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好汉·第九
作者：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出自————《战争通史》
我深知，不管我在哪里，你都会想到我，如果我陷入逆境，你只要活着就会前来相助。
——威廉·蒂卡姆瑟·雷曼将军致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信
在20个月的空中机动作战训练期间，步兵部队跟他们的搭乘部队——休伊直升机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之间凝成了一条纽带。现在这条纽带是否牢固将要经受最激烈的战火考验。如果这座空中桥梁坍塌或失陷，第七骑兵团第一营这支孤军就会像我的前任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的骑兵在小大牛角谷一样全军覆没，也就是说进退之路被敌人切断，同时被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包围打垮，并且被屠杀到最后一个人。
我对布鲁斯·克兰德尔手下的第二百二十九航空营第一连英勇的飞行员及机组人员的要求是“最大的忠诚”，远远超出他们义务和使命极限的奉献。可是他们完全做到了。我知道他们会做到的。在我的漫长而又严酷的战斗历程中，这是我们和他们共同努力并肩作战完成的第一项使命，在我们许多人看来，这也是最艰巨的一项使命。我们极需弹药、水和医疗急救用品，而克兰德尔的休伊直升机源源不断地给我们运来。我们的伤员疼痛得惨叫不止，或在休克中低声呻吟，他们必须尽快被送到后方，否则他们就会躺在担架上死在土丘后面。
撤出伤员并不是休伊直升机组人员分内的事。克兰德尔手下的人都是攻击直升机驾乘人员，他们训练时要求必须学会把步兵送到战场上。撤送伤员是医护运送直升机的使命，然而此时尚在战争初期，医护运送部队的长官已经明令规定，他们的直升机不得在战斗激烈的着陆区着陆。换句话说，他们在最需要的时候不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恰恰成对照的是，在我开口请求他们撤送伤员之前，布鲁斯·克兰德尔就已经决定着手做亟需做的事了。
在克兰德尔那架弹痕累累的休伊直升机满载伤员向东飞回的途中，“老蛇”心中还惦记着“X光”着陆区危急的形势。克兰德尔回忆道：“尽管我们以最快的速度飞行，但是飞回波来梅的航程好像没完没了似的。我下定决心，如果在这场战斗中一营吃了败仗，败仗的原因绝对不能是由于直升机支援不力造成的。我知道地面上的官兵们都是步兵部队中的佼佼者，现在是我们飞行人员显身手、证明自己是空中好汉的时候了。”
“在波来梅着陆前，我就已经判定在这个时刻穆尔中校需要更多的人手，但是更需要弹药。我的计划是换直升机，然后我们中的两架直升机装满弹药后飞回‘X光’着陆区。对，就这样，一边往飞机上装弹药，一边把伤员抬下飞机。我觉得只要我们在树顶上方超低空进场，我们就可以飞抵着陆区。即使我们再也不能飞出着陆区，至少我们运送的弹药到了那里。如果我们能够到达着陆区，步兵会保护我们的。”
克兰德尔通过无线电跟正坐在波来梅机场的一号长机飞行员保罗·温克尔上尉联络，指示他派手下的两架休伊直升机到哈洛威营地装满弹药。温克尔立即派遣三号和四号休伊直升机前去执行此项任务。这两架直升机的飞行员分别是达勒斯·哈波尔一级准尉和凯恩·法布一级准尉。来回航程加上装弹药共花约1个钟头时间。
