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官和鬼魂·第二十三
作者：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出自————《战争通史》
——我们有优秀的下士和中士，一些优秀的中尉和上尉，而那些人比良将更加重要。
——威廉·蒂卡姆瑟·雪曼
每次战斗中都有默默无闻的英雄，在通往“阿尔巴尼”空地的小径上发生的激战也不例外。11月18日半夜过后，这场战争的两位英雄相遇。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一排的排副弗莱德·克卢格(32岁)率领一支巡逻队进入杀伤区中央，寻找在无线电上自称鬼魂四一六的那个人。克卢格小心翼翼地挪进受了伤而又绝望的一批美国人中间，并且轻声问道：“这儿谁负责？”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以后听到一声很轻的回答：“在这儿。”那是罗伯特·J．杰内特少尉。那天下午他至少中弹负伤4次，但是他一直坚守着无线电，让炮兵朝蛰伏在“阿尔巴尼”空地上的一批批北越士兵发射致命的炮火。听到克卢格的声音，杰内特以为他得救了。确实是这样，但是此刻他还没有被救出。
鬼魂四一六和克卢格士官是故事的主人翁。关于他俩(？？缺385页下半页)
弗莱德·J．克卢格士官1950年加入陆军时是一个17岁的高中辍学学生。他跟随第一百八十七团战斗群参加了朝鲜战争。在朝鲜战争和越战之间，他在陆军学校里教地图识读和分队步兵战术。1965年他被派到驻越南美军的特种部队，但是到头来却进了第一骑兵师，被分配到第五骑兵团一营乔治·福雷斯特上尉指挥的一连担任副排长。
在前往“阿尔巴尼”着陆区空地的行军途中，当战斗爆发时，克卢格士官帮忙在纵队的尾部建立了一连的环形防御阵地，然后他独自开始寻找从被切断的纵队里走散的美国人，并且把他们带回阵地。下面是克卢格士官的自述：
“纵队前头越来越多的伤员开始来到我们的阵地上。我多次走出阵地把他们带回来。他们跌跌撞撞地走出杀伤区，伤势很重，神志不清。我朝那个方向走了好远，想为他们指路，把他们带回到我连阵地。我们前头的纵队不见了，纵队已经瓦解了。只有零星的交火，小批士兵独自向敌人还击。我继续向前头移动，一直到看见杀伤区为止。我把走出的人接到后头去。一些人在跑，还有一些人在爬。几乎所有的人都受了伤。
“我可以看到树上的敌人，我也可以看到地上的敌人。他们三四个人一组，弯着腰行走。他们似乎有明确的目的地。在我看来，似乎像他们的包抄部队正开向伏击区。
“大约在这个时刻，我找到了第七骑兵团二营的军医官苏卡特。我告诉他我们在于什么，他就开始救护伤员了。到这时，我叫来了几架直升机。军医丹尼尔·托雷兹五级专业士官告诉我，我手下的一个士官班长在脚上绑了一条绷带，但是托雷兹认为他并没有受伤。我走了过去，他正躺在地上，裤管撕破了，腿上绑着绷带。我问他：‘伤势重吗？’他说：‘哦，不重，一点皮肉伤。’我说：‘让我和托雷兹看一看怎样么？’他说不行，他不让任何人碰他的伤。我把绷带扯开一看，根本没有伤。我当场把他狠揍了一顿。我把他胳膊上的军衔杠撕掉，把他降为普通士兵。当然我并没有那个权力，但是我确实撤了他的班长职务。我把他的副班长找来，让他担任班长。与此同时，苏卡特医官一直在救护伤员。
“另一位上尉，我的印象是一个空军上尉，大约就在那时来到我们的环形阵地上，并且问我他可以做些什么。我让他帮医官照顾伤员。医护运送直升机在离我设立的收容点约50米处降落，即离开杀伤区约200米。我们叫来了三四架直升机，一次接一架。我把我所有的伤员都送了出来，但是伤员一直源源不断地从杀伤区出来，来不及一下子全部送走。
