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尽头的黑夜·第二十二
作者：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出自————《战争通史》
只要士兵们——勇士们——决心守住，任何危险的地方都能守得住。
——约翰·F．肯尼迪
迈龙·迪杜里克上尉指挥的二连的士兵再次由布鲁斯·克兰德尔少校手下的攻击直升机送向战场。在飞行编队的一架休伊直升机的前排座位上坐着的是正驾驶飞行员里克·隆巴多准尉和他的战友副驾驶飞行员阿莱克斯·(波普)·杰克尔准尉。他们以为他们在“X光”着陆区已经目睹和经历了一切，此行不过是再次开阔一下眼界。
隆巴多说：“除了编队队长之外，好像谁也不知道我们将飞往何处，可是他一声不吭。我们干脆跟着飞。黄昏正在降临，我们的燃油已经所剩不多。在前方约5公里处可以看到战斗硝烟，原来我们要往那儿去。我看了波普·杰克尔一眼后说：‘我们又上战场了！’共有4批直升机，我们是进战场的第二个飞行编队。当第一个飞行编队在着陆区进场之际，曳光弹开始循弧形弹道射向它们。从无线电里可以听到有人大喊他们中弹了，或者这一个或那一个飞行员中弹了。我们排被迫在天上兜圈子，因为第一飞行编队仍然在地上。轮到我们进场时，出现在我面前的景象令人难以置信。到处是野草在燃烧，曳光弹像流星般交叉划过着陆区，硝烟弥漫，看起来像但丁描绘的地狱。”
直升机离地约6米时，隆巴多感到并听到呼地一声巨响，一股气流从他的两腿之间冲过，他的休伊直升机机舱里尘土飞扬。“在我的起落架着地之前，士兵们已经跳出机舱。我朝下瞥了一眼，看到我的左起落架压在一具尸体上。我无从知道这是我方士兵的尸体，还是敌人的尸体。此刻我才意识到飞机的气泡式机头下部不见了。我的双脚踏在踏板上，但是脚下的塑胶玻璃罩不见了。玻璃没有被打碎，但就是不在那儿了！所有仪表呈绿色，工作正常，所以我们急忙起飞离开那里。我让波普飞行，以便把眼睛里的灰尘揉掉。我问机上的每个人是否安然无恙，然后我的双腿开始恢复知觉了。我毫发无伤。”
32岁的罗伯特·斯蒂内特上尉是得克萨斯州达拉斯人。1952年他从“草景A＆M学院”的预备军官训练团毕业后被委任为现役军官。到这天夜里为止，他已经有6年飞行经验，其中包括在第十一空中突击试验师和第一骑兵师飞行的两年时间。他亲自带领12架体伊直升机把迪杜里克的二连部队运送进“阿尔巴尼”着陆区。他报告说，那天晚上运送部队过程中，有8架直升机遭到地面火力袭击，一名飞行员负伤。
迪杜里克上尉在提及那次飞行和地面形势时写道：“进军‘阿尔巴尼’时我们乘坐的直升机被子弹打了五个洞。那里的情况很糟。我着陆时发现二营被打得落花流水，幸亏我们及时前来营救他们。第七骑兵团二营的主要部队正在‘阿尔巴尼’进行最后的奋战。小大牛角谷的惨败在这里重演了。”
二连一排的排长里克·赖斯科洛少尉回忆说：“当直升机第一次掠过‘阿尔巴尼’上空时，我透过硝烟和尘土朝下面凝视。树木之间躺着至少十几具北越兵穿着卡其布军装的尸体。他们仰面躺在一条干涸河床的褐色砂砾上。子弹叭叭打在我们的四周，我们盘旋飞到安全处。我高声喊道：‘你们看到北越兵的尸体了吗？’范蒂诺摇摇头。他朝飞机的另一侧看。‘长官，那里有很多美国人的尸体。多得很。’飞机第二次飞过着陆区时，我看见了被凝固汽油弹烧黑的一道痕迹。美军的尸体和装备散落在小山丘和灌木丛之间。地面火力正向我们射击，飞行员显然感到不安。他弓着腰叽哩咕噜地对着话筒讲了一阵话，对我们能够着陆表示怀疑。夜幕正在我们周围降临。我站在直升机的起落架上悬在着陆区上空至少4米的高度。太高了。”
子弹打着东西的声音迫使赖斯科洛回头看了一下。“我转头一瞧，看见飞行员的衣袖上流着血。直升机下降了1米。飞行员朝机枪手大叫。机枪手吼道：‘出去。’我犹豫了一下。机枪手又猛吼：‘滚出去！’我们四个人从3米高处跳出飞机，差点儿摔断骨头。机枪手把一个个口粮盒子踢下飞机，它们像雨一样倾泻在我们身上。只有我们几个人在一块。我们4人卧倒在地上，设法弄清楚方向。60米远处三个穿卡其布军服的北越兵站了起来，朝树林边缘跑去。我们之中的两个人拔腿去追，但是一头栽进了褐色的草地。为防不测我发射了一枚M－79榴弹。我们听到前头有美国人说话的声音。我们自豪地抱着宝贵的口粮盒子冲进了美军阵地。”
