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迫成为这些战争贩子的工具，受命投掷了细菌弹”·第三十八
作者：约翰·托兰 ·美国
出自————《漫长的战斗》
出自————《战争通史》
（6月23日－9月28日）
1
李奇微一到巴黎，墙上的标语触目皆是：“李奇微，滚回去。”大都市的警察摩托车队护送着李奇微，其场面是令人难忘的。当李奇微及其夫人的车队招摇过市的时候，有一名男子突然冲开了警戒线，叫喊一些谁都听不懂的话。但李奇微认为，这一不友好的行为无疑受到共产党人的指使，他们仍在朝鲜制造事端，此事并不反映法国人民的真实情感。
其时，艾森豪威尔将军得了眼痛病，卧室里的光线调得十分暗淡，他在那里接待了李奇微。他们在北约谈到了一些重大问题，在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非正式的会谈以后，李奇微了解到艾森豪威尔的全部观点。艾森豪威尔将离开法国，参加总统竞选，他意识到，李奇微并没有解决朝鲜的问题——发生在板门店的小小的争执只是发热而没有发光。如果他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决心迅速地结束这场战争。
乔伊因为没能达成协议而情绪沮丧，虽然他离开了板门店，但是，除了显然是难以解决的战俘遣返问题以外，他已成功地解决了所有问题，有大量的易手交换，但在很多事情上，他获得了比华盛顿所期望的更大的成功，他从来没有在每个至关重大的问题上做过让步，不论他遭受多大的痛苦，他一直设法压抑着自己的感情，总是忍耐着坚持谈判。
接替他的是威廉·K·哈里森少将，他作为谈判代表已在板门店工作了4个月，5月23日，他以饱满的精神投入了这场唇枪舌战。他出生于名门望族，这一家族产生过一位《独立宣言》的签字者和两位总统。他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性情开朗。他哼着小调，以友好的微笑招呼着众人，快步跃入板门店的谈判篷。他准备去谈判——根据自己的主张。比如说，在第一次全体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他心平气和地把下一次会议推延了4天，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日常举行的会议时间按共产党人所希望的长短来进行。
他确信，共产党人在打一场拖延战，“用语言而不是用武器来作战，”他曾对一位记者说：“他们不想让我们如愿达成停战协定，以此要挟我们让步，滚回老家去。既然我们都是聪明人，我们就要实现我们所希望的停战。做事应当有一定的目的，如果我们没有目的，也许我们最好什么都甭干。”共产党人有一个目的，他们想主宰世界，而且不容真正的讨论商议。“当你与人进行协商的时候，你们双方都试图获得一个结果，”可共产党人从来都不是这么做的，他不准备听取共产党人的任何胡言乱语。
南日对这样一位人物毫无防备，在经过了几天反复的讨论以后，哈里森开始强硬起来，他平静地说：“显然，我能够使你相信的唯一方法，我想说的意思是起身告辞。”他和他的全体谈判代表陆续退出谈判帐篷，惶惑的共产党人在他们的身后惊讶地看着他们，哈里森识破了毛泽东拖延谈判的战术。
像哈里森一样，波特纳也是一位实干家，他决定新建一些小型的战俘营，以便把那些骚乱的俘虏隔离开来，他打算首先从最不驯服的俘虏营动手。6月10日上午5点15分，那天正好是杜德将军获释一个月，76号营地外面，人们叫嚷着命令76号营地内的战俘以百人为一队集合起来，准备在半小时以后把他们迁移到新的战俘营去，如果他们好好配合，也许谁都不会受到伤害。一切正常进行，波特纳站在附近一个低矮的山坡上审视着现场，每一项工作，哪怕最细微的琐事部按计划做得井井有条，他胸有成竹。
一发信号弹缓缓飞向天空，187团战斗队向前开进。步枪上的刺刀闪闪发光，隆隆挺进的“巴顿”坦克把篱笆柱子轧得粉碎，带倒钩的铁丝网轧进了尘土里，此时，催泪弹的烟雾笼罩了76号营地，步兵背着火焰喷射器追随坦克之后，然后是戴着防毒面具的伞兵来了，他们的步枪已装上了弹盒，当然，除非得到命令，他们不得把子弹推上膛。
