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鲁政府坚持扩张主义，使中即边界问题的解决陷入僵局·第二
作者：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编写组·中国
出自————《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
出自————《战争通史》
第一节 印度政府全面继承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衣钵，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
一、尼赫鲁大印度帝国的构想与印度政府的对华战略
17世纪英国殖民势力进入印度洋和亚洲地区后，由于这里远离英伦三岛，在蒸汽机时代，远距离输送颇费时间，仅靠舰船运输难以有足够的力量处置危及殖民统治的突发事件，更难以与它在世界其它地区的殖民地形成完整稳定的殖民统治体系。而印度扼控东西海上、陆地通道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加上它的多民族、多宗教和多语言的特点，这就增加了印度在大英帝国战略天平上的份量。英国前印度殖民总督寇松，对印度的军事地理特点及其对英国构建殖民体系的战略价值的评估具有代表性，他说印度好像一座堡垒，两面以大海为堑壕，其余部分以高山为屏障，只要控制住印度，就能有效地控制从阿拉伯、波斯、阿富汗、西藏和向东至暹罗（今泰国）的形势，以有利于英国建设庞大、完整的殖民帝国体系。寇松还在1894年出版的《远东问题》一书中，对印度在大英帝国战略谋划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作了概括：“印度帝国处于地球上第三个最重要部分的战略中心。但是，没有比在它对远近邻邦的命运所起的政治影响上，以及他们的盛衰系于印度这轴心的程度上更看得出它的中心支配地位了” [ 注：寇松：《远东问题》1894年版，第9–10页。 ] 。寇松关于印度应当成为这一地区的“中心支配地位”国家的观点，在当时的英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大英帝国“印度中心论”的核心是充分利用印度的自然优势和优越的地理条件，借助其丰富资源和雄厚人力，逐步向亚洲大陆及海湾地区拓展势力范围，“使英国和印度联结起来”，经“旁遮普、印度河和恒河，到红海和马耳他岛”，把这一极为广阔的陆地、海洋联成一片 [ 注：杜德：《今日印度》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240页。 ] 。历史证明，在这一殖民链条之中，印度不仅是大英帝国东方殖民体系中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且是英国向亚洲及印度洋沿岸地区进行殖民扩张的战略基地。
1947年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和他所领导的印度政府，崇尚大英帝国的“印度中心论”的观点，全面继承了英印殖民时期的政略、战略。英国势力撤出南亚和印度洋周边地区后，获得独立的印度政府认为，只有印度才有资格填补英国撤离所造成的空缺，也只有它才有能力全面继承英国留下来的政治、军事遗产，以尽快“成为亚洲各部分的中心”。印度独立后处于执政党地位的国大党及其领袖们，素以英印殖民政权的唯一合法继承人自居。尼赫鲁总理就曾说过，印度政府继承的英印在其它国家的特权是“世袭”的，这说明独立的印度政府对英印政权来说是位居“晚辈”的后继者。因此，独立后的印度在对外政策上仍然奉行英印殖民政权的方针、原则。印度认为“不管是中东、西亚，还是东南亚或中国，都将在经济上、政治上和为了防务的目的而依靠印度” [ 注：[印]V·朗格尔：《印度的防务与对外政策》新德里1988年版，第26页。 ] 。尼赫鲁崇尚英印殖民时期的“印度中心论”观点，他的基本思想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披露得十分清楚，他认为：“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而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的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在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心” [ 注：[印]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712页。 ]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担任首任总理，他的“印度中心论”思想有所发展。1949年10月2日在给印度各邦首席部长的信中声称：“今天全世界都公认亚洲的未来将强烈地由印度的未来所决定。印度越来越成为亚洲的中心”。尼赫鲁的话清楚地表明，印度不仅企图成为亚洲中心，而且企图领导整个亚洲走向未来。
尼赫鲁崇尚“印度中心论”的基本落脚点在于要建立一个大印度帝国，这个设想蓝图源于英印时期谓建立一个内湖、两个同心圆和三个缓冲区的印度安全战略。20世纪30年代尼赫鲁在他的《自传》中说：“我个人对于未来远景的看法是这样：我认为将来会建立一个联邦，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缅甸和锡金、阿富汗和其它国家”。40年代他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进一步阐述这一思想时，发现了“印度的新概念” [ 注：转引自四川大学《南亚研究》季刊，王士录：《尼赫鲁的霸权思想》。 ] ，而这个“新概念”包括了东南亚地区。由此看来，尼赫鲁大印度帝国的构想在英印时期所谓印度安全战略的基础上还有所发展，竟然将东南亚地区也包括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领导的印度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早已确定的大印度帝国的设想。具体实施步骤是首先统一南亚次大陆，稳住后院，然后再全部占领北部山地的有利地形和通向亚洲腹地的战略通道，与此同时，逐步发展海上力量，经略印度洋，最终建成从陆地到海上将东南亚到中东地区联结在一起的统一的大印度帝国。然而，印度由于缺少英国那样的实力，便通过积极参与世界性事务来提高国际地位，进而谋求世界性大国作为国家战略重点。为此，印度树起了“不结盟”的旗帜，以在两大阵营之间谋求最大利益；在南亚地区，通过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尽快树立区域性大国形象，完全取代英国在南亚地区的地位与作用。
为能尽快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真正成为“亚洲各部分的中心”，并建成大印度帝国，尼赫鲁政府全然不顾国家面临的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热衷于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扩大势力范围，强行将国家安全边疆拓展到理想位置。为此，印度调动主要军事力量，力图用军事手段解决与巴基斯坦的矛盾；胁迫不丹、尼泊尔订立屈辱性条约，从而使印度全面取得了当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不丹、尼泊尔的权益；派出武装力量进驻锡金王国等等。印度独立之初对周边国家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战略行动，充分说明印度政府决心全面推行英印时期的对外政策，对它认为利益攸关的地区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影响亚洲及印度洋地区形势的“中心”，并在印度认为理想的位置构建安全战略边疆。
尼赫鲁政府全面继承了英印殖民政府对中国的政略，从扩张主义的立场出发，顽固地推行把西藏变为缓冲国的政策。尼赫鲁政府认为，“无论过去和现在，在南亚居主宰地位的国家无不从战略上考虑把地处世界屋脊的西藏视为极端重要的地区”，“谁统治了这个地区（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地）谁就取得了对于敌手确定无疑的优势”。出于这种地缘政治的战略分析，印度认为“实行把西藏变为缓冲区的政策不仅为地缘政治学规定而且是保持印度安全的最经济办法” [ 注：印度《战略分析》1988年7月号，达瓦·诺希《中国对西藏和喜马拉雅地区的战略思想》。 ] 。加之英印殖民时期印度曾经用武力夺取了在西藏的若干特权，事实上取得了在西藏的军事存在权，使印度与西藏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尼赫鲁总理曾经表述这种关系，他说早已习惯印度“在西藏世袭权利”，“到西藏就如同在自己国内” [ 注：印度前外交秘书，V·朗格尔：《印度防务与对外政策》第57页。 ] 。尼赫鲁总理已经把西藏看作是印度的世袭领地。从军事战略方面考虑，对于印度来说，只有将它的军队驻扎在喜马拉雅山顶时才能确保它的防务。基于这种分析判断，印度政府认为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尽快扩大英印殖民时期在西藏夺取的特殊权利，才能够使印度获得最大的战略利益。这是印度对华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印度独立后直到整个50年代，总的对华战略思想是在“不结盟”的旗帜下，在发展与中国友好关系的同时，又要完整保持和扩大当年英国在西藏的战略利益，谋求在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藏族聚居区形成一个以文化、宗教为纽带的政治实体，把西藏变成印度影响和控制下的中印间的缓冲国，使世界两个人口大国脱离直接接触。在战略指导上，强调谨慎从事，注重运用渗透手段，采取试探性前进政策和逐步扩大的方法，力求在中国未完全有效地控制边境地区以前抢占更多的领土，夺取和全面控制南亚地区通向亚洲腹地的战略通道。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新疆、进驻南疆边防，控制中印边界西段（新疆段）传统习惯线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于23日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华东、中南、西南、西北迅猛挺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通过扶郿、兰州、宁夏等战役，歼灭了西北地区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主力，至9月下旬解放陕、甘宁、青四省大部，兵临玉门关，直逼新疆，国民党在新疆驻军7万余人孤悬关外。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分别于1949年9月25日、26日通电率部起义。陶峙岳、包尔汉宣布起义后，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的疯狂反抗与破坏。在新疆境内残留的帝国主义分子以及民族分裂主义者，也乘机猖狂活动，竭力破坏和平解放，400万各族人民渴望人民解放军早日进疆。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就把解放新疆的任务交给了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王震司令员。9月10日，毛泽东主席电示彭德怀，“集中注意力，争取于11月初、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9月28日，第一野战军前委发出进军新疆的命令：第六军进驻北疆，第二军进驻南疆；第一兵团司令部、第二军及战车团于10月20日以前，第六军于11月1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
进军新疆，路途遥远，交通险阻。从酒泉至乌鲁木齐1253公里，酒泉至喀什2547公里。为解决交通运输困难，苏联支援运输机40架，以加速从酒泉向乌鲁木齐的兵员输送。11月6日，第一兵团指挥部乘机由酒泉飞抵乌鲁木齐。
第二、第六军和兵团直属部队，根据兵团党委“不怕一切牺牲，不怕一切困难，奋勇前进，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的号召，从1949年10月12日开始，西出玉门，穿星星峡，沿天山南北疾进，开始了向新疆的大进军。
第六军（含第十六师、十七师及军直部队，第十八师留守西安）在军长罗元发、政委张贤约率领下，先后以空运、车运、徒步等方式进军北疆各地。11月5日，先遣营乘飞机抵达乌鲁木齐；12月7日，人民解放军与三区民族军 [ 注：三区民族军：即1944年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革命后建立的革命武装。1944年9月2日，三区革命爆发，11月15日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统治。1945年4月8日，建立革命武装民族军。到同年9月，北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全部为民族军解放。抗战胜利后，三区革命政府代表曾一度参加国民政府新疆联合政府。同年8月，邓力群以中共中央联络员身份到伊宁，三区革命直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陶峙岳起义部队在乌鲁木齐会师。同日，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
同年10月12日，第二军在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率领下开始了向祖国西部边疆——南疆挺进。12日，军指挥部由酒泉乘车出发；13日，第四师第十二团与兵团战车团进抵哈密；14日，第四、第五师主力及军指挥部相继到达。23日，第四师部队解放南疆重镇焉耆，26日继续向前挺进，于11月20至26日分别进驻巴楚（第十二团第三营），伽师（第十二团团部及第一营）、岳普湖（第十二团第二营）、喀什（师部及第十团、第十一团）等地。30日，第十一团进驻莎车。军直于12月1日进驻喀什。第五师主力于11月间先后抵达焉耆后，即陆续前进，师直及第十四团于11月29日进驻阿克苏、温宿，第十五团于12月23日进驻和田，第十三团随后于翌年1月底进驻库车。第六师主力在玉门至安西一带过冬，于1950年3月底全部进驻焉耆（师部及第十六团、第十七团）、库尔勒（第十八团大部）、轮台（第十八团第二营）等地。第六师骑兵团于1950年1月6日由敦煌进驻若羌。第五师独立团于3月3日进驻且末，第五师另一个独立团进驻阿勒泰。第二军工兵团进驻博乐，军教导团、炮兵团于1950年3月下旬至4月中旬陆续到达喀什。第四师第十一团一部于3月进驻中巴、中印之隘口巴扎大拉；第五师第十五团一部进驻通往印度之要点赛图拉。
进军新疆是一场艰苦的战略行动。沿途要经过渺无人烟的戈壁荒原，翻越高耸入云的雪山峻岭，穿过“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所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为表彰第十五团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胜利进军，彭德怀、习仲勋通电嘉勉，称他们“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第一兵团约6万人，历时半年之久，行程3000余公里，圆满地完成了进军新疆的任务。其中，主力部队则在两个多月内，先后解放南北疆各重要城镇，平息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多处叛乱，控制了全疆形势。向新疆的胜利进军，标志着历代剥削阶级在新疆的反动统治的彻底覆灭。从此，生活在165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400万各族人民，开始了当家作主、团结协力建设新疆的新生活。
南疆地区位于祖国最西部，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六国接壤，边界线全长3061公里。
南疆军区所辖中印边界包括新疆和田地区和西藏阿里地区与印度接壤的边界，即中印边界西、中段，全长1050公里。中印中段边界全在西藏阿里境内，长约450公里。中印西段边界是指中国与印度控制区的拉达克接壤的边界，长约600公里，地跨新疆、西藏两自治区。其中，自喀喇昆仑山口至空喀山口为新疆段，长约200公里；自空喀山口至西藏阿里与印度喜马偕尔邦和克什米尔交界处的6795高地，为西藏阿里段，长约450公里。
自中国清朝开始，喀喇昆仑山便成了中印两国之间的传统习惯线。在这条传统习惯线北部和东部的广大地区历来属中国政府管辖，这一点从中国出版的大量地图、行政管辖和其他历史史实中都可得到确实证明。
1782年（乾隆47年）《钦定皇舆西域图志》载：“是于田固在南山之北，葱岭之东，南道所经之国，证以今时形势，确无可疑。”从这个“图志”中的舆图来看，“南山”即今之喀喇昆仑山。1809年（嘉庆14年）《西陲总结事略》和1821年（道光元年）《钦定新疆识略》的和田图，都将和田南界画在喀拉喀什河的源头喀喇昆仑山脉。
1892年（光绪18年）新疆一个主簿官李源■奉命勘察了南疆边界。他在同年《议中外界限并地名异同上总理衙门》一文中写道：“界线似应在昌器利满 [ 注：即昌格隆格巴尔马拉山口 ] 、卡拉胡鲁木 [ 注：即喀喇昆仑山口 ] 、星峡、红孜纳甫 [ 注：即红其拉甫 ] 、明铁盖、克里克阿格吉隆各达坂最高顶上，以固边圉，而断葛藤。盖各达坂均系葱岭正干，水分南北，山行东西，固南疆屏障，而以莎车、和田第一门户。以山梁定界，则葱岭中外各得其平，真天然界线也。”而这里的葱岭是指喀喇昆仑山。
1911年（宣统3年），新疆巡抚袁大化等纂校的《新疆图志》载，界线“又东南卡拉胡鲁木达坂，又东南为昌器利满达坂，皆通条拜提（即拉达克）路。……此中外天然界线，即当今老界也。”
1914年（民国3年）6月21日，新疆民政厅长杨增新的“行政公署令第242号”说：“查喀喇胡鲁木即英俄各国内之喀喇阔隆（即喀喇昆仑）为中英连界之地，山北系新疆叶城、皮山所属地段，在我国土以内。” [ 注：以上材料均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第一亚洲司《我外交部1959年12月26日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中所引资料的注释》。 ]
以喀喇昆仑山为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这在世界上也是得到公认的。1870年，著名测量者海华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第40卷的论文中，明确说明中印边界是沿着喀喇昆仑的主干到羌臣摩各山口的。1958年版的俄文世界地图也载明中印边界的国界线就在喀喇昆仑山。
自古以来，尤其自清朝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沿传统习惯线在叶尔羌、和田南境设卡布防，进行管理。
1759–1762年（乾隆24–27年），清朝就在叶尔羌（莎车）及和田地区建立了边防。从乾隆年间设防至道光年间，清政府先后在叶尔羌及和田设卡伦20个。据1782年（乾隆47年）《钦定皇舆西域图志》载，叶尔羌设卡伦7个。据1809年（嘉庆14年）《西陲总统事略》载，除叶尔羌仍设7个卡伦外，和田设有12个卡伦。据1821年（道光元年）《钦定新疆识略》载，除原有卡伦保留外，和田增设1卡伦。
1826年（道光6年）至1877年（光绪3年），张格尔和阿古柏先后窃据南疆，原设卡伦不复存在。1877年左宗棠收复南疆后，清朝政府另行设卡：赛图拉卡、苏盖提卡、桑株卡和达摩卡、克里阳卡和麻扎达拉卡等。
中华民国时期，边防状况较前又有改善。1928年设立了赛图拉设治局。1928年成立边卡队，人数增至100人，并巡逻到康西瓦以远，在卡拉胡鲁木山口修筑堡垒。1933–1937年，守卡兵力增至200人。1937年10月至1942年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边卡部队是1个团，辖3个骑兵连，赛图拉卡、康西瓦卡、苏盖提卡、哈拉赛卡各有1个排（30–40人）设防并沿边巡逻，以上各卡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其中康西瓦卡的巡逻路线是经阿吉栏杆–奇台大坂–泉水沟–阿克赛钦–甜水海–以特洛德–多旦库里，然后从甜水海直接返回。1938–1943年，在和田地区设有边务办事处，并派办事人员前往赛图拉、康西瓦边卡，协助边卡处理边界事务，主要任务是派遣人员了解国外情况。该办事处在明立克下、阿吉栏干、阿克赛钦、林济塘设有隐蔽粮草站。解放前，国民党驻南疆赵锡光部曾派巡逻队，从康西瓦出发穿越阿克赛钦一直前出到熊彩大雪山返回。
人民解放军进驻南疆后，第二军即于1950年以第四师、第五师、第五军第十三师（第二军就近指挥）各一部，接管中印、中巴、中阿、中苏边防。在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新疆段，以第五师第十五团1个加强连进驻赛图拉设立指挥所，以部分兵力驻防黑黑孜江干、三十里营房、康西瓦，以第四师第十一团1个连进驻麻扎达拉。翌年（1951年），控制神仙湾（即喀喇昆仑山口）、天文点一线边防。同时，不定期地派出边防分队在阿克赛钦、甜水海，一直到空喀山口进行巡逻。8月，以第四师骑兵侦察连接管蒲犁、塔什库尔干各卡防务，并控制红其拉甫山口。在接收边防、整编国民党3个边卡大队过程中，平息了两起伪边防军的武装叛逃事件。1952年3月，为统一边卡防务，第二军教导团奉命组建边卡营，接替第四、第五师部队防守上述各点。该营以蒲犁、赛图拉两点为中心，加强了一线防务力量。为加强西段边防，1955年南疆军区奉命组建公安边防第四十九团。该团于1957年6月13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疆军区公安边防团；1959年4月改称为新疆军区骑兵