“一位飞行员把我叫到一旁对我说，在我们后头200米处有块更大的空地，那儿可以同时降落两三架直升飞机。我让我排士兵去接应伤员，再派一个班去侦察那块空地的情况，然后我们就转移到后头去了。这块大空地不错，中间有座土丘。我们在那块空地四周建立了一个环形阵地，我再次出发去接应从伏击区出来的人。
“大约就在此时，亚当斯中尉和福雷斯特上尉两个人也走回到我们这里。福雷斯特非常难过，因为在这次行动中他失去了一些朋友。当时我正听说我连的一些人死了：一个少尉身亡、两个少尉受伤，一个副排长身亡、一个副排长受伤，副连长也受了伤。
“过了一会儿，第五骑兵团一营二连在塔利上尉的率领下经陆路从‘哥伦布’赶来了。他跟福雷斯特上尉商量了一番。他们要求我排把35个左右的伤员集合起来准备出发。二连将在前头开路。塔利想通过伏击地段赶到前头的‘阿尔巴尼’空地。我对塔利说：‘即使那条路只有100米你也不可能通过。’他确实无法通过。他们遭遇了密集的火力，一个人被打死，数人受了伤。他了解到那确实不是一个好主意，所以他撤了回来。
“然后塔利和福雷斯特决定两个连合并在一起在那块大空地上共守一个环形阵地。当时我们正守卫着原来那个环形阵地，于是塔利的部队接守了阵地的四分之三，而我们把守其余部分。塔利的士兵接管了朝着伏击地段的那一部分。到此时我们已经把遭伏击的大部分伤员接进了阵地。后来只有少数伤员单独走进了我们的阵地。我有一大堆伤员需要送到后方，可是直升机的飞行员们告诉我他们就要停飞了。天色渐黑，他们说天黑以后他们不能着陆。
“我要求他们至少给我们送来一些弹药。从伏击地段逃出来的多数人都没有武器弹药，他们中弹时扔掉了武器装备以及背包。我排的一些士兵为了背伤员也甩掉了自己的装备。我对那位飞行员说，我需要手榴弹、绊索照明弹、M－16步枪和M－60机枪子弹。那位飞行员说‘行’，他再飞最后一趟。他肯定是飞到‘哥伦布，了，因为他很快就飞回来了。他没有降落，只是从我们的环形阵地上空低飞而过，把弹药箱踢了出来。
“福雷斯特上尉没有无线电，所以我们把我排的无线电安置在土丘顶上，福雷斯特就在那儿设立了他的指挥所。我时时担心有人中弹，我们的处境实在很容易受到攻击，因为我们有这么多不能动的伤员。我不停地跟军医核对人数，想找出一个能使伤员和军医得到保护的区域。
“夜里10点或11点钟左右，福雷斯特上尉正在调整无线电，听到鬼魂四一六求救的呼叫。那是第七骑兵团二营的一位尉官。那天夜里我跟他在无线电上讲了话，次日早晨再次跟他作了短暂的通话。他在无线电里告诉我们，他数次中弹，即将死亡，敌人在周围走来走去，在草丛里来回寻找，打死了许多美军伤员。他说他可以听到他们开枪，听到他们在他周围讲话。他还说那个区域还有另一批美军伤员。
“福雷斯特上尉想带一支巡逻队出去营救他们，我告诉他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我们权衡了一下利弊。整个地区都被照明弹照亮了。我告诉他我反对的原因：因为那些伤员离‘阿尔巴尼’近，离我们远，而我们跟‘阿尔巴尼’没有联系。如果‘阿尔巴尼’也派出了一个巡逻分队，我们在黑暗中很可能跟他们迎头相撞互相开火，那怎么办？而且在那片草地里的美军伤员已经吓得要死，他们也很可能会朝我们开枪。何况那儿还有敌人。就算敌人不打死我们，我们回来的时候，这个环形阵地上的二连伙伴也一定会打我们。
“他坚持说：‘士官，让你的人准备出发。’我说：‘好吧，但是你没有必要和我一起去。他们是我的人，我来带领他们出去。’我们约定好，鬼魂四一六将用他的点四五口径手枪开一枪，我听到枪声就领大家进阵地。
“医护运送直升机上的伙计们踢下来四五副折叠式担架。我们把那些担架全带着，还带了一挺M－60机枪。我把全排22个或23个伙计全部带了出去。福雷斯特上尉留在阵地上。我们蹑手蹑脚地行走。我让伙计们把他们的钢杯、背包等东西统统留下，只携带步枪、子弹和手榴弹。我们通过塔利的防线出发，先前我在这个山梁上待过一阵子，此刻我又折回到这儿接应离队人员。然后我们慢慢地向前挪动，鬼魂四一六射出了他的子弹。我不沿直线朝纵队的前头走，而是兜圈子向前。
