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战争·第三

作者：哈罗德·G．穆尔 ·美国

         约瑟夫·盖洛威 ·美国

出自————《我们年轻时曾经是战士》

出自————《战争通史》

　　战士们，鼓足勇气，紧握军刀！

　　战士们，鼓足勇气，跟我前进！

　　高呼“加利·欧文”，

　　让你们青史留名。

——无名氏1965年于越南

　　 对目标地区实施攻击之前，我和马特·狄龙上尉乘直升机在高空进行了短暂的侦察飞行，选择合适的着陆区，酝酿作战计划。

　　 马特·狄龙上尉是我的作战参谋，毕业于阿拉巴马大学的预备军官训练团。他曾两度任连长，指挥过本营的二连，他具有清醒的头脑，思维敏捷，人缘极好。身为营的作战参谋，是营里第三号人物，是营长的化身，他把粗略的想法变为具体计划，把复杂的军事行动的千头万绪综合成有条不紊的总方案。他简直能干极了。

　　 飞行途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嘉莱蒙塔格纳德人的村庄。我心里记住了这个情况，并提醒部队在这个地区有老百姓，这些平民可能对我们友好，或者至少中立。所以我决定以后我们乘直升机着陆之前，不使用炮火或战术性空中准备火力。该地区丛林中的大多数空旷地是蒙塔格纳德人刀耕火种的庄稼地。讨厌的是我们不得不把直升机降落在这些庄稼地里，践踏蒙塔格纳德人可怜的木薯和甘薯。不过我们可以避免用重武器把这些庄稼地翻个遍，也可避免造成平民伤亡。而在其他地方着陆前我们还得清除隐藏的地雷。

　　 我营部队分乘16架休伊兵员运输直升机到达。我们把兵员运输直升机叫做“苗条个子”，以便把它们跟携带火箭和机枪的休伊武装直升机区别开来。我和普洛姆利及托尼·纳德尔上尉指挥的一连的先头部队一起着陆。

　　 罗门·A．(托尼)·纳德尔上尉，起初到我营担任S－2，即情报官，当年29岁，在西点军校毕业。其父是一位陆军上校。托尼的父亲是一个波多黎各人，曾经是美国陆军的中南美洲事务专家，所以托尼是在中南美洲地区长大的。他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一个孩子。在我营部队即将乘军舰开赴越南的前几天，托尼·纳德尔来到我的营部，请求当连长。他在越南参战过一年，指挥过美军特种部队的A队 [ 编者注：A Team，美军特种部队的基础编制单位，为一支12人组成的小队。 ] ，他想重返越南战场。其实当时他已经被委派到美军驻朝鲜部队任职，并且在俄克拉何马州休假。当他从一个任职于美国陆军人事局的朋友那里获悉第一骑兵师即将乘运输舰开赴越南的时候，纳德尔迫不及待地开着家里的小车，贯穿了半个美国来到乔治亚州的第一骑兵师驻地请缨。在本宁堡，该师人事部门告诉托尼他可以担任旅通信军官。他对此不感兴趣，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在该师到处找门路想弄个指挥部队的职务。我听过关于他的传闻，因此我告诉他，我不能立即让他当连长，但是我可以先让他担任营情报官。他欣然答应。在开赴越南的运辖舰上，托尼带的那一大箱有关越南的书籍成了全营官兵的必读书籍。他还给官兵们上课，讲述越南的地形和我们将面临的敌人的概况。

　　 我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但空旷地却被蒙塔格纳德人占着。6个蒙塔格纳德男人和女人，赤裸着上身，正在忙着砍灌木丛。见到我们的直升机着陆，他们飞快地消失在茂密的丛林之中。幸亏着陆之前我们没有对地面使用空中准备火力，否则这些无辜平民就会伤亡。

