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我们挡住了这帮家伙！”·第二

作者:约翰·托兰·美国

出自————《漫长的战斗》

出自————《战争通史》

　　 （6月25日－26日）

　　 1

　　 汉城，6月25日星期天，时近中午。偶尔而来的雅克式战斗机低飞掠过城市上空，其中还有一群轰炸了铁路车站。敌机和防空炮火令人恐怖。政府官员们的电话响个不停。匆匆聚集的高级官员们焦急地在他们的办公室等待着内阁会议。李总统非正式地在他的政府官邸接见其中一些人，但没有召集内阁。这座建筑叫做青瓦台，是一个自有文秘人员和特殊警卫力量的私人世界，正在汇报从日本电台根据传言的广播或是从共产党电台所广播的可怕消息。更精确的消息来源于李总统自己的国防部长或是蔡胖子参谋长。但是，总统被一架雅克飞机刚刚扫射了他的住所而激怒，似乎越发只有等待坏消息接踵而至了。

　　 美国大使馆没有惊慌。人人相信韩国军队的战斗力和战斗士气。军队看起来泰然自若。即使如此，为从伊利诺斯州泰克来的教师们举办的午后聚会被取消了。至正午时，坐在家倾听防空袭炮火而焦虑的美国使团成员们打来如此之多的电话，以至于穆乔大使指示英语广播电台WVTP广播一个对美国公民的通告。“没有理由恐慌。到目前为止，还不能确定北朝鲜共产主义分子是否打算发动大规模战争。”

　　 当詹姆斯·李，一位大学生，第一次听到进攻消息时，他正在理发。他想，他们决不会打到汉城的，还告诉理发师继续理发。但是在下午，他从朋友那儿接到一个电话敦促他立即去学校。他们必须保护学校。当李到学校时，给他和他的同学们发下拖把和扫帚去挡住敌人。

　　 凯斯·比奇和其他美国记者直到下午5点才乘C－54飞机离开朝鲜去日本。他们终于奔赴另一个战场！但当他们到达大岛——本州沿海的一个火山岛时，飞行员说他接到命令返航。他们的目的地——汉城附近的金浦机场正在遭到两架雅克飞机猛击，并且击中一个汽油库和一架着陆的C－54飞机。

　　 汉城的一位文职情报官员给一位高级使馆职员打电话询问有关雅克飞机攻击的事。“事态严重，”那人气愤地回答，“他们扫射了一架美国的飞机。这可是破坏美国的财产！”同时，美军顾问团正在发表另一份战况公报。韩国军队已丢失了开城东面和临津江西面的整个地区，而此时北朝鲜的坦克团和步兵距汉城西北仅有25公里并向议政府推进。这不符合另一位美军顾问团官员正在向记者们发布的消息，即大规模攻势“事实上在那天下午已被阻挡住了”。韩国国防部也发表了同样滑稽荒唐的乐观报告。

　　 麦克阿瑟也满不在乎。他在第一大厦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嘴里叼着烟斗。他正在告诉刚从朝鲜回来休息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这大概只是一次武力侦察。如果华盛顿方面不阻挡我，对付这点小事儿对我来说真是小菜一碟。”

　　 杜勒斯可不大相信，因为他对在三八线的所见所闻仍记忆犹新，但也没有忘记李承晚那使他印象深刻的爱国精神。他在一张黄色便笺上给艾奇逊和腊斯克写下一封短信：

　　袖手旁观朝鲜无端遭到武装攻击而垮台，将引起一连串灾难事件，极可能导致一场世界大战。

　　 穆乔给华盛顿方面也拍发了电报。他报告了金浦和汉城机场遭到空袭。2小时后，韩国国防部长来到美国使馆，告诉穆乔说总统想要约见他。穆乔发现青瓦台已处在惊恐状态之中。穆乔大使见李总统明显决心继续留在汉城时，便来到李总统夫人处劝说离开首都为佳。

　　 穆乔乘车回到使馆，发现有一场争论。有人认为所有家属都应当立即撤走，有人支持自己要求等待的决定。大使坚持主张家属留下来以给朝鲜人士气上的支持之时，豪斯曼坚决反对。“大使先生，”这位上尉直率地说，“我没法干我的事，其他顾问也没法干他们的工作，不知道他们的家人是否会被杀害，他们已打算回去。”争议汹涌而起。最后，听到敌人的坦克抵达议政府的消息时，穆乔才让步了，在午夜命令全部美国妇女和孩子撤离。