此时克兰德尔把他那架满载伤员的休伊直升机降落在波来梅的红土机场上。他说：“我们在波来梅着地时，等待被送进‘X光’着陆区的军医和步兵士兵们迎了上来。他们把阵亡士兵的尸体和伤员从我的直升机上移下来。我曾两度到越南任职，但是这两次中的任何一次经历都没有这次卸下伤亡人员的场面那么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头。有一个黑人士兵，身材高大，两只手掌比餐盘还要大，身上只穿着短裤，脚上穿着靴子。他进我的直升机抱起一个阵亡的白人士兵，眼泪从他脸上涌流而下。在他从直升机朝医疗救护站缓慢走去的路上，把死去的士兵轻轻地搂在自己的胸口。我不知道他抱起的那个死去的士兵是不是他的好朋友。我怀疑不是。他的悲哀是为了死去的战友，也是见证者的痛苦反应。”
克兰德尔把他手下的飞行员召集到一块，扼要地讨论了“X光”着陆区地面上令人恐惧的形势。他向大家简单地说明了他的计划，即把两架装满弹药的直升机飞回到着陆区，并且问谁愿意自告奋勇前往。他说：“爱德·弗里曼上尉是我10多年的老朋友，整个上午都在带领我的第二个飞行编队。他说由他带队驾驶那两架飞机。大个子爱德没有领会我的意图。我只需要一个自愿机组驾驶另一架直升机，我打算亲自带领这两架直升机的编队。我计划把爱德留在这里，等穆尔中校一打开通向着陆区的大门，爱德就负责恢复部队的运送。”
36岁的爱德·弗里曼上尉在南朝鲜战场中是个士兵，因战功显著被当即委任为军官。弗里曼身高1.95米。他到飞行学校受训时，比当时规定的陆军飞行员的最高身高限制高出10厘米，因此，他得到“太高不能飞行”的绰号。克兰德尔和弗里曼多年来密切合作飞行，在世界上一些最困难艰巨的地形上空共同执行飞行任务。为了替美国陆军绘制地图，他们俩一道飞越勘测了北极、中东和北部非洲的广袤沙漠，以及中南美洲的丛林。据说他俩只为一件事情发生过争执，即他们两个人中谁是世界上第二优秀直升机飞行员。波普·杰克尔把那个时代的“太高的爱德”描绘成“打扑克牌的好手，打扑克赢的钱足够偿还一半国债”。
克兰德尔深知弗里曼是说一不二的脾气。“大个子爱德和我花了几秒钟时间讨论了飞行任务。我知道跟他争辩是浪费时间，于是我决定我们两个人一起担负这项送弹药的任务。”
在着陆区发生激战之前，马特·狄龙和米基·帕里什在指挥直升机里管制着所有进入“X光”着陆区的飞机。现在他们不再指挥了。我接过了管制权，因为只有我最清楚我手下的连队在什么地方、敌人的火力是从哪个方向打来的、在任何一个特定时间的什么地点飞机着陆最安全。从这个时刻开始，每架进入“X光”着陆区的直升机都通过无线电跟我联络，听我的指示着陆。
休伊直升机的机组人员表现极为出色，他们一次又一次冒着敌人火力的夹击拼死前来。当接到召唤时，他们从来投有拒绝过。而我们也尽量在敌人火力最小的时候让他们进场着陆。我们还组织一组人员待命，随时以最快的速度卸下军需品，把伤员抬上飞机，以便减少飞机在地面停留的时间和危险。
此时在后方的波来梅红土机场上，克兰德尔和他的副驾驶约翰·米尔斯把工具器材从被打坏的直升机上移到另一架直升机上，这架新直升机和弗里曼的直升机很快装满了第七骑兵团存放在机场的剩余弹药。克兰德尔指定一个小分队的队长负责指挥从“X光”着陆区被临时遣回的8架飞机编队。他让他们待命，我一下令，他们就立即将四连的余下人员送往着陆区。
克兰德尔说：“大个子爱德和我起飞朝着陆区飞去。我们收听到营指挥通讯网里的通话，知道战场上的形势没有好转。起飞后5分钟我跟穆尔中校联络上，向他解释我们飞机上装的是什么，他说他们需要弹药。既然如此，不管后果怎样，我们非抵达着陆区不可。穆尔知道我们面临的问题，即如何避开敌人的火力。他指示我们从哪里进场，在哪里着陆。我们降低高度进场时，就开始受到密集火力的袭击。我通知大个子爱德注意。他冷静地回答说：‘听见了。你要我干什么呢，老蛇？我早就预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的。’