第六团；1961年又改编为新疆军区步兵第二团。1962年1月11日，为适应边防斗争形势的需要，步兵第二团分编为步兵第二、第三团，第二团全力防守西段（新疆段），第三团驻守塔什库尔干防区。
三、印度政府干涉中国和平解放西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进驻边防要地，控制中印边界西段（西藏阿里段）、中段传统习惯线
1949年，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人民解放军乘胜向西南挺进。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根据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和国际形势，为解放西藏人民，巩固西藏边防，适时作出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经营西藏。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西藏的两种势力、两种命运之间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帝国主义和印度当局唆使西藏的亲帝分子进行了种种“独立”和“反共”的丑恶表演，千方百计地阻挠西藏的解放，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使西藏变为印度的附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西藏亲帝分裂势力的代表人物摄政达扎·阿旺松绕 [ 注：亦译达扎或大扎，实为西藏地方摄政王。 ] ，与印度驻拉萨代表理查逊（英国人，原为英印政府驻拉萨代表）密谋后，策划了“驱汉事件”。1949年7月，达扎·阿旺松绕召集噶伦及西藏地方政府中的重要官员，商谈以“反共”为借口，将汉人驱逐出西藏。7月8日，西藏地方政府突然通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为防止赤化，以免引来共产党里应外合，决定驻藏人员及其眷属立即准备离藏返回内地。同时，占领了国民政府的拉萨无线电台，并派兵监视国民政府驻藏机关及人员。噶厦还经印度噶伦堡电台电告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为欲防止共产党混迹西藏，特请求中央驻藏人员全体撤退，并已通知各该人员及其眷属在规定期限内，返回内地”。由帝国主义指使和印度当局策划的“驱汉事件”发生后，印度新闻社、英国一家通讯社和美国的合众社，都借此发表评论，鼓动西藏地方当局应利用这个时机完全脱离中国的控制。
同年8月，美国人劳威尔·汤姆斯以“无线电评论员”的名义，带着电影摄影机、录音机、广播器等来到拉萨，自吹进行了“世界屋脊的第一次广播”。他在拉萨活动期间会见了西藏摄政、十四世达赖及其他官员、贵族。离藏时，携带了达赖致美国总统壮鲁门及国务卿艾奇逊请求美国援助的私人信件。他作为美国当局与西藏地方的联系人，了解西藏的情况后，向西藏当局献策，说共产党要进攻西藏，必然遇到路途行走的困难，“只要西藏方面组织一支有技术的游击部队，就可以阻止‘侵略者’，切断他们的补给线。”要成立这样有技术的部队，其条件有二：一是配备适当的武器，二是要有技术的训练。他说外国军队来西藏提供帮助是一向不大受欢迎的，若要美国提供军事援助，美国就可能与共产党军队发生冲突。同时对调动一支军队越过喜马拉雅山和供给这支军队都是问题，因之，美国还不能担负这个责任。经过美驻印度使馆与印度政府商议，美国答应以大批步枪、机枪及弹药运往加尔各答，然后经由大吉岭运进西藏。这是美国、印度干涉中国内政，煽动西藏地方当局反对中国统一的例证。对此，9月2日新华社发表《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表明了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社论指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 [ 注：《人民日报》1949年9月3日。 ]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云南、贵州、四川和西康等西南各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礼炮声中相继获得解放，西藏成了中国大陆最后一个尚未解放的地区。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后认为，虽然由于历史和文化、宗教方面的原因，西藏问题比较复杂，但新中国成立后已得到印度、英国等国家的承认，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而西藏人民和爱国人士又渴望早日解放西藏，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尽早解决西藏问题。
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主席致电彭德怀，“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负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同时指出：“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到川康平定之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毛泽东在电报中责成西北局对经营西藏立即“作出计划” [ 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52页。 ] 。
12月30日，彭德怀致电党中央并毛泽东主席，提出由西北入藏困难甚大，由西南入藏为宜的建议。彭德怀在电报中详细地报告了由新疆、青海入藏的道路和气候情况，提出“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难以克服。由打箭炉（今康定）分两路，一路经理塘、科麦，一路经甘孜、昌都，两路入藏，较青新两路为易。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囤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且由南疆入后藏，及由大河坝入前藏，两路每年只有四个月（即五月中旬至九月）可通行，其余八个月，因大雪封山不能行动。” [ 注：《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
12月31日，毛泽东主席发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为了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国家的统一，党中央从西藏的历史、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实际出发，决定对西藏问题采取军事进攻和政治争取同时进行的方针，争取西藏和平解放。这样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阴谋，有利于消除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民族隔阂，符合广大藏族人民和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愿望。
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十分关心西藏的解放，1950年1月2日从莫斯科致电党中央及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对进军西藏问题进行了新的部署，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毛泽东主席在电报中强调指出：“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 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208–209页。 ] ，要求西南局确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还对西南局组织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
中共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并于1950年1月7日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拟定第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并建议该军军长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1月10日，毛泽东在莫斯科致电党中央同意第二野战军进军西藏的计划，由第十八军担负进军西藏的任务。毛泽东在电报中明确指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并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毛泽东在电报中明确指出进藏部队“务希于五月中旬以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 [ 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226页。 ] 。中共西南局及第二野战军，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紧张而有秩序地展开了各项准备工作。1月15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在重庆向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及师的主管干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进军西藏的指示，布置进藏工作。刘伯承司令员指出，毛主席命令今年进军西藏，是因为现在国际斗争形势有利，要迅速向西藏进军。进藏部队应勇敢担当此一光荣任务。邓小平政委指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之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未解决问题；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军事、政治协同解决，还必须解决补给之公路。并强调指出，政策问题极为重要，原则是民族自治，团结达赖、班禅两派。“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邓小平政委对进军西藏的指示，后来被归纳为著名的“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进藏工作方针。第十八军与会的军、师领导代表全军愉快地接受了进藏任务。1月18日，刘伯承、邓小平向中共中央报告进藏工作计划及西藏工委组成名单，建议西藏工委由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副政委王其梅、副军长昌炳桂、参谋长陈明义、政治部主任刘振国和藏族干部政协代表天宝等7人组成，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刘、邓在电报中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康、滇、青、新四省对西藏多路向心进兵的建议。” [ 注：《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3页。 ]
1950年1月24日，党中央同意刘伯承、邓小平关于进军西藏应采取“多路向心进兵”的建议，并指出，刘、邓提出的由康、滇、青、新四省对西藏“多路向心进兵”的建议，望西北局和王震立即讨论并提出意见；同意西南局上报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并请西北局考虑是否还有其他人可以加入该委员会；此外，还“应有一支兵由云南至察隅，此点请刘、邓在陈赓占领云南后由陈赓计划并部署”。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决定，第十八军在第十四军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六团的配合下，担负进军西藏的任务。为配合第十八军行动，西北局和西北军区决定，由第一、第二军组成骑兵支队和独立骑兵师分别从青海和新疆进军西藏。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进军西藏、完成中国大陆统一时，印度驻拉萨代表理查逊竭力唆使西藏当局进行军事部署，企图抵制解放军进军西藏。理查逊派遣其驻拉萨的电台工作人员英国人福特，携带收发报机和大批汽油前往昌都，建立电台，收集军事情报。福特还在青海、西康交界处设立分台。他的电台同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以及噶大克的英国电台联络。此外，他还经常与在美国、英国和日本的“朋友们”（包括汤姆斯）保持密切联系。印度眼见西藏的解放已势在必行，却仍抱着“缓冲国”的幻想不放，企图煽动西藏独立，使西藏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夹在印度与中国之间起缓冲作用。为此，由印度驻拉萨代表理查逊出面煽动西藏噶厦政府“不能坐喊西藏独立，应向联合国致信呼吁”。噶厦政府在理查逊怂恿支持下，以为有印度政府作为后台，便立即草拟了“西藏独立”的文稿，经理查逊修改并译成英文。
为加快分裂活动的步伐，达扎与美国特务劳威尔·托马斯同印度驻拉萨代表理查逊等密商后，于1950年1月成立了非法的“亲善使团”，妄图以独立国家的名义，赴美、英、印、尼泊尔等四国活动，谋求国际支持，以造成西藏独立的既成事实。同时准备派一“使团”到北京表明西藏“独立”。英国及美国的通讯社向外宣布了这一消息。
对中外反动势力的分裂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于1月20日发表谈话，阐明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严正立场。谈话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如果派代表来北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这样的代表将受到接待。如果拉萨当局背叛祖国，向外国派出“亲善使团”表明“独立”，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任何接待“亲善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该阴谋活动遂告破产。
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人民和各界人士，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西藏地方当局的种种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渴望西藏早日得到解放。1950年1月31日，班禅堪布会议厅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电报揭露了西藏地方当局以“亲善使团”名义赴英、美、印等国活动，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反抗人民政府，以达到其脱离祖国、出卖西藏的阴谋。电报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为全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今拉萨当局此种举动，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 [ 注：《西藏自治区概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4页。 ] 。2月底，西康省藏族爱国知名人士格达活佛、夏克刀登、却达多吉等派出代表到达北京，晋见朱德总司令，表示藏胞渴望解放，愿尽一切人力、物力，支援人民解放军，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务。
第十八军受领进军西藏任务后，立即进行了政治思想动员和各项准备工作。由于这次是向高原严寒、交通不便、物产不丰、路途遥远、情况不明、以藏族为主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军，没有详细地图，为查明情况，以便为主力出动做好准备，1月27日，军决定成立以第五十二师副师长陈子植任司令员、军敌工部长陈竞波任政治委员、军作战处处长薛和任参谋长的先遣支队，率军侦察营、工兵营先行进至西康北部重镇甘孜开展工作。先遣支队于2月3日自四川省乐山出发，12日进抵雅安，为匪患所阻，奉命停止前进，就地对康藏地区情况进行调查研究。3月4日，第十八军在乐山召开了庆功誓师大会，表彰了渡江作战以来的特等和一等功臣138名，并誓师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巩固国防。大会一致庄严宣誓：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3月14日，军决定组成由军副政委王其梅、第二参谋长李觉率领的军前进指挥所，指挥第五十二、第五十三两师先遣支队进抵金沙江边，为主力进军做准备。军前指及由第五十二师师长吴忠、西藏工委委员天宝率领的北路（即五十二师）先遣支队——步兵第一五四团，于3月29日自乐山出发，军前指于4月24日抵康定，第五十二师先遣支队于4月28日到达甘孜，并以第一五四团第二营于5月16日进抵金沙江边的邓柯县城。军前指途经雅安时，军先遣机关并入前指，侦察营、工兵营投入雅安–甘孜段公路修复工程。由第五十三师副政委苗丕一率领该师（亦称南路）先遣支队——步兵第一五七团，于4月1日由四川省名山县出发，6日抵雅安后，由于补给困难，即奉命参加雅安至甘孜段公路的修复工程。公路修复过康定后，苗丕一率第一五七团第一营先行于7月9日自康定出发，8月2日抵巴塘。第一五七团主力于沿途设立兵站、囤积粮食后，于9月29日方进到巴塘。军前指指挥南北两路先遣支队进入康藏高原向金沙江边挺进，取得了在高寒地区行军、宿营、补给以及开展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并了解、熟悉了康藏地形、道路、气候、藏军布防等情况，为进军并和平解放西藏初步奠定了基础。雅安至甘孜公路于8月26日修复通车后，军长张国华率军机关大部乘汽车于8月28日自四川省新津县城出发，9月5日抵甘孜，军前指即合入军机关。为渡过金沙江，进军西藏，首先解放西藏东部重镇昌都，部队展开了紧张的组织准备工作。
由云南方向进军西藏的第十四军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六团及第一二五团1个营组成入藏纵队，4月初在丽江完成集结后开始进藏，7月上旬进驻云南德钦，并于10月6日到达门工东北一带，配合第十八军行动。
为配合西南主力部队进藏，西北野战军决定由第一军组建骑兵支队进驻青海玉树。由孙巩为支队长、冀春光为政委的骑兵支队600余人，于6月18日从青海西宁出发，行程900公里，7月24日抵达玉树地区。
新疆军区决定由第二军组建独立骑兵师，进军阿里。1950年6月13日，独立骑兵师在于田组建成立，由何家产任师长兼政委，全力投入进军阿里的各项准备。
人民解放军各路进藏部队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从1950年7月开始先后由驻地向西藏开进。独立骑兵师决定由第一团第一连担负先遣任务，首先进入阿里，侦察情况，宣传群众，争取上层，为后续部队进藏开辟道路。先遣连包括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和哈萨克7个民族，由团保卫股长李狄三率领。8月1日，骑兵师在于田普鲁山村召开“进军西藏誓师大会”。王震到会勉励先遣分队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把胜利红旗插上西藏高原。会后，先遣连135人奉命出征。
莽莽昆仑，渺无人烟。先遣连凭着一张新疆地形略图和一只旧指北针摸索进军。他们穿越被生物学家称为“生命的禁区”的昆仑山，翻过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的冰峰，战胜高山反应、雪盲以及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于8月15日抵达藏北阿水泉。8月29日，先遣连进驻改则县西北的扎麻芒保。
