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险·第二十一

作者：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出自————《战争通史》

　　一个从来没有遇到过危险的人是无法证明自己的勇气的。

——弗朗索瓦(洛希福柯公爵)：《格言》

　　 这场沿着通往“阿尔巴尼”着陆区空地的小道进行的战斗速度快、形势变幻莫测，而且缺乏得力的指挥者。军官们不是身亡，就是负伤，或者跟部下分隔开来。面对高草丛中猛烈的敌人火力，美军部队的整体性被瓦解了，士兵们各分东西，或被迫各自为战，其结果可能使美军士兵流落敌区，孤身对付想开枪打死你的成群的敌人。

　　 陆军解决上述困境的办法通常是要求士兵把自己隐蔽起来，等到周围没有危险时再尽可能悄悄地向己方阵地移动。陆军用于这种困难而又危险的行动的军事术语是“脱险”，或简称“E和E”。在枪林弹雨之中回到己方的阵地绝非易事，你不仅会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身亡，而且也很可能被自己人打死。

　　 11月17日傍晚，许多美军幸存者在通往“阿尔巴尼”空地的路线两旁的高草丛里爬行，他们心里都想到了“脱险”。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未能活着逃到队伍前头，或后头美军的环形防御阵地上。但是，至少有十几个负了伤的美军官兵历尽艰险，迂回曲折地逃回了“哥伦布”着陆区。他们的故事——尤其是詹姆斯·杨和托比·布赖夫鲍伊的经历——是勇气、坚毅和坚强的求生欲的见证。

　　 虽然鲍勃·麦克代德中校和他的副营长弗兰克·亨利少校命令空军的飞机对二营纵队前头很近处实施空袭，但是有些炸弹还是落在纵队后头营部连的位置。在这里，约翰·霍华德少尉、一个受伤的中士和另外四个美国士兵从一个土丘后面把敌人击退。霍华德说：‘A－IE飞机飞了过来，在我们左边大约50米处投下了凝固汽油弹。虽然他们炸死了一些北越士兵，但是我肯定他们也打着了一些我们自己的部队，因为在那里我们和敌人搅在一起了。那是彻底的混乱。A－IE飞机兜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又飞过来。”

　　 霍华德少尉很快就看出飞机的第二次空袭很可能直对着他们头顶上方飞来，他们不得不躲避凝固汽油弹。他说：“我们判断了一下，认为要躲避下一次空袭的必经之路，必须跑到一座小山下面的干河床。我们6个人拔腿就跑，越过了约在90米以外的干河床，跳进了一个直径约3米的坑——看起来像炮弹炸的坑。当我们往下跑的时候，A－IE飞机正进行第二次空袭，北越士兵正朝天上的飞机开火，没有注意到我们。

　　 “跳进那个大坑之后，我们意识到我们此刻已经在敌人包围圈之外的无人地带，但离己方部队也很远。几百米以外激烈的枪战仍在进行，可是我们待在坑里大约1个钟头以后，我们再也看不见那个地区有任何敌人。”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另外一小群绝望的美国人正在会聚，他们想设法找到一条摆脱死亡陷阱的出路。那群人由霍华德的朋友营通信排长巴德·艾黎中尉带领。艾黎集合了另外5名伤员，其中包括他那个排的士官长、营作战助理士官詹姆斯·戈登，以及第五骑兵团一营乔治·福雷斯特上尉那个一连的一名士兵。

　　 艾黎说：“一个后勤人员受了重伤，他恐慌不已。我们企图背着他，但是他的个子太高大，我们没有办法把他带走。和我在一起的另一个伙计的一双眼睛被子弹打伤了，伤口包扎好以后他说他还能看得见。他是一个年轻的士兵。我们来到了一条小沟。当我抵达那儿时，那条沟里有其他几个美军士兵。

　　 (？？缺356页下半页)

　　 天黑以后，霍华德少尉和另外5个人员商定安全返回的最佳方法是沿原行军路线折回，先回到“X光”着陆区，然后再从那里回到“哥伦布”着陆区的炮兵基地。从这里到“哥伦布”的直线距离仅3公里左右，但是在黑夜里谁也无法避免不走错路。霍华德认为，尽管绕道也许会多走6公里路，但是那样他可以找到“X光”，一旦回到“X光”，他就可以从那儿沿原先的行军路线返回“哥伦布”。

