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铸就的勋章·第二十四

作者：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出自————《战争通史》

　　在战争中，真相是第一个牺牲品。

——埃斯库罗斯

　　 11月18日傍晚，迪克·诺尔斯准将在第二军指挥部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有许多记者包围了他的指挥部，要求了解发生在“阿尔巴尼”着陆区的事情的真相。从战场上传来的消息说，美军的一个营在德浪河谷地被屠杀了，血流成河。诺尔斯已经知道“阿尔巴尼”发生过战斗，因为前一天下午3点钟前后他飞越了战场上空。他说：“我没有获得及时的消息，直到第二天(18日)我们才理出头绪。那是我们获悉战斗细节的时候。”18日一大早，布朗上校曾观察过“阿尔巴尼”环形阵地。当有记者问布朗上校是否有把他在战场上的见闻向上级报告时，诺尔斯说：“没有。”看样子诺尔斯的指挥部是从美联社摄影记者里克·梅龙那里首先了解这场悲剧的严重程度的。梅龙耍了一个花招搭上一架去“阿尔巴尼”的直升机，18日上午9点钟左右他回到了哈洛威营地，跌跌撞撞地走进了第一骑兵师的新闻帐篷。他看到和拍摄下来的情景使他震惊。他面色苍白地告诉他的同事们，第七骑兵团的二营在敌人的一次伏击中被屠杀了。师负责公共关系的军官迅速把梅龙的报告传达给诺尔斯。

　　 为什么18个钟头之后副师长才从战场上得到直接的详细报告？为什么消息不是通过指挥渠道，而是通过一个摄影记者传来的？这个问题至今仍萦绕在人们的脑海里。诺尔斯说：“罕弗尔中校一直不断地从炮兵和其他各单位得到一些零星的资料，并把那些资料拼凑成战斗的发展动态。但是直到第二天，谁也不知道其严重性。那天(18日)上午我们不断接到伤亡数字。”聚集在波来古的记者们以为他们嗅出了掩盖真相的企图。接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并没有消除他们的怀疑。

　　 诺尔斯告诉记者们，第一(空中机动)骑兵师的一个营跟敌人的一支相同规模或规模较大的部队打了一场“遭遇战”，美军的这个营遭受了“轻度至中等伤亡”。诺尔斯宣称敌人被打死400多人，并且已经脱离战斗，撤出战场。骑兵师的这个营坚守住了阵地，赢得了胜利。这位将军按自己的理解概括说明了发生在“阿尔巴尼”的情况之后，记者们完全不相信，举座哗然。

　　 各大通讯社马上大幅报导越南战争到目前为止美军遭受的最惨重伤亡，有的报导暗示美国陆军企图掩盖这次灾难性的伏击，还有的报导说美军部队正从谷地撤离，另一些报导则说“退却”。许多报导言过其实，过于简单化，有的则根本是错误的。在“阿尔巴尼”发生的战争绝不是一场典型的伏击战。“突然袭击”这个因素对北越人有利，对美军纵队不利。阮友安中校的士兵有20～60分钟时间运动到发起攻击的位置。“阿尔巴尼”之战兼有下列所有确切定义的某一部分：遭遇战(侦察排在纵队的前头)；快速进攻(攻打先头连)；快速伏击(纵队其余部分)。所有这些在不到5分钟时间内同时发生。

　　 对所获悉的情况和被隐瞒的情况持怀疑态度的不仅仅是记者。那天(11月18日)上午10点15分，驻越南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视察了设在卡蒂卡的第三旅指挥部。在布朗上校那30分钟的简要介绍中，对“阿尔巴尼”着陆区之战只字未提，仅简要汇报了“X光”着陆区之战。那天下午，威斯特摩兰在归仁停留了不少时间，视察了陆军第八十五中转医院。在威斯特摩兰11月18日的“历史笔记”(日记)中写着：“我乘直升机降落后视察了由蒂姆·布朗上校指挥的那个旅，他向我作了简要汇报后我们一起在作战地区上空飞了一趟。然后我飞到归仁，看望了医院里的伤员，他们之中大多数是最近在波来古的作战中负伤的第一骑兵师的官兵。跟他们交谈后，我感觉到我视察三旅指挥所时并没有得到全部资料。好几个伤员声称他们中了一次伏击。大多数伤员来自第七骑兵团的二营。”

　　 威斯特摩兰11月18日的“历史笔记”补充道：“下午发生了另一件事。从波来古之行返回到我的办公室以来，本·莱加利上校(驻越南美军司令部公共关系处长)进来告诉我说，有位记者发了一篇对第一骑兵师持强烈批评态度的报导。对此我并不感到吃惊，因为我在医院里跟伤员们交谈时就有所怀疑了。我把斯坦利·拉尔森将军叫来，要他弄清楚事实。我要莱加利上校次日上午派一架飞机满载新闻记者到北面去，让他们向记者们简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此时威斯特摩兰将军担心骑兵师做了力所不及的事，而战争刚刚开始，美国公众在心理上肯定也无法承受。他也担心把南越部队派到北面的德浪河地区对付北越人的举动太冒险。

