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基本经验

作者：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编写组·中国

出自————《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

出自————《战争通史》

　　 在中印边境斗争和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从中印斗争全局出发，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指导中国边防部队取得了重大胜利，体现了高超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艺术。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和指示，紧紧依靠边疆各族人民群众，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上，艰苦奋斗，英勇作战，打败了印度侵略军，保卫了祖国西部边疆的安全，在新中国军事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些经验，对未来的边境局部战争，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夺取政治军事仗的全面胜利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这是一条来自战争实际又被无数次战争证明了的真理。所有的战争都带政治性。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军事与政治结合的特点特别显著，达到了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完美的结合与高度的统一。战前，指导思想很明确，7月底，总政治部就在指示中强调指出：对印度军事挑衅的斗争是军事斗争，但主要是政治和外交斗争。8月中旬，总参谋部又在指示中重申：中印边境斗争，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长期的政治夕咬和军事斗争，军事斗争必须服从政治外交斗争。在军事斗争中，既要坚持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严正立场，又要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揭露印度侵略扩张的野心和“中立”的伪善面目。战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称：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叫政治军事仗。中印边境斗争和自卫反击战的确是一场错综复杂的长期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军事斗争完全服从和服务于政治、外交斗争，打、停、进、撤均具有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和指挥上的集中性。党中央、中央军委在这场政治军事仗中，一切从国家政治、外交斗争总的利益出发，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出发，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取得了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的全面胜利。

　　 中国同印度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历史交往和传统友谊。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政府，一方面表示反帝反殖、对华友好，是同新中国最早建交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又对华坚持扩张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重视发展中印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对印度政府的两面政策，始终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即团结其反帝反殖进步的一面，揭露其对中国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反动的一面。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印边界问题，中国历来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公平合理的解决，使中国西部边境保持和平稳定。对于印度从50年代初以来在中印边境的蚕食、挑衅乃至挑起武装冲突，中国政府坚持原则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同时，也作了极大的克制忍让。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企图继承英国在西藏的一切特权，保持它在西藏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当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时，印度采取了反对和阻挠的态度。而中国政府决心维护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正申明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解放西藏。从1951年以后，印度军队先后侵占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和中印边境中段、西段的中国大片领土。对此，中国虽从不承认，但仍然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1954年，中印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政府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彻底废除了印度在西藏的特权。印度政府极不甘心，又无可奈何；但对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仍继续支持其分裂活动。尔后，又策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挑起朗久、空喀山口武装冲突。1962年，在印军大肆蚕食中国领土，设立侵略据点，并多次开枪寻衅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决定采取力争避免流血和准备长期武装共处的方针。对此，有的外国报刊评论说：“中国方面迄今对印度方面是太宽容了。”反对印度军队蚕食、入侵的斗争，可以采取军事斗争形式，也可以采取政治、外交斗争形式。由于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是中国的国策，所以斗争形式就要服从服务于这一国策。克制忍让就是当时中印边境政治外交斗争的一种形式和手段。中国边防部队保持极大的克制忍让，就使国际社会看到两种主张与政策：中国诚心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印度却要趁机利用边界问题蚕食、入侵中国领土；中国要安定一方缓和边境局势，印度却剑拔弩张，咄咄逼人；中国要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印度却要干涉中国内政，支持达赖集团；面对印度军队的挑衅，中国始终保持极大的克制，而印度却视此为软弱可欺，得寸进尺，肆无忌惮。这在客观上既扩大了中国的政治影响，争取了国际社会舆论的同情，又暴露了印度扩张主义的野心，剥夺了它欺骗国际社会和国内人民的政治资本。

　　 尼赫鲁政府在蚕食行动受阻后，在美国等西方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命令印军悍然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实施自卫反击，就处于完全有理的地位，而印度则陷于非常孤立的境地。连资产阶级的报纸也不得不承认：“冲突是印度发动的，尼赫鲁用军事进攻回答了中国的谈判要求。”因此，中国边防部队是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的。此战，中央军委确定的作战方针是：不打则已，打则打狠、打痛。即采取军事行动惩罚、教训侵略者，让尼赫鲁政府头脑清醒，让印度侵略军收敛些。一句话：以打促谈。只有大量歼灭印军有生力量，才利于缓和中印边境局势，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创造条件。

　　 为了打好这场政治军事仗，指挥权高度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从全局出发，选择反击方向，把握反击时机，作出反击的决策，将中印边境东段作为主要作战方向，以打狠打痛入侵印军，在印军的蚕食入侵活动被制止后，印军在东段和西段共投入兵力约2.8万余人，其中在西段，第一一四旅以6个营分散配置在边境全线，其余兵力约2.2万均集结在东段，显然把东段作为入侵的重点。因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从中印边境斗争的实际出发，选定对印军威胁最大，有利于边防部队歼敌的主要反击方向，即中印边境东段，并以西线部队配合东线部队行动。选择东段作为主要作战方向，是英明的决策。东段地域较辽阔，便于边防部队投入更多的兵力；印军在这里侵占中国的地盘大，集结着主要兵力，是印军的主要进攻方向，边防部队可集中优势兵力进行一场较大规模的自卫反击作战；更重要的是，东段是印军已经占领、力求巩固确保的地方，并以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作为侵略扩张的口实和资本。选择东段作为主要作战方向，向“麦克马洪线”以南反击，不仅可以大量歼灭印军有生力量，而且可以在事实上否定“麦克马洪线”，这就击中了印度政府的要害，使中国在政治、外交上完全处于有理、有利的地位。实践证明，选择东段作为主要作战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边防部队不仅歼灭了印军大量有生力量，打狠打痛了印军，而且为政治、外交斗争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形势错综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仍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愿望出发，敏锐地抓住时机，将军事、政治、外交斗争有机地结合并灵活运用，既坚持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严正立场，又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为政治、外交斗争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在实施自卫反击并迅速取得初战胜利后，中央军委命令东线部队越过非法麦克马洪线向达旺追击，既打击了印军嚣张气焰，又在事实上否认了“麦克马洪线”，为尔后进行外交斗争、重开和平谈判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这种军事行动包含着极大的政治内容。当边防部队初战告捷后，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三项建议的声明，使国际社会更加看清了中国政府的诚意。中央军委命令边防部队停止反击，既配合了中国政府的外交斗争，又休整了部队，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争取了时间，有利于再次实施反击。这种有节制的行动，使中国处于更加有理、有利的地位。当印度政府拒绝中国三项建议，再次向中国发动进攻的时候，中央军委抓住战机，命令边防部队再次实施反击，歼灭了印军的大量有生力量，打狠打痛了印军。军事上的有利行动，又为进一步开展政治、外交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争取了更大的主动。

