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塌糊涂”·第三十七
作者：约翰·托兰 ·美国
出自————《漫长的战斗》
出自————《战争通史》
（2月－4月28日）
1
1951年2月在巨济岛联合国军战俘营发生的绝食抗议，初步表明共产党日益具有举行暴动的意图。到这时，关押北朝鲜的军官营地已完全被共产党人控制。那位发狂的朱少校就是被分到该集中营的。为了活命，他被迫隐藏起来，后来才找机会逃往白营（与赤营对立）。赤营的战俘头儿已不再是三心二意的李学九上校，而换了一个对共产主义赤胆忠心的北朝鲜人。他在登记册上写的是二等兵钟文日，其实他的真名叫朴相显。他幼年曾随父母去过苏联，后来成为一名红军军官。朝鲜战争前，他在平壤与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一道工作过。入侵开始时，他奉命加入北朝鲜军队。被俘后，他通过平壤电台接受密码指令，在巨济岛加强并控制了共产党组织。
朴的确精明强干。尽管忠实的共产党人的人数远远低于那些已不再抗拒而投奔自由的人，他仍然控制了大部分集中营。北朝鲜向他传达了关于准备一次大规模越狱行动的特殊指令，“一俟发动暴动或越狱的时机成熟，即派人到集中营外策应战斗部队，攻占固定火力点，奇袭岗楼，协助战俘撤出集中营。然后，在山顶上点火为号，夺取武器，摧毁联合国军弹药库及武器库。派出的人应从在中国和南朝鲜打过游击、作战经验丰富的党员中选拔，还要熟悉敌人武器，最好是在人民军中担当过工兵或侦察兵。”
朴还接受了一项更为详尽的指令。这是关于一旦越狱成功后将要采取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创建敌后根据地，烧毁集中营司令部、油库、粮库以及其它后勤设施，破坏交通运输线。完成任务后即返回大陆，向一位少校军衔以上的军官汇报情况并加入其队伍。越狱或逃跑要赶在天亮前，趁勤杂人员执勤或在大雾天实施。”
那些没有建立完善的组织及领导的非共产党人，尤其是先前曾是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人，在激烈抗拒着。他们中有数千人将反共和拥蒋口号刺在身上（在同伴帮助下），打算以此表明不愿返回中国，而希望被送往台湾的强烈意愿。
结果是内战。争辩往往导致使用拳头、木棒和自制武器的流血冲突。双方的袋鼠法庭 [ 译者注：袋鼠法庭：指非法的或不按法律程序的非正规法庭，也指囚犯在狱内举行的模拟法庭。 ] 程序相当简单，往往将对手处以死刑。由于不许卫兵在夜间进入战俘营，战火遂愈演愈烈，第二天早晨，那些挨揍的人要么心惊胆战、要么缄默不语。他们既害怕，也不愿将事情抖落出来。战俘营总管即使掌握了殴斗的证据，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会禁止他采取相应的司法措施。
此间，共产党囚犯们还被一项管理当局宣布的知识与教育计划所激怒。该计划旨在显示“民主”制度的优越而揭示共产主义的“谬误”。尽管事先已说明听课者纯属自愿，战俘中还是发生了暴力冲突。实际上，共产党人更倾向于接受一项旨在增进其战后职业和专业技术的教育计划并从中得到不少益处：他们把金属加工课堂转变为制造小刀、长矛、大棒和其它武器的小型工厂。
1951年秋，15名反共战俘被一“人民法庭’宣判死刑。此时巨济岛上的骚乱达到高峰。在第78号集中营的暴乱中，已有3人被杀。军队设法恢复了秩序，将200名担惊受怕的战俘转送到别处。范佛里特进一步强化保安措施，委派莫里斯·菲茨杰拉德上校担任战俘营总管。莫里斯是这个并不为人羡慕的职位的第8任长官。其后一个月，范佛里特向巨济岛调来了3个宪兵营、4个警卫连。11月，第23步兵团的一个营到达巨济岛。到12月，已有9000多美国和韩国士兵驻扎在这个弹丸小体岛上，监控着10多万战俘。
12月，板门店有关战俘问题的谈判刚一提上议事日程，战俘营内两派的殴斗就剧烈起来。18日，战俘营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石块战，接着发生了骚乱和游行示威。人手不足又缺乏训练的卫兵立即进行残酷镇压，对人群胡乱开枪。结果，14名战俘被打死，24人受伤。
