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后方：辩论与抗议·第十

作者：莫里斯·艾泽曼·英国

出自————《越南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越南战争并不是第一起在美国国内引起分歧和抗议的战争。1812年战争在新英格兰 [ 译者注：指美国东北部的一地区，包括缅因、佛蒙特、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得岛、康涅狄格等六个州 ] 就非常不得人心，以至于该地区的一些州在战争结束前曾考虑脱离联邦。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超验主义运动代表人物亨利·戴维·梭罗极力反对美同发动墨西哥战争(1846～1848)，以至于冒着坐牢的危险而拒绝纳税。南北战争(1861～1865)期间，纽约市发生了反对北方征兵方案的骚乱；该征兵方案允许交钱而免服兵役，因此，那些被强行征召入伍者抱怨说这是一场穷人打仗的富人战争。1917年4月，当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要求国会向德意志帝国宣战时，许多众议员和参议员在表决时投了反对票。反战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召集广大反战人士抗议参战，直到政府根据强行通过的禁止此类活动的法律逮捕了他们的领导人，这些抗议活动才被迫停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在当时遭到的非议相对较少，尽管美国公众对发生在朝鲜的那场没完没了的冲突并不热心。

　　 越南战争——美国史上历时最长的战争——证明也是一场极具争议的战争。1965～1973年间，越南问题——直是美国政治生活的焦点，而且这场战争的缓慢拖沓，渐增的人员伤亡以及国内不断扩大的意见分歧最终导致了林登·B．约翰逊不得不放弃连任总统的竞选，也因此结束了民主党长期主导白宫的局面。 [ 注：从1932年到1964年，民主党赢得了8次总统竞选中的6次胜利；而从1968年到1988年的20年间，他们却在6次总统竞选中失败5次。 ] 同时，“鹰派”(主战派)和“鸽派”(反战派)在国会也围绕越南战争问题争论不休，反战的抗议者们组织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游行活动。公众对战争的支持率逐步减退，而大部分人开始认为美国对越南事务的介入是一个错误。

　　 美国的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和电视)不停地报道并反映这个国家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一些军方领导人认为，媒体是造成全国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分歧的“罪魁祸首”。哈里·D．费尔特海军上将就是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他曾在越南战争早期任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在西贡的一次已者会上，当被问及一个关键问题的时候，费尔特反驳说，“你为什么不和政府保持一致呢？”

　　 实际上，大多数记者——尤其在越南战争的早期——还是“想和政府保持一致”的。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绝大多数报纸、杂志都发表社论，支持政府介入战争。只有极少数的编辑和记者赞成I．F．斯通 [ 注：美国著名的独立撰稿人，曾揭露了美国官方在东京湾事件问题上自相矛盾的说法 ] 的观点：“每届政府都由那些惯于撒谎的骗子掌握，他们所说的一切都不可相信。”曾在越南战争早期驻越南一年的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尼尔·希恩后来写道，美国报纸在冷战期间的多数报道都“倾向于推动这场反共战争”。当越南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都毫无保留地支持这场战争。虽然希恩和《纽约时报》的戴维·哈伯斯塔姆等年轻记者有时候从南越发回一些重要报道，向民众介绍美军“安民计划”和吴庭艳政府处理佛教危机的进展情况，但他们仍然相信美国政府在越南将按照自己所说的去做。“令常驻越南的记者们疑惑的是(处理事件的)具体细节，而不是事情本身，”希恩写道，“我们认为，通过向民众报道事件真相并向决策者们提供事实依据，以利他们制定符合实际的正确决策而赢得战争胜利是我们的职责。”希思、哈伯斯塔姆以及其他新闻工作者们从未“怀疑过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正义性与合理性”。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越南发出的大部分报道的质量(主要是真实性)受到了媒体对于政府和军方的信任的影响，他们相信政府和军方官员的话都是真实可信的。《时代》杂志对1964年8月发生的那场东京湾“战斗”的未加鉴别的报道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个报道充满了有声有色、但过于虚构的情节：

　　在漆黑的夜色中，入侵的敌舰从西方和南方两个才向肆无忌惮地(向我们)快速逼近。至少有六艘装有37毫米和28毫米口径舰炮的苏制“斯瓦托夫”炮艇和P－4级鱼雷艇。晚上9时52分，他们开始用自动武器向我们的驱逐舰开火，此时他们距我们只有2000码。