　　 驻扎下来后，我们派出巡逻小分队对整个地区进行了为期两天半时间的巡逻。合众国际社记者乔·盖洛威一直紧随着我们。乔是得克萨斯州雷夫吉奥人，早些时候波来梅的特种部队营地受到围困时，他花言巧语疏通了关系，搭上了一架飞往营地的直升机进行追踪采访。由于营地士兵人数不足，他被分配操纵一挺点三○口径的轻机枪。波来梅的战斗结束后，特种部队指挥官查尔斯·贝克威兹少校给他一枝M－16步枪。盖洛威对贝克威兹说，严格地讲，按照日内瓦公约的定义他是“一名平民非战斗人员”。贝克威兹回答道：“在这些山区别管那一套，孩子，把枪拿着吧。”乔跟随我营采访后，他的肩上一直背着那枝M－16步枪。

　　 盖洛威回忆道：“我第一次随哈尔·穆尔的第七骑兵团第一营外出是在烈日下步行到一个偏僻的蒙塔格纳德人村庄，这里行路难如地狱。我们走进了一片灌木丛，这里藤蔓交错，荆棘横生，使人举步艰难，每前进一步都必须用大砍刀披荆斩棘，4个钟头才前进大约250米。夜幕降临之际，我们涉过了一条水流齐胸、深而湍急的山溪，然后一整夜我们都蜷缩在无袖雨衣里，浑身湿透冰凉。

　　 “天刚破晓，我就从背包中取出应急用品中的C－4可塑性炸药，并用手指掐了一小块这种炸药，准备用它来烧一大杯开水泡咖啡。如果你小心点燃C－4炸药，大约30秒钟你就可以喝到热咖啡了。但是，如果你粗心大意，它会炸断你的胳膊。然后我点燃了早晨的第一根香烟，一边抽烟，一边观察穆尔手下的士兵。首先，我看到他们刮胡子。刮胡子？在这里还刮胡子？我感到惊讶。这时穆尔中校本人和士官长普洛姆利走过来对部队进行早晨巡视了。穆尔满头金发，下颌突出，神态非常认真。他出生于肯塔基州的巴兹顿，毕业于西点军校。穆尔打量了我一眼说道：‘在我的部队里大家都得刮胡子，新闻记者也包括在内。’听了这话，我就用本来要泡咖啡的热水洗脸，刮了胡子，正因为此事，我心中油然产生对这位中校的敬意。”

　　 那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坐落在大山深处的蒙塔格纳德人村庄。一个满口牙齿全部掉光了的老人从村子的长形房屋里走了出来，他身穿一件破烂不堪的旧法国陆军军服上衣，两只手抚摸着纽扣，得意地挥舞着一面法国的小三色旗，满以为他年轻时代的同志们回来了。我不清楚我们是否把当时的形势和我们的国籍解释得使他满意。

　　 我们的军医对生病和受伤的蒙塔格纳德人进行了治疗，与此同时，汤姆·梅特斯克尔和一名翻译向蒙塔格纳德人打听当地敌人的动向。汤姆·梅特斯克尔是“注入计划”中补充给我营的上尉军官，他身高1.8米，非常强壮，很有朝气，来我营时托尼·纳德尔已担任一连连长，我就让他成为我的情报官，并作为连长的优先候选人。受伤的蒙塔格纳德人一问三不知，可是我们的军医发现了一个胳膊严重烧伤的男孩，他急需送医院治疗。经过说服，村庄的长者和男孩的父亲终于同意把孩子送走。军医们叫来了一架美国直升机把孩子送出村庄。其实那孩子的胳膊是被另一架美国直升机上放射的火力烧伤的。

　　 那个男孩和他的父亲带着一罐水、一大块用绿叶包裹着的肉以及一把弩弓。他们爬上直升机时心里害怕，手脚颤抖。几分钟工夫他们就从落后的15世纪跨进了20世纪。盖洛威一边观察，一边用照相机拍下这个场景。他暗自思忖道：“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任何事物是简单的；也许在任何战争中都没有简单的事情。”

