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战场·第十六
作者：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出自————《战争通史》
除了败仗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像胜仗那样便人伤感。
——威灵顿公爵1815年发自滑铁卢的一份战报
在我们胡乱射击的“疯狂的一分钟”时间里，我们清理了环形防线以外的区域。现在我下令清理防线以内的区域。上午7点46分，营预备队侦察排和三连的幸存者对我们部队围着的地域开始小心谨慎、极其彻底地巡查。我命令他们在高草地里跪着爬行，认真搜寻己方伤亡人员和北越军队的渗透分子。他们也仔细检查了一排散兵坑里侧的每一棵树。到上午8点5分，他们报告说没有发现什么。
8点10分，阵地上所有的部队单位奉命跟左右两侧翼的单位密切协调，准备向阵地前方推进450米，一边前进，一边搜寻清理，寻找任何己方伤亡人员和敌人的武器。在这个危险而又必要的步骤开始之前耽搁了好长一段时间。检查无线电、补充弹药、跟侧翼单位协调……所有这些都需要花费时间，况且官兵们经过48小时持续紧张和没有睡眠，身心疲惫不堪，反应都迟缓了。我上一次休息是11月13日夜里的5个小时睡眠。我仍能清晰地思考，但是我在开口讲话之前必须先提醒自己打算讲什么。这就像你还没有完全掌握某种外语时，一开口讲那种外语就结结巴巴的情形一样。我是把英语翻译成英语。我不得不保持头脑冷静清醒，因为我必须对正在发展的事件全神贯注，并且考虑到下一步。
上午9点55分开始清理战场，迈龙·迪杜里克的部下前进了仅不到70米就遇到了敌人的抵抗，敌人还向他们投了手榴弹。迪杜里克的二排排长詹姆斯·兰恩中尉受了重伤。我立即让所有部队停止前进，并且命令迪杜里克那个连返回到他们的散兵坑里去。约翰·塞特林胳膊上的烧伤仍在一阵阵抽痛，他对清理行动感到不愉快。他写道：“那天下午我们奉命清理我们阵地前方的战场。我可不愿意干那差事。夜间我颇感安全，因为敌人看不见我，而且我蹲在那个坑里不必出来。可是天亮之后我就想诅咒穆尔中校，因为他让我们走到散兵坑的外面去。我们奉命对战场进行最后一次清理，对周围作最后的检查。在那次清理过程中，我和拉蒙特抬回了我方阵亡人员中最后一具尸体。他是一个大个子，红头发，留八字胡子。我们在一棵树旁发现了他，他呈坐姿，步枪支撑在另一棵树上。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胸部，另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喉头。我们一边跑一边拖着他的尸体回来。”
跟往常一样，里克·赖斯科洛少尉参与了所有这些行动。他说：“我带领我的排向前，进入了寂静的战场。由于要绕过一堆堆敌人的尸体，我们只好曲折前进。走出50米时，我们越过一片空地，接近一股北越军队的机枪手的死尸。不到6米以外那些敌人的头突然抬了起来。我急忙闪到一旁。每件事都以慢速度发生。敌人机枪手做着鬼脸、双眼圆睁，他的枪管里冒着烟。我一连开了两次枪，然后卧倒，傻乎乎地看着一个空弹夹。‘手榴弹！’我回头朝我的无线电操作员范蒂诺一等兵大叫一声，他扔了一颗破片杀伤手榴弹给我。我一接住手榴弹就拉掉了保险栓，不偏不倚地将它投在那些北越士兵的头上。整个防线上又爆发了枪战，大家争先恐后地跑回散兵坑里。阵地上又有7个人受了伤，其中包括兰恩中尉。我和拉里·L．迈尔顿中士带着两背包手榴弹重新爬出了阵地，别人用火力掩护我们俩。土丘背后的一小撮敌人负隅顽抗，但被我们用手榴弹逐一消灭掉。”
