且期待着同联合国邀请的中国代表伍修权将军进行谈判”。这些都是美国寻求和平的表现。
因此，英国于11月23日即圣诞节攻势的前一天同中国进行非正式谈判，并且提出了所谓“朝中边境不可侵犯、战斗限定在局部地区和设置非武装缓冲地带”的3个保障条件，对停战的可能性进行了试探。当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公开表态支持这一建议，即以胜利者的现状停战。
但是，当时的中国好象根本没有考虑在这个时候停战。这是因为，11月上旬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将美英两国的建议通告给中国说：“联合国军尊重中国的国境，……将在全朝鲜和平统一选举后迅速撤退”。对此，中国在其正式的广播中拒绝说：“这只不过是欺骗”。其理由强调了以下两点：
1、自美英两国破坏了他们曾表明停止在三八线或者是麦克阿瑟的第一次诺言以来，中国看清了西方各国是不守信用的。而且，美国尽管声明不关心台湾和印度支那 [ 注：1950年1月艾奇逊声明的意思。 ] ，但自己又践踏了这个声明。
2、中国人民是志愿在朝鲜战斗的。这是因为，他们查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麦克阿瑟正在策划以朝鲜为基地对中国进行侵略。
于是，中国的这项正式广播，不久就变成了现实。中国军队从圣诞节攻势第二天开始发动的大规模攻势，无情地粉碎了联合国方面结束战争的期待和愿望。
中国代表伍修权将军在11月28日的安理会上声明：“美国侵略台湾，是对中国的武装侵略”，第二天即29日又发表演说指出：“美国侵略台湾，是亚洲问题的开端……美国必须
从台湾和朝鲜撤军；朝鲜内政由南北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以和平处理朝鲜问题”。伍修权将军的这些讲话，表明了中国的坚定立场。
从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来看，击破第8集团军的中国第13兵团已开始象怒涛似地大举南下，第9兵团完成了对第1陆战师的双重包围后刚开始发起攻击，因此可以说，伍修权代表的演说反映了这一战局也是很自然的。特别是，伍修权最后指出：“对现在的形势不进行讨论”，这可以看作是最明确的表示。
在企图决战而投入大军，使战局取得预期进展的作战初期，以设置缓冲地带或者尊重领土等条件讨论停战，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将是不值一谈的事情。
在伍修权发表演说的第二天即11月30日，那位杜鲁门总统关于原子弹问题的谈话，震惊了全世界。这个问题后面再谈。
尽管在联合国的舞台上出现了这样的演说，战场上获胜的中国军队将要到达三八线，咸兴的桥头堡正在逐渐被压缩，但联合国方面仍然不可思议地认为“中国介入的目的是恢复北朝鲜，中国军队可能停留在三八线上”，寻求体面停战的途径。
即12月14日的联合国大会决定，在杜鲁门、艾德礼声明的范围内提出停战条件；并决定，作为同北京和平壤的窗口，设置三人停战委员会（由印度、加拿大和伊朗的代表组成）。
但是，很明显，联合国这些恢复和平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没有希望。重要的成员国苏联投了反对票；而且在这个新设置的委员会开始工作之前，中国就表示了拒绝的态度。这是因为，北京电台广播了接受联合国建议的3个条件：
1、联合国军从朝鲜全部撤走；
2、美国从台湾撤军；
3、西方国家停止重新武装（指建立北约军队）。
这3个条件，对美国来说意味着要承认其彻底失败，现在和将来都要被迫屈报，实际上是全面拒绝了联合国的建议。
此外，金日成首相在欢迎北京广播的谈话中强调：“人民军决心在中国志愿部队的支援下消灭全朝鲜的敌人，在把联合国军赶下海去以前决不停止进攻”，这也进一步表明了强烈的拒绝态度。
但是，三人委员会则认为这是中国特有的表现方式，仍按照大会的决议，向出席12月16日安理会的伍修权代表作了传达。伍代表申明：“委员会的建议，只不过是为被打垮的美国败军的重新编成而争取时间，显然是个阴谋”，然后就回国了。
就是在12月16日这天，美国宣布“非常事态”，做出了认真准备的样子。
但是，三人委员会对于联合国军后退到三八线，中朝军队也不会继续南进，抱有好感，把伍修权的讲话看成是他个人的看法，为了得到正式的回答，对北京进行了两次试探。北京的回答是以12月22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声明的形式表示的，周恩来总理以明确的拒绝态度，提出了3个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2、美国侵略军必须撤出台湾；
3、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声明重申了中国的一贯主张，特别是全面地拒绝了三人委员会所谓“先实现停火后实行停战”的建议，强调“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最后指出：“三八线……永远抹去了这一政治地理的界线”。
联合国和美国都没有为周恩来总理声明的主文感到震惊，但却受到了最后一句话的震动。
对于周恩来总理的声明，Ｒ·Ｍ·波特 [ 注：《在朝鲜的决心》一书的作者，当时为美国合众社驻日本分社社长兼现地特派员。 ] 曾这样写道：
“如果联合国接受中国的条件，联合国军就必须从朝鲜撤退。但中国的‘志愿兵’不是军队，撤回中国也可以，不撤回去也可进行辩解。很明显，结果整个朝鲜就会涂成一个颜色。……还会成为这样一个先例，即如果中国以强硬的态度提出要求，在联合国占多数的西方国家就必须服从”。
周恩来总理的声明，使西方国家更加强硬。这些条件是西方国家显然不可能接受的，北京政府尽管知道这一点仍发表声明，是要使西方各国感到危险和威胁。这样，就会因对美国的强硬政策感到恐惧而一度离开的西欧各国再次在以美国为中心的朝鲜战争中团结起来。这里表现出了军事形势对国际政治和外交的基本影响。
二、关于使用原子弹问题的声明
11月30日，即中国代表伍修权发表演说的第二天，麦克阿瑟将军命令第8集团军后退到平壤防线。这天，华盛顿沉浸在激动的气氛里。美国陆军遭到有史以来的惨败的消息，使人们感到不安和震惊。在这种异常的气氛中，杜鲁门总统会见记者，进行了如下回答。
“总统，对于朝鲜的事态，您打算怎样处理？”
“为了处理朝鲜的新事态，正如我们过去一直在做的那样，准备采取认为必要的所有手段。”
“在这些手段中，包括原子弹吗？”
“包括我们拥有的所有武器”。