　　 我们继续向南、向东巡逻搜索，但是连敌人的影子都未见到，我们愈来愈感到气馁。

　　 事实上，感到沮丧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些人。副师长迪克·诺尔斯准将对部队的行动没有成果感到极为不快。诺尔斯说道：“常识告诉我们，敌人已流窜到波来古东南方某个地区，因此，我们奉命到那里进行作战。我们开始作战行动后不久，军长斯坦利·斯威德·拉尔森少将前来视察，并且询问战况进展如何。我告诉他，我们还没有跟敌人交过火，而且眼下没有找到敌人的任何指望。拉尔森追问道：‘那么你们为什么还待在那里呢？’我回答道：‘是您命令我们如此做的。’将军回答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敌人，并且紧追不舍。’”

　　 诺尔斯对军长的指点心领神会。11月12日傍晚，他从波来古登上指挥直升机向南飞去，寻找第三旅旅长蒂姆·布朗上校。当时旅长布朗正和我随部队行动。诺尔斯手里拿着雪茄烟从直升机里爬了出来，他问战况如何。很少讲废话的布朗回答道：“长官，这是一个枯洞。”诺尔斯转身问我：“你以为如何？”我回答说：“将军，这里没有任何敌人，我们把部队拖累了。”他又转身问布朗：“蒂姆，如果我们把部队掉头向西前进，你以为如何？我是说一下子长驱直入转移到德浪河谷地。”布朗说向西要比待在这里强多了。“我记得你的情报参谋曾经说过西部有敌人的大本营。”

　　 诺尔斯给我们下达了转移的命令。后来他透露他当时下达向西转移的命令时，“只是基于强烈的直觉和本能，并没有确切和可靠的情报”。几分钟以后，诺尔斯和布朗登上各自的直升机飞走了。我指示我手下的参谋们打开地图对德浪河谷地研究一番，并着手制订一个作战计划。我确信我营会被上级选定攻打德浪河谷地。到目前为止，布朗上校把有可能与敌人遭遇的每一项任务都交给第七骑兵团第一营去完成。他手下的另一个营，即第七骑兵团第二营的营长和参谋班子刚上任，因而布朗尽量让他们逐步适应和熟悉情况，而不操之过急。

　　 诺尔斯准将、布朗上校和我三人相处和谐并有默契。我们已经密切合作了18个月。对空中机动和直升机作战他们俩都是行家里手，而这两种领域我学习过。他俩心中有数，我是可以信赖的。我心中也清楚他们会向我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支持，有时甚至我还没有想到需要什么样的支持，他们就替我考虑到了。哈利·金纳德将军在第一骑兵师着重培养的就是那种领导作风。金纳德治理空降部队的主张是把权力下放到基层的第一线指挥官，因为当部队从飞机上跳伞时，你永远无法确知最高指挥官们会在哪里着陆。空降实施跳伞着陆作战是这样，乘直升机进行空中机动作战行动的部队也是如此，因为空中机动部队要快速行动，交互越过险恶困难的地形。

　　 星期六一大早(11月13日)，布朗上校命令我营转移到波来梅以南和西南的新地区。我营的几个连分散驻扎，相距很远，每个连从各自的驻地外出巡逻寻敌作战。我们则把营指挥所设置在波来梅特种部队营地外围法国人先前构筑的旧堡垒里。美军特种部队经常把自己的营地设在原先法国陆军营地的旧址上，因为这些地方处于共产党军队渗透路线的要冲，战略上至关重要。

　　 我们的敌人并没有改变，跟踪追击这些敌人的需要也没有改变。几乎每个法军营地都经过精心选择，恰到好处地设置在大多数敌人活动的必经之路上，所以这些营地具有监视这些崎岖山区里敌人的作用。但是对于法国军队和后来的美国军队来说，这些巡逻基地遥远偏僻，孤立无援，道路状况极差。它们是容易引诱敌人袭击的目标，且经常被攻打，有时因寡不敌众，个别地被敌人攻占了。

　　 我们设置营指挥所的那个旧堡垒呈三角形，每一边都是一堵高约2～2.5米、长约80米的土墙，墙上藤蔓荆棘丛生。由于多年不用，加上每年雨季雨水的冲刷，先前的射击位置、垛口、土台阶和部分墙体已坍塌。附近的美军特种部队营地所在的堡垒也呈三角形，看上去丝毫不比我们这个堡垒好多少。10月下旬波来梅营地被围困期间，该堡垒被敌人迫击炮轰击，工兵的炸药，以及敌人机枪和轻武器的火力也使墙体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少数几个脆弱的铁皮顶建筑虽然没有被敌人的炮火炸掉，但是却被美国空军运输机用降落伞空投下来的军需物资砸坏了。