　　 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紧密结合，不仅要有理、有利，还要有节。打狠打痛不是无休止地打下去，而是要适可而止。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并不想通过武力改变中印边界现状，更不想侵占印度的一寸领土。中国被迫还击的目的只有一条，就是向印方表明，两国边界的争议只能通过和平协商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在入侵印军遭到歼灭性打击而全线溃退，国际社会舆论普遍认为中国边防部队必将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时，中国政府从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出发，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出发，立即宣布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从而做到了有节。这种行动是前无古人的。中国边防部队停火后撤，不仅撤到实际控制线以北，而且撤到实际控制线本侧20公里以内的地区。这种有节制、适可而止的重大措施，震动了全世界。国际社会舆论对此赞不绝口，认为：“这是英明的、正确的、具有远见的伟大行动”，“表现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最大诚意”，“这一招使得漂亮之极，滞洒之极。”总之，中国完全掌握了中印边境斗争的主动权。

　　 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愿望出发，将军事和政治、外交斗争紧密结合，先政治，后军事，先礼而后兵，根据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决定军事上的打、停、进、撤，政治、外交斗争又配合军事斗争：军事上的胜利为政治、外交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军事斗争搞得越好，政治、外交斗争就越出色越活跃。因此，才演出了这场政治军事仗中的有打始有停，有进始有撤，有战缴而有交还，有俘虏而有释放的中外战争史上纵横捭阖、有声有色的活剧。中国边防部队打、停、进、撤环环紧扣，极为灵活自如，完全打乱了印军的部署，迫使印度政府虽不愿停火，又不好反对停火；虽不愿和谈，又不好再打；既不能讲胜利，又不敢言失败；既挨了打，又输了理，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有些外国朋友评论说：“中国在这一斗争中，完美地使用了各种斗争方式，包括军事的、政治的和外交的，其相互配合之密切，斗争策略之灵活，达到了最高水平。”

　　 二、打狠打痛入侵印军，实现自卫反击作战的战略目的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是一次局部反侵略战争，中国是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的。反击印度侵略的目的，仍然是恢复和发展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创造条件，使印度政府回到和平谈判的道路上来。这就是中国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的战略目的。战前，中国的照会、声明、谈判、劝告、一切忍让克制，均被印军视为软弱可欺。既然先礼后兵，后发制人，就要打狠打痛入侵印军，只有成建制地、大量地歼灭印军的有生力量，才能教训入侵者，迅速迫使它坐到谈判桌上来。因此，打狠打痛入侵印军，既是对自卫反击作战的要求，也是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

　　 为尽快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这次自卫反击作战，务求在较短时间内结束战役战斗。做到出其不意，突然发起反击，使印军措手不及。在反蚕食斗争阶段，中国边防部队的军事斗争重点在西线，而反击作战则出其不意地将主要作战方向选择在东线。在第二阶段作战中，中国边防部队迅速转移与集结兵力，形成对印军的包围，达成了战役、战斗的突然性。在两个阶段作战中，中国边防部队充分利用山谷、密林、浓雾、夜暗、风雪、严寒等自然条件、实施开进、集结，严格控制无线电通信，组织无线电佯动，注意封锁消息，避免暴露烟火，制造假象造成印军的错觉和不意，严密隐蔽自己的企图，迅速完成作战准备，采用印军意想不到的战法，为打狠打痛入侵印军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集中优势兵力是打狠打痛入侵印军的物质基础。由于中印边境作战地区地形复杂、道路状况差，加上严重的高山反应等，均影响部队的集结，机动，特别是横向机动十分困难。加之道路少、山脊窄，部队的展开、收拢和指挥、协同均很不便，更不能投入较多的兵力。因此，必须将传统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作战原则与中印边境地区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即根据入侵印军在重点地区重点据守的布势，相对地对印军入侵的重点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才能达成打狠打痛的目的。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侵占的领土面积大，兵力多，并且是力求巩固确保的地方。边防部队选择东段作为主要反击方向，就可投入较多的兵力。对于印军重点据守的阵地，边防部队采取多路配置，隐蔽机动，克服险隘沟谷带来的困难，形成几路向心突击的部署；或采取先分割再一块一块歼灭的战法，形成绝对优势兵力；同时，在次要方向以一定兵力牵制之。在组织战斗中，各级都建立较强的预备队，并均靠前配置，保持较强的进攻后劲；或逐次转移兵力，在每一个作战方向上或每一次战斗中形成对印军的相对优势。这样，边防部队的优势兵力可施展得开，使得上劲，使印军处处难以招架，利于打狠打痛。比如，在克节朗地区，边防部队集中3倍于印军的兵力；在瓦弄方向集中两倍半于印军的兵力；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集中两倍于印军的兵力。在西段拔点作战中，中国边防部队更是采用逐次转移兵力的战法，使每次战斗都集中3倍或4倍甚至更多的兵力，从而保证迅速地歼灭了印军。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战役发展顺利，印军遭到打击已陷入混乱，或边防部队占领了有利地形，印军兵力展不开，或袭击立足未稳的印军等，则要敢于以少胜多，不失战机。在战斗中，边防部队发扬独立作战、孤胆顽强的精神，曾创造了两个连攻歼印军两个营获胜，5个排在遭遇中打垮印军一个营，7个人袭歼立足未稳的印军一个排等模范战例。对于溃逃的印军，边防部队则不依仗兵力的优势，充分利用伏击、奇袭、偷袭和夜袭等，敢于孤胆作战，英勇机智地几个人也敢于歼灭印军一小股。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作战中，边防部队36人截击逃跑的印军一个营，歼其241人，就是突出的一例。

