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战论的始末·第九
作者：金阳明 ·韩国
出自————《韩国战争史》
出自————《战争通史》
在作战指导上所犯的惜误
第一节 早日结束战争的期望与威克岛会谈
美国决策当局决定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进入北韩以来，正如“九·二七训令”所表明的那样，它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掌握中苏的反应和对韩介入的征候，尤其重视中共在苏联的暗中援助下进行介入的可能性。
中共一直到八月末当人民军还在洛东江前线进行攻势的时候，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主要关心台湾问题，承认苏联在支援北韩中的主导作用。由于美国介入韩国战争、第七舰队部署到台湾海峡而展开的一系列“抗美”宣传活动，其主要目的似乎在于巩固对内新生政治体制的基础。
中共就韩半岛事态对美提出强硬警告，是从九月下旬联合国军到达三八线时候开始的。九月二十二日，中共外长周恩来已经声称：“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到了十月三日，召见印度大使潘尼迦正式表明：假如外军进攻三八线以北，中共军必定介入韩国战争。
然而，美国决策当局鉴于以往中共的多次对美警告都虚而不实的情况，轻视了中共的军事介入。特别是对于通过潘尼迦转达的警告，认为是对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表决韩国统一决议案施加影响的单纯的政治恐吓。
美决策当局在战局好转、乐观气氛高涨的形势下，对于“政治上强硬，军事上软弱”的中共的警告及其军事介入征候，没有当作严峻而现实的事情。
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杜鲁门的指示，十月九日给麦克阿瑟再次下达训令，让麦克阿瑟“如果中共军事先不作预告公然介入或秘密介入时，根据贵官的判断，只要存在合理遂行任务的成功机会，就继续作战。”从而，美决策当局自己把自己的“九·二七训令”即当中共作介入预告时“不得突破三八线”这一内容予以作废，授予麦克阿瑟即便中共军介入，也可按自己的判断继续作战的权限。
以杜鲁门为首的美国决策当局和麦克阿瑟轻视中共的介入意图和介入能力，对早期占领北韩持乐观态度，这从威克岛的会谈气氛和商讨中也可清楚地看到。麦克阿瑟吹嘘，即使中共军的一部跨过鸭绿江入侵，他们的空军支援能力非常薄弱，将会在前出平壤的路上遭到联合国军的强大打击，美军完全可以实现早期彻军 [ 注：原文如此，似为“撤军”。 ] 。杜鲁门对于麦克阿瑟的极其乐观的意见不但没有提出疑义，反而表示满意。
当时，麦克阿瑟是以中共军事力量弱小为依据轻视了中共军介入的可能性。而杜鲁门政府则认为，中共的对外政策不会受苏联意识形态的支配，很可能在“民族主义”的基调上首先谋求合理的国家利益，只要美国保证中共的领土完整，就会回避同中共的军事冲突。
麦克阿瑟轻视中共军事能力的观点和杜鲁门政府认为中共不会介入的观点，最后导致了一致的结论，即中共介入韩半岛可能性非常小。
中共无视美国政府关于保证尊重中韩国境线的多次申明，认为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就是威胁到中共的安全。
中共担心的是，如果北韩全境被联合国军占领，不用说领土安全，就连新生的政治体制的稳定也将受到严重威胁。这个判断，同杜勒斯、凯南关于人民军入侵南韩就是对日本安全的威胁的看法是相同的逻辑。
此外，自由社会和独裁社会在体制上的互不相同，也成了助长中共和美国之间误会的一个因素。
美国政府一面对中共表明“好意”，一面又严重警告中共军不许介入，这主要是为平息美国国内的政治舆论，然而中共却把它当作了对自己的直接威胁。
联合国军一突破三八线，中共军便开始入韩。
十月末至十一月初，中共军的介入规模已达十八万多人。这时候，杜鲁门政府和麦克阿瑟还没有得出关于中共军的介入规模和介入目的的最后结论，所以在边境地区作战问题上暴露出策略上的分歧。
在威克岛会谈时所显示的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两人的那种表面上的相互谅解，未能持续多久。
中央情报局十月二十日关于“出现中共军为保护鸭绿江沿岸发电设施而介入的征候”的报告，驱散了美国决策当局早期结束战争的乐观论。十月末中共军介入的事实，使乐观论彻底破产。
美决策当局曾设想的“偶然的好机会”这一实现韩国统一的前提条件，也因中共军介入的既成事实而消失。
由于中共军的出现，给联合国军在边境地区的军事行动增添了更加复杂的政治因素。从此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之间的意见分歧立刻超出策略范围而扩大。