　　 威斯特摩兰在11月19日(星期五)的日记中写道：“比尔·德普伊将军从波来古返回了，我之所以派他到那儿，是因为我担心第一骑兵师和越南共和国军的空降特遣部队卷入力所不及的战事。越南共和国军的总预备队要是被打得鼻青脸肿将有损其政府的士气。我更为担心的是持续激战会削弱骑兵师的战斗力，今后的几个星期里，它可能无法履行其他使命。我让德普伊调查研究所有这些因素，给我一份报告。在跟有关的所有将军和顾问们交谈之后，他建议战役的新阶段应局限于德浪河以北地区，因为该河无法涉水而过，这样就会减少失利的危险，对于越南共和国军的空降特遣部队来说尤其如此。”

　　 不管诺尔斯有什么担心顾虑，关于“阿尔巴尼”之战的首批负面报导在美国国内产生的影响使他极为震惊。五角大楼对他大发雷霆，他也毫不迟疑地对美国各新闻机构驻西贡分社的负责人大动肝火。

　　 在诺尔斯11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为记者们举行了每月一次的例行背景介绍。我详谈了波来古战役，从攻打波来梅营地开始，一直谈到了战役的后来几个阶段。我宣读了一份国防部长发给我的电报，该电报引用了《华盛顿邮报》和《呈报》的几则新闻标题，那些标题暗示了第一骑兵师的退却和撤退。然后我向他们解释说我非常尊重记者们。我提醒他们我曾抵制过新闻检查，而且公开发表过此类观点，这些都记录在案。我声明华盛顿报纸上发表的那些报导正起着如下的作用：(1)在美国国内歪曲了真相，降低了情感上关心战事的人们(亲人们)的士气；(2)降低了部队的士气。”

　　 11月18日，威斯特摩兰将军到波来古视察期间，我终于向他作了简要汇报。起初我曾拒绝离开战场乘飞机到西贡向他汇报。上午8点45分，我和我营幸存的连长和参谋们排好队等候，两辆吉普车在我们面前停下，威斯特摩兰来了，陪同他的有南越三军参谋总长曹文维(Cao Van Vien)将军、哈利·金纳德少将和美国联合公共关系处处长巴利·佐尔廷。40年代末我曾经在布拉格堡从事空降工作，就在威斯特摩兰将军手下服役。1956～1957年期间我在莱文沃斯堡的美国陆军指挥和参谋学院受训，曹文维将军是我的同学。

　　 我们走进了一座借用的活动木屋。曾参加“X光”着陆区战斗的人分别向威斯特摩兰将军及其他人作了简要汇报。汇报进行得很顺利，只有一小段时间例外。马特·狄龙上尉在汇报时提到我营士兵的一个报告，说他们看到一具敌人士兵的尸体有些异常，他们怀疑是中国人，因为那人个子较高大，身上的军服也跟北越部队的军服不同。可是在他们想弄走这具尸体之前，尸体就从战场上消失了。威斯特摩兰怒气冲冲而又有力地作出了反应，他警告我们全体：“你们今后千万不要提有中国士兵在越南南方！千万不要提！”

　　 我营的士兵在他们的楔形小帐篷旁列队。威斯特摩兰沿着士兵的队列向前走，不时地停住脚步跟士兵谈话，询问他们家乡在哪里，还聊一聊体育运动。然后我请威斯特摩兰将军对士兵们讲话。他站在他那辆吉普车的引擎盖上讲话，感谢士兵们在战斗中勇敢作战。他补充说他将推荐第七骑兵团一营荣获总统颁发的团体嘉奖，表彰他们在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非凡的英雄精神。

　　 威斯特摩兰对有中国顾问在战场上跟随北越部队一事很敏感，这可能是因为于1965年11月17日《纽约时报》上查尔斯·莫尔的一篇文章。这篇发自西贡的报导说，10月下旬在波来梅美军特种部队营地周围抓获的俘虏，在西贡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出现了。他们告诉记者他们是通过柬埔寨进入越南南方的，一路上得到了柬埔寨民兵的帮助。莫尔的文章补充说，俘虏们告诉记者，北越人民军的每一个团都有一名中国顾问。“美国的一位官方发言人评论道：‘我们没有关于中国顾问的准确消息，但是显然有这个可能性。”

　　 显然那篇文章触到了白宫的痛处，在过去的24小时，驻越南美军司令部统帅的姿态也显然急剧改变了。谁也不得再谈论中国人卷入了南越的战斗。约翰逊总统对朝鲜战争记忆犹新，由于害怕中国卷入越战，在选择轰炸越南的目标时，他都亲自询问。这是没有先例的。空军被禁止在离中国边境50公里以内的上空飞行，担心挑起事端。

　　 对于北越人来说，中国顾问一事也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德浪河战场上的指挥官，当时的阮友安中校说，使他们感到自豪的是，在跟美国人进行战争的任何时候，人民军都没有任何外国顾问和他们一起上战场，而在抗法战争期间，人民军团以上单位都有中国陆军顾问。1965年11月14日，美国陆军通信情报单位在朱邦山上阮友安的司令部附近截获了讲中国方言的无线电通信。当有人问阮友安这是怎么一回事时，他说：“我们会说中国话，有时候我们讲中国话，好把监听的人弄糊涂。”

