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赞同李奇微的立场”·第三十五
作者：约翰·托兰 ·美国
出自————《漫长的战斗》
出自————《战争通史》
（1951年11月末－1952年2月初）
1
停战谈判就军事设施问题重新开始了冗长乏味的讨价还价。联合国方面试图使交战双方都不要增加，特别是兴建机场方面，因为联合国部队绝对把握了制空权，而共产党方面则决心在休战期间加强其空中力量。在经历了为期一周毫无结果的争吵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海军上将乔伊把停战谈判列入议事日程，并继续讨论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战俘的命运。
小组谈判代表于12月11日举行会谈，在谈判桌上，共产党一方有朝鲜人民军李相朝将军，和一名中同军官柴成文；谈判桌的另一方是年轻的陆军上校乔治·希克曼和海军少将鲁思文·利比，利比是代替当时还在美国的伯克与会的。像伯克一样，利比也是机智聪明，反应迅速，而且阅历颇深，是个经验丰富的参谋军官，希克曼的好搭档。他们在会谈中提出共产党是否准备交换战俘材料并邀请国际红十字会视察战俘营。
李相朝认为重要的事不是交换资料，而应该立即释放所有的战俘。脾气暴躁的利比马上责问道，为什么共产党人拒绝日内瓦公约所要求的交换战俘资料？“难道这就是你们对我们提出的正式建议的答复吗？”
李相朝则强调，他们准备在签署停战协定30天之后释放所有战俘，“这不比交换资料或国际红十字会的来访更为迫切吗？”
利比和希克曼措词强硬，坚持要求得到战俘资料和由红十字会进行检查。第四天，这两位固执的美国人正式要求共产党人根据日内瓦公约，承担道义和法律上的责任，世界人民在期待着回答，好释去人们对目前战俘状况的担扰。
李相朝反驳道，我们还未在日内瓦公约上签字，联合国军司令部怎么能用它来要求我们呢？“在实现停火后联合国军司令部为什么还不解决战俘问题？如果我们不答应你们毫无理由的要求，那么联合国军司令部看来就不会有停火的诚意了？我们能相信吗？”
喋喋不休的争论使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最后，在12月底的第16轮谈判中，利比和希克曼把他们自己的战俘名单放在了谈判桌上，并正式提出要当场进行交换。共产党方面拒绝了。
毛泽东对谈判做出了指示，要求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不要急于表露出想停战的意向。谈判代表拟在年底争取达成协议。“赢得和平是好事，但是你们不要担心有计划的拖延。”他没有料到战俘问题会成为板门店谈判的重要问题，所以在震惊之余，他意识到该考虑新的方案了。
在华盛顿，海军上将伯克在拒绝了继续担任谈判代表之后，获得了15分钟的机会向杜鲁门总统禀告朝鲜战况。总统提出问题并认真地听取他的汇报。突然，直率的伯克大声说道：“总统先生，到底是谁？是您在下达这些命令吗？”
“不，我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法。”
“谁最先提出的？”
“国务院。”
“国务院中的哪一个人？”
“确切地说，我还不知道。”
“总统先生，我们政府中的一些人泄露了情报，因为我了解到在我们之前共产党人就搞到了我们命令。我们无法证实它，但是我知道这一点。”
15分钟之后，“先生，我的时间到了，”伯克起身告辞，但是总统挽留他再谈一会。“总统先生，李奇微上将是个很出色的人，为使我国获取最大的利益，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但是还没有人注意到那些建议。”
“是啊？我同意你对他的评价，但是我们不得不做一些对政府整体更有利的事情，这是他所不能完全理解的。”
“这就是了，先生。”
“好吧，我赞同李奇微的立场。”
2