“总统，您所说的所有武器的全部，意思是不是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
“关于使用原子弹的问题，是经常在积极地考虑。但是，我并不希望看到使用原子弹。那是一种可怕的武器。它会连累到同侵略毫不相干的无辜的民众。我认为，不应该使用原子弹。原子弹要在必须使用时使用。”
这个回答，以“美国考虑使用原子弹”为题，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担心造成误解的杜鲁门总统，另外发表声明说明了他的真正的意思，但已经晚了。
当时的世界群情激愤，非常敏感。特别是，担心战火蔓延到欧洲、担心美国的力量在远东耗尽、忽视西欧防御的各个国家都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英国首相艾德礼飞往华盛顿去摸清美国的真正意图，据说西欧各国因这一报道产生的恐怖感，是非常真切的。关于这方面的消息和当时华盛顿周围的气氛，Ｒ·Ｍ·波特评述说：“随着中国介入得到证实，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亡灵又苏醒了。苏联为了阻碍西欧的重新武装，已把美国引进了同中国进行的可怕的消耗战。强大而缺乏准备的美国，为了集中打败北朝鲜军队所必需的兵力，广泛搜罗，刚把部队送进朝鲜，却又出现了新的敌人。美国必须同拥有几百万大军的中国进行战争是陷入已设好的圈套了吧？
美国惊慌失败，并且发怒了。所以，并不是不存在这样的看法，即认为原子弹虽然不能使用，但却是必要的。然而西欧国家认为莫斯科一定会劝解中国，一边抱有不切实的幻想，一边开始担心，美国会不会挑动中国把世界卷入原子战争？”
人们为就要遭受原子弹袭击而感到惶惶不安，谴责的矛头集中指向华盛顿。因此，杜鲁门总统正式声明“不使用原子弹”，舆论才大体上平静下来。这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据说当时在野的丘吉尔评论说：“美国自己放弃了最有力的武器。原子弹不知要给中国多大的无声压力。然而，美国却主动地为敌人解除了威胁。政略战略的失败莫过于此。”这确实象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丘吉尔的评论。
Ｒ·Ｍ·波特也说：“总统的回答，实际上只不过是一般的政治性说明。不会有从一开始就不打算为使用而制造原子弹的国家。中国如果知道美国在考虑使用原子弹，也可能会从朝鲜撤退，然而特意声明‘决不使用原子弹’，也不会使中国感到放心。”这从结果上看虽然同意丘吉尔的评论，但是，他却一边叹息措词的困难，一边又辩解说：“正因为有这样的考虑，杜鲁门总统的回答方法才是微妙的。确实不能否认，他的语调和措词里，有的地方产生了误解，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即使现在来看，要找到比杜鲁门总统的回答更好的回答方法，也是很困难的。……然而，从当时非常敏感的世界舆论中听到异常的反响，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三、美英两国首脑会谈，决定政策
以杜鲁门总统的原子弹问题谈话为契机开始的美英首脑会谈，是很有名的。通过这次会谈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讨论，美国除获得了将要失去的西欧各国支持以外，还调整了今后对朝鲜的基本政策。下面介绍一下在首脑会谈中决定政策的具体过程。这对从事军事的人们理解政治问题可能会有所帮助。
第一次正式会谈是在艾德礼首相访美期间的12月4日举行的。也就是第8集团军在战场上放弃北朝鲜首都平壤的那一天。
会谈开始时，先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以沉重的语气介绍了朝鲜的军事形势，接着就进行了如下的热烈讨论。
艾德礼：“在朝鲜上空的空中控制情况怎么样？发生过刺激苏联和中国的事情没有？”
布莱德雷：“现在，我空军的飞机从5艘航空母舰和韩国的7个基地上起飞作战，还没有发生令人担心的事情。”
国防部长马歇尔：“敌人不顾人的生命，强行采取人海战术，没有机械化装备，因而继续巧妙地以徒步进行渗透。所以，同我们相比，敌人容易隐蔽企图，要理解这场战争，必须对这一事实有所认识。”
杜鲁门总统：“我们正面临着在军事上定下重大决心的问题。但是，政治上的决心不次于军事上的决心，也是很难确定的。……我们对东方和西方两个方面都负有责任。……我们应该首先讨论中国的问题。”
艾德礼首相：“……听了布莱德雷上将的介绍，知道了朝鲜的危机可能要比预计的来得早。但是，英国在近几个月内没有能力增加更多的驻朝英军。为了在马来亚进行反游击战，英国的动员能力已经到达了顶点。”
“决定今后的政策，联合国、欧洲、亚洲和非洲各国的意见也都应考虑进去。……而且中国的看法也应该注意。中国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气势正旺，是不会按照联合国提出的原则停战的。中国公然要求承认它本身的力量和独立。所以，即使苏联居中调停，也很难使毛泽东同意。……”
“考虑到共产党方面会对停战提出什么要求吗？如果我们做出希望停战的姿态，中国很可能会提高筹码。我们要考虑出最低的条件，并且应该确定进行什么级别的谈判，把不能妥协的界限放在什么地方。”
“不管作出什么决定，都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但英国决不能同意出现抛弃西欧的结果即决定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 [ 注：当时，英国认为应该以让中国加入联合国和从台湾撤兵的两个条件同中国妥协，相反，美国则认为这两个条件是必须坚守的一道界线。 ]
艾奇逊国务卿：“主要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苏联。有关朝鲜战争的指令，都出自莫斯科。……他们在攻势进展顺利的时候，会无止境地向前推进。所以，如果他们能把我们从朝鲜赶出去，就可能那样做。他们想推进多远。其野心谁也预测不出来。……”
“向总统建议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人不多。”（对畏惧美国政策的英国方面说明了麦克阿瑟和部分议员的主张。）
“但是，同中国的谈判，决不会是乐观的。”
“从军事角度来看，现在立即停战是有利的。但是，在现实的战况下，中国不会同意停战。这是因为，以胜利者自居的中国不仅仅满足于击退联合国军。”