　　 这次撤离正在进行时，李总统对形势惊恐至极，他不顾此时是6月26日凌晨3时，打电话给麦克阿瑟，一位助手回答说要他等些时候再打电话。他气愤地大叫，“美国公民们在朝鲜将一个一个死去，而你却让将军安心睡大觉！”

　　 总统夫人吓了一跳，赶紧用手捂住话筒。她的丈夫气得发抖，“我们的人民正在死去，”他对她说：“他们却不肯叫醒将军！”那位助手显然为李承晚的话所打动，说他将叫醒麦克阿瑟，几分钟后，李承晚对将军脱口而出：“要是你的国家稍微多关心我们一下，我们就不会落到这种地步！我们多次警告过你们，现在，你们必须救救朝鲜！”

　　 麦克阿瑟答应马上送去10架野马式战斗机，36门10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和35门15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以及许多火箭筒。

　　 李承晚放心了，打电话给他派驻美国的大使约翰·张博士。他的声音愤怒地发抖：“你马上去见杜鲁门总统，对他这样说：‘敌人到了我们的门口！美国国会批准和你签署的2000万美元武器（拨款）究竟是怎么搞的？’”

　　 2

　　 美国的诸家星期日晨报几乎没有注意朝鲜。报头标题关切的是一架西北航空公司的DC－4型飞机一头栽进了密执安湖。《纽约时报》第20页上的标题是：“华盛顿找俄国算账”，刊载的是国务院的评论，谴责苏联挑动对南朝鲜的攻击。

　　 国防部长约翰逊告诉新闻界说：“苏联是一个可能扮演侵略者角色的国家并且可能与美国交战，”但是没什么可担心的。我们的作战计划已经得到签署通过，密封起来，却只不过是对付一次偷袭。

　　 国务院联席会议同意应该劝告向麦克阿瑟的司令部提供一些可能的行动方案，如让该司令部拥有美国在朝鲜的全部军事活动的作战控制权。

　　 下午2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开始，气氛紧张，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激动。冷战会变成一场热战吗？德国投降后，苏联把从波罗的海至伊朗，紧接其西部和西南部边境的地区置于它的军事统治之下，自此以来，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苏联的侵略十分坚决，使得杜鲁门总统要求国会两院授权并拨款去支援被围攻的希腊和土耳其。这就是著名的杜鲁门主义，而且，苏联的一次重大失误还帮助了它。当时在1948年，斯大林向南斯拉夫大施压力，导致这两个共产主义政权之间的分裂。杜鲁门谨慎地向铁托提供经济援助，因而惹恼了斯大林。同年，柏林封锁危机又大大加剧了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而如今，欧洲和亚洲都有了如此之多的麻烦地区，以致于小规模敌对都可能触发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一回要是打起来，双方都拥有原子弹，因为9个月前俄国爆炸了它的第一个核装置。

　　 安理会的美国代表欧内斯特·格罗斯进入会场时，看到苏联代表雅各布·马立克的座位空着无人，不禁喜上眉梢，这可真是天赐良机！6个月前，由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依然占据联合国席位，苏联抵制一切联合国会议。但是，苏联人为什么会在眼下缺席呢？

　　 会议很快开始，秘书长特里夫·赖伊宣布他深信北朝鲜人已破坏了联合国宪章。他引用了联合国驻朝鲜委员会的报告。他在结束发言时说：“我认为安理会的明确责任就是采取必要措施，重建那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接着，格罗斯回顾了过去为在朝鲜达成一项和平解决方案所作的种种努力，然后大声宣读了美国的决议案：应命令北朝鲜停止敌对行动，将其军队撤回三八线。

　　 下午4点15分，安理会短暂休会予以考虑。不到一小时，代表们同意接受美国的决议案，略作几处小小的修正。安理会重新开会并在15分钟内一致采纳了修正后的这项决议，唯有南斯拉夫缺席。

　　 下午，电台广播中断正常节目报告了入侵南朝鲜的消息。许多听众想起了偷袭珍珠港那个星期天中断正常节目的情景，深信苏联在幕后支持了这次攻击。根据6个月前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75％的人认为苏联人正在谋取“统治全世界的权力”，自由世界未能阻止苏联对朝鲜的干预，只会鼓励苏联人继续侵略，带来第三次世界大战。