　　 在中印边境地区实施自卫反击作战，战场空间的选择受到一定的限制。由于战场条件的影响，以及受到政治、外交斗争的制约，中国边防部队不能越出国界打击入侵印军，只能根据战场正面宽、纵深浅的特点，大胆穿插迂回包围，分割歼灭，侧后突击。实践证明，这是达成打狠打痛入侵印军的有效环节。

　　 大胆实施穿插迂回包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不在于击溃入侵印军，而在于大量地、迅速地歼灭印军的有生力量，取得军事上的主动，有力地配合政治、外交斗争。但是，中印边境战场正面宽，纵深浅，印军后方交通比较方便，尤其是西段的入侵印军据点有的紧靠边界线，在情况一旦对其不利或可能被歼时，便很快分散逃遁，而边防部队又难于在追击中将其消灭，更不能越境追歼。根据这一特点，只有实施大胆迂回包围，切断印军退路，才能实现打狠打痛的要求。实施迂回包围，虽然难度较大，如部队机动不易，协同不便，补给困难等。但是也有有利条件，在西线，印军的许多入侵据点，只能依靠个别峡谷或山间小路与其后方往来，边防部队只要在某些险要地段布置必要的兵力，即可完全控制印军通往后方的道路，置其于死地；印军临时机动兵力不易，难以调集兵力反扑等。在东线，山高、谷深、林密、雾大，作战分队或部队都可以隐蔽运动；印军通往后方的道路少，利于封锁；险要地形多，边防部队插进后容易站稳。边防部队实施穿插迂回包围时，慎重选择迂回路线，尽可能避开印军，同时顾及到便于部队运动，出其不意地达成迂回；对迂回路线上的敌情和自然情况认真调查研究，尽可能事先组织潜入侦察，务求摸清摸准；严密组织开进，周密组织各路部队之间的协同动作；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克服一切困难；精确计算时间，给予特殊的装备，一定的保障；偶遇小股印军，摆脱其纠缠，按时进至指定位置等，迅速穿插迂回包围。实战证明，印军最怕抄后路。中国边防部队从正面反击，印军尚能凭借有利地形，节节顽抗。边防部队实施穿插迂回包围，出击侧后，则能迫其动摇，甚至全线瓦解。同时，印军在情况不利时撤逃很快，边防部队迅速穿插迂回包围，切断印军的退路，创造了打狠打痛印军的条件。在自卫反击作战中，边防部队以主力向敌侧后实施穿插迂回包围，切断印军退路，对印军形成合围或基本形成合围之后，再在正面配合下，发起攻击。即使因地形、道路的限制，不能以主力实施穿插迂回，也以一部分兵力或是精干有力的分队迂回侧后，切断印军退路，配合主力攻击。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边防部队主力向印军侧后多路的穿插迂回包围，动摇了印军的防御，使印军在仓皇撤逃中被截为数段，分别就歼。特别是第十一师的两个团行军7昼夜，深入敌后180公里，实施远距离、大纵深的战役迂回，使印军防不胜防，全线溃败，这对作战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西线参战部队在攻歼阿里地区“阿印8、9号”入侵据点时，虽然据点都紧靠边境，便于印军撤逃，但由于边防部队采取包围迂回战术，达成合围，断其退路，然后从其侧后突击，使其无一漏网。但也有个别部队，由于忽视了采取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或虽有穿插迂回包围的部署，但措施不力，或为某些现象所迷惑，临时改变决心，以致原定迂回计划未能实施，形成正面平推，结果未能全歼印军。

　　 实施分割歼灭，侧后突击。边防部队在对印军包围的基础上，割裂其战斗队形，突击其侧后，打乱其部署，易于达成全歼速决，打狠打痛印军。中印边境地区虽然道路不多，地势险要，有利于印军的据守，但作战地幅较大，印军很难把所有可以通过的地段全部以重兵扼守起来；加之沟壑阻隔，印军的防御部署受到地形分割，点与点之间有较大间隙；更因山地机动困难，印军相互联系策应不便；而地形又便于边防部队隐蔽运动。边防部队大胆割裂印军的部署，化大敌为小敌，分别包围，各个击破，就可以有效地实现打狠打痛。从中印边境地区及印军部署的实际出发，边防部队在对印军包围后，将印军分成若干块、若干段，使其首尾难顾，力量无法集中，指挥难以实施，行动无法协调，难以形成有利的战役布势，左右不能相援。在克节朗地区，针对印军正面宽、纵深浅、前重后轻，状似短腿“丁”字的部署特点，边防部队采取首先砍掉印军左右两翼，尔后向心突击，逐次歼灭印军的战法。印军两翼被突破后，即完全失掉抵抗信心，混乱溃逃。边防部队乘势向心发展，原定两天的作战计划，仅12个多小时即胜利完成。印军部署重正面，轻侧后，从印军侧后突击，一方面可以出其不意，避强击弱，另一方面又可以断其退路，动摇其布势，打乱其部署。印军阵地一旦被突破，又往往威胁到印军指挥中心，易于震撼印军整个防守体系。同时，由于印军一般是在面对中国边防部队的正斜面上设防，从侧后突击，战术上还能收到居高临下之效。在西段，边防部队攻打红山头、西里扎普、4400高地、“阿印8、9号”据点时，均是从印军侧后实施主要突击，并取得了胜利。在东段，印军以4个旅沿西山口至邦迪拉公路沿线分段设防，其特点是“铜头、锡尾、背紧、腹松”。边防部队以主力向印军侧后实施多路迂回，把印军的部署切为数段，分别包围，逐次攻歼。边防部队对据守西山口、略马东的印军第六十二旅，以3个团从其左侧后实施主要突击，同时以1个团和4个连迂回至印军右侧翼和左侧后，在西山口、略马东均形成向心合击，以一个团从正面攻击，这就形成了四面合击、主突一点的布势。与此同时，又以两个团实施远距离、大纵深的战役迂回，断敌退路，阻敌来援，迫使西山口、申隔宗地区的印军撤逃，并在撤逃中被截为数段，分别就歼。边防部队又乘势攻占邦迪拉；相继向比里山口、打陇宗两个方向实施战役追击，扩大战果，取得了作战胜利。但指挥主攻西山口印军的联指（第四一九部队和第五十五师联指）和主要突击方向上的一个团另两个营（欠2个连）都曾在关键时刻困在悬崖峭壁之上，并失去无线电联络，其他部队也有联络或报告情况不及时的，对指挥、对战斗都有很大影响。其教训是深刻的。因此，在高山、峡谷、密林条件下，把握好前进方向，保持联络畅通，是值得重视和解决的。