一阵愤怒的尖叫从76号战俘营传出，很快，同样的叫喊声传遍了邻近的战俘营。战俘们用尖刀武装起来了，他们削尖了帐杆，并且手挽手地唱起悲壮的歌曲。迎着密集投来的石块和梭镖，美国军人坚定地开进。爆炸的催泪弹散发出一股股螫人的白色烟雾，从火焰喷射器吐出的火舌使建筑物燃起了熊熊大火，震荡弹击中了死硬战俘的隐蔽所。美军士兵迎着顽强的抵抗进抵到第一道阵线，并在那里停了下来。
“把他们挤到B线！”波特纳下达命令。
戴着头盔的伞兵开始慢慢地迎着越来越弱的抵抗前进。至此，大多数战俘已被催泪瓦斯熏得喘不过气来，他们迈着踉跄的步子开始向中部的空地上汇集，勾住的双手按在头顶表示投降，其中有些人被那些企图继续顽抗的战俘打死或打伤。大约有1550名战俘在营地边远的角落对伞兵发起了进攻，这些伞兵是在未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前去集合那些战俘的，战俘们先后投出了震荡弹和催泪弹。突然间，一群约有300人组成的战俘向伞兵发起进攻，并将伞兵击退。伞兵稳住阵脚后继续挺进，他们只使用刺刀和枪托，白刃战变得疯狂起来，尽管有些伞兵被长矛或被带倒钩的铁丝击中，但这支训练有素的部队仍是一弹未发。直到6辆“巴顿”式坦克开到，这场搏斗才告结束。在这场搏斗中，41名战俘被打死，数百人受伤。美军方面有1名伞兵死亡，14人受伤。
波特纳走进依然火焰滚滚的战俘营，他在一间小屋里发现了一具倒挂的战俘尸体，显然，这么做是为了儆戒那些不愿积极参与反叛的战俘。伞兵们在一条水沟里找到了李学九上校，他们粗暴地把他拖出水沟。他们还发现了两份计划，其中一份是进行抵抗的防御计划，另一份是准备于6月20日结伴越狱的具体方案，这一方案号召战俘躲进深山，对一切阻挡方案实施的人格杀勿论。
波特纳的打击终止了任何越狱的企图。76号营地的6500名共产党人，在他们以500人为单位重新组合，安置在新建的战俘营时，他们没有做出任何抵抗。77号营的战俘，他们同样献身于共产主义，可他们也是二话没说，服从了新的安置。为了防止在战俘中出现新的武器库，营内进行日常的监督，有规律地搜查违禁物品。反共的战俘被转移到别的营地，把他们隔离开来以保护其安全，使他们免遭敌人所施行的恐怖行动。不久，亲共产主义的战俘被转移到其他海岛的新建战俘营，巨济岛上的战俘便被分成两半。
波特纳的做法激怒了共产党新闻界，甚至使很多西方人也大为震惊。加拿大人通过他们的驻华盛顿大使休姆·朗，表现得尤为尖刻。这位大使经常痛斥美国人，他说只要少量的部队和军官就可把混乱的局面整顿好。
贝却敌和温宁顿也发表了谴责性的报道，他们先前在开城所写的关于谈判及谈判中的枝节纠纷的报道要比西方记者的报道更为真实。但是，巨济岛反叛事件以后——他们明显反映出对巨济岛大屠杀的恐惧——他们的叙述是附和了北朝鲜和中国记者的报道。玛吉·希金斯对贝却敌的变化大为惊奇，她感激他以前曾给予她的帮助，并把他看成是一个误入歧途的理想主义者，但现在，他正为共产党人滔滔不绝地发着议论。即使这样，她仍然喜欢他，就像其他许多西方记者那样。而在另一方面，温宁顿由于其傲慢自大的态度，几乎受到大家普遍的厌恶。美国人为了报复他而送给他一块蛋糕：蛋糕上插着一支用桃红色的酥皮做成的阴茎，上面刻划着这样的题词：“生日快乐，挺起你那玩艺儿！”
不论美国人干过多少好事，也不论他们受到过多么严厉的挑衅，显然，他们在全世界的形象已被他们残酷对待战俘的行径所玷污。只有联合国战俘的新闻报道通过图片显示出他们过得很快活。毫无疑问，正在赢得这场宣传战的是共产党人，这主要是因为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得到许可，察看了联合国战俘营，当然，他们不准进入北朝鲜的战俘营考察。
2
在板门店，整个6月份过得平平淡淡。哈里森力图指望休会3天来激怒南日，但收效甚微。于是，他建议由中立国对战俘重新进行甄别，如果共产党方面还是不愿意在作过这种甄别后达成停战协定，那么，联合国军将仅仅根据战俘的宣誓，释放除选择遣返者以外的所有战俘。在共产党人签署停战协定之前，他将继续奉行他的休会策略。
7月26日，他宣布，全体会议在休会7天以后方可重新进行，这使南日颇为诧异。在南日提出异议时，哈里森尖锐地评说道：
在这几次会谈中，我们一直在声明中克制着自己，并试图做到实事求是。而在另一方面，你们所作的陈述显示出十足的虚伪，你们说，我们想扣留你们的战俘。但就我们所知，世界上人所共知的事实是，那些战俘害怕回到共产党人控制下的仁慈之中而沦为奴隶。