　　 自从我们回到哈洛威营地后，祝贺我们打了漂亮一仗的电报纷至沓来。我让全营集合，向他们宣读了陆军参谋长哈罗德·K．约翰逊将军发给哈利·金纳德少将的电报：“我代表美国陆军的全体将士向第一骑兵师勇猛的官兵们致敬，他们在德浪河谷地之战中进行了非凡的战斗。你的空中士兵和他们勇敢的越南盟友在哪里击退敌人的猛攻，就把自由者的希望带到哪里。陆军和全国都为你们表现出来的英勇、决心和战术感到骄傲。第一骑兵师在这场战斗中勇敢坚决的表现体现了美军官兵最优良的传统。”

　　 11月18日夜幕降临之际，“阿尔巴尼”战场上阵亡美军官兵的尸体还没有全部收回。在那块渗透了鲜血的土地上，鲍勃·麦克代德和他手下的官兵必须熬过另一个悲惨之夜。乔尔·苏格迪尼斯上尉说：“18日我们整天都在‘阿尔巴尼’，未与敌人交战。为了过夜，我们再次紧密收缩，组成一个环形防御阵地。我们没有派出观察哨或巡逻小分队，而是依赖阵地四周的骚扰和拦阻火力阻止敌人接近我们。没有任何敌人来袭。次日(19日)上午我们继续清理战场，但是腐烂尸体的气味越来越臭不可闻。”

　　 里克·赖斯科洛少尉碰上了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的一名士官，获悉拉利·赫斯少尉已经被打死。“他是我在候补军官学校1655年4月班学习时的同学。他出生于一个空军军官的家庭，年仅20岁。那天我们撤出了‘阿尔巴尼’，好几名士兵仍下落不明，但是记者团已经开始抵达。我们离开之前，一个记者问道：‘这个地方的正式名称是什么？’一个少尉开玩笑地回答说：‘小大牛角谷。’乔·普赖斯上尉顶了他一句：‘不要那样说，在这里没有失败。”

　　 此时华盛顿已经彻底明白“X光”和“阿尔巴尼”两地战斗的残酷性。大批阵亡美军官兵的尸体和伤员开始陆陆续续地从战场上运回国内，这使政府感到震惊。战争正进入一个新的更为残酷的阶段。约翰逊总统想知道这样打下去意味着什么，以及将要付出什么代价。当时正赴欧洲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活动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奉命取道西贡返回美国。在西贡逗留期间，他进行了他著名的事实调查之一。他奉命了解德浪河的几次战斗，然后向总统作报告，并且要提交他自己的建议。

　　 在哈洛威营地仅休息了两天，第七骑兵团一营的官兵们又奉命返回战区。卡车把他们送到卡蒂卡茶园，在第三旅司令部周围设置环形警卫阵地。11月19日，直升机开始把第一骑兵团二营的幸存者从“阿尔巴尼”着陆区运送到仅10公里以外的“柯鲁克斯”着陆区。在“柯鲁克斯”着陆区，二营精疲力尽的部队奉命接管环形防御阵地的一个地段，紧挨着第五骑兵团鲍勃·塔利中校指挥的二营。麦克代德那个营尚未查明全部官兵的下落，该营报告119人阵亡，124人受伤，8人在战斗中失踪。1966年3月4日，司令部起草最后的报告时，第七骑兵团二营、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和二连，以及附属的火炮观测员在“阿尔巴尼”之战中伤亡总数分别为：151人阵亡、121人受伤、4人在战斗中失踪。

　　 麦克代德的士兵们疲惫不堪了，他们在“阿尔巴尼”经受的枪炮火力强烈震撼了他们，他们觉得11月19日天黑之前他们就该撤出战场了。二连的约翰·塞特林士官说：“夜幕降临之际，我们心里想，如果我们继续待在那儿，我们会再次遭遇‘阿尔巴尼’那样的厄运。那天夜里太寂静了，连老鼠在棉花上撒尿的声音都能听到。我们一听到灌木丛里有声音就朝那儿开火。最后第五骑兵团二营的人走过来对我们说，如果我们不停止射击，他们就把我们的子弹拿走。”总体来说，“柯鲁克斯”环形防御阵地度过了安静的一夜，只有两枚迫击炮弹打了进来，没有造成伤亡。