“我们发现到处都有死人，大多数是美国人的尸体。杀伤区边缘尸体较多，因为他们中弹后就往杀伤区外跑。这儿的尸体密密麻麻。然后我们发现他们之中夹杂着敌人的尸体。在找到鬼魂四一六之前我们找到了三四个美军伤员。如果他们还能行走，我们就扶着他们走。我们已经像陷入泥潭一样，如果敌人现在打我们，我们根本没有迅速反应的能力。
“我们总算找到了鬼魂四一六，他伤势很重，胸部和双膝中弹。但是，在我们所碰到的所有伤员中，他很可能是神志最清醒、最有能力的一个。我真佩服他。那个家伙的态度和精神极佳。我们设立了一个小环形阵地，并且开始寻找伤员，把他们带到这里来。我们带25个或者30个，或者更多的伤员到那儿。
“我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我们不可能把他们全部带回去，人数太多。而且我知道那夜我们不可能赶回我连的阵地。天亮之前所剩时间不多了。我让军医丹尼尔·托雷兹挑出伤势最重、难以熬过那夜的伤员让我们抬回去。另外，再加上能够自己行走或能够扶着走的伤员。我们把其余的伤员集中到鬼魂四一六的周围。
“我告诉鬼魂四一六这一趟我不把他带回去，我要让他负责其他伤员，早晨我会再回来。他不赞成，但是接受了这个安排。然后我问托雷兹是否愿意留下跟那些伤员在一起。他是我排最佳士兵，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爱尔帕索，我对他非常器重。他也不赞成待在那里，但是他说他愿意留下。
“我把M－60机枪留下给托雷兹。我们把死者身上的武器弹药收集起来，放在伤员们的身旁，这样必要时他们可以拿来自卫。当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只带走伤势最重和能够行走的伤员时，有些伙计说：‘我能行走。’说着就站了起来。一些人刚站起来就摔倒在地上。当我决定把重伤员抬出去时，我指望直升机会飞回来把这些人运送到后方。到头来直升机飞行员不肯来，这件事真使我恼火。
“我们总算开始往回走了，队伍散乱，我们不得不每隔几分钟就停下来等行走的伤员赶上来。我们只有三个人没有抬伤员：我(在前头带路)、我的无线电操作员和另外一个殿后的伙计。我很担心，因为敌人很可能会袭击我们，而我们根本无法自卫。抬伤员的人都把步枪背在背上。
“我越来越害怕进入我们的环形阵地，我从一开始就为此担心。当我们终于接近阵地时，我要每个人都停下来，我们聚集在黑暗中。我知道我们确实很近了，离我们的阵地不足200米。我在无线电上跟福雷斯特上尉讲了话，告诉他我们害怕进入阵地，我们担心他们会朝我们开枪。福雷斯特来到阵地前沿，用手电筒照着他自己的脸。他是在告诉我：‘我们已经让每个人注意了，每个人都已经接到命令，谁也不得开枪。’我还是不停地说我们不敢进去。所以福雷斯特又向前朝我们走了50米，仍用手电筒照着他自己的脸。
“最后我说：‘好吧，我们进来了。’我让大家都站起来走进阵地。当我们走到离福雷斯特站的地方几米远的地方时，第五骑兵团一营二连的阵地上果然有个人朝我们开了枪。这是一个散兵坑里的一名列兵，他向我们打了一弹夹子弹。他打得很低，一个伙计的胯部中弹，另外两人腿部中弹。当他打光一弹夹子弹时，我们朝他大声呼喊，使他停止了射击。我们继续进阵地。原来传达不准开枪的命令时，那个伙计在他的散兵坑里睡着了，没有人把他叫醒，把命令告诉他。当他醒来看见那个纵队接近阵地时，他以为是北越部队，所以开了枪。总是有人接不到命令，你回来时他就朝你开枪。每次总有此类事发生。
