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与看法·第二十六

作者：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出自————《战争通史》

　　……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敌人不得不旷日废时地打下去。但是在另一方面，敌人并不具备打一场持久战的心理和政治手段……

——武元甲

　　 1965年年终华盛顿和河内都吸取了教训，作出了一些政治决定。这些教训和决定的直接根源是德浪河谷地越美两支顽强军队的迎头冲突。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头脑冷静，精于计算，他迅速地为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算出了这场战争在生命和国家资源方面的代价，甚至预测了战争的最终结局。但是他算出的结论很快就被置之不理了。现在这场战争是美国的战争了，而美国是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

　　 在河内，武元甲上将密切注视着德浪河战役的进展，旨在吸取重要教训。他所看到的情况使他振奋，他说：“德浪河战役之后我们得出了我们可以打赢美军骑兵师部队的结论。我们从这个战役中吸取了教训，并且把它传达到我们所有的士兵。我们的官兵从中可以学会如何组织起来打直升机。

　　 “我们认为美国人肯定有一套战略，像我们就有一套战略，我们有一套人民战争的战略。你们有战术，而要赢得战略上的胜利就需要决定性的战术。你们打算用空中机动作战战术作为你们赢得战争胜利的战略。如果我们能打败你们的战术——即你们的直升机——那么我们就能够打败你们的战略。我们的目标是打赢战争。”

　　 在西贡，驻越美军司令威廉·C．威斯特摩兰将军和他的主要副手威廉·德普伊将军也关注着为期34天的德浪河战役的统计数字，被打死的北越军人估计为3561人，美军阵亡305人，双方死亡人数的比例为北越军队每死12人，美军死1人。这两位军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绞肉机式的战役中学会作战技术的。从上述数字中他们领悟到，使用长期消耗战略，可以使敌人流血至死。

　　 在河内，胡志明主席及其助手们权衡了德浪河战役的结果，显得平静而自信。他们那些农民出身的士兵挡住了一个超级大国可怕的高科技火力风暴，跟美国人打了个平手。用他们的标准来衡量，跟如此强大的对手打成平手就算赢得了胜利。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确信以前他们能用耐心和坚毅把法国殖民主义者拖垮，将来也会拖垮美国人。

　　 那年秋天，在华盛顿的掌权者中有一个人知道越战的形势比预料的要严重得多。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出访欧洲途中，奉约翰逊总统之命回美国时取道西贡亲自听取关于德浪河战役的汇报。麦克纳马拉在西贡跟洛奇大使和威斯特摩兰将军谈了话，然后乘飞机到安溪基地营地听哈利·金纳德将军和我的简要介绍。

　　 我在20分钟时间内尽最大努力向麦克纳马拉及其一行描绘了北越士兵在“X光”着陆区跟我们作战的情况：他们纪律严明，顽强得近乎疯狂，进攻时，人群像浪潮一样滚滚而来，自从朝鲜战争以来，没有见过这种情景。

　　 我汇报结束时麦克纳马拉的沉默令人注意。此刻他知道越南战争将旷日持久，美国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金钱。他开始担心美国难以打赢这场战争。回到西贡时，麦克纳马拉改变了他往常的乐观形象。在登上回华盛顿的飞机之前，他对记者们说：“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

　　 麦克纳马拉在飞机上给约翰逊总统发了一份最高机密的备忘录。该备忘录称，现在情势已经很清楚，北越的军事集结不仅赶上而且正在超越美国，并且将继续集结。麦克纳马拉认为美国只有两个选择：美国可以采用妥协的解决方法，随便用什么外交幌子来掩护撤军，或者总统批准威斯特摩兰将军把在越南作战的美军部队数量增加一倍的请求，即到1966年底为止，从现在的34个营增加到74个营的兵力。他以下面的话结束其备忘录：“评估：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规模的部署……并不能确保成功。美军每个月的阵亡人数可达到1000人，而且很可能在1967年初我们将面临双方相持不下的态势，伤亡人数更多。”