“从政治角度来看，建议停战将给世界舆论以良好的影响。但是，到了谈判桌上，不知要付出什么代价。中国大概会主张承认中国政府、允许中国加入联合国和美国放弃台湾；或许还可能提出同日本缔结和平条约必须经中国同意。”
“必须记住，朝鲜战争不是我们挑起的，而是苏联策划的。如果我们专心致志于亚洲，苏联就会在欧洲自由行动。所以，我们必须经常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但是，如果我们例如以台湾作为代价进行妥协，共产党方面就会以此为开端强硬地向我们提出无止境的要求，并且必定会企图消灭我们。所以，我们不能认为中国的行动只是根据单纯的军事热情而采取的。即使我们放弃台湾，或者在其他方面做出让步，也难以相信中国会寻求和平，恢复平静。而且，如果我们向中国让步，对日本和菲律宾的影响就无法估计了。”
“如果我们不提出停战，也不撤退，给中国人造成尽可能大的损失，在朝鲜继续战斗，我们的处境也不会比现在更差。我认为，应该以不承认敌人的利益作为我们的政策。”
艾德礼首相：“桥头堡地区在不致付出重大代价的情况下能保持到什么时候？有可能保持到使中国一筹莫展的程度吗？”
布莱德雷、马歇尔：“……包括仁川和釜山基地在内的南部桥头堡地区，估计在若干时间内能保持住。特别是，如果咸兴地区的第10军能调出增援第8集团军，可能性就更大。”
艾德礼：“即使我军继续保持着桥头堡地区，如果遭到重大损失，美国的舆论会不会向希望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方向发展？”
杜鲁门：“主张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呼声，现在也有。但只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
“我们过去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庞大的预算。所以，不能就这样厚着脸皮退下来。在战局好转，并且能以有利的立场进行谈判之前，我们要继续努力固守韩国。我的军事顾问认为，固守住现在战线的希望不大。但是即使如此，我也不放弃固守的希望。”
艾德礼：“在中国是不是苏联的卫星国的问题上，我们的看法好象有些不同。”
杜鲁门：“我认为中国是苏联的卫星国。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朝鲜问题，只不过是苏联称霸世界的一个里程碑。朝鲜之后下一步将是印度支那，接着就是香港和马来亚。……我相信，中国大概正在决定其国家的意志。他们要取得联合国的席位和台湾，或者夺取战争的胜利。”
艾奇逊：“中国是不是苏联的卫星国，实际上这不是个大问题。这是因为，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大体上是一样的。”
“我所注意的问题是，相信他们的善意就会犯大错误。国务院的官员们中间有这样一个谚语，即‘在共产主义的制度下，不能指望善意。因为他们每天晚上都清算账目’。”
马歇尔：“我在中国任职期间曾多次会晤过毛泽东和周恩来。周恩来在一次宴会上对我妻子强调说：‘不错，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有人把我们看成是单纯的土地改革者，感到愤慨。’此外，毛泽东一点也不隐瞒他们同莫斯科结成的友好关系。他们把苏联人看成是同一派别，他们的军队也是按照这一原则进行训练的。”
杜鲁门：“我当然相信马歇尔的判断。马歇尔在中国任职一年多，同他们进行过密切的谈话。……”
“艾奇逊国务卿说：‘美国想避免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对这一点，我想补充几句。我的愿望也完全是这样。我在威克岛同麦克阿瑟上将谈话时，曾提醒他注意：‘要严格控制挑动中国东北的中国人和符拉迪活斯托克的苏联人的行动。”
“美国不会独断地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美国除了始终作为联合国的一员行动外，不会有别的举动。”
这样，第一天的讨论就结束了。作为下一次会谈的基础，杜鲁门总统宣读了国务院和国防部共同起草并经他认可的备忘录《当前美国的政策草案》。该备忘录直截了当地表明了当时美国的想法。摘要如下：
美英两国首脑会谈第一次正式会谈的最后，杜鲁门总统宣读美国的政策备忘录：
1、如果中国的要求不是过高，在我们所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准备同中国签订停战协定。谈判成功，从当前的形势来看，在军事上是有利的，而且能保证联合国的全面支持。但是，停战的条件不得使联合国军的安全陷入危机，或者规定放弃台湾和允许中国加入联合国等。
2、实行停战，情况稳定下来以后，联合国就着手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实现韩国的安定，并且努力从政治上解决建立独立统一的朝鲜问题。
3、如果中国拒绝停战，并且企图向三八线以南发动大规模进攻，驻朝鲜的联合国军就有面临严重危机的危险。但是，除了由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不得不被迫撤退时以外，决不能主动撤退。
（关于这一条，杜鲁门特别加了注释以强调不能撤退：“我们丝毫不考虑主动从朝鲜撤退的问题。留下的韩国人，他们都是忠诚于联合国的，但他们必将面临着死亡。共产党方面一点也不关心尊重人的生命”。）
4、如果中国军队向三八线以南地区发动进攻，联合国军陷入不得已而被迫撤退的状况，联合国就要立即宣布中国是侵略者，并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政治和经济的手段向北京施加压力，表明联合国决不允许侵略的态度。
同时，要继续采取军事行动，使中国处于困惑的境地；并且要努力激起中国内部的反共运动，包括向国民党提供援助和支持其发展军事力量在内。
除以上方法外，美国和英联邦应迅速商谈加强亚洲地区各非共产党国家的力量的方法。其方法，可考虑有以下几点：
（1）在使日本立即恢复相当的自治的同时，努力促进同日本缔结和平条约。加强日本的自卫能力。
在最大限度地利用日本的生产能力，加强自由世界各国力量的同时，迅速使日本加入联合国。对这些对日政策，英联邦过去不太感兴趣。但是，鉴于新的危机，应改变过去的想法。
（2）在东南亚各国之间，应缔结能够有效地进行互相援助的军事性协定。 [ 注：这就是缔结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动机。 ]