　　 我自己的营就没有那么幸运，当时我营部队在卡蒂卡的旅司令部和简易机场周围站岗。欧内·萨威杰士官负责亨利·赫利克中尉那个二排的几个幸存者，即在“X光”着陆区被敌人围困的那个排。他们在卡蒂卡环形防御阵地上他们守卫的地段挖了很深的散兵坑。晚上9点钟左右，我正坐在作战指挥帐篷里，炮火协调员杰里·怀特赛德上尉走了进来，脸上充满了悲痛和不安的神色。他说：“中校，我们炮兵的一枚误射弹落在你们营二连的阵地上了。”那枚失控的105毫米榴弹炮在萨威杰士官负责的地段的散兵坑旁爆炸了。来自伊利诺斯州堪卡基的19岁一等兵理查德·C．克拉克当场被炸死。当时他在他和马林·多尔曼五级专业士官合用的散兵坑旁睡着了。盖伦·邦根姆四级专业士官至今仍为这个横祸感到悲伤：“我简直无法相信这件事。我们熬过了那场磨难，并且从那里脱险了，可是他后来却被我们自己的炮火打死了。为什么理查德·克拉克偏偏那样丧生呢？”

　　 次日晨雾带着一丝凉意，我营的十几个士兵在作战指挥帐篷外面等候着我。他们已经服役期满，定于那天退伍，离开越南返回美国。我已经告诉普洛姆利士官长，每批退伍士兵临行前我都要跟他们谈话。这是德浪河之战之后退伍的第一批士兵。这些年轻人中的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指挥官的双眼。尽管他们都知道自己在陆军的服役期只剩下几天或一个星期时间了，但是他们都心甘情愿地走进“X光”着陆区那个地狱。我们朝夕相处了17个月时间，我对他们很了解。

　　 我告诉他们，我为他们每个人感到骄傲。他们不畏强敌，勇猛战斗，为此他们可以永远昂首挺胸。我告诉他们我会永远记得他们。然后我沿着队伍走去，跟每个人握手，亲自感谢他们为国家、为战友和为我所做的一切。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时刻。他们排成两列纵队，扬眉吐气地迈向直升机。那些直升机正等着把他们送回美国——他们所谓的真实世界。

　　 鲍勃·麦克代德指挥的第七骑兵团二营终于在“柯鲁克斯”着陆区登上了一架架直升机，飞回哈洛威营地。迈龙·迪杜里克上尉写道：“20日我们回到了波来古，在那里我们得到了新作战服、皮靴、内衣裤；洗了澡，吃了好饭菜，充分休息了一下。”迪克·阿克尔曼四级专业士官对此记忆犹新：“发放了新军服、皮靴(他们发靴子给我时已经没有适合我的脚的靴子了)，洗了澡，感到很舒服。我们在那儿过了夜，第二天回到了安溪基地。”

　　 二营的部分军官仍然穿着缀着他们的姓名牌和臂章的旧军服。里克·赖斯科洛说：“我们回到了哈洛威，因为幸免于难，我们的情绪高涨了一阵子。所有令人伤心的记忆都被忘诸脑后。那天(星期六)晚上，丹·布恩、苏卡特军医以及我们之中的几个人信步来到南越军官的俱乐部。我们已经洗过澡，但是仍然穿着我们那些臭气熏天的军服。俱乐部跟‘阿尔巴尼’战场形成的对照使这豪华的环境显得虚幻。南越军官的妻子和女朋友们都身着鲜红、碧绿和鲜蓝色的盛装。我们这帮人中有些人跑去请那些女孩子们跳舞，可是她们闻见了我们军服的臭味，都接二连三地躲进了洗手间。这实在不能怪她们。”

　　 11月20日，第七骑兵团一营在卡蒂卡茶园准备乘卡车沿省5号公路和14号公路前往波来古，然后沿19号公路向东越过芒阳谷到达安溪基地营地。我们不得不驱车经过1954年越盟伏击法军第一百机动兵团的地方。这天我决心不让历史重演。在登上陆军的两吨半卡车之前，我们演练了反伏击战术。我和营士官长乘坐在车队中第一辆卡车的后部。营指挥直升机将在空中尾随车队。马特·狄龙、杰里·怀特赛德和查理·黑斯廷斯就像在“X光”着陆区的第一天一样，在直升机上守候着无线电保持联络，随时向地面提供火力支援。第九骑兵团第一飞行中队提供了两架休伊武装直升机和两架H－13侦察直升机在我们车队前头飞行。出发之前我接到通知，我们抵达安溪基地时，师管乐队将奏乐欢迎我们。

　　 从卡蒂卡到安溪的旅程很热，尘土飞扬，然而一路平安无事。我们到达的时候，根本没有见到师管乐队的影子。第七骑兵团一营回来后只受到冷淡的欢迎，可是谁把这当回事？我们回到家了，师长金纳德少将前来看望我营官兵。当我们来到四连和沃伦·亚当斯士官面前时，我请师长停住脚步，然后向他详细描述了在“X光”着陆区亚当斯和他的机枪排给敌人的沉重打击。我对他说，亚当斯已经代理四连的士官长18个月了，绝对值得立即在战场上被提升为连士官长。将军和士官听了我的话以后都吃了一惊，然而金纳德将军还是下达了命令，亚当斯在第二天就被提升了。

　　 11月24日中午，蒂姆·布朗上校把德浪河谷地作战的指挥权移交给由威廉·R(雷)．林奇上校指挥的我师的第二旅。林奇是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老兵，他和他的三个营现在承担了在波来古继续作战的责任。