先遣连在扎麻芒保的驻地海拔4517米，气温在摄氏零下40度，冻土层达1.5米。全连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活，并开展侦察工作和群众工作。粮食告罄，他们牢记毛泽东主席关于“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组织狩猎，以清水煮兽肉为食。衣服穿烂，鞋底磨穿，便削骨（羊角）为针，用兽皮制成“皮衣”、“皮鞋”御寒。10月7日，阿里噶本（相当专员）派其秘书和管家赴廷空与先遣连“指挥”李狄三会谈，双方达成5条协议。之后，噶本政府留下其管家扎西才旺常驻廷空，与部队保持联系，进行友好合作。从此，先遣连在阿里站住了脚。当时藏军主力位于藏东地区，先遣连进军阿里，出现于藏军主力后方，从战略上配合了后来的昌都战役。
西藏地方当局为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积极备战。从外国运进大批军人和美国电台，用印度教官训练各地的藏军，至1950年上半年，印度交付藏方的枪支可装备1万多人。噶厦加强藏军司令部，执行扩充“政教护卫军”的计划，将原有的14个代本（每个代本约500余人）扩编为17个代本，并将7个代本全部和2个代本一部计4300余名藏军，以及3500余名民兵配置在昌都和金沙江西岸地区，企图阻止解放军从西康、青海和滇西北进藏。
为了和平解放西藏问题，中央人民政府同意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前往拉萨，劝说达赖喇嘛改变错误立场，执行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7月10日，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谈代表的身分从甘孜白利寺出发前往拉萨劝和，7月24日抵达昌都，但在昌都遭到西藏地方当局的软禁。不久，格达活佛被害身亡，其随员被押送拉萨。格达活佛被害，进一步暴露了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也说明了受帝国主义控制的西藏地方政府企图以武力阻止西藏和平解放。这样，一场军事较量就不可避免了。
为了以打促谈，毛泽东主席8月23日电告西南局，同意西南局所报将藏军压缩在昌都聚而歼之的作战计划，并指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西藏问题可“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 [ 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槁》第一册，第475页。 ] 西南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对昌都战役的组织实施认真细致地进行准备。昌都战役于10月6日发起，北线部队兵分三路，右路为第五十二师一部，从邓柯渡过金沙江，经青海省玉树以南的巴塘，会同青海骑兵支队（归第五十二师指挥）急速南下向昌都以西地区迂回，17日攻占类乌齐，18日抢占恩达，切断了昌都地区藏军退路；左路为第十八军侦察营、工兵营，从岗托突破藏军金沙江防御，由正面向昌都攻击前进；中路为第五十二师主力，从邓柯渡江，在国德、小乌拉各歼藏军一部后直推昌都左侧，19日解放昌都。南线为第五十三师一部从巴安（今巴塘）强渡金沙江，歼藏军一部，直逼宁静，据守该地的藏军第九代本宣布起义；自云南出击的第十四军第四十二师一部，接连攻占门工、碧土、盐井，歼藏军一部，其余藏军和民兵纷纷缴械。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新任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18日率部撤离昌都，20日在竹各寺（位昌都西南）派人与解放军取得联系，21日下令2700余名藏军放下武器。10月24日昌都战役结束。昌都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和西藏地方当局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的阴谋，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促进了西藏爱国力量的发展，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
在10月21日，昌都战役正在进行时，印度政府就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昌都地区的军事行动一事致中国政府备忘录，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备忘录称：“假如因为中国在西藏的军事行动而使反对中国参加联合国的国家获有机会来歪曲中国的和平目的，那么中国的地位将会因此而削弱”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66页。 ] 。10月28日印度照会中国政府：“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被认为是可悲叹的”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集，第167页。 ] 。印度政府企图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为筹码，要挟中国停止在昌都地区的军事行动，放手让西藏上层中的反动分子大搞分裂活动。对印度政府的备忘录和照会，中国政府于10月30日在答复中给予了严厉驳斥，并郑重声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疆；这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既定方针”。“西藏问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是两个完全没有关联的问题，如果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国家企图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其领土西藏行使主权一事作为借口，进行威胁，以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组织，那只是再一次表示这些国家对中国不友好和敌对的态度而已。”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集，第164–165页。 ]
11月1日，印度政府就西藏问题再次照会中国政府，照会说：“印度政府不得不认为中国政府对于西藏尽早采取的军事行动已经大大地增加了世界的紧张形势和导向大战的趋势”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集，第180页。 ] ，并在照会中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保留印度在西藏的特权利益。由此可以看出，印度政府对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行使主权一事，接二连三地照会中国政府，进行威胁，其目的就是要西藏脱离中国，最终使西藏成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国”。
昌都战役胜利后，西藏爱国力量得到发展，顽固势力受到抑制。1950年11月9日，阿沛·阿旺晋美等40名在昌都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联名致信达赖喇嘛，以亲身经历，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积极建议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就西藏和平解放进行谈判。1951年2月12日，已经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亚东作出最后决定，委派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以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赴京谈判。西藏和谈代表团分两路赴京，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等3人经重庆、西安，于4月22日到达北京；凯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2人于3月8日由亚东出发，经印度、香港，于4月26日到达北京。
西藏和谈代表团抵达北京后，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及首都各界数千人到车站欢迎。4月28日晚，周恩来总理、李济深副主席、陈云、黄炎培副总理等宴请西藏和谈代表。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还先后接见代表团，向他们耐心宣传、解释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强调搞好团结。
中央人民政府指派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李维汉为首席代表，于4月29日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举行谈判。经过六轮正式会谈，通过认真、充分的协商，谈判于5月21日结束，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共17条，主要的内容是：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力；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协商的方法解决之；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友好相处时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不变；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等。协议正确地回答了西藏历史发展所提出的问题，完全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也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北京勤政殿庄严地举行了签字仪式。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的和平解放。
十七条协议签定的当天下午，毛泽东主席在听取和平谈判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汇报时，高兴地指出：“好哇，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 [ 注：《当代中国的西藏》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页。 ] 。毛泽东向张国华详细询问了进藏部队的情况，要求部队很快进军拉萨，为全部实现十七条协议而努力。毛泽东指示：“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 注：《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26页。 ] 。5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布进军训令：“此次进军系在和平协议下的战备进军，各部万勿以和平协议已成而松懈战斗意志与战斗准备。协议虽然签字，但尚未付诸实施，同时帝国主义必会用各种阴谋手段来破坏我们和平解放西藏的实现。因此应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有应付意外情况的充分准备，同时必须加强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以保证解放西藏巩固国防任务的圆满实现” [ 注：《当代中国的西藏》第171页。 ] 。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分别由西康、云南、新疆、青海四路向西藏挺进。6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西南局关于吸收西北三位同志参加中共西藏工委的方案，以加强西藏工委的统一领导。调整后的西藏工委的成员为：张国华、谭冠三、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李觉、刘振国、平措旺阶、范明、慕生忠、牙含章，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范明为副书记。1952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留藏工作，兼任西藏工委第一书记，以张国华、谭冠三、范明分任第一、第二、第三副书记。
第十八军自1951年7月开始，从昌都、甘孜向拉萨等地实施梯次进军。7月25日，由军副政委王其梅率领的先遣支队500人，从昌都出发，经边坝、嘉黎、太昭，途中翻越终年积雪、海拔6300米的丹达山，于9月9日抵达拉萨。第十八军入藏部队主力在张国华、谭冠三率领下，分成两个梯队西进。张国华、谭冠三率第一梯队之军直一部于7月1日从甘孜启程，经昌都、丁青，与先期由洛隆、边坝地区出发，经嘉黎、太昭到达墨竹工卡作为第一梯队另一部的第一五四团会合后，继续向拉萨进发。由第五十二师副师长陈子植、副政委阴法唐率领的师直、第一五五团和军炮兵营为第二梯队，10月21日由昌都出发，经边坝、沙丁、嘉黎于11月7日到达大昭。第一梯队于10月26日抵达拉萨，并举行了入城式，受到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两万多僧俗群众的盛大欢迎。
由青海省进藏的第十八军独立支队（其前身是西北西藏工委及其警卫营）1000余人，在支队长范明（原西北西藏工委书记）、支队政委慕生忠率领下，于8月22日从青海省的香日德出发，横渡通天河，翻越海拔5000米的唐古拉山，经聂荣、藏北重镇那曲于11月27日到达拉萨。
从云南进藏的第十四军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六团第一营和团直一部（编为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和1个工作队共约600人，8月24日从门工出发，在“一日四季”的恶劣天气里，渡过怒江，翻越日秀拉等雪山险隘，跨过藤桥溜索，闯过瘴病险区，30日抵竹瓦根，留下主力修筑竹瓦根至察隅的道路（当年底修好），团长高建兴率先遣队（70余人）继续前进，于10月1日进至察隅，该团一部10日抵达科麦，25日进驻沙马。
由新疆进军西藏的部队继续向阿里进军。1951年5月6日，独立骑兵师组成先遣支队进军阿里。该支队由第二团1个加强连和师侦察队约400人组成，由副团长安志明率领，从于田出发，沿先遣连的路线进军。先遣支队于5月28日到达扎麻芒保，与先遣连胜利会师。此时，先遣连有59名干部、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被誉为“阿里雄鹰”的李狄三因长期重病，在见到后续部队指挥员并交出了两本进藏工作日记本后，溘然长逝。6月6日，两支队伍在扎麻芒保召开“继续进军西藏誓师大会”。次日即向阿里首府噶尔（噶大克）进军。6月29日抵普兰宗（今普兰县），7月27日到达噶尔。同年夏，乌斯满部残匪由新疆且末窜入藏北。7月26日，独立骑兵师又派一个加强连在第二团营长贺景福率领下进藏追剿，剿灭叛匪后，进驻日土宗。从此，西藏阿里高原3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升起了五星红旗。
1951年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一行、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同由西南、西北进藏的部队在拉萨举行会师大会，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第十八军进藏部队到达拉萨后，根据西南军区的指示，第一五四团主力（欠第三营留驻拉萨）继续前进，于1951年11月15日进驻江孜（团直率第二营）、日喀则（第一营），该团主力并于1952年7月15日进驻亚东；第一五五团第一营于1952年7月23日进驻山南地区隆子宗。人民解放军胜利进驻西藏边防要地，把红旗插到了喜马拉雅山，完成了祖国大陆的统一。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对西藏行使主权，人民解放军和西藏各族人民共同担负起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光荣任务。
在阿里防区，独立骑兵师进藏部队于1951年8月组建力阿里骑兵支队，其任务是经营阿里、巩固边防。阿里支队当时辖4个连，支队部率两个连驻噶大克，普兰宗、日土宗各驻1个连，先后向定哈里普山口、达马山口、科甲、新张等地派出5-10人的分队守卫边卡。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于1952至1956年，相继在普兰、强拉山口、乌热、什布奇、扎西岗、新张、地拉、那卡、斯潘古尔建卡设防。各边卡分队以多种方式巡逻，控制着中印边境西、中段边防，保卫边境地区的安全，从此，使过去有边无防的阿里地区有了边防。
为了有效地保卫和建设边防，根据总部指示，自1955年开始，由南疆军区负责，组织阿里分工委，阿里支队和各防区边防部队，对西、中段边界进行全面调查，以掌握西、中段边界传统习惯线的位置、走向、由来和发展变化；搜集有关边界问题的资料；熟悉各边境辖区的兵要地志。经过3年多的艰辛劳动，近百名调查队员几乎踏遍了边界地区的山山水水，研阅了大量的档案和文史资料，走访了当地群众，基本上掌握了西、中段边界的史料，勘察和摸清了边界状况，明确了主要点、段的军事价值，为保卫和建设边防，争取军事、外交斗争的主动权作出了贡献。
中印边防西段各站、卡，平均海拔为4000米，有的在5000米以上。许多防区高寒缺氧，生活极其困难。有些哨卡则到处是片石，战士一年要穿破3双大头鞋。被誉为“喀喇昆仑钢铁哨卡”的神仙湾海拔竟高达5380米。为加强边防建设，新疆自治区和新疆军区决心彻底解决从新疆南部至西藏阿里的交通运输问题。1956年3月，新疆军区部队和民工3000多人参加了修筑新藏公路的工程，以后逐年增加筑路劳力，到1958年8月公路全线正式通车。新藏公路自新疆叶城起，途经赛图拉、康西瓦，穿越阿克赛钦，经西藏日土宗、噶大克至普兰宗，全长1458公里，是连接南疆和阿里地区的重要纽带。它的修建对建设和保卫西部边疆有着重要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意义。
面对中国恢复在西藏的主权，印度政府无可奈何，只好面对现实，但对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遗产”——“麦克马洪线”，却本能地紧紧抓住不放。为此，印度当局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时，乘新中国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和抗美援朝之机，指使其军队在中印边界东段，越过传统习惯线，占领了西藏门隅地区重镇达旺，强迫一直在那里行使行政管理权力的中国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官员撤走。在瑶瑜地区占领了扎那、西洛木河流域地区，并继续沿雅鲁藏布江向北推进。
四、中国政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重建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
1947年印度摆脱了英帝国主义的统治，实现了国家独立，结束了殖民地的历史。独立后的印度，一方面由于刚从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存在着较深的矛盾，要求有一个国际和平环境来发展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它又继承了英帝国主义在南亚的地位和特权，甚至企图在原英印扩张的基础上寻求进一步发展。在中国西藏，印度从英国人手中全面接过了其特权利益，在拉萨设有驻藏代表，在亚东、江孜以及噶大克等地设有商业代表和贸易站，经营西藏的邮政、电报、电话，并在西藏设有12个驿站，在亚东、江孜等交通要地驻有武装部队。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发展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对印度政府采取团结与斗争相结合的方针，争取两国友好相处，但对于印度继承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特权和特殊地位以及干涉中国内政方面则进行了斗争。对印度在西藏所获得的特权，原则上主张坚决废除，但鉴于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在宗教及商业上的紧密联系，在具体做法上则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步骤。1952年2月，印度政府交给中国一份《关于印度在西藏利益现状》的备忘录，共开列了七项：一、驻拉萨的使团；二、驻江孜和亚东的商务代表处；三、驻噶大克的商务代表处；四、在商业市场以外地方进行商业的权利；五、在到江孜的商路上的邮政及电讯机关；六、驻江孜的军事卫兵；七、朝圣的权利。印度政府在备忘录中说这些权利“是由于惯例和协定而产生的” [ 注：《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页。 ] 。6月14日，周恩来总理针对印度政府历次来照所提它在西藏的各种利益，向印度驻华大使提出新中国与印度在中国西藏建立关系的原则，周总理指出：“中国同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的现存情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政府与旧中国基于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因此，新中国与新的印度政府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要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这是应该首先声明的一个原则” [ 注：《当代中国外交》第175页。 ] 。这一原则指明，印度政府沿袭英国政府在西藏的特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已不复存在。
