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的寒秋（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三

作者：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 ·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整个夏天，佛教僧侣与南越政府之间的对抗一直处于暗中积蓄的状态中，八月二十一日，政府突然采取镇压行动。在吴庭艳的批准之下，吴庭儒命令一支精锐的部队于凌晨时分袭击了佛教的寺院。他们击碎了阻挡他们前进的大门，殴打那些企图抵抗的和尚们，并将数百人关进了监牢。

　　吴庭艳曾亲口向即将离任的美国大使小弗雷德里克·Ｅ·诺尔廷信誓旦旦地保证，绝不会再对佛教人士采取新的镇压行动了，然而，他却并没有信守诺言。与这种背信弃义行径出现的同时，另一方面的事情也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这与巴黎的戴高乐总统有关。在初夏之时，我们就得到消息说，吴庭艳通过其兄弟吴庭儒已与河内进行了秘密的接触。戴高乐也从他在北越和南越的情报人员那里获悉了同一消息，他热衷于法国对印度支那地区再度发生影响，并认为，此时正是一个绝妙的良机。他迅速发出了呼吁，希望越南再度统一和实现中立。我们还无法证实这些谣传的真实性，但很想搞清楚，吴庭艳是否想利用此点来要挟美国，以减轻因为对不同政见者的镇压，我们对他所施加的压力。

　　吴庭艳已不会再有机会上演袭击寺院之类的惨剧了。正是在这一周，我们对于越南问题上的所有决策者——约翰·Ｆ·肯尼迪总统、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约翰 ·Ａ·麦科恩和我——统统同时离开了华盛顿，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总统正在海恩尼斯港口，而我和玛格丽特也在怀俄明州的特顿地区，进行一次短暂但又必不可少的度假。尽管，我们的住地是有电话的，但是，由于离开的时间较长，就像我平日离开华盛顿时那样，我授权我的副部长来处理一切事务。

　　八月二十四日，有关暴力行为的情报潮水般地向华盛顿涌来，几位留守在华盛顿的军官认为，这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利用它来打击吴庭艳的统治。当天，美国已开始部署一次军事政变，我认为，在约翰·Ｆ·肯尼迪和林登·Ｂ·约翰逊执政期间，这是关于越南问题的重大决定之一。小罗杰·希尔斯曼是这次行动的发起者，他接替了Ｗ·埃夫里尔·哈里曼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职务。小罗杰·希尔斯曼精明能干、勤于钻研、颇为健谈，是一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参加了游击战争，并在后来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他和他的助手们认为，和吴庭艳在一起，我们是不可能赢得最后的胜利的，故必须除掉他。

　　小罗杰·希尔斯曼给我们驻西贡的新任大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起草了一份电报，这正是行动的开始。电文从一开始即对吴庭儒的行为进行的严厉的谴责：

　　显而易见，无论是军队建议实行军事管制，还是吴庭儒欺骗他们进行了这次行动，吴庭儒都是利用他的强权去砸碎了那些庙宇……吴庭儒已经将自己放在了一个统治者的位置上，这一野心已经暴露无遗。

　　美国政府绝不能容忍权力落入吴庭儒的手中，吴庭艳必须要表明，他与吴庭儒集团没有联系，并任用合适的军政人物来取代那些人的地位。

　　倘若在你做出努力之后，吴庭艳仍然执迷不悟，拒绝接受，那么，我们就可能要面对这样的事实，即吴庭艳本身也不能被继续保留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让那些军队的要人们知道，美国已经发现，继续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支持GVN（越南政府）已无可能了，除非……立即采取有关行动（释放被捕的僧侣人士），我们认为，这是清除吴庭儒影响的必要措施。我们希望能给予吴庭艳一个适当的机会来撤换吴庭儒及其同党，如果他执意不从，那么，我们将接受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我们对吴庭艳的支持已到此为止了。你也可以适当地选择一些军界的首脑，并告诉他们，在中央政府崩溃期间，我们将对他们进行直接的支持。

　　……与上述的行动相一致，大使和工作人员应紧急行动起来，选择各种可以替换的领袖人物，并对在必要的时候，我们撤换吴庭艳的手段和方法，拟定详细的方案。

　　小罗杰·希尔斯曼完成电文之后，八月二十四日，Ｗ·埃夫里尔·哈里曼批准了这一电报，他新近升任了副国务卿，主管政治事务。迈克尔·福里斯特尔立即向在海恩尼斯港口的约翰·Ｆ·肯尼迪总统发去了电报，他是第一任国防部长的儿子，目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他在电文中说道，“（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和国防部正在传阅该文件……我们想知道，是否您会……阻止这一行动。”

　　电文的支持者们决心在当天将电报发往西贡。他们在高尔夫球场上找到了乔治·鲍尔，并要求他给在科德角的总统打电话。电话接通后，总统回答说，如果他的高级顾问们意见一致的话，他将同意发出这份电报。乔治·鲍尔立即给在纽约的迪安·腊斯克打电话，并告诉他，总统已经表示了赞同。尽管对此事并不十分热心，但迪安·腊斯克还是批准了这一行动。与此同时，Ｗ·埃夫里尔·哈里曼正在寻求中央情报局的意见。由于约翰·Ａ·麦科恩不在，他与主管该问题的副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进行了交谈，尽管，其并不表示乐观，但也像迪安·腊斯克一样表示了同意，因为总统已经同意这样做了。

　　同时，迈克尔·福里斯特尔也打电话给在家中的罗斯韦尔·Ｌ·吉尔帕特里克，并同样向他说，总统和国务卿已经看到了电文，并一致同意。

　　罗斯韦尔·Ｌ·吉尔帕特里克的想法与我大致相同：我们均对吴庭艳政府日益加剧的镇压行为感到担忧，但是，我们对找到一个更满意的政权来取代它仍然没有把握。我们认为，最佳的方法是，在说服吴庭艳改弦更张上进行努力。在军事上，我们向他提供了大量的顾问人员、设备和金钱，这使我们掌握了相当的权力，并且，对于我们而言，南越政局的稳定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利用扬言减少对他的援助，或者真正地削减对他的援助，通过一定的时间，来使他放弃那些毁灭性的行为。

　　尽管持有这样的观点，但批准的程序似乎已成定局，罗斯韦尔·Ｌ·吉尔帕特里克也只好投了赞成的一票。然而，他对此举仍然十分担忧，怀疑情报的可信性，因此，在电报发往西贡的那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就给总统的军事顾问马克斯威尔·泰勒送去了一份副本。

　　在我见到的人中，马克斯威尔·泰勒是军界最有头脑的地缘政治学和安全事务的顾问。他们这一代军事将领从二三十年代即投身于戎马生涯——就像我前面说道的那样，在那个时期，我们的国家对军事完全忽视了，人们对军人的态度如果不是蔑视的话，至少也是漠不关心的。马克斯威尔·泰勒是一位战争中的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指挥了第101空军师，并在既定进攻日的凌晨，率领该师空降到诺曼底。他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能说六或七种语言，其中包括日语和朝语，并且，他已出版了两部关于军事问题的著名专著。

　　小罗杰·希尔斯曼的电报使他感到震惊——尤其是电报已被批准并发出。马克斯威尔·泰勒知道，这标志着我们对越南政策上的重大变化；此外，这一做法与他原先认为正确的做法也是完全相反的。后来他说，如果不是那些在华盛顿的反吴庭艳小集团在高层官员缺席之时，玩弄“极其恶劣的规避花招”，这一电报是绝不可能被批准的。

　　总统很快就对电报的发出感到后悔了。在后来的年代里，博比·肯尼迪在一次口述历史的谈话中回忆说，他的兄弟视这一决定为一项重大的失误。博比·肯尼迪解释说： “在周末的科德角，他过于迅速地做出了这项决定——他以为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国务院的人们都清楚此事。然而，事实上，只有留守在白宫的Ｗ· 埃夫里尔·哈里曼、小罗杰·希尔斯曼和迈克尔·福里斯特尔清楚此事，而他们又都是这一行动的坚定拥护者。”

　　在马克斯威尔·泰勒的眼里，该电报代表了一个极为恶劣的花招，我对此却不持相同的见解。众所周知，小罗杰·希尔斯曼有时喜欢脱离正常的官方渠道来行事，就像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一样，其他人对他的行为也听之任之，这正是导致这一失误的根本所在。今天我仍为此事的出现感到震动和悲痛，因为我意识到，就在华盛顿和西贡的官员们正为如何使吴庭艳体面下台而绞尽脑汁之际，最终导致他的垮台和被谋杀的行动却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对替换吴庭艳的人选做仔细的审查和估价；在试图说服他改弦更张方面，也未采用深思熟虑的手法——选择合适的胡萝卜和大棒。况且，我们过于热衷于关于吴庭艳地位的辩论了，以致于忽视了戴高乐的建议。在前一年中，老挝的问题就是以实现中立化而解决的——假如吴庭儒和法国也能在越南实现这一方案呢？我们对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往往只是匆忙而过，它们总是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之中。