　　 苏联方面的首批新闻报导却连苏联驻安理会代表未出席会议的暗示都没有说。苏联新闻界一面忠实地报导关于南朝鲜进攻的北朝鲜方面的说法，一面又转载了路透社、法新社和美联社的客观报导。俄国读者总算给予了一个选择。《真理报》叫在莫斯科的西方人士吃了一惊，还刊登了联合国会议上美国决议案的全文。尽管谴责了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一行动，《真理报》却也是语调挺温和的。

　　 在密苏里，杜鲁门全家的活动好像还是在度一个普通的星期天。电话铃响了，玛格丽特接了电话。她说：“爸爸，是迪安·艾奇逊，说是有重要事情。”

　　 “总统先生，消息很糟，沿着三八线的是武力进攻。”

　　 杜鲁门火了，大叫：“迪安，不管怎样，我们挡住这些狗娘养的！”

　　 艾奇逊同意，又说安理会就要召开一次紧急会议。

　　 杜鲁门要艾奇逊召集各部长和参谋长们开始准备提出对策建议。“我马上就赶回华盛顿。”

　　 机场的记者们注意到杜鲁门“神情严厉”，而总统夫人的神色，如他们在她听到罗斯福的死讯时所注意到的那样，有着同样的沉静严肃。杜鲁门敦促记者们不要夸大进攻的严重性。私下里，杜鲁门的一位助手告诉一位采访者说：“不要搞得危言耸听，老板正要狠狠敲打那些家伙们。”

　　 在前往华盛顿的3个小时旅途中，杜鲁门思考着过去。“我想起了每一次民主国家是如何来能采取行动，鼓励了侵略者得寸进尺。共产主义像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人在10年、15年和20年前干的那样，在朝鲜动手了……如果就这么顺当地放过去，这将意味着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还很清楚：联合国的原则和基础危如累卵，除非对朝鲜的这一无端攻击被制止。”

　　 而杜鲁门和艾奇逊都蒙在鼓里，不知斯大林正在朝鲜玩弄一场骗人把戏。他之所以怂恿这次入侵，主要目的在于将美国的人力、武器和财力从欧洲吸引开来，因为在欧洲，新生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日益羽翼丰满。

　　 杜鲁门从飞机上致电艾奇逊，要他和他的直接顾问们，以及高级国防将领们，参加他的工作晚餐会议。艾奇逊和国防部长约翰逊到机场迎接总统。他们直接去了布莱尔大厦，杜鲁门从白宫穿过街道的临时下榻之地。出席者有空军的霍伊特·范登堡将军、陆军的J·劳顿、“乔”·柯林斯将军和海军的福雷斯特·谢尔曼海军上将。杜鲁门要求先吃完饭再讨论事情。饭后，红木桌子清理干净就变成了会议桌。杜鲁门要国务卿宣读穆乔从汉城发来的第一份报告。

　　 有人建议杜鲁门从汉城地区撤出美国人，指示麦克阿瑟空投补给物品（包括武器弹药），并将第7舰队从菲律宾调往福摩萨 [ 译者注：即中国台湾。 ] 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某一地点。总统答应采纳这些建议。杜鲁门果断做出派兵援助朝鲜的决定，让许多西方人士（还有斯大林）都大吃一惊。它看起来是急剧地背离了总统的这一政策：重视美国在欧洲的作用，而以在亚洲的角色为其代价。

　　 杜鲁门从艾奇逊那里获知消息时，他的本能反应是深深源于美国的经历和传统。精心盘算的政策倾刻间就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对一个新生国家的欠债，美国曾劝服该国人民走上民主之路。

　　 3

　　 就在杜鲁门的飞机接近华盛顿时，平壤正是星期一的清晨，一个晴朗而炎热的夏日伴随着北方刮来的一阵清风开始了。清津医学院的宿舍中，由于没有收音机，没有报纸，学生们都不知道战争的消息。上午9点30分，大约200名师生被召集到足球场南端，去听将由首相金日成元帅广播的一则重要消息。

　　 他们高唱爱国歌曲直到被命令不要吭声。然后，从喇叭里传来了他们的英雄人物的熟悉声音：“亲爱的兄弟姐妹们！”金日成开始说：“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处在巨大危险的威胁之中！要消灭这种威胁，需要什么呢？……我们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之下，必须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创造一个唯一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国家！我们被迫进行的这场战争，是为了祖国的统一和独立，为了民主和自由而进行的正义之战！”