进入二营指挥组的阵地后赖斯科洛查看了那儿的情况：“营士官长倚着一棵树坐着，胸口包扎着绷带。‘长官，我们遭到沉重打击。损失确实很大。’伤员集中在离指挥所30米处。我排只有一半士兵抵达那里，其他直升机因地面火力和黑暗飞回去了。这个环形阵地是一片林地，呈椭圆形。三个排的兵力足够守卫这个阵地，但是除了我排人员和帕特·裴因的侦察排之外，其余人员都是些游兵散勇。麦克代德中校倚在一棵树上，看起来精疲力尽。他极为沉默。使人放心的是，他的副营长弗兰克·亨利少校仍然忙碌着。亨利个头不高，像个消防龙头，他一边操纵着无线电，一边挥手欢迎我们。火力支援协调员乔·普赖斯上尉蜷缩在他旁边。一伙幸存者伸着四肢躺在环形阵地里面，其中包括几位连长。”
拉利·戈文中尉注视着增援部队到来：“我看到赖斯科洛面带笑容昂首阔步走进阵地，肩上扛着M－79榴弹发射器，手里提着他的M－16步枪，嘴里讲：‘好、好、好！我希望今天晚上他们把所有的家伙都拿出来打我们，我们要把他们消灭掉。’他的精神很有感染力。每一批军需物资进入阵地，士兵们就欢呼雀跃，我们好好热闹了一阵子。敌人一定以为来了一整营部队增援我们，因为我们叫喊的声音很大。亨利少校指示我集合一批士兵去把最后一批直升机运来的所有补充弹药收集起来。弹药箱在着陆区的最远的一边。我们把所有弹药弄进了阵地。当我扛着最后一箱弹药回阵地时，正好从战斗开始时那个被我打死的北越士兵的尸体旁经过，他的尸体残缺不全了，我不屑一顾。”
侦察排长帕特·裴因少尉对增援部队的到来跟戈文一样感到高兴。“看见那些直升机飞来使我们喜出望外。我们当时只守住了着陆区的一边，所以，当那些伙计们要跳下直升机时，我们朝他们高声呼喊，告诉他们从那里走来。我觉得我们已经得救了，骑兵团的部队就像电影里一样前来增援了。我钦佩他们在‘阿尔巴尼’着陆的勇气。赖斯科洛少尉是我两度赴越南参战期间所见过最优秀的战斗指挥官之一。他走来走去，告诉大家做得很棒，现在援兵已到，形势已得到控制。他的话振奋了大家的斗志。他从不扯高嗓门，听来几乎像是耳语。我们见到他和二连的其他人时高兴极了。”
在环形阵地上走了一遍之后，赖斯科洛少尉感到不安。他说：“我们在树林里的人数跟在阵地上的人数差不多。我们后方有那么多枝步枪使我不放心，如果他们因惊慌而乱开枪，那后果就不堪设想。比这种战术部署更糟的是全营官兵士气不振，甚至没有受伤的人都情绪低落。”
四连迫击炮排的詹姆斯·萨顿一等兵是众多伤员之一，此刻他仍然忍受着疼痛。他说：“此时天正黑。我又把我胳肢窝里的诡雷手榴弹的保险针重新插回去，心想我也许能活着出去。然后炮火开始打进来。猛烈的爆炸使我觉得我身子下面的土地像是要被炸掀掉似的。炮击一直持续到夜里。我渴得难受，我的腿伤使我疼得想叫喊。我想援兵肯定很快会来。”
三连的杰克·史密斯四级专业士官也受了伤，躺在高草丛里。他回忆道：“黄昏时战斗停止了。我得到了抽烟的机会。我提醒自己，如果我点燃一根香烟，他们就会发现我并打死我，但是我不在乎。然后我昏迷了过去。午夜我苏醒过来。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派一批人来设法营救我们。有一个人走到我跟前，问我是否受了伤。他说他们有几副担架给重伤员。我说：‘你们把我抬出去。’他说：‘站起来。’我一站起来就晕了过去。他们不能把我带出去。他们留下一个军医跟我们在一起。那天夜里北越兵摸到我们这儿。他们到处走，见到美国人就开枪打死。我们重机枪排的排长鲍勃·杰内特少尉受了重伤。他让炮兵朝离我们的树林很近的地方开炮，炮弹炸死了我们的一些人，但是也炸死了北越人，当时他们企图前来打死我们。那天夜里这种情况发生了两三次。”