　　 随着战争的缓慢进行，军方和其他政府领导人的多次声明都被证明没有事实根据，于是有些新闻工作者变得更加怀疑官方的话了。《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利是第一位直接从北越发回报道的美国记者。直到1966年12月他到达河内之前，没有任何(美国)报纸对美国政府关于严格限制打击北越民用目标的声明产生过怀疑。在亲眼目睹了河内及其他城市遭受的严重破坏之后，索尔兹伯利向国内发回了一份报道说：“美国飞机在纯粹的民用目标上投掷了大量炸弹。”于是，有些记者开始把美国联合公共事务办公室的每日新闻简报称为“五点钟的时事讽刺剧”。

　　 电视在公众对于越南战争的看法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经常所说的，越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用电视播放的战争。越南战争期间，几乎每天下午的6时30分，全美国的民众都会在起居室里通过电视观看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发生的战斗场面。电视屏幕的现场使被拍摄的人物有一种特殊的效果。报刊业新闻工作者米切尔·赫尔在他的回忆录——《新闻报道》中写道：

　　那些正在作战的美军步兵们发现了他们旁边有电视制作人员拍摄节目时，他们就会东奔西跑，作出战斗的样子。在看到这些情况之前，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新闻恶作剧；他们实际上全靠自己的想象制作战争电影。

　　 电视报道想聚焦那些激烈的战斗场面，而不想报道有关越南政治、历史方面的复杂问题。但有时候电视上出现的一些人物形象也会让观众对政府关于战争的辩解产生或多或少的疑惑。例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记者摩利·塞弗曾于1965年8月报道了海军陆战队在锦尼进行的一次“发现并摧毁”行动。他那天拍摄的新闻纪录片上有陆战队员用打火机点燃越南农民茅草屋的镜头，观众认为这种“赢得越南民心”的方法值得怀疑。但是，由于战争似乎正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电视新闻报道的曝光没有动摇多数观众对政府言论的信任。美国《新闻周刊》在1967年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美国人感到电视新闻报道好像使他们更倾向于支持战争，这说明越南战争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并非是媒体“与政府不一致”所造成的结果。

　　1961年5月31日，美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左)在华盛顿特区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多议员(小)威廉·富布赖特在一起。(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尽管美国参众两院都几乎一致地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只有阿拉斯加州的欧斯特·格里宁和俄勒冈州的韦恩·莫尔斯投了反对票)，但没过多久，关于越南战争的政治辩论就在华盛顿激烈地爆发了，来自阿肯色州的参议员(小)威廉·富布赖特是国会中正在兴起的“鸽派”群体中的主要人物。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在华盛顿是一位富有影响力的领导人，这就是为什么林登·约翰逊总统在1964年请他亲自向国会介绍《东京湾决议案》的原因。几个月后，富布赖特开始对美国的越南政策的发展趋势忧心忡忡。在1966年2月由电视转播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他公开批评政府的越南政策。4月，他在霍普金斯大学作了一次广为人知的演讲，并警告说，美国正在越南炫耀那种“过去曾经毁掉许多大国”的“大国傲慢”。而且，他还在1966年发表的《权力的傲慢》一书中，指责美国战后对外政策是步罗马和拿破仑帝国的后尘。此书在全美畅销，成了许多反战人士必看的经典著作。

　　 除了富布赖特、格吕宁和莫尔斯之外，其他民主党参议员如爱达荷州的福兰克·丘奇、南达科他州的乔治·麦戈文、威斯康星州的盖洛德·纳尔逊、明尼苏达州的尤金·麦卡锡、纽约州的罗伯特·肯尼迪等人也开始公开发表反对战争的言论。然而，无论在众议院，还是在参议院，“鸽派”都不能说服多数议员对政府的战争政策投反对票。1966年3月，韦恩·莫尔斯向参议院提交了《撤销〈东京湾决议案〉的议案》，但最终以5票赞成、92票反对惨遭否决。但是，反战的国会议员们可以利用在华盛顿的辩论，就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目标和行为提出问题、进行听证。1968年2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四年前的东京湾事件举行了听证会。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听证会上承认，他在1964年就东京湾事件向国会提供了具有误导性的信息。诸如此类的内幕揭秘也是产生“政府信任危机”的部分原因。为此，林登·约翰逊非常憎恨那些国会批评家们，尤其是前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约翰逊甚至怀疑罗伯特·肯尼迪想取代自己入主白宫。

