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干涉台湾和朝鲜·第四
作者：贝文·亚历山大 ·美国
出自————《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
出自————《战争通史》
从长远看，人口方面的优势将会使南朝鲜在这个半岛上占有优势。但是从短期来看，北朝鲜却占有军事优势。他们拥有一支俄国缔造的陆军和空军，这支队伍比南朝鲜的要强大得多。金日成和其他北朝鲜领导人显然推想，他们如果要发动攻击，那就必须尽快动手。
在远东地区，对于整个共产主义事业来说，进行挑衅性冒险的条件也是再合适不过了。1949年后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同中国国民党人的内战中，已经在大陆取得了最后胜利，并且正式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北平)。只有国民党的领导者和一部分国民党军残余撤到了中国岛屿省份台湾。1950年初，红色中国人正积极准备侵入台湾，这一行动将会把全中国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并将最终结束旷日持久的内战。美国没有必要干涉红色中国。然而，蒋介石和国民党人被打垮这一灾难，却使美国的“中国院外活动集团”和保守的共和党人坐不住了，他们紧急呼吁支援蒋介石，阻止红色中国接管台湾。
中国共产党人自身也使这个问题突然变得尖锐起来。1950年1月8日，北京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给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发了一封电报，坚决要求联合国接纳红色中国，驱逐国民党中国。苏联驻安理会代表雅可夫·马立克提出了一项驱逐国民党中国的决议案。
在接着进行的辩论中，美国反对苏联的决议案，但却宣布说，美国愿意让安理会成员国进行投票表决，并且不使用否决权，若有7票赞成，美国就接受表决结果。马立克遭到了失败：1月13日的投票结果是6比3，英国和挪威弃权。虽然马立克仅差一票，但他却立即退出安理会会场，并宣布只要国民党代表不走，苏联就将抵制联合国。
这是一次难以置信的极端行动，因为已经有26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15个是联合国成员国)，如果苏联再耐心随和一点，这个问题也许很快就会解决。尽管在美国保守派给予蒋介石很多支持，但是杜鲁门政府还是决心不把这个问题推到摊牌的地步。马立克的行动激怒了其他联合国成员，使他们更加反对接纳红色中国。
不久，英国驻联合国代表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对苏联引发的这一危机的真正动机提出了质疑。他怀疑苏联不是要帮助红色中国进入这一世界机构，而是要阻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以便使北京“更为有效地同西方隔离开来，而处于俄国的控制之下”。按照克里姆林宫拜占庭式的想法，这样的政策是很合乎情理的，因为苏联不大想跟另外一个具有潜在力量和影响的共产党国家——红色中国分享这一重要的世界舞台以及其作为共产党世界卓越领袖的地位。
对于警觉的西方人来说，马立克的行动本应该是一种提示，告诉他们存在着打破共产党团结的可能性，至少有可能着手把红色中国从俄国脱离开来。遗憾的是，西方领导人，尤其是美国领导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仍然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坚如磐石、不可分割的威胁性力量。直到1951年春天举行的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时任国防部长的乔治·C·马歇尔还举证说，中国是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这种看法在美国广为接受，很少有人注意到埃德加·斯诺这样的人的声音。斯诺是红色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相识，《西行漫记》的作者。他在1949年4月9日的《星期六晚邮报》上撰文写道：“中国将成为第一个不受莫斯科支配的共产党掌管的大国。”
大约就在苏联代表走出安理会会场之时，美国在华盛顿发表了两个声明，一个声明很可能使北朝鲜人下定了侵略的决心，而另一个则减轻了红色中国对美国的担心。两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对两个声明都信以为真，而且对随后的美国行动作出了大错特错的评价，这使他们对变化不定的美国政治舞台的误解变得更加可悲了。
第一个声明是由杜鲁门总统于1月5日发表的。杜鲁门说，美国不想在台湾建立基地，也根本“不打算动用其武装力量干涉(台湾)目前的局势。美国政府不会走一条导致其介入中国内部冲突的道路。美国同样不会给福摩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出谋划策”。