在乔治·福雷斯特上尉手下的一个副排长弗莱德·克卢格的指引下，二营的军医官威廉·苏卡特安全抵达纵队尾部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的环形阵地。苏卡特说：“黄昏前后，克卢格说他准备回到纵队的前头。我问他是否真的想那样做。他说：‘在那里还有别的像你这样的人，他们迷了路或受了伤，需要我们的帮助。’我说：‘好吧，我们一起走。’我知道我们当时在那个地方有一部无线电。我们通过无线电要求医护运送直升机飞来，但是他们不肯来。有几架休伊兵员运送直升机在那里着陆了，但是我们正遭到敌人火力的袭击，而医护运送直升机却偏偏不肯来。遭敌人袭击的时候正是最需要医护运送直升机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些家伙响亮的好名声是从哪里得来的。我对医护运送那帮家伙彻底失望了。相比之下，休伊兵员运送直升机的飞行人员棒极了。”
黄昏时被苏卡特上尉和弗莱德·克卢格士官营救的伤员中有爱因里克·普贾尔斯和三连的其他一些士兵。他们在纵队南端乔治·福雷斯特的环形阵地上度过了后半夜。普贾尔斯少尉坚持了一夜，次日上午被送出战场，他是幸运者之一。
福雷斯特上尉说，那天夜里很迟的时候他在无线电上听到一个自称“鬼魂四一六”的人在呼叫，此人报告说他受了重伤，他周围还有几十个美军伤员，北越人到处走动，一看到他们就开枪打死他们。半夜福雷斯特派克卢格士官和一个大巡逻队到纵队的前头去。
戴维德·拉文德四级专业士官是被派出去寻找“鬼魂四一六”和美军伤员的巡逻队的一个成员。他回忆说：“我们的士官们回来找自愿者到阵地外面寻找伤员，这些人失血过多快要死了。我们23人一起出去巡逻。一个伤员有无线电，所以我们相互保持着联络。我们到处走，总算找到了这些兄弟们。他们这群人共有23～26个人，彼此相互照顾。大家的伤势都很重。我们之中有个军医。我们23人尽力多抬几个伤员回去，并且把军医留下来照顾我们一下子抬不走的伤员。我们一次只能抬走13个。只要能把伤员带回去，什么方式都用，有的伤员被放在担架上，有的搭在我们的肩膀上。”
拉文德说他们回美军阵地的途中，环形阵地上有人开了枪，打伤了包括拉文德自己在内的三个背负伤员的人，拉文德的胯部被打穿。“最后听说我们抬回来的13个伤员中有12人活了下来。那天夜里军医照料的十几个人也活下来了。杰克·P．史密斯写了一篇关于那天夜里情况的文章并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杂志上，我读了那篇文章后也回想起这段经历。他是我们留下让军医照料的伤员之一。他经历了一个漫长艰难之夜。”
约瑟夫·H．伊巴赫是二营营部连的士官长。那天在穿越德浪河谷地的行军中，他和营部连的连长丹尼尔·布恩上尉以及该连的行政管理和后勤人员也莫名其妙地参加了战斗。伊巴赫说：“我跟布恩上尉在一起，我们有好几个小组，更确切地说是几伙人。我们跟任何人都没有无线电联系。麦克代德中校和指挥小组在纵队的前头，离我们200～400米。我们无法找到他们的位置，所以我们就待在我们所在的位置上。我们被弄糊涂了，我当时以为我们难以幸免了。终于我们有了无线电联系，上级指示我们待在原地到次日早晨。天一亮我们就开始行军，到达了营指挥所。”
迈龙·迪杜里克的二连增援部队到达之后，二营指挥所阵地扩大了，能够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阵地扩大时，他们又发现了好几个伤员，其中一些伤员快要死了。大多数伤员是在几个钟头之前战斗刚开始时负伤的。乔尔·苏格迪尼斯回忆说：“我们的环形阵地上有好几个重伤员，从他们痛苦呻吟的声音来判断，显然必须尽快抢救他们。阵地上几乎没有医护急救用品了，二连只带来少量的医护用品。”
汉克·爱因斯瓦斯准尉那天整天都驾驶着二营的指挥直升机在二营头顶上盘旋。他说：“战斗开始时我就在头顶上空，并且一直在那里盘旋到那天深夜。我在无线电上跟弗兰克·亨利少校一直通话。那天晚上他呼叫我。亨利说地面上有重伤员，如果我们不把他们送出去，他们就会死的。我呼叫医护运送直升机，他们飞来了，而且飞过了着陆区，但因遭到敌人火力的袭击，所以他们拒绝着陆。”
弗兰克·亨利看到这种情况并不慌张，他知道该怎么办。他让汉克·爱因斯瓦斯呼叫可靠的第二百二十九休伊兵员运送直升机中队。爱因斯瓦斯通知第二百二十九中队的飞行员们，并且告诉他们“阿尔巴尼”着陆区正在打仗，但是第七骑兵团二营有不少重伤员，如果不把他们及时撤送出去，他们就要死了。爱因斯瓦斯说：“整个单位的飞行员都愿意前来。我告诉他们我们只需要两架直升机就够了。”