你们说，我们践踏了日内瓦公约——一个旨在保护个人人生权利而不是保护极权统治者暴政的协定。也许，没有哪一个政府，没有哪一支军队比你们更随意地忽视或践踏日内瓦公约了。你们没有权利来提起这些道义上的问题，也没有权利提出日内瓦公约的问题。你们对我们的行为所作的声明纯属无中生有，每一个人都认为，这种谎言只不过是共产党人进行宣传的一个典型事例罢了。
他又接着说，他的代表团将于8月3日返回，然后，他便率领他的全体谈判代表走出谈判帐篷，踏上归途。南日目瞪口呆，连反驳的机会都没有。哈里森手下一位名叫威廉·瓦彻的年轻代表恭贺他作了如此气势磅礴的演说。“瓦彻”，将军用他的田纳西语调慢吞吞地说：“这都不是我自己的话，是上帝把这些话语放进了我的嘴巴。”
3
自从萨姆斯将军和克拉克上尉为了确定关于北朝鲜流行瘟疫的传说是否属实而作了那次天真的考察以后，中国一直谴责美军在进行生物战。
美国人驳斥道，除非敌人首先使用生物武器，美国将永远不会使用这种武器。但是，美国人的反驳并不能消除中国方面的疑虑。在这种极不信任的背景下，现在，中国方面坚信，美国人确实在朝鲜进行了细菌战。1952年2月8日，周恩来愤怒地宣布，使用生物武器作战的、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将作为战犯处理。几天后，苏联方面也表明了同样的态度，他们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上对美国人进行细菌战提出了类似的谴责。
3月26日，周恩来给联合国秘书长发去一份电报，声明说，他的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北朝鲜的“正义立场”，“谁都知道，美帝国主义在其干涉朝鲜的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武器，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他列举了大量的事实。
“必须指出的是，美帝国主义在它所发动的干涉朝鲜的战争中，在遭受了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毁灭性的打击以后，被迫进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帝国主义绝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它在谈判过程中，一方面使用各种无耻的拖延手段阻止谈判进程，另一方面又无情地使用残酷的细菌战。”
周宣称，美国空军出动了448架次飞机，在中国东北上空散布了大量携带细菌的昆虫，企图进一步实现美国“侵略中国”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大规模屠杀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犯罪的、恶毒的手段，威胁中国人民的安全。”
美国方面把这些抗议看作是一派胡言。不过，北朝鲜确实发生了流行病，所以，北朝鲜人坚信，美国恶魔投掷了带毒的昆虫，这并不缺乏逻辑。难道他们用炸弹残杀全体人民还不足以表明他们的灭绝人性吗？
周恩来提交的报告清清楚楚地证实了中国方面的谴责。一星期以后，美国飞行员，空军中尉肯尼思·伊诺克终于坦白交待，他投掷了细菌弹，他驾驶的B－26轰炸机是在2个月以前被击落的。几天以后，他的同伙约翰·奎因也坦白了罪行。“非常清楚”，他交代说：“华尔街的资产阶级战争贩子们，他们贪得无厌，为了给自己攫取更多的金钱，企图使这场战争蔓延开来，他们制造了这场生物战的可怕罪行，……我被迫成为这些战争贩子的工具，受命投掷了细菌弹，对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犯下了极为严重的罪行。”中国人民一直宽以待人，他说：“他们发给我保暖服御寒，给我送来可口的食物，还提供了被褥和温暖的住所。对他们给予的友好待遇我将永志不忘。在志愿军耐心细致的关照下，我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我极为内疚，消除这个包袱，坦白悔过，使我心里得到安宁。我承认我对中朝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很显然，这份自白书的语言既不自然，又不合文理，它是在共产党的授意下写成的。