　　 20日傍晚，南越空降旅的第三营和第六营在柬埔寨边境附近德浪河以北地区跟人民军部队周辉敏将军手下的一个营遭遇。北越部队这个倒霉的营在向柬埔寨境内的庇护地撤退过程中动作慢了一点，现在他们将为此付出代价。

　　 美军在“高尔夫”着陆区和“柯鲁克斯”着陆区架设了24门105毫米的榴弹炮。美军炮手们收到的电报如此描写目标：“敌人在露天！”跟随南越空降特遣部队的美国军事顾问们通过无线电校准炮火，把敌军那个营打得落花流水。他们报告说，当炮火停止轰炸时，杀伤区域内至少躺着127具尸体。南越军人对美军炮兵定点轰击的精确性惊叹不已，欣喜无比。有一个炮兵连在轰炸期间收到了一份南越人发来的电报。电报的英文译文是：“炮火太近！炮火太近！但是打得非常好！继续开炮！”

　　 那天在德浪河谷地跟随南越空降特遣部队在地面行动的美国军事顾问中，有一个身材魁梧的少校，他名叫H．诺曼·施瓦兹科夫，西点军校1566届学员。施瓦兹科夫仍然记得南越部队突然出现在北越部队撤退的路上使敌人那个营大吃一惊的情况。

　　 施瓦兹科夫说：“他们疲惫不堪，几乎毫无斗志。他们已经饱尝了战火。当我们用轻武器向他们射去，朝他们开炮时，他们扔下枪枝四散逃命，丝毫不抵抗。停火后我和南越空降旅的旅长坐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士兵们在树林里搜索收集敌人丢弃的装备。他们抱着一捆捆步枪和机枪堆在我们的面前。缴获的装备越堆越高，我故意指责南越那位将军从波来古搬来武器向我炫耀实力。他捧腹大笑，邀请我到灌木丛林中走走，亲眼看看那些武器究竟是从哪儿来的。”

　　 这是德浪河战役中最后一场大的战斗。此后的5天时间里，雷·林奇上校的士兵和第九骑兵团第一骑兵营的侦察兵作了全面的巡逻，对德浪河谷地的西部进行了仔细搜索，一直搜索到柬埔寨边境，几乎没有碰见敌人。11月27日，在战区活动的最后一支骑兵师的部队返回到安溪的基地。

　　 周辉敏准将的B－3战线的最后一批部队越过边境进入了柬埔寨。现在我们打不着他们了。他们将对幸存下来的部队进行补充休整，重新装备，并于1966年春天选择适当的时机再度进入南越，重新发动进攻。

　　 诺曼·施瓦兹科夫少校眼睁睁看着北越人撤走，他对美国允许北越人在看似中立的柬埔寨建立根据地的政策极为反感。美国的政策束缚了美军和南越部队的手脚。对这一政策感到恼火的军人并不只施瓦兹科夫一个人。

　　 哈利·金纳德少将和他的上司斯坦利·(斯维德)·拉尔森中将一致请求威斯特摩兰将军和美国驻南越大使亨利·柯博特·洛奇尽他们最大的努力说服华盛顿修改政策，取消限制，让美军部队在越柬边境自由行动，甚至进入柬埔寨境内。

　　 1965年11月，洛奇和威斯特摩兰都请求国内修改政策。他们接到了美国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尔·邦迪发来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还拷贝给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将军和邦迪在白宫的哥哥麦克乔治·威尔·邦迪的电报说：“凡符合现存的‘银刺刀’情形，就可以采取自卫措施，另外通过军事渠道发电报授权。授权范围将包括允许美军和南越政府军部队还击、消灭来自柬埔寨的火力，以及必要时出于自卫可以进入柬埔寨领土。与此同时，要积极主动地跟北越人民军和越共部队交战。但是除了自卫，在遇到柬埔寨部队时不得跟他们交战，不得对柬埔寨居民区实施空中或炮火战术行动，也不得攻击柬埔寨的基地地区……我们承认这些区别可能很难保持，然而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样做很重要。”

　　 金纳德将军和第一骑兵师的指挥官们都说，就连这种对追击敌人到柬埔寨境内的限制的稍微放松，都没有及时向他们传达和解释，以便在德浪河谷地战役期间可以施行。

　　 此后不久，第一骑兵师的旅长和营长们接到上级命令，一律不得猜测或向任何记者暗示北越人正把柬埔寨当作一个根据地，也不得说北越人是取道柬埔寨进入南越的。其实我们知道这是事实，甚至新来的记者都知道这是事实，拒绝承认这个事实使我们感到不老实和虚伪。

　　 金纳德将军说，恰在这个时刻，美国军方在政界的指导下把主动权丢给了北越。美国政界告诉哈利·金纳德，这场战争绝不会以美国式的战胜形式收场。主动权之所以丧失，是因为在外交上虚幻地认为柬埔寨是一个中立的主权国家，控制着自己的领土。金纳德说，等到另一位美国总统取消限制让美国军队越过边界进入柬埔寨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