　　 1965年12月6日发给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一份更为详细的备忘录反映了麦克纳马拉、威斯特摩兰将军、洛奇大使、美军驻太平洋部队司令格兰特·夏普海军上将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一致意见。该备忘录称：

　　 “我们认为，不管是否采取重大外交行动，如果我们不想在那儿吃败仗，美国必须向越南增派相当数量的军队。我们建议：美国应该准备在1966年年底之前增加在越南的地面部队，即从现在的34个营增至74个作战营……如果这74个营按计划部署了，再加上增派的空军飞行中队、海军单位、防空部队、战斗支援分队、工兵部队和各种后勤支援部队，以及顾问人员，美军在越南的部队总人数将增至约40万。1965年年底的驻越南美军总人数为20万，1966年将每个月增派1万5千人。应该强调的是1967年需要进一步增加部署(也许会超过20万人)。”

　　 麦克纳马拉再次重复了他的估计，即北越人将对付美国方面的任何战争扩大行动，到了1967年，美军每个月的阵亡人数将达1000人。同时他还重申了他的底牌：“如果美国愿意投入足够的兵力，也许是60万或者60多万人，那么我们就可以阻止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共’继续把战争打下去。然而达到这一程度的时候，中国出兵干涉的问题，就会变成严重的现实了。”

　　 麦克纳马拉的备忘录补充说：“因此，即使部署了我们所建议的兵力，我们仍可能在1967年初面临双方相持不下的态势。”

　　 12月中旬，约翰逊总统在白宫召开了一次他的高级顾问班底的会议。威尔·邦迪说麦克纳马拉的头号选择(即现在就撤出越南，因为这样较为稳妥)根本没有被认真地考虑过，而麦克纳马拉本人也没有力陈此举的必要性。结果，在越南大规模地集结美军战斗和支援部队的第二个选择被一致赞成，赞成者包括麦克纳马拉。甚至精于计算的麦克纳马拉都对与会者们说：“是否能透过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谁也没有把握，成功的可能性为三分之一，或者仅为一半。”麦克纳马拉确实有推动对越南暂停轰炸，以准备应付美国公众对即将面临的战事扩大的舆论。

　　 我们这些指挥美国士兵打仗的人在战争初期就已经失去了对政治领导层的信任。约翰逊总统拒绝延长士兵服役期限，很多部队在兵员不足的情况下被派往越南，而许多训练有素的士兵都按期退伍了，因此我们很难相信政治领导人全心全意想打赢这场战争。现在，在德浪河战役之后，美国政治领导人的决心再次受到检验，我们再次发现他们缺乏决心。

　　 我们很确定跟我们在德浪河作战的北越军队的3个团已经撤到了柬埔寨境内。我们想从陆地上和空中追击他们，然而按照开战规定我们不能这样做。华盛顿回答了河内领导人心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金纳德将军说：“作为一个军官，我的教官们总是这样教导我：在追击时要不停地猛追，直到打死敌人，或者敌人投降。我认为德浪河战役根本就是一场追击战，我很想紧迫敌人直到最后。不能进入柬埔寨追击他们，违反了战争的每一条原则。在这一点上，西贡的军政领导人均支持我的观点。但是决策是由国内作出的，白宫说了算，他们不允许我们追进柬埔寨，我们就不能追。北越人心里非常清楚，这是他们的最佳避难所：当他们想打仗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来，不想打了就立即回去。”

　　 金纳德将军补充说：“武元甲将军说他在德浪河战役中学会了如何跟美国人作战、如何打我们的直升机，那完全是放屁！他了解到的是我们的政府不允许我们进入柬埔寨境内追赶他们。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洋洋得意了。他想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跟我们打仗，就迫使我们交战。我们哪里知道他在何处？他总是把部队摆在离柬埔寨边境几公里处，对他来说，那里的补给线最短。他的部队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且他对地形了如指掌。”

