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者：莫里斯·艾泽曼·英国

出自————《越南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1995年在他的《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一书中写道，“战争产生它们自己的动力，并且遵循战争结果不可预料的规律。”作为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两任总统的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参与了将美国拖入越南战争的各项重大决策的制定，并与越南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于有人将这场战争称之为“麦克纳马拉的战争”。然而，30年后，他却在他的回忆录——《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中颇具震撼地宣布，他已经认识到他和他在华盛顿特区的同事们“错了，彻底地错了”。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关于越南战争的反思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美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和激烈的争论。但是，他所提出的“战争结果不可预料的规律”的确是正确的。越南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们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都没有料到，越战的结果在战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是美国人痛苦和分歧的根源。就在本书第一版于1992年出版发行的时候，美国人的痛苦和分歧还依然明显；在10年后的世纪之交，尽管世界发生了剧烈变迁，但这些痛苦和分歧却仍然作为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而继续存在。正如美国前军事记者阿诺德·伊萨克于1997年出版的《越战的阴影：战争，幽灵与遗产》一书中所指出的，“越南战争已经过去了一代人时间，而且那个曾经塑造美国政策的冷战世界也成为了历史，但越南战争仍然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投下了长长的阴影。它历久不衰地萦绕于美国人的记忆里，并融入了我们的政治、文化以及关于我们是谁和我们信仰什么的没完没了的争论之中。”我还记得，一位越南外交家曾于1999年提醒一位美国记者说，越南“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场战争”。事实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也是一个人口大国，它的人口在20世纪90年代就超过了7500万，在东南亚地区仅次于印度尼西亚居第二位，即使在世界上也是第十三位的人口大国。在越南的7500万人口中，多数人是1975年即越南战争(越南人称之为“美国战争”)结束以后出生的年轻人。自本书第一版出版发行迄今的10年里，美国已经开始与越南重新建立长期的外交关系。1994年，经比尔·克林顿总统批准，美国解除了自1975年开始的对越贸易禁运。第二年，美国便在更大范围内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给予了外交承认。1997年，道格拉斯·彼得森(绰号“皮特”)——美国空军前飞行员，曾于1966年被北越军队击落并作为战俘被关押在“河内希尔顿”战俘营，直到1973年获释——以美国驻越南大使的身份重返河内。最后，克林顿于2000年11月访问了越南，成为了越战后第一位访问越南的美国总统。访问期间，他分别在河内市和胡志明市(原名西贡)受到了成千上万越南群众的夹道欢迎。

　　 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南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地吸引外资并发展对外贸易；1996年，越南加入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此后，像时而为盟友、时而为竞争者的中国在2001年那样，越南也向世界表现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愿望。近年来，许多美国人也纷纷到越南旅游观光。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当年曾参加过越战的退伍老兵，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重游他们年轻时曾浴血奋战的战场；而另一些人则是越战爆发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去深入了解美越之间那段不幸的历史，有的仅仅是去那儿游玩寻乐(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出现了费用不高的东南亚旅游热，有些导游甚至建议游客们到河内最好的卡拉OK酒吧去玩一玩——这个潮流使人不难想到后一种情况迅猛发展的势头)。

　　 虽然美越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对于美国人特别是那些生育高峰期(第二次世界大战1947～1961年间美国的生育高峰现象)出生的一代人或更老一点的美国人来说，很难不把“越南”跟“战争”相联系。但是，由于历史学家和其他回顾越南战争的人们从新的角度解释了这场战争的起因、发展以及产生这种结果的必然原因，美国人对于越南战争的理解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实际上，冷战的结束以及美越关系的正常化对于美国人重新认识越南战争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美国与越南重新接触的意义和价值在哈罗德·G．穆尔将军和约瑟夫·盖洛韦1992年合著的回忆录——《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中得以充分体现(这部回忆录给好莱坞2002年拍摄的越南战争题材大片《我们曾经是战士》提供了许多启示)。《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生动描述了1965年11月11～17日发生在美越之间的第一场大型遭遇战——德浪河谷战役。1965年，时任美军第七骑兵师 [ cdhyy注：应为“第一骑兵师”，参见本站《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 一营营长的穆尔上校指挥部队参加了这场战役；本书的另一位作者、时任战地记者的约瑟夫·盖洛韦目睹了这场激烈的战斗。在写作过程中，穆尔和盖洛韦于1990年重返越南，并采访了曾任北越军队总司令的武元甲将军和其他参加过越战的越南人民军老战士。越南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黄芳也在被采访之列。1965年，作为越南人民军上校军官，他率部参加了德浪河谷战役，应该说是穆尔上校的老对手。他向《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的作者详细地解释了为什么越共军队在战役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却还认为自己取得了巨大胜利的原因，“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从未跟美国人打过仗，而且非常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我们的目的就是把美国人拖入战斗，并以此学习与之作战的经验。我们只是想跟美国军队作战，而不在乎具体是哪支部队。”穆尔和盖洛韦在书中盛赞美军在德浪河谷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气概，但是他们也同时钦佩对手的作战能力和战斗精神，并在书的序言中写道：“此书也献给那些在德浪河谷战役中被我们打死的越南人民军第三二○团、第三十三团以及第六十六团的年轻战士们……他们是值得我们敬重的敌人。”