到7月份，细菌战成了一个全世界关注的问题。许多同家发生了由共产党策动的骚乱，接踵而至的怒潮，加上美国人在巨济岛所干的活生生的恐怖行径使得哈里森在板门店的工作几乎没法展开。“巨济岛呵！”俄国的《真理报》惊叹道，“你使我们认识到，‘文明的’美国佬甚至比残忍的希特勒分子更残酷、更无耻。达豪 [ 译者注：达豪是德国第一个纳粹集中营。1933年8月10日在慕尼黑北16公里的达豪市郊区建立。由150来个支营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营至少关押过16万人，支营关押过9万人。至少有3.2万人死于疾病、营养不良和非人的虐待，有更多的人被运往在波兰的灭绝营。马伊达内克是德国纳粹集中营和灭绝营，位于波兰卢布林东南部。1940年11月建立，最早用于关押苏联战俘。后因冻馁全部死去。1942年秋，该营又成为犹太人灭绝营。起初几个月是将被害者在附近森林中集体枪杀，后改用专门为集体屠杀建造的毒气室。1943年11月，营内绝大多数的人被消灭，党卫军并力图消除集体屠杀的痕迹。估计死于该营的人数为20－150万。 ] 只是一个死亡营，马伊达内克只是一个死亡工厂，而整个巨济岛却成了一个死亡之岛。”
《真理报》刊登的另一篇文章把美国将军称为“戴白手套的屠夫，嗜血成性者，他们借助于细菌、跳蚤、虱子和蜘蛛来进行战争，他们是从事了历史上最残忍的大屠杀的死亡贩子。”
坎特伯雷大主教休利特·约翰逊博士也口诛笔伐。7月份，他从中国回到伦敦以后，在英中友协的一次会议上，他说：“关于细菌战的事实是确凿的、无可辩驳的。”在沈阳，他看见了一些从滑冰场上搜集来的昆虫，这些昆虫被存放在试管里面，别人告诉他，这些都是被毒菌感染了的昆虫。在东柏林，世界和平理事会谴责美国人不仅在朝鲜倾泻了受毒菌感染的生物体，而且还在沿海捕鱼水域投放了毒药。
这些谴责更加剧了中国和北朝鲜竭力对被俘的美国飞行员的逼供。“进行细菌战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弗洛伊德·奥尼尔中尉承认，“美国人民必须意识到这些可怕武器的严重性，大家一起来制止这场细菌战，只有到那时，全人类才能享有和平。”
“我希望，每一个读到这份声明的人都知道，”保罗·尼斯中尉写道，“是我的正义感、我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驱使我，希望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事实的真相，我向全世界提供这样一个事实，美军正在朝鲜使用一种不人道的武器。”
除了这少数人，美国飞行员都顶住了来自中国方面极为巨大的压力。
一连几个月，中国方面都阻止国际红十字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对细菌战的说法进行调查，他们认为这些组织怀有偏见。他们完全信赖国际科学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富有同情心的西方人土，包括剑桥大学生化学家李约瑟这样的著名人物组成。
“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确实成了细菌武器的目标，”该委员会的报告说，“这些武器一直来为美军所使用，美军应用了大量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这些武器。”这些结论是国际科学委员会得出的，但只是勉强得出，因为该委员会的成员发现，“在各国人民发出的世界性的责难声中，这样一种野蛮的方法竟能一贯得到实施，”这难以置信。