“穆尔的部下为我们提供了火力掩护。当我们掠过树顶飞进着陆区空地时，我可以看到哈尔·穆尔在着陆区最远的那端站立起来，冒着敌人的火力把我们指引到着陆区最安全的地点着陆。我在他指引的地点着陆后，我们的机组人员和他的部下飞快地把子弹箱从飞机上扔下去。同时，伤员被一个个扶上或抬上飞机。”
被弄上飞机的伤员中包括莱费布上尉和特布达中尉。还有一些伤员是雷·莱费布的四连的人。四连是克兰德尔上一次飞行送进“X光”着陆区的。在能够行走的伤员中有个人站在舷梯旁，他就是营情报官汤姆·梅特斯克尔上尉。他跟一连在一起，在干河床战斗之初肩部中弹。莱费布回忆道：“我们站在直升机旁边，我记得梅特斯克尔搀扶了我一下。梅特斯克尔帮忙把我推进了飞机。就在那个时刻他说了一声：‘我被打中了。’他是被机工长拉上直升机的。”
克兰德尔回忆道：“我的直升机搭载出了8名重伤员。当我们还在着陆区时，一位受伤的上尉在帮助另一名军官上我的休伊直升机时中弹死了。我们也把他带了出来。爱德搭载了5名伤员上他的直升机。”汤姆·梅特斯克尔上尉是在飞机飞回波来梅时死的。他已经结婚，女儿出世才17个月。
由于忙着指挥战斗，我没有看见梅特斯克尔上尉在休伊直升机旁被敌人子弹打着的情景，但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那意味着着陆区空地的东边也有北越部队了，他们正在进入我们无人把守的后门。
现在克兰德尔开足马力把他的超载的休伊直升机开出了“X光”着陆区，在途中他的飞机的旋翼叶片打着了一些树的树梢。他回忆说：“我们差一点飞不回来。在国内训练时，我们有时故意用直升机下面的滑橇式起落架打树顶，把那些步兵吓得屁滚尿流，那些新兵尤其害怕这一招。然而这一回直升机的旋翼叶片打着树顶却把我吓得屁滚尿流。我们刚过树顶就再次挨敌人火力的袭击。我们回到波来梅的时候，我又回到我先前驾驶的那架直升机，那架直升机已经被检修过，并且加了油。
在波来梅，保罗·P．温克尔上尉正在等候他的两架“橘子小队”的直升机从波来古满载弹药返回。他说：“步兵的无线电频率上听起来像一部旧战争电影一样。穆尔中校的代号是‘特洛伊六号’，我们听到了他冷静沉着而又果断的声音。他的声音里透出勇气和慎重周到的判断。那天他的声音在‘X光’着陆区使孩子们成长为大人。‘好，明白你们的处境……稳一点……我们就要让炮兵朝他们周围打炮了。炮弹着地爆炸时，把你的人……所有的人……集中起来一道慢慢向回走。跟着炮弹向回走就不会有问题。在那里坚持住。’”
利兰德·C．科米奇一级准尉在无线电上向温克尔报告说他和达勒斯·W．哈波尔一级准尉的两架直升机正从波来古飞来，并且问如何处置他们飞机上的弹药，温克尔回答：“请稍等。”接着他就换无线电频率，跟布鲁斯·克兰德尔联络，并且把科米奇的问题转告给他。老蛇的回答很简短：“飞到‘X光’着陆区。”
温克尔说：“我心里想，天哪，‘X光’着陆区已经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空军的火力支援、空中火箭炮直升机的火力支援和地面榴弹炮的直接轰击一古脑儿朝那儿打，我怎么才能使那两架满载弹药的直升机不挨打、不爆炸安全飞抵着陆区呢？我换了一下频率呼叫科米奇：‘立即在波来梅着陆。’当两架直升机着地时，我朝飞机跑了过去，看到科米奇坐在左边的座位里，我让他的副驾驶下来到我的直升机上，跟我的副驾驶沃尔特·舒拉姆一级准尉一起飞行。我对科米奇说我们将飞往‘X光’着陆区。利兰德眯起了双眼。我知道他心里想的和我心里想的一样。我们两架直升机装满了弹药，只要一发滚热的炮弹就会把我们的飞机变成一个像阳光一样耀眼夺目的大火球，紧接着就是一股黑色浓烟笼罩在‘X光’着陆区上空。
“我把无线电调到穆尔的频率上对他呼叫：‘特洛伊六号，橘子一号呼叫，两架直升机编队正朝“X光”着陆区飞来，我们带的是弹药。长官，请求着陆指示。’此刻营指挥直升机插了进来。温斯·潘哲塔上尉的声音传了过来：‘平均方位275度，朝那架坠毁的A－IE“天袭者”飞机方向飞行，然后向左急拐弯，如果约10秒钟以后你们遇上敌人火力，立即向右拐弯90度。你们应该正对着着陆区中部飞进场。’穆尔补充说：‘就按他讲的办。我们地面上这里还会有一帮人挥手示意你们在哪里着陆。不要飞过头。我再说一遍：不要进场高度太高飞过头。如果飞过头，请直接向北拐弯快飞，然后再试一次。贴着树顶飞。’