第二个声明是由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于1月12日向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艾奇逊说美国的“防御半径”沿阿留申群岛至日本，然后延续到琉球群岛(冲绳岛)和菲律宾群岛，如有必要，这些阵地将由美国以武力来保卫。朝鲜和台湾都没有被艾奇逊包括在防御半径之内。在他讲话中的其他地方，他谈到了太平洋的“其他地区”：“必须清楚，谁也不能保证这些地区不会遭到军事袭击……如果发生这样的袭击……最初必须依靠遭受袭击的人民来抗击袭击，然后要依赖整个文明世界按照联合国宪章所给予的支持。”
这两个声明反映出一种忧虑，即对美国军队在亚洲的陆上战争所承担的义务放心不下，也反映出美国人对整个中国，尤其是对中国国民党人的幻想已严重破灭。早在1947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杜鲁门政府的默许下就已决定，美国对在朝鲜保留地面部队没有多少战略兴趣，美国可以通过空中打击对付任何共产党人在那里的侵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则更加复杂，但是到了1950年，美国领导人已经得出结论，即美国的军事力量不应用在支持蒋介石上。这一决定则是在经过很长一段极为痛苦的深刻反省后作出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美国就付出了非凡而又认真的努力，以避免中国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发生内战。杜鲁门总统派遣陆军五星上将、战时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到中国去从事一项实际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用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的话来说，就是在“一个友好政府的领导人和致力于推翻该政府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间进行调解”。消除双方间二十多年的斗争和不可调和的分歧，这样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马歇尔于1947年1月无功而返，对双方均不妥协表示谴责。到了1948年，国民党人尽管有美国的有力支持，却显然正在输掉那场战争，杜鲁门政府于是便开始逐步从中国摆脱出来。但由于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敦促给予中国更多的援助，在中国付出更多的努力，而不是减少援助和努力，再加上中国院外活动集团加紧施加压力，从中国脱身的进程因而就慢了下来。但在1949年8月5日，杜鲁门政府却坚定地表示要撤离中国，以减少在中国的损失。
这一举动是由迪安·艾奇逊以国务院白皮书的形式作出的。白皮书既遭到了美国右派的严厉谴责，也遭到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本人的严厉谴责。
编写白皮书的目的是澄清杜鲁门政府的立场，为政府赢得更多的支持。白皮书叙述了中国过去5年中事态的进展情况，力图说明美国为什么不能再从军事上援助国民党中国人，并力图解释美国别无他择，只能作壁上观的原因。
白皮书说，国民党人已使美国提供给他们的许多军事装备落入了共产党人的手中，即使给予更多的援助，也不能挽救蒋介石政权。艾奇逊说，美国进行全面的军事干预将会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并将使美国的历史政策改弦易辙。
“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艾奇逊最后说，“在我国能力所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一结局；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
美国的批评家很快便指责艾奇逊是出于一己私利为美国的政策进行辩护，力图掩盖国务院方面的错误。然而，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却认为，白皮书中披露的资料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美国已经陷得那么深。
在国会内部，白皮书激起了共和党人的愤怒。新罕布什尔州的参议员H·斯泰尔斯·布里奇斯说，白皮书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中国战争是输在了华盛顿，而不是输在中国”。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威廉·F·诺兰、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肯尼思·S·惠里，以及内华达州参议员帕特里克·麦卡伦(其人是一位与保守的共和党人保持密切联系的民主党人)与布里奇斯参议员一道宣称，长达1052页的白皮书是“在粉饰一项无所作为、一厢情愿的政策，这项政策只能促使亚洲置于被苏联征服的危险之中”。