　　 严密搜剿是全歼印军的必要步骤。自卫反击作战中，印军在阵地被中国边防部队突破，或侧后受到威胁，陷于不利态势时，便迅速撤逃，钻进深山密林或寻隙逃窜或伺机袭扰。开始由于没掌握印军这一特点，克节朗地区的边防部队在印军溃逃后即转入追击作战，没有留适当的兵力展开搜剿，致使几百名残余印军得以逃脱。因此，只有组织好搜剿，才能全歼印军，发展胜利，保证后方运输及其他保障分队的安全。这种搜剿，不同于以往一般作战中的打扫战场，有时是同散逃的大股甚至成建制的一部分印军作战，应视为战役的一个阶段。因此，在制定战役计划时，就应对搜剿的部署和兵力使用作出安排；掌握好转入搜剿的时机，不给印军以喘息和逃跑之机；在搜剿中要树立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对重点地区反复搜剿，不留后患；要划分负责区域，搜堵结合，严密控制山口；要做到政治攻势和武力解决相结合等。在搜剿中，边防部队树立积小胜为大胜的思想，鼓足后劲，积极行动，分片包干，反复搜寻，运用搜、伏、追、堵等手段，务求彻底。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作战中，边防部队歼灭印军5000余人，搜剿俘获印军近3000人；在瓦弄地区作战中，边防部队俘印军502人，其中499人是在搜剿中俘获的。

　　 中印边境地区的地理环境特殊，战役地幅大，作战方向多，部队分散，情况变化多，指挥协同困难，面对的印军特点又不尽相同，给战役指挥带来一定的的困难。但是，在边境作战的“战术行动、战役组织、战略决策”相结合的指挥样式中，战役指挥占有重要的位置。为打狠打痛入侵印军，实现自卫反击作战的战略目的，战役指挥员在执行上级命令中，对上级指示详尽研究，既弄清作战任务，又明确政策要求，保证上级指示和规定在作战中得到坚决贯彻执行，使自己和部队的作战行动符合上级的总意图，并根据战场实际灵活处置。在第二阶段东线自卫反击作战中，西藏军区前指指挥员根据当面敌情、地形和部队的兵力情况，拟制了一个初步作战方案上报总参谋部，得到批准。后又根据情况变化拟制了第一、第二、第三作战方案呈报中央军委。在作战方案上报后，为争取时间，充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西藏军区前指主要指挥员经过充分研究，反复对比，权衡利弊，决定立即按第一作战方案的要求全面展开各项准备工作。对于三个方案，中央军委均表示同意。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主要战役指挥员从战场实际出发，命令部队执行第一作战方案。后来的实践证明，主要战役指挥员的意见是正确的，执行第一作战方案取得了重大战果。在作战过程中，战役指挥员注意向所属部队指挥员交代政策，明确战略战役意图，统一战术思想。针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战役指挥上的特点，战役指挥员尽量靠前指挥，减少指挥层次。为增强下级作战部队的独立作战能力和及时处置各种变化了的情况，上级指挥员到下级作战部队指挥所直接参与作战指挥。在西线，边防部队多以步兵营为单位行动，为圆满实现上级的作战企图，新疆军区采取了层层加强指挥的方法，即各步兵营有上级指挥员加强，单独行动的连也有营指挥员率领，在单独方向上康前指派负责同志亲临指挥。在东、西线，均建立了必要的越级指挥，以利于在战役战斗发展的紧要时刻和出现意外情况时，上情及时下达，下情及时上报。即使是不实行越级指挥，总能及时地向下级通报情况，在采取新的行动之前，尽早预告部队，使其有所准备，并加强督促检查。在自卫反击作战中，战役指挥员由于从战场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执行上级的指示，因而使各方向上的作战部队能够协调一致的行动，保证了打、停、进、撤等一切行动听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打狠打痛了入侵印军，实现了自卫反击战的战略目的，有力地配合了政治、外交斗争，取得了自卫反击作战的全面胜利。

　　 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发挥政治工作威力，保证反击作战的全面胜利

　　 中印边境白卫反击作战，是在极其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和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政治工作的任务十分艰巨。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各级党委（支部），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靠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证部队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每一项决策指示；保证部队迅速由平时转入临战状态；保证部队战胜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带来的艰难困苦；保证部队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取得了自卫反击作战的全面胜利。

　　 在中印边境斗争和自卫反击作战中，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教育部队树立全局观念和政策纪律观念，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指示在部队中贯彻执行。中印边境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斗争紧密配合、为政治、外交斗争服务，边防部队每一个军事行动，都会影响政治、外交斗争，乃至影响中印边境斗争全局。为指导边境斗争的正确开展，党中央、中央军委在每个斗争阶段，都制定了明确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具体的指示和要求：从战前的“克制忍让”，“武装共处”，到实施自卫反击作战，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从决定反击，要“打狠打痛”，到主动停火，主动后撤，留交战缴物资和释放战俘。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撤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和政策界限。所有这些，都为边防部队开展军事斗争提供了依据。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各级党委（支部），对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和指示，做到凡需部队了解的，及时传达，凡需贯彻执行的，都制定具体措施，以身作则地带领部队坚决落实照办。

　　 边防部队各级党委（支部）还注重把贯彻落实上级的指示精神同边防斗争的实际结合起来，抓住边境斗争形势的变化和部队任务转换的时机，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加强政策纪律教育。在反蚕食斗争开始时，一部分官兵对入侵中国领土并肆意骚扰的印军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不十分理解，为了说服这些同志，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各级党委（支部），在组织部队认真学习领会党中央、中央军委有关边境方针、政策和指示意义的同时，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引导广大官兵从中印边境斗争的全局理解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的重要意义。从而使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意图变为边防部队全体指战员的自觉行动。