“我们飞到了那架正在燃烧的A－IE飞机的上空。我说：‘左拐弯。时速80节，贴树顶飞。’利兰德拐弯恰到好处。接着我们就听到了叭叭叭的枪声，在飞机的右侧曳光弹的强烈亮光飞驰闪过。‘右拐弯，利，右拐弯！注意看地面上的标志布板！’我在正前方和下方看到了陆空联络用的通信布板。就在那。着陆吧。利兰德来了一个倒转，我们及时在布板操作员上方摇晃着朝地面降落。我朝飞机外面望去，看到我们的士兵面部朝下伏在地上。利和我坐在我们离地面约2米的驾驶座上。我的机组人员迅速卸下弹药，刹那间子弹箱飞奔而下。我凝视正前方，就在我们的前面，朱邦山巍峨耸立。我准备着随时挨敌人一阵弹雨。我的眼睛顿时似乎什么颜色也看不出来了，卸弹药好像花费了好几个小时一样。恐惧使人产生奇怪的感觉。
“我的机工长大喊道：‘好啦，让我们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然后穆尔大声问道：‘你们能带走几个俘虏和一些伤员吗？’我说行。他们上了飞机，利兰德拉开手刹，发动机开足马力，飞机起飞了。我们在爬高前开始加速，掠过树顶朝北飞去。几秒钟以后我朝左后方扭头一望，看看达勒斯·哈波尔有没有跟上来。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我看到他那架直升机正在喷白烟，而且那些白烟并不是从通常的排气管喷出的。我大叫一声：‘赶快降落，你的飞机着火了。’哈波尔迅速作出反应。他还在着陆区上空，立即降落在仍属穆尔控制范围内的一块空地上。利兰德也猛然把我们这架飞机降落在哈波尔受伤的飞机旁边。穆尔大声问道：‘你们想干什么？’我回答道：‘我回来把这些俘虏放下去，把我降落到地面上的机组人员带走，再搭载另外几个伤员后离开。’穆尔赞成。”
达勒斯·哈波尔及其机组人员，还有从他们那架冒烟的休伊直升机上下来的伤员都上了保罗·温克尔的直升机。温克尔说：“我看见一个伤员一会儿单足向前跳，一会儿一瘸一拐地朝树林蹒跚而去。我看到他的整个背后从颈子到腰际都被鲜红的血浸透了。我对我的枪手大喊道：‘那里有一个人！是个伤员！叫一个人去把他带到这里来。在每个伤员都上飞机之前我们不离开这里。去把他带来！’两个机组人员立即去追赶他。敌人的枪声叭叭叭地响个不停。利兰德让飞机发动机全速运转随时准备起飞。
“我们这架飞机上搭载了十五六个人。我希望飞机油箱里的油已经烧去很多，使飞机重量有所减轻，以便我们能顺利起飞。利兰德拉开制动手刹起飞，休伊直升机离了地。仪表的指针晃动了一会儿就稳定了。第二架直升机在我们左边的地面上仍在冒烟燃烧。后来我们的维修保养军官说，那架直升机的液压系统和油管被子弹严重打坏，如果再继续飞行5分钟，发动机就会停转，飞机就会以120节的速度坠毁在丛林里。我们就会失去1个英勇的4人机组、穆尔手下的7名伤员和1名乘员(1个步兵上尉)。那人究竟是谁？25年之后，我才知道他是一营的军需官戈登·P．罗曾斯基上尉。他那天进出‘X光’着陆区好几次，帮忙装卸弹药和伤员。
“我们的休伊直升机掠过树顶朝北飞行，很快就脱离了危险区域。我点燃了一根香烟，朝左后方扭头一望，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士兵的头倚在另一个伤兵的大腿上。我把嘴里的香烟递给后面的人抽，又重新点了一根烟，我把这根烟塞进那个浑身是血的士兵嘴里。此刻那个背后血琳淋的士兵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双眼，示意向我表示感谢，这是我有生以来所接受的最值得留念的致谢之一。此时呼啸刮过直升机的强风把血滴溅到挡风玻璃上。大约30分钟以后，我们呼叫波来古机场的控制塔：‘橘子一号即将进场。机上有7名伤员需要立即抢救。’我告诉他们通知医务部队，这天下午还将有更多的直升机进场，可能运来100名伤员。我请求增加医务支援。我们在那里正在进行一场恶战，你们懂了没有？