11月中旬以来，板门店笼罩在争吵不休的气氛之中。第8集团军的总律师詹姆斯·汉利上校，在釜山召集朝鲜当地记者，发布了战争期间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消息。次日早上，赫然醒目的大标题“美国揭露共产党在朝鲜残杀5500名美军战俘”出现于报端。两天之后，死亡人数上升到6270人，美联社据此发表另外一条轰动新闻：“被共产党屠杀的美国人数超过了1776年死亡的人数”。美联社新闻称：“一位联军高级军官今天说，在朝鲜，共产党人谋杀了数以千计的美国战俘，撕开了共产党阻挠朝鲜停战会谈的面纱。”
紧接着这些大多都是推测的新闻之后，军方电台开始不时地向部队广播有关详细情况，部队中许多人早已不满意目前谈判的缓慢进程。李奇微对汉利送给报界的消息一无所知，他后来对新闻媒介做出了如下正式声明：“把与我们在朝鲜作战的那些军队的领袖们的道德原则公诸于我国人民和世界上有良知的人们，这是他聪慧的作法，也是不可思议的作法，或许这是上帝的选择……也许难以找到其它的办法或采取别的方式来消除我国人民对共产党人所愿意使用这些办法（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的怀疑。他们试图以此摧毁自由人民及其为之恪守的信条。”他希望公众意识到发表汉利的报告“当然与现阶段的停战谈判没有任何联系”。
一些西方新闻记者怀疑汉利报告的准确性。《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赖斯顿报道说，目前的形势变化令人难以捉摸，“几天以前，好像在停火问题上就已达成妥协，当时，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上发言，攻击中国共产党人的举动‘连野蛮入都不如’。在此之后，就是在停战谈判的关键时刻，公开发表了汉利上校令人不愉快的报告。连在这里的官员们都承认，他们也觉得是美国在全世界面前像有意避免在朝鲜实现停火。”
在板门店，西方新闻界人士又去找《今晚报》记者威尔弗雷德·贝却敌了解事实真相。贝却敌告诉他们，汉利报告玩弄是非，纯属谎言。在战俘营的采访过程中，贝却敌亲眼目睹了美国人在那里处境良好。美联社驻东京分社负责人鲍勃·尤恩森两天后曾就此事专访了贝却敌。他问贝却敌；“如果正如你所说，我们的战俘还活着，而且处境不错，我相信你所言。但是，据我所知，我们有一位名叫帕皮·诺埃尔的人被俘了，他是一位富有经验的摄影师。我们为什么不通过渠道送给他一台相机和胶卷，让他拍下俘虏们的照片，然后我们在国内的报纸上发表，这样，人们就会再次呼吁他们的归来。”
由于大多数在战俘营中的战俘都由中国人监禁，所以，贝却敌先向负责秘密地帮助谈判进行的乔冠华提出了他的想法。这位纤瘦的中国人回答道：“为什么不呢？只要美联社能冒险把相机送进去就行。”几天之后，美联社便把一台新闻照相机和大量胶卷送往北方的帕皮·诺埃尔。当板门店战俘问题开始讨论的时候，美国报纸纷纷在头版位置上刊登了美国战俘在打排球、打篮球和踢足球的照片，一些地方报纸也随之登载了一些个人的照片。
贝却敌因此成了大忙人。这次是一位合众社的高级官员找到他，抱怨美联社抢在他们之前刊登了那些照片。“北朝鲜人说他们关押着迪安将军，我们的人却坚持说他已经死了。你能否给我们拍些照片来，以证实迪安还活着？”
贝却敌立即开始为被允许采访迪安和拍照而四处奔走交涉。
板门店谈判终于在12月18日取得了进展。共产党方面最后同意提供战俘材料，宣布了短暂的休会，让双方核查资料。
这一僵局的突破，对联合国部队的最高级军官战俘的生活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迪安将军在满浦以南100多英里的两间房子和两个地窑里度过了一年，在此期间，几乎完全被他的捕捉者所忽视了。“我已无法记起我是谁，我在那里，也不知道我的神志是否还算正常。”