到2月初，除第62号集中营的5600名战俘外，其余所有战俘营都已经过投票表达了获释后的个人意向。62号集中营领导人声称，该营所有战俘都愿返回北朝鲜，因而没有理由再行甄别。韩国卫兵则坚持履行职责。2月18日晨约4时，他们在27步兵团3营的护卫下，来到62号集中营。当士兵们上好刺刀，踏入集中营大门时，1250名共产党人手持镐头柄、刀子、斧头、连枷和帐篷柱子涌出营房。其余的人则高声喊叫，猛掷石块。士兵投出几颗手榴弹，企图加以阻止。但尽管军队已经开火，战俘们还是围攻上来。结果，55名战俘被杀，另有22人死在医院里，140人受伤。一个美国人丧生，38人受伤。
为正视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李奇微立即发表一份官方报道，将罪责完全推诿给集中营战俘头儿，并指出，只有1500名囚犯卷入此事，他们是民事犯，而不属于战俘。两天后，范佛里特任命弗朗西斯·杜德准将担任集中营总管。
2
在板门店，停火和战俘问题上的僵局一直持续到4月。4日，双方同意休会，先由双方各自确定应遣返战俘的大概数字。联合国军司令部还要求共产党方面在进行最后甄别前先发表一项对战俘的大赦声明。两天后声明发表。事情的进展还算顺利。
双方又开始单独秘密会谈。4月19日，当在板门店的联合国军代表团宣布，由联合国军监禁的13.7万名战俘中，约有近7万人不愿返回时，这个数字被南日冷淡地拒绝了。
共产党要求什么数字呢？回答是13.7万。所有他们的人都必须遣返。会谈搁浅，双方立场的距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4月22日上午近10点，乔伊海军上将与另外三位代表一起离开基地兵营，于当天后半晌抵达羽田机场。目的是就一项有关停战问题的一揽子建议与李奇微、希基以及三位参谋人员进行协商。该建议的文本包括对敌方新近做出的一些让步，规定对方必须限期接受。否则，即终止和谈，重启战端。李奇微对此十分欣赏，认为最好是让爱吵闹的赤营分子坐下来谈一谈。他电告华盛顿，说他已授权代表团将上述建议在战俘内部会议上提出。“如果共产党人对该试探性建议感兴趣，那么，双方可就该建议的具体内容作进一步协商。协商级别可按对方要求加以确定。”
4月26日，乔伊在双方代表会议上陈述他的新建议。“9个多月来，双方一直在寻求一项旨在在朝鲜结束对立状态的停战协定”，他说道，“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目前在我们和最终停战协定之间，只剩下3个有待协商的问题”。它们是，对修建军用机场的限制，交换战俘，以及“中立国监督委员会”成员国的选定。
“我们相信，由于双方在历次会议上都表明了不妥协的立场，如果我们继续拖延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抑或打算分别予以协商解决，那么，我们之间的分歧就只能越来越大。因此，我方认为将此3项问题一并解决是绝对必要的。很显然，对于上述问题如果双方坚持目前的立场，不作任何妥协，今后的谈判就只有无限期地僵持下去。”
次日上午，美方建议提上板门店的谈判桌。共产党方面要求休会以进行研究。下午两点半，他们返回会场。“我方认为，你方今天上午的建议不足以说明所有尚未解决的问题。”
整整一个星期，共产党方面对美方提议不理不睬。乔伊深感前景不妙。翻译官理查德·安德伍德见上将散会后独自一人呆在帐篷里，头伏在桌子上，还以为他生病了。“将军，是否需要帮忙？”乔伊把头抬起。他不是病了，而星陷入深深的悲哀中。“你莫非听到了什么坏消息或令你伤心的事？”
“没有，没有。上帝啊，但愿我们没有收音机，”乔伊说，“我们的人天天在前线上死去，就是因为我无法谈成这该死的停火协议。”
3
尽管李奇微曾给范佛里特一个明确的提示，让他放手去控制巨济岛上的战俘营，范佛里特还是指示战俘营总管杜德将军，对战俘要“慢慢来”，让他们尽量保持安静——快要停战了。52岁的杜德与前几任总管不同，他常常不带任何武器去集中营的通道门口。他觉得这样做更易于与搞暴乱的战俘头儿们进行对话。虽然通过这种途径，他与战俘的关系融洽了不少，但同时也使他们的胆量大了起来，使其产生了遵照北朝鲜司令部的命令进行一次大规模暴动的想法。由于勤杂工经常出人，集中营大门从无上锁的习惯。平日里，只有卫兵携着枪，其余安全人员按规定一律不许射击，除非遇到紧急情况或是出于自卫。在此之前，曾有几个联合国军官兵被战俘抓去又放回，其中有第94宪兵营营长威尔伯·雷文中校。现在，共产党战俘头儿朴相显决定趁杜德再次来通道门的机会绑架他。这将多么震惊世界！当板门店谈判由于战俘问题而陷入僵局时，这真是一个天赐良机。
