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越南：错过的诸多良机·第一

作者：莫里斯·艾泽曼·英国

出自————《越南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1945年9月2日午后，五十多万越南人聚集在河内巴亭公园的中心广场上，一位留着一绺胡须、身形瘦削的越南人站在人群面前的检阅台上。此时距离“二战”结束没有几天。越南，这个19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殖民统治的国家，在“二战”中又遭到了日本人的侵占。随着日本的投降，除了部分越南人打算拥护的这个政权外，越南现在没有任何有效运行的政府。

　　 广场上的人们欢呼雀跃，高呼“独立！独立！”的口号，整个广场一片沸腾，直到站在检阅台上的那个人向人群举手示意噤声，人们才平静下来。他面对麦克风，身体微向前倾，用在场的几位美国人非常熟悉的一段话开始了他的演讲：“所有的人生来平等。上帝给了我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生存的权利、自由的权利，以及获得幸福的权利。”

　　 讲完这段话后，他停了下来，问人们能否听得见。当人们用欢呼回应他时，他继续演讲：“这段流芳百世的话摘自于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从更大意义上讲，这段话可理解为：‘世界上所有的人们生来平等；世界上所有的人们都享有生存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获得幸福的权利。’”演讲者——自称为胡志明(越语意为“觉悟之人”)的人——接着宣布，越南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他在演讲中还要求其他国家尊重越南的民主自决权。

亚洲与太平洋，1948

　　 胡志明是受过莫斯科(共产党)培训的共产主义者．并为苏联工作多年。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竟将美国《独立宣言》上的话作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宣言的开场白。然而，这仅仅是美国卷入越南问题的历史中多个令人困惑的奇怪现象中的第一起而已。事实上，当胡志明为越南独立而第一次发动武装斗争时，所获得的唯一的大宗外国援助竟来自于美国而不是苏联。

　　 在战争中，许多国家常常遵循的原则是“敌人的敌人即朋友”。美国也不例外。当美国于1941年对德国宣战的时候，苏联已经同纳粹德国进行了近两年的殊死斗争，于是美国理所当然地与苏联结为盟国并向其提供了援助。同样，在欧洲战场上，美国认为它应该支援那些被纳粹德国占领的国家开展抵抗运动，尽管它们中有些是共产党政权。在美国与日本作战的太平洋战场上，美国也应该支援共产党领导的那些抗日运动，虽然这些运动的长远目标不仅包括打败日本而且还包括结束欧洲国家在本国的殖民统治。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短暂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共产主义者的胡志明和资本主义的美国相互需要，并因此结为同盟。

　　1948年10月18日，胡志明在于西贡召开的一次政治会议上。(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

　　 时任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并不支持殖民主义。1941年8月，在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会晤，筹划战争的共同战争目标时，他强调，在这些战争目标中，应该承诺“尊重各国人民选择本国政权组织形式的自决权”，并且保证“向被剥夺了主权、自决权等权利的人民归还这些权利”。同法国一样，英国也有自己的海外殖民地，而且它们都不允许殖民地国家的国民经常谈论自己国家的政体。虽然丘吉尔对罗斯福提出的国家自决权原则缺乏热情，但为了取悦作为盟友的美国，他还是对罗斯福的观点暂时表示了同意。1944年5月，丘吉尔写信给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询问在东南亚的法国殖民政府的前途问题。丘吉尔建议：“在我们让法国人正式介入印度支那地区事务之前，我们得与罗斯福达成协议。比起其他任何殖民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显得更加坦率，于是我认为，将印度支那地区从法国人手中解放出来是他的主要战争目标之一。”

　　 当时，罗斯福自然而然地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打赢同德国和日本的战争上，从未详细地透露过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让老挝、越南、柬埔寨这三个法属印度支那国家获得独立。所以，直到他于“二战”结束前几个月的1945年4月去世的时候，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仍模糊不定。后来，美国国务院越来越倾向于法国重返印度支那地区，这并不是说美国支持殖民主义，而是为了使法国恢复元气并找回自信。为了抵消苏联在战后欧洲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美国需要同法国结盟。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以牺牲越南的独立权为代价似乎显得微不足道。但直到1945年9月，美国的这一秘密决定并没有影响其在东南亚的抗日行动，而且出于军事原因的考虑，美国人同胡志明领导的反殖民主义力量还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胡志明是一位反应敏锐、处事机灵的人物。他断定美国在塑造战后亚太政治格局的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于是就竭力与之建立友谊。胡志明在越南的追随者通常称为越南独立同盟，或“越盟”。当轰炸日本军舰和军事设施的美国飞机在越南上空被击落后，越盟领导的游击队全力营救了美国飞行员并护送他们回到了位于中国边境的美国空军基地。越盟还向美国人提供了有关日本部队行动的有价值的情报信息。作为回报，战略情报局——一个在敌后负责谍报和破坏行动的战时情报机构——开始向胡志明领导的游击队提供援助和顾问。1945年7月，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小分队在侵越日军的后方成功实施了伞降，与越盟游击队并肩作战。当得知胡志明患有严重的疟疾并有生命危险后，战略情报局小分队立即发报给驻华美军司令部，请求尽快派医务人员携药救治胡志明。医务人员于两周后到达，用带来的奎宁和磺胺(制)剂为胡志明治病，可能就是这些药挽救了他的生命。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战略情报局小分队还向胡志明手下200多名衣衫褴褛的越南游击队员传授游击战术，教他们使用迫击炮、机枪、反坦克火箭筒等先进武器，而这些武器都是这支伞降小分队带来并支援给越南人的。1945年夏末，经过几周激烈的丛林作战，战略情报局小分队与经过他们训练的越盟游击队打败了日本军队，胜利进占河内。这些经美国人训练的越盟战士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了越共军队的高级将领。

