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美好时光·第九

作者：贝文·亚历山大 ·美国

出自————《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

出自————《战争通史》

　　 驻日美军那种养尊处优的舒适生活就这样突然结束了，在许多情况下而且是以血腥的方式结束了。普通的年轻士兵，还有军官和他们的眷属，只能在梦中重温往日的惬意生活：只须花上一名少尉二十分之一的军饷即可雇到一个不断点头哈腰、俯首听命的日本“女佣”或“男仆”，为自己干各种擦擦洗洗、打扫卫生之类的脏活；美军的工作轻松自在，闲暇时间很多；还有从日本人那里征用的十分像样的夜总会，供军士和军官们消遣——那里有水平很高的日本职业乐队和歌舞伎，一天到晚地表演；鸡尾酒格外便宜(有些只有10美分一杯)，真可谓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当时曾流行一个笑话，说人们的头脑再也清醒不起来了；另外还有免费乘坐火车的制度，包括从东京开往北方和南方的两条线路，往北的那条官方称作“美国佬专列”，往南的那条称作“迪克西专列”。 [ 译者注：迪克西(Dixie)，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组成南部邦联的美国南部各州。 ]

　　 战争头几天里影响美军的那种不现实的感觉、义愤和震惊，现在几乎不可能再现。在国会拨款委员会和五角大楼作战计划室那种安全、干净而又崇高的气氛中，人们也许会天经地义地期望“代价不菲的士兵”始终体魄健壮、作战顽强、坚守阵地，在敌人面前决不溃逃。但大部分年轻而且缺乏战斗经验的美军士兵，在事先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一下子被推到朝鲜的大漩涡当中；而对这一场几乎不可思议的战火考验，无论在情感、心理或是体力上，他们都没有做好准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甚至连武器也没有。一些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包括军官在内，也被生理和思想上的极度紧张以及朝鲜的危险压垮了。长期以来，美国军队信奉的教条一直是，执勤士兵随时都应做好准备，保卫自己的国家。这无疑也是其他军队的信条。然而每一位曾跟士兵一起服过役的军官都知道，在二战刚刚结束的岁月里，那更是不切实际的。尽管跟俄国人存在冲突，但大多数美国人都对本国的原子垄断充满信心，无法想到会突然回到战场上去。朝鲜战争本身便成了结束此种欣快症的催化剂。自那以后，世界就一直没有宁日，总是预计某种危机会在某个地方爆发出暴力行为；由于人们一直预计会发生暴力行为，这种行为也就发生得过于经常了。但朝鲜之战却是第一场危机：它急剧而出乎预料地打破了大多数美国人所认为的稳固的和平。

　　 结果，美国士兵从一开始就在一些情况下表现出了顽强和勇气；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却并非如此。当军官们后来寻找其中的原因时，他们在两条最古老而又最普通的军事理论戒律的长处和弱点中发现了根由。这两条戒律就是统帅和训练。士兵的表现如何跟他们所面临的危险或困难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什么相互联系。但是士兵的优良表现却跟以下几方面有着明显的相互联系：他们须拥有英明而信心十足的指挥，懂得如何保养和使用手中的武器，爱护身体和装备，并能在野外环境下获得适度的慰藉。

　　 士兵个人能否发挥作用是其中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则是4个驻日美军师的实际战斗力。除了第24团外，每个师中的3个建制团都只有两个普通步兵营，而不是3个步兵营。其他战斗部队中兵力也相应短缺：例如，炮兵营中仅有两个射击连，而不是3个连。由于兵力短缺，4个师的平均作战能力仅仅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

　　 尽管这4个师如此虚弱，但它们却代表了美国在全世界的四分之一以上的全部地面力量。因此，杜鲁门允许麦克阿瑟动用任何以及全部远东军队的决定表明，美国就其整个军事力量来说，在朝鲜的投入已是令人敬畏的。随着麦克阿瑟要求给予越来越多的支持，以满足战斗的需要，美国在朝鲜的军力投入就更大了。

　　 在二战之后的若干年里，美国有条不紊地蓄意使自己处于这样一种虚弱状态，部分原因是战后人们迫切要求“将孩子带回家园”，这一要求是可以理解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原子弹带来的虚假安全。1949年9月，美国消息人士证实苏联已爆炸了一种核装置，此时，这种安全便被证明是短暂的。第三个原因是许多美国人的那种传统孤立主义。跟苏联展开的谈判以及一种早已过时的看法强化了这一态度。许多美国人认为，再次退回到美国的两大洋之后，就可以某种方式避免世界其他地方的问题。

　　 杜鲁门总统本人使这些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戴维·S·麦克莱伦曾对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作过精辟的分析，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在军事战略和规划方面国务院根本就没有进行有效的协调。杜鲁门每年都在增加文职政府的开支，只把剩下的钱投到军事上去。其结果是，各军种之间对人为的任意预算中的相对份额展开了无休止的争夺。恰如麦克莱伦所言：“是把钱花在地面部队上，还是花在空中力量上，美国人民和国会都倾向于选择空中力量。”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美国的战略几乎全部以原子武器为依托：如果发生战争，就主要依靠空中力量，用原子弹进攻苏联。

