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原因：1954～1961·第三

作者：莫里斯·艾泽曼·英国

出自————《越南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1971年，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原因的秘密的政府研究报告。这份通常被叫做《国防部文件集》的研究报告是按照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的命令撰写于1967年。这份文件只印了15份。当时，这份材料是不准公开的，而且如果不是一位名叫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前国防部官员看了这份材料的话，公众也不可能知晓这份文件的内容。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当时对这场战争已不抱任何幻想，于是就将这份文件的内容透露给了记者们。因为有了这份材料，历史学家们才得以了解那些把美国拖入越南战争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当时所持的态度和制定的战争目标。这份国防部文件的作者们得出的最有趣的结论之一就是：“南越实际上是美国(智慧)的产物。”要理解他们的意思，我们需要回到1954年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帝国垮台，而胡志明领导的越共准备统一整个越南的那个时刻。

　　 《日内瓦协议》将越南沿北纬17°线临时一分为二。当法国人于1954年秋天自北越撤走的时候，越南共产党迅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与此同时，南越的保大皇帝也于1954年6月任命了一位总理并组建南越政府。他选择的这位总理名叫吴庭艳，是一位出身富贵家族的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其家族系在越南占少数的天主教信仰者。19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吴庭艳在法国殖民政府中担任过一些职务，但他对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越来越不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又与日本占领军联系密切。1945年，日本人考虑让他出任越南伪政府的总理，但是对他是否靠得住却没有把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支持越南的独立事业，但反对共产党，所以当1946年胡志明请他参加越共政权的时候，他拒绝了胡的邀请。由于政见不同，他于1950年离开越南，旅居于美国的一个天主教神学院。

　　 在美国期间，他结交了一些有影响的朋友，包括纽约的美国天主教首席发言人弗朗西斯·卡迪纳尔·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强烈反对《日内瓦协议》的内容。他在美国军团(美国全国性退伍军人组织)1954年年会上说，《协议》是“给被再次出卖的数千万印度支那人民的葬礼号……”斯佩尔曼、约翰·F．肯尼迪以及其他一些有影响的人物都认为吴庭艳是将越南从共产党统治中拯救出来的最佳人选。当吴庭艳1954年6月从美国回到越南并出任保大政府总理后，他们几个人在向美国政府施加影响使其决定支持吴庭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幕后作用。作为皇帝，保大仍然是南越的元首；不久，保大和吴庭艳在吴行使多大权力方面出现严重分歧。1955年10月，吴庭艳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公民投票废除了保大并成立了新的越南共和国(南越)。吴庭艳是越南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吴庭艳上台后仍然用越南帝国时代的老国旗(以黄色为背景颜色，画有三条红色线条)作为新政权的国旗；而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则选择越盟党旗(以红色为背景颜色，上面画有一个黄色的五角星)作为国旗，并视为国家的象征。

　　 拒绝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的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4年夏天决定向吴庭艳的南越政权提供援助，以遏制北越共产党政权的发展，截至8月，艾森豪威尔共任命了300多人为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顾问团成员，在以后几年中，美国驻越军事援助顾问团在训练、装备南越军队并向其提供建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左一)与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左二)在华盛顿国家机场迎接南越总统吴庭艳。(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吴庭艳在美国期间还结交了另一位有用的朋友，他就是美空军上校爱德华·C．兰斯代尔。兰斯代尔于1954年夏季被任命为领导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越南一切活动的负责人。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太平洋战区作战的老兵，爱德华·C．兰斯代尔曾在1940年末与美国支持的菲律宾政府合作镇压了该国的共产党游击队。凭自己对东南亚地区的了解，兰斯代尔认为法国在越南战败的原因就在于过分倚重传统的军事战术。当最后留守河内的法国士兵于1954年10月撤走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河内办事处也被赶出这个城市，爱德华·C．兰斯代尔就此向华盛顿报告说：

　　美国人看到越盟人员在接管过程中高效率地工作，特别是在亲眼目睹了穿看胶鞋的越盟胜利之师的安静行军与被越共“政治－经济－军事”运动打败的法军的装甲车的哐啷声之间的鲜明对比后，他们感到困惑不安。