第二天，他的监狱生活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一个姓金的朝鲜少校询问他，看他是否愿意给他的妻子写信。迪安用铅笔写了一封信，但他自己都对他的笔迹感到吃惊。“我把N写得看上去像是M，而M则写得连我都难以辨认出来。我艰难地写完了给米尔德里德的信，回头一看，乱七八槽不知所云，所以我不得不又重新写二遍。”
迪安也给他的女儿写了信，重新誊写之后，把他刚被俘不久照的几张照片也一块儿塞进了信封。那天夜里，他激动得久久难以入睡，因为他终于有了一支铅笔。
此时，贝却敌获得了探望迪安的许可，正在日夜兼程，在一位中国摄影师的陪同下，从开城匆匆北上。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12月20日，迪安有了一位访问者，一位姓李的少将。他很友好，通过翻译问了迪安几个问题，令人将迪安床上铺的薄垫子换了条厚褥子。他还责成给换了条被单，可惜那条被单大约只有20英寸宽，7英尺半长。对于迪安来说，更重要的是把他夏天穿的衣服给换了一身由东德生产的细条子毛纺料衣服和一件衬衣。迪安身材魁伟，穿上那件衬衫连脖子上的钮扣都扣不住，袖子也太短，看上去滑稽可笑。
李建议他们喝两杯。副官拿来了一听黄油、面包片、魟鱼干、黑鱼籽和米酒。在吃喝过程中，李问迪安如何看待这场战争。你真的认为联合国能最终取得胜利吗？不可能，他自问自答道：在北朝鲜人处境最困难的时候，联合国都没能取胜。北朝鲜军队最主要的运输问题，已得到解决，现在只有一个最后的胜利者，那就是The Inmun Gun [ 译者注：此为朝语人民军的发音。 ] ，朝鲜人民军。
迪安在那里狼吞虎咽地忙于吃喝，根本顾不上谈正事儿。“这黄油太棒了，面包片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鱼籽和魟鱼干也很不错。我不太喜欢米酒，不过我还是喝了两小杯。”
次日，一位姓吴的上尉让他写个材料，证明他没有挨打。“这对我们首长有好处，他想和你交朋友，并礼貌待你，这对我也有好处。如果你不同意的话，我们首长会受到惩罚的。”
迪安答应了。事情果然如此，那天晚上，迪安正准备就寝，听得屋外有人在谈话。他看到一帮人挎着照相机，走进了卫兵的营房。打头的是一个西方人，他径自走到迪安跟前，笑着伸出一只手。“您好，迪安将军，我叫威尔弗雷德·贝却敌。”他们握了握手。在这里会碰到另外一个欧洲人，他高兴得和他拥抱起来。“你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
“我是澳大利亚人，我来这里是想了解您被俘的经过。请进来坐下谈好吗？”他指着窄小的卫兵室里中间的一块地方对他说。
他们两个在地上就座，地板采用朝鲜式的取暖方法。一些中国和朝鲜新闻记者很快带着笔记本围拢上来。眨眼功夫，地板就发热了，他们俩只得坐在毛毡上，即便如此，仍是大汗淋漓。
“现在，我们开始吧，”贝却敌说，“我想知道您对目前的战争形势有何高见？”就从1950年7月以来谈起，“我先给您一个时间范围，简要提示一下。”迪安惊愕地得知1950年联合国军向北推进了多远，又被打退了多远，第二次又向北推进了多远。1951年5月以来，战线基本在三八线附近稳定下来。
贝却敌给他讲述了一个俄国发言人如何提出停火协议，讲到开城会谈的细节以及美国飞机袭击该停火地区，几乎中断了谈判。现在双方又恢复了和谈，目前最大的障碍是机场建造和解决战俘问题。在列出合适的战俘名单方面也还存在麻烦事，不过这个问题在12月底会得到解决，停战协定也会随之签署——“如果你们的空军不再挑衅，贵国人民能够阻止李承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李承晚是强硬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停火的。”