　　 这面原子盾牌在美国垄断原子弹之时，甚至在后来双方的核打击及破坏力量等同之时，似乎是安全可靠的。然而朝鲜之战将要表明，这一战略只有在避免同俄国发生重大冲突时才会派上用场，在对付较小的危机和冲突时便毫无用处。虽然也有许多有关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议论，但仅这一决策的政治危害就足以阻止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去动用原子武器，更不用说在道义上也会引起世界的反感。朝鲜证明，只有在美国的战略或军事地位处于极其严峻的形势之下，不使用原子弹就不能恢复到可以忍受的状态之时，才能够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事实上这意味着，只有在局势威胁到了美国的完整或美国的根本利益之时，才可动用核武器。小规模的战争，无论对美国的作战人员来说有多么残酷，代价有多么惨重，都不构成使用核武器的理由。

　　 因此可以说，北朝鲜人是躲在美国的核盾牌之下，来打击美国的最薄弱之点——常规地面部队。所以北朝鲜的行动，尽管显然是一场危险的豪赌，却不像看上去的那样狂妄——一个900万人口的国家，跟地球上最强大的美国对抗，而美国所拥有的核能力，足可以将朝鲜的大部分人和几乎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摧毁。北朝鲜人并不知道美国将会断然放弃使用原子弹，不过他们可以有理由地相信美国会那样做。

　　 迪安·艾奇逊1949年成为国务卿之时，就意识到美国过于依赖原子武器，而在“常规武器”方面，尤其是普通地面力量，却虚弱到了危险的地步。1950年初，他曾通过杜鲁门作出一项决定，下令对美国过分依赖核武器进行全面检查。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比较均衡的军事编制。但是直到1950年6月，情况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那时美国拥有10个战斗师，另有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驻扎在德国，还有9个独立的团级战斗队。这些部队大部分都达不到规定的兵员。除此之外，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舰载部队中还有不到一个海军师的作战兵力。

　　 最初投入战斗的几个师兵员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导致五角大楼开始大肆重新调配军官，并从非戒备状态的部队中征调兵力，补充到准备战斗的队伍中去。与此同时，无数预备役和国民警卫队部队，以及成千上万尚未分配到预备役队伍中的预备役军人都被召集起来，匆匆派往世界各地补缺，但大部分是去补朝鲜的空缺。许多曾在二战期间服过役的军官和未受任命的军官也都重新披上了军衣。他们很快就得到了“再服兵役者”的绰号。显而易见，对于那些曾经服过兵役的人来说，再服兵役是不公平的，尤其是大多数从未服过兵役的成年男子，此时要么在重新征兵中推迟服役，要么已经超过了应征年龄。而“再服兵役者”却不能这样。成千上万的退伍军官和军士都已三十多岁，许多已经四十出头，他们被强行从各自的平民职业中征调出来，投入到了第二次战争之中。这些人中有很多死在了疆场。然而作为一个群体，这批再服兵役者显示出了职业军人的品格和能力，而这种品格和能力靠训练新人是决不会如此迅速地获得的。

　　 另一种不公平现象来自美国的以下做法，他们把一支支军事分遣队当作一艘艘轮船来看待，里面装一些军官和士兵，使数量、技能和军阶达到一定水准即算完事。而不是让临时组织到一起的群体，经过长时期的合作交往，以产生同志间的友谊、忠诚、亲密和相互依赖之感。正如传统的军队用语所言(用以解释任何有悖逻辑的军事实践)，这种做法是“军务之急需”，从而不得采用其他任何兵员补充制度。然而这一做法在朝鲜战争中削弱了美国的军事组织，部队中的士兵几乎没有什么持久感，也常常缺乏身份感，对一同服役而不认识的士兵也没有忠诚可言。这种局面在战争初期尤为严重，因为许多部队中的兵员被调拨出去，以充实其他仓促做好战斗准备的部队。分配到一支队伍中的士兵，也许会在几小时之内被匆匆派遣到数百或数千英里之外的另一支队伍中，而他在那里可能连一个人都不认识。

　　 在朝鲜的这种兵员补充制度被官方称作“管道”制，这一名称说明了此种制度缺乏感情、丧失人性的本质。然而“管道”制仅仅是各个兵种当中存在的一种深刻得多的观念的外在表现：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轮船或部队，而不是其中的士兵。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制度跟英国军队的传统做法正好形成了对照。英军是在一个团里为官兵营造一个家园，团中各营都尽可能地保持完整。在实践中，美国制度意味着一支部队在作战条件下也许会存在数周或数月之久，而部队中的士兵则可以轮换调进调出。英国的做法是整营整营的轮换，而各营中的士兵则始终呆在一起。