　　 1995年以后，前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曾多次对越南进行私人访问，分别会见了武元甲将军和越战期间担任要职的其他北越军政领导人，还走访了致力于越南战争史研究的美国和越南专家。与其他作者一起，麦克纳马拉在他1999年出版的《没有休止的争论：寻找越战悲剧的答案》一书中记述了这些会见的基本内容。在作者给出的结论中，有这样一个评论：“对于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利益，越南从来都算不上重要威胁；它也从未打算被中国利用去推倒印度支那地区的‘多米诺骨牌’。然而，美国的领导人却在美苏冷战所主导的更大的战略背景中看待自己在越南的利益……美国着迷于在世界冷战格局中的角逐，这使得华盛顿的领导人看不到越南人民的民族主义以及他们向往统一的强烈愿望所起到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作用。”

　　 冷战结束以后，研究人员能够看到莫斯科解密的大量外交档案和其他材料，这也使人们对苏联在越南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有了重新认识。曾于20世纪60年代担任美国驻西贡外交官的威廉·迪科在其2000年出版的人物传记——《胡志明的一生》一书中大量引用了最新解密的共产国际(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莫斯科成立的世界共产主义联盟)档案所披露的内幕材料。迪科在这位越南共产党创始人的传记中披露，就其自身而言，苏联在越南并没有太大的战略利益，也始终没有把越南摆在其在亚洲大陆战略的重要地位。而且，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自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不信任胡志明甚至还对其怀有戒心，他总是担心胡志明更像一位民族主义者而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与此相似，俄罗斯历史学家伊利娅·V．盖杜克在其1996年出版的《苏联与越南战争》一书中引用了许多最新解密的前苏联档案材料，并强调指出，在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暂时将越南一分为二之后，苏联领导人并不十分赞同胡志明统一全越南的想法。只是在1964年8月东京湾事件发生之后，当美国对北越发动首轮空袭行动的时候，为了维护国际力量的平衡(加之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影响)，苏联领导人才决定全力以赴地援助北越。但是，越南不仅不想做苏联的傀儡，而且因为越南没有听从苏联在战争期间提出的让其寻求与美国和谈的建议而多次得罪了莫斯科。

　　 近年来，研究越南战争的历史学家们从美国方面也获得了一些新的重要材料。例如，1997年，米切尔·贝施劳斯出版了林登·约翰逊入主白宫第一年期间的电话记录文字本——《接管白宫：约翰逊的白宫录音》。这些谈话录音表明，约翰逊总统对于自己绘制的越南战争路线图远没有人们以前所说的那样自信。约翰逊总统从许多渠道搜集并收到有关解决越南问题的建议，而且其中很多建议与政府施行的对南越反共事业给予坚定支持的政策相抵触。在贝施劳斯披露的谈话记录中，包括了约翰逊与其在华盛顿的最亲密朋友之一、来自佐治亚州的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主席理查德·拉塞尔参议员的一些谈话录音。虽然拉塞尔参议员是一位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和铁杆的反共人士，但他还是反对美国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的政策。在约翰逊接替遇刺身亡的约翰·F．肯尼迪而入主白宫仅两周以后的1963年12月7日，拉塞尔参议员就明确地告诉约翰逊总统，“我们应该撤出”越南。而且，拉塞尔参议员还提醒约翰逊总统，他们两人1954年怎样去拜见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并力劝他不要向正在越南作战的法国军队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那是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我们进入老挝和越南之前的最后一次会面，我和你一样——当然啦，你当时也在场——也竭力劝阻他们不要进入老挝和越南。我还说过，如果我们进入那儿的话，从现在起50年之内别想出来。”

　　 六个月以后，即1964年的中期，拉塞尔参议员再次提醒约翰逊总统不要再更深地卷入越南战争了，“这是一个可悲的局面。那里仅仅是一个你不可能赢得胜利的地方。你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拉塞尔还当着约翰逊总统的面痛斥那些建议总统对北越发动空袭行动的顾问们，他认为这些建议是“狂轰滥炸北越并残酷屠杀老人、妇女和儿童”的野蛮战略。他坚信美国的空中力量根本不能真正地切断北越支提南越共产党军事行动的交通线，“我们曾经在朝鲜战场尝试过这种战法。我们甚至动用很多大载弹量的老式B－29型轰炸机夜以继日地将多达百万吨的炸弹扔在北越的公路上，但是，那些北越人会利用夜色作掩护快速平整被炸坏的公路，所以到了第二天早晨你就会发现他们又可以在上面通过了……尽管我们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但实际上我们从未有效切断过他们的全部交通线。所以说，我们根本没有真正地终止他们的支援行动。而且，你将来也不可能有效地终止他们。”约翰逊认真地聆听着这位老朋友的肺腑之言，但是此时此刻他已经骑虎难下，无法终止战争的进程。