贝却敌确信，美国人民和美国陆、海军期望和平，“但是你们的空军和李承晚却不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停火。”他从兜里掏出一瓶戈登产的杜松子酒，“咱们还是言归正传，请您谈谈你是如何被俘的吧。这里实在是太热了，不过我想喝点这种酒也不会有什么事。”找不到酒杯，贝却敌干脆连酒瓶子一块递给了迪安。他勉强地呷了几口。贝却敌、吴上尉和那位中国摄影师轮流喝将起来。
迪安花了3个小时讲述他的被俘经过，因为在场的新闻记者们得通过吴上尉翻译之后才能进行记录。
这时，一瓶酒已经几乎喝完了。“昨天，我冒昧地摘录了您写给妻子的信，”贝却敌说。
迪安恼怒地问道：“难道说那封信落到了记者的手里？”他写的信纯属家信，而且还涉及到其他人的事。
“我也不想提起您不想提起的事，”贝却敌边说边在本子上划掉了一些笔记。
俩人又回到了迪安的小屋，在那儿，将军抱怨说，每天只允许他活动一刻钟。
“您每天散步吗？”
“不只是散步，我还想进行日光浴。但是我想站一会儿他们都不同意。只有在我上厕所的时候才能站起来。”
贝却敌感到不可理解。“我觉着那不是最高指挥官的命令，这不是朝鲜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准有某种差错。”
“直到昨天我才得到了一支铅笔，我还担心他们会要走的。”
贝却敌递给他一本书，巴斯托夫斯基著的《短篇小说选》。
“别给我那个，贝却敌先生，他们不会让我读任何东西的。”
“您可以留存这本书，我已经争取到了指挥官的同意。我想他们也不会把您的铅笔拿走。我还想让您知道，您的名字已写在了两天前提交的战俘名单上面。您妻子获悉您的情况后的喜悦这条消息，我也看到了。”
贝却敌答应迪安，他返回板门店以后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的妻子写信。“我会告诉她，我见到了您，您目前处境不错。她会像东方人那样学着做米饭，做泡菜，这样在您返回故里，就可以吃到您想吃的饭菜了。”
经过长时间的采访之后，摄影师们给坐在地板上的迪安和贝却敌拍了几张照片，还给迪安照了几张象征性运动的相片。贝却敌一行告辞的时候已是黎明时分了。几个小时之后，吴上尉来了，非常客气。12月20日李将军曾探望了迪安，吴解释道，因为那天是斯大林的生日，是个应该庆祝的日子。23日还将有更多的庆祝活动，这是迪安夫人的生日，迪安曾经跟李将军提过此事。要是其他战俘也能享受到这种待遇就好了，迪安这样想。
距迪安住所大约100英里的北方，许多普通战俘已被遣返回满浦。卫理公会牧师拉里·泽勒斯没能认出这个地方，马路上的路标不翼而飞，只剩寥寥无几的几栋楼房在风中摇曳。11月27日，战俘们被告知，已经达成停火协议，关于停战分界线和最后的协定谈判正在进行之中。他们的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到圣诞节，战争可望结束。”不久，一位朝鲜将军举办了一次豪华的午餐盛会，款待英法两国被俘的外交官。就餐过程中，这位将军让英国使节维维安·霍尔特上尉给金日成写封信，为受到这样良好的待遇表示感谢。维维安·霍尔特曾亲眼目睹了死亡进军途中的血腥与残暴。
霍尔特耐着性子听着，然后冷峻地说：“我和我的伙伴们在被关押期间，遭到了许多违犯国际法和外交公约、惯例的非人道的待遇。您希望我在感谢信中把所有这些细节也都禀报给阁下吗？”
“请不要这么说，”将军非常窘迫地说，“你伤害了我的感情。是出了一些差错，但是，我希望我们现在给予你们以适当的待遇。”他没拿到霍尔特上尉的信，便空手离去了。
这时，贝却敌已经把他拍摄的底片转交给了合众社，并且向其他新闻界人士介绍了他采访迪安的详细情况。迪安同看守他的卫兵下象棋（一种朝鲜棋）、用筷子吃饭、练太极拳，做体操和在林中散步等照片迅速刊登在美国各家报纸上面，引起了巨大轰动。更使李奇微感到恼火的是，连《星条旗报》都用了二版的篇幅详细报道迪安的事！看上去迪安好像是住在一个糟透了的旅馆或是大饭店里。该报主编当即就被解雇了。
3