但奇怪的是，毛泽东实际上也把白皮书称作是一种粉饰，不过他说这种掩盖是在推卸美国政府失败的责任，它未能“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1948年8月，毛为红色中国的新华社撰写了四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他在其中一篇评论中说，白皮书透露“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来。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
毛也许比杜鲁门或艾奇逊想要承认的还要正确。不过，美国不干涉台湾的保证尽管遭到共和党人的谴责，但若不是爆发了朝鲜战争，人们还是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美国会信守诺言。虽然一些共和党人极力反对，但是美国不干涉亚洲的基调直到北朝鲜人越过三八线，抗击共产主义的圣战思想占据支配地位之后才发生了变化。
尽管后来艾奇逊因向新闻俱乐部发表的那一篇“放弃”南朝鲜的声明而遭到许多批评，但他只不过是明确表达了一项美国既定的政策决定，而其他国家若是仔细注意，也许已经明白了这项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1949年所作的一项研究与此尤其相关，该项研究概述了美国在远东——日本、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完全相同的“防线”。而且几乎在艾奇逊向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一年之前，麦克阿瑟在会见一位英国记者时就已划定了同样的防线。
北朝鲜人无疑对美国的这些声明完全理解，他们犯下的错误是相信了这些声明。
从表面来看，北朝鲜把宝押在了美国身上，美国可能会对发生在朝鲜的入侵行动置之不理，这种预测只能被看做是掷骰子式的预测。即便是在受制的情况下，人的反应也很少是可以预言的。在当时，不论五角大楼的领导人作出了什么冷静的战略预测，制定出了什么政策，美国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几乎完全是敌对的，并且是受突然的主观情绪上的反应支配的。
美国人普遍认为，是俄国人在怂恿北朝鲜人发动进攻，而俄国人错误地估计了美国的反应。虽然这一揣测出自一种一般的看法，即所有共产党国家都在一道密谋反对西方，但其中却蕴涵着一种逻辑要素。对于北朝鲜人来说，他们如果没有潜藏不露的优势，仅仅因为美国所表白的不干涉政策，就独自冒险去搞一场风险很大的游戏，那是十分愚蠢的。华盛顿以及其他西方首都的大部分忧虑和疑惑不决的原因即在于此：西方领导人认为，若是美国人真的出面干预，而北朝鲜人如果得不到俄国或红色中国，或者两者共同的援助保证，就绝不会悍然发动进攻。对于西方领导人来说，1950年的朝鲜进攻似乎跟1914年的萨拉热窝进攻差不多。北朝鲜人敢于蔑视美国，跟1914年塞尔维亚敢于小瞧奥匈帝国一样，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保证：如果对抗失败，俄国肯定会来帮助。
当然，即便北朝鲜得到了这样的保证，对方也从来没有兑现过。更有可能的是，北朝鲜领导人认为，如果他们遇到了麻烦，苏联或者红色中国将不得不前来援助他们。事实上，苏联从来没有付出任何努力伸出援助之手，甚至在美国空军对西伯利亚的一座机场(飞行员错误地以为该机场是在北朝鲜境内)进行袭击的情况下，苏联仍置之不理。红色中国的动因也跟挽救北朝鲜领导人的生命无关，而是要保护中国免遭美国的可能侵略。
根本没有证据表明苏联政府的确煽动了这次入侵行动。相反地，却有重要的证据证实北朝鲜人策划了此次入侵。并且证实俄国人在得到消息之后，跟北朝鲜人一起期望美国人不要介入。
在赫鲁晓夫(后来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回忆录中，据说金日成在1949年年底及以后的时间里，曾跟约瑟夫·斯大林讨论过北朝鲜的进攻计划。根据赫鲁晓夫的叙述，“北朝鲜人想用刺刀尖捅一下南朝鲜。金日成说，这一捅会在南朝鲜内部引发一次爆炸”，那将导致李承晚下台。赫鲁晓夫说，这个主意引起了斯大林的兴趣，不过斯大林告诉金日成要好好想一想，回头拿出一个具体方案。过了一段时间后，金回来了。此时斯大林又迟疑起来，原因是美国可能会干预。回忆录中说，斯大林征询毛泽东的意见，毛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认为美国不会干预朝鲜的内部问题。
赫鲁晓夫对战争过程本身的记忆事实上存有错误。他对斯大林与金以及与毛的谈话的记忆是否更为准确，很难确定。如果斯大林果真和金日成一起密谋策划，那么他并没有认识到这场进攻在全世界将产生的影响，他应对此感到愧疚。当时，苏联仍在抵制联合国安理会，以抗议安理会拒绝接纳中国共产党人。这使美国得以通过安理会匆匆对北朝鲜表示谴责，并号召联合国成员国对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结果是，美国在朝鲜的行动堂而皇之地得到了认可，而北朝鲜人却被作为侵略者遭到了强烈谴责。