那次枪战爆发的时候，迪杜里克透过无线电作了报告。我一把抓住前进空中管制官查理·黑斯廷斯和我自己的无线电操作员鲍勃·奥爱莱特专业士官，然后我们和普洛姆利一道跑了大约70米，来到了迪杜里克的指挥所散兵坑。赖斯科洛在左侧30～40米以外的阵地上重新组织队伍。我让黑斯廷斯尽最大努力把他可能调来的空中火力全都用上，而且越快越好。第一空中突击中队的一个A－IE“天袭者”飞机编队此刻正在我们的上空盘旋。编队长机的机长布鲁斯·华莱士空军上尉说：“我记得我在无线电上和查理·黑斯廷斯通了话。‘X光，流浪者三一呼叫，4架A－IE飞机，携带着传统炸弹、凝固汽油弹和机炮。请调好你的话筒给我们指示。’黑斯廷斯回答说：‘X光明白，流浪者三一。你的目标是我们东南方的敌军部队。要求先投传统炸弹，然后投凝固汽油弹，最后用机炮扫射我们看到的任何仍在那里活动的东西。’我回答：‘是，X光。我们随时听从你的吩咐。’”
空袭开始了。黑斯廷斯还调来了一个编队的喷射战斗轰炸机。几分钟之内，火箭、110公斤和220公斤炸弹、凝固汽油弹、集束炸弹和白磷炸弹倾泻而下，爆炸声和20毫米机炮声此伏彼起，迪杜里克阵地前方的灌木丛被炸弹掀起后又纷纷落地。这个上午，美联社的一个记者彼得·阿内特搭乘一架直升机进入“X光”着陆区。阿内特正在迈龙·迪杜里克的散兵坑附近忙着抢拍照片。
飞机轰炸了数分钟以后，我对查理·黑斯廷斯说：“再投一颗220公斤重的炸弹，越近越好，消灭那里残存的北越兵，然后让飞机停止轰炸。”我要迪杜里克命令其部下上刺刀后向阵地前方推进。不到10秒钟时间，我们就跳进了最后那颗重磅炸弹爆炸后的浓烟之中。在我们的头顶上空，布鲁斯·华莱士空军上尉的几架“天袭者”飞机正在重新编队，并且听查理·黑斯廷斯给他们作战斗损害估计。华莱士说：“以往执行作战任务后我们得到的战斗损害估计报告往往包括如下内容：飞机编队摧毁的可能是敌人的卡车停车场的数量，或者是被摧毁的竹棚的估计数字，或者是炸死炸伤多少敌人的驮畜。可是‘X光’着陆区却大不相同。查理·黑斯廷斯总是如实报告情况。如果我们没有炸准目标，他就客套地说：‘明白了，流浪者。今天没有得分，不过还是得感谢你们的帮忙。’如果我们炸准了目标，他就会热情洋溢地说：‘明白了，流浪者，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地面指挥官向你们致意。’”
赖斯科洛及其全排士兵欣喜地观看着空袭。赖斯科洛回忆说：“我们集中起来准备清理战场。突然一架战斗轰炸机从空中俯冲下来。我们急忙卧倒，鼻子紧贴着散兵坑底。炸弹像特快火车的汽笛一样呼啸而下，爆炸震动了大地。炸弹落在离我们的散兵坑不到30米远的地方爆炸。我们在尘埃和碎片中爬起身来，嘴里诅咒着。我们接到了出发的命令，每一个在场的官兵，包括穆尔中校都要向前移动，以便将我们的防线向前推进。”
这一次根本谈不上敌我较量。我们又击毙了27名敌人，粉碎了一切抵抗。我一眼望去，战场上百孔千疮，敌人的尸体三三两两地躺着，这里一堆，那里一堆。血迹、炸碎的肢体、撕破的军服、破碎的武器散落得到处都是。这是一个令人沉思的惨状。那些人(我们的敌人)也是母亲所生啊，但是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除了确保迪杜里克及其部下干净安全地清理战场外，我亲自参加最后的攻击行动有另一个原因。里克·赖斯科洛观察到了这一点。他说：“穆尔中校在我们的防御地段上冲向一堆堆尸体，并且把一具具尸体拽开来看看。汤普逊士官问道：‘中校究竟在干什么？’我摇了摇头。后来我们看到他返回时走在抬雨衣担架的队伍前头。到上午10点30分，穆尔中校找到了他要寻找的美军官兵。先前在战斗中失踪的3名美军官兵的尸体被找回来了，现在死者们正在回归故里的途中。”