又有3位美国飞行员的坦白书支持了共产党的断言，他们是在同一架B－26轰炸机上被击落的，这3个美国航空兵是：空军中尉、飞行员詹姆斯·E·格默，领航员、空军中尉戴维·E·彭尼和投弹手、空军中尉博比·哈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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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前线的战事相持不下，但是，为了夺取铁原附近的那片荒地，双方在一个绰号叫“老秃山”的高地周围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互有人员伤亡。从6月6日到7月21日，克拉克的部队死伤351人，而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估计为1093人。随后，暴雨连下6天，溪涧、河流水位猛涨，桥梁被冲垮，道路或被泥石流堵塞，或被冲毁。第2师企图再次获得“老秃山”的控制权，于7月底在前线发动了一次进攻，其特点是规模小，但战斗十分残酷。
在西线边远，临津江附近的一个称作“凯利”的高地发生了
一场艰苦的争夺战。7月30日，约翰·艾森豪威尔少校在第15步兵团指挥部报到。他是一位新被任命的军官。他得到指示，他的第1营集结待命，准备在早晨发起进攻。就在启程前往朝鲜之前，约翰与他父亲道别，他父亲在芝加哥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我们没有谈及什么重大问题，但在交谈过程中，爸爸向我提出劝告：千万不要做俘虏。步兵作战时，活生生的人被迫击炮或火炮弹片击中的可能性随时存在，他耸耸肩，表示对此不屑一顾。但是，作为一位新的总统候选人的儿子，我若被俘，不仅会遭受到特别残酷的对待，而且也会使共产党人借机对我敲诈勒索。”
“如果你被俘”，他说，“我估计我得退出总统竞选。”
约翰向他父亲保证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让他不要担心，“如果我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中国军队或朝鲜军队的包围之中，我唯一希望便是信守诺言，而且我希望用我的45毫米手枪先干掉他们几个，然后同归于尽。”
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在营部的指挥官雷德·艾伦少校的护送下来到前沿阵地。强烈的探照灯光束穿过低空飘荡的云雾，把前沿阵地照得雪亮，艾森豪威尔回忆说，“勇士们头顶上白色的光柱穿过云层，反射到前线，看到他们奋战在悬崖峭壁边狭隘的泥路上，一种不安感油然而升。”他们在上山的路上遇到了一位躺在地上的士兵，艾伦把他推醒，但这位士兵不肯向艾伦通报姓名，一怒之下，艾伦对他施行了拳脚，这也无济于事。他不理会从其他美军士兵脸上反映出来的愠怒和害怕，像老师对小学生似的转向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他向你通报姓名，他就是个好士兵，若是他不愿意，那你留着他也无用处。”
艾森豪威尔一来到设在山顶的营部观察哨，就意识到已处在临近进攻的时刻，观察哨高出“凯利”高地，它居于阵地的高处，视野广阔，这使观察所看上去像一个搭在正面的检阅台，这时，3个连的士兵穿过布雷区的两条通路，黑暗的天空逐渐变得灰亮，艾森豪威尔注意到，在观察所的地下隐蔽部里，聚集在一起的不仅有营级指挥官，而且还有团、师和军指挥官，这使他大为惊异，“所有这些高级军官都出来进行观察，看一看一个加强连对一个孤立的前哨阵地发起攻击究竟是为了什么！”
那年夏天，中国和北朝鲜加强了对联合国军战俘的审讯，这使许多战俘起了逃跑的念头。即使所有的逃亡都因逃亡者再次被俘而告流产，直升机飞行员杜安·索伦仍坚信他能如愿脱逃。英国战俘营附近有一附属建筑，他一到那里，就着手为这一冒险行动悄悄做准备，到7月下旬，他终于准备就绪。
他决定找一个同伴，并挑选了一位身强力壮的士兵、卡车司机约翰·肖。肖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他反应敏捷，学了几句朝鲜话，而且体质也棒，肖坚持要把另一名士兵带走。索伦没有指南针，但他能够靠北斗星辨认方位，他们计划在一个暴风骤雨之夜逃跑，到那时，风雨声将有助于他们顺利出逃。
终于在一天夜里，暴风雨吼叫着袭来，索伦用一把磨得十分锋利的钢条，割断了横钉在囚室后窗户上的木条。