中国人为第2号战俘营的美国和英国战俘提供了许多五彩盒，里面装有儿童绘画颜料，让他们为圣诞节的装饰作准备。门上挂的小木牌很快就做出来了，上面写着：“全球和平，祝您好运”，“圣诞快乐”，“新年好”和“1952和平年”等祝福的话。每个小屋内外装饰一新，似乎要回到过去的幸福时光。“为了完成圣诞节的图画，”上尉丹尼斯·兰克福德，一位皇家海军战俘，在回忆起那令人难忘的圣诞节时说：“圣诞节前夕，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第二天清晨，大地山野一片银装，当我们透过晨曦，从小屋里凝视着外面清新洁净的皑皑白雪，许多人的喉咙都被梗住了。我们的监狱小屋掩隐在白茫茫的冷杉丛林之中，看上去一定非常像一幅圣诞卡上的图画，但今年我们却收不到这样的贺卡了。”
兰克福德和其他人组成了唱诗班，到每个监房巡回演唱。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当大伙在听《圣诞之夜》那首歌时，一个个硬汉子们脸上挂满泪珠的情景。他也不会忘记在临时搭成作为医院的小木棚里，那些躺在地上的伤病员对他们的到来默默无言地欢迎的感人场面。“我知道，他们许多人不曾会想到圣诞老人会再次出现在他们的小屋里，就在他们同胞之间。”
还有传统的宗教节目，由战俘们表演了耶稣诞生剧。“这时，中国卫兵们也都凑上来看表演，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从未见识过西方人的圣诞节庆祝活动，一个个面无表情，但是显然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其中受过一些教育的人故意摆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而那些农民出身的卫兵却不同，他们尽管听不懂，却也是看呆了。”兰克福德通过认真观察后断言，几个月来他们试图给战俘们强行灌输共产主义理论的努力，在圣诞节那天全部付诸东流了。
对兰克福德来说，这种友好的态度为时不长，两天之后就结束了。他被带到了镇子边上的一间朝鲜人的空房子里，然后卫兵对他说：“在审讯期间，这就是你的新家。”
他纳闷，他们为什么选中了他。过了一会儿，一个审讯官带着翻译走进来。“你是一个间谍、阴谋破坏者，特工人员！”他大声嚷道；“你不要把自己当成是战俘，你是个战犯。”
兰克福德想他一定是发疯了。审讯官把一张纸和一瓶墨水推到他跟前，“你现在写悔过书吧，你要在你写的东西上签名，以此求得世界上热爱和平的人们的宽恕。”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道：“如果你选择作一名和平卫士，认真地学习共产主义理论，并信奉共产主义，那么你就不会受到伤害了。”
兰克福德赶忙解释，他本是战舰上的一名海军情报官员，只负责制作海军图片和新闻短片。他的话马上就被打断了。
“让你写你就写！”审讯官命令道。然后就和翻译一块离开了。晚上他们俩回来的时候，见到的仍是一纸空白。审讯官反复威胁他，如果拒绝合作，对他没有好处。他们折腾了一夜，每次命令兰克福德写时，他的回答总是那一句话：“我不会写的。”
夜幕就要退去的时候，那张纸仍旧是一片空白。“我看你需要运动运动了，”翻译对他说道。在他俩走进冷杉树覆盖的山丘之后，中国人冷静地做兰克福德的工作，说他不自首是愚蠢的。他们回来的时候，兰克福德吃惊地得到了一份热气腾腾的米饭和炒鸡蛋。他索性又要了点米饭，不顾一切地吃了下去。然后，紧追不舍的审讯又开始了。“即使让我在这里呆20年，我也不会写悔过书的，”兰克福德说道：“因为那不是事实。”
“如果你拒不合作，你还真有可能和我们呆20年。”
几天来，两个中国人不停地强迫兰克福德写悔过书。最后，审讯官告诉他，在48小时之内必须写一份自我批评的检查。“你写篇检查算了，但是如果你不老实，你会受到志愿军的处罚。”
过了一会儿，中国人返回来后，发现他还是什么也没写。这次，他被警告：“如果有必要，我们会枪毙了你，你方指责我们暗杀了战俘也没用。我们的回答是：你是一个间谍。根据《日内瓦公约》，我们有权力处置你。”