　　 那天下午布朗上校命令我派一个步枪连赶回卡蒂卡茶园，旨在加强那天夜里他的第三旅指挥部周围的防卫。约翰·赫伦上尉率领的二连奉命前往。

　　 赫伦上尉，29岁，爱抽大烟斗，西点军校的高材生，其父是一名陆军中将。赫伦从小在军人堆里长大，他冷静多思，热情而从容，据说从没人见过赫伦慌张过。

　　 前一天夜里11点23分，大约两个连的越共游击队对旅部和附近的航空燃料库以及工程维修设施进行了袭击。我方激烈还击，一个钟头后打退敌人的进攻，但是7个美国人被打死，23人负伤。我们发现了6具敌人的尸体，全部穿着黑色宽松衣裤。

　　 离布朗旅长的帐篷不到0.5公里处，穿过茶叶树丛可见一座漂亮的殖民时期建造的白色楼房。茶园的法国经理就居住在那里。如果你沿着那条路散步，你就可以看到在游泳池边身着比基尼泳装晒太阳的妇女。前一天夜里那座楼房既没有挨迫击炮弹，也没有遭游击队袭击。美国陆军情报部门称法国茶园园主每年向越共缴纳100万越币保护费，每年向西贡政府纳税300万越币。但是美军在作战行动中每损坏一株茶树，茶园园主就向美国政府索取50美元赔偿费；每损坏一棵橡胶树，茶园就向美方索取250美元赔偿费。这不过是我们在越南经历的矛盾和不协调的事件之一。

　　 同一天下午(11月13日，星期六)，乔·盖洛威从波来古搭乘一架直升机飞到设在卡蒂卡茶园附近的布朗旅长的指挥部。他说：“跟我一道从波来古出来的两个法国记者一番花言巧语博得了法国茶园园主的欢心，他们的同乡就留他们在茶园楼房里过夜了。我和二连的官兵一样在旅司令部外面那些价值50美元一株的茶树丛下挖了一个散兵坑。散兵坑挖得很深，我还可以安放好步枪的几个备用弹夹。我蹲在坑里打开两个战斗口粮罐头来过我的第24个生日，一罐桃子罐头和一罐糕饼罐头。有消息说，哈尔·穆尔的营次日上午将向山区深处开进。”

　　 盖洛威得到了消息，而且消息是准确的。看样子他得到这个消息比我早一些。下午4点钟左右，托尼·纳德尔上尉和他的一连士兵外出巡逻途中看见格勒河的水清澈透明。大家请求在有警卫的前提下分几小批到河里洗澡，并且清洗一下随身衣物。纳德尔批准了这一请求。纳德尔回忆道：“我正和亚瑟·牛顿上士以及其他几个士兵一道回驻地，突然听到发射火箭的声音。我们赶忙往回跑，却发现我们自己的直升机连续两次向我们低空扫射，发射了一连串的火箭。我透过无线电吼叫道：‘你这该死的东西给我滚开！’”

　　 我带着普洛姆利士官长乘直升机赶到出事现场，见到了纳德尔上尉和刚飞到那里进行事故调查的空中火箭炮直升机连的连长罗杰·巴塞洛缪少校。经调查我们发现，事故原因似乎出在我们姊妹营——第七骑兵团第二营——的一个单位上，他们在通过无线电请求炮火支援时，把地图上的坐标弄错了。结果纳德尔的手下有四个人受伤，被医疗后由直升机送走。