　　 这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任务急，要求高。战前，有的参战部队分散在8个县执行施工生产任务，当上级一声令下，他们能立即收拢，迅速集结，达到齐装满员。有的边防部队刚下山休整，又迅速上山待命，各参战部队之所以能够从思想上、行动上服从和适应边境作战的需要，是各级党委（支部）抓经常性战备教育的结果。西藏、新疆边防部队进驻边防以来，根据高原的特点和可能的作战对象，通过经常性的战备教育和军队职能教育，促进了战备工作的落实，保证部队无论执行什么任务，都使人员、装备、物资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

　　 由平时转入战时，安危、荣辱、得失容易反映出来。只有从各方面做好临战前“转弯”的思想教育工作，才能保证部队以高昂的士气投入战斗。有的参战部队受领任务后，边集结、边开进、边进行战斗动员。他们通过开展揭露和控诉印军侵略罪行的教育，深入宣传中央军委关于反击作战对印军要打狠、打痛、打胜的重要意义，激发指战员的爱国热情和政治责任感，把指战员的爱国主义热情转化为惩罚印军、捍卫祖国领土的坚强决心和行动。

　　 在高原地区作战，还要战胜险恶的自然地理条件给部队行动和生存造成的巨大困难。由于战斗异常激烈，指战员经常要忍受极度疲劳、寒冷、饥饿等困难和严重高山反应对生命的威胁。连续行军作战，爬山攀崖，须付出超常的艰辛和努力，才能保证任务的完成。特别是西线战区，平均海拔5000多米，人员极易冻伤，若救护不及时，就有可能截肢，甚至死亡。由于缺氧，饭难煮熟，参战部队吃的常是夹生饭、面糊糊，喝的是冰雪水。有时给养上不去或任务紧张来不及做饭，就要挨饿。总之，有些痛苦，一般人的肉体是难以承受的。在这样的环境里执行反击作战任务，没有顽强的毅力，是坚持不住的。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党委（支部）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激发指战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战胜了印军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这两个敌人。

　　 反击作战的实践充分证明，在战斗越是激烈残酷，环境越是艰苦的情况下，越要靠政治思想工作去激发部队战胜困难和消灭敌人的勇气与信心，保证战斗任务的圆满完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来注重培养部队革命的政治觉悟，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参战部队在反击作战中体现出的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是在长期的艰苦环境中锤炼和培养起来的。西藏、新疆边防部队针对西部边疆生活艰苦的特点，平时注重加强部队的政治基础建设，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用战争年代英模人物的先进事迹教育激励部队，培养广大官兵热爱边疆、献身边疆的思想，把爱祖国与爱边疆人民统一起来，同履行人民军队的职能统一起来，培养扎根高原、保卫边疆、献身边疆、勇于吃苦、乐于吃苦的“高原精神”。反击作战前，中央军委关于“事关国威军威，只能打好，不能打坏”，“为祖国争光，为人民立功”的号召，激励着参战官兵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去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战斗任务。在克节朗地区作战中，西藏边防部队步兵第一五五团第二连六班在班长阳廷安带领下，奋勇杀敌，前赴后继，全班8人仅剩下1人仍勇敢战斗，被国防部授予“阳廷安班”的光荣称号；新疆边防部队第十一团第九连战士王忠殿，用自己的胸膛顶住投入印军地堡内的爆破筒，炸毁印军地堡后壮烈牺牲，成为“黄继光式”的英雄；第十团工兵连战士罗光燮，为给部队开辟通路，一毅然向印军布设的雷区滚去，用自己的身躯触响地雷壮烈献身；骑兵第三团机枪连维吾尔族班长司马义·买买提，当部队与印军在夜间突然遭遇时，勇敢地以射击的火光吸引印军火力，为掩护部队展开身中数弹，英勇牺牲，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战后，许多同志说，当时论体力实在难以支持，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就是凭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为了保证反击作战的胜利，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普遍加强反击作战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主要做法是：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保证党对执行作战任务实施坚强而不间断的领导，使同在一个指挥所的多级指挥员和多兵种合成、多建制临时编成的部队，在临时党委的领导下，发挥集体智慧，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协调一致地完成作战任务，保证上级意图的实现；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形成坚强的战斗集体，敢打硬仗、恶仗，在条件艰险、任务艰巨的情况下，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保证完成战斗任务；加强战场宣传鼓动工作，开展杀敌立功活动，在部队极度疲劳、战斗极其残酷、伤亡较大时，及时为完成任务出色的集体和个人请功，激发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断增强战胜敌人的信心及力量；发扬军事民主，增强克敌制胜的信心，针对和平时期官兵缺乏实战经验、战区条件艰苦、作战情况复杂、战斗样式新、任务艰巨和情况不熟悉等特点，充分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这些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体现了政治工作的及时性、有效性和顽强性，保证了各项战斗任务的完成。

　　 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和规定，做好“麦克马洪线”以南印占区少数民族群众工作，在短时间内争取群众对反击作战的理解和支持。反击作战的主要方向“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是藏、门巴、珞巴、僜巴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印军侵占该区10余年来，别有用心地采取了收买、笼络、欺骗政策，并利用叛匪对人民解放军进行造谣污蔑，致使该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对人民解放军有疑虑和恐惧心理。因此，作好该地区少数民族的工作，对开展边境斗争，揭露印军侵略罪行，反击侵略，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中国边防部队进入“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后，严格遵守政策纪律，成立宣传队和工作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印军侵略罪行，部队所到的地区，实行不进寺庙、不住民房、原封不动的政策，并为当地人民群众修路治病，替躲避到山里的群众看管家园，开展与少数民族上层头人交友活动，用共产党的政策影响他们，在战斗中，抢救被印军裹胁的群众。边防部队的行动，很快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不仅社会秩序很快稳定下来，而且争取了群众对反击作战的配合和支援。