5月6日晚，最后的计划拟定完毕并立即付诸实施。共产党的一名勤杂工声称在见到雷文之前，决不返回76号营地。他抱怨说卫兵打了他们集中营的人，还强行搜身以寻找违禁品。
雷文答应对此事进行调查，然而战俘们坚持要见杜德将军，说有要事相告。雷文无奈，只得应允将他们的请求向将军转达。战俘们说，如杜德将军肯见他们，他们就答应注册和按手印，让他得到一份全体战俘的花名册。这个苦差事是杜德的上司一直逼他干的。杜德吞下了诱饵。他答应次日下午到76号集中营来。
5月7日下午两点刚过，杜德将军与雷文一起来到76号集中营未上锁的大门口外面并与战俘代表交谈。代表们向杜德询问了几个有关伙食和穿着方面的问题，然后邀请两位美国人到大门里面去，说在那里可以更加轻松自如地谈话。雷文拒绝了。他不愿再次上当。
一大群战俘聚集在通道门门廊内倾听谈话。代表们再次提出邀请，又被拒绝。这时从外面走来一名勤杂工，使谈话停了下来。就在开门让勤杂工进来的一刹那，聚集在门廊里的那群战俘装作走近些以听得更清楚的样子，突然跳出来抓住两个美国人。雷文紧抱住一根柱子不放，直到卫兵端着刺刀赶来将他救下。杜德被拖进了集中营，并被推进一顶早为他准备好的帐篷里。这顶帐篷被用军毯和床单分割成5个小房间，使杜德拥有一间卧室，一间办公室和一个厕所。他享受贵宾待遇，还配备了两名勤务兵。然后他被告知说，这是一次有预谋的绑架。
很快，大门上方树起了一幅标语，上面写着：“我们生俘了杜德。只要我们的要求得到合理解决，他的安全就能给予保障。如果发生诸如射击等野蛮行径，杜德将军就性命难保。”
一张便条从栅栏里面递了出来，这是杜德的手书，说他眼下很好，要求在1700小时 [ 译者注：原文如此，似有误。 ] 内不要派任何军队前来救他。第2后勤司令部长官保罗·扬特准将将此信交给范佛里特。范命令他在得到允许之前，不得动用武力解救杜德。扬特指示其参谋长威廉·克雷格上校即刻飞往巨济岛担负总责。克雷格打算通过谈判使杜德获释。“不过，”扬特说，“如果有人企图大规模越狱，我们必将制止。”除非他们试图这样做，否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用武力救出杜德。“如果刺激他们，天晓得会闹出什么事来！”
出于同样考虑并希望大事化小，杜德决定与战俘们合作。他同意担当他们与管理当局的中介人。帐子里装上电话机后，他立即命令部下将全岛各集中营的战俘代表统统接到76号集中营来，打算听取他们的要求并代向联合国军司令部转呈。
那天早晨，二战期间任驻意大利美军司令官的马克·克拉克将军抵达羽田机场。他已被选定为李奇微的继任者。由于艾森豪威尔辞掉军职去竞选总统，其北约总司令这一荣耀的职位将由李奇微接替。李即将离开韩国赴巴黎。当天夜里，克拉克与李奇微在就要归属前者的前田住宅共进晚餐。餐毕闲聊，李奇微说明天一早要飞回韩国，一来向他的各战地司令官们话别，另外是打算为克拉克作作引见。两人丝毫未提巨济岛的事。
杜德与来自17个战俘营的43位代表举行的会议还在进行中。朴相显坚持让朱少校的朋友李学九上校担负起领导责任，因为他的军衔最高。李于是被推选为战俘代表团团长。杜德被告知，代表们提出的要求次日再呈交给他。他们打算去观看由战俘自己排演的戏剧，并邀杜德一同前往。杜德将军此时哪还有那份心思。
不久，杜德打电话给克雷格上校，说他得到了友好对待，再次强调不要试图用武力将他救出。周围的气氛并非全是敌对的，他确信自己不会受到伤害。至此，事态的进展表明共产党人取得了辉煌胜利。他们不仅生擒了杜德，而且利用他打开了谈判的大门。此外，各集中营之间都通了电话，两辆汽车充作各营间的交通工具。次日上午，代表们将请愿书递交给杜德。杜德答应为战俘们提供一些急需物品，如急救箱等。不过，此时的杜德只是口头说说而已，他已不再拥有实践诺言的权力。