　　 虽然在媒体和国会中提出了有关战争性质和发展趋势的问题，但是最大的反对活动却发生在这两个机构之外。美国以前从未见过像反越战运动这样规模和广度的反战运动。有关这场战争的许多事情令反对者疑惑，甚至恼怒：连续两届政府将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秘密；美国的战争目标的不确定性；将中国和苏联卷入更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南越政府不得人心的本质；越共战俘引起的苦恼；对平民的虐待，包括不加选择地对北越和南越进行狂轰滥炸；以及使用诸如凝固汽油弹之类的令人可怕的武器 [ 注：凝固汽油弹是一种燃烧的胶凝汽油剂，可以粘附并熔化接触的人体皮肤 ] 。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开始了“伟大的理想主义”时代，尤其是在年轻人之中。1961年1月20日，肯尼迪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要求美国人“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是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为响应总统的号召，大学校园里的年轻学生们踊跃参加新生的和平队 [ 译者注：由志愿人员组成的美国政府代表机构，成立于1961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服务 ] ，并积极参加公益服务培训。随着数百万“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陆续到了18岁，大学校园迅猛扩展。许多大学生认为，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有能力也有义务把世界建设得更美好。于是，尽管肯尼迪要实行强硬的外交政策，但许多年轻人认为现在是美国放弃这种政策的时候了。发生在南部地区的黑人民权运动(在组织者中就有著名的非暴力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激励了许多美国人——年轻人和中老年人，白人和黑人。社会抗议证明能够带来切实的社会收益，比如，促使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1964)和《选举权法案》(1965)。通过民权运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的创建者汤姆·海登等一些反对越战运动的未来领导人也逐渐接受了政治激进主义 [ 译者注：主张为政治、社会目的而采取暴力等各种手段的主义 ] 。而且，林登·约翰逊提出的“向贫穷开战”运动也似乎同样地反映了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平等社会的趋势。

　　 但是，越南战争对民权运动和“向贫穷开战”运动所取得的成果产生了威胁。年轻一代的理想主义者们认为，越南战争好像是对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策 [ 译者注：肯尼迪提出的施政方针，要求美国人民探索和解决“新边疆”外面临的各种问题 ] 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改革纲领的背叛。“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1965年4月为组织反战游行而发表的号召书中质问：“美国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是谁用凝固汽油弹和有毒的脱叶剂回应南越的贫穷与压迫，又是谁用沉默回应密西西比的贫穷与压迫？”

　　汤姆·海登与芝加哥大街上的兽恶之战

　　和20世纪60年代的许多激进主义学生一样，汤姆·海登也受到了南方民权运动的深刻影响。1961年春天从密西根大学毕业后，海登作为一名民权运动志愿者到了南方。同年秋天，他遭到了密西西比州的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殴打。翌斗春天，他发表了作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立宣言的《休伦港声明》 [ 译者注：因该组织于1962年在密歇振的休伦港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时发表了该声明而得名 ]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是美国新左派 [ 注：指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以大学生为主的激进的社会政治改革运动 ] 的一个主要组织。20世纪60年代后期，作为反越战运动的激进派领导人之一。海登主张通过制造混乱的街道冲突而将“战扳争引入家门”。他在1968年召开的“芝加哥民主组织”大会期间帮助组织发动了几次游行活动，并试验了他的这一战略。在游行中，抗议者为控制街道和警察进行了搏斗。结果证明，这种对抗战术策略不仅是反战运动的自我拆台，而且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许多年轻人共同具有的道德紧迫感也是一个悲剧结果。

　　 大约25000人参加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领导的反战游行，参加人数之多出乎组织者的预料。在过去几年中，美国也发生了一些较小规模的反对美国对越政策的示威游行；为人所知的首次民众示威游行活动是1963年8月发生在纽约和费城的反对南越吴庭艳政权残害佛教徒的那次游行。从那几年内的游行情况来看，25000人好像是一个很小的数字；1967年4月，在纽约发生了30万人参加的反战游行；1969年11月，华盛顿又发生了50万人规模的反战示威游行活动。而且，参加游行的人并非全是学生，“美国妇女争取和平罢工组织”(WSP)和“关心越南事务的神职人员和俗人组织”(CALCAV)等社会团体也动员了大批老年人和中产阶级的成年人参加这些反战游行活动。