尽管爱因斯瓦斯只请求两架直升机，但是晚上9点50分时，从哈洛威营地的“火鸡农场”起飞了4架休伊兵员运送直升机。到“阿尔巴尼”的飞行时间为40分钟。鲍勃·斯蒂内特上尉再次领飞，布鲁斯·托马斯上尉、肯·弗巴准尉和罗伯特·迈森准尉分别驾机紧随其后。
当直升机编队飞抵“阿尔巴尼”附近时，飞行员们无法辨认出地面上的那块小空地。斯蒂内特说：“我跟地面上的那个伙计(杰姆·斯帕艾斯上尉)通了话，他知道我们正在途中。他有一把手电筒，他走到空地用手电筒朝天空照射，看我们是否能发现他。我盘旋了一阵，终于看见那把手电筒的亮光。我们准备进场降落了。我们遭到地面敌人曳光弹的射击，降低飞行高度进场时，敌人的轻武器朝我们猛烈射击。那个着陆区有多大我心里没有把握，因为黑夜里我看不见它。我让直升机成一字形进场，我的飞机第一个降落，然后第二架，然后第三架。我让第四架在天上盘旋，因为地上容纳不下。”
通常直升机一着陆飞行员就会让发动机熄火，以便节省燃油，而这天夜里可不是这样。斯蒂内特记得：“我隐约感觉到不能关掉发动机，要让发动机全速运转。他们先前告诉我们，伤员们尚能行走。可是当我们着陆后发现所有伤员都躺在担架上。机工长和机枪手不得不出来把飞机上的座位掀起来，这样才能把担架抬进来。这时枪声大作，子弹从四处飞来。我立即拉操纵杆，由于发动机全速运转，直升机一下于就蹦了10米高，并且继续升高。我们离开得太快，机工长和机枪手被留在地面上我都不知道。我们连招呼都没打就离开了他们。我们把伤员抬进了飞机。返回后我数了一下飞机上的子弹洞，共30个。对于我和我的休伊直升机来说，那真是够多了。在我后头着陆的那三架直升机给他们送去了医护急救用品，并运回了更多的伤员和机组人员。那时弗兰克·亨利少校用手电筒引导我们着陆。”
当那些勇敢的直升机飞行员们冒着生命危险运送“阿尔巴尼”的伤员时，乔尔·苏格迪尼斯怀着敬畏的心情注视着。“我记得当时我心里想，他们是我所见过最勇敢的飞行员。他们当时都是易受攻击的目标。我非常担心随时看到他们被击落。弗兰克·亨利引导他们着陆。你可以看到曳光弹纷纷朝他们射去，直升机飞行员们却毫不犹豫。他们从着陆、装上伤员到起飞离开总共只花几十秒钟时间。”
营士官长詹姆斯·A．司各特是伤员之一，他的胸部中弹后差不多十一个钟头才被直升机送出战场。司各特说：“半夜前后一架直升机降落了，带走了8名重伤员，他们也把我推上了那架直升机。那时我看上去就像阿拉莫教堂的防守士兵一样，鲜血一直流到我的腿上，衣服也被子弹撕破了。我们飞到了哈洛威。”
6个星期之后的元月初，司各特士官长在华盛顿特区的瓦尔特·里德陆军医院里康复了。在那里，他读到1965年12月31日那期《时代》周刊的一篇故事，作者引用第七骑兵团二营的一个军医的话说司各特士官长在“阿尔巴尼”着陆区之战开始时就中弹身亡了。他认为关于他死亡的报导太夸张了。
直升机把伤员从“阿尔巴尼”着陆区空地运送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仍然在二营头顶上空盘旋的汉克·爱因斯瓦斯准尉听到亨利少校呼叫说，他还需要一架直升机运送另外三四名伤员。爱因斯瓦斯自愿用指挥直升机运送伤员。爱因斯瓦斯说：“上帝保佑，我没有中弹。敌人的曳光弹形成了一道火力墙，我降落和起飞都得穿过那堵曳光弹之墙，但是没有任何一颗子弹打着我。我猜想我是在越南飞行的最幸运的飞行员之一，从来没有中过弹。”
此时，“阿尔巴尼”空地的环形阵地可以安度后半夜了。里克·赖斯科洛回忆说：“夜间大约有5个士兵走进了环形阵地。拉利·戈文朝东南方向一指说，营里其余部队的幸存人员就在那儿，有三大群人和一些小组。我朝戈登·格洛夫少尉走去，他一个人站在环形阵地的西北角。他以前是个士官，在候补军官学校深造后被委任为军官。他说：‘我的排在那儿。我是回来求援的，但是上头命令我不得回那儿去。’他感到沮丧。他不停地看着那边的树林，似乎期待他手下的士兵在那儿出现。”