但印度政府却仍然无视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于1953年8月向中国政府提出其驻亚东和江孜一带的武装卫队要进行换防，同时提出印度驻锡金首府甘托克的政治代表要来西藏“视察”驿站；后又就印度商队去西藏阿里地区经商所携带的无线电收发报机被中国边防检查站封存一事，提出要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印方提出的这些事，涉及中国主权，中国政府在陆续答复印度政府时表示，一、关于武装卫队，印度政府提出要派兵前来亚东、江孜换防一事，中国政府认为，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有关中国独立自主和领土主权完整的问题，如果印度政府提出撤回这些武装卫队，作为解决中印在中国西藏地方关系问题的一个步骤，这是中国政府所欢迎的，若为换防，中国政府不同意。二、关于视察驿站，中国政府表示，印驻锡金专员来藏应按国际惯例持护照经中国政府签证来藏，中国方面自当给予应有的礼遇。由于驿站问题尚待解决，这次来只能当作一种临时性措施，决不是旧例的沿用。三、关于印度商队无线电收发报机被封存一事，按照中国的法令，印度商队来西藏经商所自行携带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本应没收，但为照顾中印两国关系，中国边防检查站将其封存，在印度商队离境时发还。9月2日，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致电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建议两国政府尽早就中印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10月15日，周恩来总理复信尼赫鲁总理，同意就中印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并建议于12月在北京开始。
1953年12月31日，印度政府派遣的代表团在北京与中国政府就中印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开始谈判。谈判的第一天，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首先提出了应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准则，并说明谈判的任务是“解决两国问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周恩来总理说：“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象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能拿出来谈” [ 注：《当代中国外交》第176–177页。 ] 。印度方面同意以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谈判的原则。
在谈判中，中方主要坚持两点：一、只谈判解决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不成熟的问题如边界问题留待以后再说，以便此次谈判容易达成协议，中印关系能够向前发展；二、印度在西藏沿袭的各种特权应该取消，但鉴于以往贸易和朝圣的惯例，凡不涉及中国主权的可以适当保留。经过4个月的谈判和协商，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政府在北京签定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政府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议书上第一次确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把它运用于解决中印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某些问题。协定中规定，中国政府在新德里、加尔各答、噶伦堡三地设立商务代理处，印度政府在亚东、江孜、噶大克设立商务代理处；指定中国西藏某些地方和印度某些地方为贸易市场；规定了两国香客朝圣事宜；规定了双方商人和香客的出入和往来过境事宜等。同日，中印双方还以互换照会方式规定印度政府将其驻在亚东和江孜的武装部队全部撤退，将其在中国西藏地方的邮政、电报、电话等企业及其设备和12个驿站全部按合理价格移交中国政府。根据协定，从互换照会之日（1954年4月29日）起6个月内印度陆续撤走驻亚东、江孜的武装卫队，并将其在西藏的上述企业、设备和12个驿站全部按合理价格移交给中国政府。由于财产清点和估价工作进行了11个月，1955年4月1日，在拉萨举行了正式交接仪式。至此，妥善解决了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所面临的包括过去英国侵略中国西藏过程中的某些历史遗留问题。5月，尼赫鲁在印度议会说：就西藏而言，协定是对那里现存（西藏和平解放后）情况的承认，印度接受这一协定就放弃了英国在西藏的帝国主义遗产。
周恩来总理1954年6月应邀访问印度期间，具体地阐明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思想。6月28日中印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重申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处理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而且适用于处理一般国际关系。后来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进一步向全世界阐明了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亚洲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尼赫鲁政府对华政策具有两面性。在公开场合尼赫鲁政府大谈建立印中友好关系，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放弃在西藏的特权；同时，又对华奉行扩张主义政策，加强印中边境地区兵力，强化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继续支持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分裂活动。当年印度有关当事者在80年代陆续披露了这一时期印度对中国奉行的“两面政策”。印度前外交秘书考尔1986年6月15日在《印度周刊》上撰文说：尼赫鲁于1954年指示他（即考尔）在五项原则协议 [ 引者注：即《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政府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 签字后不久即下令印度的行政、防御和检查哨所延伸到“我们要求的边界线”，以维护“印度的安全与领土完整”。作为印度外交秘书的考尔，其所披露的情况是有相当可靠性的。
在两面政策之下，印度在中印通商和交通协定签定后不久，即在中印边界中段，侵占了中国的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和中印协定中所规定的中国同意开放的10个贸易市场之一的波林三多以及乌热、香扎、拉不底。在西段侵占了巴里加斯。在东段，印度的武装力量陆续侵占了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以北中国大片领土。印度尼赫鲁政府声称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但对于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留下的遗产，却不能完全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印度对华政策的这种两面性，使“中印关系从一开始也同时存在着阴暗的一面。”
五、印度入侵中国领土，形成中印边境争议地区
（一）印军侵占中印边界东段传统习惯线以北大片中国领土
尼赫鲁总理于1950年在印度人民院的一次讲话中说：“不管有地图没有地图，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确定边界” [ 注：[印]卡·吉普塔：《中国边界秘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 ] 。尼赫鲁的态度极其蛮横无理，他不仅矢口否认中印边界从未划定的基本事实，而且连印度政府自己出版的地图也置之不顾。尼赫鲁对待边界问题的基本思想是，印度的军队推进到哪里，那里就是印度的国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印度军队便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全面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到1954年即侵占了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以北“麦克马洪线”以南大片中国领土。1954年印度政府公然在这块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上设置了所谓的“东北边境特区”，由印度中央直接管辖，并建立基层政权，以加强控制。为掩人耳目，印度政府修改官方地图，在1954年出版的印度官方地图上第一次把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标绘为中印边界东段“已定界”，抹掉了自1935年“麦克马洪线”公开后一直注明的“边界未经定界”字样，妄图以此作为侵占中国领土的根据，使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固定化、合法化。1955年4月6日，印度政府在一份文件中称，今后“麦克马洪线”和“边界线”的说法应停止使用，“麦克马洪线”的提法应立即用“东北边界”一说代替。
（二）印度侵占中印边界中段四块争议地区
中印边界中段，是指中国西藏阿里地区同印度旁遮普、喜马偕尔和北方邦接壤的边界。它北起中印边境西段边界的终点6795高地，南至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的强拉山口（即里普列克山口），总长约450公里。
中段边界有喜马拉雅山横亘，有通外山口道路19条。其中什布奇、玛那（卓尼）、尼堤、昆里宾里、达玛、里普列克（强拉）等6个山口，为中印通商协定开放之山口，供两国商旅往来贸易。
关于中段边界，与东段和西段一样，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间未订立任何条约和协议，从来没有划定过。但双方依循历史沿革的管理范围，已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线。它从西段的终点起，往南沿着帕里河巨哇渠为一方、司丕提河的其它支流为另一方的分水岭，通过这条分水岭上的6226高地，在巨哇渠与司丕提河汇流处西面数公里与司丕堤河相遇，再沿司丕堤河到该河与帕里河交汇处。在帕里河与司丕堤河交汇处以甫，边界通过6791高地，沿口岭南行，在什布奇山口岭向南、通过5642高地、塔布龙山口和古木朗山口。边界在葱莎以西跨过甲扎岗噶河，再往东经过玛那山口。从玛那山口至卡美特山口，通过卡美特山以后，边界沿着山岭走向。在乌热、香扎和拉不底地区，边界沿着三地区南面的一条连绵山岭走向，通过尼堤山口以南的马佐拉，经过乌扎拉渠的南面，到达昆里宾里山口西南的乌扎拉。从乌扎拉起，边界沿着象泉河支流和马普楚河为一方、杜力干噶河和卡利河为另一方的分水岭走向，经达玛山口，到里普列克山口附近的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止。
这条传统习惯线在历史上长期受到两国人民的尊重和承认。在传统习惯线两边的边民世代和睦相处，形成了相互间在贸易、宗教、探亲、访友等传统友好交往。多少年来，阿里地区的藏民用土特产换取印度和尼泊尔的粮食、布匹、茶叶及其他日用品，而印度沿边地区又极需要阿里边民生产的食盐和羊毛等原料。这种边民之间以物易物的贸易由来已久。为发展边境地区的经济，中印两国政府《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政府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规定，将阿里地区的普兰、姜叶马加尔果，姜叶马卡克拉、那不拉、然木如、波林三多、董不惹、尚格吉、噶大克、扎西岗等10个地方辟为市场，并开放什布奇等6个山口，还规定沿新卡藏布（狮泉河）河谷至扎西岗的习惯道路仍按以往习惯往来。
印度独立后继承英帝国主义的衣钵，逐步蚕食中国领土。在中段，侵占了中国巨哇，曲惹地区，什布奇山口以西地区，桑、葱莎、波林三多地区，乌热、然冲、拉不底（即香扎、拉不底）地区，共约2000余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除桑、葱莎较早为英国侵占外，其余地区都是在1954年中印两国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签字后，被印度侵占或侵入的。这4块所谓的由于认识不同而形成的争议地区，按照传统习惯线的具体走向，都在传统习惯线的中国一侧。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被印度侵入的波林三多，是1954年中印协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由中国政府同意在西藏阿里地区开放的10个贸易市场之一。它和其它9个市场都是应印度政府代表、印度大使赖嘉文先生在谈判的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而开放的。但是，波林三多却在1954年的协议签定后不久被印度侵占。
印度对中印边界中段中国领土的入侵，是随着它的领土扩张欲逐步升级的。新中国成立以前，中段印军一般均未在边境地区派兵设卡。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阿里后，印度就沿边境一线加强了军事控制，如加修道路和机场，派驻军警，设立边卡等。嗣后，印度陆军接管了中、西段全线防务，在边境地区增调正规部队，扩充地方武装，加强战备。到1959年底，其在中国中段沿边地区共分设两个防区，33个据点，兵力增至5600余人。在旁遮普和喜马偕尔地区由正规陆军设防，设点10处，兵力4000余人。在北方邦地区，由武装警察第九营设防，兵力1000余人，设有军事据点23个。长期以来，印度当局恃其优势兵力，以先下手力强的手段，逐步侵占了上述4块地区。
在巨哇、曲惹地区：
巨哇、曲惹地区在传统习惯线以北中国境内。1954年，印度官方地图标为已定界，将该地区划入印度，形成争议。
巨哇、曲惹地区早在17世纪中叶即由五世达赖喇嘛规定为扎西岗的举巴扎仓管辖的领地。扎西岗的举巴扎仓一直在这一地区管辖，征收差税，直到1958年才由于这一地区被印度所占而被迫中断。
1958年6月2日，印军进入巨哇、曲惹，并在曲惹修房设卡，从此侵占了该区。
在什布奇山口以西地区：
什布奇是中国扎达县的一个村庄。自什布奇西行5公里即到什布奇山口，山口道路宽广，过往商旅多取此道，实为阿里地区重要门户之一。什布奇山口的传统习惯线在其山口以西的活不桑河。“活不桑”为“洗净”之意，意即印度人来中国境喝三口活不桑河的水，可以吃牛肉；中国藏民去印境喝三口水可食马肉。活不桑河与山口之间的草场水草丰美，历来属于中国什布奇村的放牧地。从1954年起，印度地图将此段边界改为通过什布奇山口并标为已定界，形成争议区。
1954年7月，印军在拉容马山顶刻上“印度斯坦–西藏”字样，企图将传统习惯边界线向活不桑河东移6.5公里。1955年，印军不断在拉容马山顶巡逻，阻止中国什布奇村民过山打柴割草。1956年，中国边防当局在什普奇设立边防检查站，巡逻于拉容马的印军随即撤至活不桑河以西。1957年3月，印军在中国活不桑以东约4至5公里之曲宾呆惹建房两间，并在通往南加的山腰路旁筑碉堡两座。同年5月，印军悍然在拉容马山顶升起印度国旗，公然宣称：中印以拉容马山顶为国界。经中国边防当局多次严重抗议后，印军于当年11月撤回。1958年4月，印军再次侵驻拉容马山顶，在该地修建营房6间。并派兵进入曲宾呆惹，从此侵占了该区。
在桑、葱莎、波林三多地区：
桑、葱莎、波林三多地区是指桑久拉山口西南，公贡桑巴以东，甲扎岗噶河及其支流所经之地。桑、葱莎分别位于甲扎岗噶河的北南两岸，相距25公里；波林三多位于托林西南，地处三岔路口，是1954年中印通商协定开放的市场之一。此段边界传统习惯线位于贡桑布（桥），在葱莎以西跨过甲扎岗噶河，再往东经玛那山口，长约100公里。1954年印度地图将该地区划入印度，形成争议区。
桑、葱莎和波林三多均属西藏扎达县管辖，居民均为藏族，历来都向中国原扎布兰宗政府交纳差税。
1919年3月，英国授意印度真日邦派员越公贡桑巴侵入中国境内，在桑久拉山口和葱莎私立石堆，在葱莎附近设立书有真日文字的碑，制造国界标志。1920年6月（藏历5月7日或8日），英属印度真日上邦又派员至桑、葱莎非法丈量土地，修路建房。1926年和1932年，原西藏地方政府同当时英印殖民政府曾就这段边界举行过谈判，英帝国主义企图将国界推至桑久拉山口，西藏地方政府坚持以公贡桑巴为界，谈判无结果。
人民解放军解放阿里后，印度即以武力开始了向该地区的入侵。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阿里前夕，印军即以1个连的兵力进驻公贡桑巴以西鲍哈尔。1952年5月，印军侵驻葱莎，并至桑巡逻。当时原扎布兰宗宗本曾亲往葱莎与印军交涉，但无结果。
1955年，印军侵占了波林三多。
在乌热、然冲、拉不底地区：
乌热、然冲、拉不底地区均属中国达巴宗（该宗现已撤归扎达县）管辖。其中乌热位于达巴宗正南偏东约60公里的峡谷中，是天然夏季牧场；然冲位于乌热正西偏北；拉不底地区即香扎、朱毕钟、拉不底等地的总称。此段边界，传统习惯线起自卡美特山向东南沿无名河北岸的分水岭至喀巴夏，向东南经马佐拉、姑马拉、拉萨尔等山口至乌扎拉，长约65公里。从1954年起，印度地图将该地区划入印度版图，形成争议。
1954年6月，印度派遣武装人员越姑马拉山口侵占乌热。对此，7月18日和8月13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两次向印度外交部提交备忘录，要求其政府表示态度并令其军队立即撤出。8月27日，印度外交部给中国驻印大使口头照会，声称乌热是印度领土，否认印军入侵乌热事实。后因冬季气候严寒，物资补给困难，印方武装人员被迫于9月19日撤返印境。1955年中国边防部队进驻了乌热。同年6月，印军越姑马拉山口重侵乌热，形成了在中国领土内双方对峙的紧张状态。入侵印军后又因姑马拉大雪封山，于9月15日由马佐拉山撤回印境。
1956年，中印双方就乌热问题达成互不驻军的协议。按照协议，中国边防部队撤出乌热地区，此后再未进入。但印方却于同年6月派兵侵入乌热。
从此乌热问题成为中段边界问题的一个热点。1958年，中印双方就乌热问题谈判，没有结果。到1959年9月13日，两国政府仅就乌热问题的来往文书达18份之多。
1955年印军曾越境至香扎、拉不底测绘。1956年7月，印军侵入香扎、拉不底，以后逐渐侵占了该区。
1955年后，印度政府开始修筑葱莎至哀拉山口的乡村道，修建了房屋，以后逐步侵占了然冲地区。
从上可以看出，印度政府在50年代乘中国边防部队立足未稳和对边境未完全控制之际，侵入中印边境中段地区设点驻军，占据地盘，逐步蚕食中国领土，以造成在边境领土争端中对己有利的既成事实。中国政府以中印友谊为重，谨慎处理了边界纠纷。当1955年在中国领土乌热第一次出现武装对峙的局面时，中国政府就主动提出领土争端要通过谈判解决，并命令中国边防部队按照协议撤出了乌热地区。对印方侵占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桑、葱莎、波林三多、香扎、拉不底等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上级指示，没有以武力解除其武装或逼迫其武装人员退出。对于入侵中国边防哨所防区范围的印方武装人员，中国边防战士总是先行规劝其放弃越轨行动，只是在他们拒绝规劝的情况下才解除他们的武装；边防部队除遇到武装攻击外，没有首先使用过武力。正因为中国采取了这些措施，才最大限度地防止了事态升级和武装冲突的发生。
