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逊的战争：1963～1964·第五
作者：莫里斯·艾泽曼·英国
出自————《越南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越南战争不同于其他的美国战争。在其他的战争中，和平与战争具有明确的分水岭：比如说，南方同盟向联邦控制下的萨姆特要塞发动进攻标志着美国内战的爆发，而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多数美国战争都按照宪法规定由国会正式宣战。朝鲜战争是美国参加的第一场未经国会宣战的大规模对外战争；在那场战争中，美国士兵在联合国的旗号下作战，他们(在朝鲜战场上)的存在经过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授权。
对于越南战争来说，既没有国会的战争宣言，也没有任何一个独立事件或决定明确标志着它的爆发。围绕这场战争的准确爆发时间一直都存在着多种争论，有的说始于艾森豪威尔时代，有的说始于肯尼迪时代，也有的说始于约翰逊时代。但令大家最信服的说法是，在约翰逊总统第一个任期内，越南战争已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1964年在华盛顿作出的秘密决定使美国承诺迅速提升其军事介入越南战争的程度。
当林登·约翰逊在1963年11月就任总统的时候，他试图向全国证明自己将继承肯尼迪的国内及国际政策。这意味着撤出越南是不可能的。在肯尼迪遇刺三日之后，约翰逊发布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他殷切地期望“政府全体高级官员一致支持美国在南越的既定政策”。
1963年11月24日，即约翰·F．肯尼迪遇刺后的第二天，约翰逊总统召集行政班子成员开会(从左至右)美国驻越南大使亨利·洛奇、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总统、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和副国务卿乔冶·W．鲍尔。(美国国家档案馏提供)
然而，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不久就认定“既定的美国政策”是个败数。虽然，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从越南访问归来后再次向民众保证，美国人在战争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他私下提醒总统，越南战争“目前的趋势最好也只能导致中立，否则更可能导致一个共产党控制的国家”。1964年3月他重返西贡后又向约翰逊总统报告说，自上次访问以来，毫无疑问这儿的情况已经“变得更加糟糕”。共产党在控制着越来越多的乡村，而情况表明南越新政府比去年(指1963年)秋天推翻的吴庭艳政权更加无能。
在西贡，由杨文明(美国人给他的绰号叫“大明”)领导的军事委员会于1964年1月被南越第一军团司令阮庆将军领导的一群年轻军官推翻。但是，阮庆手中的权力极不稳固。不久，类似的政变接踵而至，从1963年11月到1965年1月，在西贡共发生了三起政变，并存在过五个新的政府。美国的领导人对再次找到一个切实能够接替吴庭艳的继任者已不抱任何希望。卡伯特·洛奇于1965年夏天向约翰逊总统抱怨说：“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如此认真地对待这样的政府，因为这儿简直没有一个能干事的人了！”在一系列走马灯似的军事政府更迭事件中，阮文绍和南越空军副司令阮高其正在成长为南越政坛的强力人物。如果说阮文绍和阮高其的胜利没有使南越政府提高效率或增强民心的话，至少也给动荡的西贡政局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稳定。阮高其是一位神气活现的人物，他总是以浮华的穿着惹人注目：戴一副太阳墨镜，身穿特别裁剪的丝绸飞行服，脖子上围一条丝绸围巾，枪套里别着一支镶着珍珠的左轮手枪。一位美国记者曾对阮高其的穿着风格作这样的评价：“至少没有谁会把他误认为胡志明。”于是，更加谨慎保守的阮文绍最终把阮高其逐出了他的权力圈。这样，他就可以利用南越总统的权力为他本人及其支持者捞取钱财了。