　　 当他们往回走时，霍华德及其伙伴们可以在黑暗中听见越南人讲话的声音和武器的碰撞声。他们拐了一个急弯，以为这样就可以甩掉敌人，可是又过了一个钟头以后，他们听到更多敌人的声音。

　　 现在霍华德和他那群人不再拐弯躲避了，他们干脆直接朝远处有大炮轰鸣和直升机降落起飞声音的方向前进。天亮前他们到达“哥伦布”。

　　 艾黎中尉和他的伙伴睡在草丛里等待日出。艾黎说：“一旦天亮，最危险的事就是进入那个炮兵阵地。我爬到离其他人50～100米远的地方，这样一来，如果站岗的伙计朝我开枪，跟我一起来的其他人就不会挨子弹。”

　　 艾黎爬到离炮兵环形阵地很近的地方。“我可以听到美国人在散兵坑里谈话的声音。我大声喊叫，要他们赶快找一个军官过来跟我讲话。那个军官来时，我告诉他我是谁，并且说我没有穿上衣，我要站起来。然后我举着手站起来。我告诉他我还有几个人要一起进入阵地，请他们不要开枪。我跑回过夜的地方把他们带进了炮兵阵地。”

　　 艾黎这群人进入“哥伦布”环形阵地才过一两分钟，霍华德少尉带领的那股人就跟着他们后面进入了阵地，离艾黎等人越过阵地界线处不足30米远，就在艾黎的左边。霍华德等人也是躲在“哥伦布”外面的草丛里。天亮时他们发现两个美国人坐在散兵坑边吃野战口粮。霍华德走到草丛外头大喊一声：“加利·欧文！”和“自己人”。那边的回答是：“进来吧。”

　　 至少他们的苦难算是结束了。一架直升机飞来把重伤员送走了。艾黎记得一个军医给他打了一针以后，“我像一片树叶那样颤抖。”后来霍华德和艾黎搭乘同一架直升机回到哈洛威营地。他们讨论了为什么两批人在夜间都听到后头有北越士兵说话的声音，难道北越人也跟他们一样朝“哥伦布”着陆区的美军炮兵阵地运动？

　　 艾黎说：“我俩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一敌情向有关人员报告，所以我俩搭乘一架直升机到设在卡蒂卡茶园的第三旅部，向情报官报告了我们的发现。由于当时混乱不堪，他们似乎对我们的报告不当一回事。我俩回到了哈洛威。次日我们重新加入自己的部队。”

　　 几个钟头之后，即11月18日下午，北越部队第三十三团的一个营对“哥伦布”着陆区的炮兵阵地发动了进攻。

　　 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的詹姆斯·杨四级专业士官的脱险故事更加了不起。他这个连是临时附属二营，走在行军纵队的后头。读者也许还记得，杨曾自告奋勇执行一项危险的任务，即找到一挺朝一连阵地射击的M－60重机枪。在高草地里杨头部中弹，伤势严重，这时他才发现原来是北越人在用那挺美国机枪。这位密苏里州农村长大的小伙子回头一看，发现敌人的部队把他跟美军阵地隔开来了。

　　 杨说：“他们正在朝我们的人开火，但是还没有发现我。我有两三枚杀伤手榴弹、一枚烟雾手榴弹、三四百发子弹，还有我的M－16步枪、两个水壶、一个小笔记本和一面小镜子。就这么多东西。子弹纷纷在我周围落地。我看见前方的草开始动，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北越人。我让他走近一些，然后一个点射打中了他的腹部和胸部。我看到更多的北越人朝我走来。我扔了一颗杀伤手榴弹和一枚烟雾手榴弹，并且乘机逃离那里。”