印度当局在军事入侵的同时，对阿里地区千方百计进行情报间谍活动。1954年，印度特务白生生，以经商为名，搜集中国阿里驻军兵力部署、装备、番号、训练和供应等军事情报，并深入普兰县拍照并绘制军事形势图，当即被中国捕获并驱逐出境。
（三）印军入侵中印边界西段三块争议地区
西段边界的传统习惯线分为两部分，即新疆段和西藏阿里段。新疆和拉达克的传统习惯线（新疆段）全部沿着喀喇昆仑山脉。即：从喀喇昆仑山口起，向东沿叶尔羌河的支流和什约克河的分水岭，再向东南沿山岭而行，越过奇普恰普河，穿过6845高地和6598高地；从6598高地向南顺山岭行，穿过加勒万河，通过6556高地，再沿空朗昌波河和其支流昌隆河之间的分水岭，穿过昌隆河，然后沿山岭东南行，到达空喀山口。西藏和拉达克传统习惯线（西藏阿里段）是由空喀山口起，转向西南沿山岭而行，穿过羌臣摩河和西隆格巴尔马河的交汇处，再上升到山岭，经过塔马特山，沿羌臣摩山，过6107高地，顺山岭到爱尼山口，由爱尼山口向南，顺山岭经过6127高地，南行至班公湖北岸，穿过班公湖后到达该湖南岸；继向东南到隆巨山，穿过桑格藏布河（印度河），沿科尤里龙帕河东南和汗里河南面的分水岭到斯诺乌山，再经过帕里河直到西藏阿里地区、印度旁遮普和拉达克三地的交界处。
全部西段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过，但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的地区历来属中国管辖。印度独立后，于1954年修改地图将中国境内的空喀山口、铁龙滩、奇台大板、大红柳滩、阿格拉山口、卖争拿马（尼亚格祖）、班公洛、巴里加斯等地划入印度，总面积约3.3万平方公里，从而形成了阿克赛钦、班公湖、巴里加斯三块争议地区。
印度政府为了扩张其领土，50年代派遣军警对中国西段频繁入侵，逐步蚕食中国大片领土，一直发展到60年代初期深入中国境内设立了40多个侵略据点。
在巴里加斯地区：
巴里加斯地区位于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包括基古纳鲁河、乌木隆、碟木绰克（典角）、果洛4块地方，面积约1900平方公里。
巴里加斯地区历来为中国所属，中国牧民自古以来就在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卓普河西岸的牧场、温泉沟放牧，印度司丕提人到此地牧放者需交草钱。巴里加斯的“神山”一带尚有中国札西岗寺院的土地，由典角百隆耕种，至今从未间断。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边防部队即沿着传统习惯线守边巡逻；1954年在典角设立边防检查站，以后撤至札西岗地区。
1955年5月，印军占驻巴里加斯。10月4日中国边境工作组人员抵巴里加斯。印军当年撤回。1956年，印军设卡于巴里加斯以南卓普河西岸，与中国驻巴里加斯克边防分队隔卓普河相对峙，双方约距650米；6月间印卡军人越札西木尔化装侵入中国边防分队驻地活动，被驱逐出境。同年印军在噶禾拉热（典角拉热）南麓修建营房7间。上述入侵印军于当年撤回。1957年10月中旬，印军在巴里加斯设立常年卡，开始对巴里加斯常年侵占。
印军从1956年起到1960年8月，先后14次侵入巴里加斯地区，强占中国领土约450平方公里。他们分别在中国领土上建卡设防，刺探军情，破坏中国边民生产，为所欲为。他们还企图以巴里加斯为基地，逐步将中国整个巴里加斯地区纳入其控制范围。
在班公湖地区：
班公湖地区，包括羌臣摩、羌巴玛、俄夷、斯潘古尔4块地方，面积约3950平方公里。班公湖地区历来属中国管辖。阿里日土县多玛、乌江和热角等地方的藏民一直在此居住和从事劳动。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边防部队于50年代初进入该地区剿匪和测量。1959年中国政府先后在尼亚格祖、库尔那克堡、斯潘古尔设立民政检查站。中国边防军定期沿传统习惯线巡逻。
1959年7月28日，中国阿里边境调查组一行16人，在班公湖地区普尔楚那附近的赤却坚山工作时，越境印军即以2人在北山脚下埋伏，5人向调查组逼近。结果，7名印军除1人仓皇逃跑外，6人被捕获。为首者是曲尼·拉尔中尉排长兼教官。
在曲尼·拉尔等6人被捕获后，印度政府于7月30日照会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请求中国释放被拘留的6名印度侦察人员，并诡称班公湖地区系印度领土。8月6日，中国外交部复照印度大使馆：中国政府出于友好的考虑，已指示边防部队将上述非法侵入中国境内的印方武装人员连同他们的武器和其它装备于最短时期在原地递解出境。8月18日，中国边防当局将6名印俘连同武器装备驱逐出境。
印军在1959年、1960年，不仅在班公湖地区非法越界，还不断在中国境内挑起事端。1959年9月23日，中国101测量队在莫尔多附近测图时，印军竟开来一辆轻型装甲车，后面尾随持枪实弹的10余名步兵，气势汹汹地越过莫尔多界石，侵入中国境内约500米，妄图捕捉中国测绘人员。为了避免武装冲突，中国测绘队员在边防分队掩护下主动撤离。1960年10月9日，印军8人乘吉普车2辆由莫尔多通道越境400米，观察中国班公洛卡驻地，返回时竟鸣枪挑衅。
在阿克赛钦地区：
阿克赛钦地区是中印边境西、中段最大的争议地区，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
阿克赛钦地区虽大部荒漠，人烟稀少，但它南接西藏阿里，北接新疆，西邻印控克什米尔，地势高，为新藏间的必经之路，地理位置十分险要。正因为如此，昔日英帝国主义就一直觊觎阿克赛钦，并制定了各种企图吞并这一地区的方案。
1954年，印度官方新地图把从阿富汗到喀喇昆仑山口一段的边界往后拉了一些，使之大体上沿着喀喇昆仑山的主脉，从而放弃了约翰逊及阿尔达等在这一地段的前进主张。但是在喀喇昆仑山口以东，新地图上的边界线又向北拐，大致上又回到约翰逊–阿尔达线，把阿克赛钦包括在印度境内，从而形成争议。
1956年中国开始修筑新藏公路，其中通过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领土的阿克赛钦。这条消息使印度当局感到“惊讶”，于是迫不及待地派遣印军深入中国境内进行诸如侦察、测量、树标等种种非法活动。
1958年9月9日，中国新藏公路线上的执勤部队在阿吉拦干附近捕获印军7人。从讯问中得知，尚有印军8人在克孜勒干活动。12日这8名印军亦被中国边防巡逻分队在帕郎卡波抓获。
从审讯和缴获的材料中证明，印军此次越境是其最高军事当局直接组织的一次有计划的侦察活动，其任务是校正1918年英人所绘地图，并对上述地区的地形、道路、河流和气象等兵要资料进行广泛搜集。为其在中国阿克赛钦地区扩张寻找和制造根据，他们所到之处，设立了许多新的标志，还将中国的一处天文点捣毁。
1958年10月22日，中国边防当局将全部印军被俘人员及武器装备，经空喀山口递解出境。
1958年10月18日，印度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正式向中国提出了对阿克赛钦的领土要求。印度政府声称：新藏公路通过的阿克赛钦地区“若干世纪以来就是印度拉达克地区的一部分”，并反诬“中国政府没有首先获得印度政府的准许，甚至没有通知印度政府，就通过无可争辩的印度领土建筑一条公路，这是令人惊讶和遗憾的事。”这份备忘录还问及中国是否收到关于一支印度巡逻队失踪的消息。
1958年11月3日，中国外交部就此向印度驻华大使馆递交了备忘录。印度驻华大使馆11月8日复照中国外交部，再次承认有一个15人的印度小分队在上述地区“正常巡逻”，并于“8月底以来下落不明”。但仍声称“这一地区是在印度境内还是在中国境内，是一争执中的问题”。中国在复照中指出，印度的武装人员非法越境，进入中国领土，因而被扣留。但本着中印友好精神，这批印度武装人员已被递解出境。入侵是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不相符合的，印方应该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经过这次交涉，中印在阿克赛钦归属问题上的冲突终于公开化了。印度政府在复照中说，这一地区究竟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境内是“一个争执中的问题”。这是印度政府唯一一次承认了存在争执，但几个星期之后，印度政府就推翻了这一立场。
1958年12月，尼赫鲁在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再次诬称印度拥有阿克赛钦地区的领土主权，并说“印度的这些大片土地（中国地图标明是属于中国的）只能是属于印度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对这些土地不存在争端。”
印度不仅在中印边境中、西段地区侵占中国领土，还不断侵犯中国领空。据不完全统计，仅1957年8月至1960年12月，侵入中国赛图拉边防区的印度和不明国籍的军用飞机达29架次；1958年至1960年侵入中国阿里地区的飞机共达84架次，其中绝大多数是军用飞机。其企图是侦察中国边防军情、兵力部署，给入侵印军空投空运，并对新藏公路、阿克赛钦等目标进行侦察、航空测量和空中摄影。
六、印度支持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地方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为了等待西藏地方政府领导人的觉悟和其他条件的成熟，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明确告诉西藏地方政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民主改革。但是西藏农奴主贵族中的反动分子在印度和帝国主义分子的蛊惑、煽动、支持和怂恿下，以反对民主改革为幌子，张贴反动布告，组织卫教军，建立叛国军事机关。种种迹象表明，西藏地方当局上层中的反动分子，决心要以武力实现西藏独立的梦想。
印度阻挠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举措遭到失败，从英帝国主义那里继承来的在西藏的特权被取消后，则希望西藏保持原样不动。因为一个停滞不前、落后和保守的西藏符合印度的战略利益：在政治上，一个神权至上、封建农奴主统治下的西藏对印度不会产生威胁；在经济上，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西藏，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印度，印度便可通过经济渗透来达到控制西藏的目的。但是，印度想搞“缓冲国”，要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的打算，又不便公开说，只好在幕后活动。而西藏的上层统治阶级也要维持落后的农奴制，害怕自己的统治被推翻。这样，印度和西藏反动上层在维护西藏农奴制这一点上便不谋而合。印度要西藏长期保持落后状态，使西藏处于“缓冲国”的地位的想法，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西藏反动分子则认为他们找到了后台，便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明目张胆地进行以“西藏独立”为宗旨的分裂活动。
西藏和平解放前，十四世达赖喇嘛尚未亲政，印度当局就通过摄政大扎和代理藏王鲁康娃对十四世达赖灌输亲英、亲印思想，培养“西藏独立”观念。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后，印度当局允许西藏的反动分子逃往印度的噶伦堡，同美国、英国的特务频繁来往，在噶伦堡建立阴谋策划“西藏独立”的根据地。噶伦堡是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重镇，位于印度与尼泊尔、锡金、不丹王国的边境地区，距中国西藏亚东县甚近，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早在英印时期，印度就将噶伦堡作为十三世达赖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基地。在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时，原西藏地方的代理藏王鲁康娃和罗桑扎西就策动一部分反动分子逃往印度，以噶伦堡为据点，策划指挥西康地区的西藏叛乱分子阴谋反对祖国的活动。叛乱分子在西康军民的打击下，一部分又逃往噶伦堡，他们麇集在一起进行分裂祖国的背叛活动。1956年11月，十四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应印度政府邀请前往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印度政府将此视为策动达赖决心走上“西藏独立”道路的天赐良机，为此，印度政府在接待达赖和班禅时采取了“尽量施加影响”和“区别高低上下”的作法，突出宣传十四世达赖，抬高达赖的地位，有意在达赖和班禅之间制造矛盾。达赖滞留印度期间，印度当局还指使逃往印度的西藏亲印分子策动达赖留住印度，组织流亡政府，并策划派人潜回拉萨鼓动叛乱。印度总理尼赫鲁于11月27日和28日两次同达赖谈话时都指出，西藏和中国签订协议承认西藏属于中国，但如果中国超出协议范围，西藏有困难时，印度将帮助西藏，尼赫鲁的谈话，有意把西藏放在与中国中央政府对立的位置，公开煽动制造“困难”，以制造印度进行干预的借口。这对那些阴谋搞“西藏独立”的反动势力是一种鼓动及配合。周恩来总理1956年11月和1957年1月两次访问印度，就西藏问题同印度尼赫鲁总理交换了意见，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的立场和中国政府在处理西藏问题上所采取的方针。关于中国西藏地方自治问题，周恩来总理表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愿意保持西藏自治，并支持达赖为领袖，但如果外来颠覆活动不停止，中国有必要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周恩来总理提请印方注意，噶伦堡已被美国和其他国家利用作为国际间谍的据点，对中国西藏进行渗透破坏等活动。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使印度拉拢达赖的行动不得不有所收敛。在新德里，周恩来总理同达赖进行了极为重要的谈话。周恩来总理指出，毛主席要我告诉你，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内根本不谈改革，六年以后，如可以改的话，仍然由达赖喇嘛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拉萨有些与“人民会议”分子有关的人总想搞乱子，三大寺也有其想法。这些人的活动受到噶伦堡方面的支持，想搞“独立”，使西藏脱离中国，这是叛国的行为。周恩来总理最后说：“毛主席希望达赖早日回去，不去噶伦堡，到那里对你不利” [ 注：《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67页。 ] 。周恩来总理对达赖的谈话，晓以大义，鼓励其摆脱反动分子的胁迫，迅速回到祖国。在周恩来总理的教育下，达赖一行终于在1957年2月返回祖国，使印度变西藏为其“保护国”的企图再次受挫。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后，印度政府对中国西藏的政策并没有丝毫变化，仍然抱着“缓冲国”的企图不放，进一步制造舆论，煽动反华情绪，为西藏叛乱分子张目，甚至为叛乱者出谋划策。印度驻锡金政治专员潘特旱在1956年就以视察印度驻西藏商务代表处和总领事馆为名，两次来西藏活动，煽动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搞所谓“西藏独立”。在印度当局的允许下，逃往印度的叛乱分子频繁与美。英等国特务接触。1958年叛乱分子在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在噶伦堡成立了“西藏自由同盟”、“佛教协会”等反动组织，作为武装叛乱活动的指挥部。7月，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政府，指出，美蒋特务及西藏反动分子等以噶伦堡为基地，策划在西藏发动武装叛乱，要求印度政府予以取缔。而印度的一些扩张分子却大肆叫嚷“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印度同西藏是母子关系”，为西藏反动分子撑腰打气。1959年2月，印度的一些报纸就开始散布许多西藏将要发生叛乱的言论。
1959年3月10日，西藏叛乱分子中的12名“代表”，到印度驻拉萨领事馆，表明西藏是“独立国”，要求印度给予“保护”。印度领事馆竟然公开接见这些叛乱代表，收下他们的“独立声明”，并答应转告印度政府，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的言行严重地干涉了中国内政。3月13日，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公然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的名义，通过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电台，给逃往噶伦堡的原噶厦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发去密电：“噶伦堡夏格巴转西藏幸福事业会全体，藏历二月一日（3月10日）西藏独立国已成立，请向大家宣布。”3月14日，在拉萨有近千名被欺骗蒙蔽的藏族妇女到印度领事馆请愿，要求印度支持，保护“西藏独立”。印度驻拉萨的领事馆又一次答应转告其政府，并借机进行煽动，企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3月16日，叛乱集团再次通过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给噶伦堡的反动组织发去密电，声称2月1日西藏已经宣布从汉人红色共产党的强权之下起而成立独立国家，请向印度政府求其支持。印度政府竟置中印两国在1954年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于不顾，利用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身分，为西藏叛乱分子出谋划策，传递信息，这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践踏。西藏反动上层分裂活动十分嚣张，使事态愈演愈烈。1959年3月20日终于在西藏发动了旨在“西藏独立”的全面武装叛乱。
在西藏反动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前的3月17日，达赖喇嘛及其随员逃离拉萨前往印度。3月31日，达赖一行经西藏错那县沙则进入印度控制区的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在印度人民院发表讲话，他说“印度政府给予达赖喇嘛政治避难”，“达赖在印度期间将获得尊敬的待遇”。达赖抵印度境内后，印度当局待之为上宾，外交部派遣曾在拉萨担任过总领事的司长梅农前往印占区迎接，并一直陪同达赖到新德里。英国驻印度记者报道说，西藏叛乱分子劫持达赖逃往印度，“印度政府曾帮助策划”，并且还有一个带无线电台的“印度报务员跟着这个逃亡队伍一起去的”。3月17日至4月27日，在1个多月时间里，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连续7次在印度议会上侈谈西藏问题，多次表示同情“西藏人的自治愿望”，反对“中国的武装干涉”。3月13日，尼赫鲁接见了以西藏叛乱分子鲁康娃·泽旺饶登为首的“代表团”。这伙叛乱分子聚集在尼赫鲁住宅的花园里，向尼赫鲁提出了一项“备忘录”，要求印度更积极地关心西藏，保证达赖的安全，并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事后鲁康娃·泽旺饶登向报界说，他们对同尼赫鲁的会谈感到满意。4月5日，尼赫鲁在新德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西藏将深深打动我的心弦”，“我们对于那里发生的事情，对于那里出现的政治发展显然是关切的和感兴趣的。我们不能忽视它们，遗忘它们或者不顾它们” [ 注：转引自《解放军报》1959年4月10日。 ] 。尼赫鲁“感兴趣”的是西藏终于发生了旨在谋求“西藏独立”的全面武装叛乱，他希望这种叛乱行动最终能够影响西藏的政治进程朝着有利于印度的方向发展。达赖一行于4月18日抵达印度提斯浦尔（即迪斯布尔）的当天，即由印度外交官散发了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声明以第三人称的手法诬蔑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政策。新华社记者在4月20日的评论中指出，达赖这个声明不是达赖喇嘛本人的声明，而是别人强加于达赖喇嘛的。印度的舆论界也指出，达赖喇嘛的声明并不是达赖自己写的，达赖喇嘛没有理由不可以亲自向报界发表声明，而要一个印度外交官向外界散发他的声明。《印度新闻社》4月20日发表评论说：“有人臆测，达赖喇嘛没有亲自在提斯浦尔向报界发表声明，那是因为他是神圣的。看来这种臆测相当靠不住，因为甚至他在拉萨过帝王一样显赫生活的时候，他也接见外国记者。”印度《思潮》周刊透露说，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尼赫鲁授意梅农起草的。许多国家通讯社提供的大量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其中路透社记者法列尔在报道中说：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达赖在同尼赫鲁总理的使节梅农在邦迪拉举行了若干次长时间的会谈以后拟定的”。4月22日，达赖被印度当局安排住在穆索里后，又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否认在迪斯布尔由印度外交官散发的声明是别人强加于他的，而是在他的“授权下发表的”。但印度外交官梅农在同一天仍坚持说，“毫无疑问，声明是达赖喇嘛写的”。印度政府欲盖弥彰，反而更加暴露了其拙劣伎俩。4月24日，尼赫鲁前往穆索里会见达赖，同达赖就西藏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此后达赖被送到新德里印度政府的迎宾馆海得拉巴大厦居住，其间达赖会见了印度政府要员，并同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外交使节广泛进行接触。