“我将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兰克福德回忆道，“但是任何威胁都无助于事，我绝不恐惧，也不在乎什么，我只会变得更骄傲。”
两个中国人命令兰克福德坐在他们的对面。“现在我们要你老老实实地认错，我们建议你还是写为好。”
“鉴于他们拒绝听我对我在海军真正的工作的解释，所以，我决定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中国人看着我写得潦草难认，甚为不快。”
但是，当他们看懂了我写的材料，便大发雷霆。审讯官抄起稿子，撕了个粉碎，把一团碎纸朝兰克福德的脸上扔去。“你浪费了人民的墨水，用坏了人民的钢笔尖！”
当翻译离开了屋子，审讯官脱下一只笨重的高筒靴子，劈头盖脸地朗兰克福德打起来。他挥舞着像印第安人常用的棍棒一样的靴子，一遍遍猛击兰克福德的头部。过了一阵儿，像是一台机器关闭了电门，他无奈地穿上靴子，迈着沉重的脚步出去了。
天黑之后，两个人回来了。“你知道，”翻译对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来不虐待俘虏。如果你站在我们一边，就不会受到任何体罚了。”
“那为什么要用靴子打我？”
“你撒谎，你什么时候挨打了？你又犯下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说假话的罪行。就冲这一点，你就该受到惩罚。今晚你就这样立正站一夜。”
起初，他感觉还好一点，可是越往后越难受。两个审讯官和两个卫兵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他的膝盖疼痛难忍，全身依偎在墙上。一个卫兵立刻冲上前来，用一根沉甸甸的木头棍子，朝他的小腿就打。他摔倒在地上，痛得满地翻滚。另外一个卫兵则用棍子打他的肩膀和脖子后面，直到他踉踉跄跄地爬起来为止。
整个通宵，每当兰克福德站立不稳、膝盖上就会重重地挨上几棍子，使他翻滚在地上。他的腿实在是一点气力也没有了。最后，他只得在雨点般的棍棒下爬在一个墙角，靠着墙支撑着站起来。他已无力抵挡一阵紧似一阵的棍棒。他就这样撑到了天亮。“不用我们动手，你就会垮的，”翻译不断地叨叨着。第二天一整天，除了中间有几次极短暂的机会可以蹲一会之外，他不得不站在那里，稍有晃动，顷刻便是一顿棍棒。最后，他使出最后一点力气做了个记号。你想说什么？翻译问道。“蹲在那里，身上到处伤痕累累，血肉模糊，处在崩溃的边缘……我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当时的情景。”
兰克福德真希望他们当时能暴跳如雷。可是，他被告知，“你污辱了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的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要付出代价的。”之后，审讯官和卫兵们就离去了，让兰克福德去捉摸他将付出什么“代价”。那天晚上，他睡得香极了。
4
战场处于相对平静时期。范佛里特指示其各军司令官：“使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作好通过伏击的方式捉拿战俘，采取行动的准备。但是在板门店方面的进展不大。新年之际，乔伊上将对美国作了一次特别广播：“六个月之内，”他说，“在争取体面、公平和稳定的停战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这种进展对于正在进行停战谈判的我们，对于那些在前线战壕里的战士，对于那些身陷囹圄的战俘和对于在国内期待着的你们来说，是痛苦和缓慢的。可是，对付共产党，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选择。”