半夜过后，环形阵地内响了几枪。原来是赖斯科洛背后20米处一个士兵在惊慌之中不小心打了3发子弹。赖斯科洛走过去把阵地中间那群士兵臭骂了一顿。“如果你们再打一发子弹，我们立即掉转枪口朝你们开火。谁也不得在环形阵地里头开枪。如果你们想开火，到环形阵地的边上去。”环形阵地外头有好多被敌人隔断的孤立小组，整夜他们都在小声地相互联络。如果真有英雄精神，那么英雄精神就表现在那里。在伤员小组里，和整个长夜为伤员包扎伤口并且保护伤员的那些人中间，都体现出英雄精神。赖斯科洛说：“他们就像狩猎的伙伴一样，凭本能求生，互相照顾。”
在环形阵地里头大家讨论了是否要像纵队尾部福雷斯特上尉那个连一样，派出夜间巡逻队。赖斯科洛回忆说：“巡逻队要在夜间穿越混乱的战场有些麻烦，我们将不得不削弱环形阵地上的力量。自己人因惊慌而开枪也是个威胁。我们有理由相信敌人还没有丧失士气。最后一点，应该立即把伤员们运送出去，在战场上把他们转来转去意义不大。‘等到天亮’成了指挥官的口头禅。”
一连的拉利·戈文中尉回忆起那天深夜一连的一个失踪士兵爬进了美军的环形阵地。“我连一排的詹姆斯·A．莫拉蒂中士摸回了我们的阵地。他的遭遇是：北越士兵枪杀我们的伤员。一个北越兵走到他跟前，把手枪塞进他嘴里开枪。子弹从他喉咙后部穿了出去，他昏了过去，他们离开了他，以为他死了。他没有死，夜里他苏醒过来后就开始朝我们爬过来。”
11月18日(星期五)黎明的曙光照在“阿尔巴尼”战场之际，一次巨大的震惊正等待着夜里幸免于难的美国人。到这时为止，谁也不清楚第七骑兵团二营到底遭受了多重的损失，而他们即将发现。
第七骑兵团二营一连的连长乔尔·苏格迪尼斯上尉记得18日拂晓时，该地区静悄悄地，静得令人不舒服。“我们任意射击了一分钟时间，可是没有激起任何反应。我们从环形阵地开始慢慢向前搜索该地区。没有遇到抵抗，战场上一片寂静。我们尽可能集中士兵的尸体。北越人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们也一样。
“美军尸体被找到以后就被抬到高地树林中的环形阵地上，裹上雨衣，挂上了姓名牌，像柴薪一样堆放着。当契努克运输直升机前来运尸体时，我记得机组人员看到这些‘货物’都吓呆了。我们没有掩埋任何一具敌人的尸体。战场上弥漫着那种独特的死人的恶臭味。”
苏格迪尼斯的副连长戈文中尉说：“次日，当我们出去寻找阵亡和失踪人员时，我们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噩梦。我认为那天当战斗的真相开始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点精神失常。然后无线电上传来了报告：二连发现了我连二排的另一个幸存者。他的双腿受了重伤，所以他的身子倚在一棵树上。他被凝固汽油弹烧伤，在黑夜里等待，某个越南兵用手枪对着他的眼睛开了一枪。他的眼睛被打瞎了，但是他仍然活着！我看到他躺在担架上被人抬进了阵地，嘴上抽着一根香烟，浑身上下不成人样。”
戈文中尉承认：“当他们寻找并把我们的阵亡人员抬进阵地时，我没有参加这项任务。我听说唐·考内特身亡了，这个消息使我悲痛万分。我听说三连差不多全被打死了。这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来。我看到了我连一排所在的地点，那儿到处都是尸体，而且尸体已经在阳光的照射下膨胀了。我来到了我连二排的位置。我们看见我们的三个士兵躺在一块，遍体弹伤，而且显然曾挨凝固汽油弹焚烧过。我把这些噩梦般的情景压在心底长达15年。”
清理战场的可怕任务落到了迈龙·迪杜里克上尉的二连和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乔治·福雷斯特上尉的部队肩上。迪杜里克写道：“次日(18日)我在战场上察看了一遍，这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场面。到处都是北越兵和美军的尸体，相互混杂在一起。这是一场恶战。一些北越士兵被刺刀刺死。收集己方身亡者尸体的任务也很艰难。这次尸体比上次在‘X光’战场上多得多。18日和19日我们花费很多时间完成这项任务。”