“我们总算回到了阵地上。此时是凌晨4点钟左右。夜里剩余的时间里我们待在阵地上睡觉。我睡着了。拂晓前有人把我叫醒。直升机开始飞进阵地运送伤员了。第五骑兵团一营二连已经准备出发。我们等到全部伤员撤走，就出发跟着二连涌过了伏击地段。我们没有进入‘阿尔巴尼’空地。我们从大约在150米以外绕过去，不过可以看得见那块空地。我辨认出并且抬走我们的阵亡人员的尸体。
“我们继续往前走，正如我们许诺的那样，回到了鬼魂四一六、军医丹尼尔·托雷兹和那批伤员的身边。我简短地对鬼魂四一六说：‘我告诉你我会回来接你的，是不是？’他依然态度极好。我不知道他后来死了还是活了下来，但是，如果说有人有坚持到底的意志，他肯定就是这样的人。
“他们叫来了‘休伊’和‘契努克’直升机运走尸体。遍地都是尸体，有些尸体被空袭、炸弹、炮火和空中发射的火箭炸碎了。我在朝鲜战争中从来没有看过如此惨状。福雷斯特上尉派我和另外两个排的各一个人带着我连的名册到战场上查看美军阵亡人员。然后我连和第七骑兵团二营二连的人被派去把所有尸体抬回来送走。这是非常可怕的场面。有些尸体被空袭和炮弹炸成了碎片，我们不得不用工兵铲把碎尸铲到雨衣上抬回去。雨衣不够用了，我们只得重复使用那些雨衣。雨衣上沾满血后变得很滑。当我看到抬尸体的人员摔下一具尸体时，我就会走过去，并且用哈尔·穆尔中校在‘X光’着陆区对我说过的话对他们说：‘稍微尊重一点，他是我们之中的一员。’
“我们回到基地营地一个星期以后，我患疟疾病倒，在日本待了三个月时间才康复。当我回到一连的时候，福雷斯特上尉已经调任其他职务了。一天晚上，我坐在安溪的士官俱乐部里跟其他几个士官一道喝啤酒，有一个第七骑兵团二营二连的士官说：‘那一仗我们打胜了。’另一个人说：‘你为何说我们胜了呢？’二连的士官说：‘我知道我们胜了是因为我数了一下尸体。美军尸体102具，北越佬尸体104具。’
鬼魂四一六是第七骑兵团二营三连武器排的排长罗伯特·J．杰内特少尉，他是一个大城市的小伙子，在布隆克斯区长大，就读于纽约市学院，在该学院的预备军官训练团受训，1964年2月被委任为陆军军官。接受了军官基础训练和空降训练以后，他于1964年春末被派到本宁堡。他被分配到二营，先当步兵排副排长，然后当了排长。二营抵达越南的时候，23岁的杰内特被任命为三连的武器排排长。杰内特少尉讲述他的故事：
“我知道我的武器排有3门81毫米迫击炮。我们并没有完全按步兵排的要求装备，我们有些人只携带手枪。我有一枝M－16步枪。我想我们可能还有一两挺M－60机枪。我们快要抵达‘阿尔巴尼’空地那个搭载区之前，行军途中平安无事。然后我们听到前头有轻武器的射击声。我排马上设立了一个小环形阵地。
“我们待在原地15分钟或20分钟时间。然后我们接到命令组成一条散兵战线，继续向北挺进。着陆区在我们的西边，我们有些伙伴在那里遭到轻武器火力的猛烈袭击。我们没有前进多远。火力越来越猛，几乎要把我们彻底吞没了。
“除非站起来，否则就什么也看不见，可是到了这时候，没有谁还站着。此刻我们无法看到敌人运动。我记得我曾设法要设立一个环形阵地和射击范围。我竭力想弄清楚几个步兵排的位置。他们在无线电上报告说有很多伤亡人员，并且说他们的军医倒下了，请求派一名救护人员过去。我在草丛里向前爬了一段距离，企图看一看三连其他的人在哪里。就在那时，我碰上了我到那时为止所见到的唯一敌人。他朝我开枪，我开枪还击。我才打了一发子弹，我的M－16步枪就卡住了。他仍然朝我射击，我转身飞奔。
“当我跑回我的环形阵地的时候，我拿起别人的一枝点四五手枪。此时，我们小组已有人伤亡。到此为止，敌人的火力已包围了我们，但是其火力似乎不是直接瞄准了我们。我一回到阵地上，敌人就发现了我们。敌人的重机枪、步枪、轻型迫击炮和枪榴弹一起朝我们打来，空炸炸弹就在我们阵地的上空爆炸。我不记得此时我们的迫击炮在什么位置。唐·考内特中尉传达的弗斯梅尔上尉给我们的命令是成步兵散兵战队形向前运动，没有提及架设我们的迫击炮之事。可能是我们在向前短暂运动时，把迫击炮留在了后头。