　　 爱德华·C．兰斯代尔是一位恃强凌弱且爱虚张声势的人物，他决心在法国人战败的地方获得成功。他的(美中央情报局)驻河内办事处对新生的共产党政权采取了可能的小规模打击行动。他们往河内公共汽车的油箱泼洒硫酸，破坏这些车辆，并且还试图破坏河内的印刷厂，但没有成功。尽管如此，他在心理战方面还是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他们印刷了许多内容虚假的传单，这些传单就好像是越盟散发的一样，宣称将采取没收私有财产等强硬政策。这些传单撒播之后，在北越民众中产生了极大恐慌，导致了南逃的难民潮，由于《日内瓦协议》规定南北双方难民在300天内可以自由流动。在此期间，美军飞机在北越空域大量抛撒极具政治煽动性的传单，宣称“(天主教圣母)玛丽亚将移向南方”，并且散布共产党将进行反天主教大迫害的谣言。这些宣传果然奏效，据统计，从1954年至1955年的一年中，大约有90万北越人——占越南当时天主教徒总数的三分之二——乘美国船只或飞机逃到南方。在同一时期，大约有13万支援者和越盟成员家属从南越迁到北方。但是，仍然有8000至10000名越盟地下人员留在南越，秘密地开展地下工作，这些人成为了后来重新组建的越盟武装力量的骨干。

　　汤姆·多利医生与发生在越南的善恶之战

　　1960年，汤姆·A．多利医生在老挝北部的一家医院为一名患儿检查。(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LC－USZ62－1096691)

　　当约翰·F．肯尼迪第一次提议创建“和平军团”的时候他就表扬“汤姆·多利医生是一个无私的榜样”。1954年夏天，作为美国海军的一名医生，汤姆·多利参加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的“自由通道行动”，负责将信仰天主教的难民从北越撤运到南越。他写的那些关于这次大逃亡行动的轰动性文章——《把我们从邪恶中解救出来》连载于《读者文摘》，并成为1956年美国最畅销的书。汤姆·多利的文章让许多生活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对一个名叫越南的地方有了第一印象。不过，他对自己在援救行动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天主教徒因忠于信仰而殉教的故事都进行了大肆渲染，这促使(美国人)将那场越南冲突简单想象为一场善恶之争。1956年，不甚体面地从海军退役的汤姆·多利在老挝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并成为为一位坚持不懈的东南亚反共事业宣传员。直到他于1960年患癌症去世。汤姆·多利在美国一直被广泛誊为忠于人道主义事业的、无私的美国理想主义的生动典型。

　　一架美空军C－47型运输机正在南越芽庄附近空域抛撒传单，实施心理战。(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爱德华·C．兰斯代尔同吴庭艳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而且还当上了美国驻南越政府的首席顾问，帮助吴庭艳控制其他反共派别并加强权力。在兰斯代尔的帮助下，吴庭艳于1955年就南越是继续保持保大皇帝时代的君主制，还是建立吴庭艳领导下的共和制，举行了公民复决投票。在公民复决投票中，吴庭艳以明显虚假的98.2％的压倒性优势赢得了这次公民复决(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吴庭艳在西贡市获得的选票数竟然超过了该市登记选民的总数)。在南越的美国人，甚至包括沃尔特·柯林斯大使本人在内，几乎都对吴庭艳建立一个稳定政府的能力逐渐产生了怀疑，但兰斯代尔及吴庭艳在美国的支持者却相信，艾森豪威尔政府除了支持吴庭艳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美国向南越提供了近20亿美元的援助，而这些援助中的大部分都被用来支撑南越军队和警察部队。

　　 1956年，吴庭艳拒绝进行《日内瓦协议》规定的旨在建立统一全越南的唯一政府的选举。艾森豪威尔总统后来承认，如果举行这次选举的话，胡志明将获得80％的选票。《日内瓦协议》规定，北越和南越以北纬17°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分裂是“临时性的，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理解为以此设立永久性的政治和区域分界线”。吴庭艳决定不独立举行选举，而且在得到美国继续对其支持的保证之前，他也不能这样做。当吴庭艳于1957年5月访问美国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总统称他是亚洲的“奇才”，是他把国家从共产党手中解放出来的。

　　 从短期来看，吴庭艳的确成功地阻止了(越南)共产党控制南方。在北越，共产党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于1955～1956年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给最贫穷的农民分配被没收的土地。在土改运动中，有10000～15000名地主被处以极刑，还有数以千计的人被逮捕或被流放。越共的这一政策引起了一些地方的骚乱，在胡志明的家乡甚至还发生了一场短期的叛乱，后得到平息。