　　电报到达西贡之后，事件开始像瀑布一样接踵而来。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于次日收到了它，随即召开了一个会议，商讨如何组织这次政变。他做出决定，美国官方将不露面，而是由中央情报局的工作站来负责这次行动，它已经接到指示，受命于大使的指挥。按照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理解，八月二十四日的电报指示他，发动一次行动，将吴庭艳从南越领袖的座位上赶下去。

　　当时，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接任他的工作仅仅两天时间。他曾是一位共和党的参议员，并是副总统的候选人。在这一困难重重、险象环生的外交使命中，他能不顾党派之间的分歧，在其马萨诸塞政治宿敌的政府中忠心工作，这使我对他敬佩不已。但是，我仍然认为，他过于高傲、自负，甚至有些刚愎自用。

　　在尚未抵达西贡之时，他已声称，他将政府惨无人道地镇压其人民的行动，视为一种可耻的举动，并特意列举了对于佛教徒的残酷镇压。有关吴庭艳与北越人秘密接触，企图使其国家脱离美国走向中立的谣传，似乎也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感到心烦意乱。电报到达之后，他的理解与电文作者的意图不谋而合：这是一道约翰·Ｆ·肯尼迪总统下达的命令，旨在策动南越军界人物发动一场军事政变（事实上，如上所述，电文并没有准确地告诉他这样做）。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发布了紧急的指令，中央情报局工作站的首领立即派出了特工人员，与西贡的陈天谦（音译）将军和波来古的阮庆将军接触。他们对这些将军们说，吴庭儒和其手下的人必须被清除掉，而吴庭艳的去留则可由他们来决定。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我们的动作则是迟缓的，我们仍在争论，是否应策动一场军事政变来打击吴庭艳。争论并不是一场鹰派与鸽派之间的交锋，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南越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取得这种稳定性。这场争论持续了长达几个月之久，始终没有公开。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在西贡的记者人员连篇累牍地发回了指责吴庭艳的消息，并不断地分析政府对越南的政策，而华盛顿的记者们却从未披露过我们的争论。

　　约翰·Ｆ·肯尼迪对新闻媒介极为敏感，这是他与其前任们显著不同的差别之一。他喜欢那些新闻记者们，并十分欣赏他们那些坦率、富于想象、颇具刺激性的想法，甚至，有时也包括一些不太雅的幽默。他敬佩他们的智商和学识，并认为，他应该对此给予重视。由于他意识到这些人在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故他非常希望能影响他们。

　　八月二十六日，在一次白宫的会议上，约翰·Ｆ·肯尼迪总统谈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对寺院袭击的新闻报道。这是那份电报发出后的第一次白宫会议。他说，他认为，尽管吴庭艳和吴庭儒的某些做法的确令人憎恶，但是，他们也按照我们的意愿做了大量的事情，这是不容抹杀的。因此，我们不应当仅仅因为“新闻媒介的压力，”就决定消除他们。马克斯威尔·泰勒说，他反对进行军事政变。他指出，南越在吴庭艳倒台后，军队将会分裂，而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考虑，选择军队的首脑担任国家的领袖。

　　然后，我将话题转移到洛奇大使身上，他到西贡的时间太短了，只与吴庭艳和吴庭儒进行过礼节性的会见。我提出了两个基本的问题：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应该向吴庭艳谈论的事情是，如果我们“允许”他继续掌权的话，我们希望他做些什么，以及，为了使他接受我们的要求，我们所应运用的强硬手法或拉拢方法。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认为，谁是取代吴庭艳的最佳人选，同时应指出，如果我们袖手旁观，让一位软弱的人占据了总统的席位，那么，“我们将会陷入真正的麻烦之中”。

　　上述两个问题的讨论，并未得出明确的答案，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也未收到要求他会见吴庭艳的指示。

　　小罗杰·希尔斯曼强调立即行动的急迫性，但是，总统回答他说，他将于次日举行另一次会议，并要求前驻越大使小弗雷德里克·Ｅ·诺尔廷出席会议。小罗杰·希尔斯曼并不喜欢此举，他抱怨说，小弗雷德里克·Ｅ·诺尔廷的看法并不明朗，并且，对形势的看法已掺入了个人的感情。总统则尖刻地答道：“这可能也是符合逻辑的。”

　　八月二十七日的会议上，首先，由中央情报局的越南问题专家威廉·Ｅ·科尔比做报告，他叙述道，西贡的局势平静，骚乱并没有波及到农村地区。在回答总统的问题时，海军陆战队少将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小维克托·Ｈ·克鲁拉克说，在对越共展开的军事进攻方面，内部动乱造成的影响已经大大减小，南越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能力并未出现明显的减弱。迪安·腊斯克特别提到，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仍然必须就越南的问题与吴庭艳和吴庭儒进行谈话。小弗雷德里克·Ｅ·诺尔廷对马克斯威尔·泰勒前一天的判断表示赞同，即，在那些南越的将军中，无人具有进行统一和担任领袖的真正能力。

　　听取了这些意见之后，总统说，他还没有看出有发动军事政变的必要性，除非它已表现出胜券在握的迹象。他又问道，南越的军方人士中有适当的人选吗？小弗雷德里克 ·Ｅ·诺尔廷回答说，他未发现这样的人选，但是，他认为，既然中央情报局已经放出了去除吴庭艳和吴庭儒的消息，这样的人物可能会出现的。

　　总统说，我们还没有走到必须立即进行政变的地步。我提出建议，我们可以要求西贡的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罗·Ｄ·哈金斯上将做出估价，让他们判断一下军事政变是否可能成功。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告诉中央情报局，让他们不要理睬南越的将军们。这又招来了小罗杰·希尔斯曼的不满。他声言，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除掉吴庭艳就会越困难。总统并没理睬他的意见，问马克斯威尔·泰勒道，保罗·Ｄ·哈金斯对政变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马克斯威尔·泰勒回答道，还无人问过他这个问题。结束会议时，总统指示向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罗·Ｄ·哈金斯发电，询问他们对推进还是停止行动上，持有何种观点。

　　我们的审议进行的越来越急迫了。在随后的一天——八月二十八日——我们于中午和晚上两次与总统举行了会议。在中午的会议中，我提议我们必须做出决定，是否我们将希望南越军方将领颠覆吴庭艳和吴庭儒的政权。乔治·鲍尔认为，除了支持政变之外，我们已无其它的选择。对此，我回答说，我们并不能按照事物发展的惯性来被动的前进。总统赞同地说道，我们绝不能仅仅因为事情已经走得很远了，就一味前进。

　　小弗雷德里克·Ｅ·诺尔廷对于除掉吴庭艳的动议，表示了极大的疑虑。他说，我们并不能以为，一个新政府就能更好地应付局面，或者说，能为战争的进行提供更坚实的基础。乔治·鲍尔对此持有异议，争辩说，我们绝不可能在吴庭艳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赢得战争，因此，抛弃他是必然的结果。Ｗ·埃夫里尔·哈里曼也附和地说道，我们已经失去了在越南战斗中的优势，并且，如果军事政变不出现，我们将必须打道回府了。小罗杰·希尔斯曼也补充道，现在，将军们的行动已无法阻止了。

　　然后，小弗雷德里克·Ｅ·诺尔廷再次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以前我们也曾提出过这一问题，但从未充分地讨论和回答它。倘若军事政变获得了成功，南越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形势？小罗杰·希尔斯曼也不得不承认，一旦那些将军们控制了局面，他们究竟会如何治理这个国家？对此，我们仍然一无所知。小弗雷德里克·Ｅ·诺尔廷则认为，只有吴庭艳能够将这个破碎的国家统一起来。

　　意见的分歧如此之大，总统要求我们再次开会的决定显然是极为自然的了，我们将于当日晚间再次参加会议。

　　下午六时，会议再度开始。总统先会见了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然后，又召集大家一起开会。他命令向西贡发出三条电文：一条是马克斯威尔·泰勒发给保罗·Ｄ·哈金斯上将的，要求他就形势和南越将军们的计划，做出自己的估价。第二条是总统发给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也是要求他做出自己的估价。第三条电文是发给他们俩人的，向他们报告了我们中午的讨论情况，并且清楚地告诉他们，约翰·Ｆ·肯尼迪要求他们对应该如何行动上，提供个人的看法——并不是让他们就猜想华盛顿有可能做出的决定而做出反应。