　　 他说：李承晚想要使朝鲜人成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奴隶”。他呼吁在南方的游击队打击敌人后方，破坏通讯，摧毁桥梁道路。南方的所有公民都不要服从李承晚政权。工人要罢工，农民要拒绝向敌人提供食物，知识分子要从事政治宣传，鼓动群众起义。

　　 “历史告诉我们，决心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人民”，他总结说，“必定胜利。统一我们国家的时刻已经到来……前进！”

　　 汉城，那天上午在韩国军队司令部，传来一个不正确的报告，说是在议政府以北12英里的东豆川，第7师向朝鲜人民军发起了一次突袭，司令部里有了一阵子欢庆。这个报告说是杀死了1580名敌军并摧毁了58辆坦克。然而接着传来了真实消息：北朝鲜第3师的坦克已经冲进了议政府。

　　 李亨根将军的韩国第2师终于从南面赶到了汉城，但是，他认为蔡胖子命令他参加第7师的反攻毫无益处。相反，他在议政府的东北面留了两个营保卫城市。

　　 蔡胖子暴跳如雷，拔出手枪威胁要毙了李亨根。但是，豪斯曼上尉赞同李亨根的见解，认为应当给他更多的时间集合他的部队。李和蔡是老对头了。尽管在日本军队中时蔡胖子就是李亨根的上级，后者却得到了韩国军官序列编号的头一名——10001。蔡胖子只得到了10002号。

　　 由于前线崩溃，第2师成了议政府和通往汉城直道的唯一防卫力量。但是，李亨根的两个营，连同他们无效力的火箭筒，无力挡住俄国的T－34坦克。

　　 坦克突破这两个营的防线冲进城内。坦克后面的朝鲜人民军步兵如潮涌般进入韩国军队的防线，不久，这两个营的残部就逃进山林。没有有组织的部队派往议政府，很明显，汉城很快就要遭到攻击。尽管这座城市内并无惊恐之状，往南的主要公路上却挤满了惊慌失措的男女老少，他们把行李包袱背在背上和顶在头上。一些男人还牵着牛。

　　 汉城电台现在由韩国陆军掌管。工作人员仍然在履行职责，但是只允许广播经军方批准的节目。政府希望使人民保持镇静，以使公路和铁路不要被慌张的难民们堵塞，一整天都在发出安定人心的公报。已数次重复播送穆乔大使的一条消息。他说：“我们已度过了骚动不安的24小时。”但是，韩国军队表现良好，他们的阵地比头天黎明时更加坚固。“我深信，独立的大韩民国热爱自由的公民们的正义事业，将会胜利。”

　　 他并没有报告说美国妇女儿童，包括豪斯曼的家属和泽勒斯的妻子，已经登上了挪威的肥料船“雨林”号。尽管船上仅有12个人的居住舱室，可是在启锚离开仁川港之前，却有682名乘客挤满了甲板。

　　 再说汉城，形势已变得如此严峻，以致穆乔大使打电话给在东京的阿尔蒙德将军：天亮时派来足够的运输机撤退200名使馆人员去日本。整个白天，穆乔都在请李承晚告知局势发展，但是，穆乔却未被告知总统已下令准备两列火车在天亮前就撤退他本人和政府官员。穆乔后来回忆说：“接下来几个月我不忘李承晚施惠于我的一件事，那就是在我离开汉城之前他就先跑了。”

　　 6月26日，美国人在这个星期一早晨醒来时，发现报纸终于真正关心起朝鲜危机了。《华盛顿邮报》的社论说：“这个国家出于它在亚洲的威望和对朝鲜人的道义责任，投身击退侵略者。”《纽约时报》甚至更强硬：“迄今为止，我们妥协拖延，临时凑合。北朝鲜坦克冲过边界时，我们的时间已为此耗费完了。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丧失勇气，我们就会失去半个世界。”

　　 华盛顿又是一个炎热之日。在椭圆形办公室，乔治·华盛顿肖像下放着一个地球仪，杜鲁门正指着地球仪上的朝鲜，语气严峻地对一位助手说：“这儿是远东的希腊，如果我们现在足够强硬，就不会有任何下一步的事情发生。”

　　 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得克萨斯参议员汤姆·康纳利与杜鲁门在那天临近中午时交谈，杜鲁门并不害怕苏联的反应。“我不会在俄国佬面前像个精神病人那样发抖，我也不会拱手放弃我们的权利和南韩人的权利。”康纳利会认为他不经国会批准就有权派美国军队去朝鲜吗？