1966年2月，美国礼宾官员洛德·汉德向访美的南越总理阮高其介绍林登·B．约翰逊总统、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与南越元首阮文绍握手。左侧二人系阮高其的夫人和美国礼宾官员洛德·汉德。(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与此同时，共产党继续在南越加强他们的力量。1964年，南越共产党已经拥有一支规模为17万人的武装力量，其大部分兵员来自于南越地区，并且河内当局还逐步加大了对南越的渗透力度，源源不断地派正规部队到南方与南越共产党武装力量并肩作战。20世纪50年代末开辟出来的胡志明小道也经过了改进，沿途架起了桥梁、设立了医院、增添了防空没施、建筑了营房和仓库。原来只装备了抗法战争时从法国人手中缴获的落后武器的越共部队现在也列装了先进的武器装备，这些武器装备包括从苏联和中国引进的AK－47冲锋枪——许多美国士兵认为这些武器的性能优越于美国制造的M－16步枪。
在城市，越共通过频繁的炸弹袭击证明自己的存在。1964年2月，两名美国人在西贡的一个电影院遭炸弹袭击身亡。在乡村，作为南越政府“安抚”政策主要支撑的“战略村”工程因越共的袭击和农民的不满而近乎瓦解。而且，在越共和南越军队的军事较量中，越共军队多次使他的对手遭受重创。
1964年的7月是双方交战异常激烈的一个月。有时候，美国人也直接参加战斗。7月6日凌晨2时许，一支500人规模的越共部队袭击了位于越(南)老(挝)边境附近的南同特种部队营地。这个营地由12名美军“绿色贝雷帽”部队官兵和几百名南越民防部队据守。一阵猛烈的迫击炮射击后，越共部队突破了美军用有倒钩的铁丝网构筑而成的外围防线。迫不得已，美越守军只得运用大炮在直射距离进行射击，以击退越共进攻部队。美特种部队的罗格·多仑上尉将混乱的守军人员集中起来并组织猛烈火力实施反击，打死了三名企图破坏美越军营大门的越共突击队员。多仑上尉不顾腹部、肩部和腿部多处受伤，仍然拖着一箱炮弹爬行到营地另一侧的一个迫击炮阵地，并指挥炮火狙击进攻者。黎明时分，越共人员扔下60具阵亡者的尸体撤离战斗，而也有58名南越人员和2名美军人员在战斗中被打死。战后，多仑上尉被救活并荣获了荣誉勋章，他成为了在越战中获得这一国家最高军事奖励的239名美国军人中的第一人。
在那个月发生的其他战役中，南越军队也是屡战屡败。1964年7月11～12日，南越军队位于重善的一个前沿哨所遭到越共游击队袭击，当一个增援部队前去救援时又遭到越共的伏击，造成200人伤亡。第二天，南越军队的一个分队在西贡南方40英里处又遭伏击，造成16名南越士兵和3名美军士兵当场死亡。无独有偶，7月26日又有一支南越军队在重善遭到越共游击队伏击，造成100多人伤亡。
由于在南越的地面作战中节节失利且损失惨重，美国的军、政领导人推断解决当前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将战争扩展到北越的空中(即对北越实施空中打击)。“我们将要打苍蝇了，”美国空军参谋长柯蒂斯·李梅在1963年12月份宣称，“那时候我们就得寻找粪堆了。”(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尔特·W．罗斯托在他同年2月份给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的备忘录中强调，对于美国的军事压力，北越的共产党比正在南越作战的共产党更加脆弱。胡志明“有一个大工业中心需要保护：他不再是一个没有任何值钱家当可丢的游击战士了”。同时，他建议总统考虑与国会商议通过一个支持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的决议，作为正式的战争宣言。
1964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确定了最可能对北越实施轰炸的94个目标。5月，于年初从国防部调到国务院的威廉·邦迪为实施旨在进行全面轰炸北越的30日军事逐步升级计划而制定了一份方案。他还根据罗斯托早些时候的建议精神为国会拟定了决议草案。约翰逊总统原则同意顾问们关于扩大战争的建议，但同时决定把行动推迟到1964年11月的总统大选后进行。