第二节 前出边境地域与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十一月九日决定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美国决策当局关于回避同中、苏打全面战争的意图，提出了在边境地区作战要慎重处事的方针。
而麦克阿瑟则打算利用联合国军从仁川登陆以来握有的作战主动权尽早占领北韩全境。为此，他恣意解释各项训令和指针，竭力摆脱赋予自己的作战任务的约束。
十月二十四日，麦克阿瑟下达关于联合国军迅速前出到国境线占领北韩全境的命令。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刻向麦克阿瑟指出：你采取的措施违背了训令精神，并要求他申述理由。
对此，麦克阿瑟辩护道：第一，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训令本身明确规定根据情况变化可加以修正的内容，外军向边境地区进军只是在“政策”上不许可，却不是绝对限制；第二，国防部长马歇尔通过他九月三十日信函就联合国军进入北韩作战问题，已授予他“战术的和战略的”断决权；第三，韩国军队没有具备单独遂行边境地区的作战能力，投入外军是战术上不可避免的措施。结果，参谋长联席会议默认了麦克阿瑟采取的措施。
然而麦克阿瑟的“十·二四措施”，正如后来柯林斯作证的那样，不能不是明显违背“九·二七训令”精神的。
联合国军先头部队在十月末遇到中共军的抵抗，向鸭绿江的进军遭到挫折。
麦克阿瑟一面承认中共军已介入的确实证据，一面要求“直到出现更加确凿的证据之前，不要过早下结论。”但是到了十一月六日，他突然公布了中共军大举介入使联合国军在作战上受到严重威胁韵事实，并且给远东空军下达命令，炸断鸭绿江所有桥梁的南段的命令。
美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国务院和国防部紧急协商，以及杜鲁门的批准，制止了远东空军的出击和对边境五英里以内地域的一切轰炸。于是中麦克阿瑟强烈表示“如果我为切断中共军侵入韩境而采取的措施得不到总统的亲自批准”，那么对联合国军继续流血就不能负责。
结果，杜鲁门总统从联合国军的自身安全考虑，批准了麦克阿瑟的“十一·六措施。 [ 作者注：由于鸭绿江地形弯曲，加之不许侵犯中共领空的作战限制，以及十一月以后结冰等原因，联合国军的轰炸收效甚小，因而于十二月五日起停炸 ] 。
麦克阿瑟终于承认中共军大举介入的事实并予以公布，使美国决策当局受到一大冲击。因此，美国决策当局认为“只有外交途径才能挽救被暴露的第八军右翼”，考虑分散部署在战场的联合国军部队的自身安全，不得不重新研究“消灭人民军”这一作战目标。于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这个问题于十一月八日向麦克阿瑟征询了意见。
由于中共军介入，提出以外交途径谋求妥协，重新研究作战目标，这实际上意味着放弃向鸭绿江进军，在更加安全的防线停止下来。
因此，麦克阿瑟主张参谋长联席会议“十·九训令”是最适合“目前情况”的作战指针，对改变联合国军作战目标表示了反对。他进而警告说，假如美国因英国等西欧各国的压力，在中共军侵略面前放弃北韩地域之一部，那就会重蹈一九三八年对德绥靖之覆辙。
美国决策当局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未能积极制止麦克阿瑟的独断措施(十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六日)，而仅仅提醒麦克阿瑟的措施中随伴的扩战危险，劝他小心谨慎遂行作战任务，最后还是默认了麦克阿瑟的独断措施和强辩。
由于美军作战统帅的传统允许远征野战指挥官行使最大限度的作战决定权，由于麦克阿瑟把对日战争引向胜利最后占领日本的个人威望，还由于麦克阿瑟同美军首脑部关系疏远等各种原因，参谋长联席会议未能要求麦克阿瑟严格遵守训令并下达强制命令。
特别是，因麦克阿瑟强行实施仁川登陆以来急剧好转的战局，要求“军事上全面胜利”的美国国民的普遍舆论，以及主张牵制对中苏“绥靖”的共和党保守派的压力，迫使杜鲁门政府在即将占领北韩全境的时候未能对麦克阿瑟施加决定性控制，因为这样作将冒一大政治风险。
既不能完全否定通过麦克阿瑟英勇作战早期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又不能排除这个作战所包含的扩大战争的危险。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十一月九日，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了如下双重方案：直到中共介入目的更加清楚为止，不改变麦克阿瑟的作战任务；另一方面让国务院通过一切可能途径谋求同中共进行政治妥协。
这个结论大体上是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为基础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中共介入目的列出了如下三点估计：