　　 这位得克萨斯参议员回答说：“如果强盗闯进了你的家中，你不必跑到警察局去获得批准就可以开枪打死他。你可能会陷进国会冗长的辩论之中而束缚住你的双手完全不能动弹。作为总司令并根据联合国宪章，你可以有权这么干。”

　　 杜鲁门与艾奇逊磋商后，就在正午前发表了他关于朝鲜的第一个正式声明。“蓄意无视维持和平的责任，是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国家所不能容忍之事。”

　　 同时在参议院，共和党人正在攻击民主党人的犹豫不决。新罕布什尔州的斯泰尔斯·布里奇斯说：“这是绥靖主义的道路。”总统应当诱逼俄国摊牌，“我认为共产党情报局太狡猾了，不会冒险与自由世界发生全面规模的武装冲突。”

　　 加利福尼亚州的威廉·诺兰德说：“时间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必须牢记不忘纳粹德国五天之内就压垮了荷兰，两天中就席卷了丹麦。”

　　 康纳利尽管刚刚对杜鲁门作了上述指点，还是敦促他耐心点：“我们已经建立了联合国，当它决定应当采取的行动路线时，比起今天来，我们就会处在更好的位置上去判断我们的责任，决定我们应当干什么。”

　　 诺兰德讥讽地说，“如果苏联人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上一票否决权，他不知道美国会怎么办。”“这位得克萨斯的参议员会认为我们应当坐回去，玩弄手指头，一事无成吗？”尽管怒气冲天，亚瑟·克洛克还是在《纽约时报》上说：很明显，“总统将拥有两党的坚定支持，采取与全国性政策相关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政策。”

　　 甚至就在康纳利和诺兰德正在争论不休时，在白宫，韩国大使约翰·张也在绝望地乞求援助他那被围攻的国家。杜鲁门费力地鼓励这个哭哭泣泣、心神错乱的朝鲜人，他说：“挺住点，正在援助哩。”但是，张大使不放心，记者们也没有杜鲁门的那份信心。有些人认为军事干预朝鲜的风险太大了，朝鲜就要一笔勾销了。《纽约时报》的詹姆斯·雷斯顿报导说首都正淹没在一种冷漠的宿命论感觉中，“此间一些官员认为由联合国建立的朝鲜，无端遭到攻击，为向共产主义的侵略攻势发出挑战提供了最有可能的道义基础。但是，大多数人看来似乎认为在一个天时更有利于共产党人而不利于西方国家的时候，去找一个打仗的地方实在不明智。”

　　 那天晚上，杜鲁门与他的顾问们开会。艾奇逊掌握了会议进程，提议逐渐增加军事行动，发布一道“全力以赴的命令”要海、空军向韩国军队“提供最大可能的支援”，还发布特别命令派第7舰队去防止对台湾的进攻。杜鲁门则走得更远。他说，过去5年中，他已尽一切可能去防止这种危机。现在，他们不得不为朝鲜去干一切他们能够干的事情。“朝鲜正在发生的事情在我看来，就像柏林危机在更大规模上的重演。赤色分子正在试探我们武力的薄弱环节。我们必须迎击他们的威胁，又不卷入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

　　 他要国防部长约翰逊用保密电话通知麦克阿瑟。“亲自告诉他我的指令。”他应当用他指挥的海、空军力量去支援大韩民国，“但只能在三八线以南。”

　　 杜鲁门的顾问们，包括约翰逊部长，通过了所有的建议，于是，会议在充满信心的感觉中结束了。杜鲁门诚挚地对艾奇逊说：“我当了5年多点时间的总统，我还花了5年时间去避免做出像我今晚不得不做出的那样的决定。我想叫你知道的是，这个决定并非只是为了朝鲜。这个决定也是为了联合国本身。”

　　 正是这个决定叫许多注意华盛顿情况的观察家们大吃一惊，他们并不了解杜鲁门和头号冷战斗士艾奇逊的亲密关系。他们是古怪的一对儿。杜鲁门是来自密苏里一个小镇好动不安的前服装零售商，曾经每天晚上都在水槽里洗他自己的袜子，而那位艾奇逊则是来自哈佛大学的一流外交官，无论说话还是写文章都讲究优雅。有条理又直率的杜鲁门正放心地让艾奇逊处理外交事务，而艾奇逊把杜鲁门看作是“我的总统”，正在以极大的敬意忠心耿耿地为他服务。就是这么古怪的一对儿正在合伙创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