“此时我们的伤亡严重。我们拼命还击，但是我们找不到看得见的目标。我设法让部下扫荡我们周围的树林。我排士兵仍然全部在我们的阵地上，在同一个地方，虽然展开了，但是还在一块。非常明显，我们被围困住了，因为现在我们开始遭到来自各个方向的火力袭击，子弹从四面八方向我们飞来。两个伙计自告奋勇突围去搬救兵。我不知道他们的遭遇如何。
“然后我首次负伤。那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右膝。那天下午我又两三次中弹，有些是空炸炸弹的碎片，其中一次是一颗步枪子弹从前面打着我的钢盔正中央。它打穿我的钢盔后沿着我的脑袋转向了。我头上有一道深痕，我可以感到血在往上淌。另一次是怎么受伤的我都不知道。我的膝部受伤后我仰卧在地上，但是就在那儿我的臂部中弹了。没有军医或任何别人为我包扎伤口。我就躺在那里失血。其他人的遭遇也是如此。
“没有任何人动一动，没有人爬出去。在我排旁边还有其他一些美国人，他们有较好的隐蔽处。我们很可能是被自己人的火力打伤，但是毫无疑问我们也遭到了敌人火力的袭击。我们拥有的那部无线电调在二营无线电网的频率上。我记得我听到了一些通常在连队无线电网上听不到的通话内容，如空中支援的指示、飞行员请示该向何处投凝固汽油弹。有一次我在无线电上对他们说他们的凝固汽油弹太烫了一些，离我认为有自己人的地方太近。炸弹离我不近，但是我可以看见它在哪里落地。我想让他们知道他们在打自己人。他们要我离开无线电网，他们不希望太多人占线。
“不管怎么说，我有一部仍在工作的无线电和一个好频率，两者我都不想放弃。我中弹以后我把其他频道全部忘诸脑后，我不敢把无线电的旋钮调来调去，担心失去所有的联络。我想他们后来更换了营无线电网的频道。我知道我再也听不到任何通话了，后来我跟其他一些人联络上了。
“此时，我身边的大多数人都中弹了。我记得隐蔽得较好的几个家伙朝我大声喊道：‘少尉，赶快离开那儿！’我大声回答说我很难移动，我受了重伤。他们大声说他们将帮助我爬行，我告诉他们我不能把无线电留下。就在这时，一件令人惊叹的事发生了。我连有个士兵是个懒汉，经常坏事，不讨人喜欢，不断受到训斥，总是惹麻烦。他冒着敌人的火力站起来走到我身边说：‘少尉，我来背无线电，帮你离开这里。’当他弯下腰企图把我身子下面的无线电拿走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心脏，他倒在地上死了。几个星期之后，我在医院里养伤时，曾设法想替他争取一枚死后追赠勋章，但是我没有得到回音。现在我已记不得他的名字了。
“天渐渐黑下来的时候，我仍然在同一个地方。我设法要跟旅部保持联络，不管谁跟我讲话都行。战斗暂时停歇下来，突然我跟一个炮兵部队联络上了。此时北越人在该地区跑来跑去，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行动。10个人一批、20个人一批，甚至更多的人在着陆区环形阵地外面打转。我躺着的地方离着陆区环形阵地大约150米，敌人在我们和他们之间。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跟那个炮兵部队联络上的。我花了好长时间才说服他们朝那个地区开炮。他们终于试射了一两发白磷炮弹，但我看不见他们发射的任何一发炮弹着地，白磷炮弹爆炸的声音没有高爆炸弹爆炸的声音响。我又说服他们使用高爆炮弹，这样我可以听到爆炸声，就可以帮他们把火力移向我们可以看见那些敌人活动的地方。