在逐步扩大美国在东南亚的“秘密战争”方面，约翰逊显得比较不谨慎。实际上，美国自从1961年就已经在老挝发动了战争，与由美国中情局提供经费和顾问并装备起来的苗族武装一起，打击巴特寮武装力量，并破坏北越在胡志明小道上的行动。现在，约翰逊总统又批准发动空中战争来支持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地面战争。于是，美国和泰国的飞行员驾驶着美国装备的飞机，沿着美国中央情报局标识的航线，飞行于老挝空域执行轰炸任务。1964年2月，美国发动了代号为“34－A作战计划”的秘密轰炸北越的行动。此后，大量南越突击队员分批伞降在北越，试图破坏那儿的铁路和公路桥梁。但结果证明，他们行动的成功率不是太高。南越的巡逻鱼雷艇对北越的岸防设施也进行了轰炸。装有电子接收设备的美海军驱逐舰受命在北越沿海一带进行代号为“德索托”的秘密侦察巡逻活动，企图对北越施加心理压力并搜集其岸防方面的情报。当然，“34－A作战计划”的开展一直对美国公众严格保密。
当华盛顿方面最终下定决心的时候，美国驻西贡的领导人也进行了一些调整。1964年6月，林登·约翰逊总统任命马克斯韦尔·泰勒接替亨利·卡伯特·洛奇出任驻南越大使(洛奇于1965年第二次出任驻南越大使职务)。泰勒是美国在南越发展军事力量的早期倡导者，他于1961年呼吁派遣美军作战部队介入(越南战争)。另外，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取代了保罗·哈金斯出任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是一位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战火洗礼的老兵，1963年被任命为哈金斯的副手时，他已经是美国西点军校的教育长了。哈金斯因反对那场导致吴庭艳倒台的政变密谋，而于去年(指1963年)秋天失去了华盛顿方面的宠信。作为哈金斯的继任者，威斯特摩兰注定要督导1964～1968年的那场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的行动。
林登·约翰逊一直是“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坚定信仰者，1961年他以副总统身份访问越南归来后曾宣称，如果美国不能打败那个国家的共产党，那么美国最终将可能在“夏威夷的海滩上”与他们作战。1965年春天，他要求中央情报局判定这个理论(指“多米诺骨牌理论”)是否真的成立，“如果老挝和南越被北越共产党所控制，东南亚的其他部分必然会陷落吗？”中情局于6月9日答复：“除了柬埔寨有这个可能性之外，那个地区没有一个国家会因老挝和南越陷落(于共产党之手)而很快屈服于共产主义。”历史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预测。
但是，林登·约翰逊和他的顾问们却对中央情报局的答复置之不理。他们认为，北越只是共产党中国的一个傀儡，而且中国如同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和20世纪40年代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一样，根本不可能停止进攻或颠覆它的邻邦，除非它的侵略欲望遭到同美国在南越所施加的压力一样的外部力量的遏制。而且，并非只是中国的邻国处于危险之中。苏联也在观望着美国人如何在南越表现自己：美国人的一次失败将会鼓励苏联人重燃其扩张欲望。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于1964年7月宣称，如果美国让南越落于共产党之手，那么“我们关于柏林(安全)的一切保证都将失去可信性”。一年后，林登·约翰逊也宣称：“如果我们被赶出南越这片土地，那么将没有一个国家会对美国的保护再有信心。”助理国防部长约翰·麦克诺顿于1965年3月呈给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备忘录中的那段话也许最能清晰地表述美国对南越的政策目标。在南越，“美国的目标”是：