此时克雷格正忙于四处派人去搬救兵。他向上级要求速调技术娴熟的机枪手，掷弹兵以及防化部队来巨济岛。第9步兵团的一个营正乘坐坦克登陆舰由釜山开来。韩国海军的船只为提防大规模逃跑行动而将全岛围得水泄不通。陆、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的飞机已处于临战状态。一个中型坦克连也已在来釜山的途中。范佛里特又调55岁的美第1军参谋长查尔斯·科尔森准将接替杜德统管战俘营。救出杜德，他被告知说。
清晨，克拉克一觉醒来便急于投入新的工作。他驱车来到机场，与李奇微一起飞往韩国。飞机起飞后，李奇微对他说，“我们在韩国遇到一个小小的麻烦。据说几个战俘劫持了一个名叫杜德的战俘营长官，并将他作为人质扣押起来。到第8集团军司令部，我们必须先处理这件事，将事情真相查清楚。”李奇微决定自己来处理这一棘手问题，不想这么快地把它扔上克拉克的餐桌。
克拉克被这一消息吓了一跳。“虽然事先我在华盛顿听过有关各种可能发生的汇报，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巨济岛以及我们后方正在发生严重的战俘问题。”
到第8集团军司令部后，李奇微急忙给范佛里特下达书面命令：“立即在战俘营确立秩序并予以维持，为此可使用任何必要之武力，直到坦克。”如果共产党人抵抗，李奇微就决心“尽全力射击，射击”。范佛里特当即命令第3师一个坦克营马上从200英里外的阵地经陆路出发，然后由登陆舰运往巨济岛。
4
在巨济岛，科尔森将军已全面接管了战俘营。此前他是一名战地指挥官，并不熟悉现在即将从事的新工作。同样，对于板门店正在激烈辩论的战俘问题，他也不过是一知半解。不久他即发现共产党人对待杜德相当不错。不仅允许外面给杜德送去治胃溃疡的药品，而且还允许送去美国饭菜。战俘们未对杜德进行任何肉体折磨，反而尽一切可能使他过得舒适。此时战俘营里的杜德心里明白，如果科尔森试图以武力解救他，共产党肯定无疑会将他杀掉。幸好科尔森对此已有充分认识。上司命他将一份要求杜德能安全获释的官方声明差人送往集中营，他决定等到天亮再说。
5月9日凌晨，科尔森递交了一份官方声明。6小时后没见回音，科尔森又发出一份。最后李学九上校出现在通道门门廓，声言杜德已经承认犯有“虐杀和残暴对待”战俘罪。由于科尔森此时已成为总管，李于是邀请他来集中营与杜德一道参加战俘代表的重要会议。
科尔森对此严加拒绝。他意识到他必须等待，因而没对李下最后通牒。坦克营要到夜晚才能到达，而采取军事行动，则只有等到天亮以后。他与扬特及第8集团军参谋长略作协商，他们也认为目前只能这样做。
科尔森决定不再对战俘做过多让步。他下令禁止各集中营战俘之间相互串门、交往等活动。这个决定惹恼了战俘。他们要求杜德询问科尔森是否可以不中断战俘们的往来。如他收回成命，并保证在杜德获释后彼此能相安无事，他们就答应释放杜德。科尔森同意了。
杜德的审判会就如同一个东方样板的法国革命法庭。杜德被开列了19条虐杀和伤害战俘的罪状。由于翻译起来相当困难，会议议程不得不长达数小时之久。在集中营外面，科尔森调来第38步兵团充实了各营地的防卫力量。所有战略要点都配备了自动枪炮。科尔森还令第38步兵团团长草拟一个捣毁76号集中营的作战计划，使用的武器包括坦克、火焰喷射器、装甲车、30毫米口径的多管火炮、催泪弹以及防暴枪。
中午刚过，范佛里特飞到巨济岛。他通知科尔森说，他、李奇微以及克拉克一致同意严禁记者采访和拍摄巨济岛上混乱不堪的景况。科尔森打算给俘虏们以和平投降的机会。因此，在动用武力将战俘们赶往邻近一些小集中营之前，他始终没有硬性闯入集中营。虽然他此时很清楚，他有权使用任何必要的武力手段以解救杜德和制服暴乱者。范佛里特为科尔森规定了动武的具体时间，强调说，必须在第二天绑架达到100小时时中断谈判。
黄昏时分，杜德与科尔森通了话。审讯还在进行，看来整个晚上都不会结束。杜德要求将期限延长到第二天中午。科尔森与第8集团军进行磋商，对方没有松口。最后期限仍定为100小时。
20辆坦克冒着倾盆大雨进入预定战斗位置，其中5辆配备了火焰喷射器。16个小集中营已做好接收76号集中营战俘的准备。防毒面具分发下来，心神不定的士兵在安营扎寨后转入休整。杜德与科尔森最后一次通了话。互道再见时两人都明白：杜德在这次行动中是必死无疑了。