在这场宣传战上，美国赢得了没有异议的重大胜利。如果俄国人事先知道北朝鲜的进攻，他们本该提前返回安理会，以否决任何针对其同盟国和附属国的惩罚行动。俄国人没有回到安理会，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政策变化太慢，无论发生什么事件，其应变速度仍旧缓缓若冰河流动一般。即便如此，苏联也没有再犯这一错误。从1950年8月1日起，其代表便回到了安理会，对苏联不喜欢的任何提议行使否决权。
然而，有迹象表明俄国大大地卷入了，或者至少是默许了北朝鲜的进攻。其一是北朝鲜军队中有俄国的顾问。即使苏联自身没有参与备战，但这些军官应该觉察到了备战的情况，并提醒他们的上司注意此事。詹姆斯·F·施纳贝尔和罗伯特·J·沃森在其撰写的《朝鲜战争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史》中就持这一极端立场。他们认为，苏联对北朝鲜的军队控制很严，进攻必然需要斯大林本人的同意。苏联参与的第二个线索，是1950年10月美国军队在汉城发现的两道用俄文书写的进攻命令，这两道命令是在进攻前3天的1950年6月22日由北朝鲜军方官员发布给北朝鲜第4师参谋长的。第三个线索是，1950年春季从苏联往北朝鲜运送了大批重炮、自动武器和螺旋桨式飞机。运送了这么多物资，苏联不可能不问一问北朝鲜打算用它做些什么。
中国共产党人介入进攻的情况完全停留在赫鲁晓夫的说法上，他说在进攻之前斯大林曾经征询过毛的意见。事实上，红色中国人在征服台湾之前，不可能有任何理由鼓励他们在远东冒险。如果不是朝鲜战争的干扰，共产党人也许在1950年夏天就对台湾岛发动了进攻。因此，如果问及中国人的意见，十有八九将会是否定的。
关于战争的根源，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这一说法不是指责共产党人，而是指责南朝鲜的总统李承晚。该论点是由I·F·斯通于1952年提出的。斯通论述说，李本人可能挑起了战争，也或者是他故意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好让美国军队介入进来给他以支持，并以此作为挽救其政权的唯一方法。
1950年5月30日，南朝鲜国民议会的选举对李承晚来说是令人泄气的。曾经联合抵制1948年选举的温和派和无党派人士在1950年的选举中显得强大有力。人们对李的专横跋扈的工作方法感到愤慨(他试图将选举推迟到11月份，但是没有成功)，在此情绪的帮助下，温和派和无党派人士获得了议会中的大部分议席。这意味着李已成为一位跛脚鸭总统，他之所以还留在任上，只是因为他的任期为4年。在已发生变化的国民议会中，显然李是不会重新当选的。
斯通发问，进攻是从北方开始的，还是如北朝鲜人声称的那样，是由南方通过小的袭击故意挑起的？斯通详细叙述了北朝鲜的说法：南朝鲜首先发动了攻击，北朝鲜赶走了入侵者，然后转入进攻。北朝鲜人试图将罪责推到南朝鲜人身上，这种做法经不起调查的考验。一支防御漫长边界的部队，会把兵力分散开来，以承受对各个薄弱地点的攻击，因为如存在一条没有设防的通道，就会给入侵军队提供突人到后方的路线。北朝鲜军队并不是沿三八线分散部署在防御阵地之上。正相反，它是沿一条小的和三条大的接近敌人的通道集中纵深部署的，而且沿每一条大的通道都有两个师的兵力，以传统的防御阵式梯次加以部署。另一方面，在攻击发生之时，南朝鲜的8个师中只有4个师驻扎在三八线附近，这表明南朝鲜根本没有进攻的意图。
如果北朝鲜发动进攻，李承晚就指望美国前来帮忙，这种论点也同样值得怀疑。该论点假定，李对美国的态度和情感比美国国会议员和大多数美国的行政长官本人还要了解——因为在美国，根本没有出现高涨的支援南朝鲜的呼声。倘若不是杜鲁门决定果断地采取行动，美国很可能不会进行干预。例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N·布莱德雷将军，起初就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想到美国会完全改变自己的不干涉政策，为挽救南朝鲜而战斗。
就美国对南朝鲜的意图来说，李承晚还有另外一个小心谨慎的原因：尽管南朝鲜要求美国向韩国军队提供进攻性武器，但却遭到了美国的拒绝。李的逻辑信条和大概看法是，在遭受攻击的情况下，美国不会前来帮忙，反而会将他抛弃。美国不仅公开宣布南朝鲜不在美国的环形防线之内，而且故意缩减南朝鲜的军事要求，因为美国领导人担心，李会动用强大的进攻力量入侵北朝鲜。美国更害怕南朝鲜对北朝鲜采取侵略性行动，而不是相反。李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意识到，美国正在设法从朝鲜脱身，而不是将自己卷入进去。
李要从这些现实情况中作出推断，或者谋划一次对北朝鲜的虚假攻击，或者为了把美国牵扯进来，故意招引北朝鲜人发动进攻；这就意味着，李应具备预测美国人的态度和反应的能力，但李在以前和以后，从来没有表现出这样的能力，而且也没有一位美国领导人，包括突然完全改变美国政策的杜鲁门总统本人，曾经展示过这样的能力。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不是别人，正是杜鲁门使美国在朝鲜进行了干预，是他在未经考虑的情况下突然作出了这一决定。虽然计划是由艾奇逊带头制定的，但决定却是杜鲁门作的。其原因不是要挽救李承晚政权，而是要对突然臆想出的苏联的征服阴谋进行打击。这跟一位牛仔意外地发现一条响尾蛇盘卧在他的脚旁，便出于盲目的本能和怒火朝蛇打去没什么两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