70％——避免一个使美国大丢脸面的失败(对我们和作为保护者的名声来讲)。
20％——不让南越(及其邻国)落入中国之手。
10％——允许南越人民享受一种更美好、更自由的生活方式。
维护美国的信誉一直是美国决策者在越南战争的各个阶段最主要的关注点。
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博士在华盛顿特区民权游行的人群中。(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促使约翰逊对美国的越南政策产生怀疑的唯一因素，(与国际事务相比较)更跟国内事务有关。约翰逊是在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候就任总统职务的。马了·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正在挑战美国南部地区的种族歧视制度。这一运动在美国促进并激发了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浪潮。约翰逊由于获得国会对重要民权法案的通过而听任了这一浪潮自由发展。他还要求国会为一个“向贫穷开战”的行动提供资金，他希望通过这一活动尽可能让所有美国人过上符合“伟大社会”标准的充裕生活 [ 译者注：“伟大社会”指约翰逊于1964年提出的以社会福利为主要内容的施政纲领 ] 。越南的这场大规模战争只是破坏了他的国内改革希望，正如他一年后对一位采访者所说：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不论怎样行动都必定遭到诋毁。如果我为了介入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那场令人十分棘手的战争而离开了我真心喜爱的女人——伟大社会，那么我将失去家里的一切；我的全部(改革)计划；我的全部希望——为数以百计的人们提供食品，为无家可归的人们提供住所；我的全部梦想——为棕色人、黑人、残疾人和穷苦人提供教育和医疗保障。但是如果我离开了那场战争并且让共产主义统治南越，那么我将被视为懦弱之人，我的国家将被认为是姑息养奸，并且我们同样会发现，在全球的任何地方为任何人做成任何事都将不可能。
早在1964年的春天，正当总统竞选活动趋于白热化时，林登·B．约翰逊因在越南同共产党的战争中没有太多的作为而受到了共和党政治家们的攻讦。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巴里·戈德华特在1964年5月的演讲中提出，美国应在南越使用原子弹以“毁掉”越共藏身的森林，并轰炸连接中国和越南的运输线。于是，那年夏天的晚些时候，戈德华特获得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但是在夏季结束之前，越南发生的一些事情消除了共和党对约翰逊政策的挑战。
7月30日，美海军“马多克斯”号驱逐舰进入位于北越的东京湾(即北部湾)水域活动。“马多克斯”号驱逐舰是执行一项旨在运用电子手段搜集有关北越防御能力情报的“德索托”巡逻活动。这时候，秘密的“34－A作战计划”也正在全力进行中。同一天，南越的突击队员也突然袭击了位于东京湾的两个北越岛屿——宏梅和宏纽。而且，驾驶美国战机的泰国飞行员于8月1日和2日还轰炸了北越位于越老(挝)边境附近的几个村庄。北越人对美国和南越的行为十分愤怒，并认定进一步的袭击随时可能发生。在随后的几天中，美海军“马多克斯”号驱逐舰一直在距越南大陆8英里、距曾被南越轰炸过的两个岛屿4英里的地方游弋。
8月2日夜，北越三艘鱼雷艇高速逼近“马多克斯”号驱逐舰(可能认为这艘船系7月30日轰炸他们两个岛屿的南越船只)。在随后进行的37分钟的海战中，其中的两艘北越鱼雷艇受到从位于附近的美海军“提康德罗加”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攻击机的射击而受损，第三艘鱼雷艇则被“马多克斯”号驱逐舰上的5英寸口径舰炮击中而报废退役。北越的鱼雷艇在被驱离之前曾发射三枚鱼雷，但无一命中。在整个交火过程中，美国人无一伤亡。