上午9点30分左右，罗伯特·麦克代德中校及其第七骑兵团二营的其余部队开始从东面6公里以外的“哥伦布”着陆区向“X光”着陆区挺进。麦克代德率领着他的营部连，以及二营的三连和四连。第五骑兵团一营的一连也已经交给他指挥。中午前后他们抵达我们的阵地。在这支队伍的前列里有个叫杰克·P．史密斯的四级专业士官，他是著名广播电视记者霍华德·K．史密斯的儿子。1967年，杰克·史密斯在为《星期六晚邮报》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到了他当时目睹的情景：“一营已经连续作战3天或4天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肮脏的部队。他们人人都面带惊恐神色。他们沉默寡言，东张西望，目光刺眼而又紧张。每当我们听到炮弹飞到近处，我总是弯下腰来，但是他们却一直站在那里不动。阵地前沿约6米开外正在腐烂的敌人尸体沿着散兵坑组成巨大圆圈，那里足足有100具左右尸体。”
其他人对杰克·史密斯的震惊亦有同感。在“X光”着陆区经过3天战斗的锻炼，帕特·赛利克四级专业士官倾听新来者的话：“我听到一个战士说：‘天哪，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啦？这简直像一场大屠杀。在这里你所看见的是尸横遍野。’”迪克·阿克尔曼四级专业士官是加州人。二营向“X光”进军时，他在麦克代德的侦察排里。他说：“一进入着陆区，我首先看到的是敌人的尸体堆得像路边的柴草堆，那些尸体堆至少有2米高。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情景。”
此时有两个生力营来接替我们。鲍勃·塔利的第五骑兵团二营已经抵达“X光”着陆区；鲍勃·麦克代德的第七骑兵团二营正在开赴“X光”的途中。上午10点40分，布朗上校命令第七骑兵团一营那些疲惫的幸存者们准备撤出去作必要的休息。布朗还告诉我们，跟我们一道作战的迈龙·迪杜里克上尉指挥的二营二连和西森少尉指挥的二营一连的那个排也将有同样的机会休整。我们将先乘休伊直升机到“法尔肯”着陆区，然后再从那儿换乘CH－47契努克运输直升机到波来古的哈洛威营地。
我让狄龙安排好撤离事宜，并且立即进行。塔利和麦克代德的部队将在“X光”着陆区环形防线的指定位置上接替我们，进驻我们的阵地。狄龙责成迪克·默钦特中尉负责撤离工作，与此同时，我们俩跟鲍勃·塔利和他的作战参谋罗恩·柯鲁克斯上尉协调交接事宜。我们需要撤出“X光”着陆区的不仅仅是我营的部队和武器，还有我们最后一批伤亡人员，以及大量缴获的敌军武器装备。
至此(11月16日，星期二中午前)，“X光”着陆区的格局已经变了。先前的屠场现在变成了另一种样子。仅仅在几个钟头之前，在某些地段轻微的活动就意味着死亡，而此刻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走动了。除了我们自己的空袭和大炮的轰鸣，我们听不到任何别的声音。太寂静了，变得太突然了，这倒使我感到不安。还是那句老话：一切正常就不正常了。敌人到何处去了？回到了柬埔寨境内？或者仍然在山上准备再次发动攻击？或者向北退到德浪河谷的水边？还有一个问题：敌人的12.7毫米高射重机枪到哪儿去了？如果敌军指挥官用那些武器从山上朝下扫射我们，那么守在“X光”着陆区空地上的美军的3个营将是好打的靶子。我要狄龙加紧命令炮兵发射骚扰火力，并且让空军不停地轰击我们上方的山坡。我告诉他，我要进行一次完美无缺的直升机撤离行动，要用一切可以调动的火力来掩护撤离。
由于仍然担心人数是否清点清楚了，我命令营后方指挥所重新清点我们所有的伤亡人员。此外，我让迈龙·迪杜里克率领他的连到其阵地前方约140米处横向进行最后一次清理。那个区域是最激烈的近战场所，我想对那里再搜查最后一次。我曾许下诺言，这个营永远不会把任何一个人留在战场上，每个人终将返回故里。我决心履行自己的诺言。
第五骑兵团一营一连的副排长弗莱德·J．克卢格正在把他手下的士兵安排进原来阵地沿线的散兵坑时。他说：“我手下的两个士兵喊我过去，并且用手指了一指。原来那个散兵坑底有一具美军士官的尸体。我朝他一看，情不自禁地想：他看上去跟我一样。我对那两个士兵说：‘抓住他的背带，把他拖到直升机那里去。’有个人从我背后走过来对我说：‘不，士官，你不能把他拖走。他是我的一名士兵，你要礼貌一点。再叫两个人来把他抬到着陆区。’那是穆尔中校，他正在对阵地作最后的检查。如果我们没有发现那个士官，他也会发现的。我记住了他的话，而且仅仅两天之后就重复了他讲的话。”