　　 鲍勃·麦克代德的第七骑兵团二营的幸存者在哈洛威过了一宿，这是一个星期以来，他们第一次睡了一夜像样的觉。11月21日，军方派了4辆两吨半的卡车把他们送回基地，途中经过芒阳谷。全营仅剩下100多人，4辆卡车绰绰有余。当他们列队等候爬上卡车之际，里克·赖斯科洛少尉想为阵亡的士兵们举行一个排悼念仪式。“我把我指定的号手叫来，要他吹奏葬礼号。我下口令：‘持枪敬礼。’号手吹奏起那悲伤而令人心酸的乐曲。”

　　 约翰·塞特林士官说：“星期天他们把全营，即第七骑兵团二营的全部幸存人员装进4辆卡车。这样你就该知道我们还剩多少人活着回去了，而开往‘阿尔巴尼’之前我营约有450人。卡车要行驶几个钟头才能到达那里，所以一路上我们跟在‘X光’或‘阿尔巴尼’的任何时刻一样害怕。鉴于我们所遭遇的一连串厄运，我们担心在归途中会挨枪打。我们都脸朝外面坐在卡车上，步枪处于待击发状态，密切注视着每一个灌木丛、每一个洞、每一块石头。”

　　 当二营的车队开进安溪基地的时候，他们从一营的帐篷旁边经过，我们正在把我营阵亡官兵的个人遗物收拾整理起来，准备送回国内。他们路过时我们向他们欢呼。那面曾经在“X光”着陆区飘扬过的美国小国旗此刻装饰着车队中的一辆卡车。当他们接近旅指挥部旁边的空地时，师部的铜管乐队奏起了第七骑兵团的进行曲“加利·欧文”，师护旗队放低师旗行点旗礼。夜幕降临了，有人大声喊拿军号来。里克·赖斯科洛那枝破旧的军号被取了出来，指定的号手伴随着几个营士兵的狂热欢呼吹起了“加利·欧文”这首进行曲。

　　 赖斯科洛补充道：“迪杜里克上尉朝我走了过来。铜管乐队正在演奏‘加利·欧文’。迈龙说：‘硬骨头’是你排的绰号，但是现在我想把它作为我们全连的绰号，我还想在越南期间把你排的军号作为二连的军号，你同意吗？我同意了，我向他敬了一个礼，并喊了一声‘长官，加利·欧文’，然后费力地走开，跟幸存者们一道慢慢地朝小山上的餐厅走去。大约150人阵亡、130人受伤，其中一部分伤员终身残废。我不禁回想起那些机灵年轻的面孔，他们不可能跟我们一样活到老了。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会对他们说：虽然你们看起来像杂牌军，但美国政府总是把最优秀的人送上战场。我并没有哭泣，我脸上流的是雨水。确实是雨水。”

　　 威廉·苏卡特军医说：“我记得我们是乘坐卡车回安溪的。他们把师铜管乐队请出来为我们奏乐。这是一次欢庆胜利的游行，他们演奏了‘加利·欧文’。这是一个非常感人、使人激动的场面。我当时心里自忖道：‘我们是在一个错误的时刻待在一个错误的地点，我们遭受如此惨重的伤亡，他们竟然让乐队为我们演奏。’那是一位医生的良知在思考。”

　　 乔尔·苏格迪尼斯上尉说：“我认为在‘阿尔巴尼’双方都没有胜利或失败。北越人没有彻底消灭我们就先撤离了，但是那能算美国人获胜了吗？我认为双方都受到了重创，到战斗结束时双方都谢天谢地，因为幸存下来的总算还像个军事组织。我们双方的残部后来继续打了别的几场仗，由于在德浪河战役中获得了经验，双方都聪明多了。”

　　 拉利·戈文中尉说：“我们在‘阿尔巴尼’又待了一天一夜，继续清理一片狼藉的战场。我们慢慢意识到我们一定狠狠打击了敌人。只有胜利能带给我们继续战斗下去的力量。自从我返回故里以后，我一直竭力想忘却那天，然而我觉得那些近战的时刻仍然清楚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好像战斗才刚发生过似的。在‘阿尔巴尼’的那几天将永难忘怀。”

　　 鲍勃·麦克代德中校说：“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一次胜利。我们打了一场恶战。我们打得很出色，并且向官兵们证明我们根本不必害怕敌人。第七骑兵团二营是一个优秀的营。官兵们作战勇敢。”

　　 蒂姆·布朗上校说：“北越军队显然比美军部队抢先了一步。这两个营迎面相撞，就像两个人在射击场上决斗一样，谁先拔出手枪谁就占上风。”

　　 人民军的阮友安中将说：“这一仗(阿尔巴尼)是德浪河战役中最残酷的战斗，我们认为这场战斗我们赢得了胜利。这是我们B－3战线首次跟美国人交战，而且我们打败了美国人，给美国人造成了惨重损失。作为军人，我们明白首战告捷极其重要。这一仗提高了我们士兵的士气，使我们获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在那些日子里，衡量胜利的标准之一是缴获了多少敌人的武器。第七骑兵团二营在“阿尔巴尼”战场上收集的敌人武器包括33挺轻机枪、112枝步枪、4门迫击炮管、2副迫击炮瞄准具、2具火箭发射器和4挺重机枪。据报告，403名敌人被击毙，约150名北越军人受伤。