　　第二天，当我与迪安·腊斯克再度碰面时，他已收到了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罗·Ｄ·哈金斯的回答。他们一致认为，在吴庭艳掌权的情况下，战争是无法取得胜利的。但是，保罗·Ｄ·哈金斯试图要砍断吴庭儒和吴庭艳之间的关系，小弗雷德里克· Ｅ·诺尔廷也对此举颇为欣赏，他建议“对吴庭艳做出最后的努力。”迪安·腊斯克敦促我们做出决定，是否指示保罗·Ｄ·哈金斯支持中央情报局去策动南越的军队首领们。总统则询问，对于目前的行动方针，是否有人持保留意见。

　　我发表了我的意见。我建议，我们要求保罗·Ｄ·哈金斯去说服吴庭艳除掉他的兄弟。罗斯韦尔·Ｌ·吉尔帕特里克同意我的观点。我在解释我的观点时说：“我根本看不到另一位好的人选，军队的将领们正在考虑一个政变后的军政府，然而，就我对他们的了解而言——我认为，我对他们了如指掌——他们根本就没有长期运转政府的能力。”

　　麦乔治·邦迪重复了约翰·Ａ·麦科恩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应该再次努力说服吴庭儒离开现职。小弗雷德里克·Ｅ·诺尔廷指出，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仍然没有与吴庭艳进行实质性的谈话。他言之未尽之处——但我能推测到——是，小亨利·卡伯特· 洛奇并无会见的打算，而其在国务院的上级也并未下达指令，要求他安排这样的谈话。

　　总统批准向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发出一份电报，电文谈到了两件事情：保罗·Ｄ ·哈金斯应该向南越的将军们说明，中央情报局透露的消息代表了美国的政策，但是，美国必须知道，在将军们采取特殊的行动之前，他们的计划是什么；对吴庭艳最终将如何处理，目前还尚无定论。

　　总统仍然心有疑虑，为了表明此点，他、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同意，给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电报应该附上第二份电文——政府中的其他人均未看过这份电文。在这份秘密的电文中，总统告诉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按照宪法赋予总统和总司令的责任，我希望向你说几句话：……直到南越将军们开始行动的最后关头，我必须保留改变方针和撤销以前指示的应急权利。”他接着说，“由于充分考虑到……这一撤销所造成的后果，我知道，依据我的经验来看，相对于优柔寡断而言，这将会招致更为致命的失败。对于这样的改变及其后果，我将理所当然地承担全部的责任。”

　　八月三十一日，会议在迪安·腊斯克的会议室再次进行，事情变得非常清楚，其他人也与约翰·Ｆ·肯尼迪总统一样，对事情的进行存有疑虑。迪安·腊斯克在开始议论时说道，我们的思路似乎整整兜了一圈，又转回到原来的姿态上，即表现美国支持军事政变的那份八月二十四日电报之前的状态。

　　他主张，我们必须让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告诉吴庭艳，他的镇压已威胁到美国对他的继续支持，并提议，我们应向驻越大使询问，让他谈谈，在有关佛教人士的安全和吴庭儒夫人的去留问题上，吴庭艳可能会做出哪些退让。我完全赞同这些观点，并强调道，必须再次建立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保罗·Ｄ·哈金斯和南越政府之间的联系。十分明显，明智的做法是，在八月二十四日电报之前而不是以后来完成这些工作。然而，会议并没有对我的观点做进一步的探讨，就结束了，也未对洛奇和他的同事发出指示去指导他们如何行动。

　　正是在这一混乱的局面中，九月二日，CBS电视台将它的晚间新闻从十五分钟延长到三十分钟，播放了沃尔特·克朗凯特采访约翰·Ｆ·肯尼迪总统的画面，地点是海恩尼斯海港他住宅的院子里。沃尔特·克朗凯特说：“总统先生，目前，我们唯一卷入热战的地区，无疑是越南了，并且，十分明显，我们在那里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总统答道：“我并不这样认为，如果（南越）政府不做出巨大的努力，不能赢得广泛的支持，那里的战争就不会胜利。从根本上说，这是他们的战争。只有他们才是战争的胜利者或失败者。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可以给他们提供装备，可以派出我们的人员作为顾问前往那里，但是，他们必须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在这场越南人民反共产党人（特意强调此点）……所有我们所做的事情只是提供援助，这一点是务必要明确的。但是，我也不能同意我们应该撤离的那些说法，撤离将是完全错误的。”

　　总统的意思显然极为清楚，他坚信，只有南越人才能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毫无疑问，他也绝没有流露出任何要派出美军战斗部队的迹象，既无打算用美军部队去加强南越军队的实力，也无以美军去取代他们的意图（吴庭艳也并未透露出任何迹象，显示他欢迎这样的行动）。

　　之所以我在此引用约翰·Ｆ·肯尼迪总统的这些话语，是因为我认为，就美国在这场战争所扮演的角色而言，这些话语反映了他深思熟虑之后的结论。

　　在九月三日的会议上，总统推测性地指出，法国在越南追求的目标，正是其邻国老挝在最近的国际性谈判中获得的东西——中立化，这涉及三个敌对势力集团之间的联合。但是，他确信，中立化在老挝是不会顺利进行的，同样，对于其邻国是否能顺利实现这一目标，他也抱以极大的怀疑。然而，无论是那时还是以后的任何时间里，我们都从未认真地探讨过，一个中立的南越——倘若这能取得成功的话——究竟可以在地缘政治上给美国带来何种影响。形成这一做法的原因是，我们认为，南越绝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中立，它将会落入北越的控制之中，而其结果则只能是，导致了艾森豪威尔所展望的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对于中立化的选择甚至没有进行过起码的探索，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如果当时有一位像戴高乐一样的社会活动家来倡议此事，那么，他至少会使我对此事认真地看两眼。然而，我们所处的位置涉及众多的关系，要想调和它们是极为困难的。我们（尤其是迪安·腊斯克）担心，作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迪安 ·腊斯克认为，我们应对南越的安全负有责任，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丢失了面子，那将会削弱我们在北约中的地位。东南亚条约组织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和巴基斯坦，按照条约的规定，其成员国只能在按照本国“宪法程序” “遇到共同危险”时，进行相互间的“协商”。另外一份独立的文件标明，柬埔寨、老挝和南越将作为这样的地区，即如果它们受到威胁，将“危及”该条约签署国的“和平与安全”。然而，该条约签署国之一法国则认为，它将不受条约规定责任的约束，并且它似乎暗示，美国的介入将会对我们的共同利益产生危害。既然，法国——一个具有豁免权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和美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防务承诺的头号受惠国——认为，一个中立化的越南并不会严重地削弱北约或西方的防务与安全，那么，就最低程度而言，我们也应该对这一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然而，我们却没有这样做。

　　会议最后一致同意，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应当尽可能早地会见吴庭艳，与他就我们八月三十一日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的议题进行讨论。

　　但是，当九月六日我们再次碰面时，令人费解的是，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仍然尚未会见吴庭艳。正是在此时，博比·肯尼迪开始积极地介入此事了，自从八月二十四日的电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后，他就开始以极大的兴趣关注越南问题了。他刨根问底地大声问道，如果我们已经做出定论，即与吴庭艳在一起我们将丧失战争的话，为什么“现在我们不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他的意思是，我们应以撤离进行要挟。

　　这引起了迪安·腊斯克的警觉，他回答说，如果越共占领了南越，那我们将陷入 “真正的麻烦”，其言下之意是，以撤离进行要挟将是“引火烧身”。马克斯威尔·泰勒支持他的观点，他提醒我们，仅仅三个星期之前，我们仍然认为，与吴庭艳在一起我们将能赢得战争，并且，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与我们持有相同的看法。然后，迪安·腊斯克又继续将我们目前的位置——与吴庭艳对话——描述成第一阶段。他指出，我们一旦撤离，那将不会再有第二阶段了。“在撤离之前，”他说，“我们可以进行策划政变的考虑”——仿佛我们仍未进入发动一次政变的过程！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在所有这些辩论中，我们仍然没有对支持和反对撤退的理由进行认真的分析。

　　在这一关键的时刻，约翰·Ｆ·肯尼迪总统有了更深刻的见解，这表现在九月九日他对NBC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切特·亨特利和戴维·布林克利的谈话中。“总统先生，”戴维·布林克利问道，“所谓的‘多米诺理论’认为，如果南越陷落了，东南亚的其它国家也会紧随其后的。您对此表示怀疑吗？”或许是想到了艾森豪威尔的警告，总统答道，“不，我相信这一理论……中国的领土是如此之大，就像一个巨大的庞然之物一样，屹立在边境之外，如果南越倒向他们，那将不仅会为他们在马来亚开展游击战争提供有利的地理条件，而且，也会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即，东南亚的发展趋势将掌握在中国和共产党人之手中。所以，我相信这一理论。”