　　 杨被迫跟他的连队走散了。“草丛里的那些家伙把我跟连队隔开了。我开始移动，心里指望返回到我们上午经过的那个炮兵基地。我一边走一边朝树顶扫射，指望打死那些狙击手，或者至少把他们压得不敢抬头。我边跑边闪身，不走直线，走S型，所以他们不容易打着我。我跑了五六百米远，然后停下来休息。我听到敌人开枪并朝我走来的声音。我已经打死了他们之中的一个，而且朝他们阵地上扔了一枚手榴弹，因此，我猜想他们不会对我客气的。”

　　 詹姆斯·杨小时候在密苏里州林区猎鹿时学会的技术现在开始发挥作用了。他碰到了一条小溪，他从溪里涉水向上走了约100米，把水壶灌满了水，并且喝足了水。他在一个有石头的地方走上溪边，这样就不会留下足迹。然后他走到一个开阔的谷地，从那儿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走过的路，越过谷地后，他休息了一会儿，隐蔽在灌木丛中。这是一场猎犬追狐狸的游戏，而詹姆斯·杨是狐狸。他再次出发，朝谷地往下走，战斗的枪声渐渐远去。

　　 天色渐暗。杨爬到山上，掏出笔记本写了一篇日记。他说：“我写下了日期和当天的经历。我想如果我回不去的话，这倒是一个留言的好机会，也许他们会发现我的日记，至少我的爸妈会知道我的遭遇。炮弹开始落在山上。我躲在两棵大树之间，没有看见或听到敌人的任何动静。我着手找个地方隐蔽过夜。在黑暗中我在山坡上高一脚低一脚地摸索着，不时跌倒在石块上，有时我就咒骂一声，有时祈祷一下。我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好的藏身之地，敌人不易发现我，如果他们再次打炮，我还可以躲避炮火。这是一棵树旁边的低洼地，草长得很密，我爬进去之后谁也看不到我。

　　 “夜里很晚的时候我的确睡着了。我既冷又累，还要不让蚂蚁和虫子跑到头部的伤口上。我的头疼得很厉害，一喝水就吐。次日早晨醒来之后，我躺在那里听了好长一段时间，看看周围有无动静。除了直升机降落和起飞的声音以外，什么别的声音也没有听到。我可以听到敌人伏击处和我所在处之间有枪声，可是我并不急于有所行动。即使自己人的火力打不着我，越共的火力也可能打死我。我的下一篇日记是这样写的：‘11月18日：我在一座大山上，榴弹炮和迫击炮弹一起朝这里飞，但是我看不见它们落在何处。’”

　　 从地图上看，“阿尔巴尼”着陆区以东有座约200米高的山。显然杨爬上了其中的一座山。现在他决定朝他以为是南边的方向走。他走了好远，然后他离开了他一直行走的小径，因为小径太窄了。他有点担心自己接近或者越过了柬埔寨边境，因为他没有看见或听到直升机或者战斗机的声音，他知道这些美军飞机避免飞到边境上空。然后杨又折回头。

　　 “后来，直升机飞过我头顶上空。我企图用我的小镜子给他们发信号，但是运气不佳。那天晚些时候我走到又可以听到直升机降落和起飞声音的地方。我估计我离一个着陆区(哥伦布)不足1.5公里。敌人在傍晚或晚上早些时候向那里的部队发动了进攻。他们攻打的是我这一边的美军阵地。我方部队向敌人射击，他们的子弹打在我周围的地上。谷地里没有什么隐蔽处，所以我爬上山顶，找到了一根木头，伏在木头后面。然后美国人开始发射榴弹炮和迫击炮。接着喷射战斗机和直升机飞来轰炸，用机炮扫射，发射火箭。

　　 “这离得很近，我真的吓坏了。他们轰击谷地和我那座山，切断敌人的退路，我正好被夹在中间。战斗结束时，天已经黑了。我知道这个时候不能轻举妄动，任何一点动静都会立即引来火力。整夜榴弹和迫击炮弹不停地落在我周围。照明弹把该地区照得通亮，我不敢动一动。我用灌木枝条和树叶盖在身上，所以谁也看不见我。又度过了悲惨的一夜。我又湿又冷，浑身爬满了蚂蚁。我的头痛难忍，蚂蚁钻进了我的衣服。如果我不动还好，可是如果我动一下，它们就咬我，我不能让它们爬进我的眼睛、耳朵和头上的伤口里。整夜里枪声断断续续。那些伙伴们开枪上瘾了。”