　　 身为第七骑兵团一营的营长，我在这些日子里特别激动。我已经被列在提升为上校的候选人名单上一年多了，11月23日就轮到我晋升上校了。那就意味着到了那一天，我就不得不放弃营长职务。我们正在为阵亡者的家庭书写吊唁信，并起草申请勋章和奖励的建议，我一直催促参谋人员赶紧做好这些善后工作。

　　 为伤亡人员申请奖励遇到一些麻烦：我们只有几个人会打字，很多申请表是借助路灯的灯光用手写的。很多见证人已经因负伤被送走了，或者轮换走了准备退伍。无数士兵英勇献身了，而他们英勇行为的见证人也已经阵亡。在那三天两夜时间里，在“X光”着陆区的战场上，非同寻常的英勇行动比比皆是。在别的时候、别的战场上英勇和牺牲行为会被授予荣誉勋章，或者卓越服各十字勋章，或者银星勋章。可是我营上报的英勇事迹只得到一纸电报作为答复，电文称：“陆军部长很遗憾……”我们的姐妹营第七骑兵团二营上报的英勇事迹也遭到同样的对待。

　　 我担任第七骑兵团一营营长的最后那些日子既苦又甜。每天早晨普洛姆利士官长都会带几个士兵来跟我话别，他们即将去飞机场，飞机将把他们送回美国，然后退伍。营侦察排的帕特·赛利克四级专业士官说：“穆尔中校跟我们逐一握手，并且说：‘谢谢你，回家吧。’我是他交谈的第二个或第三个人。他的眼睛里含着泪水。我还记得他的话：‘哦，你已经结婚了，手上戴着结婚戒指。回家吧，重整家业，从头开始你的生活。’我基本上照他的话去做了。我回到了贤妻的身边，竭力使自己适应新生活，而且慢慢地调整了过来。我遵照穆尔中校的要求去做了。我尽量忘记那场战争。我服了兵役，尽了自己的义务，回到了家里。我没有伸手索取任何东西，既不要吹吹打打，也不要前呼后拥。我回到了工作岗位，又去上学读了书，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也许是一位将军了，但是对于我来说，他依然是穆尔中校。如果不是有他和他丰富的军事知识及训练经验，我们谁也别想在德浪河谷地幸存下来。”

　　 11月23日星期二，我移交营长指挥权的日子来到了。为了移交指挥权，我要求全营列队，军官们站在前头和方队中央，师铜管乐队在队列前缓缓走过，向检阅军官致敬，向军旗敬礼，然后进行分列式检阅。这个做法使我们回想起在本宁堡每周一次的回营礼。我还要求第七骑兵团二营迈龙·迪杜里克上尉指挥的二连，和第七骑兵团二营一连西森少尉的那个排也参加第七骑兵团一营的分列式阅兵游行，表示他们在“X光”着陆区之战中曾经跟我们一道英勇作战。游行均按我的要求做了。乐队演奏了“鲍杰上校”、“华盛顿军营进行曲”和“加利·欧文”。金纳德将军为我别上了上校的银鹰标志，我作了简短而又深情的讲话。

　　 一营一连的雷·塔纳尔四级专业士官说：“我们列队站在那里，有些单位只剩几个人，连一个像样的队列都凑不起来。哈尔·穆尔中校对我们讲了话，他哭了。那时他本来可以把我们带领回德浪河地区。我们是士兵，我们是打仗的人。我们之中活下来的人对我们的中校怀有极大的敬意，我们也相互热爱和尊敬。当我回想起11月份的那3天时，我记得许多英雄，但是想不起来任何胆小鬼。我懂得了生命的价值。我们大家都失去了一些朋友，然而他们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将永垂不朽。”

　　 感恩节那天，第七骑兵团二营的士兵急切地盼望吃上一顿传统的感恩节盛宴——热腾腾的火鸡加上各色菜肴。在安溪度过的那个感恩节天气寒冷，而且下着雨，对此的一些老战士至今记忆犹新。

　　 麦克代德中校说：“这是一个阴森的感恩节。我在餐厅附近遇到了威斯特摩兰将军。我告诉他大家即将吃感恩节晚餐，但是他说：‘把他们统统集合，让我对他们讲话。’”

　　 二营二连的塞特林士官仍记得那道命令的不幸后果：“为了欢度感恩节，他们让我们吃了一顿热餐，每人一大杯真正的咖啡，而不是口粮中的即溶咖啡。火鸡和各色菜肴是我们所见过最好的。当时室内的餐厅尚未竣工，因此我们把晚餐装在饭盒和盘子里，端回各班的帐篷里细嚼慢咽。天正开始下雨。有人高声喊立正，停止脚步，并且命令我们集合。威斯特摩兰将军亲自站在那里。他冒雨发表了讲话。在他讲话之际，我们眼看着雨水把那顿热餐变成了冰冷的蔬菜烩肉。谁也不知道那个人究竟讲了些什么。谁在乎？只在乎他把一顿美餐糟蹋了。”