　　 越南战争有助于新一代美国人变得激进。许多人反对越战的初衷是认为这是一场错误的战争，但后来他们开始认为这场战争暴露了美国社会存在的根本性缺陷。1967年4月，马丁·路德·金在纽约市的一个教堂发表演讲时，指责美国政府是“当今世界动乱的始作俑者”。在马丁·路德·金看来，越南战争不只是一场政治事件；在美国，它是反映一切错误的镜子。“如果我们站在世界革命的正确一方，”马丁·路德·金对他的听众说，“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就必须要经历一场激烈的价值观革命。”

　　 以民权运动为榜样，反战运动试验了许多新的抗议方法。例如，位于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于1965年3月24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岘港登陆后仅仅三周——举行了首场宣讲会 [ 译者注：指大学师生就有争议的政治或社会问题发表意见或进行辩论 ] 。3000名大学生通宵达旦地聆听并参与了这场以越南战争为辩论主题的宣讲会。这年春天，其他地方的几十所大学也组织了此类宣讲会。在以后的几年中，成千上万的适龄青年或公开焚烧征兵卡，或者将征兵卡送还给征兵部门；还有一些人甚至简单地宣布不愿去越南服役，尽管这样做会被判处重刑；此外，还有几千名美国青年逃往加拿大，而不是冒着被征召入伍或因拒征而去坐牢的风险。许多反对口号风靡一时，比如“你不去卖命，也别让我去”、“做爱，而不作战”，等等。年轻的拒征者得到了一些超过征召年龄的美国人的声援，著名的儿科医生本杰明·斯波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因“教唆”年轻人拒征而于1968年1月被起诉。

　　 因战争升级而产生的失望情绪增加了许多抗议者的好战性。在大学校园里，大学生们试图妨碍军队和军火商(如生产凝固汽油弹的陶氏化工公司)的招募活动。在示威游行活动中，有些抗议者高举越共的(红蓝)旗帜，甚至当众焚烧美国国旗。反战抗议者有时候会遭到警察的攻击；有些抗议者进行了还击；一些抗议者竟然发动了暴动。1967年10月21日，50000名抗议者在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前举行示威游行，并高呼“从不满到反抗”等新的口号。几千名抗议者冲过了保护国防部的军警的警戒线，企图将这场非暴力抗议行动变成真正的“战争机器”行为(即暴力冲突)。

　　丹尼尔、菲利普·贝里根与天主教反战抵抗运动

　　罗马天主教——一个传统保守的组织机构，在20世纪60年代处于一种重大变革的状态。在约翰十四世教皇的领导下，天主教开始改变它的礼拜仪式，扩大全世界天主教的联系，并且开始强调天主教对社会公正的明确责任。在美国，牧师和修女们被拉入了民权运动。耶酥会牧师丹尼尔和他的兄弟圣·约翰会神父菲利普·贝里根在天主教反战抵抗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天主教反战抵抗运动是一小帮受宗教教义影响的反战激进人员参加的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活动。1968年5月，贝里根兄弟等九名反战激进人员闯入了马里兰州加顿斯维尔征兵局，抢走了征兵记录卡片，并用自制的凝固汽油焚烧了这些卡片。他们后来因此被起诉并最终判处监禁，这导致了全国范围的类似贝里根兄弟行为的非暴力反战抗议浪潮(有时候，有人还将人血泼洒在记录卡上)。许多本来不同情反战抗议者的天主教徒也将贝里根兄弟视为宗教英雄。

　　 许多年龄较大的或较保守的美国人则认为，反战示威是没有爱国心的表现，甚至是背叛行为。来自密歇根州的参议院少数派领导人、后来成为总统的杰拉尔德·福特指责1967年发生在国防部门前的那场抗议活动是早已在河内策划好的，林登·约翰逊经常成为反战抗议者指责的靶子，他们经常单调而有节奏地喊叫：“喂，喂，约翰逊，今天你又杀死几个人？”恼羞成怒的约翰逊命令联邦调查局去调查，渗透并瓦解一切反战活动。他还指示中央情报局调查那些被指控的抗议者，以了解这些反战行动是否受到了外国势力的操纵。毫无疑问，河内非常欢迎反战情绪在美国的蔓延，但中情局报告“我们没有发现可以证明共产党操纵美国反战运动及其组织者的重要证据”。

　　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国防部前，一场反越战游行引发的骚乱中，美国防暴警察正在强行抬走一名抗议者。(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和平与爱情”：越南战争与反正统文化