　　 “哥伦布”阵地上的美国人乱射乱打了一分钟，他们以此迎接11月19日的天亮。当时詹姆斯·杨正隐蔽在山坡上，子弹不断落在他的周围。枪声静下来之后，他开始小心翼翼地移动，越过了一条宽阔的浅沟，终于找到了一条他可以接近美国环形阵地的通路，从那里，阵地上的人可以看清楚他是谁，是什么人。他在美国人撤出并放弃“哥伦布”阵地仅几个钟头之前赶到了那里。

　　 杨对一些士兵谈了自己的经历。“他们告诉我我连在哪里。我绕了一个大圈子，迷了路，但是总算在另一个着陆区走回到自己的部队。我穿过环形阵地回到了我的部队。他们见到我跟我见到他们一样高兴。他们告诉我，我已经被列入战斗中失踪人员的名单，而且向我家人发了电报，这使他们感到震惊。后来我家得到另一份电报说我负了伤，没有失踪。

　　 “营部连的一个士兵拿走了我所有的装具。我想把我那个有子弹洞的钢盔留下。他说我不能带着它，所以我请他替我拿着，以后还给我。然后他们把我送到急救站，替我清洗了头部的伤口，把我放在一副担架上，问我见到了什么，到过哪里。我们遭伏击的那天我没有返回部队，对此我懊恼不已。一位军官对我说，我做得对，那天我决不可能回到部队。最后他们用直升机送我到哈洛威，然后又把我送到归仁。”

　　 詹姆斯·杨补充说：“那颗子弹打破了我头颅的四分之一。子弹和我钢盔的碎片都造成了损伤，把颅骨的碎片压进了我的脑子。在归仁他们不得不把碎片从我的脑子里取出来，不管这在医学上叫什么手术，这是第一次在越南做这种手术，所以他们就以我的伤势写文章发表在医学杂志上了。”

　　 在归仁，一个护士走进来剪掉了杨身上的衣服。“你应该看看她脱掉我的靴子时的面部表情。我已经五天没有脱过衣服了。我的体重从86公斤下降到68公斤。他们把我送到‘丹佛尔·弗兹门斯陆军医院’，因为我这种伤应该到那儿就医。我想到圣路易斯的一家医院，那儿离我家近一点。我继续接受治疗和化验。12月中旬他们让我着手办理离开医院的手续。出院通知书在12月21日就给我了，但是他们说要等到圣诞节过后我才能领到新军服和补发的工资。他们要回家过圣诞节了，却让我等，去他妈的！我从一个伙伴那里借了一些钱和衣服，告诉发薪饷的部门把我的钱寄到哪里，然后我就离开了。圣诞节前夕我回到家，悄悄地溜进屋里，全家人都喜出望外。”

　　 最后一个最为壮观的脱险故事直到“阿尔巴尼”之战结束整整一个星期才为人所知晓。11月24日，即感恩节前一天，一架侦察直升机在被放弃了的“阿尔巴尼”战场附近的上空飞行时，看到下面有个人在挥舞一块被血染红了的布。

　　 兼任观测员的副驾驶用他的M－16步枪向那个人瞄准，刚要开枪时正驾驶发现那人的身材高大，不像是越南人。他急忙掉转飞机让观测员的步枪打不着那人，同时透过无线电向在同一地区飞行的一架休伊武装直升机报告了情况。现在该讲一讲托比·布赖夫鲍伊一等兵幸存下来的不寻常的故事了。“布赖夫鲍伊”意为勇敢的小伙子，他的名字恰如其人。他是美军第七骑兵团二营一连的步兵，有部分克里克印第安人的血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赖夫鲍伊的老家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卡欧尔德，该地名意为胆小鬼。11月17日布赖夫鲍伊担任乔尔·苏格迪尼斯上尉的一排的尖兵。敌人开始进攻后，这个排在“阿尔巴尼”空地的东边被敌人猛烈的火力瓦解了。