　　 威尔·邦迪当时是助理国务卿，在谈到那个时期和那个决定时他说：“我认为从严格的军事观点来看，打进柬埔寨是很有利的，然而风险也很大。我们当时竭尽全力保持柬埔寨中立的形象。林登·约翰逊对西哈努克亲王极友好，而理查德·尼克松则对他不友善。然而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玩那种游戏，另一方会很干脆地说：好吧，让我们在更广大的战场上打仗吧。尼克松下令秘密轰炸柬埔寨恰恰造成了那种结果。我们开始轰炸柬埔寨境内一条宽15公里的狭长地带，因此北越人撤到了离边境20公里处。一年以后当我们从陆地上进入柬埔寨境内时，我们不得不深入30公里。这简直是把战争推进了柬埔寨国内！而随着我们的前进，另一方也会随之后撤，所以除非你带兵进来把柬埔寨的东部地区全都占领，才能使北越人无藏身之地。而那个地区相当大。”

　　 对于我来说，1966年初我得到了另一个启示，即我们打这场战争的方式严重失误。当时我率领第三旅打了另一场遭致惨重伤亡的战役。这次我们在人口稠密的越南中部沿海的蓬山平原打仗。第三旅中包括在“X光”和“阿尔巴尼”两个着陆区作战的几个营的部队。

　　 人口稠密、盛产稻米的蓬山地区多年来一直在“越共”的控制之下。现在北越的正规军已经进入该地区。我把我们的使命理解为清除该地区武装的敌人，然后把它移交给南越军队和文职当局长期守卫和管理。

　　 在人口如此稠密的地区作战使我们遇到了新的问题。在德浪河谷地战役中救了我一命的火力——炮火、空袭、空中发射火箭——现在却成了打死或打伤无辜的平民和牲畜，摧毁无数村庄的武器。尽管我们尽力避免滥杀无辜，但是惨剧不断发生。

　　 1966年1月28日我们对蓬山第一次实施直升机攻击时，我带头乘直升机冲进树林。丛林里有一座小茅草屋，一个农民和他的家人蜷缩在里面。我们的预备炮火在他们的四周纷纷落下，把他们吓得魂飞魄散。一个炮弹碎片炸伤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伤口鲜血直流。她跟我的女儿塞西尔同龄。我把军医叫来为她包扎伤口，心里感到悲伤。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参军是为了伤害儿童、摧毁平静的农家的。

　　 战斗非常激烈，敌人被击溃时，我手下的官兵阵亡82人，318人负伤。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蓬山平原终于自由了。可不是吗？阮高祺(Nguyen Cao Ky)总理偕夫人来到我的旅指挥部听取关于战斗的汇报。总理夫人梅身着黑色航空服装和与之相配的紫色纱巾。我强调指出我们很快就能把控制权还给南越政府。

　　 我们撤出蓬山地区之后不到一个星期，北越正规军和越共主力部队就回到了该地区的村庄里。我旅在4月和5月间先后两次被派回该地区展示武力，使我们又遭受很多伤亡。经过5月份的作战之后，我这个从不过问政治的战场指挥官也看得非常清楚了，美国驻越南使馆和美军驻越军援司令部一直未能使美国和南越的军事行动跟南越政府后来企图控制新扫除敌人势力区域的计划互相配合。如果他们在蓬山做不到这一点，他们怎能奢望在其他地区恢复南越的控制？在蓬山有一个强大的美军陆军师把敌人的部队从乡村驱除干净了，而在其他地区美军的力量弱得多。但是这是1966年，尚在战争初期。我所能做的只是盼望和祈求我们可怕的牺牲会对实现美国在越南的目标有所贡献。1966年年底，第一骑兵师全师的部队进驻了蓬山地区，在那儿驻扎了近18个月时间。