　　这是越南战争期间盛传不衰的一句话：在反战游行时，那些蓄长发、着奇装异服的嬉皮士青年男女在美军士兵或国民警卫队士兵的抢(炮)管中插放着一枝花儿。同许多固定说法一样，“和平与爱情”这个短语所暗指的与它所直指的一样多，因为20世纪印60年代的反战抗议者穿着各款服装、留着各式发型、处于不同的年龄并且信奉不同的人生哲学。在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游行中，我们都可以在抗议者队伍中找到水暖工、牧师、退伍老兵甚至现役的美国大兵。

　　这里面固然也有许多嬉皮士 [ 译者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于美国的青年颓废派，对社会现实抱某种不满情绪，常服用引起幻觉的麻醉剂，信奉非暴力或神秘主义，实行群居，蓄长发、穿奇装异服 ] 。美国著名的小说家、报告文学家诺曼·梅勒在他的以1967年10月华盛顿反战示威游行运动为背景的报告文学中写到，哪天在参加五角大楼门前示威游行的人中，有许多人看起来“像披头士乐队唱片里所描述的外籍军团” [ 译者注：披头士乐队又称甲壳虫乐队，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利物浦一支由四人组成的摇滚乐队，曾风靡一时 ] 。越南战争在20世纪印60年代中期的逐步升级引发并促进了反正统文化的增长 [ 译者注：反正统文化指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青年中形成的一种文化群落，表现为反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道德观念 ] 。到60年代末，多达300万的美国年轻人决定地逃避“被麻碎了的”生活而在两种生活方式——要么“回到农村”，要么到城镇——中选择其一，于是他们频繁地吸摄大麻并注射幻觉剂。

　　“做爱面不作战”同样是在嬉皮士和抗议者中流行的一个口号。但必须要记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反战抗议者都是嬉皮士，同样的道理，也不是所有的嬉皮士都反对越南战争。在反正统文化的人中，有许多人反对参与一切政治活动，包括政治性抗议。“和平与爱情”可以指把一朵雏菊插入枪(炮)管，也可以理解为远离喧嚣的抗议声，在自己的花园中种植花草。

反越战示威游行

　　1967年10月21日，抗议者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国防部门口的草地广场(位于国会大厦和华盛顿纪念碑之间)上举行静坐示威，军警们排成警戒人墙将示威者阻挡在(国防部)门外。(美国陆军部提供)

　　 1965年，约翰逊总统的越南政策赢得了绝大多数公众的支持。然而，这种支持却因为战争的缓慢进行、美军伤亡的不断增加以及承诺已久的胜利遥遥无期而逐渐削弱。1967年10月，民意测验结果第一次表明，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向越南派兵参战是一个错误。但是，让大多数美国人承认在越南的失败尚需时日。直到1971年，民意测验表明多数人赞同“立即撤出”战争；其他人则赞同谈判或其他妥协方案。

　　 最引人注目的抗议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其中许多是大学生。但民意测验表明，工人阶级比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更反对战争，因为在越南战场上作战和死亡的主要是工人阶级的子弟。实际上，在大多数反战人们的深层意识里不是“反战”。他们对战争的想法可以用经常听到的词语来概括，“美国要么胜利，要么从越南撤出”。大多数反战的人们从未参加过任何反对示威游行。即使在美国被断定不能赢得这场战争的时候，反战抗议者仍然被视为不爱国而遭到遣散。

　　 到1967年，在民主党的普通党员中开始滋生“打倒约翰逊”的情绪。曾经卷入民权运动的民主党自由激进主义者阿拉德·洛温斯坦开始广泛寻找一位愿意在196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会上挑战约翰逊的候选人。他所接触的包括罗伯特·肯尼迪在内的大部分人对他的请求都表示断然拒绝。他们认为，拒绝一位现任总统在本党内获得连任提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最后，在10月的时候，来自明达苏尼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决定以保证反对越南战争的纲领挑战约翰逊。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洛温斯坦又组织了数量可观的学生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期间为麦卡锡造势。学生们承诺“为吉恩(尤金的昵称)效劳”，他们剪理头发并穿上最庄重的衣服，代表和平候选人挨家挨户地拉选票。没有一位了解美国政治现实的人重视麦卡锡在总统候选人提名中的机遇。但是，这个时候恰恰是共产党发动春节攻势的前夕。春节——越南的旧历新年——后来被证明是越南战争发生关键性转折的重要时刻。林登·约翰逊的政治生涯是这次春节攻势行动中的诸多牺牲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