　　 战争开始时，敌人的齐射火力打伤了布赖夫鲍伊的左手，也打坏了他的M－16步枪，碎弹片擦伤了他的胳膊和大腿。布赖夫鲍伊鲜血直流，疼痛到极点，武器也没有了。他爬进了稠密的灌木丛里隐藏了起来。17日晚上夜幕降临之际，他从藏身之地爬出来碰上了另外3个美国兵，他们3人都受了伤。

　　 然后他又朝枪声方向爬去求助，碰上了更多美国军队的伤兵。此时，一支北越军队的巡逻队经过该地区发现了他们。布赖夫鲍伊装死好几个钟头，听到他周围的美国人一个个被枪杀。

　　 枪炮声终于停了下来。布赖夫鲍伊已经分辨不清楚方向，他再次在高草地里朝他以为能够找到连队的方向爬去。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他选择了相反的方向，直接朝南走，经过了三连幸存者的右侧。

　　 天亮时他来到德浪河一条浅支流的北岸边，离“阿尔巴尼”空地约500米远。他没有食物，但有两个水壶和一小瓶配发的净化饮水药片。他用衬衫把流血不止的左手包住，然后就隐蔽在那儿，饱受蚊子、蚂蚁的叮咬和夜里寒冷的折磨。每天他在小溪岸边的灌木丛里看着敌军官兵从他的藏身之处的旁边走过。他可以听到美军直升机从头顶上空飞过。

　　 在他落单的第五天，即11月22日，一支北越队伍从他身边路过，队伍最后一名士兵朝灌木丛的那个洞里瞧了一眼，看见了这个美国人。布赖夫鲍伊说：“4个人从我面前走过，最后一个人看到了我，正好和我目光相对。他停住脚步把步枪对着我。我举起了受伤的左手，摇摇头，示意他不要开枪。他放下枪就走开了。他年纪那么小，还是一个小孩，顶多十六七岁。”

　　 美国空军开始派战斗轰炸机对整个“阿尔巴尼”地区实施轰炸。布赖夫鲍伊说：“我不知道我是如何幸免的。炸弹纷纷落在我的周围。我别无他法，只好躺在地上，祈求炸弹不要打着我。”

　　 7天以后，由于失血和挨饿，布赖夫鲍伊已经虚弱不堪，而且迅速衰弱下去。那天他先是听到，然后看见一架第一骑兵师的H－13型侦察直升机在附近低空盘旋。布赖夫鲍伊不顾一切地爬到一个小开阔地，从他那个生坏疽的左手上解下沾血的衬衫，先是挥舞着它，接着把它举过头顶打转，直到马里昂·穆尔准尉的侦察直升机上的观测员麦尔维斯·霍尔发现并用M－16步枪瞄准他。

　　 当飞行员穆尔看出地面上的那个人是美国人时，他通过无线电向在该地区上空盘旋的武装直升机飞行员杰里·利达布兰德上尉作了报告，并在一盘火鸡肉块口粮的盒子上写着“跟我走”，然后他把直升机的高度降低，把盒子投给布赖夫鲍伊。侦察直升机搜索了整个地区确信附近没有敌人后，利达布兰德才降落，并把那个布赖夫鲍伊弄上武装直升机。

　　 布赖夫鲍伊先被飞机送到德基美军特种部队营地进行清理伤口治疗，然后又被送到哈洛威营地动手术。

　　 他的连长乔尔·苏格迪尼斯上尉说，他接到报告，说布赖夫鲍伊被找到了，第九骑兵团第一直升机中队的人把他救了回来。苏格迪尼斯回忆说：“他受了伤，吓坏了，身体脱水，但是没有什么其他毛病。”

　　 外科医生们截除了布赖夫鲍伊的一只坏死的手指，并尽最大努力保住了他左手的其余部分。他孤单一人在战场上待了七天。在灌木丛中落难期间他受伤的手生了坏疽。

　　 在卡欧尔德，布赖夫鲍伊的家人接到通知说他失踪了，可能死了。当地的报纸已经刊登出他遇难的讣告。托比·布赖夫鲍伊的伤痊愈之后，就从陆军退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