随后，美海军命令另一艘驱逐舰“滕纳·乔伊”号到东京湾海域增援“马多克斯”号驱逐舰。8月3日夜，南越的鱼雷艇又突然袭击了北越海岸。美国从截收的北越无线电通信中获悉，北越认为(美国)驱逐舰的巡逻活动和此次袭击事件有联系。因此，驱逐舰上的全体船员都认为，北越随时有可能(对他们)发起新一轮攻击行动。
8月4日傍晚，(美国)两艘驱逐舰上的船员开始整理舰载雷达和声纳的读数，发现有敌对舰船存在的显示信号。顿时，各种警报大作。尽管用肉眼尚不能看到敌对舰船，但一些船员还是断言已经看到了逼向己方驱逐舰的鱼雷的尾流。在随后的两个小时里，操作声纳设备的船员报告先后有26枚鱼雷向“马多克斯”号驱逐舰发动了攻击。“马多克斯”号和“滕纳·乔伊”号驱逐舰随即向想定的攻击源方向发射了400发炮弹。
与此同时，他们还请求“提康德罗加”号航空母舰提供空中支援。海军飞行员詹姆斯·斯托克代尔驾驶着他的F－8E型“十字军战士”战机飞临作战现场上空，准备击沉敌舰。在一个半小时中，他往返奔波于这一海域上空，试图寻歼敌舰，有时他的飞机因超低空飞行甚至被海水溅湿。他后来报告说在我们猜想北越鱼雷艇存在的地方“没有敌方舰艇，没有敌方舰艇的轮廓，也没有什么鱼雷波”。最后他确认：“没有反射，没有曳光弹光芒。什么也没有。”
“马多克斯”号驱逐舰的舰长约翰·赫里克最后只得宣布取消战斗警报，并向上级发电报告：“经检查发现，原来报告的许多接触和鱼雷攻击行动值得怀疑。建议在采取进一步行动前进行全面评估。”后来有人认为，是“马多克斯”号驱逐舰上的那个没有经验且情绪激动的声纳员误将本船的舵声判为敌鱼雷攻击波，而风云突变的反常天气也对雷达产生了影响，这才导致了错误的结果。实际上，那天夜间好像就没有北越舰艇在那个地方出现。
但是刚回到华盛顿特区的林登·约翰逊等不及调查清楚那天夜间在东京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此时，他把对北越实施直接而猛烈的海空打击仅剩的一点犹豫也抛到了一边。由于越南和美国东部(夏令时)存在12个小时的时差，有关东京湾事件的消息于8月4日上午才传到了华盛顿。于是1964年春天制定的那些打击北越的紧急预案准备开始生效。当天，约翰逊总统会见了国会领导人，向他们通报了他有关应对东京湾事件的计划。而后，他于美国东部夏令时8月4日晚上11时36分向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他宣布，美国舰艇在公海受到了攻击，作为对此事件的报复行为，美国作战飞机已经起飞并将轰炸北越。他最后承诺：“我们仍将努力不扩大战争。”然而，在约翰逊讲话后，麦克纳马拉却向记者们提供了“东京湾海战”的详细情况，并宣称在战斗中至少有两艘北越海军舰只被击沉。
“提康德罗加”号航空母舰的航空兵指挥官斯托克代尔此时也受命带领一支攻击机编队，对位于荣市的北越油库实施报复性轰炸。在受领任务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报复什么？”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提康德罗加”号和“星座”号航母共出动战机64架次，对北越的设施进行了狂轰滥炸，摧毁了荣市境内的油库、鱼雷艇港口和防空设施。战时，两架美军战机被击落。海军飞行员拉瑟·萨瑟中尉坠机身亡，成为了第一位死于越南战争的美军飞行员；另外一位飞行员——埃弗里特·阿尔瓦雷斯则被北越俘虏。埃弗里特·阿尔瓦雷斯后来回忆说，当他驾驶着A－4型“天鹰”攻击机到达指定目标区时：
我们首先(对目标)进行一次识别飞过，而后调头飞回，最后实际飞过并开火，我的速度很慢，仅仅以约500节的空速掠过树木。随即，我就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我的飞机被击中并开始坠落，在空中翻滚而且开始燃烧。我当时判断，如果继续呆在机内必死无疑，于是我按动了弹射器并且幸运逗地避开了(海边的)悬崖峭壁。
埃弗里特·阿尔瓦雷斯在坠地过程中摔断了背部。直到1973年被释放，他一直被拘押在北越的战俘营里。埃弗里特·斯托克代尔于1965年也被击落并被俘，作为越战期间最高级别的美军战俘，他在战俘营里呆了八年之久，直到1973年才被释放。