　　 切实执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扩大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影响，加速反击作战的胜利。此次作战的对象是语言不能沟通的印军，他们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俘虏政策不十分了解，这给中国边防部队瓦解敌军工作增加了难度。反击作战的实践证明，只要认真执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政策，就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在边境斗争中，瓦解敌军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揭露印度的扩张政策，有效地配合边境军事斗争，打击其侵略气焰。为了作好瓦解敌军工作，在反蚕食斗争阶段，中央军委向边防部队调派了一些翻译和联络干部，向侵入中国境内与边防部队形成犬牙交错的印军，宣传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在阵前会晤中，说明中国政府维护主权、克制忍让的政策和原则，对瓦解印军，制止其任意开枪挑衅，收到了较好效果。反击作战中，参战部队积极开展对印军战场喊话，配合军事打击，对俘虏不打、不杀、不辱、不搜腰包，利用俘虏劝降，削弱印军士气。在搜剿阶段，由于中国军队宽待俘虏政策的影响，争取了大批隐匿在密林中的印军停止顽抗，交械投降。整个反击作战中共俘敌3900余人，占被歼印军总数的43.8%。

　　 为切实做好俘虏工作，中央军委在西藏和新疆两个作战方向成立了战俘收容所，向俘虏宣传中国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中印两国友好历史，揭露中印边界问题真相，说明中印之间的战争是印度政府为推行扩张政策挑起的事实。在生活上，根据印军民族、生活习惯，按照军官、士兵及不同民族分别编队、起伙，给伤俘病俘治病疗伤，允许他们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和娱乐活动，给他们与家人通信的自由。中国军队出色的宽待俘虏工作，在印俘中产生良好的影响。不论是战场上就地释放的战俘，还是由俘虏收容所释放的战俘，都一致赞扬中国军队是“最勇敢、最人道、最伟大的军队”，同中国军队相处，“第一次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他们表示“一定要把中国人民的友谊带回印度去，传给下一代，让中印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相处”。

　　 四、加强后勤基地建设，以运输工作为中心，实施可靠的后勤保障

　　 中印边境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给反击作战后勤保障工作带来巨大困难。中印边境地区地广人稀、物资匮乏，作战物资基本不能就地筹措，要靠远离战区的战略或战役后方运送，运输线最远达2000余公里；通往战区的地形复杂，道路少、路况差，而运输手段又比较落后，主要靠汽车运输，运输任务十分艰苦、繁重；高原缺氧，运输效率极低；物资下公路后，主要靠人背牲畜驮，前运后送十分困难。高原地区的这些特点和问题，使作战部队对后勤保障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而物资供应、后勤保障问题，又直接影响到指挥员的决心与部署，关系到作战的进程和结局。由于战前预有准备，战中精心组织，在各级后勤人员的艰苦努力和战区人民群众积极支援下，出色地完成了后勤保障任务，使自卫反击作战得以胜利进行。战后，一些资产阶级军事评论家也叹服地说：“在这样一个地区，供应这样一支军队，的确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战前，中央军委及西藏、新疆军区充分认识到西部高原边境地区的特点对作战行动、特别是对后勤保障的影响，围绕解决战时物资供应问题搞好后勤战备工作。

　　 首先，注重加强高原边境地区后勤基地建设，搞好作战物资储备。从50年代末期开始，中央军委及西藏、新疆军区就根据该地区的战略地位以及可能的作战方向，进行战场后勤建设。本着轻重缓急的原则，陆续修建了兵站、医院、修理场（所）和各种物资储备仓库。储备了一定数量的给养、弹药、药材、油料、器材以及其它军需物资。在主要方向和边防一线地区，还储备了一定数量的主副食、柴草、马料、酥油、帐篷等物资。根据中印边境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预测可能的作战规模，先后建立了多级物资储备点，加大战备物资储备。在反击作战中，共前运各种物资6.57万吨，其中靠两个战区战前储备就解决了3.57万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后方运输的负担，缓解了运输任务紧张和运力不足的矛盾。

　　 其次，高度重视改善通往高原边境地区的交通道路。从50年代初开始陆续建成的川藏、青藏、新藏几条主要交通干线，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参战部队和大量作战物资从战略后方运往战区。为了不断改善边境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在战前，西藏、新疆军区就重视把改善战区交通同西部边疆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增修了若干通向边境地区的干线和支线，中印边境局势紧张后，西藏、新疆军区对可能执行作战任务的边境地区，进行了急造军路的勘察设计。这些，为保证反击作战兵力机动和物资运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再次，在落实战备工作中，西藏、新疆军区在战前制定了各种物资运输和物资保障方案，从研究高原地区物资保障的特点出发，重视抓好在特殊高原地区作战物资保障训练和消耗的实验，掌握了人、畜、车辆运输以及特殊高原作战各种武器弹药消耗定额等大量数据，为战时指挥员实施正确的后方指挥，遂行物资运输保障任务，提供了科学依据。

　　 由于战前从最困难处着眼，积极做好物资供应和运输的各项准备工作，为反击作战搞好物资保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反击作战中，中央军委和东、西线指挥部，又针对高原地区物资运输的特点和实际，想方设法克服自然地理障碍给物资运输带来的各种困难，竭尽全力地解决运输手段落后与运力不足等问题。通过艰苦努力，基本上保障了部队的作战需要。解决运输问题的主要措施是：

　　 充分发挥汽车运输的骨干作用，解决远距离物资运送。为保证作战物资的供应，中央军委和西藏、新疆军区共征调了4370余台汽车执行运输任务。在组织运输中，各级加强领导，严密组织，总后勤部直接掌握三条主要干线上的汽车运输，沿线增设了加油站、维修站，建立后方运输指挥机构，加强运输中的组织指挥。战中，各级根据作战部署周密安排运输计划，分清主次缓急，合理调度和使用运输力量。为提高运输效率，从加强技术保障、装卸力量、调整勤务、车队编组和行驶等各个环节上挖掘潜力，加速汽车运输的周转。

　　 加强道路保障，抢修急造军路，尽一切可能使汽车运输向前延伸。如在克节朗地区作战前，参战部队迅速改善和抢修了错那至麻麻的公路；西山口–邦迪拉地区作战前，在错那至达旺构筑了81公里长的急造军路，使之与原来达旺至伏特山的公路连结起来，保证了大量物资的运输和重火炮的机动。大大提高了战役后方的运输能力，缩短了人力、畜力背驮运的路程，对保障作战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组织人力、畜力运输，解决车辆无法通行地段的物资运送。在组织人力、畜力运输中，采取了逐站接力倒运的办法，并根据需要，为保障迂回部队或解决其他部队某些急需物资，组织人力随队跟进直供保障。