尼赫鲁于4月27日在印度人民院就西藏问题发表讲话，充分地暴露了他和他的政府在西藏地方上层反动分子发动的全面武装叛乱中所起的作用。尼赫鲁说：西藏的叛乱如果“完全要由西藏若干上层反动分子负责，看来这种说法是把一种复杂的情况异乎寻常地简单化了。”“这个暴乱的基础一定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影响着上层阶级的人，而且影响着其他人。”“当这些不愉快的事态发展的消息传到印度来的时候，立即引起了强烈的普遍的反应”，“这种反应主要是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也还基于同西藏人民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所造成的亲密感情。这是本能的反应”。尼赫鲁说是同情西藏人，实际上是同情农奴主。很显然，其目的是要西藏停滞不前，永远保留封建农奴制度，置于印度势力之下，这才是印度尼赫鲁政府本能的反应。不仅如此，印度政府继续收容逃往印度的叛乱分子，并将其中的青壮年进行一定训练后，发给枪支弹药，然后编成印藏边境特种部队，部署在中印边境地区，对西藏进行策反、渗透和破坏。印度政府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不仅违背了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严重伤害了中印两国人民的感情，使两国关系出现了紧张局面。
印度当局则企图通过培植达赖集团，收容逃往印度的叛乱分子，对中国施加压力，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领袖，在西藏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印度当局拉拢达赖，培植达赖集团，就是想树起达赖这面旗子，与中国中央政府抗衡，为实现“缓冲国”铺平道路。对于印度当局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密切关注，并从中印友好的大局出发，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只是在印度当局不断用冷战和政治压力来胁迫中国时，中国政府迫不得已，才在适当场合说明中印争端的实质。周恩来总理于5月6日会见苏联、朝鲜、蒙古、罗马尼亚、越南等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就西藏问题和中印关系作了深刻阐述，明确指出：印度“希望西藏长期保持落后状态，成为中印间的缓冲国。这是他们的主导思想，也是中印间争论的中心” [ 注：《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第268–269页。 ] 。因此，印度就干涉中国内政和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出现了反对中国中央政府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改革的奇怪现象。西藏的武装叛乱，在国内是由西藏叛乱集团、在国际上是由印度一部分资产阶级挑起来的。由于西藏的改革，前途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西藏人民的一大喜事。当然对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则是一个悲剧，他们幻想的“缓冲国”破灭了。这样，印度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首先是大资产阶级就和我们对立起来了。“我们同印度广大人民并无冲突。中印两国人民过去友好相处，今后还会友好相处。” [ 注：《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76页。 ] 但是，我们要把“西藏问题向全世界人民说清楚，把反动阴谋揭穿，把印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干涉者的真面目揭露出来，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过去所不清楚的事和印度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 注：《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74页。 ] 。1959年4月26日，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就中印关系交给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一份谈话稿。谈话稿对印度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印友谊的言行进行辩解，并把中印关系中业已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5月16日，潘自力把中国外交部对杜德谈话稿的答复稿交给杜德。答复稿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中国对中印关系的根本态度：杜德先生把中印关系最近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这是中国政府完全不能同意的。印度政府的负责人指责中国政府以及隆重欢迎达赖喇嘛等言行，不管主观意图是什么，客观上都无疑地起了鼓励西藏叛乱分子的作用。“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的一切国家。”“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不会威胁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你们会同意我们的这种想法吗？关于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这样一个观点”，“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 [ 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268–272页。 ]
答复稿开诚布公，交根交底，可谓“中国把自己全部的牌都摊开在桌上，力图解除印度政府的顾虑。”然而，“一个星期之后，中国大使被叫到印度外交部来听取一项愤怒的答复。” [ 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三联书店出版，第162页。 ] 印度政府在背离中印友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七、中国边防部队在平叛的同时逐步进驻中印边境东段地区，实际控制线的形成
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以前，西藏实际上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西藏和平解放后，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以及驻藏解放军力量有限，也只是重点设防。1959年3月，人民解放军在迅速平息拉萨市区的叛乱后，即向盘踞在山南地区的叛乱武装发起进剿，并全面进驻边防、改变过去有边无防的状况。
山南地区是西藏反动上层长期经营的老巢，是叛乱武装的所谓根据地，该地区位于拉萨东南，西南与不丹接壤，有24条道路通往“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西藏门隅地区，物产丰富，是西藏的主要产粮区之一。印度军队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占的扯冬、兼则马尼、朗久等地，就属于山南地区管辖。西藏叛乱武装企图凭借雅鲁藏布江之险，背靠印度，借助印度的陆路支援、空中接济和山南地区丰富的人力、物力，长期与人民解放军周旋。
1959年4月4日，人民解放军以4个团另两个营的兵力，分东、西、中3路渡过雅鲁藏布江，向山南地区开进。4月8日，兵分5路围歼山南地区叛乱武装。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平叛部队一部已进至错那宗平山口和卡达地区。经过10多天的艰苦作战，平叛部队先后攻占了雅鲁藏布江以南、江孜以东、则拉宗以西的30多个宗、溪（相当于宗的独立庄园）的广大地区，歼灭了盘踞在各地的大部叛乱武装。
在人民解放军平叛部队的打击下，叛乱武装迅速向“麦克马洪线”方向逃窜。西藏军区即令平叛部队迅速向“麦克马洪线”附近地区压缩，控制通往印度控制区的各路口，逐沟、逐山地展开搜剿。4月17日，步兵第四○一团和第一五五团到达隆子后，第一五五团一部进至觉拉，23日第一五五团主力进抵“麦克马洪线”附近的勒及其以北地区。步兵第四○二团于4月17日抵达错那后，即令1个连向品多进击，为防止叛乱武装沿中不（丹）边境逃往不丹境内，该团主力沿生格、蛇向拉康方向发展，26日进至拉康，29日一部进至龙东。步兵第一五九团到达仲生后，兼程疾进，于4月18日抵达三安曲林、加玉等地，在追击叛乱武装过程中，一部进抵绕让，22日奉命进到楮许。为了割断其他地区的叛乱武装通过山南地区与外国的联系，防止外逃叛乱武装回窜，各平叛部队迅速进驻山南边防要地，封锁边境，控制靠近中印边境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和中不（丹）边界各要点。
随着边境地区平叛作战的节节胜利，4月23日，中央军委对平叛作战及当时的工作进行了新的部署。中央军委指出：在军事上应迅速封锁边境，控制靠近中印未定界和中不边界各要点及通往境外的交通要道、隘口等，并构筑工事，以利巩固，严防叛乱武装越境和回窜。
人民解放军平叛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迅速进驻中不边境和中印边境东段边防要地。在平叛作战中，由于平叛部队考虑到中印边界尚未正式划定的情况，进剿叛乱武装时，始终谨慎行事。对于企图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逃往印度控制区的叛乱分子，宁可放跑，也不越过“麦克马洪线”，力争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8000名叛乱武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过“麦克马洪线”逃往印度控制区和不丹境内的。为了防止逃往印占区和不丹境内的叛乱武装，在国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伺机回窜，平叛部队进驻边防要地后，在加强边防建设的同时，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广泛发动群众和建立人民政权上，以摧毁西藏反动势力的社会基础。
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经过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的努力，很快推翻了压迫西藏人民的旧政权，消灭了旧政权赖以生存的反动武装力量，建立了翻身农奴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在军事和政治上进一步巩固了边防。至此，山南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北部地区的所有边境要点，全部在人民解放军的控制之下。由于人民解放军在平叛作战中坚持不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利边境地区的稳定，因此这条在平叛作战形成的实际控制线就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基本一致。实际控制线的形成，使印度军队企图继续向北推进的行动受阻。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势力再不能象过去那样，任意进入西藏山南地区进行侵略活动，人民解放军进驻边防要地，控制通往境外的主要通道，彻底改变了多年来在中印边境东段有边无防的状况。
第二节 印度政府向中国提出全面领土要求，挑起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中国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出巨大努力
1959年，印度当局在策划并支持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同时，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全面领土要求，蓄意挑起边境武装冲突，制造流血事件，严重恶化了中印关系。中国政府为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和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出巨大努力。
一、印度政府再次向中国提出阿克赛钦问题
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沉重地打击了国内外反动势力，摧毁了他们企图策划“西藏独立”的社会基础。尼赫鲁政府因其“缓冲国”的企图受挫而不甘心失败，遂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
印度政府在坚持中段之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桑、葱莎、波林三多、乌热、香扎，拉不底为印度领土的同时，再次向中国提出西段之阿克赛钦等地区的领土要求。尼赫鲁政府认为，中印拉达克地区的边界，已由1842年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和克什米尔当局订立过的一个条约所划定；拉达克与中国新疆地区的边界，1899年英国政府曾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中国政府并没有反对这个建议” [ 注：1959年9月26日《尼赫鲁总理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六集，第154页。 ] 。而且1865年约翰逊“访问”了阿克赛钦，查明了分水岭的确切位置之后，也就划定了中印的西段边界。据此印度政府认为，“全部边界都是经条约确定，或者由习惯确认” [ 注：1959年9月26日《尼赫鲁总理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六集，第152页。 ] ，阿克赛钦理所当然是印度的。
1959年12月26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
“第一个问题：中印边界是否正式地划定过……中国政府认为，中印边界大部分已由国际协定正式划定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中国政府谨作以下的说明：
（1）关于西段。印度政府认为自己所主张的边界线，曾经由1842年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和克什米尔当局之间订立的一个条约划定过。但是，第一，这个条约仅仅提到拉达克和西藏的疆界将维持现状，各自管理，互不侵犯，根本没有关于边界位置的任何规定或暗示。尼赫鲁总理在今年9月26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件中列举的边界位置早已划定的各种论据，没有一个能证明印度政府目前主张的边界线是有根据的。
第二，1842年条约是在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和克什米尔当局之间订立的，而目前印度政府提出争论的地区，绝大部分（约在百分之八十）属于并未参加这一条约的中国的新疆。如果认为，根据这个条约就可以判明，新疆的大片土地已经不属于中国而属于拉达克，那显然是不可理解的。关于拉达克和克什米尔同新疆的边界，1899年英国政府曾经建议划定，但是并无任何结果。如果认为一次片面的建议就可把别国的领土据为己有，那也是不可理解的。
第三，中印西段边界的没有划定，还有许多不可辩驳的积极的证据。例如：甲、从1921年直到1927年间，英属印度政府曾经向中国西藏地方当局进行多次交涉，要求划定拉达克和西藏之间的边界，但是始终没有结果，这有当时双方交换的许多文件可资证明。曾任印方代表的英国罗西安博士，也在今年12月11日伦敦泰晤上报刊登的投书中证明了这一点。乙、根据中国政府现有的材料，印度测量局迟至1943年出版的官方地图，关于中印西段还没有画出任何边界。在1950年，印度官方地图用特别模糊的方式表示出现在所画的边界，但是仍然用文字标明是未定界。只是从1954年起，这段未定界才忽然变成了已定界。丙、尼赫鲁总理今年8月28日在印度人民院谈到这段边界问题时宣布：‘这是旧克什米尔邦同西藏和中国土耳斯斯坦的疆界，没有谁划定过这条疆界。’所有这一切事实，都是同这段边界早已划定的说法绝对不相容的。任何人都不能想象，自认为在1842年或1899年就已经明确划定了这段边界的印度政府，还会在1943年承认没有任何确定的边界，还会在1950年宣布只有未定界，还会有1959年宣布没有谁划定过边界。”
中国政府的“照会”继续指出：“印度政府说，这个地区‘同印度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和传统有联系，而且已经成为印度生活和思想的密切的一部分’。但是，第一，印度并没有举出任何具体事实来支持它的论断。相反，尼赫鲁总理今年9月10日在印度联邦院说，这个地区‘一直没有受到过任何的管辖’。他在今年11月23日，又在印度联邦院说：‘据我所知，在英国统治时期，这个地区没有一个人居住，也没有任何前哨据点。’尼赫鲁总理虽然无法正确判断中国方面的情况，但是他的话的确权威地证明了印度从来没有管辖过这个地区。
第二，印度政府说它在这一地区一直定期地派有巡逻队，并且说这就是印度行使管辖的一种方法。但是根据中国政府所掌握的材料，印度武装人员只在1958年9月，1959年7月和1959年10月三次侵入这一地区进行过侦察，随即被中国边防部队扣押并且递解出境，此外再没有到过这个地区。正因为这样，印度政府才会对于中国人员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毫无所知，以至宣称中国人员只是从1957年起才进入这个地区。
第三，印度政府举出了若干地图来证明它所主张的传统习惯线。但是，这一方面的情况对印度提出的论点也并不有利。中国近一、二百年间出版的地图对于西段边界的画法尽管在一些地方有微小的出入，但是基本上始终一致。印度政府提出有1893年出版的中国官方地图，对西段边界的画法接近于印度地图。中国政府不知道这里指的是什么地图，无法加以评论。至于英国人所办的‘字林西报’1917年出版的地图集，那只能代表英国而不能代表中国的观点，在这里没有讨论的必要。
与此相反，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和印度的地图上的画法，前后却有很大的矛盾和混乱。……
第四，印度政府说，它所主张的传统习惯线还具有明显的地理特点，即依据分水岭。但是，首先，分水岭的原则在国际上并不是划界的唯一的或主要的原则，尤其不允许借口分水岭到别国境内去寻找边界线。其次，印度政府所主张的传统习惯线，不但没有划分印度河水系和和田河水系，而恰恰是切断了和田河的水系。相反，中国地图所画的传统习惯线才真正反映了这个地区的地理特点。那就是，这个地区南北坡度不大，容易通行，因此自然形成连接新疆和西藏西部的唯一通道。但是往西行，它同拉达克之间却矗立着高入云霄的喀喇昆仑山脉，极难通行。印度政府也承认，从拉达克进入这个地区是极其困难的。”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六集，第126–135页。 ]
由上可知，无论是从历史到现实，从地图标绘到自然地理的特点。都足以合情合理地证明，印度向中国提出对阿克赛钦的领土要求，是毫无根据、毫无道理的，是站不住脚的，即使如此，印度政府甚至连站不住脚的基本事实都搞错了。尼赫鲁在1959年9月26日致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声称：1899年的马继业–窦讷乐线“无可置疑地表明，阿克赛钦全部地区是处在印度境内的。”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六集，第154页。 ]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对此，马克斯韦尔指出：“看来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只能是由于查抄档案里的英国照会原文时的笔误所造成的。这可能只不过是个细小的失误，但后果却很深远。” [ 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202页。 ]