实际上，约翰逊总统私下里也向助手表示过他本人对“8·4”事件的怀疑，“真见鬼，难道那帮愚昧的蠢蛋只是射击了飞鱼？”但是根据顾问们春天给他提供的报告，他趁机前往国会(听证会)，要求通过一项法案，并授权他“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击退针对美国军队的武装进攻行动，以使美军免遭进一步的侵犯”。这个措施就是著名的“东京湾决议案”，该议案在1970年被废止之前一直被作为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法律依据。众议院一致通过了这一决议，而参议院的记录上也只有两张反对票，他们分别由阿拉斯加州的欧斯特·格里宁和俄勒冈州的韦恩·莫尔斯所投。韦恩·莫尔斯称这次通过的法案是一个“战争的先期决议案”，并且预言许多投赞成票的人以后将为他们今天所作的选择而后悔。“34－A作战计划”仍然是一个秘密。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于1964年8月6日到参议院全体委员会为支持“东京湾决议案”作证，并且否认“马多克斯”号和“滕纳”号驱逐舰在公海介入了日常例行巡逻以外的任何行动。
根据民意测验的结果，有85％的民众赞同对北越的轰炸行动。约翰逊在民众中的个人声望也如日中天。他已经证明，他愿意勇敢地抵抗共产党(的进攻)；如今，他可以自由地转变政策，并批评他的对手巴里·戈德华特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战争贩子了。1964年8月29日，在他的德克萨斯牧场举行的竞选集会上，林登·B．约翰逊宣布：
我业已建议我们的战机挂弹，并投掷在我认为将使战争逐步升级的某些地区，这种升级将导致相当多的美国男青年被派往这一地区，进行一场我认为本应由亚洲男青年为保卫他们自己的家国而进行的战争。
1964年11月3日，林登·B．约翰逊在连任竞选中获得了61％的选票，连任成功。但是，林登·B．约翰逊，这位在1964年被称为“和平候选人”的连任总统却将要批准一项把他的国家拖入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计划。
1964年的“和平候选人”——林登·约翰逊
林登·约翰逊在1964年参加连任竞选时所具有的全部有利的政治条件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他在约翰·F．肯尼迪遇刺后为安慰并团结这个处在悲痛之中的国家而做出的掌控全局性的工作。1963年11月，离约翰·F．肯尼迪遇刺身亡还不到一周，他在以总统身分所作的第一个电视讲话中就引用了遇刺总统在1961年总统就职演说中的一句话：“让我们开始吧。”现在他又加上自己的誓言：“让我们继续吧。”而且他也开始履行自己的诺言——作为对已故总统的纪念，他敦促国会通过了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权法案和反贫困立法。
但是在选举即将到来的时候，天上出现了阴云，这就是越南战争。此时，“继承肯尼迪的政策”却证明是一个负担。在肯尼迪还活着的时候，美国民众已经就肯尼迪在越南都干了些什么的话题展开了辩论——这些话题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仍然被历史学冢、新闻记者和其他人争论不休。如果他在越南战争中做得太少，保守派就会指责他允许南越沦落于共产党之手从而背叛了肯尼迪时期制定的“坚定的令战领导人政策”，他将在这一指责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如果他在越南战争中做得太多，自由派将指责他违背了肯尼迪时期“在这一地区承担有限义务的政策”，从而将美国拖入了危险的且没有止境的东南亚冲突之中，同样，他在这一指责面前也显得软弱无力。
恰在这时，“东京湾事件”发生了。这对约翰逊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在11月总统大选之前的四个月(即8月)，约翰逊以所谓的“攻击美舰”为借口而猛烈地回击了共产党——但他的报复性打击也只限于一次空袭行动。于是，他在选民心目中树立了既是三军总司令，又是“和平之人”的政治威信。面对约翰逊这种近乎完是的政治伎俩，巴里·戈德华特恐怕不可能拥有获胜的机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