5月10日天刚破晓，战俘们向科尔森提交了一份请愿书，提出了最新要求。这份请愿书的英文译得既匆忙又蹩脚，有的地方甚至语意不通：立即停止你的军队的“野蛮暴行，停止侮辱、拷打、强迫写血书声明的做法，停止威胁监禁、大量虐杀、机枪扫射以及用战俘做毒气、细菌武器和原子武器试验品的做法，按国际法保障战俘的人权及生命。”也不要再强迫战俘进行所谓的甄别。
科尔森进退维谷。他毕竟不愿看到惨烈的流血和杜德丧生。于是，他打电话给扬特。战俘们所开列的“罪行”，绝大多数是虚构的，联合国军从未这样干过。“我为什么不通知杜德说这些指控是不真实的呢？”他问扬特。如果扬特被授权宣布放弃有名无实的甄别，战俘们也许能听从劝说将杜德释放。扬特就此主意与第8集团军参谋长进行磋商，后者予以同意。
科尔森立即给战俘写回信。他首先声言美国人并没有犯那些所谓的罪行。然后他答应对战俘不再进行强迫性甄别。他要求至迟在中午以前将杜德释放。
战俘们就科尔森复信中的措词争论了好几个小时。中午过去了。下午也已过去一半。最后杜德——战俘领袖们就坐在他身边——打电话告诉科尔森，说以前曾有一些战俘被杀了。科尔森显然不能否认这些事实。杜德按战俘们的要求修正了科尔森的回信。科尔森最后同意并通知了扬特。
李奇微了解到战俘们的要求后，企图阻止科尔森予以答复，但为时已晚。范佛里特向他担保说，科尔森的答复决不会承认犯有任何非法和应受谴责的罪行。直到傍晚，仍听不到有关科尔森谈判结果的回音。
由于翻译的困难和反复讨论，等战俘们研究完科尔森的复信时，夜幕已悄悄降临。最后，战俘们对它表示满意。复信中科尔森承认，“以前确曾发生过几起流血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联合国军士兵曾使许多战俘伤亡。我承诺今后按国际法原则给战俘以人道待遇。”对于广大战俘来说，这的确是一场令人眩晕的胜利。
科尔森在声明上签字后，杜德也被要求署上姓名。当杜德签字后抬起头来时，战俘总翻译官张泽石注意到将军脸上挂着几滴水珠。战俘代表们依次上前与他握手。张走到他跟前，发现那些水珠竟是眼泪。“我忽然觉得在他脸上新增加的皱纹里隐藏着某种人类共有的东西，不由得握紧他的手摇了摇，我希望他能懂得一个中国人的心地。”
当晚9时30分，神色忧郁的杜德缓缓地步出76号集中营的营门。他的脸上显露着胃溃疡的折磨和煎熬后的痛楚。他的军人生涯就此终结。
范佛里特似乎看轻了科尔森信件所造成的危害。可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却被下列事实惊得目瞪口呆：科尔森不仅承认发生过屠杀战俘的事例，而且还承诺今后“给战俘以人道待遇”。
翌日下午，李奇微夫妇离开了日本。这是一场伤感的道别。夫妇俩对于即将离这么多日本朋友远去而深怀歉意。在送别宴会上，吉田首相感动得不能自持，几乎无法念完他那份言辞谦逊的送别词。李奇微起身致词时，喉头也不免有些哽咽。“我们曾在一起密切工作，共同处理那些意义重大而又极为艰巨复杂的问题。我越来越感受到他那和蔼可亲的性情。这使我无比敬仰他，把他看作一名故交，一位难得的朋友”。去羽田机场的大路两旁到处是挥手致意的人们。“他们表达了一种炽热的情感，这是祝愿和友谊的象征。这么美好的留念我必予以珍藏”。
李奇微刚步出一个是非之地，又作为北约的首脑走进另一个。在过去的17个月里，他感到了胜利的喜悦，也品味了非难带来的苦涩。人们一面称赞他使一支打了败仗的军队变成了胜利者，一面又责备他在板门店的立场过于强硬。参谋长联席会议早有解除其指挥权的打算，然而最终却把他送上一个几乎与美军参谋长平起平坐的位置。难道只有把他打发走，他那位在东京的、较为顺从的继任者才能达成最后的停战协定吗？但不论怎么说，李奇微仍将全力以赴，就如同他在韩国的所作所为。因为执拗是他的脾气，只要认为正确他就必定去做——从不计较这样做的后果。
那天晚上，在汉城第8集团军司令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仍留有被囚痕迹的杜德将军，讲述了他遭劫及被释的经过。在声明的最后他称，“战俘们的要求微不足道，战俘管理当局所做让步也是区区小事”。