（3）要使亚洲非共产主义各国的人民知道所面临的威胁的性质，同时还要特别努力促使其政府认清集体安全保障的必要性。
（4）为了协助完成对抗共产党侵略的组织，要加强经济和军事援助。
（5）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制度在亚洲的渗透，要加强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援助。
第二天即12月5日，在总统专用的威廉斯堡号游艇上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讨论了以上述的备忘录为基础，预定提交联合国大会的美英共同决议案。在这次会谈中，杜鲁门总统再次表示了不从韩国撤退的决心，他说：
“我们决不能从韩国撤出来。我们从韩国撤退，只限于在军事抵抗受到限制的时候。我们认为对一向忠实于联合国的韩国人民不管尽了多大的努力，也不为过。”
“我知道，我们的舰队和空军遭到了来自中国东北的袭击。但是，我们不是抱着在这场战争中即使失败了也没有关系的不实际的想法参加的，所以，在阻止住敌人的侵略之前，在决定胜负之前，决心继续战斗。……这里，我想使大家明确这样一点，即‘美国决不是那种因情况恶化而抛弃朋友的国家’。”
对此，艾德礼首相回答说：“我们是你们的伙伴……准备在桥头堡地区一起战斗。但能固守到什么程度，对这一点的估计，因看法不同而不一样。”
杜鲁门总统又表明他的信念说：“我们今后无论选择什么方法都可以，但唯有主动从韩国撤退这一方法绝对不能选择。只要还有一点驻留韩国的机会，我们就决不撤退。”艾德礼首相接着表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打算帮助您们。……请相信我的话。”
关于这一点，杜鲁门总统写下了这样一段说：“我非常感谢他的诚实的态度和充满信任的谈话。对主张，对朋友，以及在履行条约上，最忠实的是英国人的基本态度。美国人的基本态度也是这样。”他非常高兴得到了英国的赞同。
但是，以避免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为目的飞越大西洋而来的艾德礼首相，为了得到与这一目的相应的诺言与保证，做了如下的提醒：
“在前一段的讨论中我们商谈好的政策有两点，第一点是‘要继续以最大的努力避免陷入同中国的全面战争。为此，不得采取轰炸中国工业中心的军事行动。’”
“第二点是‘在军事上被赶出去之前，要驻留在朝鲜。而且在局势好转之前，不同中国进行谈判。’我们都同意，让联合国试探北京的真实意图；不采取可能招致报复的一切行动。……”
接着，艾德礼首相叙述了英国政府对中国的看法，促使美国方面注意。他说：
“中国具有潜在地转向铁托主义的因素。英国政府不认为中国是苏联的喽啰或者傀儡。”
“因此我认为，英国当前外交活动的目标，必须着眼于苏联和中国是远东历史的、必然的竞争者，离间其友好关系。为此，对中国人应进行挑拨，使他们不相信‘苏联是我们唯一的朋友’。我希望中国断绝同苏联的关系。……如果我们忽视这一点，把中国单纯作为苏联的卫星国和傀儡来看待，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帮助了苏联。……英国政府认为：‘中国应该在联合国获得席位。’……”
在这次会议上，始终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唯一的分歧，就是这个对中国的看法问题。
美国认为，中国只不过是苏联的代理人（这样就产生了所谓代理战争的新词），朝鲜事态的根本原因，归根到底在苏联。相反地，英国（当时同中国有外交接触关系的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则认为，中国可能走向铁托主义道路，中国是按照中国自己的意向介入这场战争的。即使看来现在苏联和中国坚如盘石，其友好关系中也可能产生缝隙。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有办法使这场战争避免扩大为全面战争，应为此而努力。
后来的历史进程表明，英国的这些估计都是正确的。
但是，即使从长远的观点看可以这样考虑，作为当前的负责人也必须同跟前的敌人进行战斗，对美国来说，除了选择适应现实情况的办法以外别无他途。
当时的美国对于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一贯坚持强烈的拒绝态度。其理由，在第二次会谈中讨论“作为同中国谈判的条件，是否应同意中国加入联合国”时，艾奇逊国务卿的发言已清楚地表明了。
这时，艾奇逊说：“如果我们采取认为没有必要从政治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立场，承认了它，我们就等于对中国说‘你们胜了一局，可以把赢的钱都收集起来’。这简直象是给侵略者赠送奖品。所以，在中国可能考虑附加条件期间，没有必要同中国进行谈判。即使中国能够尽全力把我们从朝鲜赶出去，我们也不能那样做。”
马歇尔国防部长也从军事角度反对从台湾撤退即一个中国论，他说：“把台湾交给敌人，意味着这一系列岛屿组成的太平洋防波堤被割断，菲律宾、冲绳，进而日本和韩国的安全将会立即陷入危机。而且会招致资本主义国家被驱逐出西太平洋的结果。……”
但是，从这次会谈后经过了21年到现在。中国加入联合国已获得全世界多数人的支持而确定下来。历史是不断前进的。
接着于第二天即12月6日进行了第三次正式会谈；在到12月8日的两天时间内进行了多次正式或非正式的会谈。于是，美英两国一致同意发表如下联合声明：
1、继续抵抗侵略。
2、继续努力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上。 [ 注：指不采取使用原子弹、轰炸中国东北地区和封锁中国港口等军事行动。 ]
3、支持联合国多数成员国决定的朝鲜政策。
4、不同中国和解。但是，如果中国同意联合国在朝鲜建立自由独立国家的意向，也准备进行和平谈判。
这个英美联合声明，巩固了围绕着实现妥协的途径而开始动摇的联合国的团结，成为联合国及其代理执行机构美国政策的基础。
那个重要的原子弹事件，由艾德礼首相在只有杜鲁门和艾德礼两人的最后的私人会谈中提了出来。这件事，在以往的会谈和杜鲁门的声明中虽早已澄清，但作为为此而飞来华盛顿的艾德礼来说，则一定要再三地提醒注意。在听取了杜鲁门总统详细说明真意之后，艾德礼首相以安心的表情踏上了归途。
四、强迫政府改变政策