“降落后我们把伤员卸下，发动机一边继续转动，我们一边给直升机加油。哈波尔和他的机组人员立即跑开去寻找另一架直升机。我们刚要起飞，利兰德对我说：‘只要我们回得去，我们就可以带一些弹药去。’我说：‘好，到营的弹药库那里去。’我们把飞机开到弹药库中间，机组人员把弹药箱往飞机上装，一个上尉跑过来大喊大叫：‘你们不能这样干。这些弹药属于第三旅，没有书面手续不行搬啊。’我可没有时间对这个笨蛋作解释，我对利兰德说了一句：‘利，咱们离开这个鬼地方！’飞机骤然起飞离开，那个上尉在扬起的红色尘土里鬼叫。”
布鲁斯·克兰德尔少校和大个子爱德·弗里曼又向“X光”着陆区运送了两趟弹药。克兰德尔回忆说：“我不知道确切的时间。那天下午早些时候我打算弄两架师里的医疗救护运送直升机到着陆区。我们这两架载弹药的直升机在穆尔中校的帮助下，找到进出着陆区的最安全航线，并且一起低空进场。尽管两个方向上都有敌人朝我们开火，我们仍安全地着陆，也安全地离开了。然而医疗部队不赞成这个做法，尤其不愿意贴着树顶超低空进场。他们决定一次一架直升机进入着陆区，而且从450米的高度正常进场。这样他们当然更容易遭到敌人地面火力的袭击，但是只要他们能够在那里着陆，哪怕他们倒着飞我都不介意。一架救护直升机顺利着陆，刚装上2名伤员，另一架救护直升机报告说中弹了。两架医疗救护直升机立即放弃救护行动飞走了。
“从那时起，我不直接飞回波来古，而是飞回‘法尔肯’着陆区，这是支援‘X光’着陆区的榴弹炮阵地。这个位置近得多，我们可以把伤员从直升机上转到医疗救护直升机上后送到哈洛威美军大本营。我们在‘法尔肯’和‘X光’两个着陆区之间又飞了几趟，载着弹药和水进入‘X光’着陆区，然后从那里把伤员运出来。我们飞完第三趟时，我连其余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自告奋勇执行飞行任务，所以我们决定不停顿地穿梭飞行。他们立即行动起来，而且出色地负起了责任。”
在着陆区的地面上，战斗还在激烈进行。一阵接一阵的猛烈枪炮声震耳欲聋，一会儿这里爆发一阵枪战，一会儿那里猛烈开火。敌人的指挥官正怒不可遏地摸索我们的弱点，企图从我们守卫着陆区的薄弱防线上找到缺口，好从那个缺口一举消灭我们。这是一场行动迅速的大混战。他们要歼灭我们的心情很急切，一直想把我们置于死地。现在他们从4个不同的地点向我们发起了猛攻。
以前越南敌人从来没有像这样顽强地跟美国陆军的部队作战过。到目前为止，美军在越南积累起来的经验中没有任何一条适用于这批敌人。我们卷入了一场野蛮的火力战和机动战。一场求生存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只有一方能够取胜。在战斗中一位指挥官有三个影响战斗进程的手段：火力支援(现在正像洪流一样向下倾泻)、亲临战场，以及使用预备队。
我的预备队只剩下普洛姆利士官长、无线电操作员鲍勃·奥爱莱特和我自己了。我决定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将加入托尼·纳德尔那一连在干河床的战斗。我开始为参战做准备。我走到伤员们留下的武器弹药堆，将我的子弹带和每个口袋都装满了子弹，抓起几枚手榴弹，同时给我的M－16步枪装上一个新的弹夹。
尽管着陆区空地的东部仍然遭受敌人火力的袭击，但是由于三连的抵抗，雷·莱费布上尉及其手下几个士兵的阻击，加上我们空中和地面榴弹炮火对那个区域的持续轰击，那里的敌人的枪声稍微稀疏了一些。三连的连长鲍勃·爱德华打得非常出色。爱德华说：“我的几个排各自坚守住了阵地。我除了保证满足他们补充弹药的需要和协调火力支援外，还要集中注意力处理其他问题。我的左翼没有防守和火力掩护使我甚为担心。”