第一、为边防安全，保护发电设施而控制接近边境的缓冲地带；
第二、为从战略上牵制美国军事力量，打一场有限规模的持久消耗战；
第三、从韩半岛彻底驱逐联合国军队。
参谋长联席会议列举上述三项估计后进一步推理，认为假如中共拒绝美国以保证“第一”项为前提提出的妥协建议，那么中共的介入目的肯定是“第二”或“第三”项。美国国家安全保障委员会根据上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推理，认为假如中共以“第二”或“第三”项为目的，那么必定以苏联的暗中援助或共同介入为前提，而苏联又不愿冒对美全面战争的风险。从而得出结论，认为中共谋求“第一”项目的的可能性最大。
如果让麦克阿瑟不改变任务继续按既定方针打下去，这对于迟早要尝试的同中共谋求外交解决有利，同时真正摸透中共介入目的，也是必要的。
美国决策当局认为，如果美国自己主动决定停止联合国军继续进军或撤到蜂腰部防线，肯定会削弱杜鲁门政府的国内政治基础。从杜鲁门政府的处境说来，假如联合国军在向北韩进军中受挫，其原因归咎于中共军的抵抗，军事上无能为力，倒是在政治上站得住。
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十一月九日给杜鲁门建议的双重方案，似乎就是从上述一系列推理中引出来的。
从美安全保障会议提出的建议内容看，它并不是针对中共介入这一新情况而确定韩国战争目标的最后政策决定，而是权宜之计。
美国决策当局的意图是，保留作最后政策抉择，通过外交接触和军事作战摸中共的真底。
但十一月九日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讨论的内容和结论，起码可以说，在美决策当局看来，中共介入的目的是确保边境缓冲地带，在保证中共利益的前提下，谋求政治解决是上策。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
艾奇逊提出了在鸭绿江两岸划定各十英里宽的缓冲地带的动议。
当时(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杜鲁门主要关心的问题是：维持同欧洲各国的协作关系，确保在联合国内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摸中共的介入目的和军事潜力的底。简而言之，他关心的是这个战争的世界意义，而不是局部战局的推移。
可见，美国决策当局已经放弃了通过军事作战占领北韩以及实现韩半岛政治统一的打算。因为这种打算只不过是在九月末至十月初出现的那种有利的军事、政治形势下才能捉摸的“一时幻想”而已，到了十一月初，随着情况变化变成了泡影。
从美国决策当局意图看，让麦克阿瑟暂时不改变任务继续按既定方针打下去，也只不过是为把握中共介入目的及其军事潜力而放出的“试探气球”。它也是杜鲁门政府在美国国内舆论和议会的压力下，以及作战受到高度限制的情况下，为使战局推移更加分明，推迟作出最后抉择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措施。
第三节 为结束战争的联合国军总攻势
中共军阻止联合国军先头部队向鸭绿江进军之后，脱离接触进行后退，同时给相当多的联合国军俘虏伤员进行医治，并就地予以释放。
美第八军在清川江一线进行了战场准备，部队整编，改善后勤补给。
十一月九日开始，战局进入平静状态。因此美国政府和西方各国更加坚信中共军介入的目的是以维护边境安全、保护发电设施。因此以保证中共的利益为前提通过政治妥协防止扩大战争的呼声也随之高涨起来了。
特别是英法为首的西欧各国为具体保证中共利益和安全，提出了设置“缓冲地带”，联合国军在韩半岛的最狭窄部停止下来的方案。
西欧各国对麦克阿瑟向边境进犯的独断专行和美国政府对此采取的犹豫不决态度表示担心。所以当美国务院就准许联合国空军进入中共领空追击中共飞机问题征询意见时，西欧各国一致表示了反对。
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同西欧各国保持合作关系并以此作为执行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因此美国政府同西欧各国采取一致态度，对中共采取善意和慎重。但在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处境还不允许断然制止麦克阿瑟为早期结束战争而进行的作战行动。
当时美国决策当局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其中心点在于很难划清“军事作战和国际政治的界限”。
美国一方面同西欧各国商讨边境缓冲地带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杜鲁门和艾奇逊的言论，再次表明了美国无意损害中共的利益和安全。这种表态，实际上是为保持同西欧的合作关系，消除西欧对美国单独行事、扩大战争所持的忧虑而采取的措施。