二、印度政府向中国提出“麦克马洪线”问题
1959年3月2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致信周恩来总理。尼赫鲁在信中公然违背历史事实，坚持“麦克马洪线”就是中印边界东段的国界线，并认为“这条线是在1913年至1914年中国政府、西藏和印度的全权代表在西姆拉举行的三边会议上划出的。”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六集，第149–150页。 ] 因而中印东段边界早已明确划定。
对此，周恩来总理于同年9月8日致信尼赫鲁指出：“所谓这段边界早已明确划定的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同你在来信中所说的相反，所谓麦克马洪线从未在西姆拉会议上加以讨论，而是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于1914年4月24日，也即是在西姆拉条约签订以前，在德里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决定的。这条界线，后来是作为西藏同中国其他部分之间的界线的一部分，标在西姆拉条约的附图之上的。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从未被中国的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所承认，因此肯定是不合法的。至于西姆拉条约，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就没有正式签字，这是在条约上清楚地注明了的。”“这条非法的界线曾经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就是西藏地方当局，后来也对这条线不满，并且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致电阁下，要求印度归还这条非法界线以南的中国西藏地方的全部领土。这块领土相当于中国的浙江省，有9万平方公里之大。总理先生，中国怎么能够同意强迫接受这样一个丧权辱国、出卖领土、而这块领土又是如此之大的非法界线呢？”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六集，第104–105页。 ]
尼赫鲁在强迫中国接受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并以此作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根据的同时，在国内大造“麦克马洪线”就是中印东段边界线的舆论。从1959年8月到9月4日，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尼赫鲁先后10次发表有关中印两国关系的谈话，着重谈到了中印边界问题。尼赫鲁在讲话中一再强调，关于中印东段边界，“我们坚持麦克马洪线”。9月4日，他在印度人民院说：“就我而论，我常说，我们从缅甸边境一直到不丹边境的边界是麦克马洪线，我们坚持这条线”。他在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认为这条线在某些地方划得并不好，随后我们，也就是印度政府，就把它作了变动。”中国“在大体上接受麦克马洪线后，我准备讨论对麦克马洪线的任何修正：在这里或那里的次要修正——这是不同的问题——，不是这些大块领土，而是次要的修正，究竟这个小山是在这里，这块小地方是在这边或那边都根据事实，根据地图和现有的证据来确定。这是我准备同中国政府讨论的。”由此可见，尼赫鲁的领土扩张设想，不仅仅是以“麦克马洪线”划界，而且要进一步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那些“划得并不好”的地方，由印度政府将其“变动”得符合其扩张胃口，即还要继续向“麦克马洪线”以北扩张，以达到其理想的疆界为止。
印度政府为了找到修正“麦克马洪线”的所谓证据，首先将“麦克马洪线”以北属于中国西藏的扯冬、兼则马尼（沙则）、朗久和塔马墩等地划到“麦克马洪线”以南。此后，又企图以西藏错那的拉则拉（印称塔克拉）山为界，将克节朗河这一大片中国领土再次划入“麦克马洪线”以南，纳入印度版图。这就是尼赫鲁借口地图证据的实质。
印度政府在肆意篡改“麦克马洪线”走向后，为了造成事实上的修改“麦克马洪线”的现实证据，重兵前推，抢占“麦克马洪线”南北地区的战役、战术要地。从1959起年开始大量向中印边境东段地区增兵。其陆军第四师第五、第七旅分别从中印边境传统习惯线附近推至阿朗和达旺地区，逐步接替了印度地方部队担负的边境防务；地方武装也统一由陆军指挥。到1959年8月，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的兵力由1958年底的2000余人增到4000余人，据点也由25个增加到61个。印度政府为了达到长期控制已占中国领土的目的，不顾其财政拮据，拨专款加紧这一地区的战场建设，不断改善已建公路，建立通信系统，并修建通往前沿哨所的骡马道，加强了“麦克马洪线”南北地区的防务。达赖集团逃越“麦克马洪线”进入印占区后，印度军队在中国西藏错那当面的棒山口、马哥、扯冬等地的前沿哨所普遍增兵，并经常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进行巡逻。
1959年4月，印军一支巡逻队沿娘姆江曲河北上，越过“麦克马洪线”，偷渡娘姆江曲河上的仲昆桥，入侵到桥北1公里处的中国领土兼则马尼（沙则），第一次在该地搭起哨棚，作为其“巡逻”的休息点。兼则马尼位于娘姆江曲河和克节朗河的咽喉部位，这里山势陡峭，森林密布，易守难攻，具有重要的战役战术价值。印军的试探性入侵得手后，于8月9日，再次越过“麦克马洪线”入侵兼则马尼，13日搭起帐篷，次日即设哨卡，并在当地插上了印度国旗，以示该地区为印度所有。此间，印度军队还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先后武装占领了中国西藏的朗久、马及墩、塔克新等地。印度当局策划西藏武装叛乱，乘机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等行径，这是当年英帝国主义统治印度时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
中国政府对于中印两国间存在的边界问题，一直从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友好相处的原则出发，主张中印双方应考虑历史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在中印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双方应维持边界现状，而不应该单方面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为了中印双方能够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对于印度军队在边界地区的不友好行动，其中包括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进行的挑衅性活动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中国军队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不越过“麦克马洪线”，并要求印度政府将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占中国领土的军队立即撤回，以维持边界现状。
印度政府无视中国的忠告，顽固坚持扩张主义立场，在增加中印边境东段地区兵力，巩固已建入侵据点的同时，继续向“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推进，不久便派兵侵占了整个朗久地区，企图为以后中印边界问题的谈判增加筹码。
三、印度军队挑起边境武装冲突，制造流血事件
印度政府向中国正式提出大片领土要求遭到拒绝后，便指使其军队在中印边境东段地区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在中印边境中、西段地区越过传统习惯线，占地设点，企图通过武力推进单方面改变中印边境久已形成的边界现状。由于中国边防部队在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严守边防，使印军在中印边境侵占中国领土的行动受挫，印军便蓄意在中印边境地区挑起武装冲突，制造流血事件。
1959年8月25日，马及墩工作队率山南军分区第一团第二连，进驻马及墩的雅列普开展群众工作。当该连前卫分队进至金古底时，入侵朗久的印军便无端向前卫分队开枪射击。前卫分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自卫还击，双方战斗约1小时。入侵印军被击毙2名，其余缩回朗久。26日，入侵朗久的印军再次向驻马及墩的中国边防部队开枪射击，中国边防部队为了边境地区的稳定，未予置理。印军蓄意挑起事端后胆怯心虚，8月27日便撤出朗久，退往“麦克马洪线”以南。8月31日，山南军分区步兵第一团第二连进驻朗久。在中国政府为了有效地维持中印边界现状，确保边境的安宁，提出中印双方武装部队后撤的建议后，驻朗久的中国边防部队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于1960年7月29日撤出朗久，驻守庄南、马及墩。
朗久事件，是印度在中印边境挑起的第一次较大的武装冲突，造成了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主动与印度政府对话，积极寻求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和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方法与途径。印度政府却坚持扩张主义立场，借机掀起反华浪潮。
8月28日、31日和9月4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就中印边界问题连续发表谈话。他说，就印度而言，“麦克马洪线”就是国境线，“这根据条约规定是确定不移的，根据惯例和权利是确定不移的，而从地理上来讲也是确定不移的。”在谈到朗久事件时，尼赫鲁颠倒黑白地说：“8月25日，有一支中国军队在马及墩以南的地方进入印度地区，并且开了火，俘虏了印度的前哨站”。“毫无疑问，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明白的侵略事件。”尼赫鲁公然违背事实，将位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朗久说成是印度的领土，把中国人在自己的领土上从事正常的工作乃至被迫自卫说成是侵略。在短短几天内，印度政府、国会和所谓的印度公众舆论利用边界问题大肆叫嚷，诽谤中国侵略印度，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
9月8日，周恩来总理致信尼赫鲁，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政府为维护中印友好以及公平合理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采取的一贯立场和主张，说明了朗久事件的真相。周总理指出：“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不首先考虑到英国在统治印度的时期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历史背景。从很早的时候起，英国就抱着对中国西藏地方的侵略野心。英国曾经不断唆使西藏脱离中国，企图把一个名义上独立的西藏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在这个阴谋不能得逞以后，英国又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要求把西藏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而让中国保留所谓对西藏的宗主权。与此同时，英国还以印度为基地，广泛地向中国的西藏地方甚至新疆地方进行领土扩张。这一切就是中印边境问题长期存在纠纷、悬而不决的基本原因。
“中印两国都是长期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这种共同的遭遇，本来应该很自然地使中印两国对上述的历史背景抱有一致的看法，并且采取互相同情、互相谅解和公平合理的态度，处理两国的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原来以为，印度政府是会采取这种态度的。但是，出乎中国政府的意料之外，印度政府竟要求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作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根据。更严重的是，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加种种压力，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来支持这种要求。这不能不使中国政府感到深切的遗憾。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在此以前，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应该使用武力改变这种状况；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以保证边界的安宁，维护两国的友谊。这正是我在1959年1月23日给你的信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中国政府仍然认为，这是我们两国解决边界问题所应该遵循的途径。”
“中国政府对于中印边界问题一贯遵循着十分明确的方针，一方面肯定中印边界全部未经划定的事实，另一方面又面对现实，特别考虑到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积极寻求对双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并且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绝不片面改变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在中印边界的东段，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这是为了维持边界的和睦，以利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和解决，丝毫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了这条线。至于阁下在最近给我的两次来信中，对于我过去曾经向阁下说明的这一点，显然有误解，我认为有必要再一次清楚地作以上的说明”。
“自从西藏叛乱发生以来，由于不能由中国方面负责的原因，边界局势日益紧张。大批西藏叛乱分子逃入印度以后，印度军队立即在中印边界的东段节节进逼，不仅片面地改变了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越过了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秘密换文的附图上标明的所谓麦克马洪线，而且还越过了印度现行出版的地图上所标明的边界线，这条线据说就是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实际上在许多地方比所谓麦克马洪线更加深入中国境内。印军侵占了朗久，侵入了雅斜儿，并且仍然侵占着沙则、兼则马尼、塔马顿等中国领土，包庇在这个地区的西藏武装叛匪。印度的飞机也一再在中印边境侵犯中国的领空。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不久以前，非法侵占朗久的印军，竟对驻扎在马及墩的中国边防部队进行武装袭击，使中国边防部队不得不为自卫而予以还击。这是在中印边境上发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事件。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最近在中印边境出现的紧张局势，都是由于印军越境挑衅造成的，应该由印度方面负完全的责任。但是，印度政府却反而对中国政府提出种种毫无根据的指责，叫嚷中国侵略了印度，把中国边防部队在马及墩地区的自卫行动说成是武装挑衅。印度的许多政界人士和宣传机关更乘机散布大量反华言论，甚至公开主张采取轰炸中国领土等更大规模的挑衅行动。这样就掀起了半年来在印度的第二次反华运动。印度不承认中印边界未经划定的事实，变本加厉地从军事、外交和舆论等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印度的企图是要把自己关于边界问题的片面主张强加于中国方面。必须指出，这种企图是永远不能实现的，而且这样做，除了损伤两国的友谊，使边界问题更加复杂化、更加难于解决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结果。”
周恩来总理在信中最后说：“中印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建筑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的。中国政府一贯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一切分歧都必须、也一定能够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而不应该使两国的友好关系受到影响。中国把西南边界看作是和平友好的边界。我可以向阁下保证，最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派出警戒部队驻扎在中国西藏地方的东南部，只是为防止残余的西藏武装叛匪出入边境，进行骚扰。这样做，显然有利于保证边境的安宁，而不会在任何方面形成对印度的威胁。阁下是五项原则的创始人之一，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印友谊作出过重要的贡献，而且经常强调中印友谊的重要性。对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有深刻印象的。因此，我把中印边界的全部情况，系统地向阁下说明。我希望，阁下和印度政府将会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这样，中印边境一时的紧张局势就会立刻和缓下来，笼罩着两国关系的阴云也会迅速消散，使关心中印友好关系的朋友们感到宽怀，使挑拨中印关系、制造紧张局势的人受到打击”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六集，第102–108页。 ] 。
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和主张，得到了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赞扬，认为中国政府对历史遗留的中印边界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是客观、公正的，充分表达了中国政府的诚意。但是，苏联塔斯社就朗久事件于9月9日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赫鲁晓夫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时，还就中印边界问题对中国政府进行无理指责。中国政府一再向赫鲁晓夫说明是印度军队侵入中国境内并向中国边防部队进攻时，中国边防部队才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的。赫鲁晓夫却强词夺理地说：“我不管是谁进攻，反正印度人死得多，就是中国的不对。” [ 注：张彤：《对印自卫反击战前后的回忆》，《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70页；同时参见1963年11月2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苏共领导集团联印反华的真相》。 ] 由于得到苏联的袒护和支持，印军气焰更加嚣张，肆无忌惮地入侵中国领土，在中印边界西段空喀山口挑起武装冲突，再次制造新的流血事件。
1959年8月，印度西部军区根据其陆军当局的指令，派出了几支边境巡逻队，妄图在中印边境西段增设新的入侵哨所。9月中旬，其中一支百余人的边境巡逻队，由正、副司令官S·P·迪亚吉和K·辛格率领，在邻近中国境内的错格斯查鲁、基阿姆温泉建立哨所，尔后妄图进抵中国境内萨莫尔设立侵略据点。