　　九月十日，我们的审议重新开始。博比·肯尼迪说，我们应该对与吴庭艳和吴庭儒有关的特别行动进行讨论了。我在回答时指出，我们似乎还缺乏可行的方法：“我们已在试图推翻吴庭艳，但是，却没有找到可以替代其的合适人选。因此，一方面，我们已无可能与吴庭艳继续保持合作，而另一方面，在确定合适替代人选上，我们也未取得新的进展。我们应当重新返回到三个星期以前所做的事情中去。”

　　Ｗ·埃夫里尔·哈里曼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作为一位我敬佩万分的人物，就像纳尔逊·洛克菲勒和道格拉斯·狄龙一样，Ｗ·埃夫里尔·哈里曼是属于那类出身于富豪之家，但却又热衷于为公众服务的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了驻苏联大使；杜鲁门执政之时，他就任了总统特别助理一职；并且，在五十年代中期，他还担任过纽约州长的职务。然而，在后来纽约州长选举失败后，他仍然极为渴望返回华盛顿，以辅佐年轻的新总统。尽管，他已有六十九岁的高龄，但仍接受了巡回大使这一并不显眼的职位，而政府里的工作人员大都非常年轻，与他的儿女们年龄相仿。Ｗ·埃夫里尔·哈里曼精力充沛，善出主意，这使他很快取得了总统的信任，先后被任命为美国出席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团长，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以及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

　　Ｗ·埃夫里尔·哈里曼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就吴庭艳撤换的问题，他与我进行了坦率的辩论。他认为，吴庭艳已经创造了这样一种局势，以致于在他的控制下，我们无法在越南实现任何我们的目标。马克斯威尔·泰勒和约翰·Ａ·麦科恩则站在我的一边。会议在毫无结论的分歧中结束了。

　　次日，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发来了电报，谈到了他对南越当前形势的估计。他报告说：“形势正在急剧恶化，美国应当当机立断，立即采取有效的行动，导致现存政府的垮台和新政府的成立。”麦乔治·邦迪在与迪安·腊斯克的交谈中说道，在所有对形势的估价中，总统对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估价最为重视。而迪安·腊斯克却对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仍然没有与吴庭艳交换看法，而感到十分的烦恼。

　　几天之后，在又一次国务院的会议上——约翰·Ａ·麦科恩和两名新近从南越返回的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也参加了会议——约翰·Ａ·麦科恩问道，对于发动军事政变，是如何进行构想的。特工人员描述了南越军方人士的想法，并评论道：“他们对政变后的情况，都未做出周密、详尽的计划，这是他们共同缺乏的东西。”然后，我们探讨了吴庭艳对待事态的两条途径：调停与对抗。我建议，向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发去电报，具体阐述调停的途径，并要求他对此事发表看法。迪安·腊斯克表示同意，并指令拟定电文，送交总统定夺。

　　九月十七日，在与其最密切的顾问们商讨之后，总统向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发出了“调停”的电报。其部分内容如下：

　　CAP63516。仅供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亲阅。国务院直接发出由总统转来的原件。院内不得做任何散发。

　　１、即日的最高层会议批准了一个宽泛的行动框架……该项目旨在，在可能的情孔下，实现GVN（南越政府）的改弦更张和必要的人事变动，以保持越南人民对它的支持，以及美国以武力反对越共的主张。此电报告了这项计划，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我们希望得知你的意见……

　　２、我们并不认为，目前具有良好的机会发动撤换现政府的行动。因此，就像你刚刚发来的电文所建议的那样，我们目前必须施加某种适当的压力…… 我们认为，这样一种推进或许能产生重大的影响，至少在短时期内。况且，这一方针与采用更为激烈的手段也具有连贯性，只要施行那些手段的时机成熟之后……

　　３、我们同意你的某些看法……显而易见，在这一过渡时期里，由你一人独揽所有美国援助项目的审批，是加强你进行讨价还价地位的最佳途径……你有权决定，推迟任何援助物资的交付，或者，推迟任何机构所提供资金的转移，直到你认为，这种交付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但是要记住，彻底的停止援助仍不是我们的现行政策（……我们认为，拥有这种权力对你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限制和改变吴庭儒或其他人物得到的各种援助上……以及从他那里得到资助的同伴们……

　　４、根据你的意见和修订，我们拟定了可能会收到效果的行动步骤，政府应严格按照下列程序展开活动：

　　ａ、消除误会——吴庭艳应使每一个人回到工作中去，并且，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到赢得战争上去。一些人可能因为某种合理的理由而认为，在最近的形势中，要完全支持他是非常困难的。对此，他应当予以宽容和同情的态度。

　　真正地以调停来行事，将有助于消除人们对他领导权威的怀疑；而惩罚、严厉或独裁式的姿态则只能招致进一步的对抗。

　　ｂ、佛教人士与学生——释放他们，并不再追究其责任。与其它措施相比，此举将最有助于表现事态已恢复平静，并使人们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在眼前主要的工作——战争上去。

　　ｃ、新闻——应给予新闻言论充分的自由。尽管，吴庭艳将会遭到抨击，但是，此时对国内外新闻界采取宽容和合作的态度，将会带来对他领袖资格的及时颂扬。带有倾向性的报道固然令人恼怒，但对新闻的压制将会招致更为严重的麻烦。

　　ｄ、秘密武装警察——将它的作用限制在反对ＶＣ（越共）的行动上，取消其镇压非共产党的反对派人士的活动。这将会极为清楚地显示，事态又回到了和解和政治稳定的局面之中。

　　ｅ、调整政府班子，注入清白的新鲜血液，清洗招致广泛反对的众矢之的。

　　ｆ、选举——此举应当在自由和广泛监督的形式下进行。

　　ｇ、议会——选举之后，应立即召开议会。政府应向其提交自己的政策，并取得其的信任……

　　５、如果缺乏引人注目、极有象征意义的撤换行动，越南人民就很难对改革的货真价实表示认同，改革将只能流于形式。我们在一个特殊的事实上，与你有相同的看法，即，公开地削减吴庭儒和其同伴的影响，将是改革取得最佳效果的根本途径。因为，他们正是招来憎恨的符号，使人们对ＧＶＮ（南越政府）产生了仇视。我们的看法是，吴庭儒及其同伴应当离开西贡，最好是去越南度长假。我们已认识到，要实现这一点，极有可能会碰到各种压力，但我们确信，进行此举的尝试是必不可少的……

　　６、我们注意到，你并不情愿与吴庭艳保持经常性的对话，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与他进行对话也是我们获取情报的重要来源。此外，对话也完全可以作为对他进行说服的手段，甚至对他目前的思维产生说服的效果……我们本身都会明白，当一个人即使他是一位蠢人，在置身于逆境之中时，劝说也往往会收到特殊的效果……

　　７、与此同时，军事问题方面的形势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一方面表现在实际战局的进展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需要向国会提出有效的议案，以获取其对此继续支持的批准。为了满足这些需要，总统已经决定，将派遣国防部长和马克斯威尔·泰勒上将前往越南，他们将于下个星期初到达那里。值得强调的是，此行完全是一次军事使命，而所有关于政治方面的决定，将由作为总统高级代表的你来控制……

　　同一天，在电报发出之前，Ｗ·埃夫里尔·哈里曼打电话告诉迈克尔·福里斯特尔，说他与小罗杰·希尔斯曼“对起草的电报都十分失望。”并将计划中的越南之行称之为“一场灾难”，因为，他说，“两位前往者均是我们政策的反对者（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和马克斯威尔·泰勒），另外一位随行者（副国务卿助理Ｕ·亚历克西斯·约翰逊）也并不坚决反对现行政策的执行。” 迈克尔·福里斯特尔对此也表示同意。

　　收到总统的电报之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权衡了利弊，次日他说，他反对我们的前往。他担心我们的越南之行将会给吴庭艳一个信号，即我们已经决定“原谅和忘记” 往事，这无疑是对改变其政府所做出的努力泼上了“凉水”。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认为，他主张采用一张冷冰冰的面孔，并认为，此举已经开始奏效，而我们的前往将会破坏已有的成果。

　　为了配合他的意图，我向总统提议，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将在夏威夷而不是在西贡会见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罗·Ｄ·哈金斯。然而，正像麦乔治·邦迪向迪安· 腊斯克说的，“总统认为，你务必要留心此事（即，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应该去现场视察问题），查看此事的落实。”那天下午，约翰·Ｆ·肯尼迪在另一份发给小亨利 ·卡伯特·洛奇的电报中解释说：“我完全可以理解你对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和马克斯威尔·泰勒之行所指出的问题，然而，与此同时，这次出访对我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我相信，在兼顾你的担心上，我们会找到一致的方法……在任何一次对吴庭艳的拜访中，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将只会就目前危机所导致的军事后果做真实客观的通报。”