国务院、国防部为首的美国决策当局，在通过各种渠道掌握那么多情报资料的情况下，还没有得出关于中共的介入目的和介入规模的明确结论。美国政府和西欧各国把中共的介入动机和目的看成是简单的防御性举动，这种见解显然是一厢情愿。
美国政府如何对付中共介入这一既成事实的基本政策，只有等到麦克阿瑟的作战导致了“战局推移分明”之后才能决定。
到了十一月下旬，美国决策当局随着有关中共军介入规模和部署的情报逐渐增多，开始意识到分散在广大险要地区的联合国军正在陷入严重的军事危机，认识到有必要给麦克阿瑟下达新的训令，立刻把作战部队撤回到更加安全的后方防线(蜂腰部或其附近适当的地方)。
国防部长马歇尔、国务卿艾奇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虽然同国务、国防和军事当局的高级专家频繁会晤，研究对策，但没有得出具体结论。这三人当中谁都不肯向杜鲁门总统提出对于今后情况负最终责任的决定性措施的建议。结果，一直到十一月末，在美国政府内部还没有形成可事先制止麦克阿瑟军事冒险的有效方案。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张，这个问题基本上属于制定对付中共介入的政策范围，因此应由国务院主持决定，打算推给“政策卫士”艾奇逊去办。而艾奇逊则主张，诸如联合国军停止进攻或撤回后方防线等当面措施属于军事问题，因此理应出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判断，提出建议。曾经当过国务卿和陆军参谋长的马歇尔，企图在艾奇逊和布莱德雷两者互相推卸的问题上采取超然态度，认为没有必要主动承担两者谁都不肯带头承担的问题，特别是，他考虑同麦克阿瑟的私人关系疏远的情况，不愿干预这个事。
政府阁僚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根据简单的盖然判断就根本上变更既定作战训令，向总统提出建议，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很显然，这种建议势必会遭到自从仁川登陆以来扭转了战局并已经站在“胜利门坎”的麦克阿瑟和议会的难以忍受的攻击。
由于这种种原因，美国政府关于制定控制作战行动的政策工作，不得不推到麦克阿瑟的作战导致战局推移分明的时候。
通过较长时间的平静状态，联合国军整顿了作战部队，十一月二十四日终于发动“为结束战争的总攻势”。
东部战线第十军团的一支部队十一月二十一日已前出到中韩国境，占领惠山镇，等待着其它部队。麦克阿瑟乐观地认为，美陆战第一师从长津湖西进，美第八军从清川江北上，在武坪里衔接后围歼中共军主力，然后全军一齐向边境进军，那么，最晚在圣诞节美军可以完成作战任务，胜利撤军。
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美国决策当局早已知道麦克阿瑟的总攻势计划，但只是指出计划中所包含的军事上的危险性，以及对此抱的忧虑，最后还是再次重复了默认的消极作法。
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给麦克阿瑟的照会，重申联合国军的基本任务不变，劝他要采取慎重的作战方案，即用韩国军控制鸭绿江南岸高地，外军则作为预备队在其后方地区集结待命，必要时给韩国军提供支援。
国务院在同参谋长联席会议协商的基础上起草的这份照会，如实反映了十一月九日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以来美国决策当局的态度，就其内容和形式而言，算不上什么作战训令，只不过是一个劝告罢了。
麦克阿瑟断然拒绝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劝告。他说“在制高点停止进攻，这不仅在地形上完全不可能，而且由于这种消极措施将招致联合国军所不期望的危险后果”，主张只有联合国军迅速果断地向边境线进军，占领战术上最有利的天然防线(鸭绿江线)，才能挫败中共及苏联的侵略意图。
在应当“作出重大政策决定的时刻”，决定政策的机构陷于瘫痪，在没有控制作战行动的基本政策的情况下，硬是发动了联合国军总攻势。
美国决策当局通过麦克阿瑟的这个所谓“威力侦察”虽然目睹了中共军的介入规模和意图，但结果是陷进了更加严重的政策抉择的难关。
第四节 杜鲁门——艾德礼会谈与西欧各国的利弊
麦克阿瑟的总攻势刚开始不到两天便转入全面败退。
中共军利用兵力的绝对优势和有利地形，从战线的间隙穿插、渗透，同时攻击第八军和十军团的侧后方，威胁了补给线。联合国军队在处处被分割孤立的情况下遭受巨大的损失，才突围后退。
麦克阿瑟这时才承认：我们面临了“超出联合国军司令部权限范围的，应由联合国和世界各国的政治首脑”采取对策的“全然新的战争”。
掌握主动权的中共军，于十二月末占领整个北韩，一九五一年一月初前出到汉城以南，对已经厌战的联合国军继续施加了压力。