　　 适当加大部队携行量，是解决参战部队进入战区迅速投入战斗的最及时、可靠的手段。反击作战中，各参战部队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吃大苦，耐大劳，普遍加大了粮弹携行量，一般携带7日份给养，有的部队达到9日份，弹药一个基数。在运输紧急时，有的部队还自行组织突击队背运；当运输跟不上时，就省吃俭用，克服困难。

　　 这次自卫反击作战，战场正面宽，作战方向多，加上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对后勤保障机构配置和组织指挥提出了新的要求。建立合理的后勤保障机构和后方配置，采取适应于高原地理特点和作战要求的后勤保障方式，实施及时准确的后方指挥，是后勤保障及时、到位、不间断的重要保证。战前，刘伯承元帅强调指出，反击作战后方布局是个大问题，对这次作战有特殊意义。中央军委和东、西线指挥部，在建立后勤保障机构时，根据自然条件和作战特点，考虑作战规模和作战部署，沿不同方向开设了转运站、兵站、技术保障站（所）、医疗卫生等后勤保障机构。在后勤配置上，使各种保障机构尽量前伸，既保障主要方向，又兼顾其它方向以及战役迂回部队的需要。当部队向前推进时，适时开设前方补给站、救护所；在后勤保障方式上，充分考虑到战区多纵向道路不便横向支援的特点，采取了定点保障与机动保障、按作战区域分区逐级保障和直供保障相结合的方法，尽量减少中间环节。对某些独立执行任务的部队，适当加强运输补给、卫生勤务、技术保障力量，以保证其在远离战役后方，道路险阻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任务。在后方指挥上，严密组织，加强领导，把后方指挥作为作战指挥的一部分。除建立了各级后勤机构外，还吸收了各级后勤主要首长参加合成指挥所，以使后勤部门及时了解上级意图、部队部署和行动，准确提出后勤保障工作建议，调整后勤保障计划，提前作好物资准备，妥善安排人力、物力和技术保障力量。同时，争取地方党政负责同志及支前机构人员参加后方指挥机构，对加强协调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在特殊的高原地区作战，由于空气稀薄，易发生高原反应、肺水肿等病症。中印边境东段多雨潮湿，毒蛇、蚂蝗、毒蚊较多，有痢疾、疟疾、麻疯等流行病。西段易发生雪盲和冻伤。此外，由于道路险阻，伤病员转送非常困难。途中如不及时包扎和救治，极易发生死亡。这些，对部队生存和战斗力都有威胁及影响，给卫生勤务保障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借鉴十几年在高原生活战斗的经验，在搞好反击作战中的卫生勤务保障中，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抓好战前高原严寒地区适应性训练，提高抗病能力。战前，参战部队普遍进行了高原严寒地区适应性训练和防流行病、防冻伤常识教育，增强了在高原地区的作战和生活适应能力。

　　 二是加强参战部队的卫勤力量。反击作战前，中央军委从内地和西藏、新疆地区抽调了一大批医务人员，加强了参战部队卫勤保障力量。在作战中，特别重视加强师以下和某些独立执行作战任务部（分）队的卫勤保障力量，使其能够独立进行早期外科处理，提高野战救护能力。

　　 三是尽量靠前配置卫生勤务机构，缩短伤（病）员后送距离，保证及时救治和迅速转运。

　　 四是组织部队积极开展战场自救互救。反击作战中，参战部队在做好防病、防冻伤的同时，对出现的病、伤员及时采取简单救治处理。这次反击作战中的战伤自救互救率，东线达62.2%，西线达40%，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伤病员基本上得到了及时救治，大大降低了非战斗减员和战伤死亡率，有效地保护了部队的战斗力。

　　 五、认真贯沏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促进边疆地区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实行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核心。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历次革命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军事斗争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赢得了伟大的胜利。在高原边疆地区进行反侵略战争，同样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实行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实行人民战争，离不开人民群众这一基本条件。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也是在西藏、新疆及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西藏、新疆各族人民积极支援战争，是党的民族政策在边疆地区正确贯彻执行的结果。

　　 西藏、新疆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各民族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宗教影响较深。这些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历史等原因，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新疆以来，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热情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保持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心全意地为各族人民排忧解难，治病扶贫。特别是通过抢险救灾等实际行动，赢得了各族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人民解放军积极帮助边疆人民发展经济，既改善了边疆人民的生活，促进了边疆的繁荣和稳定，增进了军民团结，也为保卫边疆，反击侵略，打下了物质基础。

　　 在反击作战前，驻西藏的人民解放军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根据广大僧俗群众的要求，在西藏地区进行了平叛改革，摧毁了反动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广大农奴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翻身农奴深深体会到，是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使他们获得了新生，西藏人民把解放军比做菩萨兵，把共产党看做大救星。正如毛泽东所说，西藏人民无产者、半无产者得到了解放，所以他们支援战争的热情很高。在印军加紧对中国领土侵略扩张的几年中，西藏、新疆地区进行了揭露印度侵略阴谋，控诉印军侵略罪行的教育，使各族人民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形成了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果，积极支援边防部队反击作战的极大热情。经过平叛改革获得翻身解放的百万农奴，支前热情空前高涨，出现了母亲送子、妻子送郎、兄弟姐妹争上前线的动人景象。