侦察排的迪克·阿克尔曼四级专业士官回忆道：“‘阿尔巴尼’着陆区空地在破晓之前接到了上级的命令：不要离开散兵坑，不要起身到处走动。只等上级一声令下，我们的所有武器就会一起猛烈开火。时间一到，我们立即开枪射击一分钟。北越士兵跃身逃跑，撤出了树林。我认为这不是他们的主力，很可能只是一个后卫小分队。然后我们开始展开部队。我担任守卫环形阵地的任务，好让别人在我们背后安全地救援伤员。我们听到零星枪声。扩大阵地时所看到的情景令人难以置信，完整的尸体和破碎的尸体遍野都是。
“有一些人还活着。夜间北越人曾来到伏击地区把他们的伤员和死亡人员的尸体弄回去。当他们发现我们的人还活着时，就打死、用刺刀刺死、用砍刀砍死他们。他们避免开枪打死我们的伤员，以免引来我们的火力。我们花了一天时间清理战场，然后撤回阵地过夜。次日(19日)我们继续打扫战场，不过我不再守卫阵地，而是参加了收尸勤务。”
18日早晨，威廉·苏卡特军医从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的环形阵地向“阿尔巴尼”空地走去。他说：“一路上我们发现到处都有美国兵，他们受了伤，独自在那里过了一夜。他们如此冷静。我想：我跟三四十个伙计，甚至一整个连在一块过夜都吓得屁滚尿流，如果要我像这些伙计们一样孤身在树林里过夜，我一定会吓死的。他们真了不起。”
侦察排长帕特·裴因少尉说：“我们非常小心地走向战场，尽快寻找我们的身亡人员和伤员。最大的损失之一是唐·考内特中尉。我看见了他的尸体。他腹部朝下被放在着陆区的边缘，脸被转向一侧。他看起来像睡着了一样。一架直飞机降落，掀起了一阵风。考内特的头发在风里飘了起来。我简直无法相信如此了不起的一个人会被打死。我用他的雨衣把他掩盖起来，并且帮助别人把他的尸体抬上了直升机。”
三连的连长斯吉普·弗斯梅尔上尉说：“天亮后清理该地区时，我们发现美军和北越士兵的尸体搅在一起，他们曾有过殊死的搏斗。在唐·考内特中尉的指挥下，三连从四连的右侧向前运动，跟匆忙进攻的北越部队正面遭遇。战场上到处躺着敌人的尸体，还有三连和苏格迪尼斯的尖兵排的伤亡人员，50名官兵阵亡，50名受伤。尖兵排几乎全部伤亡。”
三连的伤员之一杰克·P．史密斯专业士官说：“早晨那个地方看起来像魔鬼的屠宰场。树上挂着人，血流遍地。我最亲密的朋友身亡了，躺在我的周围。然后他们开始让炮兵开火。他们找到了我们，他们把我裹在一件雨衣里，抬上了一架直升机。我被送出战场。我又被送到日本就医，后来康复了，那段经历成了过去。我回到越南，但我再也没有参加过战斗，最后离开越国回美国。当我回家休假时，父母亲见到我非常高兴。几天以后我在看晚间电视新闻时，看见我连正从直升机上跳下来的画面，我激动得热泪夺眶而出，连忙跑出房间。”
赖斯科洛少尉对拂晓所有武器一起开火一分钟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决定。步枪声打破了寂静，不顾后果的乱枪声响彻环形阵地。他们似乎没有想到500米以内还有我们部分幸存者躺在树木和土丘旁，他们都在我们的M－16步枪的有效射程之内。无线电里开始听到气急败坏的呼叫：‘他妈的，怎么回事？你们开枪打我们吗？’多少人被我们的火力打死打伤永远无法知道。感谢上帝为我们的伤员提供了树木、山丘和高低起伏的地形作掩护。”
赖斯科洛沿着原先二营纵队的西侧走去。他说：“这是丛林中一次漫长、血腥的经历。一个身亡的士兵手里紧握着一盒香烟，而他的武器却躺在他身旁。再向前走，我发现一个戴着游骑兵队员臂章的军官。这是唐·考内特。他数次中弹。一个个士兵看起来似乎还没有接到出发的命令。迫击炮兵死了，挺着上身倚坐在土丘上，迫击炮弹仍然背在身后，似乎他们是在休息期间遭到突然袭击的。在美国人的尸体中间不时夹杂着穿卡其布军装的小个子越南士兵的尸体。绕过一个土丘时，我看到一堆穿卡其布军服的北越士兵的尸体。忽然有个人动了一下。我连开两枪。我们慢慢向前走。他们共有3人，两个步兵死了。另一个戴着木质头盔，年纪很轻，圆圆的脸蛋还很稚嫩，他仰面躺着，气息奄奄，双眼还在闪动，上衣浸透了血。先前他们都受了伤，然后他们凑到一起，形成一个小组。三连或四连把他们打伤了，所以无法逃走。”