“直到两件事发生我才真正知道我指引的炮火的效力如何。几个月以后我回美国治疗，在纽约的圣·奥尔本兹海军医院里遇到了第七骑兵团二营的一个人员，他参加过那场战斗，他走过来感谢我指引的炮火。我拄着拐杖到病房外面的走廊里练习行走，他也拄着拐杖朝我走来。他有一条裤管里是空的。他告诉我炮弹炸断了他的腿，但是救了他的命，他很感激。我吓呆了。后来在1971年前后，我不得不在莱文沃斯堡出席军事法庭担任证人，我碰上了三连的霍华德士官。在那场战斗中，他和他手下的一些士兵一起守卫在我前头的一个阵地上。霍华德告诉我，每次敌人接近他的时候，炮火也打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把敌人炸得死的死、伤的伤。他说幸亏有炮火阻止了敌人，保住了他们的性命。知道自己做了好事真令人宽慰。其实为了让他们打高爆炮弹，我还跟他们争辩了一番。
“在那儿，有会儿我完全丧失了时间观念。我只知道天黑之前和天黑之后的大概时间。我记得那天夜里我在无线电上跟一个人讲了话，我告诉他我们可以听到一批批敌人从旁边走过。我们不时听到手枪和步枪的零星射击声，有人惨叫，有人大声呼喊，然后一声枪响。我清楚地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敌人在枪杀我们的伤员。
“当救援巡逻队来到时我认为他们是从南面来的。我用我的点四五手枪开了一枪。把他们引到我们这儿。他们在南面找到了一些美军伤员，这些伤员也有一部无线电调在我的频率上。巡逻队抵达我们那儿的时候，我听到巡逻队长说他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伤员。伤员的数量使他吓呆了。我知道他问了一句：‘这儿谁负责？’我听到了他的话，但是我的头脑似乎好长时间没有感应，最后我才说：‘在这儿。’他们把一个军医叫过来给我注射了一针吗啡。这是我负伤后12个钟头或者更长时间打的第一针，也是第一次得到医治。究竟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军医在我的腿上绑了一条止血带。
“巡逻队长告诉我，他不可能把每个人都带走，因为他的人手不够。他说他不得不把我和其他伤员跟军医一起留下，只把伤势最重的伤员带走。我知道他们一离开敌人就会再来。我们可以看见一批敌人在走动，他们共有二三十个人。夜空晴朗，一轮明亮的望月高悬天空。
“天亮后，营救人员回到这里接我们。有个人给我一个水壶。我干渴难忍。夜间军医只给我喝了一两口水。营救人员来到后，我知道我猛喝了一壶水。我还记得我在某个地方被鉴别了伤势程度，然后被送到适当医院就医。那个地方也许是哈洛威。后来我只知道我在归仁的一个医院病房里醒了过来。三连的一位军官同事保罗·布诺考西在德浪河战役之前一个星期被调去执行联络勤务，现在他正在检查三连的人员。他告诉我那天早晨我们离开‘X光’赴‘阿尔巴尼’之前，全连有108人报告有作战能力，第二天只有8个人报告有作战能力。
“1965年感恩节我到达新泽西州的迪克西堡，然后被救护车送到纽约市皇后区的圣·奥尔本兹海军医院，这是离我家最近的一所医院。1966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我走出了那所医院。此后三四个月时间我是门诊病人。之后我被安排临时退役，1971年永久退役。
“后来我被重新召回服现役，到莱文沃斯的军事法庭上作证。案情是这样的：‘阿尔巴尼’之战前一个星期，三连的一个士兵喝酒喝得烂醉如泥，他把步枪对准士官班长扣了扳机击发，但是打了空枪，可能是没有装子弹，也可能是子弹不发火。然后他又企图开枪打连长。当我们在战场上被子弹打得伤痕累累时，他正坐在旅部里。他被军事法庭判刑后关进了监狱，他上诉后原判被推翻，所以他们对他进行重新审判，但是能够作证的人所剩无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