　　 美国政策中另一个致命的缺陷很快开始严重影响美军的战斗力。为了安抚群众，并且显示强大的美国对这场远处的战争行动毫不在乎，约翰逊政府颁布法令规定美军驻越部队留越期限为一年(倒霉的海军陆战队是13个月)。任何一个美国公民(士兵)都不必在越南多待一天。1966年夏天，那些在战斗中幸免于难并且学会了如何在这个困难的环境里作战的官兵开始陆续回家，他们同时也带走了宝贵的经验和作战技能。接替他们的是一支由新兵组成的军队，过了一年之后，他们将由更新的士兵来接替。战斗对人员的需求与日俱增，而部队的训练水准却日益下降。

　　 将营长和旅长的任期限制为6个月的做法，对美军每个参战部队的士气和作战效能更具有破坏性。一个职业军官要获得晋升必须担任一段时间指挥官，6个月的时间限制意味着将有双倍数量的军官会获得那个重要的资格。这一硬性规定也意味着一个指挥官刚刚熟悉地理环境、手下的部队和作战的诀窍，能够胜任职务了(如果他确有能耐的话)，就要被调离指挥岗位了。因此士兵们将付出昂贵的代价。

　　 1966年6月下旬，我担任第三旅旅长的任期期满。当一位从五角大楼来的上校来接任时，我的旅正在同知附近的野外作战。在那种情况下把指挥权交给一个刚刚离开美国来到越南的指挥官，简直是自杀，因此我断然拒绝移交指挥权。指挥权的转交延后了10天，直到战斗结束我才移交。一个月以后，即1966年8月8日，我的继任者把第七骑兵团一营的一连单独派回德浪河谷地，在可怕的一天时间里就有25人被打死。

　　 我曾经希望能被派到本宁堡的步兵学校，在那儿我可以把自己在越南所学到的东西传授给即将奔赴战场的年轻军官们。我未能如愿以偿。事实上，经过空中机动作战训练并且随第一骑兵师在越南战场上经历了一年实战的数百名军官中，只有一人被派到了步兵学校。我被送到了华盛顿特区，在那儿，我被告知将在美国国务院的拉丁美洲科工作。一个仅懂法语和挪威语的人却被分配了如此了不起的工作。

　　 很快那些命令改变了，我被改派到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手下的国际安全事务署任职一年，署长是约翰·麦克诺顿。该署的越南科只有两个人，我是其中之一。我的主要职责是为麦克纳马拉及其他国防部和国务院的重要官员访问越南准备“旅行手册”之类的背景材料，还有巧妙地回答参议员和众议员们传递上来的有关民众对越南政策的问题和抱怨。

　　 鲍勃·麦克纳马拉和麦克诺顿都是才智非凡的人，在其后的一年时间里，我目睹了他们俩拼命想控制住这场战争，但无济于事，只是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他们对越南的绥靖过程也无能为力。到了那年年底，他们仍然一筹莫展。本署的一位才子悲伤而又精辟地总结了在越南发生的情况：“虽然我们非常努力，但是我们失去了目标。”

　　 那么，在德浪河谷地的牺牲使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学到了跟北越正规军作战的一些方法，同时对我们自己也有了一些自知之明。我们可以跟世界上最优秀的步兵交战，并能守住我们的阵地。威斯特摩兰将军认为他找到了如何打赢这场战争的答案：他将用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换取10个，或者11个，甚至12个北越人的生命，这样日复一日下去，直到胡志明讨饶。威斯特摩兰将会明白自己错了，但是为时太晚了。美国人并不认为10：1，甚至20：1的阵亡比例是便宜了美方。但是我们证实了空中机动战的原则与实施方法，此后的8年时间里，上百万美国士兵将乘坐休伊直升机开赴战场，直升机旋翼那熟悉的声音将是这场战争经久不息的旋律。

　　 最后一点，尽管这场战争耗时12年之久，夺去了5万8千个美国年轻人的生命，使一个自认强大的国家遭到了丢脸的惨败，但也让我们之中一些人领悟到早在150年之前克劳塞维茨的论断是千真万确的。他当时写下了如下的言论：

　　“没有任何人在发动战争时(或者确切地说，没有任何一个神志正常的人理应发动战争)心目中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以及如何打这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