由于中共军介入而战局急剧恶化，西欧各国对韩国战争的关心也发生了突变。
第一、西欧各国认为，假如韩国战争扩大成同中共及苏联的全面战争，不仅削弱美国对西欧的防务支援，而事实上无防备状态的西欧，存在着在苏联地面部队全面进攻下短期内被蹂躏的危险。邱吉尔在英国众议院辩护西欧各国自身安全时说：
……苏联让中共牵制美国和联合国的力量，使欧洲防卫能力得不到增强。
……联合国要尽一切手段防止陷入同中共的战争。……要尽早停止向远东分散力量，因为欧洲是决定世界命运的地方。
第二、西欧各国认为，中共虽然同苏联存在意识形态上的联系，但在本质上不可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如果将来西方改善同中共的关系，反而可指望中共担当牵制苏联势力膨胀的角色。当时英国早已承认中共政权，同意中共加入联合国，因而担心；通过韩国战争加深同中共的敌对关系会巩固中共和苏联的合作。
第三、西欧各国担心麦克阿瑟独断专行，抹煞了为设立韩国北部边境缓冲地带而进行政治谈判的努力，以及担心美国国内政治势力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批判美国政府的远东政策的作法，会使美国政府在上述压力之下单方采取扩大战争的措施。
西欧各国关于中共介入目的在于确保自身安全的看法仍然未变。认为中共军发动全面进攻，是因为麦克阿瑟把中共的利害关系置之度外，强行进攻边境地区的结果。
西欧各国采取的立场是，谋求通过政治谈判结束韩国战争的可能性，为此应试探中共的态度。
由于中共军全面介入，在亚洲扩大战争的危险日趋严重，杜鲁门打算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存在，使西欧各国深切感到立即牵制美国单方采取措施的必要性 [ 作者注：十二月初，柯林斯会见麦克阿瑟，两人讨论了对付中共军全面进攻的对策。当时两人都认为：如果中共军拒绝在三八线停战的建议而继续南下，那么使用原子弹就不可避免。这个议论究竟是以两人的纯粹假设为基础，还是以某种预先计划为依据，尚不得而知。然而当时在美国军界中确实存在要求使用原子弹的强烈主张 ] 。使用原子弹的打算，给西欧各国的冲击和忧虑，从英国首相艾德礼突然访美一事中可清楚地看得到。
杜鲁门和艾德礼在会谈中，尽管英美两国在为加强“自由世界”的集体安全保障体制，以联合国和北约为中心，保持相互紧密协作关系问题上观点基本一致，但在中共及台湾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
中共军发动全面进攻以后，美国对韩国战争的基本立场，通过这次会谈才第一次鲜明起来。
第一、美国同意为通过协商解决韩国战争而进行努力，以及联合国关于韩国政治统一的目标，必须通过“和平”途径去实现的原则。当艾德礼提出以“让中共军在三八线上停止下来的问题”为协商目标时，美国对此并没表示反对意见。
联合国大会“十·七决议”是对北韩军事占领为先决条件实现韩半岛统一的方案。现在英美通过双边会谈，在战前原有线谋求妥协问题上达成协议，“十·七决议”便成了一纸空文。这个协议主要反映了西欧各国为加强欧洲对苏防卫力量而避免同中共全面冲突的立场。另一方面，这个协议之所以能够达成，是因为它符合美国把同西欧各国保持密切协作关系作为战后全球战略的基础的一贯立场。
第二、美国明确表明除非联合国军在军事上无能为力，决不自动抛弃韩半岛，重申了韩国战争所具有的政治意义。
如果击退北韩共军的“小侵略”后遇到中共军的“大侵略”而自动抛弃韩半岛的话，且不论亚洲各国，包括欧洲在内的整个“自由世界”的集体安全保障的精神支柱，将遭受损害。特别是美国对中共采取的具体行动，对于远东的战略要地日本和菲律宾的政治前途，肯定会产生直接影响。
再说，“被人驱逐”和“主动撤退”，在政治含义上也有本质区别。
第三，美国在承认中共的联合国代表权和台湾防卫问题上，同英国存在意见分歧。英国认为中共将逐渐倾向“铁托主义”，作为早日解决韩国战争的谈判条件，劝美国承认中共的联合国代表权，放弃台湾防卫义务。
美国拒绝了英国出这一劝告，认为中共的介入决非偶然，而是在苏联的幕后援助和策划下发生的，而且也不能不把中共看作苏联的卫星国家，对亚洲和欧洲的威胁，其根源都是一个，而主要敌人是苏联。
从此以后，中共便成了和苏联同等看待的危险的敌对势力，美国对共产党国家的封锁政策，除苏联外不得不又把中共纳入主要对象之一。美国政府适应共和党为核心的国内政治势力的要求，阐明了决不容许台湾今后落入中共统治下的立场，并正式向台湾提供防务援助。
西欧各国同联合国内的亚非各国，为韩国停战而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活动。美国曾经表示同意通过协商结束韩国战争的原则。因此，为了“维护集体安全体制各会员国的团结”，对于上述举动采取了合作态度。
西欧各国对美国提出的“中共是侵略者”的决议案采取了强烈批判的态度。这些国家从维护集体安全体制信义和确保联合国的权威出发虽然支持美国，但却担心把中共视为侵略者而导致谈判破裂。