　　 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了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为宣传、动员、组织人民群众，为民力和军力的最佳结合，实行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依靠地方党政组织和支前机构宣传、动员、组织人民群众，是实行人民战争的可靠形式和组织保证。这次反击作战，战争的动员范围，人民支援战争的方式，都根据战争的需要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西藏、新疆自治区党和政府，在战争准备阶段，成立了县、区、乡各级人民政府支前机构。为充分发动群众，西藏工委向全区人民进行了总动员，把支援前线作战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新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发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的号召。各级支前机构与作战部队密切配合，统一征集和使用人力、物力、运力。作战地区党政及人民群众，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车出车，全力支援战争。西藏先后动员民工3.2万余人，牲畜1万余头。新疆先后动员民工2万多人，牲畜1300多头。尽管作战地区物资匮乏，西藏、新疆人民仍尽力筹集粮袜、肉食、蔬菜供应作战部队，支援前线。全国人民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自力更生，节衣缩食，集中了大量作战物资，基本满足了作战的需要。反击作战的实践证明，充分发挥地方各级支前机构的作用，对于快速动员、合理使用支前力量，快速筹集作战物资，更有效地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这次反击作战中，西藏、新疆地区广大民工，在各级党政干部带领下，担负前运后送、抢修道路、装卸物资和打扫战场等战勤工作。广大支前民工战胜了高原险恶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给作战行动带来的巨大困难，历尽艰辛，往返于高山密林、悬崖峭壁之间，不顾风雪严寒和印军炮火威胁，长途跋涉在运输线上，靠人背肩扛，把成千上万吨作战物资运到了前线。部队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解决了作战地区远离后方基地的困难，保证了作战物资的供应。为保证反击作战的胜利，大批民工夜以继日地抢修通往战区的急造军路。西藏工委为了适应军事急需，组织500名民工突击抢修拉萨–曲水段6座桥梁、9个涵洞和路基。战前和战中，仅山南地区抢修公路就达76公里，便道121公里，林芝地区抢修骡马便道6条300余公里。新疆自治区在战中，由生产建设兵团和民工运送了全部上山物资的46%，有2700余名民工，担负筑路养路任务。支前民工还积极配合部队作战，有的不顾枪林弹雨为部队带路，在火线上奋不顾身掩护、抢救伤员；有的宁愿自己挨饿，把仅有的一点糌粑、干粮、仅剩的一口水让给伤员，在战场上涌现了数不清的可歌可泣的军民团结共同御敌的感人事迹。农奴出身的藏族民工罗桑，担任担架队长，冒着印军的炮火连续十几天日夜奔跑在前沿阵地上，多次用身体掩护伤员，他的脚趾甲盖冻掉了，忍痛坚持着抢救伤员，荣获“支前模范”称号；翻身农奴阿旺，不顾传统观念的束缚，带头背烈士的遗体，被评为一等“支前模范”；西线新疆喀运处司机邓青松冒着印军的猛烈火力向前沿阵地运送部队，壮烈牺牲。自卫反击战后，东线指挥员张国华谈到：如果没有这些支前民工，要定下战役决心，保证战役全胜，将是很困难的。

　　 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战争的样式不同，使人民战争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但是充分发动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则是战胜敌人的根本，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战争年代，人民支援战争的形式，除了支前工作，还直接参军参战。现代条件下的局部反侵略战争，战场范围和规模有限，人民群众在一线直接参战的形式将越来越少，但是，随着武器装备的不断发展，物资消耗越来越大，作战行动对后勤的依赖性也不断增强。尤其是在高原边境地区作战，远离后方基地，没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光靠作战部队自行保障是难以取得战争胜利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实践再一次证明，要搞好边防工作，巩固国防，战胜侵略者，必须坚定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扎扎实实地作好群众工作，使人民军队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国政府是被迫进行的。这一仗，打击了印度的扩张主义和“前进政策”的炮制者，赢得了战后中印边境30多年的基本和平与稳定。然而，历史上遗留的中印边界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中国政府历来主张中印双方采取友好协商、公平合理的方式通过谈判来解决边界问题；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中国政府言行一致，一直为改善中印关系进行着真诚不懈的努力：1970年毛泽东主席对印度外交人员作出友好表示。尔后，印度方面也略有松动。1976年中印两国恢复了互派大使。1981年6月中国外交部长黄华访问印度，并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提出了合理建议。1981年12月双方开始举行副外长级会谈，重点讨论边界问题。1988年底印度总理拉·甘地应邀访华。两国总理就边界问题举行了会谈，取得了一定的共识。1991年12月，李鹏总理访问了印度，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对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和态度，为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作出了努力。1993年9月，印度总理纳拉辛哈·拉奥应邀访华，中印两国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等4个文件，为促进中印两国合作迈出了富有成果的一步。

　　 立足现实，展望未来，中印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有助于确保中印边境的和平与安宁，为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创造良好的气氛和条件。同时，对两国进行国内经济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和平的保卫者，驻守在西藏和新疆地区的边防部队，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方针，仍将一如既往地遵循中央军委有关保持中印边境和平与安宁的一系列政策、原则，加强边防建设，保卫好祖国的西部边境。

　　 回顾历史，30年前的自卫反击作战的经验给中印边境边防建设许多启迪，其中一点就是一定的军事实力和良好的战场条件，是取得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尤其在中印边境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实施反侵略战争，就显得更为重要。这次自卫反击作战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充分认识中印边境地区的战略地位，从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巩固国防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长远利益出发，针对中印边境自然地理的特点对反侵略战争的要求，指导中印边境地区的边防建设，使战备工作扎实有效。为反击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这次反击作战，从军事力量总体对比来看，中国参战部队大多是1959年以来参加过平叛作战的部队，特别是中、高级指挥员，相当一部分是十几年战斗在边疆的“老高原”，部队不仅经过了实战的锻炼，有一定的高原地区作战经验，而且部分主力部队在战前还经过了适应性训练，战斗紊质较高；在武器装备上，中国军队除个别武器不如印军先进，常规武器整体上要强于印军；在战场条件上，中国军队虽然远离战略或战役后方，没有空军快速实施保障，但战前充分估计到这方面的困难，加强了战场建设，为反击侵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保证了部队上得去、打得响、供得上、救得下，具有持续作战能力。

　　 今后，在中印边境地区的边防建设上，要高度重视加强道路、交通建设，改善通信条件。加强物资储备基地的建设，合理布局，争取配套。保持一支一定数量的常备军。同时要建立一支反应迅速、机动快速、装备精良、攻防兼备、适应该地区自然地理特点的应急机动作战部队，以应付边境突发事件及局部武装冲突。加强高原空军建设和后备力量建设。加强西部边疆地区作战武器装备的研制和试验，同时注重对特殊高原地区军事学术和作战理论的研究。以便坚持不懈地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