　　 早期的历史研究文献在描述这段历史时，往往认为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非常傲慢甚至于近乎鲁莽地将美国拖入了难以解脱的越战泥潭，他们常常被国防部、国务院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那些被称为“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提出的精明而务实的建议所迷惑，而没有看到这样做存在的风险。由于大量新的内幕材料被披露，历史学家们由此产生了许多新的认识，他们现在认为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的决策并非一种过于自信的武断行为，而是为了挽回错误的越南政策所造成的巨大损失而只好在非常不利的豪赌中孤注一掷。例如，历史学家弗莱德里克·洛奇沃在其1999年出版的《选择战争：被错过的和平良机与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一书中指出，一直到1965年2月中旬的时候，美国政府内部仍然有一些重量级人物竭力反对扩大战争计划，因为他们担心这将给美国带来灾难性后果。时任美国副总统的休伯特·汉弗莱在他给总统的一个备忘录中指出，最强烈的反战声音恰恰出自于总统自己的政党，大多数民众也不支持政府的扩大战争计划，而且更大规模的战争将使美国错过实现国内改革目标——比如总统提出的“伟大社会”的改革运动——的良机。“政治上的损失总是难以弥补，”汉弗莱在他给老板的备忘录中写道，“然而，约翰逊政府却是本世纪中最愿意这样做的一届政府。对于约翰逊政府而言，1965年是他面临政治风险最小的一年。事实上，这一年也是我们可以全神贯注地应对越南战争问题而不用关心共和党右翼势力在政治上发难的第一年。”尽管约翰逊总统本人也在最近几个月的多个场合表露出他对越南战争前景的疑虑，但是他最后还是拒绝了汉弗莱的建议并且继续施行他既定的战争升级计划。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一样，汉弗莱只得默然地保留自己的反对意见。1968年，在约翰逊宣布有意参加连任竞选之后，汉弗莱决定同约翰逊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但是由于在民众心目中他曾是约翰逊发动的这场很不得人心的战争的坚定支持者，他的竞选努力最终失败了。

　　 当然，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新的内幕材料以及新的战争解释并没有使他们对越南战争的认识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些材料披露的唯一重要的事实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战争中失败，并且还付出了牺牲57000多条生命的沉重代价。这是美国人心灵上一个从未愈合过的创伤，即使等参加过越战的这一代人都过世了，这个创伤也未必能够完全弥合。所以说，这个创伤将留给年轻的新生代人，以使他们更好地认识这场战争的意义与代价。

　　 换句话说，这部最新修订的《越南战争》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它可以帮助读者从各种不同角度重新考量这场战争。本书增加了大量的照片、地图，而且在最后一章还增添了最新出版的有关参考读物。除此之外，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还可以看到一些“豆腐块状”的短文，这些短文错落有致地点缀着本书的整个布局并讨论了一些有趣的热点问题，从麦克纳马拉对越南战争的反思到华盛顿特区的越战老兵纪念墙，人们对一系列重要问题有了一个全面了解和新的认识。另外，本书在最后还附了一个术语表，有助于读者理解文中出现的一些晦涩难解的词语。

　　 在1996年出版的被誉为最佳越战回忆录的《父亲，战士与儿子》(《Father，Soldier，Son》)一书中，作者——1968年被派到越南参战的美陆军第一师排长撒尼尔·特里普中尉——详细讲述了他们最初到达越南时的感受——他们心中“有一种驱之不去的无比的恐惧感和茫然无助的不适应”，他和他的战友们变得“亲人般的亲密、像家人一样互相关心，而且相互变得至关重要”。和许多越战老兵一样，对于结束了一年的海外服役期而返回国内的特里普中尉来说，将自己调整到正常的生活状态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最后，他隐居在佛蒙特州的森林中，并在那儿养育了三个儿子。他在回忆录的结束语中写道：“三个小家伙时常找出我从前的旧(陆军)军装穿在自己身上，他们捋起长长的袖子，衬衣的下摆则长长地拖在地上。很久以前我就想烧掉这些衣服或将它们埋掉，但我知道，烧掉或埋掉这些衣服不等于埋掉了那些长期萦绕我心的越战幽灵。”

　　 通过这本书，读者们可以试穿一些旧的衣服，并且看看它们是否仍然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