　　 没过多久，布朗上校也乘直升机到现场跟一连调查核实情况。然后他把我叫到了旁边对我说：“哈尔，明天上午我就把你的营派往西部。”说着他展开了地图：“这就是你们的作战区域：在朱邦山脉以北的德浪河谷地。你们到那里的任务和现在在这里的任务一样：找到并歼灭敌人。”他很快地简述了作战的范围和他可以向我们提供的人员和装备：“16架UH－Ⅰ型休伊直升机运送我手下的部队，两个105毫米榴弹炮连在其射程以内给我们火力支援，我营必须至少在地面巡逻两天时间。

　　 他补充说，第二百二十九突击直升机营的一连将向我营提供所需的16架直升机，该连的连长布鲁斯·克兰德尔少校正在前来我营驻地的途中。布朗上校提醒说：“哈尔，还有一件事。在那个地区，你营各连之间的距离要适当，以便相互支援。”布朗离开后，我立即通知纳德尔上尉我们即将开展的下一步行动，然后我飞回位于法军堡垒的我营指挥部。在飞行途中，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我们必须做的事情的要点，并且透过无线电指示我的作战参谋马特·狄龙上尉向其他连长和支援单位发出预先命令，同时把参谋人员召集起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时间很紧迫。

　　 布鲁斯·克兰德尔少校34岁，来自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曾经是全美最优秀的大学棒球明星之一。他在无线电中呼号时，使用独特的呼号“六号老蛇”。克兰德尔和米基·帕里什上尉已经到达我们那里。帕里什是直升机联络官，他将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待在我营，负责协调直升机运送的调度和飞行。周密的计划，以及直升机运送连和步兵之间的密切协调是第一骑兵师的标准作战程序。

　　 到越南以来我们还没有参加过营级规模的战斗，布鲁斯·克兰德尔手下的飞行员也还没有流过血。我们所有的人很快就将受到实战的考验。克兰德尔跟我一样，对自己的本职工作非常内行，谈吐直率，诚实至极。他深知手下的官兵个个都是最优秀的，不中用的人他是不接受的。他自己是强手，他也期待与他共事的每个人都出类拔萃，技能过人。人人都叫他“六号老蛇”或者“老蛇”，甚至“六号蛇粪”，他从来不生气。他是一个生性幽默的家伙。他手下的飞行员和空勤地勤人员都自豪地称道“老蛇”的乐天性格和娴熟的专业技能，克兰德尔很喜爱他们。

　　 克兰德尔说道：“分配给我的有20架直升机，但是我们只使用了16架。我们缺乏实战经验，但是我们的飞行训练时间长可以弥补这一缺点。我们的初级飞行员在直升机上飞行训练了约700小时，而且都有仪表飞行等级。大多数飞行员既能飞固定翼飞机，又能飞直升飞机。每一个指挥官既有固定翼飞机仪表飞行等级，又有直升机仪表飞行等级。所有人在营里须受过空中突击训练。1965年年中美国向多米尼加共和国派遣远征军期间，我连参加执行了远征部队的飞行运送任务。”

　　 克兰德尔继续说道：“11月13日我跟其他军官一起坐下来听穆尔中校讲述新任务。对如何实施攻击、选择炮兵的位置，以及空中战术支持等细节进行了初步讨论，并且决定次日清晨实施飞行侦察。穆尔希望我们飞行部门出席每次作战计划的制定和战况介绍，而且要成为他手下参谋班子的一部分。他手下的参谋和指挥官们也采取同样的态度。作为一个队伍，我们的成绩证明了整体超过各个部分相加之和。”

　　 保罗·巴顿·温克尔上尉是第二百二十九突击直升机营二连的一个排长，他被分配在布鲁斯·克兰德尔的特遣分队里参加德浪河地区的战斗。其曾祖父在美国内战期间跟随威廉·蒂卡姆瑟·谢尔曼将军征战。他曾谈到过美国第一代空中机动作战飞行员是如何训练的：“我们从1964年7月开始训练，一直训练到我们跟随第一骑兵师来到越南。我们的主要训练课目是精确飞行，即4架直升机成V字型编队，以80至120节的时速，贴近树顶低空飞行，并且随着地面的高低起伏不断调整飞行高度。同时要练习空中无线电联络、导航、恶劣气候条件下的飞行，时刻不忘准确把握时间！要一秒不差地飞过空投点。还要练习跟武装直升机、炮兵和步兵协同作战。练习、练习、再练习。在地面练习陆战，在空中练习侦察，练习报告。这些训练是值得的，工夫没有白费。我们之中的许多人今天之所以能活着，就是因为上战场之前我们苦练出过人的本领。”