这些话使克拉克深感震惊。更令他震惊的是，范佛里特在写给他的一封信中竟然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5月13日，克拉克任命美第2师副师长海登·波特纳准将接替科尔森将军任战俘营总管。绰号“公牛”的波特纳是一个中国通。他虽长了一副五短身材，却显得机敏干练。年轻时他在中国呆了6年，当过骑兵侦察分队队长，作过汉语翻译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约瑟夫·史迪威将军麾下干过18个月，后来在中国作战指挥部担任过6个月的参谋长。
接到克拉克的调令时，波特纳正在东京度他的休整假。克拉克向他清楚地阐明了当时的形势：巨济岛正发生公开的暴乱，业已持续数月。接着他给波特纳下达了命令。命令简洁明了，使他不至于误解：“你必须重新控制巨济岛上反叛的战俘，并维持今后的秩序。”
克拉克进一步阐述道，巨济岛之事威胁了正在板门店进行的停战谈判。他说，巨济岛上所发生的一切，已使美军丢尽了脸，这种局面决不能再容忍下去。
“整肃巨济岛意味着要流血”，波特纳答道。
“干你必须得干的事。我支持你”。
波特纳随即飞往釜山，当晚下榻在扬特将军处。两人与杜德一起共进晚餐。杜德是波特纳在西点时的老朋友，他就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向这位新长官作了警告。粗壮的波特纳自感比他的前几任更优越几分。“首先，我直接从克拉克将军处得到明确指示——为重新控制战俘营，他会全力支持我采取任何行动。其次，目前大军云集巨济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远比杜德和科尔森时为大。”他再次强调了在亚洲的9年经历。“我不光会讲汉语，也同样理解东方人的心理。”凭借这些优越之处，“公牛”波特纳对粉碎这个小岛上的密谋充满着自信。
次日上午，波特纳走进科尔森的办公室。科尔森表现得镇定自若，就像平日里一个老资格的长官在向新来的下属传达特别指令。刚刚在釜山耳濡目染了一场新闻风暴的波特纳，不由地暗自称奇。为对集中营先有一个初步印象，波特纳坐上吉普车去集中营区兜风。忽然，他被映人眼帘的景象惊呆了。战俘营里的气氛不仅紧张异常，而且咄咄逼人。“在战俘营里，俘虏们不时地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游行，挥舞共产党旗帜，一齐大声唱歌、喊叫。营地中央矗立着斯大林和金日成塑像，一旁的旗杆上红旗在迎风飘扬。战俘们试图推倒营地周围的环状栅栏，还不住地咒骂在外边巡逻的韩国士兵。各个集中营都在铁皮棚子顶上安置了一名充当哨兵的战俘，传递和接收着某种信号。从外面望去，营地和营房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营地的环状栅栏由一排排几近腐朽的小树干构成，一卷卷倒刺在外的铁丝网相互缠绕其上。圆桶状的岗楼坐落在栅栏以里的角落处。无怪乎那些稍有理智的士兵总要称这里是一塌糊涂。”
此时宣传战线上也是一塌糊涂。在整个共产党世界，报纸的大字标题都是有关杜德认罪的公告。那份供驻韩国和日本的全体联合国军事人员阅读的《星条旗报》，登载了反映战俘暴乱、死伤以及大量共产党宣传品的新闻图片。在板门店，南日正经历一个特别愉快的时刻。对于杜德的供认不讳，他的兴奋溢于言表。联合国军的一揽子建议，他说，恰恰表明“你方并没有愿就战俘问题达成一项协议，从而在朝鲜实现停火的诚意。铁的和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我们的被俘人员正在对你们的非人道待遇进行决然的抗拒，正在同你们的强迫甄别进行正义的斗争。事实证明，你方强行扣留我方被俘人员充当炮灰的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尴尬的乔伊只得答复说，看来很明显，共产党方面仍不打算接受4月28日联合国军提出的公平合理的停战建议。在返回基地兵营的路上他心里清楚，他的一揽子方案，其失败的命运已经昭然若揭。果真如此，他将不得不辞去首席代表的职务。这天的《星条旗报》上没登载慰问辞。有两版篇幅被共产党提供的图片占得满满当当。图片上的联合国军战俘，有的正在做游戏，有的正在自由活动。这些图片旨在向全世界表明共产党人对待他们的俘虏是多么的人道。