索伦在漆黑中带领他的同伙翻山越岭向某一山峰奔去，那是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黎明时分，他们已逃到了山顶。雨止了，他们用了一天时间来到鸭绿江边，都已精疲力竭，零星阵雨时下时停，即使这样，他们还是决定在树林里打个盹再说。但是，第二天上午，一位朝鲜妇女发现了他们，于是，他们再次被俘，并被遣送回战俘营。
“你们犯了企图逃亡罪，已被捉拿归案，”战俘营的李政委说：“你们知道该如何处置？”
“你知道，一个战俘想逃跑，这算不上什么犯罪行为。”
“嗨，这就是犯罪，”李大声叫嚷着。在此以前，他一直以为索伦是一位恬静的囚徒，李接着又说：“中国可不是日内瓦协定的签约国。”
“你说你们的宽大政策比日内瓦协定还好，所以，你该知道战俘想逃跑不算犯罪。”
李气得大叫大嚷，突然，他抡起左手，一拳打向索伦。这大出索伦的意料，这一拳打得他摇摇晃晃，打掉了索伦的一颗大牙，戴在李手指上的戒指还划破了索伦的脸。即使已成这个样子，李还是叫嚷着：“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还认为你想逃跑是合法的？”
索伦退回到一处被看管起来，他轻蔑地吐出那颗被打落的牙齿。“很显然，你是不希望我说出我自己的想法，你只是希望我对你言听计从，这样一来，我能做到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沉默。”
卫兵奉命看管索伦，桌上放着以前发给索伦使用的碗和勺，“这碗我是随身带走，还是怎么的？”
李愤愤地抓起饭碗，一言不发，然后一把将碗塞给索伦。黑暗中，索伦被带到一间朝鲜人用过的房子里，这房子现在就用作禁闭室，他被带进了一间暗室，板门砰然关上，一根沉重的圆木把门紧紧拴住，暗室对面的小窗户上开始钉上木板，索伦清清楚楚地听到上钉声。他在黑暗中摸索，他摸到了稻草，于是就铺了一张床，伸展四肢躺在草床上，就在他迷迷糊糊将要入睡的时候，有一只耗子咬住了索伦的手指，他一把捏住耗子，猛地扔向墙壁，第二天早上，他看到耗子挺尸在墙根。从门缝里塞进了纸张和铅笔，还有配给他的那份米饭，有一张纸上写着这样的话：“你必须认识你的错误。”他在大半天时间里冥想着事件的经过。开始时，逃跑的事搞得如此精彩，后来，突然间出了差错，他大惑不解。“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帮了我那么多的忙，但最后还是回到了这个地方。我想到，在被俘的那段时间，我懂得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以后显然还会学到更多的东西。”
几天以后，李政委的脑袋从门口伸了出来，他问索伦为什么一字不写。“我没有发现任何写检查的理由，我不需要给什么人写检查。”
“你必须承认你的错误。”
“我认错。”
“你把它写下来。”
第二天，李拿起索伦的检讨书念道：“我承认，我犯了错误。”
“你必须把你的错误说清楚，”李说。
此事变成了一次游戏。索伦写道：“我出发了，但我没有地图，不知道是向哪儿走，我也没有指南针来辨别方向。”第二天，他承认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充分。李敦促他写得多多益善。这时，索伦明白了敌人的用意，他用一种不自然的风格写了检查，给人造成一种在胁迫下写检查的印象，但他从不承认自己做过什么错事。李向索伦指出，写一句话，保证不再重犯这类错误，“你必须明确写上，保证不再逃跑。”
“如果你想写这样的保证，那就只好劳驾你了。”
李果然这么做了，此举显然表明他已惯于伪造索伦的笔迹。后来，索伦被处以6个月的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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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季持续到2月底，这大大妨碍了前线的军事行动。即使这样，8月份在“邦克”高地的战斗中，海军陆战队的伤亡也极为惨重，以致不得不搞一次紧急空运以加强兵力。玛吉·希金斯在这场殊死的搏斗中，乘吉普车来到高地的前沿观察所，她看到一位海军陆战队的上校跪在弹坑累累的路边，“他怀抱着一位受伤的海军陆战队军官，这位伤员踩响了共产党埋下的盒雷（box mine）”，造成可怕的后果，地雷炸断了他膝盖以下的双腿，“凹凸不平的弹片飞进了他的脸部和头的其他部位，也飞进了手臂和躯体，他浑身鲜血淋漓，已很难发现他身上还有（如果有的话）哪一部位仍是完整无损的。”
