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兵法·大戴礼记

作者：西汉·戴德·编纂

出自————《秦汉兵法·大戴礼记》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节选)

        主 言

        孔子曰：“吾语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虽有国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虽守不固;三至不行，虽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冲乎千里之外; 其征也，衽席之上还师。……”

        孔子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者也;所谓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选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后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于爱人，知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官贤。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则四海之内拱而俟，然后可以征。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废者也。彼废道而不行，然后诛其君，致其征，吊其民而不夺其财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犹时雨也，至则民说矣。是故行施弥博，得亲弥众，此之谓衽席之上乎还师。”

        文王官人

        ……九曰取猛毅而度断者：此之谓九用也。……猛毅而度断者，使是治军事为边境。

        用兵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

        子曰：“胡为其不祥也。圣人之用兵也，以禁残止暴于天下也。及后世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国家也。”

        公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

        子曰：“伤害之生久矣，与民皆生。”

        公曰：“蚩尤作兵与?”

        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贪者也，及利无义，不顾厥亲，以丧厥身。蚩尤惛欲而无厌者也，何器之能作?蜂虿挟螯而生，见害而校，以卫厥身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与民皆生。圣人利用而弭之，乱人兴之丧厥身。”

        朝事

        敬让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诸侯相接以敬让，则不相侵陵也。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兵不用而诸侯自为正之具也。……尽之于礼，则内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诸侯务焉。……

        是故诸侯附于德、服于义则天下太平。古者，天子为诸侯不行礼义，不修法度，不附于德，不服于义，故使射人以射礼选其德行，职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国，选其能功。诸侯之得失治乱定，然后明九命之赏以劝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尚有不附于德、不服于义者，则使掌交说之，故诸侯莫不附于德、服于义者。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兵不用而诸侯自为政之法也。

        鉴赏

        《大戴礼记》，又称《大戴礼》、《大戴记》。相传是西汉戴德编纂。戴德，西汉今文礼学“大戴学”的开创者。字延君，梁郡治(今河南商丘)人。任统都王(刘嚣)太傅。与侄儿戴圣同学《礼》于后苍。宣帝时，曾立为博士。因是《礼记》编者戴圣的叔父，所以后人尊称“大戴”。原书85篇，今本残缺，现存39篇，大抵是战国时代的著作，也有秦汉间人的补缀。性质和《礼记》相近，主要记录了先秦时代的古礼和儒家学者关于礼仪的论述。是一部研究古代社会情况和儒家思想的重要的资料汇编。

        《大戴礼记》同其它经典著作一样，存在着许多儒家治军思想。本书选录了从《主言》、《文王官人》、《用兵》、《朝事》4篇中的用兵言论，可以清楚地看出《大戴礼记》所体现的军事思想。

        一、强调经国治军要“内修七教，外行三至”

        《主言》篇指出：“吾语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虽有国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内修七教，外行三至。”这里说的“七教三至”也就是国君经国治军的七项内容和三项原则。即“上敬老则下益孝，上顺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谅，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强果则下廉耻。”“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说(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做到了这些，就可以守必固，战必胜。其它还有要求统治者具备至仁、至智、至明，认为这是进行征伐的基础。并从而指出明主的征伐，应该遵循“诛其君，吊其民，而不夺其财”的基本方针。这些，都是儒家关于征战的传统观点，但在论述中又有所充实和发展。

        二、提出了选用军事人才的标准

        军事指挥人才的重要，已为历次战争所证实。聪明的军事指挥员，可以依据战争这个大舞台，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气势宏大的活剧来。《文王官人》篇指出了选用军事人才的一条标准：“猛毅而度断者，使是治军事为边境。”刚猛果决，而又能依照法度办事的人，就派他去治理军事和整顿边防。这句话，显然是对春秋战国时代战争用人经验的高度概括总结，是完全可取的。

        三、论证了“用兵”的原由和性质

        《用兵》篇以鲁哀公和孔子问答的形式，回答了“用兵”的一些问题。首先阐明了兵本身没有“祥”或“不祥”的问题。圣人用兵来禁残止暴，是好事;恶人用兵来杀人危国，是坏事。所以，抽象地说兵是“不祥”之物，是不对的，其次说明“兵器不是某个人发明的，而是有了人类就有了兵器。兵器的使用，是人性决定的：人有喜有怒，怒则争，争则用兵(正如蜂虿的毒针与生俱来一样)。文章的作者把制兵和用兵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一点是可取的。最后提倡从积极的方面用兵，同时又对滥用兵戎的现象提出警告：“圣人利用而弭之，乱人兴之丧厥身。”圣人利用兵械可以平息争斗，而乱人兴起兵争只会丧失生命。

        四、反映了力求用“礼”来制约“兵”的愿望

        儒家学者主张“礼”治的观念，在治军上也有体现。《朝事》篇说：“敬让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诸侯相接以敬让，则不相侵陵也。”就是说天子用“敬让”来教育熏陶诸侯，诸侯用“教让”来约束端正自己，就可以上下不相陵，彼此不相侵。《朝事》篇还提出：“故使射人以射礼选其德行，职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国，选其能功。诸侯之得失治乱定，然后明九命之赏以劝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就是说，天子可以派射人通过射礼来考察诸侯德行高下，并用九种赏赐的办法来激励他们，用九种惩罚的办法来震慑他们。这些都是以“礼”的办法达到“兵不用而诸侯自为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