在那个行将死亡的敌人身上赖斯科洛发现一件闪亮的东西，那是一枝法国的大旧军号，铸造日期是1900年，上面的铭文是：“巴黎安索瓦爱玛大街94号陆军铸造商库斯纳公司。”在过去的某个战场上，也许是奠边府，取胜了的“越盟”曾把这枝军号当作战利品缴获，然后用铁钉尖头在铜喇叭上刻上了他们自己的铭文——两个歪歪扭扭的汉字，大意是“久在战场”！现在，在德浪河谷的高草地里，战利品再次易主了。第七骑兵团获得了这枝军号，二营二连将在越南战场上一次又一次地吹奏它。
第三旅的火力支援协调员达德利·托迪密上尉记得次日早晨天刚亮就飞到了“阿尔巴尼”。“蒂姆·布朗、我自己、米基·帕里什。穿过笼罩在整个地区上空的烟雾着陆花了一些时间。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清理战场，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时遍野尸体的情景。兄弟们仍然呆愣愣地散坐在地上，他们还没有开始行动，还没有用雨衣把那些尸体掩盖起来。我本可以跟大家交谈，我也可以安慰哭泣的弟兄，但是12个钟头之后我们才开口说话。他们干坐在那儿自怨自艾，布朗上校非常恼火。即使你遇到逆境，你也必须把精神振作起来，付出代价的是年轻小伙子们。在后来的岁月里，我经常对我手下的年轻炮兵军官强调：‘在战斗中死亡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些年轻小伙子们。我们应对那些小伙子们的训练和领导负责。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让那些小伙子们平安回家是我们的天职。’”
布朗上校回忆11月18日飞到“阿尔巴尼”的视察：“次日早晨我终于到了那个地方。他们正忙着弄清楚谁已经身亡，谁负了伤。花了48个钟头左右的时间，他们都无法准确地统计出伤亡人数。当他们把尸体一个个抬离阵地的时候，我在那儿走来走去。迈龙·迪杜里克正在核对人数。我始终没有看到麦克代德。我问他在哪里？指挥所在哪里？但是那儿一片混乱，谁也无法告诉我他在哪里。迪杜里克似乎办事有板有眼。当我回到指挥部时，我派梅厄到战场上去，让他试试看能否比我把情况摸得更清楚一些。”
从陆路前去增援的第五骑兵团一营布兹·塔利上尉的二连在夜里跟乔治·福雷斯特上尉的一连合并在一块组成了纵队尾部的环形防御阵地。他们在下半夜时派出一个巡逻队寻找“鬼魂四一六”和第七骑兵团二营三连的那些伤员。塔利上尉写道：“天亮时，补给和医护运送直升机飞来了，我们朝第七骑兵团二营的阵地前进。战场上尸横遍野。我们发现一个北越士兵仍然活着。当我们主动帮助他时，他企图向我们投于榴弹，结果他被击毙了。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美军士兵显然是被处死的，他们的手被绑在背后，后脑勺上有子弹洞。上午9点钟我们跟二营的部队会合了。从那时起到下午2点钟我们走到‘阿尔巴尼’空地外面巡逻，寻找阵亡和负伤人员，收集己方和敌人的武器。当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回‘哥伦布’着陆区的时候，清理战场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天黑前我们必须回到自己的营。”
第五骑兵团一营的两个连18日下午5点钟(早在天黑之前)就步行赶回了“哥伦布”，一路上平安无事。“哥伦布”是一个面积不小、自北向南的长方形空地。乔治·福雷斯特的一连在空地的西北边进入阵地，而布兹·塔利的二连把守空地的南端。塔利立即在他的三个排的防御阵地前方安排了观察哨，然后他让大家打开口粮罐头，暂时休息一会儿。当观察哨发现向“哥伦布”前进的北越部队的尖兵时，吃饭和休息被迫中断，此刻是下午5点35分。由于得到了预先警报，第五骑兵团一营的营长弗瑞德·阿克尔森中校才来得及让全营官兵进入散兵坑，并使炮兵连处于战备状态，准备迎击敌人的攻击。敌人的进攻来自阵地的东面和东南面。
按照北越部队当时的战场指挥官阮友安中校的说法，本来应该在下午2点钟对“哥伦布”发起进攻，当时阿克尔森那个营的一半部队正从“阿尔巴尼”赶回来的途中。如今已是将军的阮友安说，担任进攻的三十三团的那个营的营长无法按时把他的部队集中起来。为了避免遭空袭时目标太大，他的部队分散在谷地的大片地区。阮友安说他的指挥官想在“哥伦布”环形阵地外面找一个便于隐藏进攻准备的地段，但是很困难。结果造成了三个半钟头的耽搁。