她目睹看这位伤员死去。上校把一件军用雨披覆盖在死者身上，然后转身对她说，“你刚从美国来，”他的表情极为痛苦，“你能不能告诉我，美国人民期望我们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看到那边的山脊了吗？在那山脊的后面，中国人在地下挖掘了火炮掩体，而他们的炮弹正毁灭着这上面的生灵，我们用两颗战术原子弹就可以把他门收拾干净。”前天夜里，该师为了拿下“邦克”高地而损失了100多人，“有些政治家屈从于某些人的压力，决定不使用这种可以拯救士兵生命的武器。我们清楚，很多人将因此而做出不必要的牺牲，可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命令士兵去拿下山头，你能理解我们的感受吗？在这里看过比尔以后，你就说不出究竟哪一种武器更可怕了，这些该死的盒雷，其杀伤力就如一颗原子弹一样，而伤者濒临死亡的痛苦时间却更长。”说完，眼泪顺着他的脸颊唰唰地流下，玛吉的眼也湿润了。
伤亡人数在继续上升，而在板门店，9月份的头3个星期几乎没什么动静，双方都拒不接受对方的建议。哈里森认为，共产党人准备要坐等下去了。他们希望联合国军代表团在极度疲乏中做出让步。9月20日，互相之间的抨击达到了高潮。“你们硬要扣留战俘，这个无耻的计划已经落空”，南日驳斥道，“你们再也不能以此为幌子进行欺骗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不得不在这几次会议上求助于谩骂，歪曲真相，这只能表明你方已变得多么绝望、多么声名狼藉——这多么天真可笑呵！”他滔滔不绝地演讲着。
杜鲁门给军方以有力的支持，自愿遣返联合国军战俘必须在停战协定中得到解决，而不是在某种危险的、望不到尽头的政治会议中去解决。在共产党人大闹板门店4天以后，他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说：“除非我们澄清指责，否则，停战对我们毫无益处。”9月27日，他写了一封私信给克拉克将军打气，信中敦促联合国军的建议应“最坚决地、无条件地”得到实施。
第二天上午，即提出最初的一揽子计划5个月后，哈里森将军简要地重述了联合国军司令部为了打破联合国军战俘问题上的僵局所提出的、结果却被共产党拒绝的先前的那些计划。他敦促共产党人“成熟、细致地考虑我们的建议，为此，我提议休会10天，10月9日11点在此再会”。
但南日依然坚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被俘人员“必须全部遣送回国”，他说，仅此就可以使“朝鲜战争迅速结束”。
“联合国军司令部没有进一步的建议要提出”，哈里森回答道：“我们所提的建议依然悬而未决，联合国军代表团将不会仅仅为了听取荒谬的、虚假的宣传而来此地，因此，联合国军代表团正呼吁休会。我们并不是要终止停战谈判，只是暂时中止，我们将乐于在你们愿意接受我方的任何建议，或者在你们以书面的形式提出你们自己的、可能会导致体面停战的建设性建议的任何时候会晤你们。”联合国军司令部已竭尽了全力，“我没有别的什么可说的，因为你们没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决定休会。”
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的对话终于明明白白地结束了，停战的前景还是那么渺茫。哈里森和他的代表们回到了自己的基地兵营，他们打点行装，准备启程前往东京。前线也处在对峙状态，每一方都变得更为强大，而克拉克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处境：他得使用多大的军事压力才能逼使敌人做出退让而又不会挑起大规模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