　　九月二十三日，总统签署了一份文字的指示给我，其内容如下：

　　将我们对你为何出访南越的理解落实在文字上，这或许是会很有用处的。我之所以将你派往那里，这是因为，想对击败越共的军事和准军事行动的作用，做出尽可能准确的现场估价。目前的方案是在马克斯威尔·泰勒上将出访后提出的，并在你的密切监督下得到了执行和发展，至少到最近为止，它已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成果。自从五月份以来，南越出现的事件目前已提出了严肃的问题，它们既与目前是否能成功地反对越共有关，并且，除非这个国家的政局出现重大的改进，它们也与日后这方面的成功与否有着重大的关系。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背景中，目前，我急需你对形势做出估价。如果你的判断和结论是并不乐观的，那么，我期望，你能就南越政府所应采取的行动，以及我们的政府在敦促南越政府行动上所应采取的步骤提供你的意见。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已经全力投入到支持这一使命的行列中（！），并且，你们两者之间观点的密切交换，将为我提供可靠的依据。显而易见，所有的政治局势和军事及准军事方面的努力，相互之间都以各种形式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你对军事和准军事问题进行估价的这次使命中，我期望，你能就相关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进行充分的协商。此外，我还希望你能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携起手来，共同对我们向南越提供援助的全部手段和方式进行逐一考察，以便为我们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更为准确的依据。

　　我打算交给你一封我写给吴庭艳总统的私人信件。你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应对此事进行探讨，如果，在你们将讨论的结果告诉我后，我仍做出结论：这封信是必要的，那么，大使就应在一个会见的时机中，将之转交给吴庭艳总统。

　　按照我的看法，南越各地斗争进展的情况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在这次任务中，你应当尽可能花费最多的时间，对西贡和战场上的情况进行彻底的视察。

　　当他将这些指示交给我时，总统补充道，他认为，我有必要与吴庭艳会见两次，并且，如果根据我和马克斯威尔·泰勒的判断，改革和变化对于赢得战争是必不可少的措施，那么，我就应该以这一结论对他施加强大的压力。

　　约翰·Ｆ·肯尼迪将此信视为一种对我的指导，也将它作为一份文件，以便于我能出示给他人并说：“这是总统希望做的事情。”然而，华盛顿的那些反吴庭艳活动者们仍在进行重新展开反驳的行动。背着麦乔治·邦迪和我，在阅读了总统给我的指示后，小罗杰·希尔斯曼给小亨利·卡伯特·洛奇送去了一份信，其中写道：

　　尊敬的小亨利· 卡伯特·洛奇：我借迈克尔·福里斯特尔的安全之手传送这一信息。

　　……我感觉到，改变原有看法、赞成我们观点（即，必须用军事政变除掉吴庭艳）的人数，正在与日俱增。只要你和我们分别在西贡和国务院坚持我们的主张，其他人也会站到我们一边的。就像迈克尔·福里斯特尔将告诉你的那样，一群坚定的伙伴正在这里远远地支持着你……

　　约翰·Ｆ·肯尼迪总统给我的文字指示和小罗杰·希尔斯曼通过后门渠道给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信，标志我们政府为期一个月的犹豫不决已经结束，在这一期间，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日益恶化的重要问题，迫切地需要我们做出决定性的行动。在认可反对吴庭艳的政变之前，我们在面对越南的根本问题上，缺乏足够的勇气，最终导致了他的垮台，然而，在他被撤换之后，我们仍然忽视了这些问题的解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过失：

　　·我应当对一些基本的问题进行强制性的考察、思考和辩论。例如，与吴庭艳在一起，我们能够赢得胜利吗？如果不能，那么，能否以一位与我们合作更好的人来取代他的角色呢？如果答案仍是否定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与吴庭儒和法国一起合作，实现中立化的目标呢？或者，站在其它的角度上看问题，即南越的政治危机已使美国失去了在此呆下去的可能性，从而选择撤离呢？

　　·马克斯威尔·泰勒没有对那些不断传来的报告中的分歧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这些分歧表现了人们对南越军事形势的进展——或不足——有不同的看法。

　　·迪安·腊斯克——最无私的人物之一，全力以赴地为美国工作着——失误于对国务院的严格管理，以及对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监督。他也未坚决地参与总统召开的会议。

　　·而总统——我对他的责备最少，因为，他必须处理一大堆别的问题，范围包括从公民权利的纷争到就“禁止核试验条约”获得国会的批准——的失误则在于，没有将美国政府中的各个派系捏和在一起，使他们能够齐心协力。面对这一弊端重重的环境，他的优柔寡断持续了太长的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政府内还无发生此事的话，那么在新闻界，对中立化和撤离的赞成和反对却早已引起了辩论。一九六三年的夏天和秋天，报刊专栏作者沃尔特·李普曼和詹姆斯·赖斯顿提出了应当考虑中立化的建议，然而，新闻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却反对这两种选择，在六十年代早期，他从南越向《纽约时报》发回消息，并激烈地抨击政府的政策。一九六五年他是这样写的：

　　就目前越南的基本选择而言，其情况与一九六一年他们面临的事情完全相同；它们并无不同之处，并不能提起人们的兴趣，同样犹如一个可怕的噩梦。

　　首先，大量的言论已谈到了一个中立化越南的可能性，然而，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中立化当然并不是天方夜谭，瑞士、奥地利、印度，或者说甚至老挝，都已实现了这一目标——这些国家利用这种方式声称：在冷战期间，它们既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战场，也不愿加入交战的任何一方。越南迈向中立的第一步，将是撤离国内所有的美国军事力量，以及中止美国的军事援助；这将造成一片真空，致使共产党人，即南方唯一真正有组织的力量，从容地占据这个国家——或许为六个月的时间，也可能需要两年。他们会在不遭任何抵抗的情况下长驱直入，并且，如果河内愿意向我们和南越提出中立化的方案，那将成为美国挽回面子的唯一途径。

　　那么撤离的说法又如何呢？在越南做出过奉献的美国人中，几乎无人会对此想法感到兴趣。这一观点也意味着，那些将身家性命已完全托付给美国的越南人，将要在共产党人的统治下遭受前所未有的痛苦。而此时，我们这些为数极少的幸运者却凭借着蓝皮的护照，毫无危险地远走高飞了。一个本应生活得更好的民族，将沦陷于一种单调、毫无生气、受到控制的社会生活中。撤离也意味着，美国在整个世界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而共产党人对其它东南业国家的压力，则大大加强了。最后，撤离还将意味着，全世界与西方为敌的势力将倍受鼓舞，他们也会效仿越南的做法，尝试进行暴动的滋味。正像一九五零年我们对朝鲜的承诺，曾经阻止了共产党人公开地跨越边境，在越南取得反对共产党人的胜利，也会对阻止所谓的解放战争起到非凡的作用。

　　公正而言，在当时的新闻记者中，戴维·哈伯斯塔姆的这番鹰派的言论，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观点。

　　九月二十五日，这是我启程去西贡的前夕，ＣＢＳ的报道人哈里·里森纳问我，南越人是否“可以在我们的援助下……在战场上赢得战争，而在西贡输掉它？”我回答说：

　　目前要做出估价是非常困难的。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几周里，政府的行动一直在针对不稳定的局势。完全可能，他们已经疏远了重要的因素——人民，而且，除非政府和人民能齐心合力地与越共战斗，否则越共是绝不会被击败的。

　　我继续说道：

　　必须认识到，这是一场南越人的战争，这是至关重要的。战争的胜利与否将取决于他们自己。我们可以提供顾问和援助，但是，只有他们才是最后结果的承担者，而目前还有待于观察的是，他们将如何进行这场战争。

　　实践证明，这番话语的确起到了预言的作用。

　　在前往西贡的途中，我提醒同行的成员们注意此行的目的：对南越反对越共的军力进行考察，并对其是否获胜的前景做出估价。如果前景并不乐观，我们就必须问到这样的问题，即南越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而美国又怎样能使南越做出那些行动？

　　我对他们说，按照我的想法，在我们能够提出建议之前，我们必须回答某些特殊的问题：

　　·如何解释那些报告中军事进展和政治稳定性之间矛盾的地方？何种说法是正确的？

　　·学生、军队、政府人员和普通民众对吴庭艳的反对，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这种对抗在继续加深吗？

　　·谁在政治上控制了农村地区的村庄？我们将对此进行何种方式的判断，并且，我们对我们的判断会有信心吗？

　　·假如吴庭艳和吴庭儒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发生了变化呢？如何对他们之间目前的关系与他们之间过去的关系进行比较呢？