快到中午的时候，一架载着新闻记者、摄影记者和电视采访组的契努克直升机降落在“X光”着陆区，他们由师部公共事务办公室的J．D．科尔曼上尉陪同。经过两昼夜的战斗，乔·盖洛威蓬头垢面、麻木迟钝，双耳被震得半聋。他站在那里观看其他同行们胆战心惊地散开，竭力想弄明白这场战斗的实况。《时代》杂志当时驻西贡的首席记者弗兰克·麦克库勒希说：“第三天，一架满载我们这些记者的直升机飞进了‘X光’着陆区。几发炮弹飞了进来，我们全都卧倒在地上。我们抬头一看，盖洛威却站在那里。他说：‘笨蛋，那玩意不是朝我们打来的。’”
佐治亚州《哥伦布询问报》的记者查理·布拉克走上前跟盖洛威拥抱。他们俩从记者群中走开，盖洛威尽力告诉布拉克在这个地方发生的某些事。布拉克用他那部破旧的手提打字机记下了盖洛威叙述的事情，以作为他的一篇长篇报导的素材。他把许多报导航空邮寄回国，发表在第一骑兵师家乡的报纸上，让那些士兵的妻子和儿女阅读。盖洛威说：“查理，这些是上过战场的最了不起的士兵！以前从来没有这样优秀的部队。我希望每个美国人都能理解这些孩子们的事迹。你朝那儿看看，难道那不使你感到欣慰吗？”年轻的记者把老记者的目光引向阵地的某一段，在那里，一个美国士兵把一面美国小国旗插在一颗炸断了的树干上。
J．D．科尔曼在他的那本书《波来古：越南直升机之战的黎明》中描写了那个时刻，和他对那面小旗子的印象：“诚然，这是每一部战争影片中都有的司空见惯的镜头，但是在‘X光’着陆区，在死亡、毁灭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英勇行为中间，那面美国国旗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
其他记者此时却围住了我。我告诉他们，这场战斗打得激烈艰苦，显然我们在这次较量中算是碰上了勇敢、顽强而又坚韧不拔的敌人。然而美军的火力、纪律、胆略和必胜的意志使我们在“X光”着陆区赢得了胜利。我说：“英勇的美国士兵和M－16步枪在这里打了胜仗。”我告诉记者们，我营许多阵亡的士兵离服役期满仅仅相差几天，但是他们仍然奋勇作战，壮烈牺牲。说到这里，我的声音哽噎了，双眼噙满了泪水。当我站在那里时，我知道向阵亡官兵亲属报丧的电报已经起草完毕，这些电报将撕碎无数的心，将打乱上百个家庭的正常生活。
查理·布拉克走了过来。6天前在卡蒂卡茶园的简易机场上我看见过他，当时我们正在向波来梅地区发动作战行动。经过对第一旅的作战行动两个星期的艰苦跟随采访，查理正在归途之中。我邀他跟我们一起行动。查理·布拉克在第一骑兵师的每个部队都受欢迎。他为我们的家庭成员阅读的报纸撰稿。查理请求免除他这趟任务，因为他要到西贡去休假了。我跟查理开玩笑，说他错过了这次战争中最大的一仗。他咧嘴一笑，露出了满嘴稀疏的牙齿，对我的玩笑毫不介意。
然后，《纽约时报》的记者尼尔·希恒走过来跟我交谈。整个上午他一直在环形阵地上打转，接二连三地采访士兵。我晓得他在越南是个老手，而且是一个敏锐严肃的观察家。希恒站在我那个土丘指挥所的附近。他对我说：“自从‘遏制北越’行动以来，这一仗可算得上越南战争中最有重要意义的战役了。”他言之有理。
我又回头忙着指挥撤离工作。我营后方指挥所从无线电上报告说，我营和第七骑兵团二营临时抽调给我营的所有人员都已清点过，伤亡人员已获撤送。没有一个人失踪。对战场作最后清理的迪杜里克那个连发回的报告说，没有发现遗留的美军伤亡人员。那些报告使我确信投有任何人在战斗中失踪，我们将不会因此感到内疚，所以我指示狄龙着手将我营及附属单位的官兵空运出“X光”着陆区。上午11点55分，首先撤离的单位是鲍勃·爱德华的三连的幸存者。迪克·默钦特说：“我的最后一项任务是负责营里的搭载区，让人员、物资有序地搭上直升机。每架搭乘4个士兵。”一架直升机一次可以载10个人，那为什么仅搭载4个人呢？因为每架直升机不仅要运出人员，还要把一堆堆敌人的武器和我们自己的武器装备撤走。