那天，在第2后勤司令部，第8集团军的一个军官团裁决杜德和科尔森不受指责。但范佛里特将军却建议给予杜德以行政处分，给予科尔森以惩戒性处分。克拉克对第8集团军的裁决报告极为不满，决定重组调查团前去审理。新调查团将两位准将降级为上校。由于扬特没有删除科尔森声明中那些极具危害性的言辞，调查团也一并将他处罚。陆军部对上述决定表示赞同。
第二天一早，波特纳接到报告，说一个志愿军战俘营正在举行大规模示威。一个美国兵开枪打死了一名战俘。这时的波特纳简直无愧于他的绰号。“由于汲取了杜德的教训，起初我决定先置身事外。后来我发现我的参谋人员缺乏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办起事来很不得力，而我以前曾同他们打过10多年交道，无论是作为朋友，作为盟邦，还是作为敌人，况且，我还是这里的总管。于是，我决定承担起责任。”
为不引起注意，他带上随从参谋，乘吉普车绕道来到中国人战俘营。他们见到了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在集中营里，近6000名中国战俘，人手一面蓝色或黄色小旗，正在有节奏地高声或低声吟唱着，手中的旗帜也随之舞动，在集中营外面，数千美军士兵喧嚣成一团，好像正在旁观一场大火或者争看一场演出。他们一面挥动着拳头，一面向中国人喊着粗话。
波特纳命令一个随从，二级准尉罗伯特·米尔斯，去把这伙美军的头头、志愿军战俘头儿外加一名翻译一同找来。“不要通知其他人，也不要让这帮家伙看见你。”
米尔斯带回一个谢了顶，留有一撮小胡子和一身步兵装束的人。
“谁是这里的指挥官？”
“是我。”说话者是9团3营营长罗伯特·加勒特中校。
“这是怎么搞的，真见鬼！让那些与该集中营无关的美国杂种滚蛋！”
不到半小时，加勒特报告说示威已停止。调查表明一名战俘被杀，责任在美方。波特纳派人送去20卷手纸和一夸脱红药水，让中国人制作举行葬礼用的纸花。“我告诉他们，我将派一名美军上尉代表我出席葬礼。他们要求让7000名战俘步行去墓地，对此我加以拒绝。但我安排了一辆配有卫兵的卡车，用来运送尸体和参加葬礼的人。此后，中国战俘营再也未找我的麻烦。”
5月17日，克拉克将军通知乔伊上将，不再在巨济岛进行个人甄别。“只要可行，即派联络官通知共产党方面，说大约8万人将重归其控制。同时指明，只要他们原则上同意修正后的数字，不久即可得到一份至少不低于该数字的战俘花名册。”
克拉克的建议使乔伊及代表们大为震惊。他们答复克拉克，“我们认为，提供给共产党的任何新数字必须是一个确定的数字。重复一下，确定的数字。而不是阁下信件中所计划的那个大约数。在我们看来这一点绝对必要。联合国军向共产党方面提交一个新的、庞大的不确定数字，必将使其倍受鼓舞，从而采取进一步的谴责行动。而由此造成的对问题的拖延，又要迫使联合国军再次增大刚刚提交的数字。总之，提交一个新的不确定数字，关系到联合国军能否坚持其鲜明的立场。这是一个至关重大的问题。”
为提防将来发生大规模的暴动或逃跑，波特纳构思出一个分三步走的计划。首先，逐渐控制拥挤超员的所有战俘营；第二，拆毁那些不适宜居住的战俘营和难民村；第三，将参与骚乱的战俘驱往新落成的小型集中营，每营至多不超过500人。最后一步几星期后实施，而头两步必须立即执行。“我还对战俘施以手腕，旨在使北朝鲜人与中国人相互为敌。我先到中国人那边。为诱其上钩，我故意用模棱两可的言辞迷惑他们，让他们觉得似乎他们得听北朝鲜人的。后来中国人发觉在我面前丢了‘面子’，于是，他们和北朝鲜人之间就产生了裂痕。另一方面，北朝鲜人试图压我谈判，但我需要时间来建立管理规章。因此，我让部下将战俘们写给我的信全都交到我手上。我至今记得，有一次我觉得一封信中提出的要求太过分，于是大吼了一声，‘战俘岂可谈判！’结果反把副官吓了一跳。”
随着战俘营内紧张局势与日剧增，一些观察家对波特纳的推土机策略提出了抗议。美联社报道说，波特纳是以“沙袋、掩体和重新配置的火力”来支持其政策的。在各个战略据点都修筑起掩体，“每个掩体都由2至3名联合国军士兵24小时轮番执勤。车箱四周架设着50毫米口径机关枪的卡车在集中营门口警戒。22辆坦克随时处于战备状态，一俟命令下达，即可马上出击。波特纳还下令将位于集中营区角落里的岗楼向外挪移50英尺，给机枪手们以更为广阔的射击视角。”不用说，波特纳来前，岗楼是位于集中营区里面的。为避免侵扰，他就把它们移到外面。一周之内，波特纳整顿了管理局，剔除了不胜任工作的员工，动员起全部军队进入战斗准备，并命令他们枪不离手。他向各个集中营下达命令，让战俘们降下旗帜，涂掉带侮辱性字眼儿的标语，并捣毁共产党领袖的塑像。不过，他往往留出一个恰当的时间，以让他们从容照办。