爱德华知道雷·莱费布已经把四连交给冈萨雷斯参谋士官指挥了，因此他找到了冈萨雷斯，经过我的批准，他们俩把四连的少数人调到三连无人防守的左侧翼，两个连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在着陆区的东南边周围筑起了一道防线。三连刚刚阻止了北越人一个营兵力的进攻，爱德华就来到了我的指挥所，要求更多的战斗任务。他问我他是否可以帮忙把迫击炮组织起来。
爱德华已经发现附属于3个步枪连的迫击炮本该由四连统一控制，但是由于四连的两个军官都受了伤，所以这些迫击炮仍然独立作战。他把步枪连的所有迫击炮都集中到营指挥所以东的区域。他说：“我把它们弄到了一起，我吩咐我连迫击炮小组组长哈罗德·马托斯迪亚兹参谋士官在四连的军官到来之前控制指挥所有的迫击炮。马托斯迪亚兹叫大家迅速架起并组织好迫击炮，我回到三连的时候，他就已经让所有炮手定位待命，并准备好开炮了。我们试图通过试射让迫击炮瞄准目标，但是由于到处尘土飞扬，黑烟滚滚，战斗形势混乱，杂草树丛太密，又没有位置较高的观察点，我们不可能有效地试射。”
此时旅长蒂姆·布朗上校又回到无线电上，要求我向他汇报战场形势。我告诉他我们正同敌人激烈交战，敌众我寡，我们已经有不少伤亡。我们的着陆区战火纷飞，有一个排已经被敌人切断包围，而且我的部队还没有全部运进来。我对布朗上校说这场战斗会打到最后一刻，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步枪连前来增援。他说他会派一个连来，但是我们俩都知道一个连的增援部队全部到达“X光”着陆区要花费两三个钟头。布朗已经命令第七骑兵团第二营的二连待命戒备，该连已经在直升机搭载点集中了。
这时已经快到下午3点钟了。三连打败了北越人的进攻，阻止了敌人从我们的左侧翼包抄我们的企图，为我们把营里其余的部队运进着陆区创造了一个机会。如果我们每次让一架或两架休伊直升机着陆，而且飞行员听从我们的着陆指引，我们很有可能可以把剩下的士兵运进来，我非常迫切需要他们。
仍然在波来梅等待的是三连的几个士兵和四连的剩下人员，其中包括代理连长詹姆斯·L．拉利·利顿中尉和该连士官长沃伦·E．亚当斯，以及营里的侦察排。我透过无线电和仍在指挥管制直升机上的狄龙联络，指示他把剩下的部队运进来。
下午3点20分左右，最后一批运兵直升机开始到达。就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在“X光”着陆区损失的两架直升机中的第二架被击落。这个事件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当时一个飞行员出现在我的无线电频率上，要我下达着陆指示。我告诉他从东方贴树顶进场，然后降落在着陆区空地的东边。他穿过浓烟进场，我看到他飞得太高太快，显然会飞过空地的东边，进入枪弹纷飞的西边朝山上冲去。我要他再降低高度，在空地的东边着陆。但是他正对着我飞来，显然不打算按照指示飞到东边。我在无线电上对他大喊道：“你就会中弹的！你就会中弹的！”
他的直升机从我头上约15米轰隆而过，机身突然颤抖了一下，倾斜着朝西面和北面来了一个向右急转弯。然后飞行员唐纳德·C．艾斯特一级准尉把他那正在降落的直升机降落到了营指挥所以西空地旁边的树丛里，飞机的旋翼叶片拍打着树木。直升机及机组人员立即被离得最近的士兵们保护了起来。现在我们的16架直升机中有两架在着陆区损坏了。艾斯特，30岁，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奥伯恩。后来1966年6月24日他在战斗中丧生。