10月20日，这支巡逻队派出由3人组成的武装侦察组，偷越传统习惯线，向东往空喀山口方向侦察。当这3名印军侦察人员进入到中国空喀山口附近之西隆格巴尔马河以西山沟时，与中国边防分队的3人巡逻组相遇。入侵者不听劝阻，并举枪威胁。中国巡逻组在不得己的情况下，解除了入侵者的武装，并暂行拘留。
拘留越境印军人员后，中国边防部队为严守边防，防止对方的挑衅报复，当即派出6人巡逻组，彻夜防守于章图山南侧一独立小高地——胜利山上。21日上午，骑兵第六团作训股长段海珍、第二连政治指导员文万秀等7人到西隆格巴尔马河一带勘察地形，当段海珍等行至胜利山时，不期与一支约60余人的印度军队相遇。
这支入侵印军，就是由正、副司令官迪亚吉和辛格指挥，准备到中国萨莫尔设卡的武装巡逻队。当他们与中国边防分队在胜利山相遇时，看到中方只有13人携带轻武器，便气势汹汹，分两路向中国边防分队进行包围。面对数倍于己的印军，中国边防分队镇定自若，立即占领有利地形，迅速进行战斗准备，严阵以待。同时，为了避免武装冲突，中国边防分队立即向侵略军挥手喊话，令其后撤并退出中国领土。印军恃其兵力优势，全然不顾中方严正警告，公然抢走边防分队的马匹，继续向中方阵地包围逼进，并喊话示意，要中国边防分队缴械投降。面对印军的猖狂行径，中国边防战士仍然强忍怒火，坚持不打第一枪。
15时9分，入侵印军向中国阵地左侧开了第一枪，中国边防分队未予还击，并继续向他们喊话。15时19分，印军又向中国阵地右侧打了第二枪，并继续分兵包围，逐渐逼至中国阵地50米、40米，直至5米处，企图活捉中国边防战士。中国边防分队于15时27分对空鸣枪警告，副班长武清国迎着敌人的枪口，在岩石顶端枪挺立，正气凛然地挥手喊话，要印军停止挑衅。凶残的印军以密集火力疯狂射击，武清国当即中弹牺牲。面对印军的暴行，中国边防分队忍无可忍，被迫自卫还击。19时15分，中国边防分队集中火力压制右侧印军，以一个战斗小组迂回至印军侧后激战。19时30分结束战斗，入侵印军被击毙9人，伤3人，副司令官辛格中尉等7人被俘，残余印军逃出国境。中方参战13人，牺牲1人。事后，辛格中尉等印军被俘人员，对擅自越境蓄意挑起武装冲突等事实供认不讳，中方再次以大局为重，释放了辛格等印军战俘，交还了其武器装备。
空喀山口事件，是印度扩张主义者于50年代在中印边界东段制造朗久流血事件后，在中印边界西段蓄意挑起的又一次严重武装冲突。它进一步验证了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坚持的扩张主义立场，即不惜以武力来改变中印边境久已存在的边界现状，以支持其领土要求。
空喀山口事件后，中国外交部于10月22日向印度驻华大使递交备忘录，要求印度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印度军队侵犯中国边境和类似挑衅事件的再次发生。印度政府对中国备忘录提出“抗议”，反诬空喀山口事件是中国侵略造成的。不仅如此，印度朝野还发出了一片战争叫嚣。尼赫鲁在给各主要驻外使节的备忘录中称：印度可能不得不使用武装力量把中国军队从他们所占领的印度领土上赶出去。印度政界一些人士甚至要求出动飞机，将新藏公路炸断，有的要求印度抛弃不结盟政策，参加反对中国的军事条约集团。
四、中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进一步阐明中国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
朗久、空喀山口事件后，中印边境地区的局势日趋紧张。苏联把中苏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偏袒、支持印度，以达到与美国争夺印度并利用印度进行反华的双重目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更利用中印边界问题，煽风点火，挑拨中印关系，阴谋把印度拉进西方军事集团，使印度成为他们在亚洲实现其战略利益的重要伙伴。美国还积极建议印度在中印边境地区“采取有力的军事措施”，“对中国给予坚决的反击”，企图把中印边界问题推向战争的边缘，通过亚洲两个相毗邻大国的交战，搅乱亚洲的和平秩序，达到他们控制和平秩序，达到他们控制亚洲的罪恶目的。
为了揭穿别有用心人们的阴谋，尽快缓和边境紧张局势，为边界问题的解决创造良好气氛并最终解决中印边界问题，1959年11月7日周恩来总理致信尼赫鲁：“10月21日在中国境内的空喀山口以南地区，又发生了新的意外的边境冲突”。“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责任，首先是迅速地、毫不迟疑地采取有效的步骤，来认真改善两国边境的令人不安的状况，并且力求根本消除今后发生任何边境冲突的可能性。
“由于中印两国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而又非常漫长，距离两国政治中心很远或者比较远，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我担心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而只要出现了这类冲突，那怕是很小的冲突，就会被那些敌视我们两国友谊的人们所利用，以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两国之间有悠久的友好历史，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我们两国政府又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让两国边境的紧张形势继续存在下去。”
“为了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的现状，确保边境的安谧，并且为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创造良好气氛，中国政府建议：中印两国的武装部队立即从东边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在双方撤出武装部队的地区，双方保证不再派遣武装人员驻守和巡逻，但是仍然保留民政人员和非武装的警察，以执行行政任务和维持秩序。这个建议，实际上也就是把印度政府9月10日的照会中关于双方都不派遣武装人员到朗久的建议扩大到整个中印边境，并且使双方部队的距离扩大到四十公里之远。如果这一距离还需要更扩大，中国政府也愿意考虑。总之，无论在我们两国边界经过谈判正式划定以前或以后，中国政府都愿意竭尽一切努力，在我们两国之间创造一条最和平、最安全的边境地带，使我们两国永远不再为边境问题而发生疑惧或冲突。如果印度政府同意中国政府这一建议，实施这一建议的具体措施，可以由两国政府立即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为了进一步商谈边界问题和两国关系中的其他问题，中国政府建议，两国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六集，第117–118页。 ]
11月16日，尼赫鲁致信周恩来总理，表示准备就中印边界问题同周恩来总理会晤，但不同意中国关于中印部队双方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以脱离接触的建议。尼赫鲁认为，在中印边界东、中段，除朗久以外，中国没有占据“印度国界”以南的任何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各方政府指示它的前哨站不派出巡逻队的话，就不会发生任何边境冲突的丝毫危险。”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六集，第176–177页。 ] 至于朗久，中方撤出，印方不去重新占领，紧张也就自然减少；在中印边界西段，双方的部队和行政人员都撤出阿克赛钦等争议地区，也就自然脱离了接触，武装冲突也不会发生。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边界问题谈判。
尼赫鲁是在玩弄外交把戏。按照他的观点，印度控制的中印边境东、中段争议地区继续由印度占领，而中国必须从其控制的中印西段边境地区单方面后撤，从而将中印西段边境特殊化。这就不仅破坏了维持边界现状这一进行边界问题谈判的基本前提，而且以提出领土要求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这种无理要求当然不能为中国政府所接受。12月17日，周恩来总理致信尼赫鲁，对印度政府采取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采取的边境哨所停止派出巡逻队的步骤表示欢迎。在阐述了不能把中印西段边境特殊化的理由之后，周恩来指出：“如果印度政府在了解中国政府的上述观点之后，仍然坚持自己关于这一地区的要求是适宜的，那么，中国政府愿意知道，印度政府是否准备把同样的原则平等地适用于东段边境，也就是说，规定中印双方从所谓麦克马洪线到中国地图上所标明的（也是印度地图在长期间所标明的）中印东段边界线中间的地区撤出所有的人员。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对于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提出任何要求作为先决条件或者过渡措施，我感到难以了解的是，为什么印度政府偏要提出关于中国单方面由自己西部边防地区撤出的要求。”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六集，第121–122页。 ] 为使中印会谈早日实现，以便首先取得一些原则性的协议，作为双方具体讨论和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周恩来总理建议，12月26日可否举行两国总理会谈，会谈地点可否在北京或征得缅甸政府的同意在仰光。12月21日，尼赫鲁复信周恩来总理，表示中国政府在没有答复他9月26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和印度外交部11月4日的照会之前，他在“今后几天内”不可能到仰光或其他地方去。
从上可以看出，中印两国关于解决边界争端的原则立场截然相反，但谁是谁非，一目了然。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公正舆论纷纷谴责印度的扩张行径，斥责印度掀起的反华浪潮，支持中国政府的正义立场。印度尼西亚、朝鲜、阿尔巴尼亚、芬兰、瑞典、丹麦，以及罗马尼亚、蒙古、越南等国的报纸，不仅刊载周恩来总理给尼赫鲁的信，而且发表社论和评论，强调指出，所谓“中国侵略印度”的消息显然是彻头彻尾的捏造，中国政府关于中印双方武装部队立即从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两国政府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的建议，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巨大容忍，反映了中国方面希望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边界问题的宏大愿望，再次显示了中国方面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诚意。并且指出，尽管印度政府在给中国政府的关于边界问题冲突事件的几次照会中，有许多地方歪曲了边界问题的真相，中国政府仍然表现了极大的忍耐性，并且一再建议和平解决问题。这清楚表明，中国政府为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进行着多么真诚的努力。”
五、1960车中印边界问题谈判
尼赫鲁两次拒绝中国关于就中印边界问题举行两国总理谈判的建议，在外交上陷入被动。为缓和国际舆论，尼赫鲁不得不放弃将中印西段边境特殊化的无理要求，迫不得已于1960年2月12日发信邀请周恩来总理访印。同时，印度外交部照会中国政府，继续坚持其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2月26日，周恩来总理复函尼赫鲁，决定将于4月赴印会晤。4月3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政府，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再次希望“在边界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双方维持边境的现状，保持边境的安宁，不使这个一时未决的问题影响两国关系的巩固和发展。”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七集，第63页。 ]
4月19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一行抵达新德里。20日，周恩来总理在尼赫鲁举行的宴会上，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这次谈判的态度：“中国政府和我本人深信，只要处处为两国友好的长远利益着想，既考虑到历史背景，又考虑到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互谅互让，两国边界问题是完全能够求得公平合理的全面解决的。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上留下来的，不是我们两国政府制造出来的。中国政府尤其不愿意看到两国边界问题影响到两国关系。为了寻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各种途径，中国政府从不吝惜作出自己可能作出的最大努力。我衷心地希望两国总理这次会晤能够产生积极和有益的效果。”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七集，第80页。 ]
中印边界全线存在争议，但中、印对中段的争议比较小。关于东段，印方要求中方根据分水岭的原则承认“麦克马洪线”，照顾印度人民对喜马拉雅山的民族感情；中方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愿意在中印边界问题解决前维持现状，不越过这条线，并且在谈判边界问题时，也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由于中方采取了这样一种谅解和让步的态度，双方对东段边界商谈用的时间比较少。关于西段，中方要求印方对这个地区采取同中方在东段地区所采取的同样态度，即可以保留自己的立场，同意从事谈判，并且不越过中国地图上所标出的中国行政管辖线。但印方不同意。由于印方坚持在这个地区的领土要求，双方争议较大，商谈用的时间也最多。
印方坚持对阿克赛钦地区的领土要求，就使互谅互让原则只对中方起作用，某些分水岭等地理原则只能在东段而不能在西段适用，中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得不到照顾，双方的现存分歧难以取得结果。4月25日，两国总理在新德里发表联合公报：双方除同意由两国官员共同审查、核对和研究有关边界问题的事实材料并向两国总理提出报告外，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
尽管如此，周恩来总理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并为推动中印双方沿着和平谈判的道路走下去，于4月25日在新德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可以找到6个共同点或者接近点：一、双方边界存在着争议。二、在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辖所及的实际控制线。三、在确定两国边界时，某些地理原则，如分水岭、水谷、山口等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四、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五、在两国边界问题经过商谈得到解决之前，双方应该恪守实际控制线，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但可以进行个别调整。六、为了保证边界安宁、便于商谈的进行，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七集，第83页。 ] 。这6点对中印双方都是对等的，没有任何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要求。周恩来总理建议把这些共同点肯定下来，以便两国政府继续商谈。但印方仍然拒绝了中方的这一建议。
4月26日，周恩来一行由新德里前往加德满都对尼泊尔进行友好访问。飞机起飞不久，尼赫鲁就在机场当着新闻记者攻击中国。尼赫鲁说：周恩来“来到这里是因为发生了重要的事情，这个重要的事情照我们的说法，就是说中国人进入了我国领土……我们认为这就是侵略” [ 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265页。 ] 。从机场一出来，尼赫鲁就直奔印度人民院，报告谈判的经过。尼赫鲁说，中印边界“当然存在着争议”。尼赫鲁的意思是说，中印边界本来不存在争议，只是中国坚持其领土要求，才形成了所谓的争端。在谈到实际控制线问题时，尼赫鲁说“这是显然的事，我不知道这句话的重要性在哪里。”其含意是，当有关边境现状的事实本身还存在争议的时候，维持边境现状是没有意义的。由此也就引出了双方能否在边界各段继续停止巡逻的问题。对此，尼赫鲁回答：“这不是我所同意的。”其实，印方拒绝就西段巡逻问题达成协议，目的在于使印军可以自由地向中国阿克赛钦地区推进。
中印边界是否正式划定过？这是中印边界争端的核心。由于尼赫鲁在这一问题上不顾历史事实，顽固坚持中印边界已经正式划定的错误立场，致使双方在其他具体问题上都难以取得任何协议。从这一立场出发，尼赫鲁对待中印边界的逻辑是，边界问题不容谈判，他说边界线在哪里就在那里，否则就是侵略，在这一逻辑之下，尼赫鲁政府不仅把东、中段争议地区据为己有，还企图将阿克赛钦地区纳入印度版图，并且不惜以武力来支持这种要求。
周恩来总理是抱着解决问题的真诚愿望赴新德里的。然而，尼赫鲁政府所表现出的蛮横无理的态度，却使中国政府既遗憾又失望。4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加德满都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尼赫鲁总理26日在议会上的讲话对中国不很友好。我25日晚上，在德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对印度是很友好的。尼赫鲁总理怎样对待我们呢？他当面不说，可是，我们一走，就攻击中国政府侵略。这不是对待客人的态度。这种态度，使我们非常痛心，特别是尼赫鲁总理是我们所尊敬的。”陈毅副总理插话：“我要提醒你们注意。中国是个受损害的国家，我要特别强调说，中国是一个受损害的国家。” [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七集，第102页。 ]
根据两国总理协议，中印双方官员在1960年6至12月进行了会晤，各自提出了关于中印问题的报告，但无结果。由于尼赫鲁政府坚持扩张主义立场，使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陷入僵局。
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有着悠久的历史，近代两国人民又有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经历。因此，50年代两国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了友好的关系。但是，尼赫鲁政府具有两面性，“在表示中印友好的同时，又全面继承英帝国主义的衣钵和侵略遗产，并企图以此强加于中国政府。为此，尼赫鲁政府先是阻挠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继则派军队抢占“麦克马洪线”以南等中国大片领土，并于1954年修改地图，将“麦克马洪线”以南和阿克赛钦等中国领土划入印度版图，使中印边界全面形成争议。尼赫鲁政府的所作所为，使中印关系从开始就蒙上了阴影。
中印关系的实质是西藏问题。尼赫鲁害怕西藏改革，希望中国西藏长期保持落后状态，使之成为中印间的“缓冲国”。为此，尼赫鲁政府不惜以干涉中国内政，怂恿支持西藏反动上层发动武装叛乱来实现这种愿望。平叛改革的胜利，使印度幻想的“缓冲国”的企图破灭。尼赫鲁政府遂向中国提出全面领土要求，制造边境紧张局势，从而使中印关系严重恶化。
关于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由于边界从未正式划定。双方应该考虑历史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采取互谅互让的态度，通过和平友好的协商，来求得两国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在此以前，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现状，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允许使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现状；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临时性协议。尼赫鲁政府则不顾历史事实，一口咬定中印边界早已正式划定，采取边界问题不容谈判的态度，并且任意改变边界现状，甚至不惜以武力来支持其领土要求。由于尼赫鲁政府坚持扩张主义立场，从而使中印边界问题无法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而陷入僵局。