在我的战斗结束后的报告中，我将敦促美国陆军对从战场上送回的己方和敌人的武器要更加严格地控制。我们自己的武器丢失了不少，我们的伤员到达医院以后，他们的武器就被人拿走了。许多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武器被送出着陆区让我们的情报军官鉴定，但是这些武器不翼而飞，其实是被后方的突击队员、军医，以及直升机机组人员私自留下作纪念品了。我们从“X光”着陆区运出缴获的AK－47攻击步枪57枝、SKS卡宾枪54枝、戴格蒂亚列夫自动步枪17枝、马克沁重机枪4挺、RPG－2型火箭筒5具、82毫米迫击炮2门、中国造9毫米手枪2枝、敌人的急救包6个。工兵们销毁了另外100枝步枪和机枪、300多枚手榴弹、7000多发子弹、3箱火箭筒弹，以及150件挖掘工事的工兵铲锹。
现在需要清点敌人的死亡人数了。从战斗一开始，我就知道上级司令部必定想了解我们歼灭敌人的准确数字。因此，在这次战役期间每一回重大战斗行动之后，我总要让我营的几位连长告诉我歼灭敌人的最佳估计数字，但其实我讨厌这样做。由于在那三天两夜里战斗时起时伏，战场上乱糟糟地，根本不可能有一个裁判叫暂停，让我们清点歼敌人数。我们尽最大努力使歼敌数字符合实际。最后各单位清点的歼敌人数加在一起为834名，此外，我方炮火、空袭和空投火箭造成敌人的伤亡估计为1215名。由于战场上混乱和重复计数的情况在所难免，我自己又将834减至634，对1215这个估计数字未作改动。我营抓获并且撤送了6个俘虏。
我方阵亡79人，伤121人，无人失踪。
尽管从双方的阵亡人数来看，这个战役够惨烈的，但是阵亡人数并未反映问题的重点。这3天之内发生在这里的情况是越南战争中的一个巨大变化。自从1954年的奠边府战役以来，北越军队是以师一级规模作战的。人民军的士兵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沿着胡志明小道倾泻南下，他们现在在越南南方的战场上进行了直接而又强有力的攻击。在“X光”着陆区仅仅3天时间就有79个美国人被打死。美国卷入这个不起眼的军事行动的代价已经急剧上升了。从军事上、政治上和外交上来看，越战就像是一场全新的球赛。华盛顿和河内不得不作出决策，而且必须尽快作出决策。
然而，眼下我的头等大事是安全而又迅速地把我的部队撤出“X光”着陆区，把守卫这块饱经炮火、浸透鲜血的土地的责任移交给鲍勃·塔利中校。
格莱因·肯尼迪士官和他那群48名三连的幸存者在下午12点20分降落在“法尔肯”着陆区。他们一走下休伊直升机就伸开四肢顶着骄阳躺倒在草地里，等待契努克运输直升机把他们运送到哈洛威营地。下午12点45分，四连开始撤离“X光”着陆区。
温森特·坎特专业士官等着登上直升机。他回忆说：“一架接着一架直升机载满后起飞了。人和武器装备似乎永远装不完一样。等待使人感到压抑，但是我们耐心地等待轮到自己上直升机。我记得我们的直升机起飞以后，我曾祈祷：‘亲爱的上帝，请不要让他们将我们击落。’在此之前我曾看见两架直升机和一架飞机被击落。我心中默念：‘上帝啊，你让我们经过三天两夜的磨难后幸存了下来，你不会让我们被击落吧？’上帝护佑着我们，上帝将我们送回故里。当他们把我们撤出来的时候，我在陆军的服役期仅剩6天了。我安然无恙地回国了，未伤一根毫毛。我的一些朋友却没有我这么幸运。我经常想念他们。”
威拉德·帕里什四级专业士官是四连的另一个成员，他如此回忆他在“X光”着陆区的最后一个行动：“有些事情你会终生铭记。我们正在把C野战口粮罐头及其他一些东西埋到地下，准备让直升机把我们运送出那个山谷。战前我们挖散兵坑时，着陆区右角上有一个小灌木丛，上面长满了叶子。战斗结束后当我们坐在那儿准备撤走的时候，我朝灌木丛看了一眼，上面仅剩一片叶子了。由于我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我伸过手去把那片孤叶摘了下来，使灌木丛变成光秃秃的。”