在国际政治界和联合国讨论决定上述政策期间，在要求适应新情况制定新政策的麦克阿瑟和坚持既定方针的华盛顿首脑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是以世界的视野指导这场战争的人同力求对跟前敌人获得全胜的人之间的矛盾，基本上是政府和战场指挥官围绕战争问题的争论。
在中国军队发动第二次攻势后的第四天即11月28日，麦克阿瑟司令部宣布：“联合国军现在正同中国进行新的战争”，而且公开说：“为了对付新的战争，必须制定新的政策；麦克阿瑟将军请求赋予他以海军和空军攻击中国本土的权力”。他的一贯主张是“打苍蝇，必须消灭其滋生地。”
麦克阿瑟的这一主张，在他11月29日呈报的电报里已具体地表现出来。该电报的内容是：
“为了增加联合国军的力量，希望授权就台湾国民党政府军队编入联合国军的问题，直接同台湾政府进行谈判。”
对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发了复电，内容是：
“所提建议，正在研究。但因会产生世界性的影响，不能立即作出明确答复。……必须考虑到，这样的外交谈判可能会扰乱美国同有联盟关系的各国的团结，使美国孤立起来。”
“英联邦各国可能不赞成其军队同台湾国民党政府军队一起使用。美国在远东的领导地位，现在在联合国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同盟国在联合国步调一致是非常重要的。为了防止步调被搞乱，必须严密注意。……”
收到这一拒绝指令的麦克阿瑟陷入了苦恼之中。其原因是，第8集团军和第10军都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28日在东京的战场指挥官集会上决定全面退却，29日刚下令后退到平壤防线，所以，当时剩下的唯一增援手段即起用台湾国民党政府军队被拒绝，就断绝了最后的希望。按他的战争观来看，只能感到遗憾。对于这件事情，他怀着愤慨的心情亲手写了这样一段话：
“实际上，中国军队参战后，驻朝美军是在美军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强制进行战斗的。……华盛顿为什么对当时驻朝鲜的第8集团军所处的可怕的不利状态袖手旁观呢？从一个军人的立场上来看，完全是不可理解的。”
说起来，麦克阿瑟的战争观是：“战争是有胜有负的，不会有另外的结果。因此，为了取得胜利，采取的手段必须超过敌人现用的手段，我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必须能够充分地使用。如果情况变化，就要灵活地采取适应新情况的对策，经常以超过敌人的力量去压倒敌人。”所以，按照这种战争观，说华盛顿的政策难以理解，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二天即11月30日，第8集团军开始从清川江畔退却。但第2师在价川以南遭到了“印第安式的笞刑”（参照朝鲜战争（6）），第1骑兵师在德川以南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2月2日，停留在平壤防线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第二天即12月3日，麦克阿瑟下决心向三八线全面退却。他在呈报其决心时，重申：
“中国已经投入前线26个师，在中国东北还控制有20多万人的大部队。重新编成的北朝鲜军队也已达到10万人，……现在有60万人的大部队正在向我25万人的联合国军猛扑过来。……”
“如果得不到大量的增援，我军只能逐次后退，或者坚守海岸。……”
“判断现在的形势，就要回到对新的大敌进行新的战争这样的基本立场上进行判断。我现在接受的指令，是对付过去的北朝鲜军队的指令，完全不符合现在的形势。”
“建议作出适应现实事态的政治决断，制定新的战略计划。时间是非常重要的。每过片刻时间，敌人都会增加兵力，我军都会受到更大的削弱。”
华盛顿的首脑陷入了苦恼：是忍受屈辱谋求和解，还是坚持现行政策战斗到最后，或者是投入几乎没有胜利希望的、同中国的全面战争即长期的大规模消耗战呢？妥协，意味着放弃朝鲜和台湾，是承认同意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彻底失败；固守现在的战线，就不能不冒重演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危险。但是，从世界战略和国际舆论方面来考虑，无论如何也必须避免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
当时，美国的舆论也是悲观的。有不少人提出了这样朴素的疑问：既然是联合国的战争，为什么只由美国作出牺牲和负担经费？而且在12月27日的匆匆调查中列举数字说：“国民中55％的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朝鲜不可能恢复了。”美英两国几乎所有的大报纸都论述说：“对于没有希望的战争，没有必要损失更多的人。联合国应该承认失败，停止在朝鲜的冒险。”
这的确是困难时期。杜鲁门总统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写道：
“在人们之中，有的人很健忘。这是不幸的。那些长期妨碍正确的军事政策，为满足收支决算而主张无论如何要进行削减的人们，现在却以最大的声音大喊大叫。他们的主张，从开始到最后有以下几点：
1、不给麦克阿瑟增加充分的兵力，是政府的失职。
2、要退出朝鲜，也撤出欧洲，固守‘美国要塞’。
3、放弃朝鲜，向欧洲集中。
4、从欧洲撤退，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
5、应该立即着手进行世界战争。
6、总统要得到更大的权力，不会引起外交上的危机吗？等等。”
“信奉言论自由的社会制度的特点是，严厉的批评家和不满分子的呼声比支持既定政策的人们的声音更容易听到。赞成现行政策的人们没有必要大叫大嚷。这是因为，传播或稳定舆论的宣传工具，对分歧意见比对同意的意见更有兴趣。”
“身居总统之职，决不能受这些被歪曲的意见的影响。但是，此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1950年的12月是特别困难的时期。”
为讨论麦克阿瑟的报告而召开的国家安全会议，首先一致同意：“在避免牺牲官兵的方针下制定行动方案”，接着做出决定：“在联合国决定采取新的军事行动之前，后退到能够固守的釜山桥头堡地区”。而且，12月4日即退出平壤的这一天，向麦克阿瑟下达了如下指令：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首先必须考虑的是保障部队的安全。同意你的意见，将部队后退到沿海桥头堡地区。”