　　 日本投降后不久，战略情报局的阿基米德·帕蒂少将受命飞抵河内，看望那些被解放的美国战俘。1945年8月30日，他收到了一封信，邀请他尽快到胡志明家。当帕蒂到达后，胡志明向他展示了他将于9月2日宣读的越语演讲稿，并请他对最后一稿进行润色。帕蒂欣然应许，翻译随后向他诵读了那段引自于美国《独立宣言》的开篇之语。帕蒂回忆说，他“惊讶地转向胡志明，问他是否真打算在将要发表的宣言中引用这段话”。帕蒂原本认为，胡志明引用的这段话属于美国人民，其他人都不应引用。不过，这位年轻的美国军官后来打消了这一“无知的”念头。帕蒂接着说：“胡志明仰躺在椅子里，双手合十，用指尖轻抚着嘴唇，作出一副沉思的样子。然后，他面带温柔的微笑，轻柔地问道，‘我能引用吗？’”帕蒂也认为没有正当的理由去阻止胡志明引用这段话。于是，这位越南领导人决定以此摆出迎合美国政府的姿态。

　　 1945年9月2日，当大批的人群聚集在河内巴亭公园广场上的时候，阿基米德·帕蒂少将引人注目地出现在检阅台上，并站在了越盟武装部队总司令武元甲将军的身旁。当越南独立同盟乐队高奏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时，身着戎装的阿基米德·帕蒂和武元甲同时立正敬礼。此情此景让在场的人们似乎看到了越南独立和美越关系的美好未来。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在越南南方，越盟根本无法像在北方那样轻易地建立政权。南方重要港口城市西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曾被作为法国殖民政权的首都。1945年9月，日本宣布投降后，英国士兵进驻该市并宣布实施军事管制。英国军队在释放被日本关押的法国战俘的同时，却强行压制越南人的独立运动。法国人打算趁机对他们仍视为殖民地的越南恢复控制。于是，越南人和法国人相互指责对方对平民实施暴行，各种冲突骚乱接连不断，南部越南的秩序因而大乱。为恢复秩序，英军指挥官命令尚未被遣返的日本士兵向越南人开枪，镇压他们的独立运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战略情报局28岁的年轻中校彼得·杜威不幸被美国政府派往动荡不安的南越城市——西贡。杜威对英、法占领当局在西贡对待越南平民的残暴行为深感惊骇。然而，当他试图向英国指挥官道格拉斯·格雷西提出抗议时，格雷西先是拒绝会见他，随后命令他离开西贡。1945年9月24日，彼得·杜威在预定离开西贡的前夕，向美国战略情报局报告：“越南南方形势危急，法国和英国在这儿的统治将要完蛋，我们(美国人)应该撤出东南亚。”9月26日早晨，彼得·杜威打起行囊，开车出城，准备乘坐西贡至锡兰(即斯里兰卡)的航班离开越南。得知航班延迟后，他打算回城吃午饭。在回城的路上，他跑进了越盟战士设置的一个关卡，遭到射击，当场死亡。随后越盟战士开走了彼得·杜威的吉普车，他的尸体从此再也没有找到。

　　 事后，这起事件被证明是因为没有身份标识而引起的误会。因为彼得·杜威的吉普车上没有可以证明其身份的任何标识(道格拉斯·格雷西少将根本不允许美国人在车上插挂美国国旗)，越盟战士就想当然地认为他是英国人或法国人。当在河内的阿基米德·帕蒂少将听说彼得·杜威身亡的消息后，紧急拜会了胡志明，向他提出严正抗议。阿基米德·帕蒂回忆说，听到了美国人被打死的消息后，胡志明“明显地在颤抖”。他担心自己为赢得美国政府允许其建立新政权所作的一切努力将因此而付之东流。

　　 实际上，这件事并没有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由于那个曾造成千万人丧生的战争刚刚结束，除了杜威的亲朋好友，谁也没有把他的死当回事。虽然此时的美国政府已不准备同胡志明有更深的交往，但绝非因为杜威事件。尽管如此，在美国历史上，彼得·杜威还是因此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他被认为是在越南战争中阵亡的58000多名美国军人中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