西欧各国为了击退人民军的进攻而在联合国决定各项措施时，对美国的主导作用曾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但为了对付中共军的全面介入而采取同对付人民军一样的措施时，表现却非常消极。
在这样一个具体气氛下，如果美国不顾西欧各国的利害关系，那么不但促使西欧各国脱离北约组织，而且在联合国内将处于孤立，在世界政治中丧失主导地位。
因此，中共军发动全面进攻以来，美国不能不把保持同西欧各国的政治、军事同盟放在主要地位。正因为这样，西欧各国在韩国战争问题上对美国所起的影响也进一步增大了。
第五节 麦克阿瑟的扩战建议
自十一月末至一九五一年一月中旬，当中共军正在发展攻势的时候，联合国军想在韩半岛的某一线阻止中共军的进攻，确非易事。
由于战局突变，美决策当局不得不重新研究指导联合国军作战的基本政策和作战方针。
美国决策当局在探索对付韩国战争新局面的战略过程中，产生了它提出的作战方针同联合国军司令官麦克阿瑟提供的韩半岛军事情况完全不相符的矛盾。
由于作战指导方针和军事情况不相符，麦克阿瑟同美国决策当局的意见分歧尖锐了起来。
麦克阿瑟强调规模有限的联合国军作战部队面对得到苏联大量物资援助的中共军大部队的进攻，情况十分危急，同时提出警告说：美国决策当局如果不及时拿出解决军事危机的决定性“政策和战略计划”，联合国军逐渐削弱以至“最后覆灭”将不可避免。
如果要防止“最后覆灭”，联合国军要么从韩半岛适时撤退，要么加强联合国军力量，给中共军以有力回击。
假设中共军的介入增大了美苏全面冲突的可能性，那么美地面部队的补充兵力必然派往战略重点的西欧或日本，至于联合国其它各国向韩半岛增派兵力就指望不了。正因为这样，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得不考虑联合国尽早从韩半岛全面撤退的可能性，并准备对策。
关于联合国军全面撤退问题上，国务院的意见却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不一样。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是联合国军从韩半岛进行“体面的”撤退，以便加强日本的防卫。但国务院主张除非联合国军因作战不利被赶走，不能自动撤退。因为这样做就等于自己否定自己介入韩国战争的政治意义。
鉴于麦克阿瑟要求新的“政策和战略计划”，十二月未经杜鲁门以下国务、国防部长和两部高级专家的激烈讨论，确定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的训令，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正式下达给麦克阿瑟。这个训令改变了麦克阿瑟的作战任务，并要求麦克阿瑟：
应以保存联合国军力量为主，进行逐次防御作战。鉴于对日本防卫的不断威胁，要预为从韩半岛进行有秩序的撤退创造最后机会和条件……。关于开始撤退的训令，接到你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后再下达。
接着又指出：
如果能够避免联合国军的重大损失，尽可能在韩半岛的某一线确保防线，从政治上军事上打击中共军的威望，这对于美国国家利益很重要。
美国决策当局对麦克阿瑟的期望是，最好以联合国军现有力量在韩半岛维持一定的防线。假如韩半岛的军事情况正象麦克阿瑟报告的那样不利的话，倒不如在陷入“最后覆灭”之前进行有秩序的撤退，为日本的防卫而保存力量。
麦克阿瑟对这个训令表示了极大不满。认为“在需要采取新的政策的时候……这种新政策却始终没有制定出来……。”
十二月三日，麦克阿瑟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曾给柯林斯(十二月访问东京时)建议过的四项对中共的报复措施，即，①封锁中共海岸；②轰炸中共本土内的军工产业及设施；③派国府军入韩作战；④国府军对中共本土进行牵制性进攻。
他坚持认为“苏联在制定全面战争计划时，从自己的利害关系出发量将其它因素置之度外。因此，他建议的对中共的报复措施不会导致苏联介入。”如果美国不采取这种措施，在韩半岛进行全面撤军，中共军的侵略威胁将指向更加重要的地域，其结果势必需要投入更大的兵力。
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研究了麦克阿瑟的建议，但直到一九五一年一月九日没给答复。
一月初，中共军发动新年攻势，联合国军放弃临津江防线，撤到水原以南，结果联合国军从韩半岛撒军问题，作为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提到了日程上 [ 作者注：据当时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情报报告，双方兵力：联合国军二十五万人，共产军四十四万三千四百零六人，其中中共军二十七万六千一百七十三人，人民军十六万七千二百四十三人，此外在中共东北有中共军六十五万人，从中共内地往东北移动中的中共军有二十五万人 ] 。