为了解目前状况，陆军总参谋长柯林斯飞到了朝鲜战场。柯林斯在现场详细地进行了实地调查回来后，立即向总统作了报告。他以大比例尺地图展示每个营的态势，并说明了目前的状况，最后作结论时说：
“估计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很难固守汉城，但确保釜山附近的沿海桥头堡地区是可能的。同行的麦克阿瑟和我都有这样的看法。”
“沃克说，只要能将釜山港作为补给基地使用，就有信心永远保住朝鲜的很大一部分地区。”
“第10军的状况更严重，但估计能从海上撤出来。”
“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朝鲜的战局是严重的，但还没有出现生死存亡的危险状况。”
柯林斯的这个报告成了后来决定联合国军军事政策的基础，但当时他也带来了麦克阿瑟的意见。麦克阿瑟的意见是列举出以下3个行动方针，结论是促使发动全面战争。
1、只对进入朝鲜的中国军队继续战斗。这个方针意味着，要在同现在一样的限制条件下即在禁止轰炸中国东北、封锁中国沿海、使用台湾国民党政府军队，抑制地面军队的大规模增援的限制条件下，继续作战。如果采取这个方针，所能取得的作战效果只不过是争取时间，迟早不得不从朝鲜撤退或者投降。
2、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封锁中国的沿海，轰炸中国的本土，把蒋介石的军队引进朝鲜，同时经香港进攻中国南部。尔后在朝鲜的作战，视中国的反应而定。这个方针，很值得赞赏，只有采取这种方法，才能取得胜利。
3、联合国主动建议中国停止在三八线，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答应停战。
这一方针是要联合国承认失败，是很痛苦的事情。既然不下决心采取第二个方针（扩大战争），就最好是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停战。但实行这个方针，要以中国接受为前提。
杜鲁门总统听了麦克阿瑟的这些意见后，毫不隐讳未让麦克阿瑟了解华盛顿政策的烦噪心情，他回忆道：
“麦克阿瑟主张的方针，隐藏着发展成为世界全面战争（包括投掷原子弹及其他一切行动）的可怕的危险。”
“象麦克阿瑟这样老练的军人，为什么对‘把蒋介石的军队引向中国南部，是挑起全面战争的行为’这一事实不理解呢？”
“轰炸中国的城市，中国就会象美国对袭击珍珠港做出的反应那样进行反击。作为在世界舞台上活动35年的人，为什么对这样明白的事情也不懂呢！”
“再说，即使轰炸中国的城市，恐怕也不能阻止苏联向中国运送物资。因此，如果执行麦克阿瑟的战略，下一步就必须升级为轰炸符拉迪沃斯托克，进而轰炸西伯利亚铁路。我真不明白，他是远东通，为什么会忽视了这一必然性呢？”
杜鲁门这样批判了麦克阿瑟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他容易感情用事，企图进行世界全面战争。
杜鲁门总统追述道：“我为同麦克阿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岐，感到困惑。当然，他作为战场上的部队司令官向我这个总司令官呈报自己的意见，是正常的，是应该的。如果他不采取过火的行动 [ 注：这里所指的意思是，尽管杜鲁门总统以下的政府首脑们许诺“要把战争局限在朝鲜，……继续以最大的努力减少扩大战争的威胁，”然而麦克阿瑟却在11月30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发表谈话说：“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华盛顿限制战争的政策。……禁止轰炸中国本土，是历史上最大的错误。……”12月5日又向合众社社长巴依里谈话批评限制政策，他说：“我是一只手被捆住，一只手在战斗。敌人正在使用其全部军事力量，而我的右手却被锁起来了。这是史无前例的。” ] ，我认为没有必要解除他的职务。”
幸亏，进入12月以后中国军队的追击缓慢下来，而第8集团军的后退却以很快的速度完成了。所以，各处都可以看到一些嘴损的记者发表的批评消息，例如：“沃克的部队飞快地逃跑了”，“麦克阿瑟象枯干的狗尾草似地在发抖……”，等等。但不管怎么样，第8集团军于3月15日 [ 译者注：原文如此，3月15日似是3日至15日。 ] 成功地后退到三八线，并且完成了正面迎击的态势。当然不是想在这一带进行决战，彻底保卫南朝鲜，而是向釜山后退的一个步骤。但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华盛顿下达给麦克阿瑟将军的基本政策和指令，仍然同原来的完全一样。所以，麦克阿瑟认为：“形势完全变了。眼前的战争是同拥有庞大兵力的中国进行的新的战争。……兵员、武器和物资的增援是不可忽视的，我有必要请政府提出能应付新形势的明确的政策，”并且于12月29日向华盛顿发出了以下内容的电报：
“如果不企图扩大战争，剩下的唯一的选择是逐渐地收缩朝鲜的战线，后退到釜山，接着就撤退出来。这可能会给美国人民的情绪造成很大的影响，但也没有法子。……”
这封电报的意思是，只要不采取他坚持提出的政策，釜山也难以保住。在柯林斯访问朝鲜时，认为能够驻守在釜山附近，但现在连这个希望也没有了。总之，为了获得胜利，只有采纳他的意见，否则就要走上彻底失败的道路。究竟选择哪条道路，看来二者必居其一。
但是，当时美国所处的立场不是象麦克阿瑟说的那样单纯地二者取一就没有问题了。而是无论如何必须在有限战争范围内履行对联合国和朝鲜的义务。撤退到日本是容易的，但结果会将太平洋战争中的努力毁于一旦。发展成为全面战争则意味着将成为世界的孤儿，走向毁灭的道路。
陷入苦恼之中的华盛顿首脑12月30日给麦克阿瑟的指令，尽管难免有陈腐的抵毁之意但还是如实地反映了他们的现行政策及其想法：
“不管怎样估计形势，中国如果真想那么干，似乎有能力把联合国军从朝鲜赶出去。”
“为了使中国不能发挥军事威力，可考虑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牺牲，使其打消进行战争的念头，或者新增援大量的美军兵力。”
“但是，后者会给美国在其他地区（包括日本在内）所承担的责任带来严重的妨碍，而且没有希望请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再提供更多的兵力。我们感到，朝鲜不是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场所。同时，在全面战争的危险逐渐增大的今天，把我们所剩无几的地面兵力都投入朝鲜，也是很危险的。”