　　 美国制度的唯一好处是可以迅速创建一支队伍(而其他部队的兵员就要被调拨出去)。这一制度也可使那些在战斗中蒙受重大损失，或者因兵员被调拨而缺乏战斗力的部队得以迅速重建。“管道”可以直接对准部队，直到其兵力被重新补足，然后再转向另一支需要补充的部队。但是，一群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并不能形成一个紧密团结、具有活力的战斗实体：要创立这样一支队伍需要时间，也需要成员之间的亲近和共同的目标意识。而美国制度并不能促成这种东西，也不能帮助士兵产生安全感。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新补充的兵员被派到一支部队投入战斗，并在战斗中被打死，或负伤撤到医院，而在此之前，部队中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这种制度对单个队伍的战斗力和士兵的士气产生的影响是无法计算的。部队的作战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官和士兵的品质和素质，取决于他们的训练水平，也取决于他们所获得并带到部队中的整个陆军或海军的行动和行为标准。但是，单兵本人，尤其是刚刚接受过基础训练的年轻士兵，被派到一支匆忙补充起来的队伍中，由素不相识的军士和军官们来指挥，而这些军士和军官由于肩负重任，对年轻的新兵要求很高而又很急切，新兵常常感到困惑，并缺乏安全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战争中，最初被派遣到一支作战部队的士兵数量因伤亡会不断减少，这就需要用补充的兵员来弥补空缺。在朝鲜频繁参战的部队因而开始迅速发生变化。

　　 尽管如此，但人对群体的需求十分强烈；军官和士兵只要有一点机会，便很快在部队内部形成密切的联系。仗打得最多的部队里，如步兵、炮兵、装甲兵和工兵，这种联系也最紧密。有时在连和排里还建立了一种类似于家庭的极好的相互支援体系。感觉敏锐的指挥官不仅以同情之心体察士兵的焦虑和恐惧，而且要求及时为士兵供应热饭，给他们提供回营冲澡和洗衣的短暂机会，把家信和现有的少量生活福利品，诸如香烟、糖果、书籍、杂志、啤酒(每人每月供应12听——而国内的禁酒主义者甚至还对此大作文章)及时地送到他们手中，以此来鼓励建立此种联系。结果在战争中出现了如下现象：条件最恶劣的前线步兵部队常常会得到最好的食品，而条件不错的后勤部队得到的食品却质量很差。

　　 倘若人力问题是美国军方的唯一缺陷，陆军和海军倒可以完全依靠美国的传统军事力量——充足而又精良的武器和装备——很快解决这一问题。二战期间的大部分战斗中，正是惊人的强大炮火以及机动灵活性才使美军那样令人敬畏。但是朝鲜战争初期却是另外一种情况。美军地面力量的一个最大弱点就是装备和弹药缺乏。由于预算不足，二次大战后军用物资的采办大都仅限于食品、服装和医药物品。陆军几乎全靠陈旧的渐渐废弃的二战中遗留下来的贮存弹药维持运转。这样就出现了一些反常现象：机关枪和牵引炮供应充足，但是重型机械装备、新研制的无线电、自行火炮、新式坦克、高射炮和某些弹药却极其稀缺。像无线电电池这样简单的物品结果却成了重要的必需品：大部分电池都已陈旧，常常毫无用处；或者用不了多久就电能尽失，给作战条件下的通讯带来了破坏性后果。

　　 在日本的4个师的占领军分散驻守在海岛上。第7师驻在北部；第1骑兵师(实际上是一支步兵师，但因怀旧之情保留了过去的骑兵师称号——一些军官的衣领和军上衣上佩戴的标志仍然是交叉马刀，而不是交叉步枪)驻守在东京周围；第25师驻在南部的本州；第24师占据着日本最南部的九州，这里距朝鲜最近。

　　 时间成了最大的问题：韩国军队几乎无法阻滞北朝鲜人，唯一能够遏制他们力量的是驻扎在日本的美国军队。几乎在战争之初，麦克阿瑟就已拟定出了挫败北朝鲜人的计划；但若要使他或其他人的计划奏效，就必须挡住北朝鲜人，就地控制住他们，否则，防御者就将逃离南朝鲜，失去南部的釜山港，而釜山又是援军和物资的依托之地。如果发生那种情况，韩国军队和韩国都将消亡，美国要么接受“既成事实”，要么发动一场代价高昂的大规模入侵。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现有的屈指可数的几支部队阻滞北朝鲜人的能力。而他们只有几天时间。

　　 战争爆发后，美国后勤军官便以极快的速度，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开始发疯似的从空中和海上将部队、装备和物资运过朝鲜海峡。尽管如此，但要在最初几天里将大量部队运送到前线，是违反自然法则的不可能的事。

　　 其结果是，首批投入战斗的美国军队实际上全都来自第24师。他们不得不首先承受强有力的打击，然后阻挡敌人的进军。这意味着把相对弱小的部队——营甚至连——投到阻击阵地上，去跟整团整师的敌人对抗。这是一场只有靠时间才能度过的极其严重的危机，而第一批部队正是出于赢得时间这一目的才被派往前线的。几周之后，美国陆、海、空军具有压倒之势的后勤保障就将显示出强大的威力，而美军将被驱赶到大海里的机会也不复存在。然而在最初的几周里，可用于避免灾难发生的军力只有第24师几支兵员不足的小部队，他们几乎一到达前线就投入了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