一月九日，经杜鲁门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下达如下训令：
虽然中共军发动进攻，战局更加恶化是事实，但从其它方面考虑，需要维持我们在韩半岛的现有立场。
至于麦克阿瑟提出的对中共的报复措施还在研究之中，并明确告知他不可立即付诸实施。
接着又重复了以往的指示内容，即：
要着眼于日本的防卫和保存联合国军力量，进行逐次防御作战，直到为避免重大损失不得不进行撤军为止。
麦克阿瑟认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只提出执行“日本的防卫”和“维持韩半岛的现状”任务，而回避了对基本问题的回答。麦克阿瑟对“训令中所体现的政府的明确意图”很不理解，因此向美国决策当局再三提出极端的建议：要么对中共采取报复措施，以此代替全面撤军方案；要么为防卫日本和保存联合国军力量而放弃韩半岛。二者必居其一。
一月十日，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靠联合国军现有兵力担当不了防卫日本和维持韩国现状的任务”问题予以更明确的答复。他说：
在目前对于联合国军附加史无前例的限制条件的情况下，维持韩国现状已不可能，从战术上看应尽早撤军。……问题的实质在于美国究竟有没有从韩半岛撤军意图。……
麦克阿瑟为了迫使美国决策当局批准自己的主张，用“最后覆灭”、“全面撒军”等言辞施加了压力。麦克阿瑟的这种作法使人认为，不管是美国决策当局对中共采取扩战步骤，还是把联合国军从韩半岛全部撤回日本，对其后果，他一概不分担责任。
美决策当局的对此反应，通过一月十二日召开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暴露出三种。
参谋长联席会议一月十二日给麦克阿瑟下达训令，强调：
需要同参战各国进行军事的和外交的磋商，故尽可能争取更多时间为宜，……除非联合国军在韩半岛由于军事原因被驱逐，决不自动撤军，这对于联合国和北约组织的将来极为重要。……
这个训令实际上重申了美国决策当局基本上“不希望撤出韩半岛”的历来立场。
一月十三日，杜鲁门给麦克阿瑟写亲笔信，分十项说明维持韩国现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然后指出：
韩国战争应在美苏对抗中朝着美国所主张的加强联合国大多数国家团结的方向进行。……因此，决不可因为采取对韩国战争起一点作用的措施而惹起在日本或西欧地区大规模冲突。
接着又强调：
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联合国军还可以撤到济州岛等韩国沿海岛屿继续打下去，就是说全面撤军，那也只不过是作战上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而已。我们应向全世界阐明：直到侵略行为被纠正，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决不承认其侵略后果。
就在这个时候，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了向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提出建议，给国防部长马歇尔提交了一份关于联合国军万一从韩半岛撤军时对中共要采取的十六项报复措施中即所谓“一·二一备忘录”。
这份备忘录，通过柯林斯访问东京也转告给麦克阿瑟。
但是，美国决策当局的这一系列措施，是否能够说服麦克阿瑟，使他“同意政府的政策”，还是个大问号。
要证实美国决策当局提出的作战方针的正确性，最后还得靠联合国军阻止或击退中共军才行。归根结底，唯有第一线作战部队的作战结果，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新任第八军司令官李奇微的指挥能力和战术，解决了以联合国军现有兵力在韩半岛的某一线阻止中共军进攻的问题。一月中旬，柯林斯访问韩国前线确认第八军正在扭转战局转入进攻。他回到东京立刻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报告了这一事实。麦克阿瑟也承认了战局正在好转。
从而，麦克阿瑟以“最后覆灭”或“全面撤军”为理由要求采取扩战措施的主张，失去了论据。相反，美国决策当局却从二者必居其一的窘境脱了身。
尔后，联合国军通过接连不断的反击，到三月末，夺回三八线以南地域。美国决策当局的作战方针的正确性，通过李奇微的作战得以证实。
美国的韩国战略，在介入韩国战争以来战局多变的复杂情况下，几经错误，终于以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五·一六决定”最后确定下来，即在恢复战前原状的三八线上谋求停战谈判。