“但是，如果能够驻守在朝鲜的某个地区，不付出太大牺牲地进行有效的抵抗，使中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丧失威望，对美国是极其有利的。”
“给您的基本指令需要修正。”
“命令您今后要把日本不断遭受的威胁放在心上，边保持临机应变的态势，边暂且逐渐向后退，继续加强防卫；并且尽早确定联合国军能够有次序地撤出朝鲜的最后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如果您从锦江后退到小白山脉一线，中国军队仍然将足以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的庞大兵力集结在您的前面，我们考虑，那时将有必要命令您向日本撤退。”
“希望您根据以上基本方针，制定您的计划，并且根据这一计划，预定开始撤退的日期。有次序地向日本撤退，负责日本的防卫仍然是您的主要任务，从担任日本防卫的兵力只有第8集团军这一点来看，是特别重要的。”
对于这个指令，麦克阿瑟回忆说：“华盛顿好象不知道应该指向哪个方向。我从这个电报得到的印象是：‘华盛顿放弃了在朝鲜取得胜利的决心’。杜鲁门总统关于‘解决并统一受到威胁的朝鲜’的坚强决心丧失了，现在已经走到了失败主义的边缘。”而且，他批评说：“华盛顿的计划不是反击的方法，而是怎样能顺利逃跑的计划。换句话说，不是使用台湾国民党政府军队进行增援和反击的计划。对于那些认为一旦参加一次战争取得胜利，就想再进行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同事们来说，这是一个无论如何也不可期待的很不现实的计划。”
日本的防卫问题自这次战争开始后再次成为迫切的问题，成为争论的具体对象。对这项任务，麦克阿瑟当时表示完成不了，他说：“我特别吃惊的是，第8集团军现在正面对着占绝对优势的中国军队，而华盛顿竟想连苏联参战后防卫日本的责任也强推给第8集团军。”
日本的防卫
华盛顿既然认为战争的根本原因在苏联，就必然很注意苏联的动向。据说，12月中旬发生危机时，华盛顿对苏联的企图做了如下判断（杜鲁门回忆录）。
12月中旬美国对苏联意图的估计：
1、努力迫使联合国军撤出朝鲜，迫使美海军第7舰队撤出台湾水域。
2、把中国培育成远东地区的强国，恢复其在联合国的席位。
3、减少西方国家对日本的控制力量，第1步是使日本摆脱西方国家的影响。
4、阻止西德的重新武装。
因此，在世界舆论密切注视朝鲜期间，华盛顿也总是一边担心“苏联会不会对成为真空的日本进行攻击”，一边决定在朝鲜的军事政策。
如前所述，麦克阿瑟将军已在日本创建了警察预备队，以便防备这种危险。但在日本的警察预备队能够担负其任务之前，还需要一段时间。因此，麦克阿瑟将军在发生这次危机时，于12月19日请求华盛顿另外派遣担任日本防卫的兵力。
但是，正因为麦克阿瑟将军的基本任务是防卫日本，并且美国出兵南朝鲜的真实意图也是根据以日本的防卫为基础的想法确定的。所以可以说在这个时候发生危机是必然的结果。
但是，美国国内只剩下第82空降师，正在编成的地方部队各师要到明年3月才能派兵，从整个美国的情况来看，现在没有能够立即派往日本的兵力。这是因为，空降师必须作为全球战略的总预备队控制起来。所以，美国当然要广泛搜罗兵力，投入朝鲜。
陆军部长佩斯早就主张：“为了保卫日本，必须考虑采取保持面子撤出朝鲜的方法。”但是，政府由于同前述的杜鲁门、艾德礼声明那样已确立了“只要未被击退就驻守在朝鲜”的方针，所以对佩斯的方案没有考虑。
因此，华盛顿提出了将增强南朝鲜军队富余下来的美军师送回日本的方案。但麦克阿瑟反对这个方案，他提出意见说：“还是增强日本警察预备队有效。”结果，正如后面所说的，随着战局的好转，这个问题自然就作罢了。但是这样，每遇到一件事情都使麦克阿瑟同华盛顿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
麦克阿瑟收到11月30日指令后，当天夜里就发出了一封充满战胜眼前敌人的气魄的电报：
“得到苏联援助的中国，已动员其全部兵力，集结在朝鲜和中国东北，企图发动最大规模的进攻。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
“但是，我们的兵力由于现在的限制，只能使用一部分海空军力量；使用台湾的强大军事力量和在中国大陆组织游击活动的可能性都被忽视了。……”
“如果美国政府决定采取尽可能的报复措施这样的政策，我军就能够象过去向柯林斯总参谋长建议的那样采取以下行动：
1、封锁中国的沿海。
2、以舰炮射击和空袭摧毁中国的工业。
3、以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增援朝鲜。
4、以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军队采取牵制行动，根据情况对中国大陆的薄弱地区实施反攻大陆的登陆作战。”
“如果将我建议的4项行动付诸实施，就能给中国拥有的进攻能力以重大的打击，并能保卫住亚洲免遭中国的征服。……而且我深信，只用我军的一小部分兵力就能遂行这一任务。……”
“过去，这种行动以所谓有驱使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危险为理由被拒绝了。我认为应该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即中国已经下了决心要进行全面战争，所以只要是有关中国的事情，无论我们采取什么行动，事态都不会比现在更坏。”
“所谓在我们对中国采取报复措施时，苏联会不会进行军事介入的问题，不会超出我们预测的范围。我始终认为，苏联会不会决定进行世界战争，这取决于他们如何判断东西方国家的军事力量和战争能力的对比，苏联是不会把其他因素也作为考虑的对象的。”
“如果我们按照您们的指令，不对中国本土采取军事行动，强行从朝鲜撤退，就会给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州人民以极其不好的影响；而且，要想在遭到正式攻击的情况下保卫日本，无论如何也必须向这个战区增强相当大的兵力。”
“同时，如果我们从朝鲜撤退，中国现在已投入朝鲜的大规模部队就会立即转向其他战区，也就是转用于比朝鲜更重要的地区。
“欧洲的安全需要兵力，这一点我也十分清楚，……我也认为，在这方面应该尽最大可能去做。但是，甘心在远东失败而向欧洲集中兵力，对这一点我是不能赞成的。这是因为，我深信这样做的结果，在欧洲也难免遭到失败。”