　　 到这时，托尼·纳德尔和三连连长鲍勃·爱德华已经接到命令，于是把他们的部队从灌木丛中收拢起来，集中在该地区最大的几片空地上。次日拂晓，直升机前来把他们送往预定地区。这两个连都在波来梅以南的10公里外执行巡逻任务。约翰·赫伦的二连已经在旅部集中，将从那里被直升机送走。

　　 爱德华的三连官兵是我们营最棒的，他们的连长毕业于拉斐特学院的预备军官训练团，并获得优秀毕业生奖。他身材消瘦，沉默寡言，但每次的意见都言简意赅，切中要害。

　　 一个作战方案中有许许多多细节需要分析，诸如地形、在那灌木荆棘丛生的崎岖山区可能找到的着陆区域、天气预报、敌人的动向和实力、我们自己连队的兵员状况、后勤支援、支援火力，以及直升飞机的运载能力等等。我和参谋人员及直升机联络官们对上述细节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和研究。

　　 布鲁斯·克兰德尔的16架休伊直升机将于上午9点30分抵达波来梅堡垒。5架大型契努克运输直升机将来得更早些，它们将把一个连的6门105毫米榴弹炮悬挂在机身下运送到法尔肯。另一个连的6门炮已经在法尔肯就位。我命令两架休伊兵员运送直升机和两架武装直升机对德浪河谷地进行清晨飞行侦察。我将亲率下列人员实施飞行侦察：马特·狄龙、布鲁斯·克兰德尔、约翰·赫伦、炮连连长多恩·戴维斯上尉、骑兵侦察小队长理查德上尉、第一支援协调员杰里·怀特赛德上尉、前进空中管制官查理·黑斯廷斯中尉。

　　 我对大伙说：“既然二连已经集中在一个地方，而且先被接了回来，就让二连担任主攻连。先做20分钟的炮火准备，紧接着是30秒钟的空对地火箭轰击，然后是武装直升机对地面扫射。武装直升机一飞走，二连就随即着陆。我随二连的突击长机着陆。告诉各连连长让士兵们尽可能带足弹药，每人一份C野战口粮，两壶水。我要说的就这些。有问题吗？”谁也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傍晚8点钟，营指挥所里每个人都在紧张忙碌着。指挥所由四个小帐篷组成，每一帐篷的直径约3米。一个帐篷里安置营军医和急救站，情报和作战参谋合用一个帐篷，人事和后勤参谋合用一个帐篷，营部连的连长用一个帐篷。其余人员一律用雨衣裹着身子睡在地上。在野外执行任务时，吃的总是C野战口粮：火腿和青豆罐头，也可能是通心粉和肉丸罐头，或者是豆子和熏香肠罐头。我们每个人颈上都挂一个身份识别牌，牌子的金属链上还挂一把P－38型罐头刀。

　　 我和普洛姆利士官长吃过晚餐之后沿着这座旧法军堡垒内圈散步，偶尔爬上泥脚墩朝堡垒外面的黑夜凝视。营部由四连的侦察排和机枪排警卫着。

　　 四连连长是路易斯·R(雷)·莱费布上尉。雷·莱费布跟托尼·纳德尔一样要求我给他一个带兵打仗的指挥官职务。让他当连长之前，我先分配他当营作战参谋的副手。莱费布出生于爱达荷州的博纳兹渡口，32岁。他在贡萨加大学的预备军官训练团毕业受训后被委任为军官，雷于1963至1964年期间也曾到越南战场服役过一阵子，能讲一口流利的越南语。由于他的外语能力，雷起初被安排在师指挥部当一名处理与地方老百姓有关问题的民间事务参谋。雷来找我，请我给他一个指挥部队的职务，以便使他脱离指挥部机关。他说：“很快就有仗可打了，我想亲身经历一下。”我对他说，如果他先做马特·狄龙的副手，负责营的空中作战，那他迟早会当连长的。他按我的意思去做了。