当敌人终于发动进攻后，他们不仅遭到阿尔克森营的步枪和机枪火力的猛烈还击，而且还遭到了炮火的轰击。炮兵们把他们的105毫米榴弹炮管摇低，从近距离向敌人直接发射燃烧弹。空军迅速向环形阵地提供近距离战术空袭。晚上九点钟，第五骑兵团一营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阮友安说：“三十三团无法摧毁这个阵地，但是他们迫使炮兵撤走了，炮兵扔下了大约1000发炮弹。我们缴获了1000发105毫米炮弹，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大口径的炮，因此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种炮弹。”北越指挥官认为，尽管这次进攻失败了，但他的部队迫使美军次日放弃了“哥伦布”。第三旅的旅长蒂姆·布朗上校并不是这样想的：“这是我们待在该地区的最后日子。第二旅已经奉命向该地区开进了，因此我们向西运动，以便让雷·林奇上校(二旅的旅长)接管该地区。我们也把炮兵转移到那个方向。林奇将把他的旅指挥部设在德基美军特种部队营地。所以我们正在移防的过程之中，但是尚未移出。”
为了执行那个作战计划，18日中午布朗派遣第五骑兵团鲍勃·塔利中校的二营搭乘直升机前去占领代号为“柯鲁克斯”的着陆区(在哥伦布西北10公里处)。他们一控制住“柯鲁克斯”，布朗就把大炮从“法尔肯”着陆区空降到“柯鲁克斯”。从那里，炮兵可以向第二旅和南越空降营提供初期火力支援。二旅和南越部队计划在11月19日从德基营地出发向南，然后沿着柬埔寨边境设立阻击阵地，从那里骚扰自德浪河谷地撤退的北越部队。
11月19日，布朗把炮兵和第五骑兵团一营从“哥伦布”转移到西北方12公里处代号为“高尔夫”的新着陆区。现在所有的大炮都已就位，可以继续轰击敌人了。布朗的第三旅把任务移交给雷·林奇上校的第二旅和南越的特遣部队了。
在“阿尔巴尼”地区，清理战场的工作还在继续。幸存者和目击者们描写他们在灌木丛和高草地里看到的惨景时，最常用的一个字眼是“尸横遍野”。
第七骑兵团二营二连迫击炮排的约翰·瓦利纽斯士官和迈龙·迪杜里克手下的大多数士兵参加了这项可怕而又令人难受的勤务。瓦利纽斯说：“这是一场大屠杀。我们来到夜间遭到很多炮弹轰击的区域，我们看到我们的士兵们在树林里被炸得血肉横飞。尸体已经开始腐烂，而他们是前一天夜里才死的。我们无比震惊。这是我第一次、最后一次、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看到这样的惨状。我祈求永远不要再看到这种场面。腐尸的恶臭令人窒息。我们先把完整的尸体拖进阵地，然后收拾残肢碎块。两架契努克运输直升机降落了，我们在其中一架上装了约20具尸体，妥帖地安放在担架上。飞行员开始准备起飞了。我们的一位军官用他的M－16步枪对准飞行员，不准他飞走，我们还没有装完。最后尸体一直堆至飞机的舱顶，当活动舷梯终于关闭时，血从铰链里直往下淌。哈洛威营地那些可怜的家伙不得不把尸体从直升机上卸下来，我为他们感到难过。”
四连迫击炮排的詹姆斯·萨顿一等兵是那天从战场上找回来的最后一批美军伤员之一。他说：“次日一整天太阳都是火辣辣的。我的伤口上爬满了蚂蚁和苍蝇，我口干舌燥，虚弱得几乎不能动了。18日晚上6点左右，亨利·索普上尉走到我跟前说：‘我们不知道你在那里。’是啊，我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在第八十五后方医院住了几天之后，我被飞机送回美国肯德基州坎拜尔堡的一个医院，我在那里住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才康复。”
这场战斗留下的噩梦般记忆从来不曾消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