“您们在指令中所叙述的对于朝鲜形势的战术判断，我认为只有在目前所指示的条件下是正确的。这些条件是，不给予增援、今后继续限制台湾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军事行动、对中国的战争能力不采取报复措施和不使中国军队转用于朝鲜以外的地区。”
对于麦克阿瑟的这些语气强烈的见解，参谋长联席会议仍坚持既定的方针，并且发出指令，做了如下回答：
“您建议的报复措施，过去我们也讨论过，现在还在继续研究。但是，只要不发生足以促使改变政策的其他情况，要加强在朝鲜的努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封锁中国沿海，即使采取这一行动，朝鲜的战局能稳定吗？还有，在从朝鲜撤退完之前，海军力量并不充裕。总之，既然英国要通过香港同中国进行广泛的贸易，就有必要同英国进行谈判。……”
“对中国本土的海上和空中攻击，只有当中国在朝鲜以外的地区攻击美军的才允许进行。在发生这种事态之前，对这个问题不能做出决定。”
“以台湾国民党政府军队增援朝鲜的意见，即使那样做，恐怕也不会给朝鲜战争的进展带来决定性的效果。在估计台湾国民党政府军队能在其他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的现实情况下，不能同意将其派往朝鲜。”
“根据对以上各点的考虑，……并在充分讨论了其他所有因素之后，命令您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先前发出的电报，边陆续在新的战线组织防御，边给敌人的兵力造成最大限度的损失。但是，在采取这种行动时，请您时常想着部队官兵的安全和您的基本任务是负责日本的防卫。”
“当您判断为了避免人员和物资遭受重大损失需要撤退时，请向日本撤退。”
麦克阿瑟收到了这份所谓“避免重大损失”的战术行动和“向日本撤退”的重大政策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指令以后，深深地陷进了苦恼之中。他要求立即说明，请求下达明确的指令。其原因之一是，他气愤地感到“在朝鲜的战争中，经常是在含糊不清的政策下，被迫定下重大的决心。”
“我现在缺乏足以完成驻守朝鲜的一角和保卫日本这样两重任务的兵力，这一点无需说明。”
“因此，在现在的形势下无论采取什么战略措施，其中都首先需要有政治性的政策指令，以明确表示美国对远东有多大程度的关心。”
“……的确，以现有的兵力能够在短时间内维持在沿海桥头堡比较好的防线，但这样也不可能避免牺牲。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的牺牲是不是‘重大损失’呢？这就涉及到如何解释‘重大’这个词的问题了。
“如果为了争取时间，要官兵们豁出生命，那就必须及早指明并让他们领会这是根据什么政治理由决定的。如果缺乏使官兵们勇跃地前去送死的说服力，部队的士气恐怕就会低落到动摇战斗力基础的程度。”
“问题是，究竟美国是打算从朝鲜撤退，还是想拼命地坚持不走，并且为争取最后的胜利而继续战斗呢？因为这是个对国内和国际都会带来决定性影响的问题，不是埋头于有限范围内的战术行动的一个野战部队司令官所能决定的问题。况且，更不是在把主动地位让给敌人的现实情况下应追随敌人决定的问题。”
“因此，我想知道的，用一句话说就是：根据美国现行政策确定的目前的军事目标，是这样无限期地维持朝鲜的军事形势，还是在一定期间这样做，或者为了把损失控制在最小限度内而尽早地撤退呢？”
作为野战部队司令官的麦克阿瑟请求给予“明确的指令”的心情，是合乎道理的；而对于怎么执行也要受到批评，不执行更要受责难的留有很大余地的指令表示不满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五角大楼对这封电报没有从正面给予回答。他们认为，麦克阿瑟要求的事项，虽然非常明白，但要发出比这更具体明确的指令是困难的，也是错误的。这是因为，虽然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如果真想那么干，是有能力把联合国军赶下海去的，但中国果真是想那么干吗？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中国会不会不管付出多大牺牲也要把全部兵力投入朝鲜，冒着可能越来越大的困难去攻占釜山呢？
首先，不知道中国是不是已经把能够摧毁联合国军的强大兵力投入朝鲜了，特别是其后勤保障能力能否支援攻占釜山，还是个疑问。实际上是还未能估计出其真正的介入目的。
所以，既然战争是由敌我双方的意图和战斗力对比决定的，那么在不能判断对方的意图和战斗能力的目前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决定的。
例如，如果中国军队不打算攻占釜山，而联合国军却早早撤退，就会成为笑柄；而在中国军队有进攻釜山的企图和能力时如果以有限的兵力努力确保釜山桥头堡，就要遭到不可挽回的损失，即失掉保卫日本的主要兵力。
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阿瑟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华盛顿来说，就成了被迫无理地决定不能决定的事情。很多批评家严厉地批评说：“当时，美国失去了战争的目的。”从纯粹的理论上来看，可以这么说。但实际上，既然对方的意图和兵力都没有搞清楚，那就无法制定政策。
所以，杜鲁门总统表明政府的基本看法，请麦克阿瑟将军体谅政府在政策方面的困难，可以说是得当的。
杜鲁门总统在其回忆录里谈到他收到麦克阿瑟电报后的心情时这样写道：
“马歇尔上将（国防部长）把麦克阿瑟的电报拿到我的住所来时，我感到非常不安。远东军司令官报告说，对由国家安全会议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经我批准的指令，不能执行。他还说，我们将被赶出朝鲜半岛去，或者至少要遭受可怕的损失。”
“事实证明他是错误的。但他提出质问，要求华盛顿重新考虑，这样处理是正确的。我已于1月12日指示召开国家安全会议。”
杜鲁门是有名的脾气暴躁的人，他对不理解华盛顿的心情的远东军司令官，一定会感到烦躁。
总统之所以决定1月12日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可能是因为他考虑到在看清了中国军队1月1日开始的新年攻势后，有一段冷静的时间更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