　　 我们不时停下来跟士兵交谈。这是一个安静的夜晚，鸟鸣、壁虎的叫声和营地煤油灯的吱吱声汇成一片。营地帐篷晚上实施灯火管制，煤油灯只能照亮帐篷内部。

　　 我情不自禁地想到那些建筑和守卫这座逐渐坍塌的堡垒的法国官兵，这些堡垒捍卫着昔日殖民帝国。有些事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但是军旅生涯的节奏是不会改变的。15年前的法军指挥官在准备发起攻击之前，其所面对的黑夜不就和我现在看到的情景一样吗？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明天的行动。我强烈地感觉到敌人一直把德浪河谷地当作进攻波来梅的出击点，而且很可能又回到该地区进行休整和医治伤员。德浪河有足够的饮水和煮饭用的水。对于北越人民军来说，该地区最大的好处是，它正好位于越南和柬埔寨的边境上。越南共产党可以随意进出柬越边境，而我们则不能越过边境。

　　 我知道第一骑兵师的第一旅、波来梅驻军、我师的直升机骑兵营，以及我们的空中火力支援和重炮火力支援在过去的3个星期里，肯定已使敌人遭到惨重伤亡。情报人员对我讲述了他们的最佳猜测：在我们准备去的地区西北3公里处有一个敌人的基地，在朱邦山脉里，可能是一个营的兵力；敌人也可能离我们考虑的着陆区不远，也许在附近某个林间空地上；也可能在我们的目标地区以东1公里处有一个敌人的秘密基地。即使这3个可能中只有一个是真的，我们也将会面临一次猛烈的反击。我营的战斗准备状况如何？尽管3个步枪连都跟敌人有过小规模的遭遇战，但是整个营从来没有在战斗中一起行动过。大多数士兵甚至从未亲眼见过敌军的官兵，不管死的还是活的。自从我们到达安溪以来，我们在熟悉环境的巡逻中和小规模的战斗中消灭的敌人还不到10名——都是穿着黑色衣裤的北越游击队员。

　　 4个战斗连应有编制军官23名，可是实有军官只有20名。由于老兵服役期满、不少人得了疟疾、安溪基地营地需要警卫和施工人员，因此士兵人数锐减，战斗力被严重削弱。一连只有115名士兵，比编制额少49名。二连只有114名士兵，比编制额少50名。三连只有106名士兵，比编制额少58名。四连是重武器连，只剩76名士兵，比编制额少42名。营部连也是兵员不满编制，而且我还不得不进一步从该连抽调兵员去补充战斗连队那些具关键性的空缺，诸如医务和通讯联络的空缺。

　　 我很担心自己的部队缺少人手，然而，在朝鲜战争期间照样存在部队兵员不足的情况，而我们顶过来了。只要忍耐，你就能挺过来，我们在德浪河谷也得挺一挺了。军官和士官们得像我们在朝鲜战争中一样竭尽全力，以便在兵员缺额的情况下圆满完成任务。

　　 我只能希望在先前的战斗中已使敌人受了重创，因而也和我们一样兵员不足。如果真是如此，我至少可以依靠强大的支援火力帮助我们把敌人打败。据天气预报，今后几天天气晴朗，夜晚明月高照，因此空中支援差不多可以确保无虞，两个炮连的12门105毫米榴弹炮向我们提供火力支援。

　　 我现在关心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将只有16架休伊人员运送直升机把全营部队送到预定攻击地区，而从各个搭载点到攻击地区的平均单程距离是24公里。这就意味着第一批着陆的官兵不足80人，即不到一个连的兵力。在直升机飞回波来梅，再搭载另外80人飞回攻击地区之前，第一批着陆的部队将是孤立无援之军。从第三批开始，直升机可以多搭载一些人，大约90～100人，这是因为油料已经燃烧掉很多，直升机的自身重量减轻了。