　　·吴庭艳仍能有效地保持其政治权力吗？南越权力基础中的关键因素已经离开了他吗？

　　·如果吴庭艳仍然大权在握，军事上的努力会取得成功，还是会越变越糟？

　　·如果我们做出结论，吴庭艳将会改弦更张，那么，我们都有什么样的手段——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来促使他这样做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在最为广泛的基础上，详细地分析各种意见和看法，这包括：所有职位上的南越官兵们，所有职位上的美国官兵们，新闻界人士，外国大使，南越，法国和美国的商人和劳工领袖，国际控制委员会的成员，学术界人士，天主教神职人员。我指示，我们将于每天早晨碰头交换意见，并将在对华盛顿的汇报上采用唯一的报告系统，每天统一汇报的电文中，将列举观点中的分歧，如有反对的意见的话，将会在给总统的报告中特别注明的。

　　在为期十天的逗留期间，我们实际上周游了南越的每一个行动区，举行了几十次会议。我发觉，在我亲自参加的三次访谈中，我受到了特别的启发和震动。

　　九月二十六日，我会见了Ｐ·Ｊ·霍尼，一位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的讲师，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越南语，并且与南、北越的领导人均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他的评论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特殊的地位，这是因为，他具有很强的文化背景知识，并且他以前曾经是吴庭艳的支持者。

　　在我们讨论期间，Ｐ·Ｊ·霍尼说道，几个星期之前当他刚到达西贡时，他相信美国总是可以设法与吴庭艳共同相处的，而试图改变这种现状则是极为危险的。然而，目前他已改变了看法。在过去的三年中，吴庭艳衰老得极快，以致于有些反应迟钝了。吴庭艳公开地指责着一切，既包括军队也涉及市民们。他对佛教人士的袭击已引起了公众的极大震动。综合这些因素来看，霍尼认识到，要想使这一统治自由化，或改变吴庭艳的想法，已是毫无可能的了。因此他说，美国必须要做出决定了，与这样一个政权在一起，它是否会赢得战争的胜利呢？按照Ｐ·Ｊ·霍尼的观点，我们是不会取得胜利的，尽管，他指出有迹象表明，战略村计划正在取得效果，而越共利用西贡政治动乱的企图也落空了。

　　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撤换吴庭艳呢？Ｐ·Ｊ·霍尼的看法仍然是模棱两可的。他说：任何脱离这一政权的运动都具有极大的风险，并且，按照他的判断，无论是发动政变或者是进行暗杀，在对事态向好的方面发展上，都是半斤八两，很难对其作用进行高下之分。

　　最后，Ｐ·Ｊ·霍尼预测，如果共产党人控制了南越，那么，在整个亚洲，就不会再有政治领袖对西方世界表示信任了。并且，他声称，这种信任的危机将绝不会仅仅局限在亚洲的。

　　九月三十日，我与罗马教皇的代表阿斯塔阁下进行了交谈。一开始，他就告诉我。在南越表面的平静之下，“控制正在加强”，统治集团已建立了一个警察的国家，到处存在着暴虐的恶行。知识分子和学生们都将政府视为仇敌，一些人转向了越共，大多数则接受了中立的立场。Ｐ·Ｊ·霍尼曾经证实，河内已通过法国与吴庭儒进行了接触。阿斯塔阁下进一步指出，一旦吴庭儒攫取了政权，他将首先会驱逐美国人，然后，再断绝与共产党人的联系。他最后以不客气的指责结束了谈话，我对他的观点也有完全相同的看法：美国政府从未在对西贡的讲话中，表现出前后一致的声音，这不仅使美国的政策变得模糊不清，也使南越人民搞不清它的真实意图。

　　第三次访谈是在九月二十七日进行的，约翰·理查森是这次交谈的对象，自从一九六二年以来，他一直就任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的首脑。约翰·理查森告诉我，广泛的不满已潜藏了不短的时间，佛教僧侣的动乱正集中地表现了这一情绪。他对夜间拘捕学生和浓厚的多疑气氛表示了特别的担忧。他将吴庭艳描述成一位爱国者，并对其道德品质极为尊敬，但是，他认为，他的助手们——尤其是吴庭儒——损害了他的声誉，并将他置于了死地。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剧。

　　约翰·理查森接着汇报说，吴庭艳最亲近的助手们也担心，危机将会导致高层将领们发动政变，尽管，约翰·理查森还未发现任何人具有足够的精神权威能够取代吴庭艳的位置。为了挽救南越，他谈到了自己的结论，美国必须强迫吴庭艳停止镇压行为，并且驱逐吴庭儒。他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途径，并对我说，“部长先生，我要求你对吴庭艳采取极为严厉的态度。”

　　终于，九月二十九日，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来到了坐落在天里（音译）街的嘉龙（音译）宫。这里距美国大使馆只有几个街区。我们与吴庭艳将在此会见，时间为三到四小时，随后将共进晚餐。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罗·Ｄ·哈金斯陪同我们前往，吴庭儒则始终没有露面。

　　吴庭艳咕咕噜噜地说着法语，语调似乎显示出他的疲倦，并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香烟。在前两个半小时里，吴庭艳一直在夸耀他的英明政策和军事上的进展，并不时地起身在地图上指点着，我们无法插言，只能洗耳恭听。他显得神态自若、颇为自信，这使我感到内心很不是滋味。

　　这一独角戏式的演说终于有了停顿，这给了我得以说话的机会。我告诉吴庭艳，美国真诚地希望能帮助南越战胜越共。但也强调指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越南人的战争，美国人所能做的事情，只能是提供援助。我同意他对战局的说法，并指出，军事上的确取得了进展，同时，也谨慎而又带有压力地指出，动乱和由此引发的镇压，已危及到战争中的成果和美国的援助。因此，必须停止镇压并尽快解决动乱造成的有关问题。

　　吴庭艳断然拒绝了我的主张。他说，新闻界对他的政府和家庭进行了恶意的诽谤，这造成了美国人对南越真实情况的错误理解。我承认，某些新闻报道确有失误的可能，但是也指出，无论在南越还是在美国，吴庭艳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正在大大降低，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他再次反驳了我的观点，并指责那些学生的“幼稚、缺乏教养和无责任感，”认为，他们才应对最近的拘捕风潮负完全的责任。他声称，他对佛教人士的动乱给予了极大的克制和忍耐：过去，他对他们“过于宽容了”。这使人有点不寒而栗。

　　我将话题硬拉到了吴庭儒夫人身上，向他指出，他的政府在美国公众的眼里，并未树立很好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位夫人那些鲁莽和不合时宜的言论有关。我从口袋中掏出了一块剪下的报纸，上面引证了她的某些评论。她曾对美国的下级军官们评头论足，说他们的“举止就像一个小兵痞”。我告诉吴庭艳，类似的说法不能不深深地引起美国公众的反感。

　　从他的眼神和姿态来看，这时他开始明白我谈话的要点了，但他还是起身为儒夫人进行了辩护。“这并不能令人满意，”我说道，问题的确是非常严重的存在着，在战争能够获得胜利之前，它们必须得到处理。

　　马克斯威尔·泰勒概括了我的要点，并强调指出，美国人对南越最近发生的事件给予了广泛的关注，这是合乎情理的，吴庭艳必须就此做出自己的反应。两天之后，马克斯威尔·泰勒在一封给吴庭艳的信中，补充写道：“经过与大量的越南和美国军官交谈之后，我确信，到一九六四年底，越共在北部和中部的暴动行动，将会减少演变为一些零散的活动。三角洲地区的时间会长一些，但到一九六五年底，这一目标也将会实现的。然而，这些预测的实现将取决于某些条件（即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指明的那些）的满足。”

　　然而，吴庭艳并未做出答复，对于我们向他提出的要点上，他绝未做出将响应和采取措施的保证。就像美国在我们会面时记录中写到的那样，“至少从外表上看来，他显得镇定自若，并不厌其烦地做了大量的解释，希望以此来纠正某些误会。”

　　飞回华盛顿之后，在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部长助Ｐ·邦迪的帮助下，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起草了给总统的报告。由于本报告的重要性以及一些随后发生的事件，我曾大量摘引过它。下列的摘录较好地概括了我们当时所做的结论和建议，相比于重新的阐述而言，它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结论

　　·军事行动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且，继续保持着发展的势头。

　　·西贡（或许还有南越的其它地方）的政治局势目前非常紧张，吴庭艳—吴庭儒政府正日益失去民众的拥护。

　　·在日后的压制行动中，吴庭艳和吴庭儒有可能改变当前军事镇压的惯用手法。而一旦重新使用较为温和的统治手段，尽管这似乎并不可能，那将会大大地缓解目前的政治危机。

　　·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所施加的压力是否可促使吴庭艳和吴庭儒走向温和。压力诚然有可能会使他们更加一意孤行，但是，如果不施加这些压力，他们则几乎肯定不会放弃过去的行为模式。