第六节 美国的韩国战略实质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一年一月中旬这一时期，正是在韩半岛的某一线阻止中共军的希望渺茫，议论联合国军全面撤军问题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从本质上暴露美国决策当局进行韩国战争的目的的时期。
第一、美国决策当局基本上不是关心韩半岛的固有战略价值，而是考虑联合国军撤军给世界其它地区的集体安全态势带来的政治影响。
自从一九四七年以来，美国军事当局始终轻视韩半岛在对苏全面冲突中的战略价值。美国介入韩国战争，那也不是基于对韩半岛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的认识，而是为证实战后全球战略的支柱——集体安全保障体制的可靠性，加强非共产国家的团结，从政治上考虑决定的。
美国把韩国战争看成美苏对抗关系的派生现象，企图通过加强对苏封锁体制为目标的战后全球战略予以对付的基本观点，在中共介入后不但没改变，反而以中共介入为转机，认为美苏全面冲突的危险更加增大了。鉴于上述判断，美国宣布国家处在非常时期，采取加强全面战争态势的各种措施，同时加强北约组织的军事力量，以期防止韩国战争的扩大 [ 作者注：十二月六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给各地总司令官下达指示，指出由于中共军介入，全面战争将一触即发，要求“加强进行全面战争的准备态势”。十二月十四日，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决定，保持十八个地面作战师的计划，由一九五四年六月提前到一九五二年六月完成。十二月十六日杜鲁门根据军事当局的建议，宣布国家处在非常时期，行使总统战时大权。十二月十八日，任命艾森豪维尔为欧洲盟军总司令官 ] 。
美国对承认中共的联合国代表权和放弃台湾防务以期早日达成妥协问题，却表现冷淡。
美国对于通过协商解决韩国战争的原则，同英国等西欧各国的意见相一致，但却不同意作为谈判条件对中共介入付出“补偿”，对于早日达成妥协表现消极；美国决策当局虽然在加强联合国军力量问题上犹豫不决，但麦克阿瑟要求明确回答“有没有撤军意思”时，却反复给他下达训令，强调“如果能够避免联合国军的重大损失，尽可能在韩半岛的某一线确保防线，从政治上、军事上打击中共军的威望，这对于美国国家利益很重要。”由此可见，美国对中共介入所采取的态度，主要是从对亚洲各国的政治影响考虑决定的。
参谋长联席会议历来无视韩半岛的战略地位，当它正在以麦克阿瑟的报告为基础，考虑联合国军早期撤军的时候，国务院却重视韩国战争的国际政治意义，主张“直至不得不撒军为止”尽可能在韩半岛继续打下去，决不可自动撤军 [ 作者注：军事当局——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政府领导人，如国务卿艾奇逊之间的这种意见分歧，早在决定介入韩国战争时就存在。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介入韩国战争比较消极，而国务院则很积极 ] 。但二者的基本观点却有一致的地方，那就是把韩国战争看作世界战略的政治象征。
杜鲁门在“二·一三亲笔信”中阐述的关于“韩国战争应朝着加强联合国大多数国家团结的方向进行”的主张，是更加强调韩国战争的国际意义(而不是本身意义)的又一个例证。
第二、假如联合国军从韩半岛撤军的话，“那也不过是由于作战的原因而被迫采取的措施而已，直到侵略行为被纠正前，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决不承认其侵略后果”，这样，美国就保留了今后必要时可自行介入的“政治、军事”根据。
杜鲁门当时希望联合国军作战部队、韩国政府要员和军警同时撤出，而麦克阿瑟则主张制定韩国人向济洲岛撤退的计划，以保留“继续作战的合法地位”。这里所说的“侵略行为被纠正”，可能是指恢复三八线战前原状。
联合国军在韩半岛作战的基本任务在于防卫日本；一面希望维持韩国现状，一面又怕受重大损失而保不住日本，不得不同意“有秩序的撤军”。这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下达的多次训令中很清楚。从而再次证实了韩半岛在美国远东战略体系中所占的地位。
总之，阐明了美国的如下立场：直到“纠正”韩半岛落入单方势力控制下给日本安全造成威胁的“行为”，继续保持交战状态。
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一·一二备忘录”，说明了美国决策当局从多方面研究过丢掉韩半岛之后对中共要采取的措施，但由于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正在进行讨论的时候，韩国战局有了好转，才未作出最后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