　　 在南越，吴庭艳的政策也不民主而且不得人心。截至1959年，吴庭艳政府共逮捕了40000多名不同政见者。成千上万的人动辄遭到严刑拷打或未经审判而被处死。这些受害人中包括反对吴庭艳政权的自由主义人士、民族主义人士和宗教批评人士，也有共产党员。批评吴庭艳政府的报纸被政府当局勒令停办。屈于美国政府的压力，吴庭艳政府才发动了自己的土地改革运动以换取南越农民对政府的支持。然而，这次土改运动却是半心半意、没有效果并且充满着贪赃舞弊。实际上，吴庭艳政府的官员们经常将越盟在抗法战争中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回收并重新归还给大地主们。在1960年，南越四分之三的土地却为15％的人所有。历史证明，这场“土改”运动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农民被迫从共产党控制的农村地区迁移到政府控制地区的新村庄。这项政策本是为了增加农民对政府的支持，然而农民们对强迫他们离开自己熟悉的家园、土地和祖宗墓地的行为却心怀不满。这项不得人心的土改运动于20世纪60年代初被废止，然而取代这一政策的却是1962年制定的一项同样不得人心的农村政策，根据这一政策，农民们被集中到筑有防御工事的村庄。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自发地反抗政府压迫的自卫式武装叛乱风起云涌，此起彼伏。然而，在20世纪中期，全神贯注地解决自身问题的越南共产党却命令其留在南方坚持斗争的“地下人员”保持沉默。北越的领导人如武元甲将军等认为应该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以加强共产党在北越的政治控制。然而，包括在南越出生的越南劳动党(共)总书记黎笋在内的其他越共领导人却赞同更具打击力度的政策——包括向南越人进行的“国家自由”战争提供军事援助。直到1957年南越共产党开始组建抗击吴庭艳政府的小规模游击队时，越共党内两个派系的争论都未得到彻底解决。

　　 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刚开始时主要集中在湄公河三角洲西部地区，但不久就开始向中部高原和海岸平原地区扩展。而且，南越共产党也开始打击吴庭艳政府任命的当地警察和乡村官员。1957年10月，共产党游击队在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顾问团(MAAG)驻西贡市的办公室放置并引爆了炸弹，造成13名美国人受伤。两年以后的1959年7月8日，一名美军军官和一名士兵在越共游击队对边和市的顾问团驻地的袭击中丧生，这是新的越南战斗中第一例美国人死亡事件。

　　 1959年，北越开始首次向南越的共产党游击队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当时，南越共产党游击队仍然使用抗法战争时遗留下来的或从吴庭艳政府军手中缴获的武器装备作战。北越援助的武装人员和武器装备陆续抵达南方；实际上，直到1964年大部分渗透者(指从北方渗透到南方的武装人员)都是在《日内瓦协议》签订后转移到北方的南方人。这标志着“胡志明小道”开始投入使用，这条小道是北越共产党援助人员的主要渗透路线，从北越蜿蜒曲折南下进入老挝，再经老挝最后进入南越。通过小道的武装人员在穿越茂密幽深的丛林和森林时，都要经过认真仔细的伪装以防敌人的空中侦察和袭击。沿着这些小道，从北越到南越的旅程需要花费两个半月的时间，刚开始时主要是靠步行，后来几年中才可以用几千辆卡车运送补给品和人员。

　　 直到50年代末，发生在越南的作战行动仍然是低强度的，在城市里几乎看不到战争的影响。美国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站长威廉·科尔比(后来当上了中情局局长)描述了越共在20世纪50年代为推翻吴庭艳政权而认真进行斗争准备的情况：

　　他们首先利用在农村的政治组织开展活动，广泛传播继续进行革命的主张——现在反对的不是法国人，而是美国人及其傀儡吴庭艳……他们试图把这种继续革命等同于早先的那种民族主义革命……他们到处演讲、征兵，向村民宣传诸如某个强悍的村长突遭杀事、某贪官被意外谋杀等事情……这些情况持续了两年时间。

　　 1960年，南越共产党根据北越共产党的指示组建了民族解放阵线(NLF)，民族解放阵线决定采用与北越国旗相似的旗帜作为自己的旗帜，在红蓝图案分界处有一颗黄色的五角星。南越政府把民族解放阵线称为“越共”，即越南共产党的意思。

　　 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南越政权可能覆灭的阴影已经隐隐约约地出现在美国决策层的脑海中，但在美国民众中尚未产生什么影响。华盛顿当局在幕后秘密作出美国支持南越吴庭艳政权的决定，并没有经过公开辩论。如果不是越南战争在60年代大规模地升级，许多美国人也许还不能在地图上找到越南这个地方。在1960年美国的总统大选中，尽管连共产党中国东南海岸外的两小岛——金门和马祖——都成为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F．肯尼迪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之间电视辩论的热门话题，但像越南问题这样重大的事情却几乎没有被提及。

　　1961年1月20日，美国民众聚集在美国国会大厦东门廊观看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就职典礼。(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LC－USA7－195981)