　　 直升机来回一趟需要30分钟，按这样的速度计算，把我营全部官兵运送到预定攻击地点要花4个多钟头。在此期间，休伊直升机将不得不飞到别处加油，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如果着陆区发生激战，16架直升机中有任何一架被敌人火力击中，不得不中止执行任务，那就会对时间表立即产生不利影响。

　　 那天晚上当我倚在旧法军堡垒的土墙上时，脑海里想到了一连串“如果……怎么办”。花费时间考虑一些以后可能碰到的问题是值得的。如果你所预想到的所有问题中有一个真的发生了，那么你事前的考虑就能帮你赢得宝贵时间，以应付问题。最糟糕的情形是我方部队正在着陆或刚刚着陆，就马上在着陆区发生了激烈战斗。我不能轻敌，必须认为敌人可能做到这一点。对敌人占领地区的任何军事行动，不管是滩头阵地还是伞兵空降区，不管是必须强渡一条大河，或像我们那样在敌人基地地区着陆，最令人头痛的是部队立足未稳，尚未组织部署之前这段脆弱的时间。这个时刻最易受敌打击。

　　 我反复思考一旦最坏的情形发生，我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首先，我将亲自乘第一架由布鲁斯·克兰德尔少校驾驶的直升机着陆。这样我就可能从低空对着陆区及其周围地形仔细看一遍。克兰德尔坐在前面的座位上，我坐在后座上，我们可以当场做出决定，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在最后一分钟改到另一个着陆区着陆。

　　 在美国内战期间有条原则，即一个优秀军官尽可能不骑马。这样做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如果你骑着马，而你手下的士兵却步行，你怎能晓得他们有多累、有多渴、他们肩上的背包有多重？

　　 在越南战场上我奉行同样的原则，尽管在那里每个营长有一架自己专用的指挥和管制直升机。有些指挥官把他们的直升机当作个人的坐骑，我可从来不搞那一套。你要耳闻目睹战场上的情形，你就得跟部队一起待在地上。你必须获取第一手资料，你的直觉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决定。况且，在450米的空中要做到干净利落、冷静客观太容易了，当然也很容易强部队所难，很容易犯使部队致命的错误。因为在高空很难体会地面上的部队往往陷于泥泞、鲜血和混乱之中的苦处。

　　 跟我乘坐第一架直升机的将是普洛姆利士官长、汤姆·梅特斯克尔上尉、我的无线电操作员鲍勃·奥爱莱特专业士官和我们的翻译——蒙塔格纳德人尼克先生。

　　 我针对着陆区可能出现的问题所计划的第二个步骤如下：我将把火力支援小组放在不停在空中盘旋的营指挥直升机上，由马特·狄龙负责协调。在750米空中的狄龙将跟第三旅司令部、我营在波来梅的后方指挥所，以及各连的搭载区保持无线电联络，他可以监听营指挥联络网内的所有通话。杰里·怀特赛德将在这架直升机上指挥地面炮兵和火箭武装直升机。查理·黑斯廷斯负责空军的火力支援。米基·帕里什负责跟布鲁斯·克兰德尔和直升机飞行空勤人员联络。

　　 第三步骤是在第一批80人着陆后的那关键性半个钟头里，我必须尽可能发挥他们的作用。新的空中机动作战的标准作战程序规定，第一批着陆人员必须向着陆区四周呈360°疏散开来，以便确保控制整个着陆区。这一次我们将不按这个规定行事。我想到了很适合这次情况的新战术。二连将在着陆区的中央集结，作为营的预备和主攻力量。同时向不同方向派出4个班，每班7人，其任务是检查着陆区及其周围地方。如果某个派出的班跟敌人遭遇，我就可以把连里其余的部队统统调到那个方向增援，拒敌于着陆区之外。

　　 晚上10点30分左右，我和普洛姆利走回作战指挥帐篷检查准备工作。一切进展顺利。普洛姆利建议我们抓紧时间睡点觉，他说恐怕要过好长时间才会再有睡觉的机会。我俩走回到我们放背包的地方，取出雨衣裹在身上，把武器放在手边，然后我们往地上一躺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