“我们从未使他们感到意外，”波特纳追述道，“所有的命令都以书面形式下达。有关内容不仅通知他们的头头，还通过广播让所有战俘知晓。为不暴露我们的意图，所有参加行动的士兵都是分批分步进行演习。因此，当我们发起行动时，战俘们都对行动的突然性和细微之处的准确性深感惊讶。我勒令营房顶上打信号的战俘限期撤走，他们果然进行抵制。直到从不远处射来一颗8号滑膛枪弹击中一个人的大腿，他们才最后撤离。我的下一道命令是禁止战俘们倚靠环状栅栏并将其活动范围限制在距栅栏5码以内。结果他们服从了。”
波特纳还竭力提请美国兵们注意：对他们的战俘给以人道待遇，或许能为在北朝鲜战俘营里的自己人换来较好的对待。对战俘施加过多暴力的美国兵受到惩处。由于韩国卫兵对战俘的态度极为恶劣，波特纳将他们全部从靠近营区的岗位上撤换下来。
到5月22日，神情沮丧的乔伊确信与共产党的谈判已经无望。他对其对手说：
这些冗长乏味的会谈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你方从未打算为谈判带来诚意。从一开始。你们就对会议议程百般挑剔。你们为讨价还价，不惜编造不合乎逻辑的问题，以致它们自相矛盾。当你们发现我们之间业已达成协议的履行不尽合你们心意时，你们就对其横加否认。你们根据自己的利益杜撰出罪名，然后对我们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当所有诡计都已用尽且证明无效时，你们就醉心于谩骂和攻击。你们经常使用拖延议程，强词夺理以及矫揉造作的手法来阻碍停火协议的达成。本来，达成这样的协议，如果双方在会议桌前表现出同样的真诚，那将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会议记录中没有一件事表明你方的确是出于真挚和诚恳的心愿以取得会谈成果，而这些成果正是该谈判所预计要实现的目标。相反，在全世界面前，你们的行为越来越证明，你们既缺乏谈判的真诚，又缺少崇高的目的。你们之所以坐在谈判桌前，是因为你们想争取时间以重整被击垮的军队，是因为你们想在谈判桌上得到你们的军队在战场上所得不到的东西。你们的本质决定了你们无法理解联合国军的正义和尊严。对你们来说，这真是天大的不幸。你们更不可理解的是，这些强大、自豪和自由的国家，正是因为强大，才这样不计牺牲而捍卫人类原则，正是因为自豪，才这样面对诽谤和欺诈而保持尊严，正是因为自由，正是因为不惧怕真理，才这样敢于说真话。你们的行为正相反。你们总是将怀疑、贪婪和奸诈转嫁到联合国军头上，孰不知这正是你们自己的惯用伎俩。你们总是从字缝里挑出字来，从别人的好心里找出阴谋。
经过数月的谈判，联合国军司令部终以异常坚定和不可变更的口吻告诉共产党方面说，他们决不从有关战俘问题的立场上退却。
4月28日，我方曾就双方遗留的问题向你方提出一项平等、具体的解决方案。我们当时告诉过你们，现在依然要告诉你们，我们坚决遵守人道主义原则，坚决维护个人抉择的权利。这些都是无价之宝，我们决不会拿原则作交易。再多的争吵和谩骂都无济于事，我们决不会为其所动。至于恢复和平和使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免遭涂炭，你们只要怀有一丝这样的愿望，就会对解决问题抱以诚意。这种诚意，正如我在双方第一次会议上所说，将直接决定着双方谈判的成败与否。选择权操在你们手中。
在10个月零12天以后，对我来说已无事可做。谈判已没有余地。现在，我把继续同你们交涉这份不值得羡慕的工作移交给威廉·K·哈里森少将，他将接替我担任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愿上帝与他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