拉利·利顿搭乘最后一批飞机中的一架到达了着陆区，他立即从负伤的冈萨雷斯参谋士官手中接过了四连的指挥权。我让他把四连的4门迫击炮加到爱德华上尉建立起来的迫击炮阵地上，并且从同一个火力引导中心来控制所有7门迫击炮。另外，应把主要的迫击炮火引导到一连和二连的前方。同时，迫击炮手们还有保卫东边那个能让两架直升机降落的着陆区的任务。
我还命令利顿把詹姆斯·拉克斯特罗少尉率领的侦察排沿空地北部和东部边缘散开，一直到迫击炮坑的右边。这是确保着陆区安全的进一步措施。侦察排也被指定为营的预备队。那一天一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算有了一个完整的环形防线，我们的后方终于有人防守了。
鲍勃·爱德华的三连已经把敌人打退一个多钟头了。他们的有利条件是阵地前有较多的开阔地，他们可以更准确地修正调整榴弹炮和空袭的弹着点，而且他们头顶上空的飞行员也能看见阔叶高草地里蜂拥的敌人，因而可以更有效地轰炸他们。最后，被打惨了的敌人拖着一些伤亡人员朝南方和西南方向撤退了。当敌人从三连的歼敌区域后撤时，他们在一连周围的进攻行动也松懈了下来。
奇怪的是，在迪尔、戴夫尼和马姆三个排前方的北越部队并没有利用他们的有利形势去扩大战果。在这个战斗间歇里，二连和一连的许多阵亡士兵和伤员被抬回到营里的急救站。一连的汉森中士说：“我们正在用担架抬一连一个身体很重的士兵杰里·克尔希时，抬担架左角的那个人背后中弹，他立即倒在地上。他是斯科特·亨利专业士官。打中他的那颗子弹是从很近的地方开枪的。我安慰亨利，然后我们继续把克尔希抬出去。克尔希的肠子都被打穿了，但是他幸存了下来。我们再回去抬亨利时，他已经死了。我经常想到他，因为他在开阔地上孤独地死去了。他是附属在我营的一个工兵。”
在山坡上，乔·马姆中尉正在设法运送他的伤员。他说：“我的兵器班班长罗伯特·L．帕克尔参谋士官组织了一帮人把伤员抬出去。约20分钟以后他回来说他出不去，因为我们被包围了。对我来说，当时我们是否真的被包围至今仍然是个谜。他们遇到的也许是友军部队的火力。然而敌人确实正在向我们的两侧翼移动。我请示后带着伤员一道撤退。我们把阵亡士兵整理安置好。带着伤员后撤确实是个不小的问题，但是在后撤途中我们没有遇到什么攻击。我们回到了我们向前推进时的出发点，那是一条小沟。在那里，伤员被送到了着陆区的空地，我们补充了弹药，唯有饮水非常匮乏。”
在这个战斗间歇里被送到营指挥所急救站的伤员中有卡尔文·布克奈特五级专业士官，他是丹尼斯·迪尔中尉三排的医务兵。布克奈特分配到营急救站18个月了，他是营军医的两名医疗助手之一。10月下旬我们营的战斗连队共缺少8名排医务兵。我们查阅了全营的人事档案，结果发现有些士兵以前担任过医务兵，因此我们把其中几个指定为医务兵，给另外几个进行恢复技术训练，并指定为预备医务兵。乔·马姆如此描绘他排里的情形：“我排的医务兵服役期即将结束，所以没有随我们到朱邦山。副排长乔治·麦克柯里士官这时就背着急救包随我们同行。我们打算在有需要时让托马斯·托利佛尔参谋士官担任医务兵工作。他在朝鲜战争期间就当过战场医务兵，完全可以胜任。”
尽管如此，担任医务兵的人手仍然不够，所以我们把布克奈特专业士官和资深医务兵查尔斯·洛兹五级专业士官派到二连担任排医务兵。此时卡尔文·布克奈特仍然活着，但是已经受了致命的重伤。他的橡胶雨衣里满是鲜血，他被轻轻地放在医务副排长基顿士官面前的地上，基顿是他的朋友，也是过去两年的战友。基顿说：“布克奈特没有死。他的后胸中了弹，子弹正好打着了两肩的正中间。他伸出手抓住我的手说：‘副排长，我未能完成任务。’我们给他进行静脉注射，并给他背后的枪伤敷上压力绷带，但是于事无补。我们把他抬上了一架救护运送直升机，但是不久他便死去了。”《圣经》上说为朋友奉献自己的生命是最伟大的爱。布克奈特在那弹雨纷飞的丛林里所做的正是为朋友而献身。他在抢救伤员时背对着敌人，用自己的身躯掩护伤员，这样做极容易被敌人打着。