第二天，他的小组代表提议，应该允许所有的战俘自愿地——而非强制性地返回自己的国家。这个建议遭到共产党方面的抵制，转天，李将军就做出答复，说这个提议是无耻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如此野蛮的基础上交换（战俘）是荒谬和毫无道理的，是不可容忍的。中国方面谈判团成员柴成文上校补充道，允许所谓的“自愿遣返”，即把联合国部队扣留的中国战俘交给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是很危险的。很自然，他们应交还给中国。一天天过去了，共产党方面始终拒绝承认自愿遣返战俘的原则，并颇有道理地说这种做法有悖于《日内瓦公约》。直到1月底，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很大。
在停火谈判全体会议上，双方互不相让。“在过去的每一天，”乔伊上将忧伤地在日记中记道，“越来越没有理由可以相信共产党想实现持久的停火，当然也没有人能指责他们急于表现出的良好的愿望。”停火仍看不到希望。
报界的战斗也进入了白热化状态。2月初，李奇微仍对报纸刊登迪安将军和其他战俘照片的事耿耿于怀，禁止联合国军方面同共产党记者友好接触。他还攻击盟国的一些记者：“不要滥用新闻舆论工具来达到与敌亲善的目的，”指责他们“在同自己的敌人携手和交流。”
艾伦·温宁顿在李奇微发表声明后的次日早上，乘坐吉普车来到板门店。此时，气氛相当紧张。“有非常之多的‘联合国’新闻界人士聚集在一起，”温宁顿报告说，“他们似乎是在期待着什么人带头。”
《时代》周刊远东分社负责人德怀特·马丁大胆地向不许与敌友好禁令挑战。他在《工人日报》记者身边走来走去，“艾伦，去遛达遛达怎么样？”他大声地嚷着，以便让陆军准将纳科尔斯听到。
当温宁顿和马丁散步的时候，大家都注视着他俩。他俩走出一百多步后又回来了，马丁掏出一瓶酒，拔去塞子，递给温宁顿，他啜了一口，用衣袖擦了擦嘴。然后，马丁喝了一口酒，大声喊道：“老子们就这样了，滚他妈的军方！”
他在下一期《时代》周刊里写道：“夏天以来，联合国新闻记者进退维谷。他们发觉在板门店每天都会看见的那些共产党方面的记者们，他们有很好的停战会谈的消息来源，而联合国军的新闻发布官所提供的则是些很简单的消息。甚至在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宣布已提出建议之前，联合国记者们就已经从像伦敦《工人日报》的艾伦·温宁顿和巴黎亲共产党的《今晚报》的威尔弗雷德·贝却敌那里，获知共产党方面对联合国建议的反应了。”
《纽约时报》也称，共产党的记者知道板门店会谈的一切事情。“然而，盟军却认为，不能让联合国的记者们发表同样的消息。”
《记者》杂志的乔治和鲁思·巴雷特引用过美联社一位老记者的报道：“如果艾伦·温宁顿不在，我们大家就只好写些浮浅的东西，想起这事我就愤愤不平。”于是，不许与敌友好的禁令被搁置起来。
内华达编辑会议在评论这种形势时，合众社的罗伯特·C·米勒宣称，美国公众经常指责报纸新闻失实，那些指责是正确的。“我们没有能够告诉他们有关朝鲜的事实真相……除非军方的新闻检查政策有大的变动，否则，我们就无法改进对有关战争事态的报道。联合国消息来源要么否认，要么对共产党提供的消息不加评论，而在几个星期之后，终究还是承认了事实，只是为时晚矣。”联合国在一场被称之为“冷战”的斗争中，对共产主义发起了殊死的、代价昂贵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我们最具破坏性的武器就是事实。”然而，编辑和出版者却发表的是些纯属编造的朝鲜故事。“我们之中许多人在发表新闻时也知道这些新闻是错误的，但是他们不得不这样写，因为这些素材都是由军队司令部负责发布的官方消息，只有这些消息才能公开发表。尽管有关负责人士也都知道，这些消息是不真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