　　 当1960年11月约翰·F．肯尼迪当选为美国总统后，他继承了哈里·杜鲁门和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两位总统在10年前制定的介入越南战争的政策。此时，美国“创造”的这个国家，即南越，已经是既成事实。当时，大约900名美国军事顾问进驻这个国家，同时还有其他几百名美国人在那里从事着情报、治安和援助行动。肯尼迪总统不能无视南越政权的存在及其未来的命运——尽管他不想这样做。毕竟他还是吴庭艳在美国的最早的支持者之一。而且，他在总统选举中击败共和党对手的部分原因是他曾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使得美国政府在冷战中“落后”于苏联。在他1961年1月20日的总统就职演说中，他承诺在其任内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承担任何重负、对付任何艰难困苦，去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续和胜利”。

　　 约翰·F．肯尼迪生于1917年，曾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当选总统。他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代人的一个突出代表；作为海军军官，他曾在太平洋战区指挥过一艘巡逻鱼雷快艇与日军作战，在他的鱼雷艇被日军驱逐舰炸沉时舍身抢救了一名海员，因而成为了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那段历史对肯尼迪的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影响。因为西方民主阵营在20世纪30年代对纳粹德国的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使得他的征服欲望恶性膨胀并最后失控。然而，对希特勒采取的“姑息”政策——而且还有后来的斯大林——都没有保证和平；事实上，这种“姑息”只会酝酿一场更大的、更危险的冲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在1957年曾说过“东风”将压倒“西风”，也就是说“与帝国主义力量相比，社会主义力量占有压倒性优势”。毛泽东还嘲笑美国是无法逆转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潮流的“纸老虎”。1961年就在约翰·F．肯尼迪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后不久，苏共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承诺他的国家将对全世界的“民族解放战争”提供支援。就任总统后的肯尼迪决心证明美国不是“纸老虎”。他将同他的前任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一样，不向共产党企图征服东南亚的欲望采取“绥靖”政策。

　　 越南也向美国的新一届民主党政府提供了参与(越南)“国家建设”的机会。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顾问相信，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的“欠发达”问题为共产党动员革命提供了便利条件。美国应通过促成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来抵消共产主义对他们的吸引力。换句话说，类似南越这样的贫穷国家经济越像美国那样发达，他们的人民越幸福，就越能保证他们成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

　　 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顾问们认为，在南越这种地方，真正的革命者恰恰是美国人，而并非那些共产党人。肯尼迪的顾问瓦特·罗斯托在1961年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所作的演讲中说：“我们在不发达地区的中心任务是保护这些地方现在正顺利进行的革命进程的独立性。”美国没有被“拖入”越南；在美国介入(越南事务)的早期阶段，南越对美国人来说，充满了挑战和冒险。曾在西贡担任爱德华·C．兰斯代尔上校助手的中情局特工奥格登·威廉姆斯后来在其回忆录中称越南是一个对美国人“极具吸引力”的地方：

　　在我心目中，那是一个非常丰轻的国家，令人鼓舞……那儿有非常优美的传统文化，还有非常令人心怡的生活方式。西贡是一个美丽雅致的城市，那儿既有美丽的热带植物，也有火焰状的各种树木；既有动作优美的卡巴莱歌舞表演，也有身材苗条、可爱动人的漂亮姑娘……所有的一切都恰似在天堂一样优美、浪漫……让人流连忘返。

　　 肯尼迪政府任职的最初几个月在外交政策方面到处遭受挫折。1961年4月17日，一批古巴籍反共流亡人员在美国(中情局)的策划和资助下，在古巴的猪湾登陆侵入古巴，被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部队挫败。在老挝，肯尼迪不愿派部队与老挝共产党领导的巴特寮 [ 译者注：指1950年建立的老挝民族主义集团 ] 武装力量作战，反而在一次国际峰会 [ 译者注：指的是与赫鲁晓夫的维也纳会晤 ] 上同意在老挝成立一个由中立派组成的联合政府解决这个国家自己的问题。在欧洲，尼基塔·赫鲁晓夫指使民主德国一夜之间在分裂柏林的东西分界线上修起了一道墙，并威胁对联邦德国采取军事行动。1961年6月，当肯尼迪在日内瓦会晤赫鲁晓夫时，这位苏联领导人试图进一步给这位年轻的美国总统施加压力。在会晤中遭到震慑的肯尼迪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我们在使人确信我们的实力方面尚存在一个问题，而越南就是问题所在。”这个由美国于20世纪50年代“创造”的国家即将把美国拖入一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没有意义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