　　·以一个新政权来取代目前的政权，其前景是否会更好，似乎还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开始时，要想凝聚政府的各种势力和维持秩序，只能实行独裁式的强大统治。按照当今军人在越南的突出地位来看，这一角色极有可能由一位军事将领来担任，他或许会通过政变后军政府的选举来获得大权。在吴庭艳和吴庭儒离开后的最初阶段里，这一独裁式的军事统治或许会平安无事，此后，则至少会重新捡起吴庭艳的压制手段，以及继承吴庭艳之前越南传统统治体制中的腐败。他们在憎恨异邦的极端民族主义上，绝不会比其前任逊色，从而将其考虑的重点放在传统的军事上，而非社会、经济和政治上。

　　我们的建议是：

　　·保罗·Ｄ·哈金斯上将与吴庭艳一起重新审查军事方面的必要变化，使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行动将于一九六四年底完成，三角洲地区的行动将于一九六五年底结束。

　　·建立培训越南人员的计划，这样，到一九六五年底，目前由美方军事人员扮演的基本角色，将能由越南人来充当。到那一时期，大量撤离美方人员将是非常可能的。

　　·与培训越南人接任军事职能计划的进展相一致，国防部将于近期宣布，立即着手拟定计划，以便到一九六三年底，能撤离一千名美方人员。

　　·为了给吴庭艳留下我们不赞成他的政治计划的印象，我们的做法是：·断绝其计划发展的重要财政援助。

　　·与南越政府的最高层人员保持目前纯粹的“恰当”关系。

　　·密切监测形势的变化，以对吴庭艳在减少压制、改进军事能力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做到心中有数。我们应当认识到，在两到四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决定使用更严厉手段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我们将不采取主动的做法，去鼓励政府中出现积极的变化。

　　我们特别强调，这时组织一场军事政变的时机还不成熟。

　　十月二日凌晨，我们抵达了华盛顿，在那天上午，我们前往白宫，向总统就我们的此行做了一个小时的简单汇报。谈话中，一个主要的议题就是关于我们撤离一千名顾问人员的建议。“总统先生，我认为，我们必须有一个从这一地区脱离出来的手段，并且，我有责任将这一手段展现在国家面前。”我说。

　　那天晚上，总统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讨论了我们的报告。由于上个星期的尖锐分歧仍停留在他的脑海里，总统概括地指出了根据他的理解我们所处的位置。他说，我们需要找到有效的途径，来说服吴庭艳改变西贡的政治气氛，但是，他也强调，越南行政当局的团结统一是起码的条件。他说，现在我们已有了一个大家认可的政策和报告。

　　每一个人都同意，这是一场南越人的战争，而我们去那里只是作为顾问，是为了帮助南越人保卫自己，如果他们没有保卫自己的能力，那么，战争将没有取胜的可能。然而，对于我们的建议，即：国防部将宣布一项撤离美国军事人员的计划，本年内将撤出首批的一千名人员，其余人员的撤出将于一九六五年底前完成。大家则众说纷纭，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尽管，全部出访的成员都已对报告中的文字表示了同意，然而，一旦开始讨论，大家则对建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反映，鉴于各人抱有不同的动机和目标，对此问题的认识还缺乏一个完全的一致性。

　　一部分人认为，军事方面的进展是可观的，训练也已达到了足以让我们撤离的地步。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战局的进展并不令人乐观，也无证据表明，南越人已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培训。但是，他们赞同我们开始撤离的观点，其理由是，如果南越人是“可以被训练的，”那么，我们在那里呆的时间已足以取得这一成果了。而如果成果并不明显，那则是因为其政局的不稳定而导致其无法取得这种成果。还有一部分人——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观点——认为，南越人还是可以被训练的，只是我们的训练时间还短，不足以取得有效的成果，因此，他们认为，目前水平上的训练还应当继续下去。

　　经过大量的辩论之后，总统批准了我们的建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撤离一千名军事人员。按照我的回忆，在没阐明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他做出了这一举动。总之，由于内心动机的强烈驱使，以及担心其他人会试图让他撤销这一决定，我敦促他公开宣布了这一决定，这将使它变成了现实。

　　这一过程当然引起了争议，这是不出所料的。尽管，总统反对将“到年底前”的词语写在里边，但是，他最终还是同意了。他担心，如果我们宣布了此事，并且，无法在九十天内完成此举，那么，我们就会背上头脑发热的罪名。我说，“公布此举的有利之处在于，我们可以对国会和人民说，在减少美国军事人员在南越游击战中的出现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切实的计划——南越人民也应逐渐培养隐藏自己的能力。并且，我认为，在面对Ｊ·威廉·富布赖特和他人的强烈攻击时，此举将是极有价值的。他们认为，我们已陷入了亚洲的沼泽之中，几十年后都不能自拔。”

　　总统最终表示了同意，会议之后，新闻部长皮埃尔·塞林杰发布了这一声明。白宫的新闻发布中包括了这一段文字：

　　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部长和马克斯威尔·泰勒上将……报告说，到本年底之前，美国训练越南人的计划将应当进展到这样的地步，即，受命去南越的一千名美军人员能被撤回。南越的政治形势仍然处于严重的状态中……但（镇压的）行动（在那个国家里）还未对战局的进展造成重大的影响，他们在未来是可以完成此事的。

　　我们提交给总统的报告，在十月五日早晨，再度引起了人们的辩论。这次争论变得更激烈了，但是，最后总统还是清楚地说道，对于我们报告中有关政变计划的部分，他表示赞成。我们是这样写的：“此时，还不应采取积极的行动，去推动政府的变换。我们的政策应当是：全力以赴地去确定可以取代现任领袖的人选，并在其一旦出现的时候，与其进行接触。”总统发出了指示，命令通过中央情报局的渠道，将这一段话语的大意传递到西贡去。

　　几周之内，总统关于即美国“不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去推动政府的变换”的决定开始传开了。十月二十五日，在给麦乔治·邦迪的电报中，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敦促说道，既然南越的将军们已密谋多时，并早已开始行动了，故“我们不应该阻止这次政变了。”他推理的基础是，“即使从赌赌运气的角度来看，下届政府也不会像现政府那样，在工作中错误重重，屡入迷途。”为了替总统辩护，麦乔治·邦迪回答说，阻止一场政变的实质在于，我们应当拥有特权，可以审查将军们的计划，并阻止那些前途渺茫的行动。

　　四天以后，在一次总统召集的会议上，我问道，我们在西贡的军官中，是谁在负责政变的计划，并且，我注意到，保罗·Ｄ·哈金斯可能并不知道，大使馆和中央情报局正在干什么。博比·肯尼迪在承认自己没有看过全部的电报后说道，他实在搞不清目前的情况。支持一场政变将意味着，将南越的未来——也可说是整个东南亚的未来——放在某人的手里，而我们对此人的身份和意图则一无所知。马克斯威尔·泰勒赞同道，甚至一次成功的政变也会伤害战争中的成果，因为，一个新的政权毫无经验，只能探索自己的道路。约翰·Ａ·麦科恩对此表示了同感，早些时候，他已说道：“总统先生，如果我是一位棒球队的管理者，并拥有一名投手，我可能就只会将他关在盒子里，而不管他是否是一位出色的投手。”迪安·腊斯克则比较长远地考虑到，如果吴庭艳的政权继续存在下去，战争中所取得的成果则可能逐渐失去。会议在没做出决定的情况下结束了，总统要求我们于晚上继续开会。

　　在下午六时的会议上，总统感到，有必要让那些南越将军们明白，他们不可能取得迅速的成功。对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所持的肯定或热情，总统从未表示过同感。会议之后，麦乔治·邦迪将这一旨意发电告诉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并指示他发电报给保罗·Ｄ·哈金斯，告知其南越将军们的密谋计划，让他和中央情报局工作站对我们将如何行动提出建议。

　　读了电报之后，保罗·Ｄ·哈金斯向华盛顿的马克斯威尔·泰勒发回了电报，愤怒之情充满在字里行间。他对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封锁消息，不让他得知政变计划的做法，十分恼怒，重申了他对政变所持的反对立场，并指出，在他来看，还无人具有吴庭艳那样的领袖实力——特别是那些将军们，他对他们的情况了如指掌。保罗·Ｄ·哈金斯的建议是，“我们不应过早地调换其领袖人物，而应继续采用说服的行动，以使现任领袖改弦更张。”