里克·赖斯科洛少尉回忆道：“我们被直升机送走了。但是战斗结束后多年，死者的臭气似乎仍在我的鼻子边散发。我们从飞机上朝下看去，弹坑累累的地上布满了敌人的尸体。全排的多数人面带微笑。突然，我身边的一个掷弹兵呕吐在我的大腿上。我理解他恶心得难以自控。尽管他不想开枪杀人，但是他跟许多人一样勇敢作战。每一个士兵都会透过自己的目光来感受理解这个战役。从战术上看，这个战役完全符合本宁堡步兵学校的教范的要求：‘找到敌人、拖住敌人、最后歼灭敌人。’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北越军队被逐一击败，他们把自己的部队一个接一个地塞进绞肉机。”
托尼·纳德尔手下疲劳的士兵们围坐在大土丘周围，乔·盖洛威拍摄了他们最后几张照片，然后收拾起他自己的步枪和背包，走到我跟前告别。我俩站在那里相互凝视，突然而且毫无羞愧地泪水涌流而下，在我们沾满红土的脸颊上冲出两道泪痕。我哽噎着说出这几句话：“去告诉美国人这些勇士们的事迹，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子们是如何死的。”他乘直升机到波来古以后透过军用电话向合众国际社驻西贡分社口授了他采访的故事。第二天他写的朱邦山脚下的战斗的故事不仅吓昏了我们在本宁堡的家眷，而且震惊了世界。那天早晨我的妻子朱丽把孩子送到学校以后拿起《询问报》阅读，她写道：“这是乔·盖洛威采写的报导，故事的第一段称此战是越南历史上最惨的一仗。然后他在第二段引用了我丈夫的话。在我接着往下读之前，我不得不先深深地吸一口气。”
当盖洛威口授完他的故事时，合众国际社西贡分社副首席记者布莱斯·米勒问道：“顺便问一下，你听说迪基·恰佩尔了吗？他在采访海军陆战队作战时丧命了。”正在美军驻越南军援司令部第三军管区的营房里打电话的盖洛威听到恰佩尔的噩耗后走到外面的台阶上坐了下来。迪基·恰佩尔是一位采访过十多次战争和革命的老牌职业记者，也是他的一个好朋友，他一向热心给新军事记者以诚挚的忠告。盖洛威坐在黑暗里，默默地颤抖，为他的老朋友和这一个星期在他身旁死去的新朋友而哭泣。这场战争将是持久的。为了表彰盖洛威在德浪河谷地战场采访的出色成绩，合众国际社把他的工资从135美元一礼拜提高到每礼拜150美元。后来当他告诉他母亲加薪一事时，她摇摇头说那是“鲜血钱”。盖洛威思忖道，也许她的话是对的，流了那么多的血，增加这么一点薪水确实不能算多。
布鲁斯·华莱士空军上尉和他率领的A－IE攻击机为我们撤出“X光”着陆区提供了掩护。他说：“从‘X光’撤退接近尾声之际，我清醒地感觉到从一个地区撤退常常跟进入那儿一样困难和危险。我们在敌人和着陆区之间设立了一道炮火屏障，尽可能打断敌人的活动，以便我方直升机安全着陆、搭载和起飞离开。当查理·黑斯廷斯登上直升机时，他的话筒传来了那里的炮声，至今我仍然记得那炮声和他们升空时我松了一口气的心情。为第七骑兵团一营撤离德浪河谷地提供掩护的最后一个‘天袭者’飞机编队是我领飞的。那次飞行是我最后一次参与第七骑兵团在‘X光’着陆区的行动。”
接近下午3点钟时，营指挥所里只剩下我们几个人等待上飞机撤出去：马特·狄龙、查理·黑斯廷斯、杰里·怀特赛德、他们的无线电操作员、普洛姆利士官长、鲍勃·奥爱莱特和我自己。我、普洛姆利和奥爱莱特最后离开大土丘。我们快步走向最后一批休伊直升机中的第四架，这架直升机正在等待，旋翼在旋转，机头向西。普洛姆利和奥爱莱特跳了上去，我从左边跳了上去后直升机就起来了，并且以大坡度向北倾斜。当我俯视弹坑累累的土地和被摧残的树木时，我为我们的战绩感到自豪，为我们的损失感到悲痛，也为我仍然活着感到内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