在山坡的前线上水壶都干了。吉卜林在他的诗“恒河喧嚣”中写道：
然而如果你上了战场，
你可不能缺少水，
对有水的人你会百般奉承的。
吉卜林写得千真万确。酷热、尘土、浓烟和恐惧使“X光”着陆区里的每个人口干舌燥。我们水壶里仅剩的一点水都给伤员了。迪尔中尉说：“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我们的水都用光了，而且大部分水是给伤员喝了，因为他们不停地讨水喝。我们干渴得七窍生烟。失血的伤员因恐惧更感到渴得难忍。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好喝C野战口粮中的液体。我打开了一个罐头，里面是火腿和青豆，是C野战口粮中最咸的。我喝了罐头里的卤汁以后，感到加倍地渴。真是傻得不可思议。”
迪尔正在帮助运送伤员，突然被一个奇怪的景象打断。他说：“就在这时，我对这次战斗感到最后悔的事发生了。我看到一大队人，不是一个纵队，而是一横队，足有200人。他们在我的右侧向东前进，而我们带着伤员也即将拐弯向东。我立即拿起武器，清清楚楚地瞄准他们。我开始召唤我身边的士兵举起枪来，因为我以为他们是北越人。由于距离稍微远了一点，我们分不清那些人是美国人还是北越人，所以我没有贸然开枪。
“当然我也担心让敌人注意到我这个已经减员的排。我手下的人已经死伤不少，只剩下两个班的力量，大约18个人左右。这200多人的部队跟我们平行朝着陆区前进。原先在我右侧的马姆那个排已经撤离了。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天下午晚些时候跟我们作战的北越人正是我发现的那队士兵。我后悔当时没向他们扫射。这帮家伙后来给我们造成了可怕的伤亡。”
在离迪尔不到100米远的地方，失去联络的二排顽强地坚守着他们那块很小而又受尽折磨的地方。到此为止，欧内·萨威杰士官和亨利·赫利克的二排的幸存者们已经顶住了敌人的4次进攻。敌人以为他们已经把美国人夹进了老虎钳。3个穿着迷彩军服的北越人从“X光”着陆区方向一直走进了二排的环形防线。那三个人立刻被打死。盖伦·邦根姆看到不足10米以外的地方有好几个敌人从地上爬了起来，步枪背在肩上，哈哈大笑，就像星期天出去散步一样。
二排的士兵们面朝下卧倒在阵地上，身体紧贴着地面。他们朝四周林立的目标猛烈开火。欧内·萨威杰看到仅几米以外有3个敌人士兵，他跃起身来朝他们开枪，但是一扣扳机才发现枪里没有子弹。萨威杰说：“我简直不知所措，所以我只说了一声‘嗨’，并且面带笑容。3个敌人都莫名其妙地看着我。这时我又上了一个新弹夹，然后飞快向他们扫射。”
多尔曼专业士官回忆说：“他们企图爬到我们阵地上来。我们把枪平放在地上，贴着地面朝他们开火。我们的枪打得很低，把他们阻挡住了。整个这段时间里，离我们10多米以外的地方不断有狙击手放冷枪。只要你一抬头，他们就打着你。但是我们也左一枪右一枪地打死他们不少人。每次他们有人抬头，我们就打他。”
时间已到下午3点45分。除了萨威杰和被敌人切断的二排的困境使我担心外，我对整个形势感到放心多了，总算松了一口气。此时全营部队已经运送进着陆区，强大的火力已经部署就绪了；一个连的援兵正在途中；我们能够容纳两架直升机的着陆区已经巩固；大部分伤员已经被撤送到后方或等待运送。我们顽强地守住了阵地。为了营救萨威杰士官和他手下所有的伤员和阵亡士兵，我决心再作一次努力。我命令一连和二连把伤员送到后方，同时在我们掩护火力之下跟敌人脱离近距离接触，并且准备在我猛烈的预备性炮火支援下向敌人发起一场协调一致的攻击，目的是从外部突破敌人的包围，救出被困的二排。二排士兵的命运和营救他们的迫切需要使我心急如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