　　美国试图阻止政变的想法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感到震惊，他的回答中带有明显的不满：“不要认为，我们还有力量去推迟或阻止政变。”我严肃地提出问题，如果美国政府反对进行政变的话，南越的将军们是否会仍然不顾一切地进行政变呢？麦乔治· 邦迪明显与我持有同感。同一天稍后的时候，他发电给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我们已没力量去推迟或阻止政变的说法……是不能被接受的，它不能成为我们制定美国政策的依据。我们认为……你应当采取行动来说服那些政变的将领们，让他们停止或推迟行动……因为从前景来看，它并不具有完全成功的把握。”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已定好日期，将于十一月一日从西贡返回华盛顿，以提供他的咨询。在即将启程之前，他陪同费尔特海军上将，对吴庭艳进行礼节性拜访。在此之前，吴庭艳已经送来了一张纸条，说他希望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能在费尔特走之后，再停留十五分钟。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依此而行了。后来，他向华盛顿发来了电报：当我起身离开之时，他说道：请转告约翰·Ｆ·肯尼迪总统，我是一位诚实而坦率的伙伴，我愿意立即着手解决问题，而不是在失去时机后再放马后炮……请告诉约翰·Ｆ· 肯尼迪总统，我已认真地考虑了他的全部建议，并着手将其付诸实施，这只是一个时间安排的问题。”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在电报中评论道：“我认为，从星期日（十月二十七日）吴庭艳开始参加我们在大叻举行的会谈之后，这是一个新的姿态。如果美国想要做一笔一揽子的交易，我认为，此时正是时候。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请告诉我们你们的要求，以便我们去完成它。希望华盛顿能商议此点。”

　　电报由正常的渠道发回，最终于十一月一日（华盛顿时间）上午九时十八分到达了国务院，九时三十七分，它被送到了白宫，我们与总统一起正在再次讨论西贡的事件。然而，此时已经为时过晚，政变已经发动了。

　　十一月二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我们又一次与总统一起讨论西贡的局势。在会议开始之时，吴庭艳和吴庭儒的命运还尚不为人所知。会议开到中途之时，迈克尔·福里斯特尔突然闯了进来，宣布了一条从情报室得到的重要消息。中央情报局西贡站报告说，他们已从南越的同行那里得到消息，两兄弟已在“从城里去将军联合指挥部的途中自杀”。

　　事实上，在提出投降之后，吴庭艳和吴庭儒就在堤岸的一座天主教堂里等待，教堂位于西贡闹市区南部的中国人居住区。明（音译）将军，他后来成为了总统，派出了两辆吉普车和一辆装甲运兵车来接他们。他们俩人被推进了装甲车里，双手被捆着。当车辆到达将军联合指挥部时，装甲车的门被打开了，人们发现吴庭艳和吴庭儒俩兄弟已经死去了。俩人都被枪击过，吴庭儒还被捅了几刀。

　　“他们怎么会死的？”据说，敦（音译）将军曾这样问明将军。

　　“这有什么奇怪的？”明将军回答道。

　　几个月后，他对一位美国人谈到了两兄弟的死亡：“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杀了他们。那些愚昧无知、头脑简单的村民们极为崇拜吴庭艳，所以绝不能让他继续留在世上。 “陈文香（音译）这位普通的市民曾是吴庭艳的批评者之一，并因反对其统治而受过牢狱之苦，他说：“掌权的将军们之所以决定干掉吴庭艳兄弟两人，完全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将军们的心里十分清楚，他们既非安邦治国之天才，又缺乏道德上的权威和政治上的支持，故只要总统和吴庭儒先生还活着，他们无论如何也难阻止俩兄弟卷土重来。”

　　约翰·Ｆ·肯尼迪总统闻此消息后，脸色迅速变得煞白，我还从未见过他如此的激动。死讯“就像一个道德和信仰问题那样，造成了他内心的震动和烦恼，”迈克尔·福里斯特尔事后回忆道，“完全动摇了他的信心……开始怀疑有关南越问题的情报。”小阿瑟·施莱辛格也说，自从猪湾事件以来，这似乎是总统最感沮丧的一次，他处于深深的“忧郁和不安”之中。

　　总统仔细地推敲着这一死讯，并认真地评论道，这一死讯将对美国和世界均产生严重的后果。他怀疑地指出，作为天主教徒，这俩兄弟是会杀死自己的。小罗杰·希尔斯曼反对道，即使他们信仰天主教，吴庭艳和吴庭儒结束自己生命的举动也不难理解—— 按照一种精神，即“这是‘哈米吉多顿’ [ 译者注：《圣经》中善与恶的决战唱-译者 ] ”。后来，麦乔治·邦迪刚直截了当地评论道，当人们的手被反捆着的时候，他却能用枪和刀来进行自杀，这似乎是异乎寻常的。

　　总统坚信，在为越南服务了二十年之后，吴庭艳的影响决不会与他的死亡一起消失。这一判断似乎与毛泽东的说法有不谋而合之处。在一九六五年早期，他与记者埃德加· 斯诺谈话时曾提到，美国人已不再关心吴庭艳了。他又继续说道，胡志明和他（毛）都认为，吴庭艳并不是如此之坏。他说，在他被谋杀之后，天下难道就变得太平无事了吗？我们还无法得知毛对吴庭艳评价的全部细节，不知道他对吴庭艳在越南历史发展中所起作用的全部看法，这只能有待于中国和越南开放他的档案。这一评论引起人们的许多疑问。

　　吴庭艳之死引起了约翰·Ｆ·肯尼迪总统的震动，但问题还不仅于此。回顾往事，从当时来看，最令人心焦的事情是：我们正面对着一个政治上形成真空的南越，并且，我们也失去了按照美国的目标来推进事物进程的基础。

　　吴庭艳之死并未结束越南政局中深刻的分歧。在一次避重就轻报告的杰作中，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于十一月四日告诉华盛顿，似乎有某些分歧存在于我们与你们之间，这主要是关于政变的影响和功绩。这里是一些我们的看法：

　　ａ、对于那些曾与军事或政治运动有关的人来说，这次政变似乎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其表现在两个方面……

　　ｂ、那些一直对政变抱有敌意的专家们曾认为，“与吴庭艳在一起将会取胜，”现在他们的说法是，这次政变意味着，战争的时间有可能大大缩短。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结论性地指出，他也认为，政变将缩短战争的时间，并加快美国人返回家园的速度。

　　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均对此表示怀疑。在政变之前，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将会出现来取代吴庭艳，政变之后，我们也未看到一个这样的政府。

　　为了摸清真相，总统要求我于十一月二十日，在火奴鲁鲁召开各方参加的会议。这是我们会见林登·Ｂ·约翰逊之前，最后一次开会商讨越南问题，四天之后，他继任了总统的席位。

　　这次会议与所有以前的这类会议并无不同，我对它也无特别的印象。但是，麦乔治 ·邦迪却对它有深刻印象，此前，他从未出席过夏威夷的情况通报会议。在我们返回的途中，他对碰到的一位参谋人员说，“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对情况的简要通报似乎成了一场法庭的辩论，人们试图愚弄他，他则试图向他们说明，这办不到。”或许，这种说法对那些将领们失之公允，但它的确反映了我们面临的困难，越南的形势和我们对它未来的展望，均未在我们的头脑中形成清楚的画面。

　　麦乔治·邦迪从会议的情况中，得出了一个完全准确的估价，事后这一估价得到了证实。在谈到南越的政局形势时，他对那位参谋人员说，尽管，要想看出政变后的军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方针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则是显而易见的，即将军们的联合只能是权宜之举。这一预测不幸言中！在其后的十八个月中，这个军政权就像一扇高速转动的旋转门，其首脑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不断变换着。

　　约翰·Ｆ·肯尼迪总统最后一次公开地发表对越南问题的评论，是在十一月十四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时，他富于修辞地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将放弃南越吗？”然后，他自问自答地说，“毫无疑问，我们国家的安全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但是，以我之见，美国的军队并不一定非要留在那里。”

　　此前，也是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道：“您能否就政变后南越目前的局势，以及召开火奴鲁鲁会议的目的，谈些个人的看法？”他回答说：“召开火奴鲁鲁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对形势做出估价：美国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我们的援助政策是什么？我们如何能加强斗争？我们如何将美国人撤出那里。目前，我们将要争取的目标是，将美国人撤回家乡，使南越有机会自己保卫自己，就像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样。”

　　这两次评论的观点均与他十周以前的观点相同，那次是他在回答沃尔特·克朗凯特的问题。当时，他说，按照最终的结论来说，这是他们的战争——他们是指这样一些人，即那些必须赢得战争或不得不输掉战争的人。然而，有关这个话题，约翰·Ｆ·肯尼迪的态度也并非总是这样的，一个星期之后，他对切特·亨特利和戴维·布林克利说： “我认为，我们应该呆在那里。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我们的影响来取得效果……我们不应当撤离。”然而，约翰·Ｆ·肯尼迪总统占有绝对优势的观点——无论是在这次会谈之前或之后，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 ——则是，从根本上说，南越必须自己来进行战争，美国绝不可能为他们完成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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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