　　 拉利·戈文中尉记得威斯特摩兰将军后来就走了，而他跟第七骑兵团一营的官兵一起吃了感恩节晚餐。

　　 1965年11月29日，高级官员们莅临安溪听取关于德浪河战役中几场战斗的汇报。这一行人由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率领，其中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K．惠勒将军、陆军参谋长哈罗德·K．约翰逊将军、威斯特摩兰将军和美军驻太平洋部队司令格兰特·夏普海军上将。

　　 我奉命向麦克纳马拉及其一行简要汇报“X光”着陆区之战的概况。我曾听说过这位国防部长对人冷漠，有“人形电脑”之称。用帐篷搭起的简介室里挤满了指挥官和参谋军官，麦克纳马拉坐在第一排。我不用讲稿，只用一幅地图和一根指示棒。我讲了大约15分钟。当我卷起地图并且说“先生，我就讲这些”时，帐篷里鸦雀无声。麦克纳马拉站起身来走向前，一声不吭地伸出他的手，注视着我的双眼，他没有提任何问题，没有作任何评论。

　　 给麦克纳马拉作了简要汇报以后我仍然没有新的职务，上级给我在三旅旅部安排了一个房间和一名打字员，我开始着手撰写“X光”之战的战后报告。我花了9天时间，三易其稿。我安排空军对朱邦山脉、德浪河谷地和“X光”着陆区空地作一次空中照相侦察飞行，为我的报告提供插图。1965年12月9日我在报告的定稿上签了字，把它交给了蒂姆·布朗上校。然后报告上交到哈利·金纳德少将那里，他阅读了报告以后让人把副本分发到美国陆军的每一所学校作为教材使用。

　　 正当我撰写战斗报告期间，我听说空军的查理·黑斯廷斯中尉驾驶O－IE鸟狗式空中观测飞机经过芒阳谷上空时被击落。他就是在“X光”着陆区跟我们共同战斗的无畏而又超群的前进空中管制官。好消息是查理仍然活着，坏消息是飞机坠毁时他受到严重烧伤。他被运送到艾尔帕索的布列斯堡的陆军医院。艾尔帕索这个镇上有很多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第七骑兵团退役老战士。我向他们所有的人传了话：查理·黑斯廷斯是我们的一员，是一个“加利·欧文”战士，请关照他。

　　 “阿尔巴尼”之战结束后第七骑兵团二营仍有4人失踪。使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的连长乔治·福雷斯特上尉感到震惊的是，到了12月份，他们发现他手下的士兵也有一人在“阿尔巴尼”失踪。他说：“这是二排的约翰·R．阿克尔曼一等兵。当时我们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就是核对人数，因为我们必须弄清楚每个人的下落。我确信我们把每个死者和伤员都抬出了战场。我们离开战场之前查到阿克尔曼的名字时，他的班里有个人说他们看到他被装上一架运送直升机了。

　　 “12月份，我们接到他母亲的一封信说她没有接到他的信。我通过师人事军官查询他的下落，我们请设在世界各地的美国陆军医院查找任何关于他的记录。结果一无所获。我所担心的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1966年4月间我们回到德浪河谷地时，我在‘阿尔巴尼’花了一天时间徒步查看了战场。那时我弄清楚了我连所在位置跟伏击战主要部分之间的距离。

　　 “我们在二排所在的地方发现了阿克尔曼一等兵的遗骸。我们找到了他的皮靴和钢盔。那时候我们都是把自己的一个身份识别牌跟一只皮靴的鞋带系在一起，另一个身份识别牌挂在颈项上。我们在他的皮靴上找到了他的身份识别牌。终于弄清楚了他的下落。那天他们在那里找到了麦克代德营里另外4名失踪人员的遗骸。这些事真令人伤心。”

　　 1966年初我是三旅的旅长，第七骑兵团二营是我旅的一部分。我打定主意，如果我们回到德浪河谷地，我将亲自带领人马彻底搜查战场，找到那4个失踪人员的遗骸。1866年4月6日上午，我和巴西尔士官长以及马特·狄龙率领第一骑兵团一营的一个排乘直升机降落在“阿尔巴尼”着陆区。那里没有敌人的存在。几分钟时间里，我们在着陆区空地中间3座土丘附近一片15米宽20米长的地方找到了8具士兵遗骸。其中有几个显然是美国人，绿色军服的碎片、美国士兵的装备和皮靴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钢盔散落在附近的地上。还有其他遗骸混杂其中，仅仅是一些碎片或骨头。我们没有动任何遗骸，但是叫来了军墓登记人员，他们运走了所有遗骸和有关的装备。其中4具遗骸被确认为二营在战斗中的失踪者，其余为北越人的遗骸。

　　 这样第一骑兵师的失踪人员的下落就全清楚了，结束了“阿尔巴尼”之战悲伤的一章。5口棺材即刻启程，被送上漫长的归途。已经悲伤万分的5位美国母亲不必再担心了。在此之前她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活着当了俘虏，还是死了被遗留在丛林里。我和福雷斯特上尉在有生之年里，夜间也可以睡得踏实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